文革中，知識分子被稱為“臭老九”，低人一等，很難入黨，更難得到重用。
1975年，廠裏來了一個新書記，她文革前是省婦聯主任，是一個有文化的老幹部，當時已年過半百, 瘦小精幹, 姓高, 大家都叫她高老太。那時的廠長是個工程師, 大家都叫他滿工，我和他是最早參與山毛建廠的人, 所以很熟悉。那時滿工有病，常常看見他用手壓著肚子右側，開會不坐，經常蹲著，很少說話，也不太管事，工廠基本由高老太主事，但他倆相處和諧，工作井井有條，估計一切安排他們都予先商量，隻是由書記出麵處理，滿工身在幕後，他倆好像演雙簧，隻不過看到的更多是高老太的身影。
75年文革雖然進入尾聲，但還沒結束, 高老太來廠後，卻為恢複工廠秩序，采取了一些大膽的措施，很多是與文革理念針鋒相對的，後來這叫做“撥亂反正”，比如她主張工廠的任務就是生產，生產不能受幹擾，與後來鄧小平的經濟為中心的思想相符；她大膽的提拔專業人員到重要崗位，以加強企業的各項專業管理；她重視和大膽啟用知識分子，反對臭老九的提法，不怕隻專不紅的議論，甚至在廠裏推行技術職稱製，而當時國家對此還沒有任何說法。
有一天，她找我談話，說辦工廠離不開技術，要有好的工程師，廠裏決定授予我工程師職稱，問我有什麽意見。當個工程師，這一直是我的理想，而且我的技術水平當時已在工廠拔尖，是工廠的技術負責人，自認具備了做工程師的能力和水平，我也支持她對工廠管理的理念和措施，讚成她對知識分子的重視和任用，而且我們多次交談改進技術管理的意見，彼此已很了解，但我心裏也有擔心，因為那時文革還沒有結束，知識分子還有臭老九的帽子，人們觀念還沒有轉變，國家也沒有明文規定，所以覺得這件事情難辦，更不想成眾矢之的，招來麻煩。我問她同時決定授予工程師的還有幾人，她說這是第一批，總共三人。當我知道並非孤單一人時，也就同意了，但是當她征求另外兩個人意見時，其中一人反對，一人棄權，形成一個讚成一個反對一個棄權的局麵，其中那個反對的人還說這是錯誤路線，必須糾正。他不僅本人反對，還上升到路線鬥爭的高度，於是高老太不得不放棄這個想法，這件事就這樣半路夭折。幾年之後當大家又為工程師職稱爭來爭去時，想起當時的情景，我不能不佩服她的膽略和水平，也感歎人心的變幻莫測，以及對文革撥亂反正的艱難。
幾年之後我們三個她第一批想提拔的工程師，都被評為工程師而後到高工，而我成了工廠的總工程師，最後完成了她的心願。“工廠沒有工程師還成什麽工廠”，她的話依然銘記於心。
那時知識分子很難入黨，我的出身又不好，所以對入黨之事不做它想。然而高老太很關心知識分子入黨，在“四化幹部”的口號還沒有提出之前，她就已開始實行了。她重點看文革的表現，對那些在文革中曾動手動腳打罵整人的人嫉惡如仇，決不寬恕，幾個在校時有惡行的大學生被她冷處理，絕不重用。除此之外，她對其他條件並不重視，也不看重出身和家庭。
她希望我入黨，有意培養我。我雖然自己各方麵條件不錯，文革中也沒有問題，隻是在文革時沒有參加兩派，所以和兩派都沒有戰鬥友誼。另外由於在科室工作，廠行政各科室黨員以所謂的保皇派為主，家庭成分高，思想保守，而我文革初期又被他們整過，已劃入另類，在他們看來黑五類加臭老九怎能入黨，因此多次討論總通不過。她發現原因後決心改變辦法，非解決不可。她知道我在工人中威信高，能和工人打成一片，能說能幹，能吃苦，人緣好，她於是決定把我調到車間當副主任。她明確告訴，這就是下放入黨，而且副職矛盾少，關係好處，讓我好好工作，爭取早日入黨，然後再回科室。我於是到車間任職。由於我曾經在這個車間和工人一起安裝機器，還給工人們上技術課，親自動手和工人一起工作，原來基礎就好，而且車間黨員少，工人也樸實，不像科室黨員那樣挑剔和排斥知識分子，他們更看重你能不能和工人打成一片，有沒有架子，能不能真抓實幹。當副職也沒有什麽大責任，不管人事管生產，而管生產是自己的長項。沒過多久, 在兩個工人老師傅黨員的介紹下，車間黨支部就討論通過了我入黨的申請。當申請進一步上交給廠黨委時，高老太已經能掌握局麵，76年末我被順利批準入黨。這種辦法雖然有些迂回曲折，但在當時那種曆史條件下，是個不得已的辦法，否則知識分子入黨難的問題不好突破。這樣我在四人幫剛剛倒台時入了黨，其後很快就又調回技術科，但處境已大為改變，在幹部’’四化’’標準上增加了關鍵性的一項。77年她調離山毛後，78年我任總工，79年任副廠長，83年任市紡織公司總經理，五年內連續升職。這當然與當時大力選拔’’四化’’幹部的大潮流相關，但五年前高老太的這一舉措，確為我後來的發展準備了必要條件。我既感激也敬佩她。
77年高老太調回省婦聯又當起主任，滿工也調到紡織廳工作。從75年到77年，高老太在山毛工作了兩年多，這正好是文革結束前後由亂到治的轉折時期，這時既有極左路線的影響，又是改革開放的前奏。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她隻能小步地探索，謹慎地改革。兩年多時間裏，她堅持真理，盡力糾正文革的錯誤，而又能采取靈活可行的策略加以實施，從而在嚴峻的政治環境下做了不少前展性工作。她是個有魄力有見識有經驗的老幹部。而後來的改革開放政策也證明了她的遠見卓識。由於她在山毛的時間很短，我對她的了解並不多，隻聽說她年青時曾經參加過‘129’學生運動，很早就參加革命，是個文化水平高的老幹部。
她調離後，每當過春節時，我都要和滿工和其他同事去給她拜年。如果有一年沒去，也要打電話問候，還要說明原因。2012年春節，我們幾個人都在太原，於是又約定看望她。她非常高興。雖然已年過90但很健康，依然談笑風生。轉眼間，去山毛時年過半百的高老太，現在已經成了年近百歲的高令老太太。
歲月無情人有情。祝福她健康快樂，長命百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