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閑人
幾方田畝，耕耘不輟，樂在其中
防守與權利再分配之二
在強大的軍心和民心麵前，即便是偉大的政治家，也隻有一條路可走——順從、讓步。
近代史上最大的悲劇出現了。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操持群眾運動的高手，遭到了自己的締造的部隊的狙擊、在自己發動起來的群眾的一派喧囂聲中，敗下陣來，從理想雲層跌入世俗的穀地。本想依靠解放軍保駕護航，哪知道解放軍會成為一座無法避讓的礁石，本想發動群眾解決少數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哪知道被發動起來的群眾卻向自己投擲石塊。 為了懷柔部隊的將帥，他忍痛割股，下令中央文革小組的秀才王力、關峰、戚本禹請假檢查，隨後限製了他們的自由。還聽任周恩來嚴肅地懲治了外交口的左派。
經過近一年的劇烈動蕩，毛澤東非常失望於他所期望的造反派，1967年五一節，他對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說： “本來想在知識分子中培養一些接班人，現在看來很不理想。在我看來，知識分子包括仍在學校接受教育的青年知識分子，從黨內到黨外，世界觀基本上還是資產階級的”。林彪也在七·二〇事件後說：“軍區以上的幹部沒有幾個好人”。既然新人令人失望，老人基本沒好人，看來文化大革命難於達到預期的效果，保持這艘無產階級的巨輪在成熟的航道上航行顯得非常必要。
文革被迫改變航向了。但處理武漢七·二〇事件卻在曆史上留下遺憾。
發動群眾起來造反，毛澤東最常見的話就是:“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條,歸納起來,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作為最高統治者，號召群眾起來造反，這本身就是曆史上極為罕見的事，古今中外曆史上也可能僅此一例。毛澤東在推翻國民黨統治的過程中，堅持的也就是武裝造反。但是，當武漢的軍民起來造反，把矛頭對著中央的方針路線時，這位搞政治的高手在武漢軍民這條叱吒風雲的真龍麵前退縮了，成為好龍的葉公。聯想到江蘇以文鳳來為首的南京紅總造反組織因堅持打倒許世友落得的悲慘結局。可見，他提出的“造反有理”是一個偽命題，在這個偽命題裏，隻能造他人的反，不準把矛頭對著自己或者自己的親信。這樣，群眾造反就成為統治者實現理想或者欲望的工具。工具是沒有頭腦的，根本無法達到監督政府和官員的目的。武漢的兵民就是因為不願當工具，而用反動的力量表達與中央不同的觀點，給毛澤東敲了一次形同炸雷的警鍾。問題還表現在另一方麵，讓群眾起來造反，可能就是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蓋子一旦打開了，群魔便開始飛舞。毛澤東麵對無法控製的群魔，也深感恐懼，於是就在七·二〇事件後，放任軍事官僚集團和黨政文官集團大肆搜捕和鎮壓造反派。關押王關戚，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等一係列運動，都是把飛舞的群魔再次裝進瓶子。過度理想化、過度自信的毛澤東，品嚐了群魔飛舞這個苦果，知道有些事情屬於天道，非人力所能奏效，聯想到在摧毀強大的劉少奇集團時的得心應手，哪成想一世英名的舵手會在陳再道這個魯夫莽漢的河汊裏翻了船，因此才無可奈何地發出“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的哀歎。這是遺憾之一。
運去的英雄不自由還表現在處理陳再道鍾漢華和軍區獨立師時的軟弱。麵對叛逆的民變和兵變，任何一個統治者都不會手軟。比如蔣介石對待西安事變的主謀張學良楊虎，一個被殺害，一個終生軟禁，處罰可謂嚴厲。而毛澤東卻將陳再道和鍾漢華安全地保護起來，讓他們在北京心安理得地賦閑。他這樣做自然有他的道理，麵對林彪集團乘機攫取更多的軍事權力，讓那些處於風聲鶴唳狀態的四方麵軍將帥徹底放心，繼續聽從他的調遣，由此放過陳再道，應當是一招妙棋。問題是用政治的手段替代法理治黨治國是否合適？這樣是否會助長將帥的驕橫？之後的許世友當著毛澤東的麵，拒絕王洪文宣讀中央文件，毛澤東對此不置可否，這幾乎是文革派覆亡的先兆，這不僅不是運去英雄不自由的問題，而是顯示毛澤東此時形同老態龍鍾的家長，處於無力控製驕橫的軍頭的慘狀。這是遺憾之二。
之後，中國政壇又出現令人更加莫名其妙的事情。1978年，武漢七·二〇事件平反，叛逆之臣成為反毛的英雄，真的令人啼笑皆非。事情並沒有到此為止，當局竟然又為1976年的四五運動平反，重複了造反有理的偽命題（他們和毛澤東一樣，造政治對手的反是有理的。）。這輕率的政治舉措最終釀成了更大的政治事件——那場柳絲。無論四五運動的策劃者和平反者操持什麽樣的理由，操縱和組織十幾萬人在天安門廣場集會遊行，都會對國家的穩定和共產黨的威信造成危害。可以這樣說，沒有對四五運動的平反，就不會有柳絲，在這裏，四五就是柳絲的榜樣，現在如果平反了柳絲，定會有新的柳絲出現，這就是柳絲至今不能平反的真正原因。美國的華爾街運動之所以遭到殘酷的鎮壓，就是汲取了柳絲的教訓——不能使群眾運動做大，越大越難控製。政治運動一旦變成群眾運動，它就是洪水猛獸，一定會給社會帶來危害。法國的大革命如此，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也如此。當某人搬起非理性的石頭（為這個平反為那個平反），試圖砸向政敵的時候，往往會砸了自己的腳。利令智昏，此之謂也。政治是智慧的博弈平台，不是出氣鬥氣的場所。建國以來的政治，延續了延安整風運動的做法，今天打倒這個，沒幾日又有人為其平凡，這鬥氣的政治，反映的是政治的不成熟和迷信權勢的心態，其結果和他們所期望長治久安背道而馳。
由於文革之舟改變航向，1957年反右擴大化的悲劇又在神州大地重演。大英雄都不自由了，那些大英雄的追隨者還能得到自由嗎？所以，在文革前期逞能一時的造反派的多數都受到了懲處，到底有多少人為此而倒黴？怕沒人能說得清楚。因為全國各地的支左軍隊領導人的素質不一樣，對造反派的處罰也不一樣。看看武漢地區造反派的回憶錄，總體上感覺他們所受到的處罰是相當嚴重的，用八個字就可以總結：慘無人道，觸目驚心。可是，從我工作的所在地上海和安徽來看，他們基本沒有受到處罰。
現簡要說一下我看到的這兩個地方的情況，因為當時是在工廠，隻能局限於所見。上海的赤衛隊自康平路事件後，其成員和頭頭萎靡了幾天，之後就回複了原來的狀態，其中的大多數人後來都參加了工總司。至於後來在清查三種人中，工總司的造反派受到什麽樣的懲處，因我已離開上海，就不清楚了。安徽的情況應當是比較好的，為了製止武鬥，支左的解放軍把所有的造反派頭頭都集中到合肥辦學習班，群龍無首，武鬥自然被徹底製止。印象裏，武鬥雙方的頭頭都沒受到懲處，我所在工廠的革命委員會中，都有兩派的頭頭擔任副主任（他們都在1978年清查三種人中被免了職），甚至在黨委會成員中，也都保持了兩派的平衡。倒是在武鬥中打死人的打手都被判了刑。我所在的城市是一個地區級城市，武鬥差不多死了七八個人(還包括一個在自家門口被流彈擊中的)，這些人如何被打死的，都查清楚了，我們單位就有一個人為此被判了七年徒刑，因為在那人被打死前他踢了那人一腳。所以，我一見那些右翼精英張嘴就說文革死了幾百萬甚至幾千萬人的文章，內心就會流出一種鄙視的心情。一見有人重複這些謠言，我就會直接的問：“幾千萬人是你見到的嗎？你所在的單位死了幾個人？擴大到你臨近的單位又死了幾個人？用死的人數，計算一下死亡的比例，大體上可得出正確的結論。”這樣直接詢問，比和其辯論好，眼見的最直接，沒有彎彎繞，無論什麽事情，隻要媒體一介入，曲直是非就走樣了，黑的會變成白的，用槍指揮黨的蠢貨，也會成為英明領袖。安徽的清查五·一六，和一打三反運動，打擊的都是文革中自由散漫的（主要是講封資修故事、唱蘇聯歌曲）和管不住自己嘴巴的人。在當權者看來，吊兒郎當不安分守己的統統不是順民，理當受到懲處，竟有人因為管不住嘴巴侃幾句大山被判了十幾年的徒刑，權勢者和五七年反右時特權階層整人手法別無二致，順者昌、逆者亡，隨心所欲指鹿為馬。應當指出的是，清算造反派最徹底的應當是1978年的清查三種人，凡有造反曆史的，統統被清除出領導班子，政治生命由此被禁錮。
當毛澤東對多數的造反派失望並容忍軍事和官僚特權集團對其打壓後，文化大革命實際已經結束了。懲治了王關戚，安撫了上層軍人特權官僚集團；清查五一六和一打三反，安撫了地方官僚集團和保守勢力。他認為軍心和民心差不多都收回來了，剩下的就是盡快舉辦一次盛宴，來慶祝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勝利，並在這場盛宴中論功行賞，用法理的形式填補權力真空，想以此為契機，使一度失去方向的航船平穩地向前進。1969年召開的九大就是這樣一場盛宴。
參加盛宴的人，除去劉（少奇）彭（真）集團以外，各個山頭、各個派別都有其代表參加。當然人數眾多的還是文革的積極參與者和倒戈的舊官僚，他們作為新生的力量獲得了地位和權力。在這場盛宴中，體現了毛澤東的平民情結，大量的工農兵加入中央委員會，成為一支生機勃勃的新生力量。由此可見，這艘平穩的航船，盡管仍然在大舵手的控製下，但已和他在滴水洞裏思考的方向有很大的差別，有些地方，甚至較文化大革命前有很大的後退。比如，軍人集團在這場盛宴中占據了獲得了非常大的優勢，看看九大的錄像，穿軍裝的占了很大比例，會場差不多就是綠海洋。
現把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會和中共九屆中央委員會做一個比較：
先看中央政治局常委。八大常委：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林彪（1958年增選）。九大常委：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八大七個常委，到了九大隻有五個常委。八大七個常委到九大還剩下三個，新增的兩個常委均是老幹部，其中康生的資曆比陳雲鄧小平要高。而失去常委資格的四個人中，朱德保留了政治局委員，陳雲屬於賦閑，鄧小平情況特殊，既沒有被打倒，也沒有受到任何懲處，倒像是一種人才儲備的方式保護下來。唯一被打倒的是劉少奇。說文革打倒一大片，起碼在政治局常委中沒有這樣情況。
再看政治局委員。八大政治局委員共20人，他們是：毛澤東 劉少奇 周恩來 朱德 陳雲 鄧小平 林彪 林伯渠 董必武 彭真 羅榮桓 陳毅 李富春 彭德懷 劉伯承 賀龍 李先念（以上為1956年9月中共八屆一中全會選舉），柯慶施 李井泉 譚震林（以上是1958年選舉）。九大政治局委員共21人，他們是：毛澤東、林彪、葉群、葉劍英、劉伯承、江青、朱德、許世友、陳伯達、陳錫聯、李先念、李作鵬、吳法憲、張春橋、邱會作、周恩來、姚文元、康生、黃永勝、董必武、謝富治。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八大中央政治局20名委員，到了1969年九大開幕，其中林柏渠、羅榮桓和柯慶施三人已經因病去世。剩下的17名委員中有7人留任，離開政治局的10名委員中有劉少奇、彭真、賀龍三人在文革中被打倒，一人（彭德懷）在文革前就被打倒，剩下的六人（陳雲、鄧小平、陳毅、李富春、李井泉、譚震林）均處於賦閑狀。所以，在政治局這一級中，文革中被打倒的占百分之17·6%。也不能說是打倒一大片。應當指出的是，九大政治局中，出現了兩個女政治局委員，而且是毛澤東和林彪的夫人，說明政壇中出現了非正常的現象，者應當是日後亂象的先兆（能否稱為後宮亂政呢？本人不敢作此結論）。
最後看中央委員這一級。九大共選出中央委員170人，其中英雄模範先進人物２５人，占九屆中央委員１５％；中央候補委員中英雄模範人物２１人，占九屆中央候補委員１９％；合計４６人，占九屆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１６％。
九屆１７０人的中央委員工農出身４７人，占27·6%；候補中央委員１０９人工農出身４７人，占43·1%。兩項合計工農出身94人，占總數279人的33·6%。
從上麵兩組數據我們可以看出，九大在中央委員人事布局上值得肯定。首先，工農兵幹知各階層的代表人物進入中央決策層，有利於民意上達。其次，中央委員會不管理政權，是黨員代表機構，理應吸收各階層的黨員參加，有利發揮一個政黨組織的基本功能。第三，中央委員不是官職，就應當讓普通黨員在黨的最高機構中有發言權，因為作為社會各階層的黨員代表更了解群眾的呼聲和要求。比讓一群黨員高官去選舉國家決策層，容易形成官選官的狀態要合理先進。
１９５６年９月中共八大中央委員９７人，在１９６９年中共九大繼續當選的４９人，占51%；病故去世的１５人，占15%；在世落選的３３人，占34%，這其中包括彭德懷、黃克誠、譚政、蕭克、習仲勳、鄧華等均是在文革前失去委員資格的。如果剔除文革前下台的中央委員，真正因為文化大革命而倒台的中央委員並不多，僅占27·8%。有人老是拿文革打倒一大批老幹部說事，看一看２００７年１０月中共十七大到２０１２年十八大，時間間隔僅五年，中央委員留任９１人，卸任１１３人，新當選１１４人。更換率超過５０％。顯然，八大到九大的十年間，中央委員更換率的34%，比十七大到十八大的五年間更換率的50%要低16個百分點，考慮到時間相差五年，生老病死的人也會多許多，實際相差肯定大於16個百分點。顯然，文革打倒一大批老幹部的說法站不住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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