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智勝 :國共內戰的重新反思

每看國共內戰史，國民黨政權因戰敗播遷台灣一隅，江山易色，人事不再，沉痛的心情總是無法釋懷，那種旁觀者清的痛楚更是無以複加。看了很多國內外及台灣方麵有關這場內戰分析的著作文章，所提出的觀點和結論都無法令我信服。

國內正統的什麽“民心論”、“正義論”等自然不用談，海外以及台灣的一些著作和文章，雖然對國共內戰的分析客觀一些，但讀來也讓我迷惑。因為其所列舉的各種導致國府敗退的原因，幾乎都可以在曆史上找到反例。例如說國民黨腐敗導致它在軍事上失利，那麽曆史上有比它更腐敗的政權卻並沒有因之而跨台。中國的各個封建王朝哪個不腐敗甚於當時的國民政府，畢竟當時的國民政府比起那些封建王朝來說還是有一定的民主和進步，尤其不可否認的是，那時期的國民政府雖然限製言論出版方麵的自由，但畢竟是自由的多與少的問題，而不是現在中共治下的有與無的問題。國民政府可能相較於西方自由國家要腐敗，但不會太腐敗。當然有人會說，國民黨腐敗再加上有中共這樣的一樣異己強大的反政府武裝來挑戰，跨台就是必然的。這有一定的道理，但曆史不是這麽簡單。晚清同樣腐敗，也麵臨比當時的中共反政府武裝力量強大得不相上下的太平天國的挑戰，為什麽沒有倒掉？國民黨在3年多時間敗得如此快如此徹底，在我心中成了一個曆史之謎。


國民黨敗得如此之快，超過毛澤東的估計

國民黨敗得如此之快，甚至超過了毛澤東的估計。在國軍全麵進攻階段，看到華東蘇北戰場上中共粟裕部對國軍連戰皆捷，尤其是蘇中七戰七捷，讓毛樂觀估計，如果每月消滅國軍5、6個旅，那麽大概需要5年時間中共就會贏得全國政權。在重點進攻階段，兩大戰略目標，政治中心延安和關內後方的戰略補給中心煙台和威海衛被國軍攻克，可以說國民黨達到其內戰軍事勝利的頂點，那個時候毛澤東被胡宗南追擊得在陝北的山溝溝裏十分狼狽，劉鄧為了讓在陝北的中共高層擺脫胡宗南的軍事壓力，終於在毛的再三催促下挺進大別山，進入與華中白崇禧軍事集團的外線作點，但卻遭受連連挫折，中野12萬多人到出大別山時，幾乎損失過半。那個時候，毛估計勝利可能需要10多年的時間，甚至有了再不濟就上山打遊擊的念頭。而到了內戰晚期，遼沈戰役一結束，毛就估計推翻國民黨政權大概隻需要1年的時間了。經過多年的思考，我有了對這場內戰與一般公論不同的看法，首先要糾正幾點國共內戰認識的誤區。

第一個誤區：共產黨打敗了國民黨800萬軍隊

其實內戰中國共對峙的兵力並非那麽懸殊。在國民黨軍簡史中，說明從1946年6月國軍有正規軍（師）86個軍，248個師，約200萬人，再加上後勤，交警，機關，學校，海空軍等等還有156萬人。正規軍是74萬，一共是430萬人。45年國民黨停止征兵一年，47年1月到8月征兵68萬人，同年還計畫征兵100萬，但目前沒有確切資料說明該征兵情況，因為那時候局勢已經惡化了，國統區在縮小而且有些與中共交戰的地區，民政已經被打亂。人民離亂，就算征兵達到一半50萬，然後是49年再征兵20萬，這麽加起來一算總共就是570萬，另外再減去撤守台灣的58萬軍隊，那就實際是510萬左右，這可是3年內戰之國軍的總和。這裏麵的兵員很大部分是是代替損失掉的國軍，是起到對衝作用的，這是統計學上的問題。中共軍自抗戰結束後，公認的保守數字是100萬正規軍，260多萬民兵武裝。而國民黨與共產黨不同，他的部隊很大的一部分要用來保障戰時戰區上的後勤，而那些國統區的治安所需要的部隊還不算在內，不像中共武裝，它的後勤可全部交由地方來辦，正規部隊隻管作戰即可。

美國的一份白皮統計書說，1946年國軍是300萬。46年底是260萬國軍，47年初是250萬國軍，150萬戰鬥部隊，100萬後勤部隊。47年末是 270萬國軍。這些國軍部隊，作一個最樂觀的估計，就是四分之三都能立即投入到對中共作戰的戰場，那麽在戰場上真正與共軍對峙的兵力對比，大約是一點五比一左右的這樣一個狀態，稍微熟悉一下內戰史的人應該對這個比例不會有多大疑義。這還是在內戰初期的兵力對比，國軍有優勢，但形成了不了絕對優勢，到中期，大概就是1點3到1比1的比例，到後期，基本上就是倒過來了。

一句話，內戰中國軍與共軍的兵力對比遠非宣傳的那樣，在兵力上國軍處於絕對的優勢， 中共處於絕對的少勢。


第二個誤區：國民黨獲得大量美援，國軍大部分為美式裝備，比共軍處於絕對優勢地位


請看看下麵一組資料。1946年6月14日，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向國會提出《軍事援華法案》。同一天簽訂《長期償付租借物資協定》，國民黨獲得5170萬美元的裝備和物資。 6月27日，美國國會批準為國民黨建立8又3分之1大隊空軍計畫的裝備及費用。 7月29日，美國宣布對華武器禁運。6月14日向國會提出的《軍事援華法案》和8又3分之1大隊空軍計畫被中止。同時英國對南京國民政府實施軍火禁運，拒絕了南京國民政府購買槍炮子彈、艦炮、飛機機架等請求。英國外交部宣稱：英國政府的政策是不鼓勵中國現時的內戰。為了這一目標，隻要內戰還在持續，我們就不向中國出口任何戰爭物資。8月31日，美國將戰後剩餘物資折價賣給國民黨，中國交付1億7500萬美元。中共提出抗議，美國解釋這些是民用物資，車船、食品、被服等。

同年10月，華北傅作義部攻克共軍晉察冀首府張家口，讓馬歇爾的軍事調停工作受到打擊，決定暫時停止對國府美援8個月。1947年4月9日美海軍陸戰隊撤出中國，把6500噸軍火交給國民黨。5月26日馬歇爾宣布取消對華武器禁運。6月27日美國政府低價賣給國民黨軍隊1.3億發子彈。 1948年4月2日美國國會通過了《1948年援外法》，其中有關援華部分，也單獨稱作《援華法》，援華總額為4億美元，有1.25億美元為特別贈款可以用於軍事，為期一年。9月，1.25億軍援仍未到位。蔣介石告訴司徒雷登已經沒有軍火守住東北。10月29日，杜魯門為了減輕國會的壓力，把存在日本的 700-800噸軍火運到中國。7月下旬杜魯門政府提交國會一項旨在援助北約國家及希臘、土耳其、伊朗、韓國和菲律賓的總軍援法案，即後來的《共同防禦援助法》。法案送到國會後，兩院的親蔣議員提出不給中國軍援就否決法案。政府再次妥協，同意向中國提供0.75億美元軍援。49年2月杜魯門指示艾奇遜“不停止對中國的軍援，但要盡可能采取非正式行動拖延啟運”。1950年4月14日艾奇遜回函國防部，1948年《援華法》軍援部分的1.25 億美元餘款中“現今正在采辦和支付的訂貨完成以後”，就不要再從軍火庫中向台灣供貨了。由此可見1948年的軍援到了1950年還未交完，那麽49年7月國會通過的0.75億美元軍援應該在內戰中沒有交到國民黨手裏。

結論是，46年6月到50年初，美國提供給國民黨的軍火有47年的6500噸軍火和1.3億發子彈，48年的700-800噸軍火和1.25億美元軍火，未用完。

實際上，所謂美式裝備的國軍隻是在抗戰後期美國援助的36個與美國正規師裝備遠遠不能相比的簡陋版的美械師。共擁有36門155榴彈炮，彈藥緊缺得不到補充，基本上沒有在戰場上發揮作用。另外還有400多門105榴彈炮，炮彈也相對緊張。而終其內戰始終，我們沒有看到過國軍能有什麽炮兵旅，充其量有炮兵團；而共軍，在關內粟裕就有裝備重型武器的特縱了。關外林彪的部隊就更不用談了，早就成立有炮縱了（共軍一個縱隊相當於軍的建製）。國軍基本上大量地還是依靠日械來裝備，例如十分能戰的也算是國軍主力的黃伯韜的整編25師就是日械師，其他一些非主力甚至是雜牌的國軍的裝備情況就更可想而知。即使是日械裝備，也多半是輕武器，而很少有日式重武器來裝備，例如150榴彈炮，才裝備了一個團。至於攻城拔地的利器坦克，在戰史中看到國軍對戰鬥產生重要影響成規模地運用也就是在淮海戰役中，蔣緯國的裝甲部隊，其所有家當不超過三個團。除此之外我們就很少能看到國軍能用坦克來參與作戰。倒是能看到一些國軍突圍時指揮官們坐著坦克逃跑，例如黃維和胡璉。


那麽共軍的裝備是不是真的像他們說的那樣是小米加步槍？國軍與美援幾乎成了一個互為聯想的孿生詞，而共軍其實也有一個互為聯想的孿生詞，那就是蘇援。大陸學者楊奎鬆的著作《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就提出一個觀點，那就是蘇聯對中共，特別是對東北的中共軍隊的援助“極大地縮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預計的徹底戰勝國民黨的時間表”，並在該作中，有一個根據前蘇聯檔案公布的保守不全麵的數字，即70萬支步槍，12000挺機槍，4000餘門各種炮及 600輛坦克等，這個數字就已經夠裝備共軍上百萬人了。另外東北的兵工廠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要知道當時東北的工業區是僅次於美英蘇德之後排在世界第5位的，尤其是在蘇聯庇護下的大連軍工廠對中共軍隊戰力的幫助之大不可想象。這裏說一個插曲，當淮海戰役硝煙散去時，有記者讓陳毅對戰役簡單總結一下，當時他說“淮海戰役的勝利是老百姓用獨輪車推出來的。”接著真正指揮該戰役的粟裕補充道，“還要感謝大連的炮彈。”可見共軍的火力裝備到底有多強大。


從政治和組織上看國民政府為什麽成了內戰失敗者

一是政治妨礙了軍事。先說一下國府抗戰勝利後的優勢。抗日戰爭雖然對我們本民族來說是一場浩劫，但也同時打造了一個應該說是現代意義上的統一政府，一個權威中央政府自民國初造的亂象之後得以真正確立，至少在國統區，政令軍令能夠從中央到地方一以貫之的得到執行。雖然還有各派勢力的存在，如桂係，還有如閻錫山的晉軍，但總的來說已不存在民國初期意義上的那種分裂割據的軍閥勢力了。殘存派係至少承認在一個權威中央的法統之內進行政治上的爭鬥，而不像抗戰前那樣是不承認以蔣中正為首的中央而分庭抗禮。權威的中央政府能夠達到成意誌集中，行動有力，對中共來講是不利的。但是國民政府是一個奇怪的混合體，在軍事上獨斷獨裁，政治上是一個奇怪的混合體，民主和專製融合在一起。隨著抗戰後國民大會的召開以及總統選舉等等憲政化的舉措，民主化的成分日益增多，對軍事行動形成了掣肘。可以這樣說，民主化的不合時宜的推進對當下的戡亂時局有百害而無一益，用今天的話來講，是國民黨的民主化搞早了，共產黨的民主化卻是晚了又晚。國民政府戡亂剿共之軍事成敗受製於政治利益的得失。例如在遼沈戰役開始之前，放棄東北顯然是明智之舉，但出於東北的政治得失，國大代表中的一些東北籍國大代表對政府施壓。主政者蔣介石意識到在東北已成孤立之態的國軍必須撤回關內，但是由於政治上的壓力以及由於衛立煌的陽奉陰違而錯過了時機。假如關外的精銳國軍能夠在遼沈戰役發起前退守關內，國府保住半壁江山應該是有極大可能的。這樣政治上的得失考量影響了軍事上的行動成敗，在內戰中還有很多例子。遼沈戰役結束後的華北剿總所屬國軍，傅作義不聽蔣介石的命令，不是把主力向唐沽等沿海地區集中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主力撤向察綏這樣的軍事死地，坐等失敗，令人扼腕歎息。

在中共的宣傳上，常常把蔣介石形容為一個軍事上無能無才的人，國軍失敗的重要原因緣於他的瞎指揮。其實不然。還是說東北，還有華北，在共軍取得戰略優勢之後，他對形勢看得比較清楚，極力主張把國軍撤守，他的一些戰略舉措即便不是說有遠見，至少不能說昏聵。

反觀國民黨政府對抗戰前對中共紅色根據地的圍剿之所以成功，在上述意義上來講，應該得之於一個不完善的軍人政權（軍政時期的國民政府），很少兼顧民意（當時蔣介就不顧國內抗日輿情的高漲，致力剿共），得以使政治無法幹擾軍事，從而達成目的。


二是組織問題。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在史界沒有人真正意識到從組織學的角度來看國共之爭。讓我們對民國初建後執政團體的組織性程度高底作一個考察，可以看到一個奇怪的進化鏈。民國初期北洋政府朝代是軍閥當政，組織性十分孱弱，僅僅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相互忠誠，類似於江湖上的兄弟義氣，每個軍閥相對他的部屬來說就相當於江湖大哥，早期孫中山的會黨會盟與此類似，其基層多半是當時洪門中人，江湖義氣深重。這種組織性非常脆弱，一旦利益發生衝突，忠誠就不堪一擊。

所以為什麽在那個時代最多的就是一些反複無常的軍閥。取代它的就是蔣記的南京國民政府，蔣氏靠黃埔軍校發跡，黃埔學生對他以校長相稱，蔣與他的下屬或學生的維係靠的是封建倫常關係，一種變相的禮教，有那種學生對校長的類似於一種君臣名分的榮譽感廉恥感，所謂他大力提倡的禮義廉恥、殺身成仁就是這個道理。當然還包括有一定理想的東西在內，例如在當時危機重重的中國，蔣代表著一種民族主義的振興，以及再加上三民主義的理念雜揉其間。那種靠個人之間相互忠誠的軍閥組織關係一旦碰到這種比他更勝一籌的以封建倫常而且還有一定的理想性在內的蔣氏軍隊自然不堪一擊，紛紛落敗而逃。讓我們看到最多的就是，蔣氏與軍閥開戰時，更多的是用收買的手段戰勝之，而那些軍閥如此地容易被收買，反映了一個組織性高下的問題，不僅僅是錢多錢少的問題，遺憾的是很少有人從這個角度去研究蔣氏為什麽能夠打遍軍閥無敵手。

從這個認識出發，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理解國民黨政府為什麽會敗在G·C·D的手下。先從思想性作一個比較，馬列主義的思想體係遠比三民主義龐大嚴謹，從其所要達到的共產主義可望而不可即來說已經類似於一種宗教，所有的宗教都有一個共同特征，那就是要有一個天堂的存在，而共產主義把這種天堂通過它的嚴密的邏輯體係搬到了地上。馬列主主義能讓信仰者產生一種宗教般的狂熱，在信念上無疑要比三民主義的信仰者堅定得多。在信念上蔣氏的組織性強度就要比中共弱。可以這樣說，從政治組織信念的強度上作對比，軍閥政治組織追求的是個人或是小團體的利益最大化，蔣氏則是追求一種民族利益或是國家利益的最大化，而共產黨則是追求一種地上的人間天堂。軍閥的組織性強調對個人的忠誠，蔣氏的國民黨強調對團體的忠誠，G·C·D的組織強調的是對信仰的忠誠。這種組織性的進化強度是一個比一個強，這也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理解國民黨為什麽會敗於共產黨的一個視角。理想與實踐總是有落差的，軍閥蛻化為對利益的忠誠，國民黨蛻化為對個人的忠誠，共產黨蛻化為對組織的忠誠。

這裏還談一下一個組織的活力問題，軍閥組織不用談了，為了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這種活力很容易得到滿足，很快就能夠消亡，脆弱的組織關係也就不存在。中共由於馬列主義給它提供的一種未來的人間天堂共產主義，所以它的組織就帶有一種理想主義的色彩，它的成員大多數都有一種理想主義情懷並願意為此而獻身。這在組織性又比國民黨提供了更多的凝聚力和執行力——能使政治追求從上到下一以貫之，謂之為執行力。一切政黨都是為追求政治目的而存在的，而國民黨在它的執政期，雖然沒有什麽像中共的理想主義的東西，但在它的鼎盛期也有強大的精神動力來維係凝聚力和執行力，那就是拯救民族危亡的使命感。這種使命感我們可以從國民黨政權的領導人蔣中正那裏強烈地體察到。一旦這種民族使命感的客觀基礎不複存在，8年抗戰結束，國民黨作為一個組織和政權就很快沉淪墮落和腐敗了。共黨也是如此，一旦它取得政權，它的組織活力也就很快枯竭。

這裏我提出兩個關於組織性問題的相對立的概念，就是“革命化”和“世俗化”或者“日常化”。中共的理想主義和國民黨的民族主義使它能夠保持一種革命化狀態，中共一旦戰勝國民黨取得政權，國民黨一旦贏得抗戰勝利，它們都不可避免的要走向世俗化，而在世俗化的常態中，利己主義、享樂主義必然主導的人的思想行為，這是人的本性。中共的政權和國民黨的政權都沒有解決好與世俗化相配套的政治製度的建設，迎接世俗化或是日常化，而所謂民主或民主化的製度建設和施行，就是一整套維護保證世俗化政權能夠正常存在的基礎，最終也就是通過一整套製度去約束人的不良的本性。共產黨政權是從來沒有想搞民主化或是根本就不想搞民主化，所以在它必然到來的世俗化時期，它必然會腐敗盛行，這是它必然失敗的決定性因素。抗戰勝利後的國民黨政權也有腐敗，但比起今天來可以說是微不足道，它失敗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不合時宜地搞了民主化的建設，在1946－49年間，國民黨政權隻是從革命化走向世俗化的一個過渡期，當時的現實情勢，決定它隻是一個半革命化半世俗化的政權，因為國家在軍事上和政治上由於中共的割據還處於分裂狀態，不可能做到全麵的世俗化，因此一旦民主化製度建設起來，這種世俗化的政權必然會接受不了一個革命化的政黨組織中共的挑戰，一個活力和凝聚力遠比它強大得多的組織的挑戰，它的戡亂軍事行動必然會受到民主製度的掣肘，導致它敗北。

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可以對許多曆史現象得到一個合理或者是另類的解答。例如以文化大革命為例，從一般的曆史結論中，我們看到是因為毛為了權力而打倒劉鄧，如果僅僅隻是這樣的簡單的原因，那麽就有許多現象得不到一個合理的解釋，為什麽毛打倒了劉鄧，大權在握，而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結束，而且為什麽還要延續那麽長的時間。其實就是毛澤東始終是處在一種革命化狀態中的政治領袖，他始終無法接受一個世俗化或是日常化的中共組織和中共政權的現實並在其中扮演好自己的角度和定位，把自己從一個革命領袖轉變成一個世俗社會的政治領導人，並為共產黨主宰的世俗社會製定一個常態運行的政治規則。古巴的格瓦拉與卡斯楚就是一個很好的對比，格瓦拉是一個革命領袖，但卻在一個取得政權後世俗化的古巴社會無法扮演一個世俗化的政治官員，贏得政權後的古巴社會不再可能會給他提供一個做革命領袖的環境，否則就會引起騷亂。所以他要做革命領袖必須離開古巴，而卡斯楚卻能夠心安理得地享受勝利果實，滿足於做一個世俗的政治領袖，革命化對他來說更多的是一種意識形態上的貼牌藝術。

共產黨間諜問題

讓我們回到國共內戰的主題。共諜的問題其實也是一個組織層麵上問題，反映了國民黨組織係統的混亂，它的組織係統可以稱作是一種人脈式的的人事管理，多是同鄉、師生、親緣關係。其組織係統不是現代意義上的考察選拔，而是私相授受，其嚴謹性甚至是連封建王朝的官僚選拔製度都不如，中共的間諜組織很多就是通過這種人脈式管理的漏洞而打入到國民黨核心部門。例如中共早期的龍潭三傑之錢壯飛就是被當時中統頭子徐恩曾引為同鄉而加以信任，而釀下了巨大的苦果，致使國民黨情治係統的全勝之局——在武漢抓獲了中共領導秘情工作的首腦顧順章，從而破獲了中共幾乎是全部的高層組織成員的名單和住址——變成了完敗之局，本來可以一網打盡的上海中共中央，包括周恩來，博古，聶榮瑧等高級領導人得以從容潛逃。

國共內戰中對國民黨的完敗，共諜到底起到多大的決定性作用，現在還沒有一個定論，因相關的一些檔案並沒公開，僅見的也隻有海外及台灣方麵的資料，因為政治上的傾向性不能全部予以采信。但其對中共贏得勝利所起到重要的作用則是不容置疑的。看看共諜身居的職位，大家就能夠作出個人的判斷。劉斐，國防部次長。郭汝瑰，國防部第三廳主管作戰的廳長。熊向暉，西北軍政領導人胡宗南的機要秘書，是其向中共通報了胡部將要進攻延安的消息。還有衛立煌，據《南方周末》文章《遼沈戰役中的衛立煌》，這篇文章明確無誤表明了衛在遼沈戰役中的通共行為。

我們有必要談一下遼沈戰役的經過。通過這個經典戰役的解剖我們能從中看出國民黨為什麽會完敗於中共。在遼沈戰役之前國民黨曾有一次很重要機會完勝中共。那就是1946年4月18日至5月18日國共在東北四平展開的一場大戰，中共在精銳國軍的打擊下潰不成軍，東北共軍在此打擊下幾乎麵臨崩潰。這場四平之戰的結果是什麽呢，東北共軍的頭子林彪當時已經有了要在東北中蘇邊境一帶打遊擊的打算，可見其處境之慘。當時孫立人的新一軍已經距離東北共軍的首府哈爾濱隻有 100華裏之遙，哈爾濱可以說唾手可得，東北全勝之局也可說在須臾之間拿下。要知道的一個事實就是，東北陷日期間並沒有中共勢力，不像關內有長期建設的根據地，有共產黨基層武裝和黨組織，當時中共在東北並沒有紮下根來，並沒有群眾擁護的基礎，如果趁四平之勝窮追猛打，有極大的可能贏得東北。而當時的國防部部長白祟禧此時正在督戰東北，根據他多年經營廣西的經驗，提出了一個在我看來對中共是致命的舉措，那就是在東北正規國軍之外，再編練300 萬民團。充分發動群眾，可以說是中共致勝的法寶，如果在這一點上國民黨搶得了先機，掌握了群眾，中共東北武裝是很難有翻身的機會，充其量也就隻能是像林彪所說的那樣在中蘇邊境打遊擊。但就在這個關鍵時刻，蔣介石在美國特使馬歇爾的調停奪力下，於同年6月6日頒發了第二次停戰令。給中共贏得了喘息之機。讓我引述下著名作家白先勇也就是國民黨高級將領白崇禧的兒子所寫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話：“從此（四平戰役之後），國軍一舉獲勝的良機和優勢一去不返。林彪正是利用哈爾濱、齊齊哈爾、佳木斯等城市得到喘息，迅速重整軍隊，至一九四六年底，增至三十六萬，一九四七年夏季反攻之際，增至五十萬，一九四八年冬季遼沈決戰之際，已成一百萬大軍。遼沈決戰，林彪的百萬大軍把國民政府駐在東北的四十七萬精銳軍隊全部消滅。於是，兩千輛汽車、七十六輛坦克、一百五十多輛裝甲車以及大量重炮武器這些美式裝備，全部武裝給林彪軍隊。林彪四野入關南下，平津不戰而降。淮海戰役中，國軍又被消滅六十萬。林彪大軍節節挺進，直抵海南島。蔣介石隻有逃往台灣一途。曆史從此成了另一種樣子。 ”

下麵一段話是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的沉痛檢討。

“從此東北國軍，士氣就日漸低落，所有軍事行動，亦陷於被動地位。可說這第二次停戰令之結果，就是政府在東北最後失敗之惟一關鍵。當時已進至雙城附近之追擊部隊（距離哈爾濱不足一百裏），若不停止追擊，直占中東鐵路戰略中心之哈爾濱，則北滿的散匪，自不難次第肅清，而東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若此共匪既不能在北滿立足，而其蘇俄亦無法對共匪補充，則東北問題自可根本解決，**在東北亦無死灰複燃之可能。故三十七年冬季國軍最後在東北之失敗，其種因全在於這第二次停戰令所招致的後果。”

曆史總是在重複過去的教訓，而這種在最後關頭放對手一馬的錯誤在蔣氏身上總是一而再地發生。例如第五次圍剿，有過不止一次的機會剿滅中共組織及其紅軍但是都錯過了。例如西安事變前，就有許多征兆和可靠的情報表明張學良的東北軍消極剿共甚至是通共。那時的中共已是奄奄一息，不過人疲馬乏的不到兩萬紅軍武裝局促於陝北的不毛之地，即使圍而不剿，中共也無法支撐多久。用蔣氏自己的話來說，那時已到了剿共的“最後五分鍾”，但是他卻沒有采取任何措施，偏信偏聽，堅信自己的政治威信和感召力能夠影響部屬，最終釀成無可挽回的巨錯。第二次停戰令的頒布，在我看來其緣由不隻是來自美國的壓力這麽簡單，蔣氏身上對客觀形勢的錯判應該是擺在首位的原因。這次四平之戰，他再次相信中共在受此慘重打擊下已無起死回生的可能，縱使存活，也隻是騷擾性質的治安問題。我一直不理解，蔣氏當政期，這種數次能夠置中共於死地的機會，每每卻到最後殺手之時，放其一條生路。其實在我看來，就是蔣氏敗守台灣之前對中共的組織性的認識上沒有一個透徹的認識。以他當政的政治格局中，政治遊戲的準則就是“有實力者有天下”，這種實力具體地說，就是軍事實力，而蔣正是靠擁有軍事實力而獲得政治實權的，正是基於這樣一種對實力政治的崇拜，使他對中共的認識一再犯了主客觀的錯誤，沒有真正意識到在軍事實力之上，還有會有一個組織實力的問題。在軍事上他隻是把中共簡單地看作是軍事叛亂集團。在蔣氏討伐軍閥時期，一旦那些軍閥組織手中的軍事實力被摧毀，那麽寄生在這種軍事實力之上的政治組織也就煙消雲散了。但中共的組織之不同，恰恰與那些民初軍閥相反——政治組織性隻是軍事實力的派生物，或者說是寄生物。而中共的軍事實力則隻是他們政治組織的一個派生物，軍事實力是寄生於這個政治組織下的產物。不能單純地就軍事論軍事，隻要不把中共的組織予以徹底的摧毀，即使它的軍事實力受到巨大的打擊，隻要留有喘息之機，隻要組織性的活力還在，隻要它的黨組織還健全，這種軍事實力遲早會獲得重生的。四平之後的東北中共武裝的發展可以說是很好地應驗了這個道理。 “讓開大路，占領兩廂”，大搞地方政權建設，尤其是搞土改，很快就在廣大的東北農村中紮下根來，讓東北的物力為其服務。反觀國民黨卻無所作為，在東北隻是一個象征性軍事上的存在，民政建設為零，本來東北就是一個巨大的經濟產業中心，但是東北的國軍軍事開支卻無法取自於當地，而是要由中央政府來開支，當時東北戰事的軍費開支已占軍費開支的40%，加劇當時及後來的通貨膨脹。

實際上到三大戰役開始前，國民黨的軍事軍力還是基本上完整的，我們可以國軍5大主力的存在來說明，在整個內戰中，隻有國軍整編74師遭受到共軍沉重打擊，其餘4個王牌主力，整編11師，第5軍，新1軍，新6軍，都幾乎戰力完好無損地保留到三大戰役之中，還有次5大主力，例如52軍，71軍，桂係的第7 軍，48軍，傅作義的35軍等基本上也都戰力健全，就是說在三大戰役開始前，國民黨的軍事實力並沒有像人們所想像的那樣處於崩潰狀態，到了不堪一擊的處境。通觀整個內戰史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結論，在三大戰役發起前，中共始終都沒有解決好如何把它在戰場的局部勝利的累積轉化為戰略上的優勢。從戰略態勢上來看，關外東北，國軍龜縮在長春、沈陽、錦州這三大據點以內，處於戰略上的守勢；關內基本上還是打了平手，甚至在戰略態勢上國軍還處於一種相對優勢。中共軍隊在戰役上戰術上勝過國軍，但始終無法把這種局部戰場上的勝利轉化為對國軍戰略上的優勢。西北戰場，中共彭德懷的軍隊與胡宗南的國軍處於一種誰也吃不了誰的對峙狀態，雙方誰也無法能有效地進攻並占領對方的統治區。華中戰場粟裕的共軍在戰役戰術性質贏得的勝利更多，但也無法達成戰略的優勢，雖然在局部戰場上處於進攻態勢之中，但在戰略上國軍仍然可以集結重兵集團對其發動致命性的打擊。中原戰場上劉鄧部隊則在大別山地區完全處於被動挨打的狀態，12萬人的部隊減員到了6萬人左右，連自己的根據地都無法獲得，分散的部隊無法集中對國軍作戰役性質上的進攻，在國軍的追剿之下處於一種遊擊狀態。華北戰場上國軍的優勢更為明顯，聶榮瑧的部隊無論在戰略上還是在局部戰役中都無法對傅作義的部隊造成打擊，處於完全的守勢作戰狀態之中。隻有在東北戰場上的共軍是處在戰略優勢之中。這也是為什麽三大戰役首先是在東北打響。

在我們的正統宣傳中，蔣介石基本上被描繪成一個在軍事上無能，至少算是平庸的。這種帶有政治傾向性的態度對曆史的是不負責的。平心而論，如看不出蔣介石有什麽英明之處的話，那至少也看不出他有什麽平庸之處。至少在內戰中他對軍事形勢還是看得比較清晰，如果他有什麽不足，那就是他的決心不足，顧慮太多，優柔寡斷，這對一個政治領導人來說是致命的。前麵說過，遠在遼沈戰役發起前，當年3月在林彪的中共軍隊發起的冬季和春季攻勢後，國軍已完全失去了東北戰場上的主動權，蔣就認識到東北國軍不僅不可能獲勝，而且有可能完敗，決定撤回關內，但處於各種政治的顧慮，決心不夠堅決，沒有做到排除各種幹擾，尤其是政治和外交上的幹擾，錯失了良機，釀成不可挽回的巨錯。如果當年在東北的精銳國軍能撤回關內的話，那麽戰爭的結局就會是另一種景象了。

即使國軍未能撤回關內，遼沈戰役也並非是全輸之局，很大的原因就在於衛立煌的消極甚至是破壞舉措，一是衛立煌援錦百般阻撓，遲遲阻撓廖耀湘兵團西進增援錦州。“東北之失陷，基於錦州之失守，由於沈陽援兵久而不至。沈援之不能速達，在於衛立煌之不能即時奉行命令”，衛立煌“貽誤戎機達十三日之久”，“古今中外，除非作亂造反，否則，斷未見有此種不受節製之將領”（陳孝威：《為什麽失去大陸》）。而廖耀湘在西進之後，也抱消極的態度走一步看一步，大軍緩緩前進望等錦州失陷，如果是大膽進取，不計得失，遼沈戰役恐怕會有另一種結論。想不到的是，增援錦州的東進兵團之領導人候鏡如竟然也是個雙麵人，與中共有私，同樣也是消極作戰。這遼沈戰役怎麽還打得下去。

一直以來在未得知衛立煌的通共行為之前，遼沈戰役始終是一個謎，那就是為什麽要先打錦州。當時中共在東北戰場上取得了完全的戰略優勢，完全沒有必要冒有可能全軍盡墨的風險去先攻錦州，使自己的運輸生命線被拉長並完全暴露在國軍的攻擊下，如果是贏了當然是好，但輸了可就滿盤皆輸。而這種風險不是不可以通過另外的方式來取代的，但毛澤東卻偏偏選擇這種冒險的方式，讓林彪去攻錦（林是不讚成的，而且還一再抗命，但是最終因為攻不下長春，才被迫執行毛的命令）。後來在在《南方周末》看到了關於衛通共的報導，心中之惑才大解。

遼沈戰役之敗，一敗民政的失敗，不能使戰力取自於當地。二是用人失措，三是共諜的破壞。這三者其實都可歸因於組織建設的先天不足。

蔣原來的內戰策略是“先安關內，再圖關外”，這個策略無疑是正確的，但是他在政治以及外交的幹擾下，例如美國同意船運5個國軍到東北，他的這一正確策略便被放棄了，國共內戰之失敗，蔣無疑是負有主要責任的。屢屢不能堅持自己的主張，有了主張又不能親自督促貫徹執行之。

重慶精神與重慶教訓

第四個原因是重慶教訓。說起重慶教訓應該先提一下重慶精神，這個詞是國民黨政治話語中常用的一個辭匯，中共與之相對應的政治辭匯就是延安精神。什麽是重慶精神，沒有一個確定的答案，在我看來其實就是抗戰精神，就是中華民族在8年抗戰中麵對強敵不屈不撓永不言敗的民族精神。什麽是重慶教訓？這是我總結的一個政治語匯，就是中共利用在野黨的身份把自己打扮成一個民主政黨，通過所謂對民主政治的提倡，獲得了政治上的先進性和正確性，贏得了對國民黨開展政治鬥爭的話語權從而能夠主動地主導社會主要意識形態及輿論，左右影響當時及以後的政治格局。當然在政治宣傳的同時，共產黨在它的統治區也進行了一定的改良，創造一定的寬鬆的政治氣氛，如實行一定限度的民主選舉，三三製，減租減息等等，政府相較國民黨清廉。隻要我們看看當時中共在重慶開辦的《新華日報》的社評，其關於民主的言論比起今天的***來說都不遜色，甚至可以不嚴肅地說，***的肇始很可能就脫胎於當日在野的中共。

中共的這種成功造成了這樣幾種後果。一極大地削弱了國民黨政權的權威，成功地塑造了國民黨政權是一個保守、煥散，不思進取，極其腐敗的沒有民意基礎的政權，隻要國民黨主導政權，中國將不會有民主政治，隻要蔣氏當政，政府就隻能是一個獨裁專製政權等等，尤其是讓美國政府對國民政府的觀瞻極其不良。二是讓美國對其產生了錯誤的認識和定位，認為中共隻是一個主要是代表農民利益的改良主義政黨，並且十分熱衷並接受民主化的政治及政治體製。這種錯誤的認識的後果十分嚴重，使美國後來的停戰效果極大地不利於國民黨的政府，使國民黨在國共內戰初期的有利形勢下因為美國調停的幹擾而失去軍事獲勝的機會，而且對國府的美援也采取一種消極態度，美援時斷時續。1946年的四平之戰可說是一個典型代表。又例如，抗戰後的裁軍問題，因為國民黨按照美國的要求大量地栽減了兵員，不僅使國軍內戰的兵力不足以剿共，而且在政治上產生了不利的後果，造成國軍上下失和，軍心渙散。三是憑它塑造出先進性和正確性，吸引大量的優秀青年投入到他的懷抱中來。四是成功贏取了其他一些政黨和民主力量同情和支持，並用這種同情和支持來幹擾國民黨政府的軍事計畫和行動。

抗戰之前，中共及其統治的蘇區的極左措施以及在它反圍剿失敗後根據地的暴政和民不聊生的景象，經大量媒體以及一些學者社會觀察者的報導，給國人的印象很為惡劣，使相當一大部分國人及學者對中共實行的共產主義抱有相當的惡感，認為中共之亂是國家之禍。但在抗戰後中共汲取了過去的教訓，接受了一些現代民主政治的規則對它的根據地進行改良主義的統治，逐漸地轉變了過去人們對它的認識。隻有一些很清醒的學者對中共的本質有清醒的認識，不為表像所蒙蔽。但這樣的學者太少，而更多的具有社會話語權的學者，卻是如此健忘地對中共唱起了讚歌，當然這也源於中共有效的統戰工作。這種統戰工作也是構成重慶教訓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重慶教訓的後果是十分深重的。在我看來最為災難性的後果就造成了美國政府對國民黨政權的偏見並最終拋棄了它。抗戰結束後的中國國窮民盡，可以說美國的援助與否在經濟方麵決定了國府的興亡，國共內戰中國軍失敗不僅取決於軍事上的失利，其中很大一部分來自於經濟上破產，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恰恰在最需要美國幫助的時候，它卻對國府的危局棄之不顧，甚至到最後連一個廉價的口頭上的支持國府的聲明也不願意發表。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國府失之於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