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閑人
幾方田畝，耕耘不輟，樂在其中
攻堅階段之五
在摧毀劉少奇集團的攻堅戰中，江青一直充當衝鋒陷陣的先鋒官角色，禍根也同時種下。江青是一個純正的左派，具有左派的堅持社會主義道路、追求公正與公平、堅持政府的平民性、反對精英特權的理想追求，和嫉惡如仇、坦誠、激進的個性以及行為。問題也恰恰出在這裏，當她認定一個人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就會把他當成階級敵人來對待，嫉惡如仇、激進的個性便會充分暴露出來。 據兩案特別法庭統計，僅從一九六六年底至一九七○年七月江青的部分講話錄音中，查出江青直接點名批判的有一百七十二人！其中有中共八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二十八人！當時的走資派中，能入江青“法眼”的，官位應當都不小，八大選出的中央委員９７人，候補中央委員７３人，計170人，被江青點名的就有28人，占15%。可見江青在文革中得罪了多少人，而且大都是位高權重者，如鄧小平、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等。這些人也大都在其被捕後重新掌權，他們在懲處人方麵不似毛澤東刀子嘴豆腐心，他們不會說“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之類的張狂話（這種張狂就是毛澤東所說的燒一燒，燒掉官氣後仍然使用，該當什麽官還當什麽官），而是很好地利用手上的權力把你判上十八年或者二十年，使你此生大部分時間都呆在牢中。
至於在有的書中說江青是迫害狂，在文革初期瘋狂地迫害了許多人，列舉了被她迫害的許多小人物的名字，如王瑩、華垣、秦桂珍、夏其言等，說得有鼻有眼的，其主要根據就是這些人知道江青就是藍蘋以及她的前夫是唐納，這樣一來，其可信度就極低了。江青就是藍蘋，解放後的6億人差不多3億人都知道，她曾經是唐納的妻子，民國時期稍識文墨的成人也都知道。她的《我的自白書》一文，就專門寫她和唐納的關係的，什麽也沒隱諱，這篇文章連林彪都看過，遑論毛澤東？毛澤東是在知道她的一切情況後，才和她結婚的。王稼祥的夫人朱仲麗說毛澤東曾對中央領導人說“她（江青）在上海的曆史不算什麽，我也是離過婚， 而且是結過兩次婚的人。”。這樣的情況，江青有必要派人去封口嗎？傻子都能想清的問題，偏偏這些文章的作者想不清楚，可見，為跟風去妖魔化一個人，也會鬼迷心竅的。可悲的是。基層百姓中也有人相信這些鬼話。
對什麽樣的人凶狠，對什麽樣的人慈善，江青有自己的標準，她的標準是革命者的標準；仇視敵人，熱愛同誌。在號召群眾打擊走資派的同時，她熱情地關懷基層群眾，為他們排憂解難。現將“千裏的博客”中一篇文章轉載如下：
作者：老驥 2014-03-03 20:41:01
1972年，57歲的父親在政治局委員江青的關懷下，終於由臨時工轉為鐵路正式職工，全家人都非常高興，父親流下了激動的淚水。
這淚水也飽含著父親的辛酸史。父親出生在貧農家庭，12歲死了母親，14歲死了父親，靠給地主家放牛、打雜工混口飯吃。15歲那年，因參加農民暴動差點被殺，還是本家的一個長者質問鄉丁：“它才多大，你們就要殺他?!”鄉丁也覺得背理，揮刀割斷綁在父親雙手腕上的繩子，結果繩子割斷了，一隻手腕也被劃下了深深的口子，留下了終身的疤痕。
父親不敢在家鄉繼續待下去，從此開始了流浪與打工的生涯。他先後到過幾個省，打過幾樣工，也開過小雜貨店。在貴州開采朱砂水銀礦時當過一棚的司務長，最高的職務是“查工”即今天的質檢員。
1945年日本投降後，父親回鄉心切，處理掉小雜貨店，帶著母親，揣著老鄉的介紹信來到武漢，原指望通過介紹找到一份差事，不料要找的人不知去向，父親頓時傻了眼，隻得回到農村老家。父親外出找工作無著，反而被國民黨軍隊抓了壯丁，冒死逃回，隻得東躲西藏，不敢露麵。母親帶著哥哥抱著剛出生的我討飯度日。
直到1950年，父親在母親的一再催促下很不情願的參加了鐵路采石場做了一名臨時采石工，采石工在上世紀70年代之前特別是解放初，是勞動強度很大且易患塵肺病的工種。
父親隻讀過3年半書，但他寫的字卻比我這個大專生還好，人比較聰明也比較驕傲，氣有點衝，愛給領導提個意見。由於解放前的複雜經曆，組織調查搞不清楚，檔案中就有了“曆史不清”的結論，加上父親那個脾氣個性，領導往往不太高興他，所以，屢次臨時工轉正都沒有他的份。1962年單位還違反政策將我們一家下放到農村，說是支持農村建設，雖然很快糾正了錯誤，把我們收了回來，但還是不給父親轉正。
文革開始後轉正暫停，這時全場隻剩下3個是58年前參加工作應轉未轉的臨時工，父親就是其中一個。
1972年春節，我從工作崗位回家探親，閑聊中父親告訴我，鐵路上在搞鬥批改，已開始恢複轉正工作，采石場卻一點動靜也沒有，除了父親另兩個人都有點曆史問題，其中一個姓徐的曾當過國民黨連長。父親忿忿地說：“說我曆史不清，這不是我的責任，是你們調查不清，我又沒幹什麽壞事，就因為愛給領導提個意見，就給我穿小鞋，壓我這麽多年不給我轉正，我要上訪!”
父親說到這裏，我忽然想起前不久江青在批判企業關卡壓時，就提到應妥善解決臨時工轉正問題。於是我靈機一動，對父親說：“您先不用上訪，咱們搞信訪，將您的情況寫信如實向江青同誌反映，說不定能起作用”。父親將信將疑地點點頭：“那就試試吧”。
寫這封信，我還頗費了一番腦子，下了一番功夫。主要是兩點，第一是頭一次給這麽大的領導幹部寫信，真不知道該如何措辭。第二是考慮到這封信有可能回到本單位領導手中，所以反映情況要有點策略，一方麵對前任責任領導的意見，要毫不留情地講出來，另一方麵對現任領導以不了解情況為由予以開脫，避免產生抵觸情緒。寫了改，改了寫，兩天才定稿。信寄出去了，對能不能解決問題心中沒底，甚至認為信有可能到不了江青手中，不過，之所以要寫這封信還是基於對黨的根本信賴。在這種矛盾的心態中，在若有若無的期待中，不覺兩個月過去了，一天，我忽然接到父親的來信，他在信中高興地告訴我，他的轉正問題解決了。
他敘述了事情的經過：
事情的經過還頗具戲劇性。他說：那一天，場部召開全體職工大會，在會上，場人事幹事突然拿出父親的“告狀信”宣讀，然後組織大家對父親進行批判，說父親是向江青同誌告狀，誇大事實，上綱上線，對領導拉一個打一個，雲雲，好笑的還有那兩個沒轉正的人，也站出來批我父親大會批了一個多小時後，場長突然宣讀鐵路局采石所給我父親等3人轉正的通知，立即引起會場一片嘩然。在回家的路上，我父親對姓徐說：“別人批我，你也批我，不是我的告狀信，你能轉正?”姓徐的說：“真對不起，我也是不得已啊。”後來我們分析，之所以用這樣的方式對待父親，是因為上級已解決父親的轉正問題，鐵路采石場，老人事幹事要顧一顧麵子，新場長 也怕父親翹尾巴。
3年後父親退休，大妹接班，值得一提的是，由於大妹接班成了鐵路正式職工，妹夫也是鐵路正式職工，若幹年後他們的兒子退伍也被鐵路安置成為正式職工，就是因為符合父母雙方均為鐵路正式職工的條件。
我國的政治製度決定了信訪上訪是人民群眾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必要形式，這一點，無論是改革前後都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對待群眾來信來訪的態度，前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前國務院秘書廳信 訪室主任馬永順曾說：文革前，即使是極左的年代裏，我們的信訪工作都是認真按照毛主席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指示辦事，全心全意地為來信來訪的人民群眾服務。從父親的信訪結果可以看出，毛澤東時代的信訪幹部的確如馬永順所言，即使是江青也不能例外，也要身體力行。但是，現在信訪上訪變成了熱點、難點，甚至是突發群體事件的燃點，有些地方有些幹部用對付敵人的辦法來對待信訪上訪人員，更有甚者，把他們當作精神病人加以迫害，連起碼的人道底線都喪失了。身為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北大司法鑒定中心主任、衛生部專家委員、《精神衛生法》起草主要成員之一的孫東東後來為自己這段話道了歉。他說：“對那些老上訪專業戶，我負責任地說，不說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問題——都是偏執型精神障礙。”現在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聯合發文， 今後不再受理越級上訪， 讓基層蒙受冤屈的群眾無處申冤。同樣是共產黨領導，同樣是信訪上訪，前後判若兩人，怎不令人扼腕歎息。
古人雲：“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父親的轉正應該感謝黨，感謝毛主席，江青踐行毛主席的教導，為我們工人家庭排憂解難盡了一份力，我們也沒有忘記。隻不過，她當時位極人臣，無需相報，我們一介平民，也無以相報。如今，時過境遷，物是人非，江青早已作古，盡管她背負罪名，然而我的感激之情始終未曾泯滅，因為，我們人類都懷有一顆感恩的心。
今天，我發此貼，想讓更多的人知道此事，籍以告慰父親的在天之靈，也安撫一下自己的良心。
江青以處理人民來信的方式，為一個從未謀麵的基層百姓排憂解難，體現了那個時期共產黨和政府為人民服務的精神。試問？現在的高官，還有像江青這樣的人嗎？現在的信訪製度還有毛澤東時代那樣的效率嗎？那個時候，北京城裏有上訪村嗎？那個時代，出現過喊冤的人在人民法院門口服毒自殺的事嗎？
現再轉摘一篇江青是如何關心知識分子的：
《江青如何對待知識分子》
來自中華網小區 club.china.com
全文如下：
1973年３月底的一天中午１時許，江青起床以後，洗漱，吃了早點，照例到辦公室看文件。她在我給她挑選的檔中看到一份《國內動態清樣》，內容是我國對數學上的難題哥德巴赫猜想有重大貢獻、震驚世界的數學家陳景潤，極為艱苦的工作和生活情景。文章大體是這樣寫的：
陳景潤以驚人的頑強毅力，勇敢地向哥德巴赫猜想進軍，他廢寢忘食，晝夜不舍，潛心鑽研，進行了無數次的運算。他把全部心智貢獻給了這道很多外國數學家都未攻破的世界性難題。他的論文發表後，在國際上反映非常強烈，被外國著名數學家稱之為“陳氏定理”，一個外國科學家給陳景潤寫信說：“你移動了群山！”
就是這樣一位被外國科學家交口稱讚的偉大數學家，學習、工作、生活的條件太糟糕了。他住在隻有６平方米的小小房間，這個小小房間還缺一個角，原來樓下鍋爐房長方形的大煙囪從他的３樓房間中通過，切去了房間的六分之一。窗子用報紙糊得嚴嚴實實。屋內的光線非常暗淡。小屋空蕩蕩的，連一張桌子都沒有，隻有４葉暖氣片的暖氣上放著一隻飯盒，一堆藥瓶，連一隻矮凳子也沒有。工作時把被褥一起翻起來，當桌子用。由於房間潮濕、陰暗，空氣不流通，很汙濁，陳景潤患了肺結核。喉頭炎嚴重，咳嗽不止。還經常腹脹、腹痛，有時難以忍受，他的兩眼深深凹陷，麵色憔悴，精神萎靡不振。
記者覺得屋內光線太暗，拉電燈繩想打開電燈，但拉了幾下燈也沒亮。陳景潤告訴記者，有人用老虎鉗子把我這個房間的電燈線鉸斷了。我看書就點煤油燈。他笑著說，不要電燈，電燈麻煩，用煤油燈一樣工作……
江青看完這條遲到的消息以後，立刻打鈴叫我進她的辦公室。
我進入她的辦公室，看到她拿著一塊小毛巾正在抹眼淚，因為我不知道她為什麽流淚，所以不敢問她這是怎麽了。站在她的旁邊，等待她先說話。那裏隻有我們兩個人，誰也不說話，安靜得很。
過了一會兒，她拿起那份《國內動態清樣》，手哆哆嗦嗦，眼含淚水，慢騰騰地對我說：“小楊呀，你看到這份清樣了吧？”
“看到了，我還看得很仔細呢。”我回答。
“你有什麽感受嗎？”江青試探性地問。
“陳景潤是我國不可多得的數學專家，他的運算成果，不但對我國的數學領域是一個重大貢獻，而且，對世界也作出了重大貢獻。他的工作、生活條件太差了。”我說。
我不知道江青問的是什麽意思，是想叫我說陳景潤的好話？還是想叫我說他的壞話？一時難猜透，所以我隻是很簡單地說了我的真實看法，然後，想聽聽她怎麽說，不過看她的樣子，是在同情陳景潤，要不，她為何流眼淚呢？
在我回答問題的時候，她還在不停地擦眼淚，也許我的話使她更加激動了。
她放下那份《清樣》，用哭腔對我難過地說：“哥德巴赫猜想，是數學領域內最深奧的理論，不少發達國家的高級數學專家都在研究運算，陳景潤在這方麵作出貢獻，這是中國人的驕傲。而他的境況竟是這樣，我們能不管嗎？”她說了這些話就叫我離開了。
過了幾天，江青又打鈴叫我。我到她辦公室後，她急急忙忙地跟我說：“你再看看這份《清樣》，現在有主席和我的批示。”
我接過一看是關於陳景潤情況的那份《清樣》，發現上邊有江青批示：“主席，是否先救活陳景潤為好？”毛主席批示：“請文元同誌辦。”姚文元又批示：“陳景潤的論文在哲學上有什麽意義？”
江青說：“你看完了嗎？”我說：“領導的批示我看完了。”江青說：“姚文元‘書呆子’，他的批示文不對題。你給遲群打個電話，告訴他趕快到我這裏來，關於陳景潤的工作、生活條件我跟他講一講，這是他負責的領域，我命令他快快來。”
我問她：“叫他到１０號樓還是到１７號樓？”她說：“快，快叫他到１０號樓來。”
遲群當時任國務院科教組副組長，相當於科教部的副部長。
我從江青的辦公室出來，立即給遲群打電話，因為我以前沒有跟遲群直接聯係過，所以不知道他的電話，我就通過39局總機找他。當時，39局總機是全國服務態度、業務水平最好的總機。不到半分鍾的時間，就接通了遲群的電話。遲群原來和我都是中央警衛團的，很熟悉，通話以後，他很客氣地問我結婚了沒有？身體好不好？拉起家常來了。我說：“遲科長（原來他是中央警衛團政治部宣傳科的科長，我對他還是稱原職務），你別問這些了，江青同誌叫你快到她這裏來一下，她有緊急的事情跟你說，我們現在在釣魚台１０號樓，我已經通知釣魚台東門的哨兵了，快來，請不要耽誤時間。”
他解釋說：“我手頭上還有一件事，等我辦完了馬上就到。”
我催他說：“什麽事是輕重緩急你是清楚的，先到這裏來，你的事回去再辦好嗎？”
他問：“老楊，什麽事那麽急？”
我說：“你來了就知道了，在電話裏一時說不清楚，不要浪費時間了，快來吧。”
我從江青辦公室出來，查電話，在電話裏說來說去，已經２０分鍾過去了。江青等得著急了，打鈴叫我去她的辦公室，她生氣地問我：“遲群現在怎麽還沒有來，看來他對我的命令也不在乎了！”
我解釋說：“不是，我以前沒有給他打過電話，不知道他的電話號碼，是叫總機查到的，所以耽誤了一點時間，他馬上就到，請你稍微等一會兒。”
我在樓廳等著遲群，半個小時後，他風風火火地來了。
我到江青辦公室報告：“遲群同誌來了，你看在哪兒談？”
“我出去就在門廳談，事情緊急，就不要講究什麽談話形式了，談完了叫他趕快去辦。他這個人辦事能力是有的，也雷厲風行。”
說著，江青拿起那份《清樣》就很快到了門廳。江青看到遲群，沒有握手就叫他：“快坐下，我有急事跟你說。”
她說：“今天我看到一份材料，使我心中很不安。”說著就把那份《清樣》遞給了遲群，叫他仔細看看。她接著說：“陳景潤是我國，也可以說是全世界著名的數學家，許多外國著名學者都為他的刻苦鑽研精神和偉大成果所打動。我們本來應該對他好好進行褒獎的，但是，你看看他的工作、生活條件多麽差呀！不用說叫他搞科研，連起碼的生存條件都不具備，可憐得很啊！主席曆來尊重知識分子，他說，中國的革命和建設離開了知識分子是不會成功的。即使是成功了，也不會鞏固，有人對主席關於‘老九不能走’一句話有誤解，理解為‘老九’，就是把知識分子排在了第九位了，這不是誤解是什麽？主席說的這句話是借用《智取威虎山》戲中的一句台詞，‘老九’指的是楊子榮，楊子榮是英雄，是這出戲中的主角。主席是把知識分子比喻作英雄、主角。你看科學院怎樣對待陳景潤的，我累了，難過極了，不想跟你再多說了，你自己看看材料吧。”
她激動得再次用毛巾擦了擦含淚的雙眼，說道：“我委托你馬上去了解一下是不是像材料中所說的那樣？如果真的是那樣，馬上改善他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你把了解的情況和處理的情況盡快告我！”
遲群表態：“我按主席批示和江青同誌的指示，立即去了解和解決，如果材料講的屬實的話，我也是有責任的。聽了你的指示，我的心也不安。”
江青著急地揮手說：“你不要再說了，快去快去！”
第三天，遲群來電話說：“經了解，《清樣》講的情況屬實，我們正在采取有力措施盡快改善他的身體不好和工作、生活條件不好的情況，請江青同誌放心。”
最近，我看到一篇報告文學（《“猜想”報春——中國知識分子的1978》，載《北京日報》2008年12月5日），文中說：“3月底一天的下半夜，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響徹了中關村88號樓3層寂靜的走廊，住在小房的陳景潤也被驚醒了。一名身著戎裝的彪悍男子在門外高呼：‘陳景潤同誌，我是遲群，偉大領袖毛主席派我來看你了！’……陳景潤出來了……（遲群）懇請他馬上去檢查身體。陳景潤死活不肯，遲群不得不親自動手，強拉瘦弱的陳景潤，把他塞進了紅旗轎車。五六輛轎車浩浩蕩蕩地開進遲群的‘陣地’清華大學，幾名專家立即會診，陳景潤患有慢性腹部結膜炎，並非要命的急症。不過，依照主席的指示，陳景潤還是住院了。”
陳景潤住院後，由北京醫院內科主任和衛生部一位副部長進行了全麵檢查、得到了認真治療和療養。他一共住了一年半的醫院。
由於毛澤東的批示，周恩來的周到細致的安排，也有江青的過問，科學院、醫院的具體工作，陳景潤的身體、辦公、生活條件得到了大大改善。
（摘自作者長篇回憶錄未定稿《楊銀祿談江青》。作者曾於1967年10月至1973年6月任江青機要秘書。）
從這兩篇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真實的江青，一個關心基層群眾疾苦的江青，一個關懷真正的知識分子的江青，一個和當下媒體的報導截然相反的江青。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江青對群眾如春天般溫暖、對特權精英嫉惡如仇的優良品性，會更多地出現在媒體上，還曆史一個真實麵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