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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與上帝:第一章 第一朵浪花

(2005-07-13 00:56:04) 下一個
第一章 第一朵浪花   耶穌誕生六百多年以後,他的一批並非嫡傳的門徒來到了中國。不過,他們的身分,又過了將近一千年才為世人理解。           從大秦景教碑說起   如果說,龍與上帝的關係史像一條源遠流長的河流,那麽,它的第一朵浪花發端於何時何地?對此有多種說法,但至今仍保持最權威證者身分的,是一方名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通常簡稱"大秦景教碑")的石刻。所謂"大秦",即東羅馬帝國;"大秦景教",乃基督教的一個支派。大秦景教碑提供了基督教起碼在唐代即傳來中國的確鑿證據。   此碑誕生於唐德宗建中二年(78年),湮沒於地下達數百年之久,到明天啟三年(1623年),才因偶然的機遇,在陝西省出土,重見天日,現藏陝西省博物館。碑高2.36米,寬0.86米,厚0.25米,上端鐫有十字架圖案和碑名,碑身上刻有1780個漢宇的碑文,碑底和兩側是古敘利亞文的70多位景教士的名錄。這方碑碣猶如一個飽經滄桑的耆老,向人們宣示珍貴的史實。           備受皇家禮遇   古碑告訴我們:唐朝貞觀九年(635年),"大秦國"一位名叫阿羅本(Alopen)的景教士,不遠萬裏來到中國都城氏安,被唐遷"賓迎入內",留在皇宮書殿裏翻譯經文、太宗李世民披閱其譯經之後,"深知正真,特令傳授"。貞觀十二年(638年)七月詔曰:"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為……濟物利人,宜行天下。"遂命在京師義寧坊造大秦寺(初稱"波斯寺",即景教教堂)一所,置教士對人。不久又讓人將自己的肖像畫於寺壁,以示光寵,故有"天姿泛彩,英朗景門"之譽。   高宗李治,對景門恩澤愈加,不但仍崇阿羅本為"鎮國大法主",而且在諸州遍置景寺,一時間出現了所謂"法流十道,國富元休,寺滿百城,家殷景福"的盛況。   武則天執政期間和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初年,景門雖曾遭到過佛、道兩家的攻汗,但因景教士們能幹方百計地取悅皇室,使其教維持了下來,並很快時來運轉。玄宗雖說迷戀楊貴妃到了不早朝的地步,但尚有心思關照景門,曾派遣他的一兄四弟親臨景寺,建立壇場,並將皇家五代祖宗的畫像陳列寺中,又詔令景教士十多人在興慶宮誦經習教。   其後,在安史之亂中隻做了五、六年皇帝的肅宗李亨,也還想到在他即位的靈武和另外四郡,重建被戰亂破壞的景寺。代宗李豫表現得更為禮貌,每逢聖誕節,不但賜下幾炷"天香"以示慶賀,還要設宴款待教士們。隨後的德宗李適,效法先祖,對景門亦頗尊敬。大秦景教碑即誕生於他在位的年代,盛彰該帝"披八政以黜涉幽明,闡九疇以維新景命"①的功德。   ①由此以上的引文皆出自大秦景教碑碑文。   從大秦景教碑提供的上述情事可知,自景教在太宗時傳入,一直到德宗時期,其曆程雖非一帆風順,但在大多時候受到皇家禮遇,獲得一定的發展。其後的情況碑文雖未能載及,但有其他史料說明,直到文宗李昂時,請代皇帝一般也還是優容景門的,該教仍頗為興旺。由文宗末年上溯到貞觀初葉,曆時約二百一十載,此間,對景門來說,可算是被"天姿泛彩"的幸運色彩所輝映。           多才多藝的景教士   景教土們並非坐享皇家恩典,其積極主動的活動也很引人注意。   他們當中有些人從事經典的翻譯,此等工作自然是需要有較高文化水平的。一位名為景淨(Adam)的著名教士,自己就譯經三十部卷。大秦景教碑的碑文,就是由他撰述的。   有的景教士以集資建築和製造奇器來取悅皇室。一位名叫阿羅憾(Abraham)的,在武則天執政期間,曾為"聚錢百萬億",助成洛陽皇城端門之外名為"頌德天樞"的建築。這是紀念和頌揚武氏功業的一座巨型銅柱,巍峨別致,高聳雲天。景門為此獻資出力,為功非小。   一位名叫及烈(Gabriel)的景教士,在唐玄宗時曾"廣造奇器異巧"進呈皇室,為所悅納。對當時景門擺脫受道教人士攻汗的困境,"振玄綱"而"維絕紐",有重要作用。這從唐廷某些官員對其所謂"求媚聖意,搖蕩聖心"的指斥也可得到證明。   有的景教士則善施醫術,亦成為討好皇室的有效手段。開元二十八年(740年),玄宗的弟弟李憲得了重病,皇家和大臣們十分著急,在一位名叫崇一的景教士診治之後,竟立見好轉,玄宗大悅,"特賜絆袍魚袋,以賞異崇一"。"絆袍"是一種紅色的品官服飾,"魚袋"是唐代大官的用物,上刻官員姓名,隨身佩帶,由此可見賞賜之隆。文獻中還有關於景教士善醫眼疾,甚至能施穿顱術的記載。   更突出的,是有的景教士竟被委派參與軍政要務,授予高職。大秦景教碑碑文中就載及,一位名叫伊斯(Iazedbouzid)的人,曾被肅宗委派在郭子儀帳下襄辦軍務,因功被授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試殿中監等職銜。   如此看來,唐朝的景教似乎很有幾分氣勢。但到了會昌五年(845年),唐武宗掀起一場全國性的滅佛風暴,景教受到波及,竟驟然崩散,夭於一朝,體質的脆弱似與外表的氣勢很不相稱。唐朝景教的真正實力究竟如何?             與波斯的文化交流   阿羅本的來華,有特殊的背景和原因。他帶來的景教屬基督教的聶斯脫利派。該教派的創始人聶斯脫利(Nestorius),曾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因其學說與當時通行的基督教義不盡一致,特別是堅持有悖於"三位一體"教義的"二位二性"說,在公元431年舉行的以弗所(Ephesus)會議上被判為異端,聶斯脫利被革職流放,追隨他的信徒遂形成聶斯脫利派。   他們道鎮壓向東逃亡的過程中,在波斯(伊朗)受到容留和保護而得以立足發展。所謂"大秦國"的阿羅本,便是以波斯為基地將景教傳入中國的。所以,就當時這一教派與正統基督教的關係來說,不論是在波斯還是中國,都屬於"政治避難"的性質。其入華,可以說是當時中波文化交流的"附帶   波斯也是一個有著悠久曆史文明的國家。早在西漢時候,中國的使臣就到過那裏,接通了中波聯係的紐帶。著名的"絲綢之路",就是經由當時作為連接東西方的"咽喉"地帶的該國,最終通達地中海沿岸的。中國與波斯的文化聯係可謂源遠流長。不過,在景教入華前的一段時間裏,由於突厥人的梗阻,中波之間的交通基本斷絕,及至唐貞觀初年,東突厥被伐滅,西突厥亦聞風降服於唐,中波之間的交通恢複,景教人士才得以東來。   中波文化交流的內容頗為廣泛,宗教隻是其中一個方麵。僅就此一方麵而言,也非為景教獨家所占。遠在景教之前,屬波斯"土產"的扶教(音仙,即拜火教),在南北朝時就已傳入中國。與景教差不多時間,摩尼教也自波斯傳來華夏。還有在阿拉伯半島剛出搖籃的伊斯蘭教,亦蹣跚而來,除了海路的漂送之外,也多虧了波斯人不辭勞苦地攜抱。   此時的中國,對這些外來宗教一概采取來者不拒、禮而待之的態度,並非獨獨偏愛和優厚景教一家。唐朝百川俱納,全麵開放,顯示出一個鼎盛王朝廣闊的胸襟、恢宏的氣度和蓬勃的生機。   強大和繁榮的國勢,使當時的王朝具有足夠的自信心,堅持和擴大對外開放;而對外開放並蓄兼收,又更加促進其強大和繁榮的發展。如此形成良性循環,遂在前已積累的文化基礎上,造就出唐文化博大清新,輝煌燦爛,蔚成中國文化高峰,也是當時世界文化的高峰。其特有的魅力,吸引著四方許多國家,從官方使節到民間訪者,從學人墨客到教士僧侶,從商賈遊人到樂工舞士等各種人物來來往往,成為世界文化交流的一個最繁華的中心。             根本上的弱勢   作為基督大本營的西方國家和地區,這時尚處於中世紀初期。其封建製度的建立是在日耳曼蠻族南侵,把本已相當可觀的古希臘羅馬文明嚴重破壞後,從粗野的原始狀態重新發展的,因此造成兩個時代的文化斷層,不像中國文化具有曆史傳承和連續性。這使得它與中國唐朝文化相較,處於明顯的劣勢,不足以對唐朝文化造成重大影響。這從根本上決定了作為當時西方基督教文化特殊使者的景教,缺乏影響中國的力度。   此時西方的基督教國家和地區,先前與中國曾有過的直接聯係已基本斷絕,改由西亞地區充當中西聯係的中介。據有該區西部的東羅馬帝國雖奉基督教為國教,但與"異端"的景教不可能發生密切聯係;與波斯等國也多有不諧,這就更妨礙了景教與故鄉的交往。而阿拉伯地區,則正在形成和發展伊斯蘭教,及其獨具特色的地區文化體係。凡此種種,使得景教難以得到母乳的充足哺養,它的發育以及在異域的競爭力便更受到限製。   所以,景教傳入中國,若單純從龍與上帝的關係史說飛疑是具有肇端意義的大事,但如果將其放在當時的時代條件下,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大環境裏看,那就有如洶湧大潮挾裹的涓滴細水,缺乏喧騰的力量和聲勢。   柔弱的附庸   處於開放社會環境中的唐朝前半期,固然顯示出一種多元共容的文化格局,但這並不等於說各種文化因素都處於平列對等的地位,其中為主的隻有儒、佛、道三家。它們緊聯著皇宮禦座,吸引著大唐天子們不可或懈的注意力,充當著華夏文化舞台上的主角,上演著一場打中趨和、熱鬧非凡的活劇。當阿羅本輩帶著幾分陌生和靦腆將景教攜來的時候,已經沒有插足這一事局中施加重要影響的機會,隻有側身其間左右依傍,驚異地注視著三家各顯神通。三家為主與兩教盛勢   其時的佛教,傳入中國曆經了數百年的演變發展,已植根於中國的土壤,成為中國化的釋氏,並達到鼎盛的巔峰。其教派並立,寺多僧廣。唐武宗滅佛時,一下子就蕩毀寺院4600餘座,招提蘭若(私立的佛教場所)4萬餘所,還俗僧尼26萬餘人,釋回寺院奴婢15萬人。由此可見其平時的規模之大。   從更高文化層次上看,佛教經典的搜集翻譯,教義理論的豐富深化,唐代取得了空前絕後的成果。僅玄類和義淨兩人,就譯成經論136部,計1547卷。特別是禪宗南宗的產生和發展,成為適合中國士大夫口味的佛教,為與儒學的融合創造了更為有利的基礎。   發展勢頭本來遠不抵佛教的道教,及至唐朝開國也獲得了地位飛躍提高的契機。說來頗有些傳奇色彩,隻因為道教所崇奉的始祖老子李耳,與唐室同姓,太祖李淵便要認他做自家的祖宗。並不是仙化的老子趨炎附勢地來和皇室攀親,而是李淵覺得認這樣一個既是哲人又是神仙的祖宗,給王權套上神聖的光環,對護佑李家天下有利。   既然將道教的始祖認成了祖宗,那該教的名位稱號就當在佛先,從李淵到李世民都這樣明確宣布過。高宗時則追尊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更是錦上添花,加尊其為"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並廣置道家壇宇,頒令大力傳抄和頌講道經,頗有道教風雨滿天下之勢。   道教於有唐一代得此殊榮,誠然幸運之至。不過,即使其極盛之時,信徒人數和道觀數量也僅有佛教信徒和寺院數目的二十分之一,力量相差仍頗懸殊。其名位一朝間躍乎釋門之上,靠的是大唐"真龍天子"們的抬舉。   然而,在佛道兩家軌為伯仲的問題上,唐朝皇帝們也並非一致認同。譬如,武則天登基之後就把佛、道的名分位次顛倒過來,規定佛在道上。這恐怕和她曾置身庵堂,與佛門有特殊緣分密切相關吧?武宗以前的諸帝,對佛、道基本上都是一伯一件兼容並納的。如高祖在崇道的同時又承認"佛之為教,玄妙可師"。太宗對釋門之事亦不冷淡,他對玄奘的態度即可為一證。玄宗興道中間也宣明"道釋兩門,皆為聖教"。武則天佞佛但也未滅道,甚至還特別保護下了道籍中的《化胡經》。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深知,佛、道兩教都可以用來做皇權的護符,哪一家都是不能丟棄的,事實上也丟棄不了。             孔門依然居首   麵對佛、道兩教鋒芒畢露地激烈競爭,儒家這時表麵上好像退避三舍,缺乏淩人盛氣,但實際上仍是穩居佛、道之上的老大,大唐皇帝們不能不特別重視和利用它。開國的高祖是這樣,繼之的太宗尤為典型。他明確宣示:   朕所好者,惟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   不可暫無耳!①   ①《資治通鑒》卷193第6054頁,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北京。   唐太宗極為推崇儒士,詔令顏師古考訂五經,編纂了標準的五經定本,又命孔穎達等人撰成《五經正義》,從經籍的版本到章句的注疏,都予以統一。自此以後,不論是科舉考試還是傳授經書,都有了標準。原怒目相向、各行其是的宗派於今握手言歡,心齊力合,使得儒家營伍更加壯大,陣腳愈為嚴整。孔老夫子被唐室毫不吝嗇地加上了"先聖"、"宣父"、"太師"、"文宣王"等一係列尊銜,較前更風光了許多。   儒家與佛、道之間也少不了明爭暗鬥,不過,在保持絕對優勢地位這一點上卻胸有成竹。唐朝的士大夫中雖然崇佛者大有人在,但孔門聖學絕對是他們以及代表他們利益的王權安身立命的靈魂。受佛教影響極深的大詩人白居易所持之論就頗具典型性:儒、佛、道三家鼎立,但治理天下隻要儒家一元化;佛教有些內容雖可以"誘掖人心,輔助王化",但決不可以以佛代儒,舍本逐末,因為那些東西儒家本有,所謂"王道備焉,何必使人去此取彼"①。   ①《白居易集》卷65第1367-1368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北京。   不論是佛是道,對於中國的"王化"來說隻起輔助作用。這就決定了以儒學為主體而吸取佛、道的一些成分,乃三家合流的總勢。這在唐代不但不例外,而且表現得相當典型。三家合流正是在它們明爭暗鬥之間不知不覺地逐漸完成的,唐代是一個很關鍵的時期。該朝儒學開創空言說經、緣詞生訓的新風氣,漢學係統由此逐漸轉入宋學係統,過渡性特征十分明顯。           小巫見大巫   景教不消說與儒、佛、道三家的總體相比,即使與其中任何一家單獨相比,強弱程度也判若雲壤,遠不能望其項背。   唐武宗滅佛當中,遭受殃及被勒還俗的所謂"大秦穆護祆",即景教、襖教、回教等信徒,總共不過二、三千人,①大約僅為還俗僧尼的百分之一,從此以後,景教便瀕於滅絕,足見其信徒數量之有限。而且,有跡象顯示,景教的信奉者當中,大多為來華的西方人和少數民族,漢人恐怕很少。   ①《舊唐書》、《唐會要》等史籍中記載不一,或說2000餘人,或說3000餘人。   景寺與佛寺的數量相差之懸殊,從下麵一條史料便可揣知大概。這是某佛寺碑刻上的一段文字,鐫刻時間是唐穆宗長慶四年(824年)或稍後,正是武宗滅佛之前景門尚較興旺的時候:   (國朝)亦容雜夷而來,有摩尼焉,大秦焉,祆神焉。合天下三夷寺,   不足當吾釋寺一小邑之數也。①   ①《全唐文》卷727,中華書局1983年影印本,北京。   至於經卷,據唐代景教文獻《三威蒙度讚》後所附《尊經》記載,大秦本經籍凡五百三十部,隻中譯三十部卷,其餘存放而沒有翻譯。景教譯經與當時流行的佛經相比,簡直是滄海一粟。並且,從景教這為數寥寥的譯經後來也大多亡佚的情況看,當時的流傳也不會很廣。   景教始終未能像佛教那樣建立起規模巨大、形態完備的組織和設施,沒有自己的神學教育機構,未能盡多地吸引、發展中國信徒和培養出本土化的教牧人材。所謂"法流十道"。"寺滿百城"雲雲,誇張性的頌辭而已。           依傍於三家之間   更要緊的是,唐代景教沒有也不可能建立起像儒、佛、道那樣係統而博大精深的理論體係,缺乏從學理、學派上與三家競爭抗衡的基礎條件,這也就等於沒有自己獨立的靈魂。事實表明,景教對儒、佛、道三家都得趨附。   基於同係宗教之屬的關係,景教在語言方麵多借助於佛、道。譬如其教士通稱為"僧",教堂通稱為"寺",使徒、天使和聖者則稱為"法王",甚至稱天父為"佛",顯然都是襲用佛家稱謂。此外景教文獻中還有像"妙身"、"慈航"、"真寂"、"功德"、"大施主"、"救度無邊"、"普度"等不勝枚舉的大量佛家語。景教士中最著名的文人景淨,竟還直接從事佛經的翻譯工作,與人合譯過《六波羅密經》。   景教也借助道教語言,譬如其譯經中或以"天尊"指稱上帝,便是明顯例證。若不如此,景教的信息傳播都成問題。而這樣做來,就很難不失卻其內容本意。但是佛道兩家並不喜歡景教的混跡和幫閑,起而攻汗景門的事情屢有發生。   儒家對景門的敵意也決不為輕。景門卻不能不極力迎合儒學的"真義"。這從唐景教的《序聽迷詩所(訶)經》中即可以斑窺豹。   該經又名《移鼠迷詩河經》,"移鼠"是耶穌一名的古譯,"迷詩河"即"彌賽亞"。此經前一部分闡釋教義,後一部分敘述耶穌行傳。其所闡釋的教義中,"十願"是為重要內容。這是由聖經中的"摩西十誡"演化而成的,但作了明顯改造。十誡中的前四誠是要求信徒遵守的純宗教規矩,強調獨尊上帝,實際這也是十誡總體內容的核心。而十願中以所謂"人合怕天尊"一項取代了十誡中的前四項內容,餘則著重闡釋孝養父母,以此作為十願的核心。並且把"事聖上"而講忠道與"事天尊"、"事父母"並列,作為一體講求、不可割裂的"三事",倫理化、世俗化的傾向顯而易見,具有濃重的儒學味道。   看來,這種所謂"譯經"。很難說是忠於原文的照譯,有意取舍加工迎合儒家倫理的痕跡很明顯。再聯係景門效法習行"跪雙膝,並兩肘"、"拜龍顏,獻聖壽"等中國禮儀,更能說明問題。   景門不但難堪地依傍於儒佛道三家之間,到頭來更得逢迎李氏皇室。上麵述及的阿羅憾的集資,及烈的製器,崇一的施醫等事皆不失為例證。即使大秦景教碑的產生,與其說是為本教樹碑立傳,不如說為唐室歌功頌德更合其主旨。碑文連篇累牘地是對唐室的諛頌之辭。將唐帝的偶像陳設於景寺接受禮拜,按說分明是大悖於基督教教規和禮儀的事情,但碑文中卻頌揚備至。   唐武宗以前的諸帝,對景門禮則禮矣,但因為該教對唐室來說並無儒佛道那般重要的功用,所以對其決談不上真正看重,隻不過如同長者對遠道而來的一位垂髫小客,捉手撫頭般地做一點親昵的表示而已。   既然景門是這樣一種附庸的身分和處境,平時唐室打個噴嚏,它也要被震得抖上三抖,那麽一旦君王主子的臉色一變,態度一改,真的發起脾氣來,其厄運和災難自然就是在劫難逃了。             風雨飄零   按說,唐武宗祭起的那場風暴,主要是針對佛教而非景教。事實上,憑景教的地位和力量,根本不足以對大唐皇權構成什麽威脅,是不值得其動用牛刀的。那麽,武宗為何在滅佛中間連景教也捎帶同滅?             變因的啟示   武宗滅佛的原因,至少有三點值得注意:一是因為寺、僧規模過巨,給社會壓上了一個沉重的包袱,不但影響社會經濟,而且有危害王權之虞;二是作為長期以來唐室導演的佛、道之爭的突發性激變;三是出於排外思想動機。最後一點尤需特別注意。   武宗在滅佛詔中有雲:"是逢季時,傳此異俗,因緣染習,蔓行滋多……而豈可以區區西方之教與我抗衡哉!"①可見,他是把佛教以及連同景教在內的一切來源於外國的宗教,都視為不可容忍的"異俗",鄙以"區區"二字,排外的狹隘情緒明顯表露。從另一敕令中,有所謂"大秦穆護沃等祠,釋教既已厘革,邪法不可獨存"②之言,可得到更真確的印證。   ①《唐會要》卷47第840頁,中華書局1955年版,北京。   ②同注2書,卷248第8016頁。   其實,這不僅僅是武宗和個別臣僚思想情緒的反映,而且也代表了當時的一種社會心理。這時的國情國勢和社會環境條件,較之唐前期發生了明顯變化。武宗滅佛詔中的"是逢季時"四字,絕非偶然之筆,大有文章可堪揣摩。正如著名史學家範文瀾先生所論,大抵一個朝代,每當國內混亂,統治動搖的時候,對內越是惴惴不得自保,對於外來文化越是頑固地排斥拒絕,不敢有所觸發。   自安史之亂以後,唐朝舉國動蕩,國勢大衰,非能昔比。唐後期的皇帝們已經缺乏唐太宗那般寬闊的胸襟和謙虛的氣度,不論滅佛興道,還是重佛抑道,其中都包含著濃重的宗教偏執與迷狂的成分,而積極的文化心理因素是大為淡化了。             命運各不同   武宗滅佛後佛教與景教的命運,因為它們勢力上的大小之差,根基上的有無之別,生命力的強弱之異,結果也就大為不同。   佛教雖然是被打擊的主要對象,一時也的確遭受大劫,但不久便又開始複興。景教則一滅殆盡。景寺蕩然無存;中國的教徒統統被勒還俗;外國教士則多被遣返回國,個別留居者也不得不改換門庭,或是講習中國儒術,或是潛入中國教門。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景教向道教的委身。以呂洞賓為代表的呂祖道派就融進了景教成分。像《呂祖全書》以及專記呂祖故事的《海山仙跡》等書中,都雜糅進了與景教有關的一些內容。特別是《呂祖全書》中的《救劫證道經咒》篇中,包含著景教讚美詩歌中的許多語句。對此,有的學者作有專門考證。①這說明,景教在唐末被禁絕後,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也還是存在的。   ①羅香林《唐元二代之景教》第136-141頁,香港中國學社1966年版。   但無論如何,景教作為一個教派,自唐末在中國內地就不複存在了。一直到元朝建立,這數百年間,在中原大地上連其幾星殘火也已罕見,惟在邊塞某些地方,它尚有一息相延。   文化昌明的唐朝,留下的史料相當豐富,而有關景教的記載卻如鳳毛麟角,以至龍與上帝關係史上這第一朵浪花,險些被歲月的長河湮滅。在大秦景教碑出土以前,唐代長時間裏有過基督教流傳之事已鮮為人知,唐朝典籍中偶爾記載到的"波斯僧"、"大秦穆護襖",一般都認作是佛教一類的稱謂。直到明末偶然發現大秦景教碑,經過外國傳教士和中國學者的考釋,才認定了有關史實。後來在敦煌石窟又發現了少量的唐代景教文獻。據此,再結合其他有關資料,我們才得以一睹這本來就不甚顯眼但又有重要意義的"第一朵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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