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改革宗神學與改革宗人士的反思

王誌勇

1．真正的改革宗神學具有真正的大公精神

任何神學都是人對上帝的聖言的反思。上帝的聖言是完全的，任何人的神學都不是完全的。上帝是無謬的，上帝的聖言是無謬的，但任何人對上帝的聖言的解釋都不可能是完全無謬的。改革宗神學也是如此。因此，真正的改革宗人士所高舉的並不是改革宗神學本身，也不是奧古斯丁和加爾文，更不是自己，而是在認知的標準上強調唯獨聖經，在人生的首要目的上強調唯獨上帝的榮耀，在得救的最終根源上強調唯獨上帝的恩典，在得救的途徑上強調唯獨藉信心稱義，在上帝與罪人之間救贖的中保上強調唯獨耶穌基督。這也是呂沛淵牧師和其他改革宗神學家一直強調的“五大唯獨”。其實，這五大唯獨不僅是改革宗神學最精要的簡介，也是任何正統基督教神學都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嚴格講來，改革宗神學不是一個宗派神學，改革宗神學所強調的這五大唯獨是聖經中清楚啟示、曆代大公教會不斷傳承的超宗派、超時代的基要真理。

2．真正的改革宗人士具有深刻的反省意識

正是因為真正的改革宗神學具有這種真正意義上的大公教會的精神，所以真正的改革宗人士也勇於麵對自己的敗壞和軟弱，不斷地省察自身的錯誤和罪惡。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在具體的美德和行為上常常見證自身不配得享上帝的恩典，但上帝仍然有恩典，有憐憫，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為我們存留。上帝並沒有按我們的罪來對待我們，否則我們沒有一個人能夠在上帝麵前站立得住。我們這樣的罪人能夠得救是完全因為上帝的恩典；我們這樣的罪人能夠服侍至高的上帝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我們這樣的罪人現在還活在永生上帝的麵前完全是靠上帝的恩典。真正蒙恩的人仍然有時自覺不自覺帝隨便地使用上帝的聖名；真正蒙恩的人仍然自覺不自覺地在罪中執迷不悟，死不悔改；真正蒙恩的人仍然自覺不自覺地常常不用愛心來對待其他一時陷在罪惡或軟弱中的人。所以，改革宗神學強調人的全然敗壞，即使已經蒙恩得救的人也是全然敗壞，我們一切所謂的義行在上帝麵前不過是汙穢的衣裳，絲毫不能使我們自義，絲毫不能使我們比別人更有義。一切都是唯獨上帝的恩典，一切都是因為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

3．改革宗教會與教理派、敬虔派和文化派

馬 斯登（George M. Marsden）是美國當今著名教會史學家，他本身也是改革宗人士。他當然對改革宗神學有個人的確信，深信五大唯獨所反映的改革宗真理和精神合乎聖經，合乎上帝的心意。正是因為有這樣的確信，他也具有深刻的反省精神。他在“改革宗與美國人”（Reformed and American）這篇文章中首先總結了美國改革宗教會的概況，認為可以分為三大支流，一是注重教義純正的的“教理派”（Doctrinarism），二是注重生命敬虔的“敬虔派”（Pietism），三是注重文化改良的“文化派”（Culturalism）。當然，這三大注重在改革宗各個宗派中並不是彼此分離的，往往都是不同程度地融合在一起，但在實際運作過程中確實在改革宗內部不同宗派教會中也各有側重。

筆者的體會是，比較全麵的改革宗既當注重教理上的純正，也當注重敬虔的操練，最後也要落實在對周圍文化的影響上。不注重教理的純正，最後就是“跟著感覺走，”“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教會在真理上就喪失了客觀性的根基，當然也不會有漸進行的積累和長進。不注重個人靈命的操練，總是用純正的教理作為照妖鏡來判斷其他教會和個人，就難免陷入隨意論斷的泥坑。純正的教理首先是我們自身用來實踐的，要實踐在我們個人生活中，家庭生活中，教會生活中，工作崗位上。有一位基督教哲學家曾經感歎說：罪人啊，假如你能認真地對待自身的罪，你就能夠忙碌一輩子，不用忙著去革別人的命！我們之所以常常盯著別人的罪不放，往往是因為我們不願意對付自身的罪。因此，敬虔生活的操練不是在別人身上操練，而是從自身開始。不注重自身敬虔的操練，越是對教義真理有認識，越是讓我們容易驕傲自大，越是讓我們喜歡四麵出擊，越是讓我們看見別人眼中有刺，看不見我們自己眼睛中的梁木。中國老一代傳道人強調“生命”，固然有時流於神秘和空泛，但也有其一定的深刻道理。沒有敬虔的生命操練，真理和知識隻能讓我們更加虧欠上帝的榮耀。因此，敬虔生活乃是基督徒生活主體性的根基。

對文化的注重也很重要。盡管有些學者如何故作高深，給文化下出幾百種定義，使人無所適從；但對基督徒而言，說起來很簡單，文化改良就是基督徒在世界上發揮光與鹽的作用，通過我們自身的美德和善行給鄰舍帶來真理的引導和愛心的溫暖。福州改革宗教會林剛長老在《我信聖而公之教會》這一講道集中，深刻地闡明了文化使命和福音使命的關係：

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密不可分，隻是因為救贖還在過程中，福音使命就異常凸顯，以至於在一些人眼中成了壓倒一切的最重要使命。嚴格說來隻有一個使命，它叫做 “文化性的福音使命”，也叫做“福音性的文化使命”。如同離開善行的宣教是空洞無力的說教，將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強行分割是走入了一個誤區之中，所導致的結果必然使“文化”世俗化、“福音”孤立化，最終會使“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都缺乏應有的生命性。

福音使命就是文化性的使命，文化使命也是福音的使命。沒有文化作為載體，就無法傳播福音；同時，沒有福音作為良酵，文化就無法產生根本性的變革。

靠著主的恩典，我可以說，林剛弟兄在對文化使命和福音使命的關係的認識上，已經遠遠超出了歐美很多改革宗神學家在這個問題上的認識。作為上帝在大陸興起的新一代傳道人之一，林剛弟兄在真理上的認識表明中國大陸不再是西方教會神學上的“殖民地”。西方教會也不應當繼續把中國大陸的教牧人員簡單地一概地視為“培訓對象”。倘若上帝施恩，具有十三億多人口的中國大陸中也會興起奧古斯丁、加爾文、路德式的綜合性神學家和教會領袖，成為整個世界的祝福。加爾文神學院係統神學教授博斯（John Bolt）大膽預告，二十一世紀基督教神學要看中國。我們祈禱、期盼這一天的早日到來。

4．改革宗神學在中國的發展與展望

自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教會在相對寬鬆的環境下迅速發展。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大陸教會普遍性地意識到僅僅靠原先教會領袖個人性的經曆和領受還遠遠不夠。不管是宋尚節先生、王明道先生，還是倪柝聲先生，他們都是上帝興起和重用的器皿。他們在生命上的經曆和真理上的領受都是中國教會的財富，甚至是普世教會的財富。但是，從曆史的角度而言，他們自身所形成的侍奉特色和神學體係都是“小傳統”，必須放到普世教會的“大傳統”中來才能發揮一滴水融入江河所具有的力量。但是，大陸教會自身受自身環境的約束，自身很難走出困境。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改革宗神學大舉進入中國。從華人角度而言，首先是趙天恩先生深入大陸，身臨其境地傳講改革宗神學；其次是唐崇榮牧師通過其布道和神學講座大範圍地影響中國教會，尤其是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教會更是出現了很多“唐迷”；第三是趙中輝先生的改革宗神學譯作，為神學閱讀和培訓提供了大量經典的書籍。另外，林慈信博士、呂沛淵博士在改革宗神學方麵的精深研究、著述、教學和牧會，也為海內外華人教會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助力。同時，位於美國的中國改教出版社、位於香港改革宗經典出版社、位於台灣的改革宗出版社和加爾文出版社，也將成千上萬的改革宗經典之作翻譯、發行到各個教會之中。改革宗神學在今日中國和華人教會中已經成為一個歸回聖經的運動。

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孫毅先生在美國加爾文大學 “密特研究中心”作報告，題目就是“加爾文神學對中國教會和文化的意義”。孫毅教授深刻地分析了“文化基督徒”那種與教會脫節的神學研究最終所導致的蒼白無力，指出新一代基督教學者開始嚐試把神學研究和教會實踐結合在一起，使基督教神學真正成為中國社會和文化變革的力量。在這樣的背景下，具有神學深度和人文情懷的改革宗神學逐漸成為中國基督教學者研究的顯學。孫毅教授也坦率低指出：“在中國過往半個世紀以來，當我們提及加爾文之名的時候都具有深深的偏見。許多中國人把加爾文的名字與燒死塞維圖斯聯係在一起。因為許多中國人把塞維圖斯視為科學家，這樣，就認為加爾文是強烈地反科學的。”孫毅教授認為，隨著中國教會，尤其是家庭教會，不斷走向建製型教會，教會在組織和勸懲方麵都可以從加爾文神學中吸取教訓。同時，教會在組織和管理方麵的發展也必然會影響到公民政府的組織和管理，尤其是在建立民主和法治方麵，中國教會在體製方麵的建設必將對中國社會轉向公民社會做出應有的貢獻。

孫毅教授近年來數次來加爾文大學考察訪問，多方與大學哲學教授和神學院神學教授交流切磋。他在報告中深刻地指出：“對於加爾文而言，要在日常生活中更加全麵地學習上帝的旨意，在理解上帝的旨意上不斷堅固，上帝的法律本身就是信徒最好的學習工具。對於我們每個人而言，要在認識上帝的旨意上不斷有新的長進，每日都領受上帝的法律的訓誨，乃是必不可少的。”他最後總結說： “總之，可以說，加爾文或改革宗神學正在對中國教會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尤其是在教會的社會關懷方麵。我深信，也許通過教會在這個方麵的實踐，這一神學思想將來有一天必將影響到當代中國社會的世界觀、人生觀，乃至其他許多方麵。” 孫毅教授的觀點不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國年輕一代人文學者的關懷，也代表了中國教會在二十一世紀新的起點和關注。筆者深信，既高舉上帝主權，又關注個體人權；既注重心靈重生，又強調生活歸正；既教導上帝公義的法律，又傳講上帝恩惠的福音的改革宗神學必然成為二十一世紀中國教會歸正和道德重建的積極力量。

5．當今華人改革宗人士當注意的四大陷阱

在我們吸收改革宗神學的過程中，自然會出現容易滑入的陷阱。改革宗神學強調三大仇敵，最大的仇敵就是自身的敗壞，其次是世界的誘惑和撒旦的攻擊。以下幾大陷阱主要都是我們自身的敗壞造成的，當然也有魔鬼的攻擊和世界的誘惑的成分在內。

（1） 個人性的驕傲自大

改革宗神學博大精深，既有世界觀方麵的廣度，也有人生觀方麵的深度。我們一接觸改革宗神學這個體係就會歎為觀止。這樣，一開始接觸改革宗神學的人，得到一些亮光後就欣喜若狂，覺得自己歸向改革宗神學就是第二次“歸正”。然後從改革宗神學的角度來看其他個人和教會，覺得別人在靈命都很“淺薄”，在神學上是“異端”，都需要讓我們帶領他們“歸正”，否則就是走向滅亡。這當然不是學習改革宗神學必然導致的，而是因為我們殘留的罪性在作怪。

（2） 神學上的固步自封

言必稱加爾文，把改革宗神學掛在嘴上。其實在改革宗神學上還沒有進行多少精深的研究，更不曉得改革宗神學並不是從加爾文開始，也不是從宗教改革開始，真正的改革宗神學既有曆史性漸進性的形成階段，但從其精神源流上來看，改革宗神學始終處在整個基督教的大傳統種，至少包括以下七大要素：1）猶太人對上帝的律法的重視；2）初期教會在三一神學上的界定；3）中世紀教會逐漸成型在聖而公之教會觀；4）十六世紀宗教改革時期的救恩論；5）十七世紀以《威斯敏斯德信條》為標記的聖約論；6）近現代教會中注重的國度論；7）現代教會中所注重的世界觀。因此，改革宗神學既是有明確的信條為曆史性疆界的認信式改革宗（Reformed），也是不斷改變自身，不斷吸收聖靈新的光照的不斷改革的教會（Reforming）。

（3） 教牧上的精英傾向

這一點是馬斯登在其“改革宗與美國人”一文中所強調的。改革宗神學強調上帝的揀選，目的是強調個人本身的敗壞，把救贖的一切榮耀都歸給上帝，使我們自身具有深刻的感恩之心，從而謙卑在上帝的麵前。但在實踐過程中，因著人的敗壞，許多所謂的改革宗人士以宗教精英和神學精英自居，悍然淩駕於他人之上，用自己的知識來傷害他人。本來培養我們謙卑情懷的揀選論經過罪人的醬缸的浸染變成了唯我獨尊的精英意識。

（4） 配搭上的拒不合作

改革宗神學強調得救的確信。但在很多改革宗人士那裏注重得救的確信卻進一步擴展為神學的確信、靈修的確信、侍奉的確信……。什麽都有個人的確信，就不容易和別人合作配搭。哪怕是在改革宗內部，隻要有憂些微的不同，也許隻是表達上的不同，就會演變為神學上的巨大爭議和教會侍奉上的分裂。
馬斯登最後說：“總之，改革宗教會要複興的一個中心特色就是：深深地意識到我們自身的不配，深深地意識到我們完全依靠上帝的恩典，這是基督的獻祭性工作所特別顯明的。隻有這樣，在二十世紀晚期的美國，許多人才會發現說‘我是改革宗的’，這一說法具有一定的意義和分量。”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唯願我們華人基督徒在學習改革宗神學的過程中，牢牢地以聖經為最終的標準，是可以榮耀上帝、造就他人為動機，真正具有改革宗神學所具有的大公精神，嚴於律己，寬於待人，真正成為中國教會的祝福，成為普世教會的祝福。“願上帝憐憫我們，賜福與我們，用臉光照我們，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萬國得知你的救恩”（詩67：1-2）。阿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