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上海解放之初，工人群眾居住條件依舊很差，許多人住在汙水浜、垃圾堆旁的棚戶區，環境惡劣、擁擠不堪。為改善工人居住條件，市政府設法籌資，在工業集中區附近建設工人新村。1952年5月，上海第一個工人新村——曹楊一村完工，它曾在中國成為令人羨慕的新式住宅的代表，也是新中國工人階級當家做主的標誌。
工人新村作為一種集居形式，一直被認為是1949年以後中國城市空間社會主義改造的典型。那麽，上海的工人新村是怎麽來的？它是如何被賦予工人階級當家做主的象征意義？恰逢上海解放70周年之際，讓我們來回顧下自1920年代至1950年30年間新村在中國，特別是上海的發展脈胳。
1952年6月26日，入住曹楊新村的第二天，兩個工人的孩子在新村草坪上閑庭信步
工人新村作為一種集居形式，一直被認為是1949年以後中國城市空間社會主義改造的典型。雖然學者們大多能夠將這一居住空間形式在中國的發生追溯到1920年代的新村運動，但卻很少有人關注自1920年代至1950年30年間新村在中國，特別是上海的發展脈胳。大部分學者選擇將這段曆史直接跳過，甚至認為工人新村與蘇聯的集體居住方式是一脈相承的。比如羅崗先生在 《空間的生產和空間的轉移——上海工人新村與社會主義城市經驗》 一文中論述工人新村問題時，特別引用了列斐伏爾的話——“一個正在將自己轉向社會主義的社會 (即使是在轉換期中)，不能接受資本主義所生產的空間。若這樣做，便形同接受既有的政治與社會結構:這隻會引向死路”。羅崗先生緊接著在文中稱“因此，曹楊新村作為上海的第一個工人新村就具有特殊的意義，它既代表了社會主義對上海這座殖民大都會的改造，……與之相關的是，新村內部的規劃、布局陳設作為一種空間的生產方式，不僅再造了工人群體的日常生活環境，而且形塑了他們的日常生活模式”。羅崗先生在這裏要強調的是，工人新村的建設是一種社會主義新中國與舊社會的決裂，換言之，建設工人新村的目的是要割裂新上海，即工人階級作為領導階級的新上海與舊有的、腐朽的、資產階級的舊上海的關聯。那麽事實上究竟如何?
當我們實際考察近代上海城市空間的形成過程，就會發現新村在1949年之前數量可觀，分布地域遍布整個上海市區。那麽，這些新村與日本新村運動有著什麽樣的關聯? 並且除了日本的新村運動這一思想來源外，它是否還有其他的理論源頭? 更重要的是，這一時期新村的空間設計理念又與新中國的城市社會主義空間改造之間有著怎樣的聯係? 無疑，這些問題的解決有助於我們從曆史進程中把握新中國建設初期工人新村的全部涵義，更有助於了解當下上海城市空間建構中的曆史文化淵源。
新村的出現與烏托邦空間理想
上海的第一個新村於1919年在西郊龍華建立。《申報》1919年6月3日所刊，“試辦模範村之計劃”記載:“滬俗腐敗殆臻極度，茲有蔡式之顧念劬、敖宇潤、楊濟時、竺規身、黃警頑等就滬南二十裏外龍華村試辦模範新村。”這時的龍華新村依據日本新村概念進行規劃興建，目的是為了建立一個模範社區，對舊中國進行社會改造。
新村運動最早是20世紀初由日本白樺派理想主義作家武者小路實篤發起的，他受到克魯泡特金的互助理論和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的影響，開展了“新村運動”。其目標是讓大家過上“人的生活”，在一個十幾人的共同體中一起勞動，粗茶淡飯，各取所需。
周作人留日時就積極參與了此運動，回國後極力將新村運動推廣入中國，寫了很多篇關於新村的文章。所以中國的新村運動主要由留日學生首先發起。當時的新村規劃中有一套完整的管理製度，帶有強烈的烏托邦性質。曹樂澄在1922年的《新村製度的意義》一文中就說道:“他的組織是善良的，他的主領乃是以協力的動作，造成人種安全的生活。換句話說，便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八個字。一方麵盡了對於人類的義務，他方麵盡個人對自己的義務。”新村這一理念，很快在以上海為主的中國城市中傳播開來，當然也就引起了人們，主要是知識分子的關注:有人對新村製度大加讚美，認為它可以養成平民正確參與政治生活的習慣，可以將中國的政治納入正常的軌道，有利形成地方自治製度 (王焜《新村製》，載《新評論》1929年第2卷第3期)。但同時也有不少批評意見，關於新村的討論在當時是非常激烈的，為此敦偉、黃紹穀和周作人曾於1920年在《民國日報·批評》 中專門撰文討論新村在中國的發展及所麵對的問題。但龍華新村的建立，無疑對新村運動的支持者是極大的鼓舞。新村從而如雨後春筍般地開始浮現，成為上海城市空間的重要組成部分。
1920-1950年新村在上海的時空分布
龍華新村的建立開啟了新村在上海的發展曆史。自此以後，新村開始逐漸在上海市區內發展。初期，新村的發展相當緩慢，而且與龍華不同的是主要分布在城市中心地區。但進入1930年代後，隨著上海城區的不斷擴張、土地價格的飛漲，新村這樣的居住方式開始大受歡迎，數量激增，分布遍及上海市各處，但以市區範圍內為主。不過，這些新村的建設與最初的新村運動已經有了區別:它們大多由企業和學校主導修建，作為員工宿舍。比如暨南大學在由南京遷往真如後，迅即校董會出台章程《擴充新村購地附辦新村》 興建職工宿舍。
這些由單位興建的新村，主要基於兩個方麵的考慮:一是員工集體居住，方便管理及生活方式的統一;二是便於工餘聯誼以及緊急時的守望相助。不過，這一時期除了原來的市民自助式新村建設外，還出現了兩類十分重要的新村建設者:一是房地產商，二是上海市政府。
近代上海開埠後，因為租界的設立以及回報頗高的土地收益，上海的房地產發展迅猛，成為上海的支柱產業之一。同時，隨著上海城市經濟的發展，社會分化日益突出。特別是一戰後民族產業的出現，數量可觀的中產階級在上海興起，他們隨著經濟地位的穩定，力圖透過對空間的消費強化身份認同。針對這部分人群，房地產商們看中了新村所蘊涵的現代、衛生等空間意象，紛紛將新建的住宅小區命名為“某某新村”。對於這種將“新村”概念過度消費的現象，有人在 《建築月刊》 上撰文批評:
這裏所謂新村，並不是像銀行或地產商投資在市區較遠的地方，劃出一片田地，建造起許多火辣辣的洋房，招人購買，並訂定分期付款辦法的那種新村。也不是什麽村呀，邨呀，出租給人居住的那種裏弄房產。更不是頂著建設新村的名目，在鄉區裏購進一片土地，計劃成了各種建築圖樣，叫人去選擇任何一種房屋，預先繳付定洋或先付造價百分之幾定造住宅，造成之後完全付清，或分期撥付。但結果定房方麵的錢是收了，建築也著手進行了，終至承攬建築者收不到款，而宣告停頓。定房到期也欲住新屋，但房屋隻有一個牆框，框上架著一個屋頂的那種新村。
這段文字清晰地透露出，除了我們前麵提到的那種以集居方式修建的單位集體宿舍外，由房地產開發商經營的新村共有三種形式:一是位於郊區的西式洋房;二是位於市區內的普通裏弄住宅;第三種是最接近新村原旨的，位於鄉間，但仍是由房產商經營。這三種居住形式都冠以新村之名，甚至隻是簡單的以村命名。由此可見，正是因為最初興建的新村所形成的特有的空間意象吸引了眾多的市民，才使得以新村之名發展房地產業成為上海房地產商營銷的重要手段。
在房地產商借用新村概念發展房地產業的同時。為了改變上海居住環境的惡劣，上海市政府也開始積極介入新村建設之中。如1934年受實業部的指示，上海市內“人口集中，商業繁盛。因地價高漲，平民住居問題，便發生了嚴重的恐慌。上海市政府為應平民的需要，特設平民福利事業委員會，主辦平民新村”。不過，市政府組織的
新村與房地產商針對中產階級的營銷明顯不同，所建設的新村帶有明確的福利意味。如1936年製定的“上海平民新村住房居住規則”中的第三條規定:“本市市民現有相當職業，全家每月收入在卅元以下，原入本會平民新村居住者，應填具申請書，經本村主任許可，方予租住。”在政府的積極推動下，上海的平民新村建設蓬勃發展，僅1936年就有不少平民新村建成。
1937年抗戰軍興，人口大量遷入上海，特別是租界地區，引發了新一輪房地產開發熱潮，在房地產的推動下，新村的數量有所增加，至1945年抗戰結束時，上海新村數量明顯比戰前的1937年增長。
1945年抗戰結束後，大量人口複原回到上海。不久，國共內戰再燃烽火，難民蜂擁而至。故而，這一時期新村的營建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以工作單位為單元進行建設的新村，目的是為解決職工的居住困難。如招商局“為解決員工宿舍問題，在閘北同濟路購入地皮十三畝九分五厘，並依法招商承包建造西式二層單幢住宅六十四幢。”(“產業:招商新村動工建造”，《國營招商局業務通訊》1946年第38期)一年後，招商新村建成，並成為招商局成立七十五周年的獻禮。另一種是為安置難民而修建的平民新村，如閘北等地修建的通海新村、南通新村等。事實上，抗戰甫一結束，上海市政府就成立了“上海市市民新村委員會”，以“根據《建國大綱》第二條之規定為籌劃並鼓勵建築市民新村施以合理管理以利民居起見，設立市民新村委員會，直隸於市政府”，專門用以管理新村建設事務。
1945年和1949年上海地區新村分布圖
資本主義空間生產方式下新村的異化
列斐伏爾在 《空間政治學的反思》 中批評了在城市規劃學界所存在的“一種更為隱蔽的公理是:規劃的空間是客觀的和‘純靜的，;它是一種科學對象，並且因此是中性的。”通過對上海的新村發展情況的梳理，我們看到的事實，正如同列斐伏爾所認為的那樣:“如今看起來空間是政治的。空間並不是某種與意識形態和政治保持著遙遠距離的科學對象 (scientific objects)。相反地，它永遠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我們從新村的空間生產過程中可以明顯地看出，這一城市空間的生產方式及其在20世紀上半葉的發展，完全是與當時上海，以及中國的政治、社會緊密聯係在一起的。
最初的烏托邦空間理想與新村的建設，更多是與當時的救亡圖存、民族複興聯係在一起的。有誌青年們往往把新村的建設與自治組織聯係在一起 (“民治學會之自治講演”中有劉鍾台稱“蓋本會最注重自治，尤注意海外建設新村”。載《申報》1919年10月13日)。其中，以在上海成立的民治學會最為積極，如他們大約在龍華新村建立的同時，也在淮安設立新村，以圖建立一個新型的社會組織:“包君達三為我等在淮安開了三百萬 (疑為衍字)畝之地組織新村，請諸君研究民治學理，他日均到兄弟處先辦一小小新村，亦可講宗教及教育。諸君要造淨土及黃金極樂世界請到敝處初步試驗。”
這一烏托邦理想雖然一直貫穿著新村發展的過程，但當新村轉變為房地產商營銷房產的策略後，這一理想漸漸被拋棄，新村不再被認為是社會改造的良器，而是蛻化為城市居民改善居住條件的方式之一:“最近中國新村建設社發表宣言，提倡於本市近郊建築新村，主張房產合作投資，並以八大優點相標榜，這對於備受不良業主壓迫及飽滿嚐都市煩囂的市民，誠有相當的裨益”(時新“新村建設與建設新村”，載《道路月刊》1935年第47期)。新村中的烏托邦理想被逐漸抽離。
抽離其烏托邦理念後的新村，正好與其時傳入我國的英國著名城市學者霍華德所著的《明日的田園城市》 中的思想相對接。霍華德關於田園城市的理念，特別是他將田園景觀引入到城市空間營造中，對這一時期的中國城市設計與規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董修甲“田園新市與我國市政”，載《東方雜誌》 第22卷第11期)。這一點從30年代中期上海對新村建設的期許可以看出，“目前以社會合作的方式來倡導近郊新村建設，此種工作，顯然有它內在的意義，如溝通都市與農村的生活，逐漸化鄉村為都市等等，然而就整個的社會見地來講”，時新在《新村建設與建設新村》一文中不無憂慮地說道:“這種新村不過是農村建設的一種形態，還是談不上嚴格的新村建設。”顯然，新村空間品格中的公正、清潔、衛生等要素正與田園城市的理念相吻合。而正是基於這種空間品質，新村隨後被在上海興起的中產階級加以利用，作為區分身份的空間標識。
雖然冠以新村之名的居住小區，建築形式多種多樣，有西式洋房，也有新式裏弄。如李青崖在短篇小說《玫瑰新村——二十二年上海的新村》中就描述了主人公江鑄人在真如新村的房屋類型即是新式洋房:
雖然這新村僅僅隻有十多棟散在荒地裏的矮而且小的單層洋房，可以表示其為“村”而且“新”的意義。但更多的還是錢冬生所說的新村式建築:
現所流行的“新村”式。這是一種集體式的住宅建築。普通係由數幢乃至十數幢的房屋構成，每幢房屋可容納六七家至十三、四家不等。房屋以外，照例預留有相當大小的空間，籍作“村”內居民兒童遊戲散步之用。……這些房屋的式樣，大抵係以西式為主，但在櫥房，樓梯門窗方式，有時卻還保留些中式的作風。(錢冬生“閑話新村式的住宅建築”，載《營造旬刊》1948年第45期)
這種以新村冠名的住宅小區由於更強調其清新的空氣和公共空間的設計，房地產商自然是不會放過這種資本可以滲入的符號空間，從而大肆對其消費。如《玫瑰新村——二十二年上海的新村》中，一則新村的廣告如此描述:
住宅問題，在海上真難以解決，既苦耗費過大，複苦環境不良，茲有熱心公益改良社會之某某諸君，購得滬西某處地皮百畝，空氣新鮮，交通便利，預備建設玫瑰新村，以圖對於上海的住宅問題，謀可作模範之改決。……並聞該村除住宅外，尚有公共禮堂、學校、商店、自流井、公共汽車種種設備，是則此種組織固不僅為住宅問題謀解決也。
隨後，小說詳細描述了主人公夫婦在與推銷新村的房地商交涉的種種經曆，展示出一幅在商業利潤驅動下的新村營建狀況。可知，在這種新村中社會改造的烏托邦色彩早已蕩然無存。
另一方麵，政府主持修建的平民新村，其消費群體是普通的低收入市民階層，時新提到:“這種運動的範圍，僅僅限於都市的近郊，而構成它的社會成份，又多是市民當中的薪水階層。”盡管其居住品質無法與中產階級的花園新村所媲美，但是仍然秉承新村運動最初的空間設計理念:“村內街道廣闊，並有運動場，書報處，合作社，浴堂等以供住民之需，設計極臻完善。”(“平民福利建設:上海市新建平民新村”，載《良友》1936年第113期) 而在《新世界》 上有一篇文章更是詳細地描述了新修建而成的平民新村——其美新村的內部空間設計:
(平民新村)地方是在市中心區其美路，名叫“其美新村”。村的一麵是平成竹蘺。一麵靠近小溪，風景很好。村裏麵的房間，分甲乙兩種:甲種，每家有一屋，一寢室、一廚房、一廁所，無樓。每月租金五圓，連自來水電燈以及小孩子的教育費用，都在裏麵。乙種，地麵較小，沒有特別間寢室，隻在客屋上加一層樓，地鋪睡覺，每月租金四元。其他各樣享受同甲種一樣。甲乙共有五百個房間，排列得很整齊，都是非常好看的。每家屋內的地下，是水門汀鋪的，隔兩天要用水衝洗一次，所以幹淨得來同我們船上的地板相等。房門外，多數人家都種得有花。有少數人家，將規定的小花園圃來種菜，也是一樣的美觀，並且還經濟。宿舍大概分的三個集團。各個集團的兩頭，有水門汀做的洗衣處，也可淘米、洗菜。又有公共廁所一間。村的中央有小學校一所，有幼稚園一所，還有新村的辦公室一間。校門外是一個大運動場。另外還有大食堂，消費社，圖書館等，都辦得極好。內中有一所公共浴室，室內設有冷熱水管，盆堂，蓮蓬等，分男女兩列。每逢星期二、五開放一天。每人隻要兩分錢的水費，這是多麽經濟啊! (徐大倫“參觀上海市平民新村”，載《新世界》1937年第10卷第9期)
平民新村裏的公共設施一應俱全，特別是消費合作社成為新村標準配置，一般在新村居民遷入後就正式營業 (“滬平民新村消合社開始營業”，載《全作月刊》1937年第8卷第3期)。同時，新村內部環境衛生、清潔，“該項新村建築雖簡單，而具純樸之美，切合實用，尤注重於衛生設置”也使得新村的這種居住形式，成為台灣學者郭奇正教授所言的帶有強烈的“清潔、衛生、舒適”等現代化的空間意象，因而成為城市中產階級居住的主要形式。
此外，工作單位主持興修的新村則是通過集體性的群居，以培養出一種合乎現代性的中國都市中產階級的理想生活方式。如開明新村正是如此:
“開明新村”，是開明書店的新村，在北四川路永豐坊底的祥經裏，前門是公路，大約有六、七畝地，在寸金寸土的都市裏，能有那麽大的一個所在也不易了。二年來，他們以辛苦經營，購進地，造起屋，連同買下
原先祥經裏的一幢房子，住著六十多位工作者 (容納了他們在上海全部工作者的三分之二)，從總經理到各部門的職員，分配房間采用一個原則:有眷屬的一間，沒有的住“統艙”。中間是一大片運動場，旁邊有一排廚房，有眷屬者兩家合用廚房一間，此外有閱覽室，娛樂室各一間，最周到的是搭起一排極大的木架子，以供曬晾之用。(補白沙“開明新村”，《社訊》1948年第41、42期)
而開明新村的分配方式得到了當時社會精英的充分肯定與認同:“以上海的文化企業機構說，‘開明，不算最大，建立起這麽一個共同生活的場合，據我所知，除此以外卻就絕無僅有了。一種合理的做法，也說明了何以一個力量並不太大的文化企業，會建立得起這麽一個需要力量並不太小的共同生活的設備。踏實著做，一步步的走，對於一個以‘事業團體化，，‘團體家庭化，為方針的我們，‘開明，有著值得借鏡的地方。”(同上)
綜上所述，1950年之前的上海新村建設，透露出列斐伏爾所指出的“空間一向是被各種曆史的、自然的元素所型塑，但這個過程是一個政治過程。”(包亞明 《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新村空間的生產，無疑是上世紀上半葉上海城市政治、經濟背景下的產物，它從最初的烏托邦理想空間，一步步演化成房地產商和政府機構所著意打造的居住空間。在這一過程中，社會改造的理念並未完全從中隱去，相反，不同社會機構均或明或暗地通過對這一理念的消費而獲得收益。同時，田園城市理念的闌入又強化了原有的平等、自由、公正的空間理想。
如果我們對1950年之後的工人新村的空間品質稍有了解，會發現“平等、公正、清潔、衛生”等這些原有新村建設中的空間意象正是新生的共產黨政府用以打造社會主義居住空間———工人新村的主要元素，並且它們也被成功地轉化為新中國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政治符號。但在政府的話語體係中卻有意無意隱去了工人新村與過往的新村運動和職工新村之間的關聯。事實上，這樣的狀況似乎更體現出列斐伏爾所謂的“空間是政治的，意識形態的。它真正是一種充斥著各種意識形態的產物”。(同上)
（原文刊發於2016年2月19日《文匯報·文匯學人》）
作者：張曉虹（複旦大學中國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鄭端（複旦大學哲學學院博士研究生）
編輯：陳瑜
責任編輯：於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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