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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鄧習: 坐、爬、站

(2015-12-29 15:39:33) 下一個

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火炬接力手從坐、爬、站到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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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學家張慶鬆博士談毛澤東的智慧素質和曆史功過

已有 50 次閱讀2015-12-29 14:37|係統分類:人文社科|關鍵詞:ChineseWisdomStudies IWS-HongKong MaoZedong DengXiaoping ZhangQingsong 推薦到群組

國 際 中 華 智 慧 學會

文件總編號:ZHZH-15002 201585

智慧學家張慶鬆博士談毛澤東的智慧素質和曆史功過

明年(2016年)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締造者毛澤東主席逝世40周年。盡管中國共產黨曆屆領導層已經給毛澤東的曆史功績和錯誤做出了評價,但可以預見,屆時中國社會上仍然會出現一波擁護與反對毛澤東這兩大陣營之間的激烈論爭。近些年來,中國社會意識形態領域出現了激烈的“左右”分化,而分界線的標誌之一就是毛澤東。那些主張全盤西化的自由主義右派人士將毛澤東作為一個批判的靶子,而那些反對資本主義兩極分化的社會主義左派們則努力捍衛毛澤東這麵旗幟。這兩派的觀點有時十分極端,而且出現水火不容之勢。這種局麵發展下去,不利於中國社會的穩定與發展。

中國社會需要考慮的是,如何讓對毛澤東的評價回歸理性?如何消弭圍繞毛澤東評價產生的左右之爭?是否可以找到雙方都可以接受的共同點?毛澤東思想現在和將來還有什麽價值?如何對待毛澤東所犯下的曆史錯誤?這些問題過於複雜,可能需要非常高明的思維才能解決。為此,我們請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曆史學博士、國際中華智慧學會會長張慶鬆先生從智慧學的角度和智慧型思維來嚐試解決這些問題。

張慶鬆博士是國際著名的智慧學家(也是曆史學家和戰略策劃家)。他在過去的十多年間專注於智慧學和國家發展戰略研究,曾經在新華網、人民網、聯合早報、美國僑報、新浪網等媒體上發表數百篇見解深刻的時事評論文章,為中國提出過許多發展戰略建議,包括大飛機戰略、標準戰略、國防軍備調整戰略、台灣戰略、網絡安全戰略、智慧戰略等等,深受讀者好評。

在下麵的訪談中,張慶鬆博士闡述了他對毛澤東曆史功過的看法,從智慧學的角度分析了毛澤東思想中所包含的智慧學原理及在智慧教育領域內的巨大價值,並且用智慧素質結構分析方法指出了毛澤東所犯錯誤的曆史和文化根源,提出了規避之道。他還非常尖銳地批評反毛論者的動機及其錯誤的思維方式。全文共一萬字。

國際中華智慧學會時事評論組

聯係方式:peakwisdom@sina.com

 

毛澤東和中華智慧

智慧學家張慶鬆博士談毛澤東的智慧素質和曆史功過

Mao Zedong and Chinese Wis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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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問. 您曾經發表很多時事評論文章,為什麽這些年很少發表時事評論了?

張慶鬆博士:在2001年前後兩三年中,我確實寫過很多時事評論文章。後來因為忙著進行智慧學研究、國際標準推進和網絡安全戰略研究,就很少寫時事評論了。當然我也不是沒有寫,很多文章不是用我真名發表的。

當年我經常給聯合早報寫稿。後來不寫了,聯合早報的方編輯在退休時還專門寫信給我,希望我不要放下筆,應該繼續寫作,示明天下為己任。這份囑咐我記在心頭。現在為了推廣智慧學和智慧素質教育,我覺得有必要再度進行時事評論寫作。通過對時事的分析,展示智慧學原理和智慧型思維的方法和效用。

第2問. 您對目前社會上出現的左右之爭有什麽看法?

張慶鬆博士:目前社會上出現的左右之爭是正常的,但也是危險的。

說其正常,是因為左右是一種矛盾,而根據矛盾的普遍性原理,這種爭執就是正常現象。左右分別代表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種對立的意識形態,其經濟基礎往往又同財產權和權力分配密切相關,因此也就往往出現激烈相爭的局麵。然而,這種紛爭如果任其發展,勢將愈演愈烈,勢如水火,分裂社會,更可能因某些偶然事件而引發動蕩不安,因此也就是危險的。因此,我認為,對此不可掉以輕心。

第3問. 那麽是否還可以使用不爭論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呢?

張慶鬆博士:目前這種因社資矛盾而引發的左右之爭在三十年前也曾經爆發過,但被鄧小平用三論(即不爭論、白貓黑貓論和摸石頭過河論)給壓了下去。但從多個角度看,這個不爭論的方針現在已經過時了。

首先,古人雲,壓而不服。“不爭論”的策略隻能用於一時,這個矛盾遲早還會暴露出來,而且壓得越久,爆發得就越激烈。

其次,鄧小平當年提出不爭論是因為沒有實踐經驗,爭論了也說不清楚,因此擱下爭議,大膽實踐,用事實來說話。但到一定時期,還是需要總結經驗,再定方針的。

再次,當年發動改革開放時,百廢待興,目標清楚(追趕發達國家),方向明確(發展經濟)手段簡單(向西方學習),策略清晰(與國際接軌),因此還是比較容易把社會大眾的注意力引導到統一的方向。

然而,三十年已經過去了,形勢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新的目標是什麽?老經驗是否還能靠得住?貧富差距問題,腐敗問題,外部壓力等各種矛盾日益尖銳,而且目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力量正處在勢均力敵的狀態,政策天平向任何一方傾斜,都會導致另一方強烈的反彈。因此,現在圍繞社資矛盾的爭論再度爆發,也應該有個說法了。

鄧小平曾經說過,後人比我們更有智慧,有些事情讓後人來處理吧。那我們就要反省了:“我們這些後人真得比前人更有智慧嗎?前人做出了實踐,也給我們留下了難題,我們能解決嗎?”如果無法解決,那隻能證明我們自己無能,而不能反過來指責“古”人。

第4問. 為什麽有很多人反對毛澤東

據我觀察,在中國社會中,絕大多數平民百姓並不反對毛澤東,反而十分敬仰這位世紀偉人。反對毛澤東的主要是一些知識分子。究其原因,一方麵是因為在毛澤東時代,知識分子被視為“臭老九”沒有得到尊重。毛澤東和知識分子群體之間的關係是由於兩種不同的性格所決定的。毛澤東是一個戰略思想家,而且有非常強烈的民族責任感,總是希望將自己的理想轉變為現實,全國人民步調一致地實施他擬定的建國方針,因此希望知識分子能夠把他的主張廣泛宣傳。但是知識分子喜歡探索未知,喜歡有自己的見解和主張,興趣廣泛,不喜歡受約束。因此,才會讓毛澤東得出“知識越多越反動”的結論。

知識分子的自由化傾向在改革開放後再度得到從西方湧入的價值觀的加強。一些知識分子缺少對西方文化的透徹了解,盲目崇拜西方製度,鼓吹全盤西化。而毛澤東就成了這些人的攻擊對象。

當然,還有還有壓一些知識分子因為祖先或者個人曾經被毛澤東代表的革命勢力衝擊過,擺脫不了家族或者個人的曆史恩怨,這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是不可鼓勵的。

第5問. 您如何看待毛澤東的曆史功過

毛澤東的曆史功過在中國共產黨的多個曆史決議中已經有了全麵和客觀的評價。我隻能從智慧學的角度,對毛澤東的個人素質進行分析,是把他作為智慧型曆史人物,作為智慧學研究的一個素材來研究。

我的看法是,毛澤東是一個偉人。他所建立的豐功偉績是創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五千年曆史上,創建朝代的很多。其出生,有的是官宦世家,有的是草莽英雄,但沒有一個是書生。古人雲,書生造反,三年不成。但毛澤東就是一個書生,但他卻創造了一個猛將如雲的百萬雄師,不但席卷神州,甚至打敗了聯合國軍。

但坦誠地說,毛澤東不是聖人。聖人是一個人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有很多資質要求。其中一個是“隨心所欲不逾矩”。也就是到了老年,說話做事都不會犯錯誤。毛澤東已經具備了很多聖人的資質,但可惜在晚年發動文化大革命,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可以說是“功虧一簣”。

第6問. 從您的家庭背景看,與毛澤東是否有曆史恩怨?

張慶鬆博士:我老家在江蘇省揚州市邗江縣千年古渡瓜洲鎮。祖輩務農,在離鎮五裏的運河邊有一個祖屋。屬於中農階層。解放前,父親在瓜洲鎮上經商,後來又定為小商身份。我舅舅家是地主成份,舅舅還當過瓜洲鄉的鄉長,但他屬於開明紳士,因此解放後沒有被鎮壓。我們兩家在解放前都因為戰亂而失去很多家業,因此解放對我們家沒有太大的衝擊。後來在文革期間受到衝擊,舅舅被批鬥,父親也因為寫信給我在香港的大哥反映家中的困難而被視為“裏通外國”,遭到批鬥,後來全家被下放到老家務農。

盡管如此,我們家人對黨和政府沒有任何因曆史恩怨而遺留下的仇恨。也許沒有新中國,我們家還會因為經商而過上小康生活。但是,曆史是無法改變的。而且毛澤東締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一個改朝換代的大事件,必然會導致權力和財富的重新分配,所有人都會受到影響,我們的家庭也不例外。有的獲利,有的遇災。這是天地大勢和命運所決定的。隻能隨遇而安,自求多福。

至於文革之難,我們家也將其視為一場劫難,能夠平安渡過就是萬幸了。而且,在文革後,地方政府也糾正了許多錯誤,包括發還被沒收的房屋,安排回鎮工作等等。我舅舅家也因為開辟了瓜洲高家老鵝的品牌,生活也漸成小康之家。我和我哥張慶林也在1978年同時考上大學,現在都是學術名流。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還為過去的一些過節而耿耿於懷,那就有違君子之風了。從更大的角度看,毛澤東的共產主義理念是一種理想化的追求,對社會大眾是比較公平的。

第7問. 您在研究智慧學的過程中是否受到過毛澤東的影響

張慶鬆博士:毛澤東對我少年時期的成長影響很大。在高中畢業後,我在老家農村幹了兩年農活。每年的梅雨季節,一旦下雨,就不下地幹活了。我就在家找書看。但家裏沒有別的書,隻有四卷《毛澤東選集》,於是我就反複地研究毛澤東著作,有的時候一段一段地背誦,訓練自己的記憶力和理解力。

我覺得毛澤東非常偉大,是一個具有高超素質的領袖。我試圖從書中找到毛澤東與眾不同的原因。在毛主席的文章中,我最喜歡看的是那些涉及軍事鬥爭策略和戰役計劃類的文章,因為軍事鬥爭是敵我雙方的較量,是最能發揮和體現智慧素質的領域。後來上大學,我也找到一本介紹毛澤東少年時代的書,認真研讀,從中學到了好幾個有用的思維方法。我寫文章,很多方法是從毛選中學來的。

第8問. 毛澤東的成長過程和他後來的豐功偉績有什麽關係

張慶鬆博士:毛澤東的成長過程有幾個特點:

第一,自幼胸有大誌,以拯救民族蒼生為己任。

第二,毛澤東在學習期間一直是按照自己的人生目標進行自我設計。他的學習帶著明確的目標,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學習,體現出自主學習的特點。

第三,國學功底深厚。毛澤東選集中,引經據典的絕大多數是中華文化典故。來自西方的極少。

第四,毛澤東後來所表現出的高超的綜合素質,沒有哪個老師可以教出來,也不是完全靠讀書,隻能歸結於兩個字“天賦”。比如,毛澤東沒有當過兵,也沒有上過軍校,卻能夠駕馭百萬雄兵,打敗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

第五,風雲際會。毛澤東正處在亂世出英雄的時代。這些因素是毛澤東建立豐功偉績的個人素質和社會基礎。

第9問. 如何正確對待毛澤東思想

張慶鬆博士:現在對待毛澤東思想有兩種主要主張。一個是否定派,對其全盤否定,根本不提。其原因可能是認為毛澤東思想過時了,或者因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錯誤。另一個是堅持派,主張要旗幟鮮明地堅持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

我的看法有兩個。一個是不同意否定派的立場。盡管毛澤東犯過錯誤,但應該實事求是。因為某些缺點而全盤否定,這是犯了因噎廢食的錯誤。毛澤東能夠指揮帶領中國共產黨創建新中國,其思想中必然有非常值得學習和傳承的內涵。

第二點看法是對堅持派的建議。雖然我認可毛澤東思想的價值,但建議堅持派需要認真研究,什麽樣的毛澤東思想是值得堅持的。毛澤東的言論很多,哪些是值得堅持的,哪些是需要拋棄的。比如,“知識越多越反動”這句話還值得堅持嗎?還能夠作為指導思想嗎?又怎麽能同目前鼓勵學知識的教育方針相協調呢?如果要堅持,也要給出一個合理的解釋,而且不會與現行教育方針相衝突。這需要更高的智慧來處理。

我們可以將毛澤東思想劃分為三個類別,一個是具體的政策,比如打土豪分田地等。時過境遷,這些政策已經不適合現代社會,因此也就隻能作為曆史予以存檔了。第二類是具有普遍性的政治主張和哲理思想。這些要梳理和處理,有的需要堅持,有的可以存檔。第三類,也是我最關心的,是毛澤東的思維方法。這些是毛澤東思想的精華,是毛澤東成為偉大領袖的素質基礎。這也是最值得研究,最值得傳承下去的。

第10問. 毛澤東的思維有哪些特點

張慶鬆博士:毛澤東思維最大的特點是,他對辯證法理解非常透徹,運用的非常好。在《毛澤東選集》中到處可以見到運用辯證法的案例。毛澤東思想中辯證法的結晶是他兩篇哲學著作之一《矛盾論》。雖然“唯物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思想之一,但中華民族曆史文化中古老的陰陽思想才是辯證法的真正源頭。因為毛澤東有著深厚的國學功底,他才能把辯證法運用得爐火純青。

但目前也有人開始對辯證法提出非議。一篇題為“辯證法與放屁”調侃式的奇文認為其會把人教傻,是反民主、反科學、與科學實證主義對立的等等。這種對辯證法的批判在深入分析下並不能成立。辯證法是非常有用的思維方法,而且有很多正確運用取得奇效的案例。抗戰時期神頭嶺大捷就是一個典範。遺憾的是,有些哲學家學藝不精,一知半解,並不真正懂得辯證法的精髓,隻知道一些原理,卻不懂得其運用。就像古成語中“買櫝還珠”那樣。

更重要的是,在中國古代文化體係中,陰陽學說(辯證法)並不是單獨存在的,還有“五行”學說,陰陽五行合起來才是一個完整的方法體係。這是一種更高級的思維方法,是中華民族智慧的最高結晶。有了五行學說,陰陽理論的局限性就得到彌補了。中華文化的核心根本不是二元思維,而是多元思維。這在我們的《中華智慧論》中已經說得很清楚。

毛澤東著作中,辯證法用的很多,但也有很多運用多元思維的案例。這在他的戰役策劃和指揮的那些文件中有很多實例。這方麵目前還沒有多少人研究,因為多元思維這個概念大家還不熟悉。毛澤東本人寫了辯證法的文章,可惜他沒有把多元思維的哲學原理總結出來。總而言之,毛澤東的思維方法有許多特別的東西,還值得我們認真研究。

第11問. 毛澤東思想和中華傳統智慧有什麽關係

張慶鬆博士:毛澤東思想和傳統中華智慧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首先,我認為毛澤東思想的主要來源不是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而是中華傳統文化。毛澤東是中國本土文化培養出來的一個偉大人物。他的基礎是國學,基本素質在接觸馬克思主義前已經形成。他深通中國曆史,深受中華文化的熏陶,引經據典都是中華傳統文化故事。而且因為馬克思主義同中國文化中許多思想是相通的,如唯物主義(中國兵家思想就主張唯物主義),辯證法(陰陽理論),共產主義(均貧富)等等,所以毛澤東也很容易地就理解並接受馬克思主義。而且他還善於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相結合,使得他比那些接受過西方和蘇聯教育的知識份子們素質更全麵,能力更強。

其次,毛澤東擁有高超的智慧。他吸取了中華傳統文化中的許多精髓思想,素質全麵,智慧出眾。在封建朝代裏,擁有高超智慧的往往都是帝王的謀臣、輔佐,如範蠡、張良、諸葛亮、劉伯溫等。而毛澤東卻是依靠自己的智慧當上了共產黨的領袖。

更重要的是,毛澤東還寫了許多文章和著作,記錄了他的言行,這是一個智慧學研究的資源寶庫,可以讓我們更充分地了解中華智慧的特征和用處。

第12問. 在您看來,毛澤東的智慧達到了什麽境界

張慶鬆博士:過去,人們在談論或者評價人物中,都用是否有智慧,或者“小智慧”還是“大智慧”這樣的評語,沒有使用更為精細的評價標準。在《中華智慧論》中,我們搭建了一個十重境界為基礎的中華傳統智慧的金字塔型架構,這也是個可以用來衡量智慧發展水平的大框架。十重境界分別是賢者之道,仁者之道,學者之道,智者之道,慧者之道,勝者之道,霸者之道,王者之道,悟真之道和聖人之道。

從毛澤東的個人素質和所建立的事業看,他達到了第八重智慧的境界。這第八重境界按照古人所說是帝王的學問和素質,按照現代術語是領袖素質。做一個領袖是需要很多與前麵七層智慧境界不同的素質的。西方現在有領導學,也提出了很多領袖素質的標準。但西方領導學的一個致命缺陷是不懂得預見力對領袖素質的關鍵作用。這是中華文化的特長,也是將來發展具有中華文化特色領導學可以大寫特寫的內容。前麵已經提到過,毛澤東的一個特長就是他的預見力。

那麽,為什麽毛澤東沒有達到最高的智慧境界呢?兩個原因,一是因為他對佛家和道家文化不夠重視,對生命之道了解不深,沒有精通養生之道;二是因為他在晚年犯下了嚴重的錯誤,導致許多人至今對他耿耿於懷。沒有達到聖人那種與地同德,與天合道的境界。

第13問. 從智慧學角度看,如何解釋毛澤東後來犯的錯誤?

張慶鬆博士:對毛澤東所犯的錯誤,不能僅僅是簡單的批判,更應該深入挖掘其根源,才有助於後人避免重複類似的錯誤。有些人簡單地把毛澤東犯錯誤的根源歸結於“帝王思想”,這是不正確的。

我認為,毛澤東犯錯誤的根源在於他個人綜合智慧素質上的一個缺陷,而這個缺陷也正好是中華傳統文化中的一個缺陷。雖然毛澤東後來接觸了馬克思主義,但他在青年時代主要學的是傳統文化,對中國的國情非常了解。所以,周恩來等都承認,毛澤東是最合適的領袖,因為他精通中國國情(文化)。而中國傳統文化中最重視的是治亂之道,是一門政治學問。所以,毛澤東是一個政治高手。

但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不重視經商的學問。商人被歸入下九流之列。因此,毛澤東盡管知識非常全麵,但在如何發展經濟方麵卻沒有多少底蘊。對於現代工業社會裏如何發展經濟更是缺少經驗。因此,他嚐試用計劃經濟的方法來推動經濟發展。當這個思路遇到劉少奇、鄧小平等的抵製時,他就動用他的強項政治運動來重新取得國家大政的主導權,結果導致十年動亂。

相比之下,鄧小平雖然在綜合智慧素質上不如毛澤東,但他有一個強項:曾經留學西方,對於資本主義經濟製度有一定的了解,對於如何更快地發展經濟有一套方法。所以,他在取得國家大政主導權後,就立即推動改革開放。假如毛澤東當初也有留學西方的經曆,也許就不會發動文化大革命了。因此,從智慧學的角度看,毛澤東不懂經濟,是他的一個素質缺陷。

鄧小平比他更懂經濟,所以他就成了第二代領導集體的代表。不應該用毛澤東思想來批判鄧小平,而應該承認鄧小平的長處,承認他推動改革開放、發展經濟的功績。至於目前的一些問題,不能用來指責鄧小平,而是要責問我們自己,在未來三十年能否在現在的基礎上,將中國建設得更好,能否找到協調發展的道路,能否解決新形勢帶來的新挑戰。責怪前人是毫無意義的。

第14問. 如何才能避免重犯毛澤東的錯誤呢?

張慶鬆博士:毛澤東的錯誤是在特定曆史條件下和特定人物所犯的錯誤,任何人都不可能重犯這樣的錯誤。我們應該考慮的是,毛澤東的錯誤經驗教訓對高素質智慧型人才的培養有什麽啟發?

我認為,最大的啟發是,作為高級領袖人才,知識和素質一定要全麵,不能有短板。在培養領袖級人才時,也一定要按照培養“全才”的目標來製定教育方針。這是因為,領袖人才是統管全局和戰略規劃的,要善於高瞻遠矚,而且方方麵麵都要考慮到,如果隻精通某個領域,但對其他領域缺少知識,在個人素質上也有缺陷,結果必然會導致錯誤決策。毛澤東就是長於政治和軍事,但短於經濟,結果在發展經濟問題上犯了冒進和想當然的錯誤。

智慧教育的主張就是要讓人才具有最全麵的素質,而且有配套的學習和評估策略來保障這個目標的實現。

第15問. 如何從智慧學角度研究毛澤東思想?

張慶鬆博士:研究毛澤東可以有多種角度,人們常談論的是毛澤東的政治理念,這也是容易引起爭議的。另一個角度是從智慧學的角度研究,主要是研究毛澤東的個人素質和思維方法。研究的主要對象是《毛澤東選集》,從中可以找到許多素材,來豐富我們的中華智慧學理論和實例。這方麵的研究將來可以作為一個智慧學的專門研究領域,名稱就是“毛澤東智慧學”。

毛澤東智慧學的使命之一就是用智慧學的原理來重新詮釋毛澤東思想。現有的研究方法和原理,無論是科學的還是哲學的,都無法完全解釋毛澤東許多令人難解的思維和行為方式。比如,有人研究毛澤東的預見力,總結出毛澤東所做出的20多個“偉大預見”,但是這些人沒有發現也無法解釋為什麽毛澤東在預測解放戰爭進程問題上犯了一個錯誤(先預測五年,後迅速改為三年。這一修改使得解放戰爭進程縮短了兩年)。用智慧預測學理論就可以令人信服地給出答案。

毛澤東智慧學的第二個使命就是為中華智慧學理論體係提供經典依據和實戰範例。比如,毛澤東關於領導者預見力的論述可以為智慧型預測提供經典名言素材,而他關於“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論持久戰”等著作可以作為智慧型戰略預測的範例。因此,毛澤東的很多言論可以被采納為“智慧學經典名言”,可以作為智慧學原理的理論依據。

毛澤東智慧學研究需要一些先決條件,包括一套完整的智慧學研究方案,一套清晰的智慧學理論架構和一個綜合素質極強的研究團隊等。

第16問. 毛澤東思想在教育領域還有什麽價值

張慶鬆博士:在教育領域,圍繞毛澤東思想的價值也存在著爭議。建國以後,毛澤東思想在教育領域一直占著主導地位。但近些年來,存在淡化毛澤東思想的趨勢。這引起一些人的擔憂和批評,認為這種趨勢背離了“培養社會主義接班人”的教育路線。這種爭議是屬於政治性的,與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矛盾有關係。這種爭議隻有在妥善處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關係之後才好處理。

但是,從智慧素質教育的角度看,毛澤東思想在教育領域是有非常重要的價值的。這體現在三個方麵:第一,毛澤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代表了一大批為中華民族重新屹立在世界上而拋頭顱灑熱血的偉大革命者的代表。無論是作為後代,還是公民,都應該對他們尊重,了解他們的事跡,學習他們的精神。

第二,毛澤東作為一個農家子弟,後來成為百萬雄兵的統帥,一個偉大國家的領袖,受到世界人民的尊敬。從小樹立救國救民的偉大誌向是基礎。他少年時期的一首詠蛙詩就顯示出一種豪情和自信。“獨坐池塘如虎踞,綠蔭樹下養精神,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因此,毛澤東是一個為青少年勵誌的典範。用他的事跡來教育青少年,必將會一代代地出現一些國家棟梁之材。

第三,毛澤東思想所蘊藏的許多思想方法是一份寶貴遺產,是智慧學和智慧教育的一個寶庫,這些方法經過係統整理可以傳授給學生。這些方法不僅僅實用於政治和軍事,在各個領域,各個社會階層,都可以得到應用。在我們開發的大學生智慧學教材中,就多次使用毛澤東的語錄和案列。

第17問. 您對社會上出現的曆史虛無主義思潮有什麽看法?

張慶鬆博士:現在有一些文人,專門從曆史當中尋找那些負麵的事件,有的甚至捏造史實,詆毀民族英雄人物,否定傳統文化價值,被人們稱為“曆史虛無主義”。其實,將這些行為稱為“主義”是拔高了,哪裏有什麽主義!主義是一種理想,一種主張,一種實現某個目標的方法。詆毀英雄並不能樹立新思想。

世界上萬事萬物都有陰陽兩麵,有陽光的一麵,就有陰暗的一麵,有成功的人士,也就必然有失敗的人物。一個社會應該培養積極向上的精神,不能滿網絡充斥的都是那些煽動仇恨、不滿悲情的所謂曆史真相。有些人不去研究如何給後人提供積極健康的信息,反而把精力集中在“挖陰溝”,“掏糞坑”,專門從下水道中找垃圾,將其在媒體和網絡上到處散布。應該將這些人歸類為“陰溝學派”。這些人的立場、觀念和方法是和我們智慧學的宗旨格格不入的。

第18問. 您對過去六十年的評價是怎樣的

張慶鬆博士:我對過去六十年的評價是積極肯定的。中國在曆屆領導人的帶領下,實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國人應該有感恩之心,因為僅僅用了六十年時間,就讓中國從一個弱國,一下子成為國際上幾乎要與美國並駕齊驅的大國,這個成就是了不得的。國人還應該有慈悲之心和寬恕之心,對於曆史上的一些錯誤和恩怨,不要再糾纏不休,過去的事情就讓其過去吧。一切向前看。文殊菩薩仗劍逼佛的故事應該值得大家深思。

第19問.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長過程是否符合自然規律

張慶鬆博士:是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長過程確實與自然規律相符合,這可以用一個人的成長過程來對照。

我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長過程分為三個階段,孕育期,兒童期和青壯年期。

孕育期是指1919年至1949年。1917年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1919年五四運動,1921年成立中國共產黨,1927年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三十多年時間讓新中國從孕育到出生。這是毛澤東充分顯示和發揮其才能的時期,奠定了一代偉人的地位。

兒童期是19491978(被稱為改革開放前三十年)。這段時間是類似於嬰兒到少年兒童的成長期,期間從呀呀學語、從坐、爬、站立到走路,然後進入學齡期,再經曆過獨立意識和叛逆意識時期,克服了重重難關,嚐試了種種經驗,結果雖然長成少年,但身板孱弱。但總的來說,毛澤東不但創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還結束了幾個世紀的半殖民地狀態,讓中國人民終於“站起來”了。

青壯年時期是以改革開放為宗旨的後三十年。這個時期主要活動一是求學,二是立業(致富),其結果是“三十而立”。在鄧小平“富起來”方針指導下,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居於世界前列。

因此,毛澤東和鄧小平各自擔負著而且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們都對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過程立下了豐功偉績。我們不應該將他們兩人視為對立麵,而應該看成是火炬接力手,推動了中國的進步和成長。

第20問. 能否用智慧型預測展望中國未來

我對中國的未來是樂觀和充滿信心的。目前,中國似乎麵臨著許多矛盾,更有人渲染中國存在危機。其實,從曆史經驗看,目前的困難與建國前相比,根本不算什麽大問題。所謂的“危機”也隻是“成長中的煩惱”。矛盾無所不在,無時不有。需要注意的不是有沒有矛盾和危機,而是我們有沒有足夠的解決矛盾、化解危機的智慧。國人需要研究的是,如何提升全民族的智慧,隻有掌握了智慧的利劍,才能解紛排憂。

未來三十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就進入中年時期,古人雲,“四十不惑”。中年,正是人生事業的巔峰期,是成家立業,發揮才智的時期。在富起來後,中國的目標是“強”起來。目前,習近平主席所推動的政策,正在為以後三十年的發展加強基礎。

這個時期中國應該觀往驗來,在充分總結曆史經驗的基礎上,對未來的發展有清晰的目標和方向,在國際國內大政方針上應該有清晰的思路,在處理國際事務上顯得更為成熟,在文化建設方麵更加自信。

再過三十年多年,到2050年左右,就到了“五十知天命”的時代,預期中國將在那時跨入發達國家的行列,中華民族的重新振興夢想成真,中華文化再度發出耀眼的光芒。

當然,這種預測隻是趨勢分析,還存在許多變數。如何確保國家維持穩步上升的發展勢頭,遏製各種不穩定的因素,這還是離不開高超的智慧。如何提升全民族的智慧,這才是當務之急。應該把智慧學研究定為國家人文社科領域內的重大戰略,這不但是長治久安之道,還可以如習近平主席所提出的那樣,讓中華智慧更好地服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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