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李喬 來自曆史現場的證言讀文史資料劄記

這類回憶中， 重大政治事件的“資料”必須符合官方的結論，所以作者隻得小心翼翼。至於文革的東西越來越少，也不奇怪， 結論不停的變， 作者也跟不上唄。-轉載者

 

【作者機構】        北京日報
【來    源】        《北京觀察》 2014年第6期 P69-73頁
【分 類 號】        K206/ k$ G7 c( L, |" \6 G# U
【分類導航】        曆史、地理->中國史->通史->史料# L1 D& E0 M) g$ E
【關 鍵 詞】        文史資料 文獻史料 曆史現場 韓複榘 翦伯讚 存史 神史 民族大義 張學良將軍 養在深閨人未識
【摘    要】        文史資料,實即"晚清民國史料";近些年,又加入了"共和國史料"。文史資料已出版多年,文字多達十幾億,乃是一部曠世的巨型文獻史料。但我感到史學界對其價值的認識卻很不夠,利用就更不夠。從一定意義上說,文史資料尚處於一種"養在: s% u+ F9 S0 g& O0 `  J

來自曆史現場的證言讀文史資料劄記/ I/ H+ a& H$ v! T. W
文 李 喬. M) ]8 ]: X' j- I( X8 D


文史資料，實即“晚清民國史料”；近些年，又加入了“共和國史料”。: X2 i/ w( w, _*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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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資料已出版多年，文字多達十幾億，乃是一部曠世的巨型文獻史料。但我感到史學界對其價值的認識卻很不夠，利用就更不夠。從一定意義上說，文史資料尚處於一種“養在深閨人未識”的狀態。翦伯讚先生寫的《史料與史學·略論中國文獻學上的史料》（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是一篇比較全麵論述中國史料學的論文，所談到的史料包括經史子集、甲骨文、漢簡、碑銘、墓誌、檔案、宗教經典、戲曲、說部等許多項，甚至談到了信函、賬簿、報刊和傳單，但卻沒有文史資料。已出版的一些中國近現代史料學著作，雖或談及文史資料，但多是一筆帶過，對其價值的估計很不夠。黃裳先生曾把文史資料稱為“掌故匯編”，雖也不錯，但給人估價不足之感。因為文史資料絕非一般隨意信筆的掌故，而是鄭重寫出的史料。總之，文史資料的文獻史料學價值確實被忽視了。7 D# A2 u- \# N/ J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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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存留史料: Z$ A7 e/ o+ x1 _* D+ |
文史資料之價值被忽視的原因，也許與晚清民國的檔案比較多有關。但實際上,檔案的史料價值是不能替代文史資料的價值的。檔案是曆史過程中自然形成的文本，固然可貴，但畢竟不是“三親”者專門記史，且時有零散之弊。文史資料則是“三親”者即曆史的當事人所書寫的專門記史的文獻，是曆史的人證。這些“曆史證言”，在切近曆史原貌，還原和證實曆史上，很多時候不僅可以和檔案相媲美，甚至勝過了檔案。比如，在反映曆史的曲折過程和人物的性格、心態等方麵，就不亞於檔案甚至超過檔案。所以，不能說文史資料的價值一定低於檔案，而應該說各有千秋，可以互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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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文史資料應該在中國文獻史料係列中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談中國文獻史料學，應該有文史資料的一席之地。如果具體到“晚清民國史料學”或“中國近現代史料學”，就更應該包括文史資料。忽視甚至棄用這一大宗史料，那將是一大損失。1 m7 `  c& \- k+ O) q; t3 p

甲骨文剛被發現的時候，章太炎先生認為是假的，後來知道了它的重大價值。敦煌文書國人一開始也不重視，後來知道是無價的寶貝。八千麻袋明清檔案起先幾乎要被當廢紙來處理，後來才為它建立了專門的檔案館。我想，文史資料也是會經曆一個從不夠重視到高度重視的過程的。中國文史資料館的落成，實際就是文史資料的價值開始被高度重視的一個表征。/ U) M1 E' j8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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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是豐富多樣的。有政治史、軍事史、經濟史、外交史、文化史、教育史、科技史、藝術史、宗教史、民俗史等等；有一國之史、一地之史、一家之史、一人之史、一座寺廟之史、一座橋梁之史、一幅畫作之史、一條道路之史等等。記載這豐富多樣的曆史有各種曆史體裁，如通史、編年史、斷代史、國別史、專門史、人物傳記、大事記、地方誌、家譜、寺廟誌、民俗誌、山水誌、回憶錄等等。  |) E- h% y- x9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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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資料與上述記史體裁不同，它不是單一地記錄某個方麵、某種類別的曆史，而是全方位地記錄和留存史料，凡是值得記述的曆史，凡是有價值的史料，都屬於它的記錄和存留範圍。若想了解和研究晚清以來的中國曆史，無論是國家的宏觀曆史，還是社會方方麵麵的中觀、微觀曆史，無論是朝廷政要、社會名流的史跡，還是三教九流、雜色人物的掌故，幾乎都能從文史資料中找到有用的材料或線索。% Q0 a3 z" l' I( ?# R& p# W-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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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文史資料是一座蘊含著無數礦藏的寶山，是一幅令人目不暇接的曆史畫卷。試問，以文史資料如此全方位地反映晚清以來的曆史這一重大優點而言，哪種文獻類別可以與之相比或替代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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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資料的具體性、微觀性
治史如斷獄，斷獄要證據，證據重細節。有細節的史料是證據力最強的史料。這種史料即微觀史料。沒有微觀史料，光有大事記，曆史就好像沒有血肉的骨架。

中國傳統史書崇尚簡潔，微觀史料不多。尚書、竹書紀年、左傳、春秋，細節都很少。史記、資治通鑒多一些，但在今人眼裏，倘能再多些就更好。野史筆記裏的細節多，但是否可信要考辨。民國以後盛行章節體史書，眉目雖清晰，也易於了解曆史的大關節目，但細節很少，讀後有空泛之感，必須參讀相關史料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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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資料的一個巨大優越性，就是它是一種強調寫曆史細節的文本，為揭示曆史的真相提倡把史實寫細，不惜筆墨，故文史資料具有很強的具體性、微觀性特征。從文史資料那篇篇有血有肉的記錄中，人們可以真切地了解到曆史真相。0 }$ o& J. U: v4 h

蔣介石與韓複榘  d5 B# k% R* Q/ \/ y9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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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舉韓複榘被殺一例。蔣介石殺韓複榘，是民國史、抗戰史上的一件大事，但一般史書都隻有簡略記載。文史資料的記述則相當詳盡。如王一民《關於韓複榘統治山東和被捕的見聞》一文（《文史資料選輯》第12輯）記述：韓複榘被捕前，蔣介石曾質問韓複榘：“我問韓主席，你不發一槍，從黃河北岸，一再向後撤退，繼而放棄濟南、泰安，使後方動搖，這個責任，應當是你負擔！”韓複榘毫不客氣地回敬說：“山東丟失是我的責任，南京丟失又是誰的責任呢？”韓的話還沒說完，蔣正顏厲色地截住韓的話，說道：“現在我問的是山東，不是南京！南京丟失，自有人負責。”韓正想開口反駁，身旁的劉峙拉著韓的手說：“向方，委座正在冒火的時候，你先到我辦公室休息一下吧。”劉峙裝著很親熱的樣子握著韓複榘的手走到院內，對韓指著一輛早已準備好的轎車，說：“坐上吧，這是我的車。”韓坐上後，劉峙說：“我還要參加會議去。”說時就把車門關上了。車裏的兩人分坐在韓複榘的左右，出示逮捕令說：“你被捕了！”韓起初以為這二人是劉峙的副官，看了逮捕令，才知道他們是軍統特務。- t4 G+ }9 y0 U: h9 B. D

關於韓複榘被殺的具體過程，孫桐萱《韓複榘被扣前後》一文（《文史資料選輯》第54輯）記述：1938年1月24日，韓複榘在被羈押的小樓裏被槍殺。這天晚上七點，兩名特務上樓說，何（應欽）部長請你說話，又問韓家裏有事否，說：“你寫信，我們可以送到。”韓說：“我沒有家。”隨即下樓，走到樓梯中間，對特務說：“我的鞋小，有點擠腳，我回去換雙鞋。”剛轉過身，背後就開槍了。韓回過頭，隻說了聲：“打我的胸。”就倒在血泊中。/ O/ m& P( l1 X- h(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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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對曆史的具體細致的記述，不僅對曆史研究有大用處，還可以為影視創作提供可信的曆史情節。上述韓複榘被殺的細節，就被影視作品所吸納。這有助於大眾了解真實的曆史。

文史資料與史實考證5 G+ V4 y' P3 p& o) v" h
文史資料對於考證史實很有用處。它可以作為考史的證據，幫助解決一些考證難題，即使難題不能完全解決，也是一種有益的參考。許多曆史情況，“大路貨史料”裏難覓，或是不確切，但在文史資料中可以覓得相關的史料，得知確切的史實。

比如，西安事變情況複雜，涉及的問題和人物極多，要搞清楚西安事變全部、真切的曆史殊為不易，即使到了今天，也不能說關於西安事變的問題都徹底搞清楚了。文史資料中有大量關於西安事變的史料。如孫銘九《與西安事變有關的思想準備》、應德田《西安事變之前的張學良將軍》、王玉瓚《西安事變捉蔣的一些參考資料》、何克《回憶臨潼兵諫》、宋文梅《拘留中的蔣介石》等，數量多達百餘篇。這對研究、考證西安事變的諸多問題有極大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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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中山艦事件，史學界一般認為是蔣介石有意製造的，但學者楊天石以西山會議派鄒魯的“反間計說”為線索，利用檔案、蔣介石日記和文史資料，寫出了《中山艦事件之謎》一文，對此事件的起因提出了新說。此文被胡喬木譽為是“一篇具有世界水平的文章”。楊天石曾著文說，他之所以能寫出這篇文章，除利用了沒公布的檔案外，還與參考了曾擴情寫的《蔣介石盜取政權和蓄謀反共》、《包惠僧回憶錄》等大量文史資料分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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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後，國民黨軍重新占領西安，此照片為國民黨宣傳人員第一時間拍攝了蔣介石被扣留的山崖，山崖上留下了國民黨軍政人員所書寫的“蔣委員長蒙難處”。+ W% ]) C  v2 B- i0 v0 d-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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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關於行業神崇拜，正史裏沒有記錄，文人筆記裏也少見，但文史資料裏卻有不少。因為文史資料要記述行業史，這就涉及行業創始人問題，於是就記下不少行業祖師崇拜的情況。我寫過一本《行業神崇拜——中國民眾造神史研究》，很多史料都是從文史資料裏爬梳出來的。紹興師爺崇拜誰為祖師？遍覓群書不得。查文史資料，陳覺民《紹興師爺的興衰》一文（浙江文史資料選輯》第26輯）雲：“紹興師爺的起源，有人說是肇始於清朝雍正時候的鄔先生。鄔先生是紹興師爺的祖師，這是越中老幕友所公認的。”由此知道了紹興師爺所崇拜的祖師是何許人。

人物史料淵藪與人物心態史料+ Y' K$ ]7 l& N) Y3 A' c( c# s
文史資料的內容，大量的是寫人物的，它是晚清以來人物史料的一大淵藪，是反映這個時期人物麵貌的可靠而真切的史料。8 T6 B/ z$ X9 S' _- w

好的人物史料，一是要真實可靠，二是要真切鮮活。劉義慶的《世說新語》是記錄魏晉風度的好史料，魏晉人物的音容、語言仿佛活在紙上。但其材料來源多為筆記雜書，非劉義慶“三親”所得，故有些人物故事難說是百分之百的真史。曆代正史中的人物史料，除司馬遷等少數史家寫得比較真切生動外，多數是幹巴巴的，有的甚至像履曆表。這與舊史書的體例有關。

1928年10月譚延（左一）在行政院長任上與同僚合影

文史資料裏的人物史料，則符合“好的人物史料”的標準。即：一，真實可靠或基本可靠（當然，也有一些因記憶有誤或觀點原因導致不完全真實的情況）。文史資料的撰寫者都是“三親”者，他們有條件寫出真史，在周總理“要真實，要實事求是”的號召下，他們更是立意要寫出真史。二，真切鮮活。其重要標誌之一，是文史資料裏有許多可以窺見人物心態的史料。3 R* w8 R: ]- p

梁啟超說，欲了解曆史，須了解古人之心。確實，不了解曆史人物的心態，對曆史人物的了解就是膚淺的。我國傳統史著重記事，不重記心，留下的心態史料不多。荊軻的“風蕭蕭兮易水寒”，陳勝的“燕雀安知鴻鵠之誌”，晉惠帝的“何不食肉糜”，都是反映曆史人物心態、性格和思想的絕佳史料，但這類記載實在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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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資料是比較注重記錄人物心態的，因而存留下了很多心態史料。這些心態史料對於研究曆史人物的真實麵貌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心態史料的可靠性不同於一般史料，極為強調來源的可靠，換句話說，心態史料必須出自“三親”者特別是曆史人物身邊人的手筆才可信，因為隻有他們才最了解曆史人物的真實心態。文史資料的撰寫者正具備了這種條件。( M+ |4 x/ ^4 q, @* }- k1 L) L(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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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舉一條譚延的心態史料。譚曾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被人稱為“伴食畫諾”的“活馮道”。他主持行政院會議時，經常閉目養神，對討論的問題從來不置可否。對這個身任要職的“大人物”的庸人行為，一般人很難理解，不知他究竟抱著一種怎樣的心態。陶菊隱《記譚延》一文（《文史資料選輯》第5輯）給出了答案。原來，譚延處世，有“三不主義”守則和“二字秘訣”。即“一不負責，二不建言，三不得罪人”；一個“中”字，一個“混”字。1929年春，唐生智任軍事參議院院長時，譚延向唐流露了兩句真心話：“古人所稱‘允執厥中’，‘中’字是人生的第一妙訣。此外，還有一個‘混’字，是人生的第二妙訣。”譚延所奉行的這個“中”字妙訣，其實與古代哲學中的“允執厥中”並不搭杠，不過是一種模棱兩可，首鼠兩端的庸人哲學而已。“混”字，則可謂他不負責、不建言的心理基礎。了解了譚延這“三、二心態”，也就懂得了他為什麽被人稱為“伴食畫諾”的“活馮道”。陶菊隱提供的這條心態史料，對研究譚延其人真是大有用處。$ T6 I( L8 D4 N( E# e

關於存留“文革”史料# w5 U7 T8 J2 s3 f
存史，是文史資料的主要功能之一。所謂存史，自然要存全麵之史，而非片麵之史。治、亂、興、衰的曆史都要存，正麵、負麵的曆史都要存，這才是完整的史料。唯有如此，才能真實、完整地反映中華民族的曆史，反映中華民族雖曆經坎坷卻仍然勇猛精進的偉大曆程。% `* E& f: X5 \0 F9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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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不少國人患有粉飾之病，畏懼“報憂”，故應特別強調文史資料應擔負起存留中華民族坎坷曆史的責任。這是民族大義，是向子孫萬代負責。存留建國後曆次政治運動的史料，特別是存留“文革”史料，是體現這種民族大義的重要表現。“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存留“文革”史料，應具有文天祥所表彰的這種正氣。) _+ _: V' x; Z* Q6 [4 G

近年來，為“文革”翻案的思潮頗為洶湧，“文革”史在一些人筆下已不是浩劫，而是一場“革命的狂歡”。這就需要正本清源，讓世人了解真實的“文革”史。“欲滅其國，先滅其史”，對這句古語，人們有多種解釋，然在我看來，實也可以解釋為：“欲亂中華，先滅‘文革’史”。倘若真的把人們的“文革”記憶都抹去了，“虛無”了，“文革”是一定會卷土重來的，隻不過會換另一種形式而已。" M, z: o  y- [' o: V9 _. C

鄧小平說：“文化大革命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曆史發展中的一個階段，總要總結……”文史資料的記史範圍早已從晚清民國史擴展到了共和國史，怎麽能不記述“文革”史？資政、育人是文史資料的重要功能，而“文革”史對於當代中國人具有重大的啟示意義，怎能不下工夫記述？如今許多年輕人已不知“文革”為何物，或竟相信那真是一場“革命的狂歡”，老一代怎能不負起把“文革”的血色真相告訴後代的責任？! N, h( l4 Z* X; n& G" w2 c3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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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究竟是個什麽樣子？如何了解“文革”？光是看《建國以來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是看不大明白的，因為那裏隻有結論，沒有史料。《文革簡史》之類簡括的史書也隻能給人一個囫圇的印象。文史資料中的“文革”史料，則能告訴人們許多真切的“文革”真相。! i" K" ]& z6 s! f+ R!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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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時期上山下鄉的知青* g* E7 @) u3 _4 E; h7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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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文革”的高層大事，黨史學界記錄的比較多，了解起來不算困難，但要了解中下層“文革”史，特別是底層微觀史實，就離不開文史資料一類書了。0 r) N+ d  W* r. @

《同安文史資料》第25期有一組記錄福建同安縣“文革”的史料，讓我們看到了一個縣的底層“文革”史是什麽樣子。如李蔡林《“文化大革命”期間同安的“文攻武衛”》一文，讓我們看到了江青的一句“文功武衛”在南方邊陲縣鎮發生的可怕效應；曾清泉《“文革”清隊中汪前村的大冤案》一文，又讓我們了解到“文革”中冤獄遍地，即使一個小村子也難逃厄運。" f1 `& r+ e/ v' ?- ]2 {. n

但不知怎麽，現在文史資料中的“文革”史料越來越少了。難道真無事可記了嗎？不。那漫長的十年浩劫，值得記述的事還不知有多少呢！對於“文革”史料，從輿論宣傳上講，應該宜粗不宜細；但從曆史研究上講，從史料學上講，則應該宜細不宜粗，這是曆史學及史料學的天性。文史資料不是報紙電台，不那麽“敏感”，它具有存留“文革”史的天然優勢。處理“文革”史料，應注意兩個區別：一是輿論宣傳和存史的區別，二是撰寫“文革”史料和出版“文革”史料的區別。該寫該存的要寫要存，但不等於都能用於宣傳，都適宜出版。總的處理原則是：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 `/ z% \6 G)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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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係北京日報編委、原理論部主任，第十一屆北京市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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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劉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