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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永毅:文革派別、思潮和現今中南海領導人 zt

(2010-11-24 08:07:46) 下一個
華夏快遞 : 宋永毅:文革派別、思潮和現今中南海領導人發布者 thchen 在 10-11-23 09:19





 
                            宋永毅

目下的學界把中共第四、第五代領導人戲稱為“紅衛兵一代”是不無道理的,因為他們人生最主要的青少年時期,無不在文化大革命中度過。借用毛澤東著名的語錄來說,文革一定在他們今天的執政傾向中打下深刻的“階級的烙印”。可惜的是,如果人們閱讀官方公布的他們的簡曆,讀到的隻是“胡錦濤:1965-1968年 清華大學水利工程係參加科研工作,並任政治輔導員(“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終止)”和“溫家寶:1965-1968年 北京地質學院地質構造專業研究生”之類語焉不詳的話。究竟他們十年文革中,尤其是 1966-1969的風起雲湧的文革初期參加(與)了一些什麽學生中的派別鬥爭,沒有任何說明。在中共組織部的政治審查中,隻要沒有過“打砸搶”行為的,基本上都算作“逍遙派”。其實,年輕人參加一些造反運動乃至武鬥都不是什麽曆史汙點。相反,如果一個血氣方剛的青年人,當年不響應他們所崇拜的黨和毛澤東的號召至少投入或參與文革, 這樣的政治冷血和自私才是令人不解和憂慮的。

胡、溫的派別傾向和他們對政治改革的態度

其實,中共第四代主要領導人胡錦濤和溫家寶在文革初期都不是純粹的逍遙派。作為血還是熱的青年人,他們都是參與了當年的學生中的派別活動的。據胡錦濤的清華大學同學回憶:他因為是政治輔導員,初期當然是保校長蔣南翔的保守派。但是一旦毛澤東和黨中央宣判了保守派的死刑,積極要求上進的他也就自然地參與了造反派活動。隻不過他當年參與和傾向的是清華大學井岡山溫和保守的造反派 --“四·一四派”,心儀的是聞名一時的“四·一四思潮”。如果我們今天用一句話來概括“四·一四思潮”,那就是“回到劉鄧路線的十七年(1949-1966)”。換句話說,在不觸動整個中共體製的前提下“改革”:在經濟上開放,在政治上守舊。其實鄧小平的路線就是“十七年路線”,這也是鄧小平欣賞胡錦濤,把他選為隔代接班人的原因所在。如果我們仔細觀察胡錦濤接班以後的拒絕政治改革的執政傾向,當年“四·一四思潮”的投影還是清晰可見的。

和胡錦濤不同,據溫家寶當年的同學回憶,他傾向的是北京地質學院激進的造反派“地院東方紅”。以朱成昭為首的這一北京大學中的主要造反組織不僅以其對劉鄧的十七年體製的“大翻個兒式”的造反聞名,後來“地院東方紅”最早的領導人更幾乎全部因為進而反對整個中共體製被打成“反革命集團”。據說,在溫家寶剛剛擔任總理之際,後“地院東方紅”的領導人王大賓找過他,認為自己在文革後被判15年徒刑純屬冤案。溫家寶明確表示了同情—可見他對自己當年的派別傾向還是認同的,對文革後報複式地重判當年的紅衛兵領袖也是反感的。另外,不少今天出版的溫家寶的傳記裏還都提到了從1968到1976 年文革結束, 溫家寶在分配到甘肅工作以後,在甘肅酒泉基地的一個“藏書很多的圖書館裏”經曆了刻苦的讀書生涯。雖然大都是地質學和其他科學的專業書籍,但也一定有不少人文藏書。這不僅使溫家寶在文革一結束就成為他這一行中的國家級的專家,也大大地拓寬了他對世界的人文視野 。盡管胡溫兩人都是平民出身,都以小心謹慎、中規中舉的工作作風最終成為中共第四代領導人中的第一、第二號人物。 就世界性的視野和人文素養而言,溫家寶其實要比隻看過《左婭和舒拉的故事》的政治輔導員胡錦濤要高。今天在中共的政治局裏,還隻有溫家寶一人大聲呼喚政治改革,這是否和他文革中的派別傾向和讀書生活有一定的聯係呢?恐怕一定的聯係也是隱約可見的。

老紅衛兵思潮和中共第五代領導人

在中國第五代領導人中,習近平、薄熙來和李源潮無疑是最為耀眼的新星。他們的共同特點是:1)太子黨,2)都就讀於幹部子弟雲集的北京和上海最出名的中學,3)都是老紅衛兵(薄和李);或認同老紅衛兵思潮的中學生(習)。

薄熙來在文革中是北京四中的高中生,文革中是最早的老紅衛兵,據說還是以迫害平民著名的西城糾察隊成員。網絡上有很多有關薄熙來在文革中在校外打砸搶的描述,但在我看來:當時還是青少年的薄熙來即便有這方麵的一些錯誤也不是什麽大事。但是他的一個同班同學 和好幾個校友告訴我的事卻引起我的警覺:薄熙來在他父親薄一波還沒有倒台前,在班上狂熱地鼓吹血統論, 並利用當時的紅色恐怖的氛圍直接毆打他同班出身於平民家庭的同學,其深層原因卻是積累了好久妒忌 -- 哪位同學的讀書成績遠遠超過了他。 他的四中同學對他文革表現的評價是:心胸狹隘,驕橫虛偽。在文革中,因為父親薄一波是劉少奇的親信而被打倒,薄熙來就有過不少激烈的直接攻擊毛澤東的言論。因而,人們很難想象他今天在主政重慶時大力提倡“讀紅書、唱紅歌”是出自於肺腑之言。倒是他在大連對持異議的香港《文匯報》記者薑維平的迫害更和他文革中對平民子弟的仇恨一脈承傳。

李源潮,原名李援朝,文革中是上海市上海中學初三學生。李也是上海最早的老紅衛兵—上海紅衛兵總部的糾察隊成員。他在文革中發起的“紅衛兵紅旗支隊”也是鼓吹血統論最激烈的組織,他本人也是老紅衛兵糾察隊活動—破四舊、抄家、武鬥等等的積極參加者。不過他倒沒有過薄熙來那樣的出於妒忌而毆打同學的劣跡。

總結薄熙來、李源潮等人積極參加的“老紅衛兵”—“糾察隊”—“聯動”的派別思潮特征,有幾點是顯而易見的:1)深入骨髓的“太子黨”的特權等級思想,2)對代表他們家族利益的的中共的十七年體製的強烈維護和對平民及其子女,尤其是“地富反壞右”的輕視甚至仇恨,3)因為家庭和中共上層黑暗權力鬥爭的熟諳,本人對政治權術早熟。盡管因為年齡和經曆的磨練,今天的他們都已經成熟得多了,至少在表麵上都已經不再是當年飛揚跋扈、盛氣淩人的權貴子弟的摸樣了。然而,當年的經曆是否仍然在他們今後的執政傾向中有潛在的影響,答案因當是肯定的。

和薄熙來等人對自己早期的文革經曆忌違莫深相反,同為“太子黨”的習近平和他的少年夥伴們倒是有過一些大大方方的回憶錄。文革爆發,年僅十三、四歲的習近平是北京最出名的“太子黨”學校--八一學校的初中生。因為父親習仲勳在1962年就已經是待罪之身,他當然無法像薄熙來、李源潮那樣成為老紅衛兵。然而,在派別和思潮傾向上,他仍然是認同他們的。1968年,北京的老紅衛兵聚眾在三十八中的操場上準備平息那裏的 “地富反壞右子女”的造反,不是老紅衛兵一員的習近平盡然也興衝衝地去參加這場武鬥。結果那裏的中學造反派早已經做了充分的準備,一下子就把這些權貴子弟們打得四處逃串。今天的習近平回顧往事時人無比感慨:“當初要不是跑得快,也許就沒有今天的戲了”。因為習近平始終不過是一個求做“老紅衛兵”而不得的黑幫子弟,老紅衛兵思潮對他今天執政傾向的影響當然也就沒有薄熙來、李源潮那麽大。

知青經曆的正反麵影響

現任政治局常委的李克強,是1955年7月生的。他的年齡顯然錯過了紅衛兵的狂飆時期,充其量不過是個“紅小兵”而已。當然,他也就不會有當年紅衛兵的派別和思潮傾向和任何“打砸搶”的劣跡。 但這不等於說他沒有影響到他今天執政傾向的文革經曆。 從1974年到1978年,他有過整整四年的知青經曆。而且從安徽省鳳陽縣大廟公社的普通知青做起,在1978年成為那裏的黨支部書記。 政治局常委中還有一個知青是習近平,他從1969年到1975年在陝西省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梁家河大隊從一個普通知青做到黨支部書記。

一般而論, 知青經曆對當年的青年人的世界觀和工作能力是有很大影響的,比如,1)吃過苦,了解中國農村和農民的真實情況;2)深知中國底層社會的黑暗,並得知了如何生存和發展的方法; 3)學會了領導或駕馭最廣大的中國百姓層—農民的方法和能力。今天的知青回憶錄常常把當年的生活革命化和浪漫化,其實黑暗麵的影響也是絕不可低估的。如中國農民的狡詐和自私,基層幹部的專橫和暴戾,農村民間的愚昧和腐敗 ……對所有的知青,當然也對習近平、李克強發生過負麵的影響。尤其他們都能在這樣的環境裏不僅生存下來,還當上了基層幹部,正反麵的影響都應當是存在的。 比如,去年習近平在墨西哥出席當地華人聯誼會時的演講中,提及“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劃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饑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麽好說的。” 演講結束後,這一言論即遭到海內外輿論的廣泛批評,因為一個政府不折騰外國人並不代表就可以折騰本國人民,更不代表政府折騰本國人民,國際輿論就不可以批評。撇開他講話的是非不論,我們還是能從他講話的語氣口吻中找到當年老紅衛兵的隱隱“匪氣”和陝北農村幹部的一絲“土氣”……

在李克強的文革年代裏,竟有過好幾年博覽群書的經曆。他步入中學不久,文化大革命已經爆發,全國所有的學校進入停課狀態。於是,從小好學的李克強雖然成績優異,但隻好輟學在家。於是,他父親李奉三帶著李克強拜供職於安徽省文史館的國學大師李誠為師整整五年。 李誠除了向他講解中國的國學、治學的方法以及古今逸事外,從唐詩宋詞,到《史記》、《漢書》、《後漢書》、《資治通鑒》等國史,無一不仔細教授。李克強下鄉以後,也一直不忘讀書。因此,李克強在文革中就已經通曉古今詩書。這樣,他才能在安徽省1977年的高考中名列前茅,進入北大法律係。李克強在李誠過世後曾撰文盛讚他老師“知之·知之,不知·不知”的治學態度和做人原則。應當說,這些對他以後進一步主政時是會有正麵影響的。

縱觀目下中共政治局的25位常委和委員,屬於文革中中學生代層的,似乎還隻有習近平、李克強、薄熙來、王岐山、汪洋、張德江等六位;絕大多數還是文革前或文革中畢業的老大學生。盡管他們畢業的大學都是文革中風雲變幻之地 — 如畢業於當年派別鬥爭最烈的清華大學有胡錦濤、吳邦國、劉延東和習近平四人;畢業於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也有王兆國、俞正聲和徐才厚三人。但因為對他們文革表現的刻意忌諱和資料的缺乏,至今海外的研究還隻能根據他們的理工科的專業特點把他們全部作為“技術官僚”來粗線條地分析。盡管中國有句俗話說“三歲看老”,但中共第四、第五代領導人的文革經曆畢竟隻是影響他們執政傾向的一個重要因素,絕不是全部的因素。另外還要指出的是,即便是他們中近三分之一的“太子黨”成員,也決非一無是處。 就習近平、薄熙來和李源潮三位而論,就都畢業於中國最好的中學和大學,受到過一流的教育。他們還都坐過牢、下過鄉、當過兵,吃過苦,有著長達十年乃至二十多年的基層工作的經驗(如習近平)。這都絕不是大清朝末年的“八旗子弟”可以望其項背的。預測集權體製中的未來領導人的執政傾向是一件非常困難的“算命”,但他們青少時期的政治活動無疑提供了種種有用的蛛絲馬跡。

□ 一讀者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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