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正逢時──屠岸自述》節選 (ZT)

......我跟妻子章妙英的婚姻生活是幸福的。　　

章妙英出身於有文化的商人家庭。我認識章妙英是在認識董申生之前，一九四五年的一月或者二月。章妙英是聖約翰大學英文係的學生。聖約翰大學是個教會學校，人說它是貴族學校，有錢的孩子才能進去。但也不盡然，也有家境差的孩子考了進去，隻是學費比較貴。重要的是，這個大學裏的學生參加共產黨的多，成了共產黨的重要基地。在這一點上，和上海交通大學差不多。第一次見麵，隻覺得她比較矮，有點發育不全。後來知道她十四歲時得過傷寒，從此再沒有長個兒。我十四歲也生了跟她一樣的病。她穿的是藍色旗袍，外邊披的是翻皮黃褐色大衣。我穿的是一般的學生裝。我覺得她談吐不俗，是一個非常有魅力的女孩。我們沒有談政治，就談一般學習上的事情。這次見麵後沒有確定什麽，但開始了聯係。一個星期後，我應邀到膠州路她家去，她母親和外婆在，很熱情，請吃紅棗湯。我們從客廳到外邊的小花圃去聊天。她問我讀什麽，我說魯迅。她眼睛一下亮了。我說讀了《且介亭雜文》和“末編”，她說她讀了《呐喊》，雜文不太懂。我們有了共同語言。　　

一九四六年年初，申生已經到台灣去，我跟章妙英的來往就多了。一九四六年的五月，我們一起到蘇州去，她表姐家的祖上在蘇州。她與她的表姐們一起住，我單獨住。我們在靈岩山玩的時候，看到一個公墓，叫繡穀公墓。我一不小心，把她的眼鏡給碰下去了。我感到抱歉。後來，想到她的眼鏡就想到繡穀，想到她，就想到繡穀。再後來，我給她取了一個筆名：方穀繡，方表明她行為端正，穀繡就是這座公墓名顛倒一下。這個筆名她使用了終生。就在繡穀邊上交流感情的時候，我們的關係明朗了，沒有什麽語言，完全是靠雙方的一種眼神。　　

回到上海後，我患肺病吐血，醫生囑咐我必須臥床休息。我隻能待在家裏，不能上學。妙英開頭每天都來看我，後來隔一段時間來。一次，她明確表示，我們要在一起生活。她沒說“我愛你”，隻說“我們不會分離了”這類話。她說，“我是你的”時，我說，“我也是你的。我永遠是你的，你也永遠是我的”。我們的關係就這樣定了。我給她講了我愛過董申生，但我和董申生的感情已經過去了。我還把麥杆畫董申生的畫像給她看。她說董申生漂亮，我說她是有魅力。　　

當時中國治療肺結核，除了休息，就是注射葡萄糖鈣。我每周到廣慈醫院注射兩次。醫院內有大草坪，章妙英來陪我。注射完後我們躺在草坪上一起談話，在那裏背英詩，我情不自禁地擁抱她吻她。最後談婚論嫁，她提出三個條件，第一，要等到共產黨取得全國勝利；第二，我們經濟上要獨立；第三，要我的病完全好，恢複健康。所以從我們一九四五年認識到一九五一年結婚，一共經過了七年。中間她也生了肺病，我說是我傳染給她的。她說有可能，但不怨我。章妙英入黨比我早，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初，是抗戰時期入黨的黨員。有一次，我們一起走在路上，她問：你對革命要不要獻身？我說要。她說，你覺得你是不是還差點什麽？我明白她的意思，還應該入黨。我說我已經解決了。那時，黨員之間也是不能互相暴露身份的。後來她通過組織了解到我也是黨員，組織上同意她跟我戀愛與結婚。 　　

章妙英當時在地下黨的教育部門，做群眾工作，發展黨員。有個活動的據點，在上海八仙橋基督教青年會。地下黨組織以社團的名義做群眾工作，叫“育思社”，後來改名“讀者團契”。它有許多活動，有歌詠班，戲劇班，英語班，讀書班等。章妙英那時是個群眾活動的領袖人物。團契裏的人，不論年齡大小，都叫她“妙英姐”。我回顧她的一生，就是這段時間最輝煌。她騎著自行車，到處跑，聯係工作，進行鼓動，發展黨員。一九四七年，局勢危險，黨組織為了保存力量，決定把“讀者團契”的活動停了。由於參加黨的工作繁重，而約大英文係的課業太多，章妙英便從英文係轉到教育係，因為後者課業輕一些。最後她從教育係畢業，拿到了學士學位。　　

一九四八年章妙英從約大畢業後到一家公司寫字樓工作。一個星期後，就不去了。因為要她做“花瓶”，她不幹。黨組織也同意了。她做過一段時間的家庭教師。後來她到省吾中學教書，這是個黨的力量比較強的中學，有支部，她是支委。她教了一年多的書，教英文、國文。一年多後上海就解放了。上海解放時，章妙英被發現有肺結核，黨組織叫她休息，她不願意，但黨組織還是叫她休息，她隻有服從。她的弟弟章世鴻參加渡江戰，從解放區渡江到南京，留在黨報《新華日報》工作。一九四九年秋天，章世鴻要姐姐章妙英去南京療養。那時南京玄武湖邊有好多房子招租，章妙英就去了。章妙英到了那邊，跟我通信。這年的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月份的一個周末，我請了一天假。那時隻有星期天能休息，我星期六到南京，第二天下午要趕回上海，星期一照常上班。在南京時間短，那兩天的飯是請一位保姆來做的。晚上，我睡地鋪。她睡床。我睡得很好。隨後我趕回上海，星期一上班沒有遲到。後來我還兩次去南京看她，是過新年和春節。章妙英一九五○年八九月從南京回到上海，她的肺病也慢慢地好了。　　

我們按正常的戀人關係來往。但我比較木，沒有很快想到辦婚事。有一天，她的弟弟世鴻到我家來問：你對我姐姐到底怎麽樣？原來妙英懷疑我對婚姻是否堅定。我說，從來不存在這個問題。世鴻問：那為什麽你不提出結婚？我說我哥哥還沒有結婚，我妹妹有病。家裏有一大堆事，我不願先辦自己的事。但我和妙英終會結婚，這沒有問題。後來我給父母說了自己的打算。我媽媽說，傻孩子，成熟一個解決一個，你已經二十七歲，當然可以結婚。我這才正式到章妙英家去求婚了。但她反而不急了。我當時跟華東文化部的常務副部長黃源匯報。章妙英跟我同是華東文化部黨支部的委員，她又是黃源的機要秘書。黃源說，你們兩個的病才好，還是養一養。我們同意了，半年後結了婚。結婚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七號，這天是蘇聯的十月革命節，我們選定的日子。我在當時的《解放日報》上登了一則啟事：“屠岸與章妙英結婚，遍告親友。”她的在外地的小弟通過《解放日報》看到了消息。　　

我專門到香燭店買了一對大紅燭，放在新房的桌子上。新房在淡水路住房的三層樓之上加蓋的小閣樓上。兩邊都請了親友吃喜酒，在她家請了三桌，我家是一桌。黃源也來了。“文革”時我受到衝擊，進入了“牛棚”。妙英沒有參加任何一個造反派，但還算革命群眾。這樣我的消息就還算靈通。劇協外委會的幹部有章妙英，鄒荻帆的妻子史春芳，後又調來複旦大學英語係畢業的馮孝豪。我們跟馮孝豪的關係很好。造反派第二次來我家抄家，就是她預先給妙英通了消息的。　　

妙英稱讚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趙匡胤還給前朝後周皇帝的家族以特權優待。妙英最痛恨劉邦、呂雉、朱元璋的大殺功臣。妙英也反對秦始皇，說他焚書坑儒，太殘暴。 　　

妙英是一個做事十分認真的人。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二日聽新聞廣播，外交部抗議越南當局武裝挑釁。當天《光明日報》上登載我外交部交給越南駐華使館一份備忘錄，其中有這樣的字句：“……這就更進一步暴露了越南當局玩弄所謂‘停火’的花招完全是虛偽的。”說“花招”是“虛偽”的，那就不是花招，而是真停火。這成了一個政治性語病！下午，妙英打公用電話給外交部新聞司，對備忘錄的病句提請注意。接電話的人說，這個事我們不管，讓妙英轉打給亞洲司。妙英說我是打公用電話，排隊的人多，請你轉告。對方說，再花四分錢打一個。妙英有點生氣，心想難道我是舍不得花四分錢嗎？但對方掛了電話。妙英給外交部亞洲司打了，對方態度好一點了，表示感謝。最後對方問是誰，妙英說，我也做過外事工作，現在是一個離休幹部。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八日，妙英在日壇醫院動手術，是切除甲狀腺癌。我寫了兩首詩。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她又動了第二次手術。這時腫瘤醫院已經搬到龍潭湖，我陪了她幾天。她動手術後仍在沉睡中，我在她床邊守候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清晨，我看見她重新睜開了眼睛，生命之光又在她眼中閃爍。這一年她已經接近六十歲了，但在我眼中，她似乎仍是我初次見她時的二十歲少女！　　

第一次動手術之後她在家休養，太閑空了，我就建議她做翻譯來打發時光。我提起斯蒂文森的兒童詩集《一個孩子的詩園》，她也有印象。我就到社科院外文所資料室借到原版書，她看了非常喜歡，願意翻譯。一九四二年我曾在上海的舊書攤上淘到過這本原版書，但沒有帶到北京來。這本詩集在英國的詩界，是兒童文學經典。妙英譯出初稿，我修改，最後討論定稿。我們弄完後，給了人文社副總編輯孫繩武。沒過幾天，他說簽發了。我問怎麽沒有三審，他風趣地說，章妙英是初審，你是複審，我是終審。其實是他當了責任編輯。蕭乾看到這本書後給我來了信。我們的通信後來都在《讀書》上發表了。 　　

後來我又跟妙英合作翻譯英文詩。零散的篇目收入在《英美著名兒童詩一百首》裏。上海的黃杲，送給我一些英文原版詩集，拿給她看，讓她選譯。她譯了好幾首。有一首華茲華斯的詩《給一個女孩》，在許多種版本的詩選中都沒有，但在《英美少兒詩一千首》裏有，她選譯了，一共四行：“堅持小小的服務是真正的服務。／聰明人！別藐視任何謙卑的友伴；／雛菊投下自己的影子來保護／流連的露珠，免得被太陽曬幹。”她對這首詩特別感興趣，她選這首詩，跟她的性格有關。她就是尊重那種為他人默默奉獻的人。還是由她先譯，我潤色，最後討論定稿。 妙英晚年愛寫格律不嚴的舊體詩。如《自由袍》四句：“拿起針線千斤重，七拚八湊縫棉襖。管它東肥又西瘦，自由人穿自由袍。”講她為我做衣服，手藝不好，筆鋒一轉，忽然點出“自由”的主題。幽默中釋出瀟灑。她的《謝池春》落款是一九九○年冬，實際上寫於己巳年五月初一之後。還有一首《早歲》：“早歲識君詩，清新如其人，嫁人還嫁詩？白首猶未明！”這是寫給我的一首五言詩，我永遠銘記她的垂愛。 　　

妙英過世後，我根據她的遺願，把她的詩作收集起來，成一本書，名叫《雲水樓詩抄》。這僅是一本打印的書，並未正式出版。其中收短詩、詞八十餘首。“雲水樓”也是我建議，她生前同意用的。我們的用意是，雲和水，既是無常，又是永恒。宇宙和人生，都是動與靜的結合，但終歸是在變之中。雲水，就體現了這個意思。同時，雲水也是自然的象征。我和她都愛大自然，都沉醉在自然之美中，這是我們永遠的向往。雲水，也是自然美的體現。浙江南潯作家陸士虎，我的年輕朋友，見到《雲水樓詩抄》，非常喜愛，寫了一篇文章：《雲水：自然美的體現──讀方穀繡的〈雲水樓詩抄〉有感》，在刊物上發表。文中說，“綜觀《雲水樓詩抄》，我猶如進入了方穀繡的暮年世界。……就內容來而言，雖有部分緬懷世紀偉人周總理，彭老總，陳元帥的詩，但大多還是寫她的生活、家庭和校友，寫她對幻美的追蹤和剖析，寫她以不屈的生命與病魔所作的鬥爭，寫她對事業的追求和憧憬。在她的詩作中，既有力克洪魔的高歌，又有對窮奢豪侈的抨擊；既有犀利深沉，又有委婉優雅。”“這些詩作雖然短小，但講究意味，語言樸素、明快、自然、富有音律美，字裏行間流瀉著一種真情，常常顯示女性特有的敏感和審美觸覺。”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四日，妙英看到申生的信，說申生是紅顏薄命，歡迎申生到家裏來，她包餃子給申生吃。妙英病重時，沒有跟我講，隻對申生的妹妹董剛講，說，我死後把你的二姐（申生）跟屠岸聯結起來。妙英逝世後，董剛才告訴我。一九九七年，妙英發現淋巴癌，於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二日去世。妙英病重及快結束她的生命的時候，一九九八年的四月，我在日記裏寫過這樣兩句：“春蠶到死絲難盡，蠟炬成灰淚未幹。”我把李商隱的名句改了兩個字。細推物理，不通，但在我的心裏是通的。 　　

妙英去世那天早上，八時半，我到寬街的中醫醫院。妙英側身向左躺著，眼睛閉著，呼吸急促，喉管發出喘聲。聽起來覺得病人很痛苦。我的心被揪緊了！我急於想知道的是：病人是否有知覺，是否感到痛苦。女兒章燕說，沒有知覺，不會感到痛苦，醫生是這樣說的。妙英哼哼的聲音，使我心如刀鉸。但又無可奈何。我拚命說服自己：她已沒有知覺，沒有痛苦的感覺。我漸趨麻木……忽而眼眶裏湧出了淚水，但我又控製住，不讓它流下來……　　

妙英的頭發依然是黑色的。我用小剪刀鉸下妙英的少量頭發。我坐到她的右側，在她的額上吻了一下，又在她的左頰上吻了一下。這是最後的──最後的──最後的吻！鉸發和吻額吻頰都是我的單獨行動，別人都沒有見到。其他人都不在病房內。我把頭發藏在書包裏。回到家，我把妙英的頭發放在我的日記本裏，妙英去世後，我寫下這樣幾句： 　　

A lock of hair from my dear wife 　　
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這一綹發，剪自妙英停止呼吸前約十二個小時。它還是烏黑的。經過化療，她的頭發掉了很多，卻又長出新發來。她的生命力很頑強。現在，她的身體包括毛發已變成灰。這一綹發是唯一被保留下來的她的身體的一部分。黑發如生，睹物思人。魂兮歸來，心慟淚盈。　　

妙英去世時，我沒有流淚，我回到家，蒙著被子，痛哭了一場。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四日，在八寶山與妙英最後告別，當我一個人跟妙英待著的時候，我吻她的額，頰，淚水灑在她的臉上。我哭吻她的額、頰，那額，頰是冰冷的，這是一種感覺，同時又有一種感覺，感到那額、頰火燙，在燃燒……然而，她是那麽安詳，那麽坦然，那麽平靜，那麽超然……　　

我最後決定把骨灰盒接到家裏。這樣我覺得安心，好像妙英依然和我、和子女、孫輩在一起。九八年，我母親逝世已２３年，骨灰還在我家中。每年清明節，把母親的骨灰盒放置桌上，全家人，向我的父母親三鞠躬。

送走了妙英，狂風暴雨之後的寧靜，寧靜中的騷動，騷動之後的餘波，餘波之後新的湧起……我對自己說，這個似陌生、似不陌生的世界，需要去適應它，適應它需要一個過程，也許很長，也許較短……　　
二○○一年十一月七日，是我跟章妙英的金婚紀念日，我中午出門，想買一束鮮花以置之妙英的遺像前，以紀念我們的金婚日。但到和平裏東街北口，向西，到和平裏兩街，向南，一直走到和平裏北街，都沒有見到花店。大概季節不對。沒花了！我想到妙英愛吃蘋果，但她不想削皮，每次都是我削了皮給她，她就高高興興地吃下。平時都是她為我操心，洗衣，做飯……但削蘋果則是我的任務。於是我在水果攤上買了一隻蘋果，化了一元錢。為什麽隻買一隻？妙英崇尚節約。所以我不多買。　　

下午，我把蘋果削去皮，切成片，放在碟子裏，供在妙英遺像前。又找出兩枝短的紅燭（沒有長的），置於兩隻小碟的反麵，一左一右，放在妙英的遺像前。把火柴一劃，點亮了兩支紅燭。此時天色已暗，電燈不開，室內頓起一種溫馨的氣氛。女兒章建說要向媽媽鞠躬，我說不用，這是你爸爸媽媽的金婚紀念，向一個人鞠躬　那一天，我在日記中寫道： 　　

回想起一九五一年我和妙英在上海結婚的日子，不覺油然，淒然，愴然。那天我到南京路去買了一對紅燭。店員問我在燭上寫什麽字，我說，寫一副對聯（其實並不工整）：“慶祝十月革命，建立革命家庭。”店員就讓我用專用的毛筆蘸著金色汁液在燭上寫下這兩句。我高高興興地拿回淡水路家中。當晚，就在閣樓上，點上紅燭，度過我們倆的第一個新婚之夜。我們關了電燈，讓燭光照著低矮的閣樓四壁。那時妙英２６歲，我２７歲。紅燭的光照在她的臉上，我看到她──新娘，臉上泛起羞澀的紅光。小窗外繁星閃爍，遠處是上海當時的最高建築國際飯店，上麵亮著霓虹燈組成的五個大字：“毛主席萬歲！”我們感到幸福。真的，感到有毛主席領導，有共產黨領導，我們國家欣欣向榮，人民翻身做主人，真是幸福！個人小家庭也是幸福的，但這個幸福必須服從於整個國家、全體人民的共同幸福。那時候根本不可能想到會有胡風大冤案，五十萬右派，餓死三千幾百萬人的“大躍進”，更不可能想到使幾億人遭受空前浩劫的“文革”！不可能想到，所以幸福！那個紅燭閃光的洞房新婚之夜，永遠深藏在我幸福的記憶之中。　

如果妙英能活在現在……　　

如果妙英能同我一起去英國和歐洲大陸拜訪莎翁故鄉，濟慈墓，雪萊墓，華茲華斯故居，拜倫故居…… 　　

如果妙英地下有知，知道我在紀念今天這個日子，她會……

也許麵上平靜，但心裏一定湧著歡喜的浪濤…… 　　（此書由三聯書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