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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住的江南新村， 一千多戶人家裏90%以上是江南造船廠的職工，初期那幾年，裏麵有子弟小學子弟幼兒園，甚至有廠裏設置的苗圃， 既負責新村內的綠化， 也為廠裏裝飾準備花卉，甚至居委會都是由廠裏指派，毛老頭視察江南造船廠時，廠裏介紹說家屬宿舍的居委會主任如何好， 還專門派人派車到這位大媽家， 把她1接去廠裏接受毛主席的接見。， 還有自己的老虎灶呢。
但是， 這裏的人並沒有形成一種“江南大院”的文化， 買菜到零陵路菜場， 買米到小菜場旁的十二糧店（後來也可以到零陵路的十八糧店），買煤球到大木橋路零陵路扣煤球店，剃頭則有幾個拎包的剃頭師傅站新村門口等候客戶招喚，也就是說基本沒有是任何自己的服務設施， 沒有醫務室， 看病可到不遠處的江南造船廠職工醫院。
北京大院的真諦， 在於裏麵的居民， 對周邊的老百姓有一種居高臨下的鄙視，自己感覺要高一等，哪怕自己老子是某大院裏燒鍋爐的工人，走在胡同裏， 儼然一副“大院孩子”的模樣，開口得說”那些戶頭串子如何如何“才算夠份兒。 而在大院裏麵， 娘老子官兒的大小， 就是內部身份的高低標誌，沒有這種對外一致的高傲，內部比比家長官的大小， 就形成不了大院文化。
在上海的鄙視鏈中，從山東來的南下幹部，處於中間位置， 哪怕老子是師局級幹部，也不過是中間偏上一點兒，不好意思地說， 雖然我不同意周立波那孩子的大蒜咖啡之說， 但是，南下幹部的吃大蒜，確實在上海被詬病， 市區老石庫門弄堂的那些沒有衛生設備家庭的成員，好歹都會端起杯子喝咖啡，不免在這一點對南下幹部不那麽恭敬。
至於上海市麵上的比來比去，大致是比的鈔票，雖然那些月薪二三百的大學教授醫生工程師們，老家是北方人的， 吃餃子一樣要就生大蒜，但周立波之流也還真不敢瞧他們不起， 因為同樣喝咖啡， 教授醫生工程師們喝得要比周立波他爹他阿爺優雅得多。
那些大有錢人， 大抵都是讀過書的，對讀書人一般還算尊重， 倒是教授醫生工程師們， 麵對高安路武康路的大資本家，有時會故意擺一擺讀書人的清高樣子， 用上海話說：擺擺標勁。
文革初期特別是紅八月， 長久以來的潛伏地下的鄙視係統， 突然反向爆發了，”泥腿子“後代幹部子弟帶頭就到地主小姐的牙床上打打滾， 去抄資本家級教授醫生工程師的家；標準窮苦人兒子非得到有錢人家廁所亂撒尿。
過了一兩個月的紅旗雜誌發表了《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社論，毛主席號召“造反啦”！！
沒想到啊沒想到， 南下來的大幹部居然一個二個成了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於是下層老百姓裏的激進分子，跑進高安路等地的高幹宿舍大鬧一場天空，有棚戶區朋友去過之後出來說“ 扯哪， 不（蘇北發音 ba, 而不是 bu)要看伊一個號頭兩三百塊， 房子是老大老好格，其實屋裏擺設土來兮格”！其實也有幹部子弟到資本家抄了家之後， 一樣有感慨“扯哪， 伊拉迭種人家的的確確是會享受”！
看看這些， 就知道即便上海的幹部們集體居住在一個大院子裏， 也無法形成以高人一等為標記的大院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