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文/專烤填鴨
先秦時的文化遺產
在此首先申明：對古代所有思想家，筆者都持尊敬態度，所有的批評隻對思想不對人。
再看先秦時的社會文化遺產。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給後世留下了《論語》等四書五經；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給後世留下了治國謀略《商君書》。而秦以前，孟子說：“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雖然這話可能有些誇張，但足以證明，那時的確是百家爭鳴的社會氛圍，然而儒家並不入流。
而秦國，自商鞅以後，以法家治國方略，取得了橫掃六合的成就，所以，奪得天下之後，秦國焚書坑儒，使其他學說，在秦國的政治舞台上基本絕跡了。然而，僅僅十五年，法家所建立的家業就破產了。也就是說，諸子百家的帝王之道，都不足以維持帝王政權的穩定，都不能使帝王的江山萬年紅，都不足取。
所以，滅秦以後，西漢吸取了秦王朝的經驗教訓。在漢初大力推行“黃老之術”，與民休養生息的利民政策。但是，在“君弱臣強”的形勢下，使諸侯王的勢力急劇膨脹，對漢皇權構成了極大威脅。於是，欲采用儒家學說。然而，漢朝統治者，也認識到單純以儒家學說來治理國家也是行不通的，雖然獨尊法家的秦亡了，但秦橫掃六合的業績是法家創造的，是不可否認的，隻有用儒家配合法家的嚴刑峻法才能富國強兵。於是，董仲舒在強調法製的基礎上，把儒法兩家揉合為一體，既主張“以教化為大務”，又主張“正法度之宜”， 其實質就是儒法結合，即“外儒內法”。
外儒，給統治者披上一層仁德的外衣；內法，則為統治者的專製統治提供了血腥的後盾。從而，為統治者提供了一條軟硬兼施的政治手段。然而，曆史還告訴我們，即使外儒內法，軟硬兼施，統治者的江山也沒牢固，漢朝也隨著統治者一起滅亡了。
然而，讓現代人不解的是：
為什麽後來的王朝，明知“外儒內法”保不了江山而且會斷子絕孫，卻依然前仆後繼，屢蹈覆轍呢？
下麵我們先看看法家都有些什麽東西，使曆代統治者如此著迷
前麵提到過，秦國通過商鞅變法，“利出一孔”，使天下隻能有一種民，“入使民壹於農，出使民壹於戰------民壹則農，樸則安居而惡出。《算地》”，就是說，使民即能種地又能戰爭，使其愚昧安居而惡出，用戶籍製度將他們控製的農田裏，即能為統治者創造財富，又能為統治者保江山，隻能聽從統治者擺布。
我們來看看法家是怎麽做到的。
《商君書》開篇便說：“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禦於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更法第一》”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個場景：三位大夫侍奉在孝公的麵前，探討著變法的原則，尋求著“驅使人民”的策略。從後續的文章裏我們可清楚地看到：國，是君主的家國；所有法律都是為了君主的利益，人民僅僅是國君驅使的某種動物！
1、愚民：
《說民篇》曰：“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至王。”“辯慧，亂之讚也。”由此看，《商君書》認為思想、學術、文化不利於富國強兵，甚或導致亡國。究其原因，是因為，民眾受了教育，就有了思考的能力；有了思考的能力，就會對政策產生質疑，如此則會損害君主的權威和尊嚴，破壞統一的政治格局。所以，必須愚民。
2、利用流氓、流氓政治
《說民篇》曰：以良民治，必釓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強。白話是說：利用善民來治國，國家必亂，終至於削滅；利用奸民來治國，國家必治，終至於強大。可見《商君書》這種權術必造成流氓政治。以流氓來壓服良民百姓，以小人的勾心鬥角來實現互相的糾察，這就是專製君主用官的方法。以奸民製，百姓就會隻反貪官，不反皇上，所以：“以奸民治，則民親製。”
3辱民、弱民、貧民
《弱民篇》曰： 民，辱則貴爵，弱則尊官，貧則重賞。以刑治民，則樂用；以賞戰民，則輕死。故戰事兵用曰強。民有私榮，則賤列卑官；富則輕賞。治民羞辱以刑，戰則戰。民畏死、事亂而戰，故兵農怠而國弱。白話為：人民地位卑弱就會崇尚爵位，怯弱就會尊敬官吏；貧窮就重視賞賜。朝廷用刑法統治人民，人民就遵從；用賞賜來獎勵戰爭，人民就會輕視死亡。因此臨戰嚴整、士兵全力以赴，就叫強。民眾有自以為榮的尺度就輕視官爵，鄙視官吏；人民富裕就看不起賞賜。治理民眾，以刑法使他們知道何為真正的羞恥，戰爭時他們才會出戰。民眾貪生怕死，政治紛亂，而去與別國交戰，兵眾與農民都會怠惰，國家力量就弱。
4、製造恐怖社會
《弱民篇》曰： 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強。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故民之所樂民強，民強而強之，兵重弱。民之所樂民強，民強而弱之，兵重強。故以強，重弱；弱，重強。王。以強政強，弱，弱存；以弱政弱，強，強去。強存則弱，強去則王。故以強政弱，削；以弱政強，王也。白話為：政策建立人民所憎惡的東西，人民就弱；政策建立人民所喜歡的東西，人民就強。人民弱，國家就強；人民強，國家就弱。人民所喜歡的是人民強；如果人民強了，而政策又使他們更強，結果，兵力就弱而又弱了。人民所喜歡的是人民強；如果人民強了，而政策又使他們轉弱，結果，兵力就強而又強了。所以實行強民的政策，以致兵力弱而又弱，國家就削；實行弱民的政策，以致兵力強而又強，就能成就王業。用強民的政策攻治強民和弱民，強民是仍然存在；用弱民的政策攻治弱民和強民，強民就會消滅。強民存在，國家就弱；強民消滅，就能成就王業。可見，用強民政策統治強民，國家就會削弱；用弱民政策統治強民，就能成就王業。
5、統治者的流氓手段
《去強篇》曰：“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貧者富，富者貧，國強。”。如此，想叫誰富誰就富，想讓誰窮誰就窮，在這窮富折騰期間，君主的權威就顯現出來了。君主大權獨製，使百姓如握掌上，以君主來控製政治及社會的一切，令百姓及官吏的富貴之途皆出於君主之手。例如商鞅用法律手段設些圈套，廢除世卿世祿製度。規定除國君的嫡係以外的宗室，沒有軍功就取消其貴族身份。更顯現：國，是君的國，“以一家製萬家”，萬家必須低賤，以-“利出一孔”達到：“入使民壹於農，出使民壹於戰”。
以上是《商君書》幾萬言裏的幾個小段。
而《商君書》如此直白“愚民、貧民、弱民、辱民”，“利用流氓、和流氓政治”，“製造恐怖社會”的手段，比比皆是通篇隨處可見！
然而，這些統治章法，秦以後，並沒有堂而皇之地出現在統治者的法律上。但是，知道一些曆史和近代史及現實的，都可以在統治者的行為上，隨處看到。
看完這些統治秘訣，我們已經出離憤怒了，那麽，暫且消遣一下。
你養過狗麽？你看過別人養狗麽？你知道怎樣訓練出一條聽話的狗麽？
哈哈，如果你看過《商君書》就會無師自通。而且，非常簡單。
1、愚民：狗天生就是“愚”民。
2、貧民：狗天生很“窮”，所以你隻需保持它窮的現狀，有吃的就行，切忌，不能給狗設立存食物的庫房。
3、弱民：狗由於“愚”和“窮”缺少食物，天生怕主人
4、辱民：狗在不聽話和不懂話的時候，打它、罵它，再教它，它會更崇拜你。
5、利用流氓：狗本身就是沒有是非觀念，是僅僅聽主子口令的流氓，主子即使在強奸婦女，隻要讓狗把門，它也會赤膽忠心。
6、流氓政治：狗本身就有流氓本性，想讓它隻聽主子的，就不能設立長期有效的法律，設立了，它也沒記性，球都不頂，主子完全可以指鹿為馬信口雌黃，朝令夕改，一意孤行。
綜合以上六點，養狗很容易，隻要不讓狗有存款，有存食物的庫房，即使它的獵物，也一定要充公，讓它每天都為食物犯愁。不然，你手上的誘餌，就不起作用了。不能讓它有屬於自己的家，它就會把主子的家當成它的家誓死保衛，你在家可以隨便幹壞事。這些如果你都照做了，你管理成千上億的狗，對你隻會有利，不會有害。我們可以推斷：法家人物，從管子，商鞅，韓非，李斯，大概他們都曾是養狗天才。
我們還應看到，法家的“法治”與西方的“法治”在本質上是完全不同的兩種製度。西方的法治，其基本的理論是天賦人權，而法家的法治，其基本是針對西周而來的禮治。西方的法治與民主相聯，以自由為基礎，並以法治來捍衛自由；而法家的法治是以君主專製獨裁為主的中央集權，法律的權柄完全操持在君主手中，是君主實行專製統治的工具與手段；西方的法治以權利為核心，它的作用是用來保障公民的權利，而法家的法治是以懲罰為核心，是辱民的手段，是要達到把人訓成狗的目的。
筆者曾倫說：“帝王之道，就是以一家，製萬家的流氓手段”。就是說，《商君書》就是“把人訓成狗”的秘訣而已。
下麵我們再看看儒家的帝王之道。
儒家是怎樣“以一家製萬家”的呢？
儒家幹脆地認為“君權天授”。和法家一樣，認為家即是君子的國，國即是君子的家。儒家的思想，就是治理家國的方法。
在《孔子家語•郊問》篇中，魯定公問道：“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子曰：“萬物本於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效所以明天道。”孟子曰：“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荀子曰：“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 在這些文本中，“天”以萬物之源的姿態出現，一切尊卑貴賤是天定的，非人力能夠左右，君主的權力有上天賜予，其地位不可動搖。在此“君權神授”的基礎上，儒家更提出了三綱五常的倫理支撐。
儒家確立了君子至高無上的領導權之後，怎樣聽從君子的領導，就是說它的核心思想是什麽？那就是“仁政”，百姓怎樣服從“仁政”呢？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複禮為仁。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顏淵》）也就是說，克己為首要，克己為了複禮，克己複禮就是仁的表現。
那麽禮是什麽呢？
“禮”就是社會製度，就是道德與法律
“禮”的內容很寬泛。粗線條就是：三綱五常。“三綱”是指“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要求為臣、為子、為妻的必須絕對服從於君、父、夫，同時也要求君、父、夫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會中君臣、父子、夫婦之間的綱紀關係，其表現為：君讓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讓子亡，子不得不亡。
“五常”即仁、義、禮、智、信，是用以調整、規範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等人倫關係的行為準則。
可見，“禮”，三綱五常。就是國家的政治架構。遵守了三綱五常，就是“仁”的行為。“成仁”既是國家的政治思想，也是人民的行為準則。
從綱紀方麵看，儒家的理想封建社會秩序是：貴賤、尊卑、長幼、親疏有別；要求無論皇家、官家、還是庶民家的每一個人的生活方式和行為，都要符合他們在家族內的身份，及社會、政治地位。《禮記》曰：“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可見其範圍之廣。《論語》中有34處記載孔子論禮。他從理論上說明禮的重要性，立身治國都非有禮不可。
可見，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行為規範就是禮。一方麵是說：見什麽人行什麽禮；另一方麵是說，自己是什麽人，就行什麽禮。這樣一來，禮數紛紜複雜，難怪秦國人寧可接受“把人訓成狗的”法治。
可見，禮，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和差別性。所以古人指出禮的特征為“別異”（《荀子•樂論》）或“辨異”（《禮記•樂記》）。春秋、戰國和漢代論禮的人，一致強調禮的作用在於“維持建立在等級製度和親屬關係上的社會差異”，這就是禮的涵義和本質：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以綱紀維係君子的絕對權威。
那麽，“禮”究竟有多厲害呢？
我們看些案例就知道了，《禮記•王製》曰：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政，殺；
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
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而非澤，以疑眾，殺；
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
此四誅者，不以聽。
所謂“不以聽”，既不必經過正常的由下而上的訴訟程序，殺。 公元前496年，以仁義道德君子自稱的魯國大司寇孔子代行宰相之權，“殺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史記•孔子世家》。問：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而非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
這是中華曆史上有案可查的第一例因思想犯罪性質的大案。哢嚓，少正卯因思想言論，被殺，人頭落地。
到公元前119年，大農令顏異因幣製改革問題，對武帝提了一些意見。武帝懷恨在心，令張湯關照顏異，張湯奉旨，調查得知：顏異曾與客人交談，客人說起朝延政令多有不便，顏異“微反唇”。“微反唇”既一言不發，嘴唇動了動。張湯據此上奏，說顏異身九卿，見政令不便不向朝延反映，而私下“腹誹”，心中誹謗。於是，哢嚓，顏異一言不發，僅因“微反唇”這種類似本能的表現，表達了思想，人頭就落地了。這兩個“四誅”例子足以說明儒家的“禮”多麽殘酷，比法家的“嚴刑峻法”有過之而無不及。
儒家還給“禮”這個君權統治架構設計了一係列細則，用細則滲透臣民生活的方方麵麵。“剛、毅、木、訥近仁。”，仁德的五項標準，即：“恭、寬、信、敏、惠”。通過 孝、慈、恭、順、敬、和、仁、義等，束縛人們的思想，限製人們的行為，把人們變為統治階級的忠實奴仆，以達到維護封建等級製度的目的。也就是說：臣民遵守了這些細則，就遵守了三綱五常，就是克己複“禮”了。
而高高在上的統治者，通過臣民遵守“忠、孝、忍、隱、諱”，犧牲個人本能的幸福追求，就實現了“一家製萬家”帝王之術。
行文至此，我們再消遣一下
你養過豬麽？你看過養豬麽？你想養豬麽？
如果你了解了儒家文化，還不會養豬，發不到財，真的很愚笨！
哈哈，請看：
你就是養豬賣肉的屠夫
1、“禮”就是“豬欄”，把各種豬分門別類
2、“仁”就是讓豬自己遵守規矩，自己出去找食。
3、“德”就是讓豬自己建豬欄，自己去找食，自己進屠宰場，自己割肉。
4、“義”就是守“禮”的豬們，會主動殺掉不守禮的豬。
可見，儒學大師們，深淫此道，但沒有建豬欄的地，都是守禮的，連孔大司寇也不過如此。他一生，領著弟子到處遊說，指望著能有一塊建豬欄的地，實現養豬發財的夢想，但帝王們都不認可，終不得誌，“惶惶如喪家之犬”。
我們還要看到： 儒家認識到的“天理”，並不是“人的天賦本能必須獲得自由才可以幸福”，而是“天生的父權”引申的宗法製度，通過國君對天地對祖上的祭祀，類比想象出的“君權神授”，達到“天子統治”全權目的。所以，他們並沒有把本能的需求視為“個人的天賦權利”。而是用各種禮法殘害人的本能需求，所以，儒家走向了自由的反麵，沒有絲毫捍衛自由的民主觀念。
以上，我們分別介紹了“法家”，“儒家”的文化。
現在，我們看看這兩種文化綜合後的“外儒內法”是什麽樣的。
在董仲舒的操辦下，“存天理滅人欲”就成了漢朝的政治綱領。於是倫理的法製化，將一切專製禮教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下來。觸犯禮教，得到的不再是道德的評判，而是法製的製裁。 從某種意義上講，專製宗法社會的結構形態，正是“外儒內法”統治術的必然產物。專製殘酷的律條，都披上了一層“外儒”的仁德外衣，使一切法律都找到了倫理依托。
翻開曆朝曆代的律書，可以發現，開頭都冠冕堂皇地戴著一頂仁德的倫理樣式的帽子。這樣做的結果，一方麵，可以為統治者的包庇縱容犯罪留下後路，又為律條向每個社會細胞延伸提供了方便之門。隻要是統治者不願懲罰的人，皇帝或者地方官吏都可以輕鬆地寬恕“宥”之，給予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這麽做，不僅不會有“枉法”的責任，反而顯示出統治者的寬厚仁慈，體恤下情，使法律漏洞冠冕堂皇。
當出現統治者恨之入骨，或排除異己時，便可以羅織“欺君犯上”罪名，堂而皇之的大開殺戒。所以統治者又可以將某個家族成員的罪刑放大為整個家族的罪刑。以族內未能很好地執行禮教，以致出此敗類為名，堂而皇之的滅其九族。於是連座等酷刑都可堂而皇之地成為統治工具。“滿門抄斬”就是以此為依據得以執行起來的。
與此同時，這種儒法結合的統治方式，還可以延伸到封建宗法社會的每個細胞組織之中，特別是集權統治的後期，國家將法製“下放”到宗族，族長有權采取法律的手段懲罰族人，而法律這時保護的不是族人的利益，而是宗族製度的穩定，及社會的穩定。隻要族長認為有錯，就可以到宗祠裏對族人實施懲處。統治者之所以支持這樣做，還在於族人的不滿，最多對抗族長，不會對抗皇權。所以私設公堂在專製社會之所以不是犯罪，原因正在於儒法結合所提供的合理性。
還應該看到，“外儒內法”後，儒生完全放棄了口頭上的“安貧樂道”，也走上法家“利出一孔”的跑官之路，與“耕戰”農民相同的是：終其一生，忙碌在統治者為其準備好的“八股文”裏，“不敢越雷池一步”成為沒有思想，隻能背書的動物。要麽，學習禮教傳承禮教，做一頭貢獻自身的豬；要麽，考得功名，進入體製，做一條統治者的狗奴。
至此，“外儒內法”的魅力完全展現出來了。
大家也該明白：被這套政治架構逼反了的農民，為什麽拋頭顱灑熱血坐上了江山後，依然用這套政治架構。 哈哈，豬狗是現成的嘛。
然而，必須告訴大家是：“禮製”是自上而下的壓製，是人治的權謀係統，是隻認親疏遠近，沒有“公法”，沒有“正義”的辨證係統。無論多大的官員，向上看，都是青麵獠牙的主子的主子的主子。向下看，都是夾著尾巴的狗奴的狗奴的狗奴。這是一套沒有回流的單向係統，底層的憤怒民情被層層阻斷，甚至統治末年，高層情願裝聾作啞，因為，重整“綱紀”，會遭到體製內的強烈抵製，盤根錯節的利益幫派使整個係統“禮崩樂壞”，已經無力回天。
曆史也反複的證明，這套係統的官員，自上而下的貪欲和上層為了挾製下層，有意放縱下層內鬥的權術，勢必造成官員道德低下。
還應該看到，儒生們在這套係統中，隻能被稱為狗奴，已經失去了孔子、孟子創造知識的膽量和環境。並隨著一次次的改朝換代，不斷地給自己增加絞索來求得生存，也使得各個朝代越來越黑暗，越死越快。到了滿清，儒生們連狗都不如了，他們為了升官，大肆屠殺同胞竟然在家書裏津津樂道，狗奴之欣欣然，躍然紙上。
所以說，儒文化流傳的土地，沒有自愈自救的功能，隻能越來越黑暗。
先秦時的文化遺產
在此首先申明：對古代所有思想家，筆者都持尊敬態度，所有的批評隻對思想不對人。
再看先秦時的社會文化遺產。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給後世留下了《論語》等四書五經；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給後世留下了治國謀略《商君書》。而秦以前，孟子說：“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雖然這話可能有些誇張，但足以證明，那時的確是百家爭鳴的社會氛圍，然而儒家並不入流。
而秦國，自商鞅以後，以法家治國方略，取得了橫掃六合的成就，所以，奪得天下之後，秦國焚書坑儒，使其他學說，在秦國的政治舞台上基本絕跡了。然而，僅僅十五年，法家所建立的家業就破產了。也就是說，諸子百家的帝王之道，都不足以維持帝王政權的穩定，都不能使帝王的江山萬年紅，都不足取。
所以，滅秦以後，西漢吸取了秦王朝的經驗教訓。在漢初大力推行“黃老之術”，與民休養生息的利民政策。但是，在“君弱臣強”的形勢下，使諸侯王的勢力急劇膨脹，對漢皇權構成了極大威脅。於是，欲采用儒家學說。然而，漢朝統治者，也認識到單純以儒家學說來治理國家也是行不通的，雖然獨尊法家的秦亡了，但秦橫掃六合的業績是法家創造的，是不可否認的，隻有用儒家配合法家的嚴刑峻法才能富國強兵。於是，董仲舒在強調法製的基礎上，把儒法兩家揉合為一體，既主張“以教化為大務”，又主張“正法度之宜”， 其實質就是儒法結合，即“外儒內法”。
外儒，給統治者披上一層仁德的外衣；內法，則為統治者的專製統治提供了血腥的後盾。從而，為統治者提供了一條軟硬兼施的政治手段。然而，曆史還告訴我們，即使外儒內法，軟硬兼施，統治者的江山也沒牢固，漢朝也隨著統治者一起滅亡了。
然而，讓現代人不解的是：
為什麽後來的王朝，明知“外儒內法”保不了江山而且會斷子絕孫，卻依然前仆後繼，屢蹈覆轍呢？
下麵我們先看看法家都有些什麽東西，使曆代統治者如此著迷
前麵提到過，秦國通過商鞅變法，“利出一孔”，使天下隻能有一種民，“入使民壹於農，出使民壹於戰------民壹則農，樸則安居而惡出。《算地》”，就是說，使民即能種地又能戰爭，使其愚昧安居而惡出，用戶籍製度將他們控製的農田裏，即能為統治者創造財富，又能為統治者保江山，隻能聽從統治者擺布。
我們來看看法家是怎麽做到的。
《商君書》開篇便說：“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禦於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更法第一》”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個場景：三位大夫侍奉在孝公的麵前，探討著變法的原則，尋求著“驅使人民”的策略。從後續的文章裏我們可清楚地看到：國，是君主的家國；所有法律都是為了君主的利益，人民僅僅是國君驅使的某種動物！
1、愚民：
《說民篇》曰：“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至王。”“辯慧，亂之讚也。”由此看，《商君書》認為思想、學術、文化不利於富國強兵，甚或導致亡國。究其原因，是因為，民眾受了教育，就有了思考的能力；有了思考的能力，就會對政策產生質疑，如此則會損害君主的權威和尊嚴，破壞統一的政治格局。所以，必須愚民。
2、利用流氓、流氓政治
《說民篇》曰：以良民治，必釓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強。白話是說：利用善民來治國，國家必亂，終至於削滅；利用奸民來治國，國家必治，終至於強大。可見《商君書》這種權術必造成流氓政治。以流氓來壓服良民百姓，以小人的勾心鬥角來實現互相的糾察，這就是專製君主用官的方法。以奸民製，百姓就會隻反貪官，不反皇上，所以：“以奸民治，則民親製。”
3辱民、弱民、貧民
《弱民篇》曰： 民，辱則貴爵，弱則尊官，貧則重賞。以刑治民，則樂用；以賞戰民，則輕死。故戰事兵用曰強。民有私榮，則賤列卑官；富則輕賞。治民羞辱以刑，戰則戰。民畏死、事亂而戰，故兵農怠而國弱。白話為：人民地位卑弱就會崇尚爵位，怯弱就會尊敬官吏；貧窮就重視賞賜。朝廷用刑法統治人民，人民就遵從；用賞賜來獎勵戰爭，人民就會輕視死亡。因此臨戰嚴整、士兵全力以赴，就叫強。民眾有自以為榮的尺度就輕視官爵，鄙視官吏；人民富裕就看不起賞賜。治理民眾，以刑法使他們知道何為真正的羞恥，戰爭時他們才會出戰。民眾貪生怕死，政治紛亂，而去與別國交戰，兵眾與農民都會怠惰，國家力量就弱。
4、製造恐怖社會
《弱民篇》曰： 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強。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故民之所樂民強，民強而強之，兵重弱。民之所樂民強，民強而弱之，兵重強。故以強，重弱；弱，重強。王。以強政強，弱，弱存；以弱政弱，強，強去。強存則弱，強去則王。故以強政弱，削；以弱政強，王也。白話為：政策建立人民所憎惡的東西，人民就弱；政策建立人民所喜歡的東西，人民就強。人民弱，國家就強；人民強，國家就弱。人民所喜歡的是人民強；如果人民強了，而政策又使他們更強，結果，兵力就弱而又弱了。人民所喜歡的是人民強；如果人民強了，而政策又使他們轉弱，結果，兵力就強而又強了。所以實行強民的政策，以致兵力弱而又弱，國家就削；實行弱民的政策，以致兵力強而又強，就能成就王業。用強民的政策攻治強民和弱民，強民是仍然存在；用弱民的政策攻治弱民和強民，強民就會消滅。強民存在，國家就弱；強民消滅，就能成就王業。可見，用強民政策統治強民，國家就會削弱；用弱民政策統治強民，就能成就王業。
5、統治者的流氓手段
《去強篇》曰：“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貧者富，富者貧，國強。”。如此，想叫誰富誰就富，想讓誰窮誰就窮，在這窮富折騰期間，君主的權威就顯現出來了。君主大權獨製，使百姓如握掌上，以君主來控製政治及社會的一切，令百姓及官吏的富貴之途皆出於君主之手。例如商鞅用法律手段設些圈套，廢除世卿世祿製度。規定除國君的嫡係以外的宗室，沒有軍功就取消其貴族身份。更顯現：國，是君的國，“以一家製萬家”，萬家必須低賤，以-“利出一孔”達到：“入使民壹於農，出使民壹於戰”。
以上是《商君書》幾萬言裏的幾個小段。
而《商君書》如此直白“愚民、貧民、弱民、辱民”，“利用流氓、和流氓政治”，“製造恐怖社會”的手段，比比皆是通篇隨處可見！
然而，這些統治章法，秦以後，並沒有堂而皇之地出現在統治者的法律上。但是，知道一些曆史和近代史及現實的，都可以在統治者的行為上，隨處看到。
看完這些統治秘訣，我們已經出離憤怒了，那麽，暫且消遣一下。
你養過狗麽？你看過別人養狗麽？你知道怎樣訓練出一條聽話的狗麽？
哈哈，如果你看過《商君書》就會無師自通。而且，非常簡單。
1、愚民：狗天生就是“愚”民。
2、貧民：狗天生很“窮”，所以你隻需保持它窮的現狀，有吃的就行，切忌，不能給狗設立存食物的庫房。
3、弱民：狗由於“愚”和“窮”缺少食物，天生怕主人
4、辱民：狗在不聽話和不懂話的時候，打它、罵它，再教它，它會更崇拜你。
5、利用流氓：狗本身就是沒有是非觀念，是僅僅聽主子口令的流氓，主子即使在強奸婦女，隻要讓狗把門，它也會赤膽忠心。
6、流氓政治：狗本身就有流氓本性，想讓它隻聽主子的，就不能設立長期有效的法律，設立了，它也沒記性，球都不頂，主子完全可以指鹿為馬信口雌黃，朝令夕改，一意孤行。
綜合以上六點，養狗很容易，隻要不讓狗有存款，有存食物的庫房，即使它的獵物，也一定要充公，讓它每天都為食物犯愁。不然，你手上的誘餌，就不起作用了。不能讓它有屬於自己的家，它就會把主子的家當成它的家誓死保衛，你在家可以隨便幹壞事。這些如果你都照做了，你管理成千上億的狗，對你隻會有利，不會有害。我們可以推斷：法家人物，從管子，商鞅，韓非，李斯，大概他們都曾是養狗天才。
我們還應看到，法家的“法治”與西方的“法治”在本質上是完全不同的兩種製度。西方的法治，其基本的理論是天賦人權，而法家的法治，其基本是針對西周而來的禮治。西方的法治與民主相聯，以自由為基礎，並以法治來捍衛自由；而法家的法治是以君主專製獨裁為主的中央集權，法律的權柄完全操持在君主手中，是君主實行專製統治的工具與手段；西方的法治以權利為核心，它的作用是用來保障公民的權利，而法家的法治是以懲罰為核心，是辱民的手段，是要達到把人訓成狗的目的。
筆者曾倫說：“帝王之道，就是以一家，製萬家的流氓手段”。就是說，《商君書》就是“把人訓成狗”的秘訣而已。
下麵我們再看看儒家的帝王之道。
儒家是怎樣“以一家製萬家”的呢？
儒家幹脆地認為“君權天授”。和法家一樣，認為家即是君子的國，國即是君子的家。儒家的思想，就是治理家國的方法。
在《孔子家語•郊問》篇中，魯定公問道：“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子曰：“萬物本於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效所以明天道。”孟子曰：“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荀子曰：“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 在這些文本中，“天”以萬物之源的姿態出現，一切尊卑貴賤是天定的，非人力能夠左右，君主的權力有上天賜予，其地位不可動搖。在此“君權神授”的基礎上，儒家更提出了三綱五常的倫理支撐。
儒家確立了君子至高無上的領導權之後，怎樣聽從君子的領導，就是說它的核心思想是什麽？那就是“仁政”，百姓怎樣服從“仁政”呢？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複禮為仁。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顏淵》）也就是說，克己為首要，克己為了複禮，克己複禮就是仁的表現。
那麽禮是什麽呢？
“禮”就是社會製度，就是道德與法律
“禮”的內容很寬泛。粗線條就是：三綱五常。“三綱”是指“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要求為臣、為子、為妻的必須絕對服從於君、父、夫，同時也要求君、父、夫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會中君臣、父子、夫婦之間的綱紀關係，其表現為：君讓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讓子亡，子不得不亡。
“五常”即仁、義、禮、智、信，是用以調整、規範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等人倫關係的行為準則。
可見，“禮”，三綱五常。就是國家的政治架構。遵守了三綱五常，就是“仁”的行為。“成仁”既是國家的政治思想，也是人民的行為準則。
從綱紀方麵看，儒家的理想封建社會秩序是：貴賤、尊卑、長幼、親疏有別；要求無論皇家、官家、還是庶民家的每一個人的生活方式和行為，都要符合他們在家族內的身份，及社會、政治地位。《禮記》曰：“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可見其範圍之廣。《論語》中有34處記載孔子論禮。他從理論上說明禮的重要性，立身治國都非有禮不可。
可見，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行為規範就是禮。一方麵是說：見什麽人行什麽禮；另一方麵是說，自己是什麽人，就行什麽禮。這樣一來，禮數紛紜複雜，難怪秦國人寧可接受“把人訓成狗的”法治。
可見，禮，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和差別性。所以古人指出禮的特征為“別異”（《荀子•樂論》）或“辨異”（《禮記•樂記》）。春秋、戰國和漢代論禮的人，一致強調禮的作用在於“維持建立在等級製度和親屬關係上的社會差異”，這就是禮的涵義和本質：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以綱紀維係君子的絕對權威。
那麽，“禮”究竟有多厲害呢？
我們看些案例就知道了，《禮記•王製》曰：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政，殺；
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
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而非澤，以疑眾，殺；
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
此四誅者，不以聽。
所謂“不以聽”，既不必經過正常的由下而上的訴訟程序，殺。 公元前496年，以仁義道德君子自稱的魯國大司寇孔子代行宰相之權，“殺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史記•孔子世家》。問：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而非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
這是中華曆史上有案可查的第一例因思想犯罪性質的大案。哢嚓，少正卯因思想言論，被殺，人頭落地。
到公元前119年，大農令顏異因幣製改革問題，對武帝提了一些意見。武帝懷恨在心，令張湯關照顏異，張湯奉旨，調查得知：顏異曾與客人交談，客人說起朝延政令多有不便，顏異“微反唇”。“微反唇”既一言不發，嘴唇動了動。張湯據此上奏，說顏異身九卿，見政令不便不向朝延反映，而私下“腹誹”，心中誹謗。於是，哢嚓，顏異一言不發，僅因“微反唇”這種類似本能的表現，表達了思想，人頭就落地了。這兩個“四誅”例子足以說明儒家的“禮”多麽殘酷，比法家的“嚴刑峻法”有過之而無不及。
儒家還給“禮”這個君權統治架構設計了一係列細則，用細則滲透臣民生活的方方麵麵。“剛、毅、木、訥近仁。”，仁德的五項標準，即：“恭、寬、信、敏、惠”。通過 孝、慈、恭、順、敬、和、仁、義等，束縛人們的思想，限製人們的行為，把人們變為統治階級的忠實奴仆，以達到維護封建等級製度的目的。也就是說：臣民遵守了這些細則，就遵守了三綱五常，就是克己複“禮”了。
而高高在上的統治者，通過臣民遵守“忠、孝、忍、隱、諱”，犧牲個人本能的幸福追求，就實現了“一家製萬家”帝王之術。
行文至此，我們再消遣一下
你養過豬麽？你看過養豬麽？你想養豬麽？
如果你了解了儒家文化，還不會養豬，發不到財，真的很愚笨！
哈哈，請看：
你就是養豬賣肉的屠夫
1、“禮”就是“豬欄”，把各種豬分門別類
2、“仁”就是讓豬自己遵守規矩，自己出去找食。
3、“德”就是讓豬自己建豬欄，自己去找食，自己進屠宰場，自己割肉。
4、“義”就是守“禮”的豬們，會主動殺掉不守禮的豬。
可見，儒學大師們，深淫此道，但沒有建豬欄的地，都是守禮的，連孔大司寇也不過如此。他一生，領著弟子到處遊說，指望著能有一塊建豬欄的地，實現養豬發財的夢想，但帝王們都不認可，終不得誌，“惶惶如喪家之犬”。
我們還要看到： 儒家認識到的“天理”，並不是“人的天賦本能必須獲得自由才可以幸福”，而是“天生的父權”引申的宗法製度，通過國君對天地對祖上的祭祀，類比想象出的“君權神授”，達到“天子統治”全權目的。所以，他們並沒有把本能的需求視為“個人的天賦權利”。而是用各種禮法殘害人的本能需求，所以，儒家走向了自由的反麵，沒有絲毫捍衛自由的民主觀念。
以上，我們分別介紹了“法家”，“儒家”的文化。
現在，我們看看這兩種文化綜合後的“外儒內法”是什麽樣的。
在董仲舒的操辦下，“存天理滅人欲”就成了漢朝的政治綱領。於是倫理的法製化，將一切專製禮教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下來。觸犯禮教，得到的不再是道德的評判，而是法製的製裁。 從某種意義上講，專製宗法社會的結構形態，正是“外儒內法”統治術的必然產物。專製殘酷的律條，都披上了一層“外儒”的仁德外衣，使一切法律都找到了倫理依托。
翻開曆朝曆代的律書，可以發現，開頭都冠冕堂皇地戴著一頂仁德的倫理樣式的帽子。這樣做的結果，一方麵，可以為統治者的包庇縱容犯罪留下後路，又為律條向每個社會細胞延伸提供了方便之門。隻要是統治者不願懲罰的人，皇帝或者地方官吏都可以輕鬆地寬恕“宥”之，給予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這麽做，不僅不會有“枉法”的責任，反而顯示出統治者的寬厚仁慈，體恤下情，使法律漏洞冠冕堂皇。
當出現統治者恨之入骨，或排除異己時，便可以羅織“欺君犯上”罪名，堂而皇之的大開殺戒。所以統治者又可以將某個家族成員的罪刑放大為整個家族的罪刑。以族內未能很好地執行禮教，以致出此敗類為名，堂而皇之的滅其九族。於是連座等酷刑都可堂而皇之地成為統治工具。“滿門抄斬”就是以此為依據得以執行起來的。
與此同時，這種儒法結合的統治方式，還可以延伸到封建宗法社會的每個細胞組織之中，特別是集權統治的後期，國家將法製“下放”到宗族，族長有權采取法律的手段懲罰族人，而法律這時保護的不是族人的利益，而是宗族製度的穩定，及社會的穩定。隻要族長認為有錯，就可以到宗祠裏對族人實施懲處。統治者之所以支持這樣做，還在於族人的不滿，最多對抗族長，不會對抗皇權。所以私設公堂在專製社會之所以不是犯罪，原因正在於儒法結合所提供的合理性。
還應該看到，“外儒內法”後，儒生完全放棄了口頭上的“安貧樂道”，也走上法家“利出一孔”的跑官之路，與“耕戰”農民相同的是：終其一生，忙碌在統治者為其準備好的“八股文”裏，“不敢越雷池一步”成為沒有思想，隻能背書的動物。要麽，學習禮教傳承禮教，做一頭貢獻自身的豬；要麽，考得功名，進入體製，做一條統治者的狗奴。
至此，“外儒內法”的魅力完全展現出來了。
大家也該明白：被這套政治架構逼反了的農民，為什麽拋頭顱灑熱血坐上了江山後，依然用這套政治架構。 哈哈，豬狗是現成的嘛。
然而，必須告訴大家是：“禮製”是自上而下的壓製，是人治的權謀係統，是隻認親疏遠近，沒有“公法”，沒有“正義”的辨證係統。無論多大的官員，向上看，都是青麵獠牙的主子的主子的主子。向下看，都是夾著尾巴的狗奴的狗奴的狗奴。這是一套沒有回流的單向係統，底層的憤怒民情被層層阻斷，甚至統治末年，高層情願裝聾作啞，因為，重整“綱紀”，會遭到體製內的強烈抵製，盤根錯節的利益幫派使整個係統“禮崩樂壞”，已經無力回天。
曆史也反複的證明，這套係統的官員，自上而下的貪欲和上層為了挾製下層，有意放縱下層內鬥的權術，勢必造成官員道德低下。
還應該看到，儒生們在這套係統中，隻能被稱為狗奴，已經失去了孔子、孟子創造知識的膽量和環境。並隨著一次次的改朝換代，不斷地給自己增加絞索來求得生存，也使得各個朝代越來越黑暗，越死越快。到了滿清，儒生們連狗都不如了，他們為了升官，大肆屠殺同胞竟然在家書裏津津樂道，狗奴之欣欣然，躍然紙上。
所以說，儒文化流傳的土地，沒有自愈自救的功能，隻能越來越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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