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往事

已經過人生路程的大半,以往的路曲折艱難,記載下過去的酸甜苦辣,走好現在和將來的每一步,也為後輩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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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的旅途

(2012-04-04 21:34:54) 下一個

難忘的旅途

 

1)前方: 寧南縣城

    

1969年初,我們學校一千多個同學,坐在四十輛軍隊的卡車裏,經過了四天的顛簸,從成都市來到了涼山彝族自治州寧南縣,分散到四個公社插隊落戶。

    寧南縣當時方圓幾百平方公裏,總共隻有八萬人。這裏山高穀深,地處邊遠,各方麵條件很差,生活極其艱苦。不到三個月,我們這一千多人的同校插隊知青,隻剩下兩百來人。絕大部分人都想方設法離開了寧南。我所在的知青點總共十一人走了四個,代表了人們離開的各種方式:一位是其軍隊的父母讓她參軍去了,一位是因病回城當失業青年了,還有兩位轉到離成都較近的縣區插隊去了。他們走後,剩下的七個人(四個男生:屈炳武,杜軍以及仁孫和我兩弟兄,三個女生:沈宏,黃亞東和劉墾荒),覺得找不到可轉隊的地方,就決定好歹都要留在這裏,在這個小集體裏堅持住。


又過了度日如年的幾個月,大家的思念親人,懷念往日能維持溫飽的家鄉生活,這種心情越來越強烈,都想回家看看。於是大家決定分批回家探親。第一批走的是屈炳武和我。他的目的很明確,要回家看望生病的母親。他母親很早就守寡了,一個人辛辛苦苦把他們兄妹三人養大非常不容易。而我要和屈炳武一起走,而不是和自己兄弟一起走的想法,都不是很說得出口的。


其一是自從我們來寧南後,知青中出事故的事層出不窮,有在金沙江遊泳淹死的,有在撲滅山火的奮戰中燒成重傷的,有的上山砍柴砍傷腿的,有從山崖上摔下來的,有在山上饑不擇食吃了野果中毒的,等等。


這裏就說說撲火的事。我們剛來到這裏不久,有一天晚上,生產隊的鍾(一條掛在樹上的鋼軌),敲響了足有十分鍾,原來是附近山上燒起了山火,全大隊的八個生產隊的所有社員立即出動,前往離自己駐地最近的火場去撲滅山火,我們全大隊八個生產隊的知青共有幾十個,大家心裏一點沒有危險不危險的念頭和概念,立即就隨各隊的社員從我們住的山中小盆地朝失火處的高山爬去。


到了山上,那漫山遍野的野火,竄起好幾丈高,幾十米開外,隻要風朝我們的方向吹,迎麵而來的火星和熱氣,令人幾乎窒息,難以忍受。 我們知青點的全體人員,幸好嚴格按照經驗豐富的老隊長的要求操作:即每個知青必須寸步不離一位全勞力村民,該跑的時候,即大火迎麵而來時,要趕緊朝後跑,如果後麵是上坡,得拚命衝上去, 如果是下坡,也得不顧坡陡草密,一個勁衝下去,直到風向變了,才又轉回來,用新砍下來鮮綠的鬆樹枝撲打反方向燃燒的火苗。無論如何,不得撲打迎麵而來的火,千萬千萬,不能被火四周圍住。在我們生產大隊第七生產隊插隊的一位初中男同學,就是因為太勇敢,沒有能在火勢迎麵而來時及時逃離,被火圍住,燒成重傷。 經搶救送醫院治療後,臉部破了相。這位同學不久後就去緬甸參加了緬共遊擊隊,經曆了九死一生後,在國家對外政策改變時,終於活著回到國內。而另一位追隨他去參加緬共遊擊隊的同隊知青,和我同年級的校友,則戰死在那裏,永遠沒回來。那天,我們在山上與野火撲騰了一夜,快到天亮時,老天有眼,下起了小雨,山火終於熄滅了。還算好,盡管大家累要要死,衣服上燒了許多小洞,我們生產隊的全體知青和村民沒有一個被燒傷的,全都安全回來了。


又有一次,我從金沙江這岸坐小舢板去對岸的雲南省巧家縣,船老板按當地習慣,讓包括我在內的四個乘客給他劃船。金沙江水流踹急,我和那三個村民幾乎是拚命地劃動船槳,但船還是朝下遊衝去。船老板聲嘶力竭地叫罵著:挨刀的,使力!使力!要打翻了!我們幾乎上氣接不上下氣,吃奶的勁都使出來地在劃著,結果還是到不了要靠攏的岸邊小碼頭。 船老板為了不讓船再往下遊衝去,故意轉舵過猛,讓船打橫,結果翻在江水中。幸好,這個地方的江水已經隻到腰部了,一船人都淌著刺骨冷的從雪山上流來的金沙江水上了岸。自那以後,我決定出任何遠門,我們兩兄弟都不能一起走,萬一碰上倒黴事,我們不能兩人都栽在一起。


我要和屈炳武先走的第二個目的是,先前轉隊走了兩位中的一位女生,是我心目中的戀愛對象,我想找她明確是否願意和我建立一種“關係”,並繼續保持通信,戀愛下去。事實表明,我的打算隻是情竇初開的年輕人的一廂情願,在現實麵前,很快就像肥皂泡一樣破滅了,這是後話了。


    
那天清早,我和屈炳武就從住地出發了。我們倆每人隻背了一個挎包,裏麵幾件衣服。我的衣袋有13元錢和20斤糧票,這是臨下鄉前母親給我和仁孫40元錢和50斤糧票的一部分。我們下鄉後的幾個月很少花錢,因為,這些錢糧是用於救急的,不到萬不得已是不能動用的。現在,是必須動用它的時候了。盡管仁孫堅持要讓我全拿走或至少多帶些,我卻樂觀地認為,西昌那邊有幾百輛支援三線建設的汽車,我們隻要到了西昌就定能搭順風車,用不著多帶錢和糧票。屈炳武的家境比我們倆困難,所以他兜裏的錢糧比我更少。


     從我們生產隊到寧南縣城,足有90裏路,全靠各人的雙腳。我們兩人清早出發,先沿著山邊的一條小路,朝拉樂糧站走去。要回家了,心情好,覺得一路上風景也特別好:山上是漫山遍野的鬆樹,山下是一潭碧水的拉樂水庫,真是名副其實的綠水青山。 平時我們從這條路上過,都是肩上負有重荷,無論是交公糧,交生豬,取返銷糧,或是交鬆樹籽,每個人身上挑著幾十斤重擔子,翻山越嶺,氣喘籲籲,汗流如柱,同樣是走這15裏山路,根本沒有一點心情欣賞這美麗的風景。


對於我們插隊到這橫斷山脈邊半山坡上的知青來說,還不是最苦的活。 我們覺得最難熬的還是從金沙江邊的華彈街上挑著擔子朝山上我們的住地走。這段路是一連要爬五,六個小時的坡路,從出發到目的地海拔高差有1200米。在有的地段,坡陡得無法放下擔子休息,隻有硬著頭皮朝上爬,那真是一步一滴汗,一步一喘氣。那會兒人的整個注意力都集中在腳下,所有的思維變成了一個機械的念頭:“朝上邁一步,站穩,朝上邁一步,站穩……”,整個大腦仿佛都停止了其他任何運轉。有一次,我的狀況特別不好,我挑著一擔生產隊從山下買來播種用的紅苕藤上山。走到半路,感覺很惡心,汗如雨下,渾身無力。我知道是中暑了,趕緊躲到傍邊的坡坎下休息,等待體力恢複。我想,今天的十個工分是沒了,還得賠生產隊紅苕藤的錢。幸好,仁孫和生產隊麵條坊主管周三叔正巧這天去巧家縣修了麵條機的零件,在回來的路上趕上了我。仁孫立刻把我的擔子接了過去,從山腳下一直挑回生產隊。我在後麵空著手走,渴了就喝路邊田裏的水或山上下來的泉水,隨著海拔的升高,太陽不再那麽辣,天氣也涼快了,我的中暑症狀就消失了。這一次是我下鄉兩年唯一的一次中暑,正好碰上仁孫解救了我。但即使這樣,也沒有改變我的兩兄弟不一起出遠門的“政策”。


話又回到我和屈炳武一起走路朝寧南縣城進發的事。我們一人一個挎包在身,覺得身上是輕鬆極了。那時村民們有句話是:“慢走當歇氣”。他們的意思是, 挑著擔子走遠路,隻要走得慢就相當於休息。而我們知青還未磨練到他們的程度,就修改成:“空手走,當歇氣”。雖然比農民低了一個檔次,也可見那時勞動的繁重,對體力消耗之大。一個多小時後,我們倆輕鬆地走到了拉樂糧站。這裏是我們剛下鄉第一天下汽車的地方。 那一天,各生產隊的社員迎了上來,把各自分到的知青的行李背著,挑著,帶到各自的生產隊。我們這個知青點的男女生們,跟著帶我們的社員們,走過這15裏山路到了那坐落在群山之中的一塊小盆地,這就是我們插隊的上遊公社一大隊。那時,我們覺得這段路真是險峻而又漫長。現在,簡直就像休息似的就走到了。


我們倆繼續沿著一條由人走出來的山路朝寧南縣城走去。中午,我們走到了坐落在謝家壩附近的一座鐵索橋。這座橋的修建方式就和紅軍路過的瀘定鐵索橋一樣,都是用固定在兩岸石頭上的幾根大鐵鏈作為橋身和扶手,人們用腳踩著鋪在下麵的鐵鏈,手扶著側麵大約有大半人高的鐵鏈,一步一步朝前走,下麵是水流湍急的河水。 為防止相互晃動幹擾,必須一次通過一個人。幾個月前,我曾經送那兩位轉隊離開寧南的女同學走過這同樣的路。那一天,我挑著她倆的少量行李,走過這令人膽顫心驚的鐵索橋。當時,我一隻手扶著肩上的扁擔,一隻手扶著身旁的鐵鏈,腳踩著晃晃悠悠的大鐵鏈,咬緊牙關,一步一步走過去。然後,再在橋頭上看著這兩位城裏來的嬌嫩女生,一次一個人地,一步一步地挨過來。現在想來,我都不禁後怕:萬一三個人中有一個掉下去了怎麽辦?我敢說,如果那時真有一人掉下去了,憑我和這兩位女性各自的水性,絕無生還之路。而這一次,我們倆男生,每個人都是空手單人,不怎麽費力就過了鐵索橋。


鐵索橋的對岸就是直達寧南縣城的公路了,走四十裏大馬路,簡直是小菜一碟。在天快黑時,我們到達了寧南縣城招待所(實際上是縣城裏唯一的旅店)。在這裏,我們遇到了我校的另外八位男同學,分別來自其他公社和大隊,也是要回城探親。我們總共十個人,除了屈炳武和我之外,我記得還有同年級三班的楊惠平,教改班的亢益發,比我低一屆的黃克勝等人,大家聚在一起,自然而然就成了同路人了。

 

2)從普格到西昌

 

本來,在走了九十裏山路後,我和屈炳武打算在寧南縣住一夜再走,但那八位同學是已經收拾好行裝要出發了。他們說他們已經在這裏等了兩天,都沒找到一輛去西昌的車,不想再等下去了。與其在大太陽下走六十裏路前往普格縣,不如走夜路,既涼快,還可節省一天時間。 我們倆聽聽也對,就決定不休息了,隨他們一起出發前普格縣走去。


我們大概是晚上9點走的,走到後半夜,大部分人都說要休息,我和屈炳武已經連續走了一百多裏路了,巴不得找個地方睡一覺。有人說這一帶經常發生老彝胞搶劫事件,於是每個人就找了塊大石頭放在身邊,然後就躺在空無一人黑漆漆的公路上睡起覺來。我一躺下立即就睡著了。大約在天快亮時,忽然被同伴們叫醒,說是老彝胞來了。  大家立即跳起來,手裏拿著石塊,站在公路兩側,虎視眈眈地看著從麵前走過的幾十個老彝胞。他們每個人披著黑色的查爾瓦,有的赤腳,有的穿著草鞋,一聲不吭地走了過去。我估計對方這幫人可能也被我們嚇的不輕。那年頭,誰知道什麽時候有什麽災禍降臨,所以每個人的防備心都日漸在漲。


虛驚一場後,大家無心再睡覺,而且天快要亮了,於是繼續朝普格行進。到了普格縣城,大家邊在一家小吃店吃午飯,一邊商量下一步的走法。普格這個地方也是人煙稀少,汽車更是罕見。大家決定去攔住一輛車,強行搭車到西昌去。我們在一個十字路口上等了好一陣,終於來了一輛解放牌卡車,我們站在路當中,伸出手來,想讓車停下來,哪知道那車不但不停,反而朝人衝過來,我們嚇得趕快跳回路邊。 看來,這樣攔車肯定不行。人多主意多,有個人出招說,從普格往北走隻有去西昌的一條路。我們到去西昌路上的一個大斜坡下等著,車子上坡,速度必然減慢,我們就從後麵爬上車。於是,我們到一個大斜坡的公路旁等著。


又等了很久,來了一輛解放牌,後箱上已經站著不少人。果然,車子開到斜坡上時,速度明顯降低。車子經過我麵前時,我一個箭步衝上去,緊跑幾步,身體猛朝上一躍,雙手抓住車後箱板,用力一拉,像過去練單杠時的引體向上一樣,把身體提起來,然後用腳踩一下後箱板下麵的鐵鉤,身體往前一送,就爬進了後車廂。我剛用手抓住車上做扶手的橫欄杆,隻見屈炳武也爬了上來,我用手拉住他的胳膊,他也進了車廂裏。但是,我們十個人中的其他八人還未來得及上來,這段斜坡便走完了,車子一加速,他們就掉在很遠處了。


正當我暗自慶幸我們兩人好歹在車上了,忽然車在路邊停下了。司機從駕駛室裏出來,氣呼呼地吼著:“給老子下來!居然爬車爬到老子門下了!”並且命令著車上的其他人:“把他們兩人推下去!” 車上的人開始把我和屈炳武二人朝後箱板推。我們兩人當然不願失去這個搭車的機會,就嚷著:“有福大家享,有車大家坐,憑啥不讓我們搭車?”這時那個司機更不依了,說著從駕駛室裏拿出一把五四式手槍,說著,“難道要敬酒不吃吃罰酒了?”我們倆一看,情況不妙,就趕緊跳下車來,讓車子開走了。原來,西昌地區(後來歸劃到涼山彝族自治區)的文革比成都重慶等大城市整整晚了一年。大城市裏武鬥早結束了,而西昌地區的武鬥卻愈演愈烈。


這下,我們倆又和沒來得及爬車的八個人會合了。大家說攔車,爬車都不是好辦法,還是回普格住一晚再想辦法吧。在普格吃晚飯的時候,有一位較擅長外交的同學過來告訴大家,他聯係到了一輛運煤炭的車,司機答應讓我們坐在煤炭上。聽見這個好消息,大家覺得寬心不少。


晚上,我和屈炳武走出小旅店,來到普格的街上走走。這裏的縣城,實際上隻有十字交叉的兩條街,街上空蕩蕩的,商店都關著門,當然,就是開著,也是什麽都沒有賣的。聽見前麵有敲鑼打鼓的聲音,我們走過去看,原來是一個“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表演節目。在一個露天小舞台上,幾個穿軍裝的宣傳隊員在表演“革命樣板戲”,台下有一群人在看著。觀眾裏的多數人是彝胞。年輕人總是愛湊熱鬧,我們倆也擠進人群中去看。


看著看著,我突然覺得一股極其難聞的味道,強烈地刺激著我的鼻孔,這是我從未聞到過的氣味,熏得我幾乎不能呼吸。屈炳武也有同感,我們趕緊從人群裏走出來,到空曠的地方換口氣。屈炳武對我說,“看來,關於老彝胞一輩子隻洗三次澡,即出生一次,結婚一次和上西天時一次的傳說,不說是全真,起碼是半真,要不,他們身上的氣味不會是那樣的。”我也說,“過去看電影裏的彝族姑娘又漂亮又幹淨,十分可愛。現在看來,就是白給我一個,我也不會要的。” 我們說的這些話,盡管和當時我們所受到的正統教育,革命觀念格格不入,卻是符合當地的彝族,至少是與我們接觸到的彝族同胞狀況相符。就在寧南縣,離我們插隊地方不到20裏路的高寒山區,那裏的彝胞,一年勞動下來,從生產隊分到的唯一收入就是一堆土豆。他們的住房裏,除了一個火塘和周圍幾個草凳外,什麽都沒有,沒有床,沒有被子,沒有桌椅板凳,沒有碗筷瓢盆……,  吃飯就是在火塘裏烤幾個土豆, 睡覺就是蹲在火塘邊上,用察爾瓦(彝族人披在身上的一種黑色鬥篷)把腦袋一蒙,蹲在那裏就算睡了。我們不能想象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中國還有這樣落後的地方,但這的的確確是在我們眼前發生過的事。這些事實,對於從小在城市生活的我們,與所受到的宣傳與教育相比,簡直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我們長期以來一直被告知,我們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民,肩負著解放世界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的重任。在現實麵前,對我們這些腦子裏隻有陽光沒有黑暗的青年人來說,不啻是又一個巨大衝擊。我們不能想象,如果世界上還有比這裏的彝胞還窮的人,不知他們過的是怎樣一種生活。


回到旅店,我們早早就睡了。但在睡覺之前,我們還是沒有忘記操練一把下鄉以來學到的睡覺前基本操作規程:先把床上的被子和床單拿到外麵去使勁抖一陣,讓上麵的最可怕的小動物,即跳蚤,跳離將與我們身體相接觸被單和床單。說起跳蚤,我現在身上還要起雞皮疙瘩。剛下鄉時我們不知道它的厲害,有一次,一夜裏我身上就被咬了一百多個大紅疙瘩,先癢後痛了半個月才消散。直到發生了多次這樣的情況後,我們才知道作孽的原來是跳蚤這個來無蹤去無影的小禍害,以及預防它的一些土辦法。床單上的跳蚤抖掉後,另外一種禍害差一點的小動物--虱子還在上麵。對待它的辦法就是進被窩之前把身上的衣服全部脫掉,什麽都不留在身上。這樣,即使床單上有抖動去不掉的虱子,它也隻能侵犯我們一夜,因為虱子“不巴身”。當然它還可進入頭發裏,這是小意思了。因為我們男生的頭發短,容易清理。而女同胞對虱子要介意得多。在生產隊集體勞動時,隻要一休息,那些女社員就坐在陽光下互相從對方的頭發裏捉虱子。這已成了一種習慣。


第二天早上,我們如願坐上了那輛已說好的運煤車。那是一輛解放牌翻鬥車。 一堆煤堆在車廂裏,其頂部高度已超過四周的車廂板。我們十個人身體靠煤堆坐著,雙腳蹬住兩側或後車廂板。那位司機繞車走著看看我們坐的姿勢,說了一句,要是路上有人來扒煤,你們不要對他們客氣,就發動車出發了。


從普格到西昌,汽車要開大半天。我們十個知青坐在煤堆上,剛開始大家沉默著,各人想著各自的心事。後來有人提議說,今天就到西昌了,明天搭上車,三天後就到家了,大家唱歌高興高興吧。作為我們這夥人中年齡最大的人,我不得不事事起點帶頭作用。我就開始唱起了一首多少有點符合當時情緒的革命歌曲:“帶鐐長街行,告別眾鄉親,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 殺了我一個,自有後來人。”然後大家都唱了起來。歌聲隨著汽車蕩漾在空曠的荒山野嶺之中,真是別有一番風味。不過,很快,我們唱歌的興趣就被一停車或一減速時撲到身上的煤灰止住了。

 

3)從西昌到拖烏

 

到了西昌後,我們每個人都成了黑炭人了,全身上下,連眼睛和鼻孔裏也進了不少煤灰。在一個小旅店住下後,第一個任務就是把身上洗幹淨,衣服換了,然後就是商量找去成都的汽車。非常不幸的是,當時西昌正在全麵武鬥,兩大派打得不可開交,我們的消息太閉塞,不知道我們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其上的支援三線建設五大汽車運輸公司,全都停運了。整整一天,我們在西昌城裏各企業廠礦和機關單位跑來跑去,始終聯係不到一輛去成都方向的車,就連往南走的寧南,米易等地的也沒有。這下可好,我們要陷在這個進退不得的地方了:要想朝成都進發,還有一千多裏路,沒有車肯定不行,朝後退,回寧南去,不再有搭煤車的好事,走路回去,這武鬥期間,不知道會發生什麽事。


大家正在犯愁的時候,我們中的一個人,碰見了同在寧南插隊的我校一個初中女生。這個女生說她有辦法幫我們聯係搭車的事。原來,這位女生已經與幾年前來西昌插隊的老知青交了朋友,這夥老知青在江湖上已經滾了幾年,再加上武鬥期間,他們的所作所為遠不是我們所能想象的。這位小女知青個子矮胖,貌不出眾,據說其父還是個老紅軍,她這時的活動能力已遠不是我們這些“呆板”的高中生能比的。她告訴我們說,明早4點,到一個路口等著,隻要那些老知青搞到汽車,大家就隻管上去,別的什麽都不要問,不要管。我們這些老大哥,到了這個份上,隻有俯首聽命於神通廣大的她的安排了。


第二天早上3點半,我們就起床,帶上挎包,朝集合地點走去。接連幾天的勞累和睡眠不足,我感到頭腦昏沉沉的。我們正走在空無一人的大街上,忽然聽見一個女人在唱歌。我抬頭一看,嚇了一跳:昏暗的路燈下,一個女人全身一絲不掛,邊走邊唱。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女人的裸體,感到非常吃驚,覺得像在地獄一樣。旁邊有人說,這是個瘋子,怎麽沒人來管。另一個夥伴,我記不起是否是楊惠平說的,“這年頭,正常人都管不過來,誰還有閑心去管瘋子。” 我們這十個人到了集合地點,看見那十來個老知青已經在那裏等著了。他們從衣著打扮看上去是和我們不一樣,最起碼的是每個人嘴裏叼著香煙。為首的那位,留著小胡子,外表給人一個凶猛的樣子。


在那裏等了不多久,一輛草綠色的解放牌汽車開過來了,這種敞篷車是用來載人的,上麵有橫著的鐵欄杆做扶手。車子開近了,我們一看,原來是鐵道兵的軍車,上麵還有十幾個當兵的。他們沒有槍,穿著嶄新的軍裝,估計是一些新兵。這時,小胡子站在馬路當中,舉起手槍,朝天開了一槍,喊叫著停車。車停下了,那十來個老知青一擁而上,把那個軍人司機從駕駛室裏拖出來,又把後車廂上的十幾個當兵的全部推下汽車。有幾個當兵的拉住車箱板不想下來,但禁不住老知青們的猛力推搡,隻好下來了。在推搡的過程中,他們頭上的軍帽全部被搶走,戴在了老知青們的頭上。


在全部老知青都已爬上車,我們這十個四中的同學正在猶豫著,該不該上這輛車,因為我們都沒想到他們會搶一輛軍車。這時,已經把車重新發動的小胡子從駕駛室裏出來,朝我們這些他眼中的另類吼道:“你們這幫蝦爬(膽小鬼的意思),還不趕快上車!你們不上,半個月內你們休想走得成!” 我們想想也是,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爬上了汽車,立刻,這輛車像飛似的開走了。當時,我們隻想到要急於離開西昌,非搭上一輛汽車不可,但是,在當地駐軍和民兵組織(當時叫無產階級群眾專政大軍,簡稱“群專”)的通報中,這輛一分鍾前還是解放軍的軍車,現在成了被匪徒劫走的逃跑工具了。所以,從那一刻起,我們的歹運就開始了。


汽車行駛了兩個多小時後,我們在車廂上站著的人,全部被命令趴在車廂板上,不得抬頭。一個老知青告訴我們,這是為了要趁早餐時間,闖過一個武鬥哨卡。如果對方的機槍朝我們掃來,隻有趴著不動,聽天由命了。還算好,在我們這輛車飛速地穿過哨卡時,沒有聽見槍響,這一關算是平安地過了。


考慮到逃命要緊,能走多遠算多遠,我們所有人早飯午飯都不吃,一直讓車高速行駛。但人抗的住,汽車卻抗不住了:大約在下午四五點鍾,汽車的發動機突然起火了。大家趕快下來,有的找水,有的用衣服撲打,有的找土來蓋住火苗。把火撲滅後,稍微冷卻一會,汽車居然又能開了。不過,這次沒開太久,終於不得不停下了。原來,我們的汽車開到了一座被洪水衝斷的橋當中,再也不能朝前走了。於是,小胡子決定放棄汽車,大家要從河床上淌水過去。從這裏再走二十裏路,就可以到達拖烏鎮了。這樣,我們全體都下了汽車,準備從洪水已退的河床上走過去。


這時候,有個老知青不知什麽神經病發了,他說了聲,“老子要把車開到河裏去,讓它活不見人,死不見屍!”就爬上駕駛室,開始倒車,準備倒一小段距離,再讓車加速衝到河裏去。如果這樣的話,這台軍車就毀了,那我們的罪孽就更大了。這時,我和屈炳武趕快爬上駕駛室兩邊的踏板,拉住這家夥的手和方向盤,苦苦勸說他,不要這樣做,要把汽車完好地留下來。 這家夥見我們態度堅決,罵了一聲,“真拿你們這幫蝦爬沒辦法!”就熄了火,跳下車來。這樣,我們總算沒把壞事做絕,離開了那輛載了我們兩三百裏路的軍車,讓它好好呆在那座斷橋上。


趟過幾乎幹枯的河床,我們一行二十多人,沿著公路一直上坡,朝坐落在大山埡口上的拖烏鎮走去。這時,老天爺也對我們不客氣,下起了傾盆大雨。在這荒山僻野的地方,房子沒有一間,樹沒有一棵,我們無處可躲,隻有冒著大雨,任憑大雨把全身澆的無一幹處。我們唯一的選擇,就是奮力朝前走。盡管我們從早到晚顆粒未沾,肚子餓得咕咕叫,但瓢潑似的雨水和寒冷,使得身體更難受,蓋過了饑餓感。大約是在晚上十點左右,我們到達了拖烏。


拖烏這個所謂的鎮,實際上隻是公路兩邊有幾間房子。我們走進一家飯店,感覺這個飯店大得和這個小地方不相稱,裏麵有二三十張飯桌。原來,這裏是方圓一百多公裏唯一的一個鎮,而且是在西昌北上成都唯一的通道上。過去這裏南來北往的汽車很多,路過的客人也多。另外,據說由於這裏海拔高,山高坡陡,居民很少,這裏的土匪自解放以來沒有剿幹淨過,有部隊和民兵常駐這裏。所以,拖烏絕對是個是非之地。


一進了飯店,服務員們對我們分外熱情,他們馬上生火做飯炒菜, 大概半個多小時,熱氣騰騰的飯菜就端上了桌。這時,每個人都開始了狼吞虎咽,隻聽見一片咀嚼聲,碗筷聲,沒有一句說話聲。在所有的飯菜一掃而空後,服務員又找了些幹柴生起了幾堆火,讓我們烤火取暖,把濕透的衣服烤幹,然後還告訴我們,今晚我們可以睡在飯桌上,不用付旅館費。受到這樣熱情的招待,我們感覺到真像是到了天堂,心裏不知有多感激。事後,我們才明白過來,這是人家早就設好的套子,我們高高興興的鑽了進去。衣服烤幹了後,我們每兩人睡在兩張拚起來的方桌上,很快就進入夢鄉。

 

4)在拖烏和石棉

 

半夜裏,正當我們都睡得正香,忽然一陣嘈雜聲把我們驚醒了。 睜眼一看,睡意全無,立即傻眼:我們睡覺的飯桌周圍,站滿了持槍的民兵,把搶對著我們,“把衣服穿上,你們要拘留審查!”他們戴的紅袖套上寫著“拖烏群專”,這是文革時期各地區各單位民兵的代名詞,他們在當時執行公安,執法隊或是牢房看守等等職能。我在臨下鄉前到父親工廠的“牛棚”即臨時監牢去向父親告別時,就受過看押父親的“群專”訓話。想不到現在我自己也成了在押犯了。在查看了每個人的證件後,這些“群專”一開始就把我們這二十多人分成了兩邊,一邊是老知青,一邊是我們四中的新知青,兩批人分別關押。然後,每個人單獨接受審問。


在審訊我的時候,我感到對方的態度不算很壞。他說他知道我們這些新知青是從犯,我們中沒有人打過解放軍,搶解放軍的帽子,但是,我們跟著那幫老知青坐上了搶來的軍車,等於加入了搶軍車的行動,性質還是很惡劣的。我趕緊把臨出發時在公社開的證明拿出來給他看,說我們是成都四中,一個省重點中學下鄉的新知青,我們都是實在找不到汽車回家才搭了他們的車。除此之外,我們沒幹過任何壞事。看來,他們已經獲得準確的情報,對我們這兩批人完全了解,采取了對新知青和老知青區別對待的作法,因此我們這十個同學在審訊中都沒有挨打。


而那十幾個老知青卻受到了完全不同的待遇。在我們呆在拘留所的幾小時裏,不時聽見他們挨打的慘叫聲。天大亮後,“群專”的頭把我們這十個人集合起來,命令我們立即離開拖烏,必須步行前往石棉縣“群專”報到,中途不得逃跑,不得返回拖烏,不得搭任何汽車。如果不按命令辦,今晚12點以前沒有到石棉縣“群專”報到,那幫老知青就是我們的榜樣。宣布命令後,我們離開這個臨時拘留地,走到公路上。這時,我們看見那些“群專”正在押送老知青們上一輛軍車,其中有幾個人是被別人抬上汽車的。這時,我們看見那位與老知青交朋友的初中女生,也在他們那群人裏。我們就給”群專”的頭說那位女生是我們的同學,讓她跟我們走,不要把她與老知青們押在一起。 那個“群專”就向這個女生招手,讓她過來。她走過來了,知道了我們的意見後,就說她已決定和老知青們一起回西昌,他們被打成重傷,需要有人看護,就離開了我們,爬上了被押送回西昌的軍車。看著她的背影,我不禁想起一路上,由於她一直坐在駕駛室小胡子的旁邊,平常和那些老知青們有說有笑的或是打情罵俏的,我們對她的不良評論。這時我不由得對她產生了敬意。


我們一行十人,沿著一條公路,朝石棉縣走去。到了路上,我們才明白,即使無人監視,我們也跑不了:這條公路夾在高山峻嶺的中間,兩邊是懸崖陡壁,沒有翅膀是飛不出去的。更何況,在我們行走期間, 拖烏“群專”的武裝人員三次乘著巡邏汽車,把我們攔住,搜查每個人,檢查是否有武器。我記得其中有一次搜查後,我們的夥伴黃克勝同學垂頭喪氣地從“群專”的卡車旁回到我們的行列裏來,說他的軍大衣被“群專”搶走了。他說這件軍大衣是他父親(一位軍官)給他的,是屬於私人物品,但那幫傢夥硬說是他從軍車上搶的,白白給拿走了。正說著,“群專”的車從我們眼前開過,還朝我們叫喊著,“晚上12點前必須到石棉‘群專’報到!”


從拖烏到石棉的距離是一百三十裏路。除了第一天我和屈炳武從我們的生產隊走過寧南縣到達普格縣,走了一百五十裏路外,這天是我們在本次旅途裏走過的第二長的路程。這一天日子也很不好過,我們足足走了15個小時以上,終於在半夜12點前到達石棉縣城邊的一個哨卡。還沒等我們開口,一個帶著“群專”臂章的中年人就走過來問,是從拖烏過來的搶過軍車的知青吧?我們答應了一聲。他說你們中來一個代表,先來我們“群專”辦公室把問題交待一下。然後他站在哨卡邊上,讓裏麵的人把旁門打開,等在那裏。


我們相互看了看。有人說,要去大家都去。我想,現在隻能軟,不能硬,和”群專”過不去,等於雞蛋碰石頭。就對大家說,你們先在這裏休息一下,我先去踩踩水,試試深淺。我記得當時看著大家擔心的臉色,我還不在乎地說了一句玩笑話:“我身上的肉比你們要多一點,要是挨打,也要比你們多扛幾下。”然後,我就隨著那個中年人,進了哨卡的門。這個中年人是個“群專”頭目,他把我帶到一個辦公室,讓我坐在辦公桌的對麵。他給我倒了一杯水,放在我麵前,這使我一下就把懸著的心放下了。我很誠懇地再次拿出我的證明書來,向他解釋了我們搭錯車的來龍去脈,並努力把我們這批人和那批老知青區別開來。我想,反正在拖烏我們這兩批人已經是不同待遇了,那就不同到底吧。這年頭,先顧了我們這個小集體要緊。


聽了我的一番表白,他說,盡管你們和那幫老知青不一樣,但你們的錯誤是嚴重的,往重裏說,你們是犯罪行為,把軍隊的汽車搶了,還打了解放軍戰士,坐個三五年牢是不在話下的。往輕裏說,你們也是脅從犯,就是勞教個年把也不虧待你們。然後,他給我一張紙,讓我寫下我們這十人的姓名,年齡,家庭出身,是否黨團員等等。我把我所知道的都寫了,我看了一下,我們這十個人中有好幾個幹部和軍人家庭出身的,而且,大半是團員,我感到我們的結局似乎不會太差。把這張紙遞過去後,他看了半天,在考慮著什麽,然後對我說,從今晚起,你們就參加“群專”給你們辦的學習班,住在這裏,每天寫檢查交待,什麽時候檢查得深刻了,交待得徹底了,我們再決定你們下一步去哪裏。然後,他讓兩個“群專”的年輕人帶我出了辦公室,再帶著我們其他九個人,一起在一間空房子裏住下,關了禁閉。 大家見我沒有挨打,這裏的”群專”也沒有像拖烏的那樣凶神惡煞,感到放心不少。


從在石棉的第二天起,我們這十個人就坐在地板上,寫檢查交待,“鬥私批修”,“狠鬥私心一閃念”“反修防修”,等等,這些套話大話,文革以來已經寫得多了,所以每人每天都交一大篇。住在這裏,我們每天要交2毛錢1斤糧票,作為我們每天兩頓飯的錢糧支出,每頓飯是一碗米飯一碗菜湯。要上廁所,必須先報告,讓一個群專”帶著到院子裏的公廁去。這件事是我們每個被關的人和看管我們的人最感麻煩的事。在這裏過了第一天,我們還感覺不錯,因為使疲勞的身體得到了休息。但過了三天失去自由的生活,我們都感到受不了,身心憋得難受。我們一再向”群專”保證,這樣的錯誤我們不會再犯了,放我們回家吧。那位群專”頭目發話過來,讓我們哭笑不得:“人家革命先烈把牢底都能坐穿,你們才住了幾天就受不了了?”


終於到了參加這個“學習班”的第五天晚上,“群專”頭頭過來給我們上課來了。他說,“根據你們這幾天的表現,說明辦學習班是有成效的。你們大家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深刻地檢查了自己的私心雜念,覺悟有了提高。從明天早上,你們就離開石棉,回成都去。但是有一條,你們不得搭順風車,更不得強行爬車,坐汽車和火車都必須買全票,如有違反,罪加一等。我們已經通知了前方各地的‘群專’,他們會監督執行我們的決定。”


聽到這個決定,使我們高興得半夜都未睡覺。我們商量著第二天的路程該怎麽走。第一條路是沿我們下鄉來的路反方向北上,從石棉坐汽車翻過泥巴山,去雅安,再到成都。但是,不準搭汽車,隻準坐客運汽車把我們難住了,一是我們根本就沒有錢買汽車票了,二是也沒有任何客運車或貨車會在當前武鬥期間營運。第二條路是從石棉沿大渡河走一條小路,走八十裏路,就可以到達烏絲河火車站,到那裏買上火車票就可以直到成都了。提出這個建議的同學還知道火車票的價格。我們認為坐火車是個好主意:既省錢又省時間。下一個問題是,我們還有沒有夠買火車票和最後幾天的吃飯錢。因為,我們十個人中,已經有人“彈盡糧絕”了。於是,我們每個人都把身上還剩的錢和糧票都掏出來,來一次最後的“共產主義”。結果,所有的錢糧拿出來後,隻夠我們每人從烏絲河到成都的火車票,再加每人每天吃一頓飯,而且這頓飯必須是一碗半斤糧票的米飯和五分錢一碗的湯,僅此而已。這時,我們中已經沒有一個人主張為吃飽飯而節省火車票錢了。

 

5)石棉-烏絲河-成都

 

接下來的一天,我們果然嚴格按計劃辦事。清早,大家背著各自的挎包,向“群專”頭頭報告了我們將走的路線,走出了由武裝人員看守的大門,沿著當年紅軍長征走過的大渡河,向烏絲河車站進發。這八十裏山路,彎彎曲曲,上坡下坎,十分險峻。有時一邊是懸崖,一邊是陡壁,使人捏著一把汗,有時樹枝橫過來擋路,有時茂密的野草把小路覆蓋了,要仔細辨認該走的路。沿途,隻要碰見過路或砍柴的村民,我們就停下來問路,唯恐走錯了路。如果天黑前走不出山路,那當天就到不了車站。那天,我們全體夥伴都是吃了一頓飯,即一碗米飯一碗湯,再餓再累都沒有人叫苦,發牢騷。關於餓肚子的滋味,我想我的後輩們是不會有這樣的體會了。所以,近幾年來,我隻要看見網上有些無知的人說文革的好話,或者否認59-61三年間發生的巨大饑荒,我就想對他們說,“嗨,夥計,隻要讓你嚐嚐兩天不吃一粒飯的感覺,你就會知道那個時代是怎麽回事了,你就會知道文革是好是壞了。”


我們走了整整十個小時,終於走完了這條山路,在黑暗完全降臨以前,到達了烏絲河火車站。買了第二天清早出發的每天唯一的一次火車票後,我們就放心了:隻要再熬過今夜和明天大半天,我們就可以結束這段旅途,回到各自家裏了。當時,烏絲河站是個起點站,我們買了全票,每個人都有個座位。在火車上,我坐了一個靠窗的座位,我剛坐下,對麵坐著一位年輕人就吸引住了我的眼球。


這位年輕人,真正長得一表人才:首先是臉,長得是這樣的英俊, 眉毛又彎又長,眼睛發亮,五官搭配敲到好處,白裏透紅的臉色,唇紅齒白;然後是衣著,遠遠好過一般人, 身穿一件紅色的外衣,裏麵白忖衣的大翻領翻在外麵,不用說我們這十個人中沒人比得上他,在我們全校的男生中也少見這樣青春瀟灑的。我還沒來得及說話,對方倒先微笑了一下,說,看你的樣子是個新知青,因為你上衣口袋裏還別著一支鋼筆。我就說,那你呢?他說,和你一樣,不過我的“知齡”肯定比你大。果然,我又碰上了個老知青。按當時的話來說,就是天下知青一家人。正好,碰上他也愛交談,於是,我們就天南地北地談起天來。


這位老知青,比我小兩歲,可是當知青卻有好幾年了。但是,從他細皮嫩肉,整潔的外表,看不出從十四歲就開始下鄉當知青了。我就把我心裏的疑問告訴了他,他居然毫無顧忌地就把他的身世告訴了我。


他說,他在1964年就被他父親送到烏絲河的鄉下,當了知青。但他根本就談不上是有“知識”的青年,因為他隻有小學畢業文化程度。他的家遠在成都以北的某個專區,他的父親在文革前是一位職務較高的幹部,大概是專區級的領導幹部。我說,那你父親一定是很革命了,居然把這麽年幼的兒子送到邊遠農村去獨自生活。他臉上先是出現了一種說不出是悲還是尷尬的表情,然後變成怒氣衝衝的,說,去他媽的革命,統統是假的!然後,他恢複了平靜,對我說,反正我家的事現在都被揭發出來了,大字報貼得到處都是,再多一個人知道也沒關係。


原來,他是他父親的私生子。他父親本來早就有家有室有孩子,但是與他母親,一個當地劇團的演員好上了,不能結婚,但有了他。他們都住在一個小城市裏,這件事成了當地公開的秘密。在他長到十幾歲時,為了讓他遠離公眾的視線,父親把他送到了烏絲河附近的老家讓他插隊落戶。但在經濟上沒讓他受苦,從他下鄉的第一天起直到現在,從來沒有幹過一天農活。他所受到的唯一限製是一年隻能回城兩次,每次時間不得太久。這次回家,就是為去拿生活費的。但是,還不知道是否拿得到,因為父親作為“叛徒”,“走資派”已被打倒了。他母親仍是單身一人,現在也被關了“牛棚”。其罪名,他說我不說你也猜得到。他本人多年來就是破罐破摔了。人,真是奇怪的動物,外表好好的,揭開內部,真不知有什麽稀奇古怪的事會冒出來。


“好了,不說這些倒黴事了,現在我給你吹一首歌曲,看你能不能聽出這是什麽歌。這位老知青對坐站起來,從行李架上的挎包裏拿出一把很漂亮的口琴來,我看見他身材很高,約在一米七五以上。我心裏想著,他真是有一個少見的好皮囊,看起來一表人才,卻隻有小學文化程度。不過,他的口琴吹得很不錯,可惜,我不知道他吹的是什麽歌曲,隻覺得溫柔,委婉,好聽,與我平時接觸的革命歌曲大不一樣,不,應該是大相庭徑。他笑著說,果然你不知道吧,這是一首知青自己創作的歌曲,名叫“娜娜之歌”。然後他把歌詞寫下來,教我唱這首歌。


我在那個年紀,真是記憶的黃金時代。可惜,我沒有機會記憶些很有價值的科學知識或謀生本事,卻把這首歌的第一段給記下來了,居然40年不忘。這首歌第一段是這樣唱的:

“月亮高掛天上,水仙花正開放。抬起你溫柔臉膛,為月亮吐露出芬芳。啊,月亮,啊,月亮,我隻為你放聲歌唱!”

    第二段的歌詞我隻記得有娜娜二字,其他都不記得了。這首歌在當時肯定是離經叛道的,因為其一,隻歌頌月亮而不是紅太陽;其二,這首歌是愛情歌曲,愛情離不開女人,而當時全國隻準流行的八個樣板戲裏,裏麵所有女人都是硬幫幫的單身女人,見不到溫柔纏綿的話語和美麗可愛的女人;其三,歌的曲子,我當時覺得真是淒婉動聽,含情脈脈,感覺美極了。所以,我不但喜歡上了這首歌,還喜歡教我這首歌的人。後來,他又和我談起很多他“煽盒盒”(談戀愛)的事和經驗,都是我聞所未聞的事,如果我能記錄下來,不用加工,就可以成為類似高爾基的“我的大學”這樣的小說。總之,這是一個聰明的靚仔。現在想來,他如果是生活在當代的青年,有這麽好的長相和聰明,受到良好教育,說不定也會是個明星什麽的。
 但在那個時代,他卻是個插隊老知青,實際上是個無正當職業者,不能自食其力。天知道,那個時代有多少該成才的人都報廢了。


下午,火車開進了成都車站。出了站門,我和屈炳武,也和一路辛苦遭難其他八個同伴,以及火車上新認識的談伴都告別了。他們出了站都往南,朝市區方向走,而我則立即朝東,沿二環路走回家去。走到了快到量具刃具廠的那段路,我不禁想起了一年多前我曾在這裏遇劫的事,盡管那純粹是件倒黴的事,我這時想起來居然覺得有點親切感。這大概這就是所謂“鄉戀”吧。真是“美不美,故鄉水,親不親,故鄉人。” 特別是從較舒適安逸的地方離開後,在艱苦差勁的地方呆了一段時間又回來了,那種心裏不平衡的感覺是一定是格外強烈的。


快走到家時,我摸了一下口袋,裏麵還剩下5分錢和2兩糧票。回想起我的旅程:從生產隊去寧南到普格,走路,1天;住普格,1天;從普格到西昌,搭車,1天;住西昌,1天;從西昌到拖烏,搭車和走路,1天;從拖烏到石棉,走路,1天; 在石棉,“被”住了5天;從石棉到烏絲河,走路,1天;從烏絲河到成都,坐火車,1天;總共用了13天整。


夕陽把我的身影在二環路上拉得老長,我快步朝父母的“新家”走去。從家裏來信中得知,父母和小妹小弟四人在我們三個年長的兄弟下鄉後,已從過去住的三間一套的房子搬到了廠裏最差勁的一棟“幹打壘”房子的兩間小房間裏。這棟所謂“幹打壘”方式建的房子,就是在那瘋狂的1958年大躍進年代,為了“多快好省”,用砂漿和磚,一層橫,一層豎,中間空地砌起來的,極不結實,安全隱患很多的一棟三層樓房。不過,那時,有房子住,而且還在城市裏,就該燒高香了。我快步走進家裏,母親看見我變得又黑又瘦的樣子,還未開始說話,眼淚就流了下來。


到此,這段使我終生難忘的旅途,總算劃上了句號。從此,我這幾十年裏,隨著我所在的施工企業,無論在國內去過的二十幾個省,還是在國外到過的十幾個國家,沒有再遇到過生命受到威脅,身體遭遇摧殘的情況。自那以後,每當遇到有什麽難事時,我就想起了這段經曆,我就會對自己說,難道我這輩子還有什麽過不去的坎嗎? 

 

                           2012113日回憶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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