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在當代受衝擊，出現倒退現象。從哲學上講，這種倒退是有原因的；因為全球化的本質以及它對文明的訴求並非清晰，從而使得人們困惑於文明潮流。同時也不理解中國崛起的根本原因。從理論上講，二十年前中國與西方的差距（經濟，科學，體製，文化， …）之大，無論從那個“術”的角度分析，都無法論證中國能有趕超的可能性。戰略家們更從“術”角度來談論大國博弈。時而製度決定論，時而金融統治論，時而科技主導論。作者認為這些都不是決定因素；並在這篇文章裏，從“道”角度探討全球化下的人類文明之路。人類工業化發展，觸發了全球化潮流。貿易流通使得各經濟體之間出現利益交融。這種交融產生的大市場又進一步推動科技創新；它對文明的促進意義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全球化在哲學上意味著什麽，人們也許很少深思，或者思考了卻沒有得出正確結論。讓我們從近代哲學方法論的變遷引申出全球化本質。
上世紀中葉，三個哲學方法論的出現孕育著全球化的產生。它們是：統籌學（Operation Research）， 係統工程（System Engineering）， 控製論（Cybernetics）。統籌學研究如何在實現整體目標的全過程中施行統籌管理的有關理論、模型、方法和手段，屬於方法論的分支。它起源於二戰中盟軍跨大西洋戰略物資的運輸。如果沒有係統策略來減少由德國潛艇攻擊所造成的損失，贏得戰爭勝利是不可想象的。 係統工程從整體出發，合理開發、設計、實施和運用係統的工程技術,及科學方法論。據說係統工程產生於冷戰中米格25的出色性能，它使得西方誤認為某種新技術的應用。然而在肢解樣機後發現並不存在新技術，而是子係統之間的協調出色以至於整體性能超越。現實的需要促使人們從整體去關注係統之間的關係，以提高整體效率。1948年，諾伯特-維納發表著名的《控製論-關於在動物和機器中控製和通訊的科學》。它開啟了研究複雜未知係統在動態變化下如何探索與掌控的方法論。其核心的信息與黑箱理論。盡管這三個哲學方法論產生於局部領域，但它揭示了全球化的本質。即，人類麵臨的課題已經是超大型， 超複雜的體係。這種複雜性滲透到各國的經濟， 政治， 科學， 教育，生產力， 生產關係，意識形態，以及各種社會問題中。它以國際化形式交融在各民族文化中，並呈現出非線性特征。傳統的線性問題，如物理學諧振子（以彈簧為例子）的運動軌跡可被理論精確測定。而非線性體係如同很多捏合在一起彈簧網，而線性理論對此束手無策。因此，國際貿易造成的利益交織隻是全球化的表麵現象；而全球化的本質是人類研究對象從線性體係到非線性體係的跨越，出現了一種質變。而這個質變的特性預示著人類文明進入新時代。
時代的變遷呈現出人類麵臨著新的挑戰，並對文明形態產生新的訴求。進一步說，研究對象的本質改變要求人們的哲學方法論也必須改變，以應對時代挑戰的需要。這樣，此前以分解，靜態認知的方法來研究體係已不適應時代需要。那麽，什麽是與全球化本質相適應的哲學方法論呢？ 如果仔細分析上麵三個方法論，結論是明確的，自然的。正確的哲學方法論應當是整體論與動態論。整體論是指整合被研究體係的所有價值參數，並明確它們之間的聯係與區別；以作為控製與調節體係的平衡，對稱，和諧以及具有可持續性的指導原則。這個價值參數的完整集與它們的可控性就是整體論的基礎。動態論是指在體係運作中，運用參數的組合調節，以探索非線性黑箱的結構與性能；使得控製向期望的方向發展。在運用整體論與動態論於複雜的非線性係統中，人們不由得會注意到，對立理念的邊界已經由過去的清晰走向現代的模糊。黑白不再是以前那樣分明。從整體看人們可以說，生產力就是生產關係，而生產關係就是生產力；經濟形態作用於意識形態，意識形態也能主導經濟形態。而且，人類以前總結的哲學規律，如:對立統一，相互製約，否定之否定已經不是最重要的元素，相反，體係的對稱，平衡，與協同（Symmetry, Balance and Coherence）卻成為關鍵。這種從動態整體出發，以價值參數的完全集來調控體係的方法論並不是新東西，它恰恰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 - 中庸之道。易經就是這個道理。老子的“治大國如烹小鮮”也是這個意思。借用IT產業的最新理念 – 雲計算；我們可以將全球化哲學方法的精髓定義為：雲協調。即在整體論與動態論的基礎上，調節體係使得其更具有道德。從這點出發，人們也可以說，著眼於整體謂之道，良性互動謂之德。這個哲學原則適用於當代社會的每個領域。如國家的政治體製建設，國民經濟的發展戰略，前沿科研的係統展開，國民保障體係的健全，軍事戰略體係的部署，…等等。在全球化的超大型，超複雜的非線性體係麵前，脫離了整體論，動態論這樣的中庸哲學觀，體係就不可能有高效率。
當明白全球化本質，以及它所需求的哲學方法論；我們就有了探索大國發展戰略的理論基礎；同時也具有理解中國改革開放的參考體係。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國民經濟幾乎破產。在這基礎上實現四個現代化談何容易。而且，它還麵臨如此大國的低效率結構轉型，以及轉型中產生的巨大社會問題而無任何經驗可借鑒。曆史上，任何大國在這種問題麵前，隻有國家分裂的唯一可能。蘇聯就落入這個結局；而中國避免了這樣的災難。回顧這四十年的曆程，可以說步步驚心。執政黨在“術”的角度上犯了許多錯誤。每當這樣的錯誤產生時，中國崩潰論就被人捧出來。但是，那些人最終失望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初步成功，執政黨隻做對了一件事；那就是從“道”的角度，把握了整體論，動態論的精髓；堅持了中庸為根本的雲協調。不斷地局部探索，然後整體推廣；小步調整，持續糾正。不糾纏於意識形態，不折騰於概念差別。隻關注體係的效能，並堅持不懈。讓我們再看看那走過的曆程；從解放思想到真理標準，從摸石子過河（小崗村）到殺開一條血路（經濟特區），從國企改製到引入市場，從東南亞金融風暴到價格闖關，從與國際接軌到世貿談判，從工業化規則完善到私有產權確立；從引進來到走出去， …。這過程無法能用“偷西方技術，占貿易便宜”解釋得通。相反，這過程中人們感受到中華民族精神的回歸；實事求是，自強不息。盡管中國現在仍然存在許多問題，如民主很不充分， 權力腐敗等等；但是隻要不走極端，堅持改革沒有終點。出現問題，解決問題；中國的事情會越來越好。當前，中國又麵臨某些“術”的困境，如貿易戰。但是，當回顧自己走過的路程，現在很清楚；隻要中國按中庸之道，其他的都不是決定因素；都不能阻擋中國的發展。然而，有一種偏執的觀點，它認為中國崛起是西方文明的結果。這是一種將現象當本質的哲學誤讀。中國工業化道路有西方“術”的痕跡。但推動它的“道”卻截然不同。它沒有血腥的原始積累，沒有為市場的殖民擴張，更沒有為資源的侵略戰爭。兩次世界大戰是西方工業化道路上的道德硬傷。中國的工業化展示了自己文化傳統；是防止極端，逐步良性改良的過程。這個過程用東西文明融合來定義更為準確。中華傳統文化曆來是開放型的；海納百川，厚德載物。我們學習各種文明的精華，並融入自身的文化。為什麽能如此，因為中華文化有深刻的求“道”傳統。中庸早就滲透於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沒有它，圓融外來文化是不可能的。佛教產於西域消失於西域，卻在中原大地有了發揚光大。中國人很少拘泥於意識形態。即使在共產主義運動中，中國革命也充滿了妥協的中庸味道。這使得那些正統的共產主義者們抱怨，“山溝溝裏出不來馬列主義”。也正是這種“四不像”的實用主義，才使得糾正極左，改革開放成為可能。
作為參考，我們反觀西方。為簡化探討，就以美國為例子。但這是個敏感話題。有朋友建議，最好少說或者不說。作者在此，點到為止。自文藝複興的個性解放以來，西方文明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盡管資本主義道路上充滿問題，但是市場的自由還是對經濟與科學有極大的促進。改革開放前，中美差距之大使人無法想象有實力超越的可能。因為，中國在發展；美國也在發展，而且在高科技上迅速發展。那麽中美差距迅速縮小的根源是什麽？這是一個對東西方都有啟示的哲學課題。許多人都在作這樣的研究；結論各異。作者認為，其根本原因是美國權力精英缺乏哲學視野，不懂全球化本質，及它所訴求的哲學方法論。因此在全球化複雜體係麵前，國家戰略短視，調控手段貧乏，卻經常自相矛盾。於是在政治，經濟，體製，文化上出現一係列與時代挑戰不相適應的政策。最終，成本巨大，效率低下。為避免碰撞玻璃心，作者在此僅僅探討經濟；而將其他留給讀者。首先因錯誤的視野，美國精英對市場與經濟問題的理解產生了較大的誤差。工業化初期，自由是市場效率的關鍵。但是在全球化的複雜體係裏，自由已經不是最主要因素；相反，市場因協調而繁榮，經濟因整合而穩定。在這方麵企業有天生的劣勢；許多這樣的工作需要政府來進行。於是，這就與美國政治經濟的倫理產生矛盾。即小政府大市場的理念。也就是說，政府隻應該製定規則，而不應該幹涉經濟，讓供求關係通過資本流通而自由調節。這理論的缺陷是，自由投資的盲目性與資本逐利的炒作性。在全球化的複雜性麵前，這些缺點被放大了。結果我們看到，美國在經濟服務方麵是小政府，但在其他方麵卻是負債累累的大政府。而全球化對經濟的要求就是服務型政府，而不僅是規則管理型政府。因為經濟不再是工業化初期的自由與計劃之矛盾碰撞，而是以全球化下的整體協同與共存為特征。任何極端的計劃經濟與自由經濟都與全球化不相適應。西方應當反思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角色。而全球化的本質與其方法論也孕育著: 政府在全球化市場經濟中應當有更主動的角色。舉個產業外遷例子。在市場經濟中，企業不盈利就無法生存。全球化下產業的國際流動將會成為常態。那麽，如何能保證產業不大量流失，就是每個政府必須思考的國家戰略；而僅僅降低點稅是遠遠不夠的。這是一個係統工程；需要統籌解決。例如，如何幫助企業降低原材料與物流成本；如何幫助企業的降低法律成本；如何建立好的營商環境以降低企業的安全成本；如何建立有效的醫療保障體係，以幫助企業降低人才成本，…。沒有這些可協調參數的掌控，產業外遷問題無法解決，體係是不可能進入良性循環的。這樣國家的經濟生態會弱化，整體效益會降低；從而影響競爭力，與軟硬實力。有了這方麵的探討，我們也許會想到，一定程度的非私有產業不見得是壞事。各民主國家也在一定程度上有非私有產業。問題是如何以務實方法去整合體係；使得非私有產業有某種支柱作用。它會一定程度上緩解，私有產業出問題時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資金來挽救的壓力。可以舉出許多這樣的例子來說明，全球化的背景下，正確的哲學方法論是國家戰略的根基。它決定了體係的整體效率；而效率又決定了成敗。沒有效率的文明一定會衰弱；無論它有多好的意識形態外表。
在分析中美哲學視野上的差距，再論證博弈結果已沒多大意義。而且美國還有兩個更嚴重的問題。即，無法持續的國家債務與美元地位。臨界點正在逼近。作者真心希望中華民族在美國經濟產生重大問題時，仍然能秉承中庸之道，伸出援手。從整體論，與動態論來看，幫助別人就是幫助自己。而每個在美華人應當努力促進東西文化的理解與融合；任何全盤否定中華文明，與全盤否定西方文明的行為，隻能給在美華人帶來災難。如果我們再將眼光放遠一點，也許會意識到，作者在前麵探討的以易經為藍本之整體動態的雲協調，正是將來人工智能（AI）開發的指導原則與結構框架。它決定著未來世紀裏文明潮流的導向。曆史從各個方麵給人於啟示，隻有站得高，才能看得遠。“道”既表現為玄之又玄的形而上，又表現為日常生活的油鹽醋。它不分東西，不棄貴賤。關鍵是我們如何發現它；無論是異鄉還是故土。
二元對立理念在老子的道德經裏，及孔子等的易經裏早有詳細探討。隻不過，那裏不太強調對立。
胡亂說幾句，讓顯一兄見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