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濮良沛趙翔鳳夫妻“幹仗”之濮趙說

光聽楊絳一麵之詞不夠，確實需要看看濮趙是咋說的。

找到一篇濮的： 

致《書屋》編輯部的一封信 　　 　　 林 非

主編先生： 　　 　　

近好。　　 　　

貴刊登載的兩文都已看到。對於“文革”那荒唐歲月中發生的往事，說起個人的恩怨來真是沒完沒了。譬如在當時搬遷後鄰裏糾紛的事兒，也常聽說過，住在同一個單元裏，難免會引起一些爭執。最悲慘的是有個工友在調整住房後，其年幼的女兒，竟被原先住戶的兒子所淩辱。 　　 　　

許久以來在有些吹捧錢鍾書和楊絳的文章中，早已用某些不實之詞對我們進行攻擊。從楊絳那篇大肆誣陷的文章發表後，為了說明當時的實情，肖鳳寫了《林非被打真相》，我也寫了《我被錢鍾書毆打的前後經過》。此後就陸續出現了一批爭論性的文章，其作者有的是認識的，有的卻不知道是何許人也。像傳記文學作家陸仁先生，就曾讀到過他的不少文章。而蕭為這名字卻從未聽說過，總是錢鍾書弟子的化名，學生替老師執言，該說是人之常情。不過本來似乎是無仇無怨的，何必在字裏行間充滿了謾罵的話語？ 　　 　　

有關跟何其芳先生的矛盾，也發生於我被錢鍾書毆打之後。在這場糾紛中間，我們並未動手，而他們卻咬傷和打傷了我們，還八方出擊地去告狀。而像我這樣可憐巴巴的底層小民，能夠去找誰伸冤呢？卻還挨了工宣隊的一頓訓斥，說是對方已經告到一位高官那裏去了，如果要加以過問的話，就得遣送我去北大荒繼續勞動。我覺得自己實在無辜，為什麽會碰到這樣厲害的克星？心裏真覺得又恐懼又氣憤又窩囊，卻從來沒有產生過要痛打他們一頓的念頭，好歹是個讀書識字的人，怎麽能夠野蠻地動手打人呢？對方說是“聽到傳言”，我們宣布即將要毒打他們。尚未動手就這樣廣泛地宣偉，不就讓對方加強提防了，怎麽會有這樣的傻子？然而作為說明對方內心的恐懼，倒是千真萬確的，把我們打傷和咬傷了，他們卻毫發無損，自然是晝夜都害怕我們會采取報複的行徑。 正因為此種心理時刻咬噬著他們的靈魂，於是就采取了“流亡”的途徑，聽說是前往他們女兒的住處去了。幾天之後，就有一位與他們經常交往的同事找我商量，說是已經跟幾位領導談妥，將他在建國門外的兩間住房讓給我們，自己則搬到一間很大的辦公室裏去安身，而讓對方搬回原處來。我們很快前去觀看了他的住房，原來他也是跟另外一家鄰居合住的，還告訴我們兩家也不太和睦。那麽我們如果搬遷過去，萬一再跟別人有些什麽糾紛，就會讓對方舒舒服服與平平安安地看笑話，不真的成為愚不可及的傻子了？ 正在此時又聽說了合住一個單元的小說史家孫楷第先生與明史專家謝國楨先生之間，剛發生過一場拳打腳踢的毆鬥，總是由於住房的異常緊張，隻能被安排著混雜在一起居住，才造成了這個令人唏噓的後果。聽說了這件事情之後，我就更堅決地拒絕了搬遷的方案。 　　 　　

這時候被代表“中央文革小組”的遲群所批準，剛出任領導的何其芳先生也很嚴厲地命令我，必須立即搬走，換回錢、楊二人。當我向他訴說自己的困難與憂慮時，他就很不耐煩地發了通脾氣，嚴厲地催促我趕快執行命令，要不然就會處理我了。我暗暗思忖在“幹校”時跟他住在同一間草棚底下，相處得相當融洽，現在卻為什麽絲毫都沒有商量的餘地了？因為我沒有服從這樣的命令，後來想要從事的研究工作，竟也未獲他的同意，心裏覺得又苦惱又生氣又害怕，卻也感到不能坐以待斃地等候著災禍的降臨，就致函“中央文革小組”告了他的狀，當然是毫無結果。我在走投無路中竟把專製的淵藪幻想成為保護小民的救星了，實在是萬分的荒謬。至於將這說成是什麽效忠信，那完全是惡意的歪曲。 　　 　　

關於朱寨先生咒罵我的事兒，我以前並未知悉。偶而見麵時他還客氣地跟我寒暄，以為跟他並無仇隙。記得在“文革”期間，他跟隨工宣隊去南方外調有關人員的曆史問題時，因為偷了一雙長統膠鞋，被工宣隊當眾展示，進行批判。聽說是他因為憐惜自己母親沒有膠鞋，下雨天去買菜時布鞋被濕透了，由於孝心的萌動才出此下策，所以是同情他的處境的。　　 　　

我本來是想盡量不去涉及旁人的事情，既然蕭為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就隻好作出如實的陳述，貴刊也有責任將這發表出來，好讓讀者作出全麵的判斷，否則就不是公正的態度了。 　　 此致 　　 　　

敬禮！ 　　

林非（真名：濮良沛）

 

發現其妻趙翔鳳（筆名肖鳳）對此事寫了三篇， 文章， 但沒找到原文。

 

1.趙發表在《長城》一九九七年第四期上的《回眸•林非被打》； 　

2.趙發表在《魯迅研究月刊》一九九九年第十二期上的《林非被打真相》

3.趙發表在《中國經濟時報》二○○○年一月二十一日上的《林非被打真相》

隻是說說自己的看法。

作為錢鍾書一個單位的年輕同事，兩人級別職務學術地位社會地位相差太遠， 恐怕隻是“點頭朋友”， 一個是60來塊一個月的研究實習員， 一個是345塊的一級研究員，錢老不是高傲之人但待人不熱情是真，又不是同一個研究方向， 所以這二位不該有什麽交往， 文革初期小濮是否寫過老錢大字報或有過什麽革命行動？估計沒有， 否則楊絳在文章中會提及， 因為這是攻擊小濮的最佳材料。

在北京上海這類大城市的研究單位，小濮這類人員實在有點不起眼， 分房子隻能比小青工快一點， 所以那時他家四口隻有一間12平方米的房子， 很正常， 結婚分到這間房也就不錯了， 後來生孩子老娘來照看孩子， 變成四口之家，還不知道老娘有沒有北京戶口， 若沒有的話， 分房隻能算三口人， 人均四平方米， 超過北京人均了。

也算是沾了文革的光， 整個社會對高級知識分子采取一種極不待見（不願意用更實際的說法）的態度， 而其中兩項是衝擊的重點： 工資和住房。

借著1956年國家“向科學進軍”的號召，國家給與了高知很好的待遇， 主要就是工資和住房上（當年沒有預料之後會有災害三年， 但到那三年又給了特供的照顧， 這是後話），全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嗨一聲”， 形勢大好起來的， 研究部門首當其衝該著挨整的就是高知，除政治的蹲牛棚挨批鬥挨打等等之外， 直接令人想到的就是工資和住房， 在這個問題上， 最心懷不滿的不是工人幹部， 而是年輕的知識分子！！

工人幹部和知識分子不屬於一個catagory，很難類比，而如同小濮（現在差不多變老濮了），大學畢業也十來年了，職稱職稱還是研究實驗員， 工資工資大多沒加過一分錢， 住房住房與大多數其他人一樣在人均線上下，看著那些所謂高知們，大多是在三十上下就有了至少副高的職稱，40來歲時工資大多過了二百！住房至少時三間， 若是和老錢比一下， 三口之家四間房！！不把人氣死才怪！

這種氣憤， 與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無關， 與鬥批改也無關，   更和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無關， 實際上就是標標準準的嫉妒。

不但工農出身的年輕知識分子有情緒， 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也一樣， 誰不想多幾個錢！？誰不想住得寬敞點！？無論他或她時造反派保守派， 天派地派， 沒區別。

於是， 隻要有人提出，扣這些老家夥的工資， 響應者“甚多”， 有人建議壓縮老東西們的住房， 歡呼聲一片。

說到老濮小趙， 能被挑中成“沙子”，至少要和當權的那一派關係不錯， 成分也應該是中等朝上吧， 否則， 那時人均三四平方的絕不是三個五個人， 能輪到總還是有點道道的。

這是“進駐”老錢家的曆史條件和背景。

搬進之後的初期， 據雙方說關係相互可以，這兒恐怕老錢夫妻心理多少有點壓抑，原因不用說了， 但大環境如此， 人在屋簷下，沒辦法。

矛盾的產生， 可以猜測， 老濮應該可以， 這可以倒回來看， 文革後老錢如日中天的紅， 若是想給老濮穿個小鞋，小case一件， 但老濮一步一步地出名又有了利， 想必老錢沒點眼藥。

那麽， 隻能出在趙姐姐和楊媽媽身上了， 女性的心眼偏小， 並且起矛盾的地方最容易發生在廚房廁所， 而這兒常情又居多是女性的領地， 這二位中， 小趙的責任似乎該大些， 畢竟“進駐”時時以“摻沙子”的模樣進入“牛鬼蛇神窩“裏去的， 盛氣淩人也就不算奇怪了。

要不是有後1970年開始的落實知識分子政策，老錢小老濮還打不起來，也就是說， 也算是落實政策給老錢老楊壯了壯膽。

各位有興趣，可以自己去順藤摸瓜， 看看小趙是咋說的。

家裏住房被占過的， 可能看法比我還激烈。

添一句， 毛主席有句話真的沒說錯：”在 階級社會中，每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 占房和被占房的， 說法肯定不會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