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尾聲
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起義的槍聲成為迎接新紀元的爆竹響。82天之後，也就是公元1912年的元旦，這天晚間，孫中山在虎踞龍盤的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二月十二日，清帝宣布退位。從南到北的中華大地上，象征共和的五色國旗取代了清王朝的黃色龍旗。
不隻是清王朝的覆滅，也是延續了2000餘年的封建帝製宣告壽終正寢。這對龍的國度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曆史性進步。然而，由於軍閥袁世凱、段祺瑞之流對革命果實的竊奪，中國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民主的革命任務並沒有就此完成。相應地，龍與上帝的關係格局也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不過。隨著國際風雲和神州風雲的急劇變幻，龍與上帝關係史的活劇也不斷推出新的場麵和情節。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龍方的"非基運動"和上帝方麵的"本土化"運動。
非基運動不論從政治或文化方麵，都比清季的反洋教運動顯著地提高到了一個新層次。它作為當時蓬勃發展的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體現出中華民族反侵略、爭獨立意識的明顯強化。從文化意義上看，則是基於新文化運動的陶冶，思想文化界乃至全民族的文化選擇意識和能力明顯強化，熱誠地歡迎西方"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的光臨，而決不要上帝來取代他們。非基運動給外國教會勢力以空前沉重的打擊。20世紀以後教方在華福音事業的"金秋季節"隻是曇花一現，隨即又陷入寒冬的危困之中。
教方的本上化運動所標榜的宗旨是，使中國土地上的基督教會脫離外國修會、差會的"撫育"，而由中國籍的神職人員主理，使其取消"洋教"的名號，掛上"中華"的牌子，即所謂"使教會與中國文化結婚，以洗刷西洋色彩"。
這一運動作為外國教會勢力的應變措施，從其動機上說，自然是要把中國人推到前台充當傀儡，而自己退後一步操縱控製，以求迷人眼目，緩和中國人民基於空前覺醒而產生的仇恨和反對洋教的情緒，並且增強上帝對中國人心靈的吸引力，使中國人日益高漲的民族意識為基督所用。無疑，這是一種"以退為進"的策略。
這畢竟是外國教會勢力危機和窘困中的產物，不可避免地包含著被迫讓步的成分。況且，主觀意圖並不等於客觀效果。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員擔任教職，參與教會管理，而他們當中，絕大多數是愛國的。在其抗爭之下，他們在教會中的實際地位不斷提高。中國土地上的教會完全為外國人所控製的狀況不複存在了，這為基督教在中國的正常發展奠定了初步基礎，並建構起基本模式。
事局自然沒有就此畫下句號，風雲仍在不斷地變幻，龍與上帝雙方也都不斷地進行新的應變。至此駐足回顧龍與上帝的關係史，似可寫下這樣的結語：
--從文化品格上看，龍與上帝是各具特質的。世界性文化交流的發展大勢決定了雙方接觸的必然性。但不同的"血型"又決定了其間不能完全混通、親和，相互斥拒是本能的。上帝要在龍的國度裏安家落戶，須要經過一個真正的本土化過程。
--上帝在特定條件下可能充當世俗性文化的載體。對於龍的國度來說，這種功用要比其宗教性的本身具有積極意義。也正是在這方麵，贏得了相對和諧的一種氛圍，也顯示出其較強的力量。特別當其負載對龍方具有啟蒙意義的近代科學文化的時候，更是如此。
--政治因素在龍與上帝的關係史中始終具有重要的製約作用，而鴉片戰爭以後尤其造成一種非常狀態。"傳教"在很大程度上充當了殖民侵略的工具，這給龍方以極大的戕害，而對於文化意義上的上帝也是一種褻瀆。清季中外文化交流是在不平等的條件下進行的，因而呈嚴重的扭曲態勢。要實現雙方間的正常文化交流，須賴創造平等的政治關係作保障。
--對於宗教王國裏的上帝，龍的傳人一方麵帶著傳統的陌生感，加以種種非常性因素，更加重了其抵抗心理。另一方麵，在不可回避的接觸過程中，對上帝了解和認識的程度又不斷加深，並且，皈依者的絕對數目也不斷增加。這表明，人類的宗教信仰不存在文化的、政治的、地域的、民族的以及其他任何一種不可逾越的絕對禁區。
zuikui同學頭腦清楚觀點鮮明。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