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中國教育發端於孔子，孔子的一套是“傳道授業解惑”式師傅帶徒弟，弟子無人超過他，孔子後中國甚至沒有人能稱為教育家。《論語》幾乎全是夫子自道一人獨白，沒有學生質疑，更沒有學生反對他的觀點，滿堂灌填鴨式，即使有所謂循循善誘的啟發式，也不過是啟發學生說出他早已知道要告訴學生的內容。“引而不發，躍如也。”這就是教者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啟發式實際上還是不平等。
孔子認為自己是“學而知之”，在對話中，他是以“學成者”的身分高居於他人之上的，對學生，凡是需要知道的他全知道，凡是他不知道的都是不必知道的。他教導說：“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他認為自己所知的那一點是不可懷疑的，必須“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卻從未考慮過是否會有自以為知其實卻並不知的情況，後麵這種情況正是蘇格拉底對自己的知和那些號稱有知識的人(智者)的知都抱懷疑態度的根本原因；所以孔子的“知其不知”與蘇格拉底的“自知其無知”本質上是完全不同的。 西方的education發端於蘇格拉底的“精神助產術”，是對學生的發問、引導、辯難。上課前老師不一定有什麽現成的結論，結論在他們的探討中。老師啟發學生？不，簡直是在刁難學生。學生聽從老師？不，是在質疑、反駁老師；唇槍舌戰十分激烈。他們是師生，更是對手。在他們那裏，可能沒有標準答案。符合標準答案的學生也很難是好學生。誰的見解新鮮出奇別具一格，與別人與老師的不一樣，有一點創新就是好學生。老師會給他一個高分。即使錯了也會受到鼓勵。
“師道尊嚴”這個成語，比起亞理士多德“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境界，差得太遠。雖然孔子也言不由衷地說什麽：當仁不讓於師，不過他真正讚賞的卻是乖巧聽話會拍馬屁的顏回，對喜歡頂撞他的子路就很不滿。
把真理當作老師，真理會越來越多、大師越來越多、人們都有進步和提高從而超過大師，而把老師當作真理隻會真理越來越少、師傅越來越多從而使人萎縮。蘇格拉底的學生柏拉圖，柏拉圖的學生亞裏斯多德，師徒一個勝一個，西方至今也是群星燦爛人才輩出，曆史和現實都證明孔子輸給了蘇格拉底，中國的教育輸給了西方的education。
古希臘有一句話：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先秦諸子是：吾愛吾師，吾更愛聖王。諸子用臆造的道德高標準（聖人）來脅持人民的意誌和精神、乃至肉體，中國思想家根本不是思想家，而是教人如何做個好奴才的欺名盜世的處世家。
劉邦於公元前196年11月過山東曲阜時，用太牢（牛羊豬三牲）隆重祭祀了儒家學派的創始者孔子，後經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使孔子成為“萬世師表”。
經過無數打壓、圍剿、殺戮，“異端”已趕盡殺絕，中國人已不知道什是“思想自由”。“崇聖”思維成了中國的主脈。
“崇聖”就是崇拜聖人。“聖人”就是過往已成名或可能成名的偉人，且愛屋及烏，這些偉人的觀點言論當然在崇拜之列。他們從來不願意從反麵來駁斥聖人的觀念，就囫圇吞棗地接受了聖人的觀點，終於成了聖人的“心奴”，成了儒學的奴隸。宋儒朱熹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如果孔子不生出來，古往今來的幾十億甚至幾百億人便統統沒了腦袋.
“崇聖”思維穿著眩目的正統外衣，具有很大欺騙性，其錯誤在於認識方法出了偏差，症結是“脫離實際”。“崇聖”思維無異於自閹人類寶貴的主觀能動本性，終致誤己誤人誤國。
西方中世紀達1千年，但教會對人的思想控製也就幾百年的時間，以後被宗教改革突破了，思想言論就自由了，可以宣傳無神論，譬如馬克思。儒家的奴化教育
以“孝”為教的中國教育一如它的反文旁，其實是反文化的。把人視為工具的教育是反文化的。文化和教育本來源於和服務於民眾和民眾的學習與實踐，但中國教育中國文化本質上就不是為平民為社會為實踐服務而是為統治、束縛、愚弄人民群眾服務的，人民不是文化和教育的主人而是相反。它充滿了特權主義霸權主義官僚主義神秘主義偽精英主義貴族化的氣息。它有意無意地用最繁瑣的內容最專製的形式最高昂的代價讓人學了許多（不能說全部）最無用的東西，中國人教的學的更多的是“禦龍術”而不是“禦馬術”，大而無當華而不實。
孔子倡導的教育是奴化教育。這套奴化教育正是孔子所鼓吹愚民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孔子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的本性大抵相同，由於教育的不同才產生了差距。既然教育可以改變人的習性，那就可以通過教育使人們“致其道”。所謂“道”，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製社會的道德規範。孔子主張學道應先從孝悌入手。
在中國，“孝”字的本義有二:一是如《說文解字》所釋“孝，善事父母者”；二是“繼誌述事”，如《禮記.中庸》所說“夫孝者，善繼人之誌，善述人之事也”；即繼承先祖的遺誌、事功和經驗。這種意義的“孝”，開始被視為人們應遵循的道德規範；有的說是在商代，有的說是在周初，總之是很久遠的事。
儒家把“孝”提高為最基本、最重要的德目之一。在儒家看來，“孝”不僅指在生活上贍養父母，還要無條件地順從父母。孔子說:“事父母幾諫，見誌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意為侍奉父母，如果他們有不對的地方得輕柔婉轉地勸止，看到自己的心意沒有被聽從，仍然恭敬不觸犯他，雖然內心憂鬱，卻不怨恨。
孔子把是否違背父親意誌作為衡量孝的標準。“父在，觀其誌；父沒，觀其行；三年勿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三年是多年之意，即父死多年也不改變其生前的意誌，這才算孝。為什麽父在觀其誌呢？因為古時候父親在世，兒子不能做主，要按父親的意誌行事，要百依百順。
可為什麽父親去世了，仍然要“三年無改於父之道”？這不是發神經嗎？爹都死了，還假惺惺地“無改於父之道”，裝出一副“孝順”的樣子；要“孝順”，要“無改於父之道”，那就該一輩子“無改於父之道”嘛；做人要有始有終，為什麽三年（或X年）就不了了之？這到底是出於“孝順”，還是做秀，還是怕坐牢，還是怕鬼魂纏身？ 孔子曾用“無違”概括了孝悌的實質，“無違”是指不要違背君父官長的意誌。這種隻知道對父母兄長唯唯諾諾、沒有任何自己的意誌和抱負的“孝子”隻能是“愚子”。這些“愚子”到社會上就變成了忠臣或順民。隻有平時在家裏養成不違背父母兄長的習慣，在社會上才不會違背君主官長之令。
因此有子感慨說：“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者也，其為仁之本與!”真是一語道破天機。
這段話清清楚楚地將儒家所要宣揚的“孝悌”到底是為了什麽目的表露了出來，宣揚“孝悌”從來不是什麽儒家的“本義”，隻是手段，維護君尊臣卑統治秩序的權宜之術而已。這樣，儒家的“孝”道便成了維護中國專製社會穩定的基本道德力量，並進而成為一個倫理專製政治規範。孝被抬到“喪盡天良”的地位。
有人曾問孔子為什麽不參政，孔子回答說：“《書》雲:‘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孔子在這裏把孝悌與政治劃了等號。孔子認為一般的人隻要培養其孝悌思想就行了(他稱這種倫理道德的培養為“學”)，一般人能夠懂得孝道,就算是學習過了。他提出:“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孝悌是根本，學文隻不過是“行有餘力”的人的進一步深造。子夏進一步闡發了孔子思想，他說：“賢賢易色；事父母而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其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直截了當地把孝悌的培養當作學習的主要內容了。
可見，培養沒有自己意誌、沒有自己思想的“孝子”、“忠臣”就是孔子教育的宗旨和根本目標。這種奴化教育難道不是愚民教育？
宰予提出了對三年守孝的異議，被孔子大罵了一頓。宰予的觀點是：三年守孝，禮樂必壞，農事必壞，阻礙了發展。孔子卻說，父母生養孩子，孩子三年才走出父母懷抱，父母死後三年，君子都不會吃飯香甜心中快樂；宰予真不仁義！
孔子口頭上講什麽三年之喪，可當他母親死去不久，他還披麻帶孝時，一聽到季氏舉辦宴會，便立刻趕去赴宴，結果被陽貨趕出，這就是聖人的孝道。三年之喪隻是說給別人聽的，哪裏是他自己信奉的?
孔子認為自己是“學而知之”，在對話中，他是以“學成者”的身分高居於他人之上的，對學生，凡是需要知道的他全知道，凡是他不知道的都是不必知道的。他教導說：“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他認為自己所知的那一點是不可懷疑的，必須“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卻從未考慮過是否會有自以為知其實卻並不知的情況，後麵這種情況正是蘇格拉底對自己的知和那些號稱有知識的人(智者)的知都抱懷疑態度的根本原因；所以孔子的“知其不知”與蘇格拉底的“自知其無知”本質上是完全不同的。 西方的education發端於蘇格拉底的“精神助產術”，是對學生的發問、引導、辯難。上課前老師不一定有什麽現成的結論，結論在他們的探討中。老師啟發學生？不，簡直是在刁難學生。學生聽從老師？不，是在質疑、反駁老師；唇槍舌戰十分激烈。他們是師生，更是對手。在他們那裏，可能沒有標準答案。符合標準答案的學生也很難是好學生。誰的見解新鮮出奇別具一格，與別人與老師的不一樣，有一點創新就是好學生。老師會給他一個高分。即使錯了也會受到鼓勵。
“師道尊嚴”這個成語，比起亞理士多德“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境界，差得太遠。雖然孔子也言不由衷地說什麽：當仁不讓於師，不過他真正讚賞的卻是乖巧聽話會拍馬屁的顏回，對喜歡頂撞他的子路就很不滿。
把真理當作老師，真理會越來越多、大師越來越多、人們都有進步和提高從而超過大師，而把老師當作真理隻會真理越來越少、師傅越來越多從而使人萎縮。蘇格拉底的學生柏拉圖，柏拉圖的學生亞裏斯多德，師徒一個勝一個，西方至今也是群星燦爛人才輩出，曆史和現實都證明孔子輸給了蘇格拉底，中國的教育輸給了西方的education。
古希臘有一句話：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先秦諸子是：吾愛吾師，吾更愛聖王。諸子用臆造的道德高標準（聖人）來脅持人民的意誌和精神、乃至肉體，中國思想家根本不是思想家，而是教人如何做個好奴才的欺名盜世的處世家。
劉邦於公元前196年11月過山東曲阜時，用太牢（牛羊豬三牲）隆重祭祀了儒家學派的創始者孔子，後經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使孔子成為“萬世師表”。
經過無數打壓、圍剿、殺戮，“異端”已趕盡殺絕，中國人已不知道什是“思想自由”。“崇聖”思維成了中國的主脈。
“崇聖”就是崇拜聖人。“聖人”就是過往已成名或可能成名的偉人，且愛屋及烏，這些偉人的觀點言論當然在崇拜之列。他們從來不願意從反麵來駁斥聖人的觀念，就囫圇吞棗地接受了聖人的觀點，終於成了聖人的“心奴”，成了儒學的奴隸。宋儒朱熹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如果孔子不生出來，古往今來的幾十億甚至幾百億人便統統沒了腦袋.
“崇聖”思維穿著眩目的正統外衣，具有很大欺騙性，其錯誤在於認識方法出了偏差，症結是“脫離實際”。“崇聖”思維無異於自閹人類寶貴的主觀能動本性，終致誤己誤人誤國。
西方中世紀達1千年，但教會對人的思想控製也就幾百年的時間，以後被宗教改革突破了，思想言論就自由了，可以宣傳無神論，譬如馬克思。儒家的奴化教育
以“孝”為教的中國教育一如它的反文旁，其實是反文化的。把人視為工具的教育是反文化的。文化和教育本來源於和服務於民眾和民眾的學習與實踐，但中國教育中國文化本質上就不是為平民為社會為實踐服務而是為統治、束縛、愚弄人民群眾服務的，人民不是文化和教育的主人而是相反。它充滿了特權主義霸權主義官僚主義神秘主義偽精英主義貴族化的氣息。它有意無意地用最繁瑣的內容最專製的形式最高昂的代價讓人學了許多（不能說全部）最無用的東西，中國人教的學的更多的是“禦龍術”而不是“禦馬術”，大而無當華而不實。
孔子倡導的教育是奴化教育。這套奴化教育正是孔子所鼓吹愚民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孔子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的本性大抵相同，由於教育的不同才產生了差距。既然教育可以改變人的習性，那就可以通過教育使人們“致其道”。所謂“道”，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製社會的道德規範。孔子主張學道應先從孝悌入手。
在中國，“孝”字的本義有二:一是如《說文解字》所釋“孝，善事父母者”；二是“繼誌述事”，如《禮記.中庸》所說“夫孝者，善繼人之誌，善述人之事也”；即繼承先祖的遺誌、事功和經驗。這種意義的“孝”，開始被視為人們應遵循的道德規範；有的說是在商代，有的說是在周初，總之是很久遠的事。
儒家把“孝”提高為最基本、最重要的德目之一。在儒家看來，“孝”不僅指在生活上贍養父母，還要無條件地順從父母。孔子說:“事父母幾諫，見誌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意為侍奉父母，如果他們有不對的地方得輕柔婉轉地勸止，看到自己的心意沒有被聽從，仍然恭敬不觸犯他，雖然內心憂鬱，卻不怨恨。
孔子把是否違背父親意誌作為衡量孝的標準。“父在，觀其誌；父沒，觀其行；三年勿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三年是多年之意，即父死多年也不改變其生前的意誌，這才算孝。為什麽父在觀其誌呢？因為古時候父親在世，兒子不能做主，要按父親的意誌行事，要百依百順。
可為什麽父親去世了，仍然要“三年無改於父之道”？這不是發神經嗎？爹都死了，還假惺惺地“無改於父之道”，裝出一副“孝順”的樣子；要“孝順”，要“無改於父之道”，那就該一輩子“無改於父之道”嘛；做人要有始有終，為什麽三年（或X年）就不了了之？這到底是出於“孝順”，還是做秀，還是怕坐牢，還是怕鬼魂纏身？ 孔子曾用“無違”概括了孝悌的實質，“無違”是指不要違背君父官長的意誌。這種隻知道對父母兄長唯唯諾諾、沒有任何自己的意誌和抱負的“孝子”隻能是“愚子”。這些“愚子”到社會上就變成了忠臣或順民。隻有平時在家裏養成不違背父母兄長的習慣，在社會上才不會違背君主官長之令。
因此有子感慨說：“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者也，其為仁之本與!”真是一語道破天機。
這段話清清楚楚地將儒家所要宣揚的“孝悌”到底是為了什麽目的表露了出來，宣揚“孝悌”從來不是什麽儒家的“本義”，隻是手段，維護君尊臣卑統治秩序的權宜之術而已。這樣，儒家的“孝”道便成了維護中國專製社會穩定的基本道德力量，並進而成為一個倫理專製政治規範。孝被抬到“喪盡天良”的地位。
有人曾問孔子為什麽不參政，孔子回答說：“《書》雲:‘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孔子在這裏把孝悌與政治劃了等號。孔子認為一般的人隻要培養其孝悌思想就行了(他稱這種倫理道德的培養為“學”)，一般人能夠懂得孝道,就算是學習過了。他提出:“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孝悌是根本，學文隻不過是“行有餘力”的人的進一步深造。子夏進一步闡發了孔子思想，他說：“賢賢易色；事父母而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其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直截了當地把孝悌的培養當作學習的主要內容了。
可見，培養沒有自己意誌、沒有自己思想的“孝子”、“忠臣”就是孔子教育的宗旨和根本目標。這種奴化教育難道不是愚民教育？
宰予提出了對三年守孝的異議，被孔子大罵了一頓。宰予的觀點是：三年守孝，禮樂必壞，農事必壞，阻礙了發展。孔子卻說，父母生養孩子，孩子三年才走出父母懷抱，父母死後三年，君子都不會吃飯香甜心中快樂；宰予真不仁義！
孔子口頭上講什麽三年之喪，可當他母親死去不久，他還披麻帶孝時，一聽到季氏舉辦宴會，便立刻趕去赴宴，結果被陽貨趕出，這就是聖人的孝道。三年之喪隻是說給別人聽的，哪裏是他自己信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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