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灘是遠東大陸最美妙的入口之一，被東南季風和酷烈的西伯利亞寒風所交替地占領，潮濕而又溫暖。從一個泛情欲的視點加以觀察，外灘同時也是遠東頭號殖 民地的陰道口，充滿情欲的體液構成了黃浦江的主體。殖民者坐著蒸汽火輪在這裏登陸，仿佛是一次凶猛的插入。汽笛的鳴叫構成了征服者的自我禮讚，但它最終還 是停棲在那些高大的建築物麵前。殖民地的摩天大樓聚集成了一麵巨大的牆垣，表達著製止、停止、新秩序和主權的轉喻。這是後期殖民話語的典型表述。外灘是殖民者為自己建造了龐大的客廳，它要在這裏有秩序地款待自己。
黃浦江西部沿岸的風景，有著曲折而迷人的建築輪廓線，同時展露著近代工業化的繁華圖景：無數塔吊和行吊、造船廠的船塢、掛著萬國旗彩旗的洋輪、暗灰色的老式軍艦和笨拙的拖輪……。對外灘的殖民書寫徹底改變了它的容貌，把它詮釋成了一場自由貿易和商業探險的狂歡。從九十年代開始，夜晚的外灘重新成為瑰麗的風 景。泛光燈的照明把上海再度變成了一個巨大布景，停棲在激動人心的河岸，上演著意識形態的盛大戲劇。
水、岸、燈和高樓，這四大元素組合成了外灘神話的主體。它的地標過去是海關大樓，以後被“東方明珠”電視塔奪走，現在是金茂大廈，而最終則將屬於“國際金融中心”。地標的這種不斷東移顯示了上海權力中心的戲劇性東進。浦東的新外灘成了資本國家主義威權的最新前線，而外灘西岸則成為殖民地情欲的優雅沙龍。
我已經說過，上海的舊式情欲帶包括南京路、淮海路和衡山路等等。而外灘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條。它的在情欲地理學上的顯著地位，完全取決於它和黃浦江的親昵關係。文革時期，它的長達一公裏的醜陋的水泥欄杆邊，曾經站滿了上千隊喃喃對語的情侶。他們彼此摩肩擦踵，猶如一個漫長的愛情鏈索，整齊地排列在發臭的 黃浦江水岸，從外灘公園一直延伸到氣象信號台。在寒濕的冬季之夜，情侶們在單薄的軍裝底下顫栗，幸福地眼望混濁的江景，抗拒著尖銳徹骨的寒意。他們呼出的氣團和他們散發的情欲氣息一起，汙染了紅色意識形態的灘頭。
1968年，毛政府的民兵組織“文攻武衛”經常在這裏圍剿談情說愛者。他們成批地逮捕戀人們，用卡車帶往革命委員會總部。執法者揮動軍用皮帶對他們嚴刑拷打，逼迫他們交待“黃色下流”的“罪行”。情侶們的慘叫和外灘的東方紅鍾聲遙相呼應，儼然是對後者的一種神經性回聲。
革命意識形態對情欲的鎮壓如此無情，顯示了極權主義的酷烈風格。然而，在施虐者的毒打中卻隱含著一種變態的情欲。它看起來是情欲的敵人，而實際上卻是情欲本身，而且比日常情欲更加激烈和凶暴。在文化革命時代的外灘，情欲的麵容就這樣隱匿在權力的暴力背後，令兩者的界限變得曖昧不清起來。
這其實就是外灘的風格：它是高度精神分裂的，同時兼具著情欲和權力的雙重語義。我們造已經發現，上海外灘是情欲和威權的雙重天堂。不僅如此，它正在世界欲望的深化中擴大這種分裂。
早在在二十世紀中葉，威權已經實現了自身的轉型。上海從殖民主義轉向了民族主義和集權主義。匯豐銀行大廈被改造成革命委員會的總部。站崗士兵的槍刺在陽光下閃爍，它見證了從殖民話語向第三世界話語的轉換曆史。
我們已經看到，外灘正在成為中國現代化的樣板，一片被充分意識形態化的布景。在九十年代初期的改造過程中，上百株粗大的法國梧桐被全部移走，14萬塊彩色地磚覆蓋了觀景台，僅剩下少數稀疏的小型植株和淺平的草皮。水泥的霸權變得驚心動魄起來。此後，觀景台下部補種了一批樹木，但馬路對麵的“左岸”地帶，也 就是殖民地建築帶的人行道，卻保持了長久的光裸。直到2004年才種植了一些幼嫩的樹苗。它們的低矮和細弱，與擁有百年曆史的高大建築構成了可笑的對比。
濫用混凝土是第三世界的疾病特征，其中包含著對現代性的最大誤解。外灘和淮海路一樣經曆了這種反生態災難。拔光所有行道樹後的淮海路，在整個炎熱的夏季裏失去了顧客，地方當局這才恍然大悟，趕緊補種樹木以招回遊人。外灘改造工程重蹈覆轍，在中山東路西側拔光了所有樹木（直到去年才補種了一些弱小可笑的樹苗），再次延續了這種可笑的水泥美學。
在外灘主義的邏輯中，樹木是對意識形態威權或商業威權的挑戰。它是一種令人生厭的視覺障礙，橫亙在民眾和膜拜物之間，阻止了向行政高樓和貿易場所的瞻仰與膜拜。不僅如此，樹木造成的意識形態不安還有著更加的原因，它起源於工業主義對農業主義和自然主義的深切敵意。
這就是外灘的永恒的精神焦慮。河岸的苦悶固化在光裸而堅硬的水泥裏，猶如一場生態的噩夢。隻有外省和來自鄉村的遊客在這裏喜悅地流連，被從觀景台到摩天大樓的混凝土工事所感動。浮華的泛光燈加強了水泥美學的這種屬性。他們的情欲在這威權主義的幻像裏生長，融進了“現代性”的瑰麗神話圖景，全然不顧其間發生的內在精神分裂。他們是外灘主義最忠實可靠的消費者。（作者：朱大可，原載《南風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