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閑人
幾方田畝，耕耘不輟，樂在其中
文革工作組（中）
劉少奇為什麽這樣做，難道他真的是壞人？答案不能輕易做出。因為他有苦衷，黨內鬥爭曆來殘酷無情，台上台下兩重天，整人和被人整結局完全不一樣，隻要能在台上掌權，就留得青山在。也許是冷靜了，他才認識到毛澤東思維的深邃和他那堅如盤石的，無法撼動的政治基礎。因此他隻有一條路：積極參與並領導文化大革命，試圖把文化大革命納入1957年的老路。1957年他和鄧小平依靠基層特權精英的力量，成功地引導了運動的方向，把毛澤東號召黨外民主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引向精英官僚集團對整個右翼陣營的反擊。在基層幹部對右翼一片抱怨的呼聲中，在各級黨委的積極領導下，把55萬之眾的對各級領導提意見的人統統打成右派分子，製造了共和國建國以來最大的冤案，從而保住了以他為首的精英陣營（也就是一群打江山是為了坐江山的人）和專製、特權，同時也極大地損壞了共產黨的威信。從此，黨內黨外都講虛話、大話，再也沒人敢講實話，這種不良風氣，成為滋生“五風”的溫床。可以這樣說，大躍進的“五風”之所以能形成十六級的超強台風，它的風眼就是1957年反右擴大化。
劉少奇領導文化大革命，手法老套，走的仍然是依靠黨內走資派的力量運動群眾、打擊群眾、保護一小撮的路子。說白了就是土改的那一套，1957年反右擴大化的那一套，桃園經驗的那一套。但是，時過境遷，時代背景變了，一切都隨之改變。十六條公布以後，被壓迫群眾有了尚方寶劍，向走資派發動進攻，是黨賦予他們的權力；新的中央文革成立後，造反派背後有支持他們的強大政治力量，陳伯達、康生、江青等文革小組大員時常巡視學校，他們的冤屈有申述的地方。不像土改時蝸居在窮鄉僻壤小村莊的地主老財，有冤沒處申，隻能引頸就戮；也不像四清大兵團作戰情境下的農村基層幹群，在工作組的天網下，隻有被逼屈招、自殺兩條路。更重要的是，毛澤東清醒地看到，依靠黨內走資派的力量，再也無法完成他的政治宏願，他不能再次陷入1957年的漩渦，鑽進走資派為他設的套。因此，他於1966年7月18日從武漢回到北京後，於7月24日公開嚴厲地批評了工作組問題。認為工作組一不會鬥，二不會改，隻會起阻礙運動的作用，都要把它撤出來。當麵尖銳地指責劉少奇派工作組“在北京專政”、“鎮壓革命群眾”時，劉少奇仍然不服，兩人當麵發生了爭執。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及時召開了八屆十一中全會，降低了劉少奇在黨內的地位，結束了殘酷恐怖的五十天的資產階級專政。
在劉少奇主政文化大革命的五十天裏，劉少奇犯了一個重要的錯誤，這就是將王光美派到清華大學擔任工作組顧問，給王光美帶來11年的牢獄之災。這是一個沒經過任何組織任命的職務，因此隻能看成是劉少奇的私人決定。聯係到女兒劉濤在清華大學擔任文革委領導，另一個女兒劉平平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一中學文革委員會的頭頭，這樣，劉少奇一家就深深地卷入文革運動中。據王光美後來回憶，因為女兒平平講學校出現了反工作組的苗頭，劉少奇認為“這是全國大分裂的開始，不可忽視，後麵可能有高級幹部。在這種情況下，少奇同誌要我去清華大學，看大字報和了解運動情況”。這也說明劉少奇一直在觀察中央文革小組的動態。他所說的“後麵可能有高級幹部”，可能指的是陳伯達、康生或者江青。因為他也沒閑著，經常去各院校了解運動的進展和思想狀態。
王光美去清華大學後的50多天的時間裏，采取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做法，在手段上仍然延續了四清中《桃源經驗》的做法。首先拋出蔣南翔，把他作為“黑幫”提供給青年學生批判。甩開清華校黨委，把清華大學當時的各級幹部，當成走資派（這樣就可以使工作組頤指氣使合法化）。把給工作組提意見的，反對工作組的一大批學生打成“反動學生”，“右派”分子，還舉行了批判學生蒯大富（蒯大富此時隻是個一般學生，沒有組織派別，隻因為給工作組提意見）的大會。這樣的結果是否定了清華黨委的領導，助長了學生造反，亂揪亂鬥幹部和學生，製造了矛盾，造成了學生的不滿與反抗。
作為王光美後盾且仍然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將《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轉發全國，並代中共中央起草批語說：“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 這份簡報表揚的是紅衛兵運動發起者張承先，批判的是出身不好的幾個學生，中心是支持工作組。劉少奇這樣做，再一次將王光美的極左做法擴散到全國，導致全國各地許多人被打成黑幫和反革命。這和四清期間“桃園經驗”迅速擴展為全國統一行動有同工異曲之妙。
王光美在清華當工作組顧問，走的仍然是桃園經驗的老路，踢開黨委，大權獨攬，成為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化身。但她萬萬沒有想到，自己的事業竟毀在一個年輕的學生手裏。這個學生就是蒯大富。蒯大富在劉鄧文革五十天的遭遇，就是那個階段北京的大學文革的縮影。
蒯大富，1945年9月13日，蒯大富出生在江蘇省濱海縣，祖父是新四軍的戰士，父母都是40年代的中共黨員。
用蒯大富自己的話說【我小時候有點好打抱不平，同情弱者。看到不平事就想說話，而且很討厭說假話的人。我年紀很小的時候，就對政治上的事情挺感興趣。1958年我大約十二、三歲，當時宣傳什麽高產多少多少斤，畝產十幾萬斤！後來我就算呀算的，算完的結果是：這樣的話，一畝地就是光麥粒子堆起來都要堆快一尺高，才能畝產十幾萬斤。我就認為這不可能，當時就給老師提出來。當時這事情鬧得挺大，讓人感覺我在反對三麵紅旗，或者說攻擊大躍進。】因為這事，學校要找他算賬。可能是他太小，而且班主任特別喜歡他，就護著他。隻在他的操行上寫了一個評語：“有時問題考慮不全麵，亂發言”。
1963年9月，蒯大富被清華大學工程化學係錄取。專業是原子彈、原子能、核潛艇、原子反應堆這些，算是絕密專業。當時絕密專業對家庭出身、社會關係調查得非常嚴，政治上要求也嚴，32個同學，到文革前有五、六個黨員，其餘都是團員，是個團員班。
到了大學後，蒯大富熱衷政治的習性不改，用他自己的話說：【到了大學以後，我還是對社會上的事情很熱衷。大學一年級的時候，我就給中央寫過一封信，反映農村幹部的腐敗情況。那個信現在有位學者那兒還保存有，他就特別佩服我，說你當時那麽小就給中央寫信反映情況、反映問題，很堅決也很深刻。那時，我看見和我所接受的政治觀念不相符的、不公平的事，總想發表意見。】他還回憶道：【我那時的思想意識確實比較激進的。在平常思想改造的過程中，經常發表些左的言論。比如清華學生吃飯的飯廳啊，吃完飯後桌子上就落了很多剩飯。浪費太大了，半個饅頭就扔了，米飯剩一口“咣嘰”就倒桌上了。我這從農村來的孩子確實看不慣，後來每次吃完飯我就收集，每次能收集一大盆啊，白花花的米飯啊！我就把這些剩飯放到食堂門口，貼張大字報，說這種浪費多不應該，多少農民辛辛苦苦種的糧食我們就給扔了，這是資產階級思想。當時學校和黨支部全部支持我，說我做得對。後來也有人貼了大字報支持我，一下子就把浪費的現象杜絕了。】
【文革前，清華在政治方麵就抓得比較緊，有那麽一種革命氣氛。我比較佩服校長蔣南翔，他在清華一直貫徹培養所謂業務、政治雙肩挑的幹部，一進學校就給你灌輸這些。】按照蒯大富的這樣說法，比照他入學後的做法，蒯大富當是一個業務、政治雙突出的學生。文革的開展，立刻使他有了一個非常廣闊的新天地。
文革開始的時候，蒯大富是保皇派，支持校長蔣南翔。後來受當時的《人民日報》社論的影響，對黨委產生懷疑，由此貼出了“也向校長質疑”的大字報，結果被校方趕出了學校的廣播台。當時，大學生在學校能參與學校廣播台活動，是很好的政治榮耀。
彭真倒台，新的北京市委成立後，很快就向各個學校派出工作組。清華大學528人工作組是6月8日到校的，他們一入校就表明反對校黨委。校黨委“靠邊站了”。蒯大富回憶說：【工作組開始對我還是挺好的。工作組來了我特得意，就殺回廣播台去了。到廣播台我臨時寫了一個稿子，歡迎黨派工作組來清華大學。後來，我就播放“毛主席派人來”那首歌，非常歡欣鼓舞，非常擁護工作組。】這當是工作組和蒯大富的蜜月時期。但這個蜜月連一個星期也沒維持，沒幾天蒯大富發現：【工作組他們的做法，和我們理解的毛主席放手發動群眾的做法差得比較遠。他們強調領導，強調秩序。工作組的個別幹部還發表了一些言論，說“群眾是一群烏合之眾，像一群羊一樣”，說群眾運動不能這樣搞、不能那樣搞。我感覺不像毛主席說的那樣要相信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我當時是我們班的文革小組組長，我就認為工作組對群眾運動的理解和態度不對。6月16日，我和孟家駒就貼了張大字報，題目是“工作組往哪裏去？”。】大概是這張大字報引起了清華園師生的強烈反應，連薄一波都在6月19日專門到清華看這張大字報，並和蒯大富進行了一次頗有趣的對話。這次對話應當在薄一波心中留下深刻印象。薄一波是劉少奇的得力心腹，薄一波的印象當給王光美產生一定的影響。當然這是猜測。
蒯大富繼續回憶說：【大約6月21號，我又在其他同學的大字報上寫了這麽一段批語：“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奪權鬥爭，從前權在校黨委手裏，我們和他們鬥，把它奪過來了。現在，權在工作組手裏，那我們每一個革命左派就應該考慮，這個權是否代表我們，代表我們則擁護，不代表我們，則再奪權。”這是非常關鍵的一句話，後來工作組為此不知批了多少次，說蒯大富想奪權。】
【我的大字報引起了工作組的重視。也是6月21號，管我們班的工作組成員曹欣通知我說，今天下午王光美同誌要參加你們班的座談會，你們準備一下。王光美同誌參加我們的會，豈不是天大的事。後來才知道，當時王光美是清華大學工作組的顧問，化名小何，秘密地住在清華的甲所。他們本來想創造一個新的“清華經驗”，像指導“四清”運動的“桃園經驗”一樣，來指導全國的文化大革命。當時王光美在我們心中威望很高，我們對她也很信任。我就趕緊發動同學把屋子打掃幹淨，準備好開水。但是下午會議開始的時候，來了一個女的。大家並不認識王光美，她也沒介紹，就坐下參加座談會。因為我們班對工作組意見很大嘛，就提了好多意見。會議結束，她臨走的時候說：我是工作組的，我姓崔。什麽也沒解釋，然後就走了。當時同學都很氣憤，不是說王光美同誌來嗎，工作組其實是想騙我們啊，摸情況、摸材料來了？】
【我就又貼了張大字報，題目是“葉林同誌，這是怎麽一回事？”葉林是工作組組長嘛。這件事一公布出去就轟動了，因為工作組騙人嘛，他就沒威信了。第三天，就是6月24號那天，校革委會就派了幾個同學，到處圍攻我。我說你有什麽事情講，就貼大字報吧。他們不答應，然後好多人圍著我，說一定要辯論，不辯我就走不了。我說，辯就辯，反正我有理。後來就約晚上開大會辯論。
6月24號的會在清華文革當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這邊找了兩個同學，孟家駒和鮑長康，那一邊也是三個同學上台，都不大出名。主持會議的是校文革的主任賀鵬飛。當時辯論還是比較講道理的。我上台講了：工作組通知王光美來、但又沒來；我們對此質疑，去工作組要個說法，但工作組態度非常惡劣地對待我們。因此我們不能接受，於是寫了大字報這麽一個過程……工作組當時很心虛，他根本不想辯論這個事情，反過來就說蒯大富想奪工作組的權，這是什麽性質的問題？下麵的同學們就莫名其妙啦，怎麽提意見成了奪工作組的權了？同學們就喝倒彩，後來凡是我上台，底下就鼓掌，我問的問題，工作組根本答不出來。
那次辯論的時候，有專線通到王光美住的地方。王光美當時能聽到我們現場的辯論。因為我一上來念了好多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語錄，她聽到後說：蒯大富太猖狂了，是典型的打著紅旗反紅旗，要把他的氣焰壓下去。所以後來工作組幾個副組長楊天放、周赤萍分別上台，想把我壓住。但他們上來講那個話，特別沒水平。周赤萍好像是個中將，他講：我們是代表黨的，我們是代表毛澤東思想的等等。我們就說，你怎麽能代表毛澤東思想呢？
他們根本壓不住台，最後葉林親自上台。葉林說，蒯大富想奪工作組的權，我們工作組是新市委派來的，是代表新市委的，他這是什麽性質的問題？同學們哄起來，硬把他哄下去了。可以說那場辯論會我們是全麵勝利了。
這時主持大會的賀鵬飛出來和我商量說：蒯大富，快11點了，明天晚上再接著辯論怎麽樣？當時實際上我就應該堅持下去，堅持下去讓他們徹底下不了台。後來我還是相信他了，就同意了。我在台上說：賀鵬飛同誌講，今天晚上比較晚了，到此為止，明天晚上繼續辯論。我還天真地認為明天可以再接著來。
可第二天早上，他就廣播了，今天晚上的辯論因故停止。接著清華就傳達了李雪峰的報告，說各大學掀起反工作組的高潮，這是有背景的。這一下子就把我們壓下去了。他的講話，把這個形勢穩住了。本來辯論的主題是王光美來不來的問題，是工作組騙人的工作作風的問題？但是轉化成工作組說我奪權的問題了。同學們當時不能接受這個，覺得你太霸道了嘛。當時清華的知識分子，也沒人認識蒯大富是誰，就是對工作組這樣的做法不滿。結果工作組在全校掀起反蒯運動，叫反蒯鬥爭。再後來就劃“蒯派”，凡是支持蒯大富意見的，或者是同意蒯大富觀點的，都是“蒯派”，甚至包括給蒯大富鼓掌的，一共打了800多還是700多個“蒯派”，其實絕大多數根本不認識我。】
【從那次會後，連續好多天，差不多 20天吧，他們一直在清算我…………工作組開始說我是反革命，喊出：“堅決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進攻”的口號。後來他們也沒說這是怎麽決定的，也沒有什麽書麵決定或通知，說給你戴什麽帽子，根本沒有。葉林雖然是工作組組長，他實際上處在一個可憐的狀態。這件事葉林肯定不敢做主，他處處要請示王光美。王光美當時的威信是非常高的，“四清”中的桃園經驗，全國到處在學習宣傳。現在又在搞什麽清華園經驗，她絕對是太上皇，沒人敢不聽她的。但是最後決定這件事的還是劉少奇。後來在清華大學讀書的劉少奇的女兒劉濤在揭發劉少奇時說：清華的情況由王光美很詳細向劉少奇匯報了，劉實際上自始至終地了解清華文化革命的情況。劉少奇說：蒯大富不給我們民主，那我們也不給他民主。他講了這句話後，清華就把我關起來了。】
【7月3號以後，工作組開始限製我的人身自由，不讓我出門了。他們開始把我關在宿舍裏，新齋862。我本來住在新齋，是清華一個宿舍樓。為抗議關押，我就開始絕食了。同學們知道我住在這，老有人來探訪。於是他們就把我挪到一號樓的四樓上，單獨看押。搞了4個人一班，分四班看守我，白天晚上都盯得死死的。】
蒯大富此時開始絕食，【我絕食了兩天。小青年嘛，也是長身體的時候，當時真是餓得不行。後來我感覺工作組根本不怕我餓死，實際餓死你活該。我就想停止絕食，可是麵子上又下不來。這時誰救了我一命呢，是北京市委的副書記馮力，他專門跑到清華看我。工作組把我押過去，他見到我就說：蒯大富，你絕什麽食啊？你寫的信我們都收到了，你要轉到中央的信我們也都轉了。不吃飯身體垮了，那你還鬥什麽？趕快吃飯！我當時以為工作組在封鎖情況，不讓中央知道。聽了這些話也就寬心了許多，就開始吃飯了。他等於救了我一命。一方麵，馮力給我個台階下，另外我也認為這個沒太大用。有的材料說我曾經想臥軌什麽的，那是胡說，我是不可能自殺的。不過當時的確很蠢，年輕不懂事。】從這段回憶，我們可以看出二個問題，一是黨內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一直有不同意見，否則北京市委副書記馮力不會無緣無故地跑到清華看望一個學生；二是由此可看出工作組盡管有很大的權勢，但也不是一手遮天，否則，蒯大富的任何信息都無法傳遞出去。
【關押期間就是批鬥。批鬥有班裏的、係裏的、還有外係的，全校有兩次，幾乎天天被批鬥。批判的內容完全沒有理由，很荒唐，就是把你的言論斷章取義，胡亂理解，完了把明顯的錯誤強加到你頭上，然後進行批判。我當時就想，共產黨反右的時候可能就是這樣，還要更厲害，根本不講理。】
【實在地說，後來我是有點絕望了。我當時想，1957年右派的陰影又回來了，我估計我肯定又是個右派頭子，我無論怎麽樣，他們肯定都要處理我。不是北大荒啊，就是新疆啊，肯定是這種下場。我當時已經做這個思想準備了。當時我寫信跟我的姑媽和舅舅借錢，我說可能出趟遠門，希望能借點錢。後來我舅舅真給我寄了錢來。】
6月24日辯論，7月3日被限製自由，蒯大富天天被批鬥。就在蒯大富幾近絕望的時候，17月18日，毛澤東從武漢回到北京，19日，毛澤東做出指示：“派工作組是錯誤的。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些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些學校鎮壓學生運動。，誰去鎮壓學生運動？隻有北洋軍閥。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運動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趕快扭轉，把一切框框打個稀巴爛。”20日，蒯大富奇跡般的被釋放了。21日王力和關鋒去清華園看望了蒯大富。王力說：“我們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他叫關鋒，我叫王力，請你講講你對工作組有什麽意見？”此時的蒯大富根本沒聽說過中央文革小組，遑論王力和關鋒。此時的蒯大富還不太相信王力和關鋒，簡單地介紹了一些情況後，答應寫一個材料給他們。毛澤東7月28號說：“明天召開的文化革命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持有不同意見的同學也可以參加，比如說清華大學的蒯大富。”29日，學校通知蒯大富參加了北京市的文化革命積極分子代表大會。當時大會上鄧小平、周恩來和劉少奇講了話，後來毛主席出來接見大家。
從7月3日被關押，到20日被釋放，18天裏，蒯大富天天被批鬥。20日起，他的人生軌跡轉了個陡彎，中央文革小組來人看望，29日出席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並受到毛澤東的接見，蒯大富的感受一定會像坐過山車一樣驚險刺激。但更大的刺激還在7月31日，周恩來親臨清華園接見蒯大富，他對蒯大富說：“我受毛主席和黨中央的委托，今晚找你談話。請你把六月一號到今天，正好兩個月，你所看到的、你所想到的、你所聽到的，原原本本、詳詳細細地跟我講來，我保證聽你講完最後一句話。”就這樣，共和國總理和一個年輕的、普通大學生進行了徹夜長談，一直談到第二天清晨六七點鍾方才結束。臨走前，總理說：“我們今天先談到這裏，我知道你還沒有說完，但是我上午還有會，今天下午派車來接你去，到人民大會堂繼續說。還有呢，就是你曾經被關起來二十來天，所以對外麵的情況也並不完全了解，你可以找兩個或三個沒有被關起來的、或者說你信得過的同學，讓他們協助你談，你隻要提出來，我都接受。”
生不逢時，此之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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