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謙：心底的懷念 (ZT)

一晃胡耀邦已經走了十七個年頭了。今年是他九十歲冥誕，網上的紀念文字多了起來。本來，我不想湊這個熱鬧，但一些紀念文字勾起了我對往昔的回憶，一些封塵已久的往事又浮現在眼前。 我與胡耀邦有過一麵之緣，那是在父親的追悼會上，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中旬。當時剛剛粉碎“四人幫”，舉國歡騰，人們大多沉浸在興奮之中。在那些日子裏，父親已是肺癌晚期，病情日重一日，快要走到生命的盡頭，全家人的心情悲喜交集。母親在文革中因“炮打”康生、江青、張春橋等人而被關進秦城監獄七年，現在終於有了出頭之日。父親在最後那段日子裏最開心的一件事，就是親眼看到了“四人幫”的垮台。 父親的遺體告別是在三○一醫院的地下室裏舉行的。在此之前，我們幾個兒女在草擬參加父親追悼會的生前友好名單時，不約而同地想到了耀邦伯伯。這一方麵是因為父親五十年代曾在團中央工作過，胡耀邦是老領導；另一方麵，也是還父親生前的一個心願。父親一九七二年從幹校回京後，一直因母親的問題被“掛”著，一九七五年鄧小平出任總參謀長後，才重新恢複了工作。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父親又被批為“還鄉團”，和胡耀邦處境相同。 胡耀邦在鄧小平一九七五年搞整頓時衝鋒陷陣，是當時的“四大幹將”之一（其他三人是張愛萍、萬裏和周榮鑫）。一九七六年春天，父親頂著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風頭，曾借看病的機會，悄悄探望過正在三○一住院的張愛萍。父親在臨終前也一直惦念著胡耀邦，問他的情況怎麽樣了？在安排父親喪事時，我們聽說胡耀邦正在科學院監督勞動，不知道他能不能來，但我們真心希望他能來參加父親的追悼會，這對父親也是一種告慰。還好，經過聯係，科學院答複，隻要不見報，就可以參加。後來聽說，胡耀邦從此獲得了外出參加活動的自由。 記得遺體告別那天，正來寒流，三○一醫院的地下室裏陰冷陰冷的，寒氣逼人。父親的遺體告別是粉碎“四人幫”後，在京軍隊老幹部中舉行的第一起。人們劫後餘生，壓抑了十年的悲情，終於可以傾瀉了，氣氛格外悲痛。那天很多軍中元老都來了，其中羅瑞卿架著雙拐，一步一步地挪動，拒絕別人的攙扶。在三○一住院的張愛萍也執意要來，他穿著病號服，拄著拐杖，緩緩地向父親的遺體三鞠躬。 在遺體告別快結束的時候，站在母親旁邊的文宜小聲告訴我：“耀邦伯伯來了”。我聽見胡耀邦用濃重的湖南口音對母親說：“天輝同誌走得這麽早，太可惜了！”一句話說到母親的傷心處，眼淚撲簌而下。耀邦伯伯勸母親節哀，然後和子女們一一握手。耀邦伯伯和我握手時，我注意到，他不像其他人那樣由家人陪同，而是自己一個人來的，不過後邊跟了一個看管他的人。那天，耀邦伯伯穿了一件舊呢子大衣，沒戴帽子，頭發已經有些花白了，小個子，說話有點口吃，但眼睛很有神，握手也很有力，走路很快，完全不像一個已經六十開外的人了。 一年後，胡耀邦成為中國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在以後的許多年裏，我曾經多次回想起耀邦伯伯在父親追悼會上的情景，他留給我的印象一直定格在腦海中。沒有想到，這個曾經和我握過手的“小個子伯伯”竟然成為左右中國現代史的重要人物。 父親一直把胡耀邦看做是可以交心的老領導。父親當年是燕京大學學生，一二九運動中參加了民先，在抗日的烽火中投筆從戎，奔赴延安抗大，後又到晉察冀根據地。在解放戰爭中，和胡耀邦同在華北，算是一個山頭的。父親是個知識分子幹部，當時在中共隊伍裏為數不多，出身也不好，背負“原罪”的包袱，總是受到工農出身的老紅軍的歧視；而“紅小鬼”出身的胡耀邦則是一個例外，在黨內並不多見。 建國後不久，父親調到總政青年部，主管全軍的青年工作，隨後又作為軍隊方麵的代表，被選為團中央常委，直接在胡耀邦的領導下工作。聽父親說，那時幾乎每星期都要到團中央去開會，參與團中央的各種活動，還幾次率中國青年代表團出訪蘇聯東歐。這段期間，父親與胡耀邦的交往多了起來。父親說他為人坦誠，思想開明，關心幹部，值得信賴。為此，父親願意把自己的一些想法乃至受到的委屈和苦悶，講給他聽，從中受益非淺。 正是在父親參與團中央工作期間，我第一次知道了“胡耀邦”這個名字。小的時候，我口吃得很厲害，一看見生人就緊張，越著急越說不出話來。父親告訴我胡耀邦也口吃，他有一套對付口吃的辦法，就是說話拖長聲，遇到說不出來時，就用“啊――啊――這個這個”來過渡，讓我學他。這種辦法對一個小孩子來說，自然不大靈光，但我從此牢牢記住了“胡耀邦”這個名字，知道有一個人，是父親的領導，說話也口吃，但這並不影響父親對他的敬重。這讓我心裏感到釋然。 父親為人正直敢言，不會搞吹吹拍拍的那一套。這種性格在官場自然吃不開，在劫難逃。一九五八年，在中央黨校工作的母親隨楊獻珍到河南蹲點，把當地刮“共產風”和瞎指揮的情況悄悄地告訴了父親。父親對此很有看法。廬山會議後，軍委總部機關開展了“反右傾鬥爭”。因父親對頂頭上司、總政組織部部長劉其人的一言堂作風提過意見，劉就借“反右傾”運動，非要把父親打成“彭黃分子”不可。幸而父親沒有和他交過心，所以後來沒有整出多少有分量的反“三麵紅旗”的言行來，倘若像和胡耀邦那樣交心，那就糟了。當時揭發父親的一大堆材料中，沒有一條是團中央那邊檢舉的。現實問題整不出來，就整曆史問題，曆史沒問題，就挖家庭出身。父親出身不好，最後被打成“階級異己分子”，留黨察看，發配xi'zang充軍。 父親在xi'zang吃了不少苦，幾乎葬身在大雪封山的二郎山，隻是因劉其人後來下台，父親的問題才有了轉機。回京後，父親為自己平反的事四處奔走申訴，可是阻力很大，沒有人願意出來講話。那一段時間，父親的心情非常苦悶。胡耀邦得知後，借團中央領導在頤和園聚會的機會，把父親叫了去。劫後重逢，父親很激動，一股腦地向胡耀邦訴說自己的冤情和處境，表示自己本來沒有多少反“三麵紅旗”的言論，總政卻硬要維持原來的結論。聽完，胡耀邦沒有直接表態，隻是問了一句：“你對‘三麵紅旗’怎麽看？”父親沒有想到胡耀邦會這樣問他，看他若有所思的樣子，馬上明白了其中的弦外之音。父親後來多次和我們談起這件事。 後來胡耀邦給父親出主意，讓他去找羅榮桓談一談，說羅元帥是真心愛護幹部的，在軍隊中有威望。父親原來也有這個想法，隻是羅帥當時已經得了重病，在家養病，不便為個人的事前去打擾，所以一直躊躇。聽了胡耀邦的指點，父親鼓起勇氣，闖到帥府，自報山門，果然獲得接見。羅帥靠在床上，聽父親講了一個多小時，後來他堅持不了，就讓夫人林月琴接著聽。隨後，羅榮桓抱病在一次全軍高幹會議上為父親講了話，父親的問題才平了反。不久，羅就過世了。父親對羅帥深為感激，一直記在心裏。 父親平反後，總政在工作安排上仍百般刁難，非要把他踢到外地去。胡耀邦知道後，主動邀請父親去團中央工作，這樣可以留在北京，也脫離了總政的管轄。父親十分感謝胡耀邦的好意，一度動了心，認真考慮轉業的問題，後來有了到總參工作的機會，此事才作罷。為此，父親對胡耀邦一直心存感激，多次和我們念叨起胡耀邦在自己困難的時候援之以手，說：“耀邦古道熱腸，真是好人啊！” 在文革狂瀾中，團中央因派工作組的問題最早受到衝擊，胡耀邦為“三胡”之首，更是首當其衝。記得有一次父親從外麵回來，陰沉著臉，一問才知熟人告訴他胡耀邦被批鬥得很厲害。父親心情沉重，在飯桌上咳聲歎氣，對文革這種搞法想不通，曾讓我們四處打聽情況。後來團中央派人來調查胡耀邦的“問題”，當時還在位的父親不客氣地給頂了回去。不久，因受母親問題的牽連，父親自己也被關進“學習班”，接受審查批鬥。 一九六九年，父親下放到河南幹校，一呆就是四年。那裏是窮鄉僻壤，消息很閉塞。每天幹完活，吃過晚飯後，我都陪父親在鄉間小道散步。父親和我談起了自己的人生經曆和很多往事，其中包括和胡耀邦的交往。林彪事件後，文革破了產，幹校的人心馬上就散了，小道消息滿天飛。一九七二年春節，全家聚在一起過年，當時父親剛剛獲準回京看病。我拿來一份從北京傳來的毛澤東點名解放老幹部的名單，其中有胡耀邦。父親那天非常高興，說要慶賀一番，騎車到集上買回鮮魚，親自動手做了糖醋魚，還喝了一種當地自產的奶油蜜酒。這是父親自文革以來最高興的一天。 一九七二年，父親從幹校回京，住在總參三所。當時，很多被掃地出門的軍隊老幹部都在這裏落腳。人們多方打問老戰友的下落，互相走動探訪，劫後重逢，別有一番滋味。父親回京後，曾向熟人打聽胡耀邦的的消息，但不得其詳。說來也巧，後來兩人竟在家門口邂逅相遇。當時我們家和蕭向榮家是樓上樓下的鄰居。一天，父親聽到敲門，開門一看，竟是多年不見的胡耀邦！原來胡耀邦來看望蕭向榮，敲錯了門。胡耀邦指點著父親，說：自共青團九大一別，多年沒音信了，沒想到你老兄竟然在這裏！父親也大喜過望，連忙陪胡耀邦上樓找蕭向榮，三人相談甚歡。父親還專門讓文宜做了兩個拿手菜——麻婆豆腐和醬爆裏脊，端上去喝酒助興。 後來，父親專門向胡耀邦談了自己的問題。胡耀邦聽說母親是因反康生、江青、張春橋這些人而被關進秦城監獄，很同情，但在當時的情況下，他也沒什麽好辦法，不過這對父親已是不小的精神安慰。總參三所是個消息靈通的地方（後來批鄧時被指為“散布政治謠言”的大本營），父親常把聽到的一些消息轉告給胡耀邦，胡耀邦也找父親問起過張春橋的往事。兩人對政治上許多問題的看法是一致的，涉及到一些敏感的問題時，他們就用手語代號，豎起大拇指代表毛澤東，在手上寫“三點水”表示江青。四屆人大前夕，我從東北回京探親。臨走前，父親讓我和他睡在一起，徹夜長談。父親告訴我圍繞組閣的黨內鬥爭，對毛有意重用江青一幹人的局麵憂心忡忡。父親還告訴我，他和胡耀邦也談起過，說胡是老幹部中最敢言的一個。 一九七五年鄧小平抓整頓，是在總參機關打響的第一炮。這年夏天，父親重新恢複了工作。楊成武指定父親協助他抓整頓領導班子和落實幹部政策這兩件事，並特別指明這是鄧交代的。父親領了尚方寶劍，又有挨整的切身體會，全力以赴推動總參各部局的落實政策問題，但阻力很大。父親常在飯桌上慨歎：解放幹部真難啊，難於上青天！當時，胡耀邦在科學院大刀闊斧抓整頓，在京城政治圈中不脛而走，父親引為同黨，說是一條船上的夥計。不久，形勢逆轉，批鄧反右鋪天蓋地而來。胡耀邦在科學院挨批鬥，父親也被批為“還鄉團”，一同落難。父親當時心情很不好，在參加周恩來的追悼活動時，得了重感冒，不久發現得了肺癌，幾個月後就過世了。 時勢造英雄。粉碎“四人幫”後，胡耀邦走上更廣闊的政治舞台，表現了一個政治家的眼光和大局觀。還在粉碎“四人幫”之初，京城政治圈中就傳出胡耀邦托人捎給葉劍英的“中興三策”，記得第一條是停止批鄧，第二是平反冤案，第三條是抓生產。那段時間，毛澤東這尊多年來盤踞在人們心頭的神像轟然倒塌，民眾的思想空前活躍，人心思治。胡耀邦憑借自己的才能，很快脫穎而出，出任中組部長、中宣部長和中央秘書長，後來又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和總書記，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先行者和重要領導人。 胡耀邦不僅在政治上遠見卓識，而且還有膽略，是個實幹家。粉碎“四人幫”之初，積案如山，百端待舉。他受命於危難之際，發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討論，打破“兩個凡是”的枷鎖，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給五十萬右派摘了帽。那段時間局勢變化很快，真有點令人目不暇接。胡耀邦不負眾望，很快便打開了局麵，開創了後來的鄧小平時代。可以說，沒有胡耀邦的衝堅陷陣，就沒有鄧小平的第二春。 這段期間，我恰好與胡耀邦的女婿劉小江在一個單位工作，彼此成了朋友，常在一起下圍棋。當時小江剛剛結婚，就住在胡耀邦家裏――富強胡同六號。我曾去過幾次。那是一個不大的四合院，在燈市口附近，很老的房子，油漆已經斑駁脫落。後來我也準備結婚，需要置辦點家具，小江還特地把自己的家具票讓給我。記得我去取家具票時，小江說老頭非常喜歡和青年人交朋友，想給我引見，可惜當時胡耀邦正在和人談話，不好進去打擾，失去了一次當麵聆聽教誨的機會。 不久，我到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單位裏有不少團中央來的人，思想活躍，帶來一種明顯不同於黨的機關的作風，其中有胡耀邦的秘書高勇和劉崇文。工作之餘，他們和我談起過一些胡耀邦的往事。當時，胡耀邦的家已從富強胡同搬到北長街會計司胡同。胡就任總書記後，中直管理局本來已經為他在中南海裏找好了房子，就是當年汪東興大興土木蓋的常委樓，但胡拒絕搬進去，而是搬到了北長街的一座小院，與中南海隻有一牆之隔。平時，他並不住在家裏，為了進出方便，在中南海東牆上開了一個小門。 在八十年代的政治格局中，文獻研究室的主管一直是胡喬木和鄧力群，成為黨內保守派的重鎮之一。胡、鄧兩人經常利用編輯文獻的權力，煽風點火，向改革派發難。像葉劍英說過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黨內民主的典範，西單民主牆是人民民主的典範”這句話，在正式發表的時候，被胡喬木刪去。又如，鄧小平關於政治體製改革的講話，也被胡喬木利用當時發生的波蘭事件進言後，束之高閣。 回想起來，文獻研究室在幾次大的風波中都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上麵一有風吹草動，機關馬上傳達胡喬木、鄧力群的講話，倒胡倒趙的消息傳得很快。其中像一九八三年初，陳雲在政治局和書記處聯席會上批胡耀邦，分量很重，機關隨即流言四起，傳出中央要開會解決胡耀邦的“問題”，氣氛很緊張，頗有文革再起的味道。後來聽說被鄧小平製止，表示“胡、趙格局不能變”，這才算完事。“清除精神汙染”也是如此。記得傳達時殺氣騰騰，矛頭所指，呼之欲出，真讓人替胡耀邦捏一把汗。後來胡、趙兩人聯手，再加上萬裏、方毅等人的抵製，“清汙”運動才不了了之。 一九八六年，胡耀邦主持起草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決議，機關的龔育之參加了文件的起草，經常回來吹吹風，談一些胡耀邦的想法。記得當時決議避開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提法，改從正麵提出加強精神文明的建設。在北戴河政治局會議討論時，引起激烈爭論。盡管胡耀邦從中調和，但仍在六中全會上惹出風波，陸定一堅持去掉“反自由化”的內容，贏得全場的掌聲。鄧小平發表了措辭嚴厲的講話，給壓了下去。記得在機關傳達六中全會精神時，已經聞到火藥味。後來才知道，這隻是個導火索，胡、鄧交惡的真正原因，是在鄧退休的問題上，胡耀邦犯了忌。 這年底，大學生鬧學潮，更是火上澆油。過了年，風聲越來越緊，機關有人已從胡耀邦沒有參加黃克誠的追悼會預感到要出事。記得消息公布的那天下午，機關通知當晚有重要新聞，我感到不大妙。當晚，我和妻子到六部口音樂廳聽音樂。我心裏有事，一去就讓服務員把休息大廳裏的電視打開，果然播出胡耀邦辭職的消息，結果心情全無，回到家後，跑到同院老友廖遜家裏，談了很久，為胡耀邦感到不平，心情沉重。從此，國家進入多事之秋。 胡耀邦下台後，為了避嫌，我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去劉小江家。事情告一段落後，我才去找他，雖說是去“手談”――下圍棋，實際上卻是想談“國事”－－了解胡耀邦下台究竟是怎麽一回事？但小江的口風很緊，不大願意談。直到一九八九年三月，胡耀邦去世前的一個月，我又去小江家時，他才比較詳細地講了事情的來龍去脈，再三叮囑我不要傳出去。現在已經事隔多年，談出來也無妨了。 （刪去兩段） 為了檢討過關，胡耀邦把自己關在屋子裏寫檢討，給自己上綱上線，還批了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三人,說自己成了壞人的“保護傘”。事後，家人都說他不該這樣給自己潑汙水，他自己也後悔了，感到對不起方勵之等人。就在我們這次談話前，文獻研究室編寫的《周恩來傳》上卷剛出版。小江告訴我，老頭正在看，對周在黨內鬥爭中忍辱負重，屢屢檢討感觸頗深。我想這是同病相憐，有感而發吧。當時我在周組工作，小江說，有空時讓老頭和你談談。我非常高興。可惜，這一次又落空了，而且是永遠地失去了機會。 一個月後，胡耀邦心髒病突發，被送進北京醫院搶救。後來聽文青說，胡耀邦被搶救過來以後，他的嶽父吳蔚然前去查房，那天胡精神很好，還和吳蔚然聊起天來。吳告訴他，自己和高天輝是兒女親家。胡感到很驚奇，並說天輝同誌是個好同誌。然而，幾天之後，胡耀邦便離開了人世。 胡耀邦去世那天，天色晦暗，細雨霏霏。噩耗傳開，人們紛紛前往北長街會計司胡同胡家祭奠。我是和機關的人一塊去的。靈堂正中掛著胡耀邦最近的一張生活照，麵容憔悴，眉宇間透著憂思。胡的家人守在一旁，記得當時是胡德平和劉小江在場，悲痛不已，泣不成聲。我隻是緊緊地握了一下他們的手，一切盡在不言之中了。隨後，胡家專門給我送來參加追悼會的請柬。 追悼會那天，氣氛壓抑緊張，會場秩序紊亂，站在隊伍裏根本看不見前麵的情況。我索性跑到後麵，站在人民大會堂的玻璃窗前，望著廣場上黑壓壓的人群，百感交集。戈揚老寫的那首“這一邊，那一邊”的詩，很能代表當時我的心情。（刪去若幹） 十幾年來，一直壓製民間悼念胡耀邦的活動，但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胡耀邦並不是一個完人，也不是一個“成熟”的政治家，然而惟其如此，更讓人感到他的可親可敬。他居廟堂之高，心懷天下，處江湖之遠，依然憂國憂民，是中共領導人中最後一個理想主義者，一身正氣，兩袖清風。正因為如此，人民一直懷念他。“活在人心便永生”。每到清明節和忌日，胡耀邦在江西共青城的墓地都是一片花海，前往掃墓的人絡繹不絕。這便是天下歸心的證明，足為後來當政者史鑒。 高天輝及其子文謙（原創草稿）高天輝，原名郭士琦、曾用名郭向功，1918年生於直隸（河北省）靜海縣二堡村，父親是清末舉人。1934年考入燕京大學，參加了一二九運動，加入了民先，後轉入中共地下黨。在中共北平城委（時任書記周彬，原名張淑貞，化名張培華，女）的領導下，在燕山大學地下黨支部委員杜諾（原名杜含英）的組織下，積極開展抗日宣傳、組織工作，向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捐獻物資，輸送知識分子。1938年暑假，由地下黨輸送從軍，在抗日的烽火中投筆從戎，奔赴延安抗大，後又到晉察冀軍區司令部工作。全國解放後曾擔任解放軍總政治部青年部副部長，主管全軍的青年工作，隨後又作為軍隊方麵的代表，被選為團中央常委，直接在胡耀邦的領導下工作，參與團中央的各種活動，還幾次率中國青年代表團出訪蘇聯東歐。後又任總後勤部政治部副主任，總政治部組織部部長等職，第三屆全國政協委員。妻傅秀（原名林錦雙）是清朝廉官林則徐之五世孫女。夫妻同在燕京大學學習，同為中共地下黨員，既是同學又是戰友。夫妻文革時期皆被害。文革前高天輝由於出身不好，曾被打成“階級異己分子”，留黨察看，發配xi'zang充軍。回京後為自己平反的事四處奔走申訴，阻力很大，在胡耀邦的指點下，找到了羅榮桓元帥，羅榮桓元帥在一次全軍高幹會議上為其講了話，才得到了平反。1966年文革開始，傅秀是因反康生、江青、張春橋這些人而被關進秦城監獄。高天輝受其牽連，被關進“學習班”接收審查批鬥。1969年下放到河南幹校，一去就是四年。一九七五年鄧小平抓整頓，是在總參機關打響的第一炮。這年夏天，高天輝重新恢複了工作。楊成武指定他協助自己抓整頓領導班子和落實幹部政策這兩件事，並特別指明這是鄧交代的。領了尚方寶劍，又有挨整的切身體會，他就全力以赴推動總參各部局的落實政策問題，但阻力很大。他常在飯桌上慨歎：解放幹部真難啊，難於上青天！不久，形勢逆轉，批鄧反右鋪天蓋地而來。胡耀邦在科學院挨批鬥，他也被批為“還鄉團”，一同落難。他當時心情很不好，在參加周恩來的追悼活動時，得了重感冒，不久發現得了肺癌，幾個月後（1976年12月）就過世了。 妻傅秀則患上了精神分裂症。高文謙是高天輝四個子女之一（文青、文宜、文謙、文實，皆已赴外國生活）。1953年生於北京，是中共黨史、周恩來研究學者。高文謙年青時代曾參軍，1980年退伍後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1980年代參與《周恩來年譜》、《周恩來傳》、《毛澤東傳》等中共官方史籍著作的編撰工作；1989年曾參與六四前的學生遊行並起草公開信，支持學生運動，於六四後被清查貶職（同被清查的還有當時為同事之胡耀邦秘書高勇、劉崇文）；1993年初主動辭去職位赴美，與1989年赴美的妻子團聚，赴美後先後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2003年11月11日）、華盛頓伍德‧威爾遜研究中心和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所（2004年3月25日）擔任訪問學者，現居美國紐約皇後區曾著《我經曆的北平地下黨》（作者：張大中）（美國明鏡出版社2003年4月初版，ISBN 1-932138-07-2 ）《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艱苦而輝煌的最後歲月》（《人民日報》1986年1月5日 ）《周恩來最後的日子》（台灣傳記文學V.58 No.3，1991年3月出版）， 《人民心中的胡耀邦》紀念文集，（2006年1月出版）等書籍。何萬誌2011年秋於天津訪問舅父郭紹雲、郭紹參、姨母郭紹平、表弟郭維岩並參考有關資料等寫成。參考資料：1、《我經曆的北平地下黨》（作者：張大中）2、《晚年周恩來》作者家事——高文謙：《心底的懷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