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葉昌明：讀《革命造反年代》有感（長文）

說到這家夥， 文革期間在上海實在是乓乓響的人物，老卵得勿是一眼眼， 據說十分能幹， 也就是上錯了船，很難說如果走的另外一條道會咋樣。轉載者

 

葉昌明（1944年－），上海市嘉定縣人。原是上海合成纖維研究所化驗工。是“工總司”發起人之一。1967年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後任市總工會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列席常委”。197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82年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1]

 

讀《革命造反年代》有感


2015.10.一2016.3.


葉昌明


內容提要:


（一）最接近曆史真實性的一本書。至少有三個特點是值得讚許的，也有一些不足之處。    1
（二）就書中涉及的有些問題，講一些我的想法:    11
"前述"    11
一、“名份”與“文革”、“造反”    12
1. 關於“名份”——作者的論述有某種“絕對化”    12
2. 關於文革——一場放大到全社會的黨內鬥爭    17
3. 關於“造反”——文革的“造反”與傳統的“造反”是兩回事    18
二、上海文革中的反分裂鬥爭    21
1. 上海文革中能有穩定局麵的三個重要原因    21
2. “工總司”製造（主動挑起）過武鬥嗎？    22
3. 上海文革中的三次分裂危機    26
4. 上海文革中有否“走資派”挑動群眾鬥群眾？    30
三、上海文革中的“總工會”與“黨委”的關係    37
1. “工總司”是“幫派”組織嗎?    38
2. 上海文革中工會“淩駕”黨委之上嗎？    42
四、關於上海文革中的工人新幹部，工會培養和輸送新幹部的問題    48
1. 如何評價文革中的新幹部    48
2. 工人新幹部的一些情況    49
3. 新幹部的大多數是好的    52
4. 新幹部也是黨的幹部    54
5. 工會培養和輸送新幹部的問題    55
五、關於總工會一些主要核心成員的生活待遇問題    58
新幹部也有腐敗的問題，張春橋對新幹部的要求    58
1. 王洪文（搬家、補助費、輕工局物品）    59
2. 王秀珍（搬家、補助費）    62
3. 陳阿大（搬家、補助費）    63
4. 其他幾位主要成員的住房問題    65
關於新幹部住房欠租問題的調查處理    65
5. 葉昌明（住房、家庭經濟收入和補助、主要親屬關係）    67
六、從“工總司”到“總工會”；總部核心班子的形成和變化，以及學習和整風    76
"前述"    76
1.總部核心班子的形成和變化    77
（1）第一階段（六七年四月之前），“工總司”建立初期的情況    77
（2）第二階段（六七年四月到六八年），形成總部組長會議形式的“核心班子”    81
（3）第三階段（六九年到七三年）“工總司”改名“工代會”，機關組長會議成為“工作班子”    86
（4）第四階段（七三年後的市總工會）    89
（5）在總部領導核心班子變化的各階段中，都沒有以總部學習會製度來通報各組辦、區局工作情況的問題    91
2.總部核心（常委）班子的學習情況    93
（1）探尋“工總司”能順利轉型為“總工會”，必然會涉及到張春橋、王洪文的作用    93
①張春橋關心、支持“工總司”，也嚴格要求之    93
②王洪文是“工總司”的好帶頭人    95
③“工總司”也能注重自身迠設    95
（2）“工總司”早期的幾次“整風”和學習會情況    95
67.5.20.張春橋接見“工總司”主要成員，在講話中對“工總司”作了嚴肅批評    95
“工總司”學習張的講話，“開門整風”    100
67.6.10.張再次接見講話提要求    103
複旦大學曆史係金光耀教授談“工總司”的“整風”學習    106
（3）總工會的常委學習會    109
七、關於所謂"反革命武裝叛亂"的問題    112
1.“前述”    112
2.抄錄我在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寫的一份“交代材料”    115
（1）關於“抄錄的說明”    115
（2）原文抄錄（以下按日期分段）：    115
76.10.8.下午：“康辦”會議    115
76.10.8.晚：王秀珍召集會（市民指、東湖）    120
76.10.9.上午：我在總工會，合纖所的活動    133
76.10.9.下午：“康辦”會議    139
76.10.9.晚上：“東湖”活動    142
76.10.10.晚上：“東湖”活動    145
76.10.11.白天在總工會，晚上在“東湖”活動    146
76.10.12.上午：向戴“吹風”，布置工會值班等    152
76.10.12.下午：市文化宮活動；議定設值班點，起草標語、口號等；李彬山找施談話；向王日初“吹風”等    155
76.10.12.晚：“康辦”會議    162
76.10.13.淩晨、上午：總工會“吹風”等    171
76.10.13.下午：先到黃濤處，後去“錦江”參加市委常委會聽傳達，王知常來電等    185
76.10.13.晚上：“錦江”向工青婦等傳達    190
76.10.14.全天：上午在總工會開會停止向下“吹風”；下午在“康辦”開會；晚上送廖回京，“錦江”開會    192
76.10.15.全天：上午開機關組長的會，找有關人員談話；崔根娣來找我；下午開區縣局工會的會，參加“康辦”會；晚上最後一次找參與活動的成員傳達    200
3.有關十月十五日後的一些情況    208
王一平首提“反革命武裝暴亂”說    208
市委文化廣場幹部大會受衝擊    209
籌備上海慶祝華國鋒任兩主席大會    210
首次參加長航工會的批判大會    213
市工大人員衝擊總工會，總工會牌子被砸    213
我於76.10.30.被“留置”，11.2.被“監護審查”    214
4.我的反思    215
（1）我對所謂“武叛”問題的認識    215
（2）所以會發生所謂“武叛”的原因    216
5.我的疑問與推測    218
（1）老幹部和軍隊領導人為什麽也參與了？    218
（2）張敬標的兩麵角色    218
（3）徐景賢在京向滬打電話的疑問    219
（4）華國鋒和中央的奇怪態度    221





（一）最接近曆史真實性的一本書。至少有三個特點是值得讚許的，也有一些不足之處。


李遜女士的新書《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已出版了。仔細讀完全書後，我的第一個感覺就是認為該書可說是我至今所看到過的有關寫上海文革運動，特別是寫上海文革中工人群眾組織情況的各種書刊裏，最接近曆史真實性的一本書。在讀書過程中，我也深感到了作者是以一種對曆史負責的嚴肅認真的態度來寫這本書的。我提出該書至少有以下三個特點是值得注意和讚許的。
首先，作者為寫該書，收集了大量的資料，尤其是直接采訪了許多當事人。而作者也並不是偏聽單方麵的觀點，在她所采訪的人中，既有“工總司”等所謂造反派的人，也有“赤衛隊”等所謂保守派的人；其收集的資料中也是包含有各種不同觀點組織的材料。在寫作過程中，作者還經常為一些人和事的真實情況，一再向有關人員詢問、核實。作者的這種嚴肅、認真的寫作態度，使我不由得聯想起上海那位原先以寫科幻小說出名，在文革結束後又以寫文革書再次出了名的作家。使我深為驚奇的是這位作家在他寫文革的書中，寫了許多涉及上海文革中“工總司”的人和事，而他卻一次都沒有找“工總司”的一些主要成員采訪過。真不知道他洋洋萬言的有關內容是怎麽寫出來的！
其次，作者在《革命造反年代》（以下都簡稱為“年代”）的“後記”中，特地提及了她早年所出的另一本書《大崩潰》，明確表示了她對該書的不滿意。我也曾看過《大崩潰》，此書的內容與另一本由“準官方”人士編寫的《上海文革史話》（未刊稿，以下簡稱為“史話”）極為相似，可謂是文革剛結束時的"大批判"內容的堆疊。我認為作者能直麵自己的早年作品，坦誠表達不滿之意，也正說明了作者對曆史真實性負責的嚴肅、認真態度。
再者，相較於以往看到的一些寫文革的書刊，“年代”中還有一個很突出、也很重要的不同，即敢於披露一些曆史事實，使人們知道了當時的真相。例如：在文革之初，一批以高幹子女為核心骨幹的紅衛兵，鼓吹“紅色恐怖萬歲”，大搞打砸搶燒殺等，犯下了駭人聽聞的罪行。也是在文革一開始時，不少單位（特別是在大學和文教口單位）的黨組織，有意地拋出檔案材料，大搞所謂批“黑幫”人物，煽動群眾揪鬥一些著名人物等。但在文革結束後，卻把這些“賬”都算在了造反派身上。在“史話”中，甚至還編造謊言，把刮經濟主義之風的責任也推給了造反派。現在作者在書中以詳實的材料，披露了這些問題的事實真相。又如，在“工總司”與“聯司”和“支聯總部”的爭鬥問題上，文革之後就隻講王洪文和“工總司”是如何鎮壓他們的罪行，卻對“聯司”和“支聯總部”所做的大量壞事諱莫如深，甚至顛倒說成是他們反對“四人幫”的功勞。這次在本書中可以說是第一次公開了“聯司”和“支聯總部”所幹壞事的真實材料。此外，作者在對一些造反派主要代表人物的描述方麵，也很不同與以往一些書刊中的醜化、妖魔化，有著較為真實的反映。
當然，“年代”一書中還有不少與以往某些寫文革的書刊中所描述的不同之處。正是這些不同，所以我才認為本書所述可說是最接近曆史真實的了。
對《革命造反年代》一書，我也感到還有不足之處。如：
1. 本書的編輯和出版的質量，實在是令人不夠滿意的，差錯之處實在太多。這裏可能有作者因趕出版時間，不及仔細核查之誤，但編輯、校對的不夠認真也是很明顯的。期盼在再版時，不再出現這種情況。
2. 本書對一些曆史事件中的人和事，有較真實的描述。但作為對文革的研究來說，對某些問題似還可作進一步的探討。比如說書中提到，從“工總司”到“總工會”這是全國的“唯一”，但原因何在呢？
3. 由於各種原因，作者在寫書的過程中，會碰到對同一人和事有幾種不同的說法，而又難以確證的問題。我認為，凡遇此類問題，最好是把幾種不同的說法都列上。或是把作者較看重的說法寫入正文，而把另外的說法作為“注解”內容，讓讀者自行比較。“年代”書中，在不少人和事的表述中采用了這種辦法，但也還有一些較重要的人和事的問題沒有這樣做。這難免會引起讀者的某種誤解，以為就此一說，信以為真了。
（1）例如關於“安亭事件”中，第十四次列車被攔停的時間，“年代”書中引用了“官方的數字”，但我對此是深有疑問的（也多次向作者表示過），在這裏簡要的講一下我的疑問。
①我在六六年十一月十日上午得知“工總司”隊伍北上的列車已停在安亭後，即趕去安亭車站。在安亭車站，我看到隻有一列車停在叉道上，大批北上的群眾在列車邊，周圍（包括遠處，因是平地，可以看得很遠）並無其它車。而且我在車站還遇見我單位派到安亭勸說本單位職工回去的幹部，交談中他們也沒講過有其它列車停在這裏。我在當時聽北上群眾講到的情況是，有人先後攔了二次列車，第一次是列慢車，車停不久就開走了，第二次是攔了十四次車，有人要搭車去北京報訊，停了稍長一點時間也開走了。所以我午後到安亭時就沒看到有十四次車在。
②從“年代”中的描述可知道，十四次車被攔停後，上海鐵路分局的一位副局長和秘書（後為“赤衛隊”顧問）曾走到該列車邊去做攔車人工作，讓他們放行，但沒成功，就回去了。這就引出了一個奇怪的問題，一位主管副局長，對一列滿載旅客（當時列車都是大大超員的）的列車被攔停在車站，就這樣不聞不管了嗎？因為從沒聽到過鐵路分局、路局、市委、華東局對這列車上的那麽多旅客有什麽救援行為（對“工總司”北上的群眾，市委、鐵路還組織力量送吃的喝的）。同樣的，也從沒聽說十四次列車上的乘務人員和旅客有什麽行動（比如到車站打電話求救，與攔車人員發生矛盾、爭吵等）。一列車起碼上千人，被攔停超過二十四小時，大家就一直安安靜靜地坐在車上等開車，可能嗎？再說華東局韓哲一和一位上海副市長在十日晚上趕到安亭車站，與“工總司”的潘國平等人談判，奇怪的是竟然沒有講到十四次車的事。既然華東局和市委是以十四次車被攔停向中央急報滬寧線交通中斷，要求中央派人來處理的，這麽一件大事全是圍繞十四次車的，怎麽反而沒一級組織和有關人員去關心一下這列車呢？
③最使我不解的還是在文革結束後，大規模地揭批“四人幫”罪行時，怎麽從沒看到、也沒聽說過有當時被攔停的十四次車上的司機、乘警、乘務人員出來揭發此事，講講他們當時遭遇，這可是王洪文和“工總司”破壞交通運輸最直接、最過硬的鐵證了。還有在審判“四人幫”時，也包括對我們審查和審判時，都沒有這方麵的人證、書證。甚至也沒有拿出（據說是有的）“調度記錄”為證。我為此曾詢問“年代”作者，據她講：曾多次調查尋找過這方麵的材料，但都無果。現有的材料，最早出現在鐵路分局調度室人員寫的二份傳單中。她也曾問過調度室和鐵路“赤衛隊”的重要成員，他們講傳單是有“調度記錄”為依據的，是可靠的數字。現在書中引用的就是以此為據的。但我對此還是因上述各點存疑，甚至推斷：“調度記錄”是可能寫有停止交通時間數字的，但停交通的原因是否隻有十四次車被攔一個因素?有否可能借十四次車被攔停之機，在急報中央後，即使車已開走，也不再發後車了。之所以這樣推斷，還因為當時十四次車何時、何方通知發車的，也從沒見過有相關資料出現過。既然張春橋還沒來，北上群眾仍在，“安亭事件”還沒解決，車又怎麽會開走的呢?（當時的車站與火車頭司機又沒有無線通訊設備，必須人工告知。）
（2）再如，書中引用采訪金祖敏的數處講話，也存有不少可疑之處。
①我“工作筆記”中有明確記錄，總部是在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的會議上決定調金祖敏等五人來總部工作的，那麽金最早也得在六月初到總部來的，而金到總部後的一段時間，隻是參加核心成員的一些活動，還不是組長級的核心骨幹。
②在“年代”征求意見稿中寫道，金講他是在六七年三月被王少庸直接調到市革會工業組當三把手的。後因“工總司”有所謂工人新幹部必須先到“工總司”工作考察，同意後才能再到革委會工作，把他硬要到“工總司”去的。我向作者提出過，金這樣說是沒有依據的。除了我“工作筆記”有明確記錄外，據我所知市革會工業組並無金當三把手的事。當時我與市工業組一把手楊慧潔常在一起處理一些局的二派矛盾問題，沒見到過金、也沒聽說金在工業組。而“工總司”也從沒有過上述的所謂“考察”規定。王明龍也曾證實過，是他和王秀珍去電機廠商調金來總部的。因此作者在現定稿中刪去了金的這一說法，但仍保留了金到過市革會工業組一說。
③金還向作者講過，是王少庸派他去解決一些區的大聯合問題，他任普陀區的調查團團長，解決了區聯絡站幾派的大聯合。我也向作者提出過:查閱“工總司”所匯編的“文獻集”，普陀區聯絡站的大聯合，是在六七年三月，總部為此曾發布過通告的。再說當時並無派調查團一說，且金剛調上來又怎麽可能讓他當團長呢？金還講，他當時從基層調了一些老幹部到一些聯絡站去工作，解決了矛盾等。這更是不可能的事了。
④書中引用金自述的，周總理與他的談話，更是無法核實的事，加以引用也是不妥的。
（3）另外，“年代”中講到毛主席六七年七月底從武漢來上海之事，書中引用了有關人員的回憶說是目睹毛主席是乘火車到滬，在原北站下車的。但許多高端人士的回憶錄中都講到當時毛主席是乘飛機從武漢赴上海的，而且是周總理親自到武漢接了毛主席送到機場的。兩述所異太大，應加說明。
4.作者在寫作過程中采訪了許多當事人，收集了許多材料，這當然是好事。但在引用這些材料時，卻必須謹慎，多加考證。由於各種原因，當事人現在來講幾十年前的往事，主觀上，客觀上都會有一些錯漏處，這不奇怪。這時要把各種材料相互引證使之較為可靠，或羅列一起讓讀者自己分辨。而還有一種情況更需重視，即引用如我們這些當事人在文革剛結束後的審查中所寫的“交代材料”，必須多加小心，務必再次向這些當事人核查，以免誤引。
這方麵的事情，我是有教訓的。作者在較早時，就所寫文稿的有關章節征求我意見時，我提出了不少否定意見。作者講，這裏寫的許多內容都是引用你原來寫過的"交代材料"。我講不否認我曾寫過這些東西，但這並不是我的真實思想，以後我都否定過這些講法了。我也向作者坦率地講述了自己的思想變化過程：
（1）在剛被審查的階段，自己思想一片混亂，雖然對不少事情是不同意當時批判中的一些講法、定性，但口頭上和書麵交代中還是承認了的，如“用工會來結幫派”和“反革命活動”之類。這一方麵是我承受不住當時的政治高壓；另一方麵也是有幻想，套用文革中的“經驗”，所謂“政治批判從嚴，組織處理從寬”，妄想以自己所謂的認罪態度好來求得最後能從寬處理。
（2）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已認識到這是完全否定文革，並要清算文革，加上當時新刑法出台，明確對我們要以新刑法的“反革命罪”處置的，這就完全打破了我的幻想。所以我就把我的真實思想給講出來，否定了我之前的"認罪"態度。
（3）但是我也明確告訴作者，我當初的交代材料中，涉及到的事實部分，可說無虛假的，可能時間相隔太長，有回憶錯的地方，但沒有編造的。我隻是否認這些材料中的“定性”部分，如承認在工會中結幫派，追隨“四人幫”搞反革命活動之類。
當然，如果一些書刊中仍引用了我的這些交代材料，我也有責任的。但作者如能找本人再次核實，是可避免誤引的。我後來看到了《大崩潰》一書，該書中就是大量地引用了我和黃金海、陳阿大以及王秀珍等人的交代材料。現在可以說這些材料大多是很不可靠的。而“年代”一書中較注意了這個問題。
5.對於毛主席逝世後，上海發生的所謂策劃“反革命武裝叛亂”問題，在文革結束後的中央專案組的大審查中，可說是已查得一清二楚的了。我在審查中也就此事有過極為詳細的交代（從十月八日到十五日均按上午、下午、晚上的時間說了自己參加過的各種活動情況），在專案組人員與我談話中，也承認我能“詳細如實”的交代。但是，現在社會上流傳的某些人員（還是有著“黨史研究員”頭銜和“先遣小組成員”身份的人員）在官方報刊和電視台上所講述的上述事件中卻仍有不少謬誤之處。如上海某日報的“連載”和電視台某頻道的“紀實”采訪報道中，均有大的出入。這裏擇要例舉幾處：
（1）電視台"紀實"報道中講到十月十二日晚上，我們在“康辦”開會時，黃金海大吵，汪湘君大哭得在地上打~~滾，而黃、汪卻都沒有參加這次會議。
（2）"紀實"還講在十一月十二日晚的會中決定了第二天（十三日）下午五時，打響反革命武裝叛亂的第一槍，並解釋因五時正是下班時間，人多，造成流血事件影響大。而在日報的“連載”中還講十二日晚決定，在發動反革命武裝叛亂後要殺害108個反對“四人幫”的幹部和中央先遣小組人員。這二件事都是新編造出來的。我們在被審查中，專案組根本就沒提到過這二件事。要是真如他們所說的，專案組對這樣重大之事會不追查嗎？
（3）據“中央先遣組”成員之一的人講，他們在十月九日上午乘機從京到滬後，在從機場到賓館的路上，見到有持槍的民兵巡邏，還在路上設了哨卡檢查車輛（但沒有講在什麽路上，他們的車有否被檢查）。住進衡山飯店後，有六個腰別“管子鉗”的大漢監視和跟蹤他們。但事實上我們根本不知有中央派先遣組來滬之事。我問了原市民兵指揮部負責人，據他講，要民兵專人值班之事，是在九日下午才召開各區會議布置的，到晚上才傳達到基層單位（我自己單位就是在九日晚上來電話告訴我，剛接到值班通知）。市民指沒有安排武裝人員巡邏，也沒有安排人員去衡山飯店監視（因根本不知道他們來）。我想想也感到很可笑，要是市民指派人去監視，手槍或匕首什麽不好帶，卻要在腰上別一把讓人看得到的“管子鉗”?！
（4）講到十三日市委開常委會，由馬天水等人傳達中央會議精神時，小兄弟們大吵大鬧，當周司令發火指責他們時，他們竟擁上去要打周司令，周由警衛員保護著走掉。這又是編造的謊話。當時聽了傳達後，因情況大出我們意料之外，會上一時沉悶，無人講話。後黃濤講了一句，這些材料能相信嗎？馬天水講，可以想不通，但不能懷疑。以後就散會了，根本無吵鬧，更無周司令發火和我們要打周之事。我曾看到過周的回憶錄，他講到這次會議時，也隻提了他指責“小兄弟”的態度（但也並無此事），沒提過有人要打他和警衛員保護他走的事。要是真有此事，他會不寫嗎？
“年代”一書中，作為全書的最後部分，對於七六年十月的這段重要史實的記述過於簡單，給人以草草收尾之感。其實在當時之所以會發生這樣一場“鬧劇”，其中的原因是很複雜的，也可能因此作者不便深寫了。但我還是期望著在該書再版時，作者能加以補充一些真實情況的記述。


（二）就書中涉及的有些問題，講一些我的想法:
"前述"
李遜女士在寫作《革命造反年代》時，收集了大量的資料，無數次的采訪過各方麵的當事人，使得該書在“盡可能地還原史實”方麵，確實較以往所出的一些寫文革的書好得多了。也能較好地達到了作者在該書“前言”中所表達的願望：“為今後學者的研究提供曆史線索”，“為過來人重演曆史記憶”，“為不知文革為何物的青年再現曆史場景”。
但是對於作者在這些史實材料的基礎上所得出的有些結論、觀點，我並不能認同。在作者以往征詢我的意見時，我曾坦誠告之自己的觀點，也曾一再向作者表示過，我的最大願望是希望作者能盡力把一個較真實的上海文革曆史狀況再現出來，至於對這個曆史過程中的一些人和事，各人可以有自己的觀察角度和自己相應的判斷、觀點，這是不可以、也不可能強求一致的。
現在作者的書已經出版了，如我在前述表示過的，該書在“還原史實”方麵，應該說是較好的，但是在對一些史實的研究上，似還可更深入一些的。而對一些史實中的人和事有不同的判斷和觀點，也可以做些進一步的探討。有鑒於此，我想就“年代”書中所涉及的有些問題（也許還會涉及到本書外的問題），講一些我的想法，供作探討的參考。


一、“名份”與“文革”、“造反”
1. 關於“名份”——作者的論述有某種“絕對化”
“年代”書中關於“名份”的論述，對於我這個對此問題研究的門外漢來講，確實有一種新鮮感，也感到所論述的有一定的道理。但仔細想想這個問題，總感到作者對這個問題的論述有著某種程度的“絕對化”傾向，特別是作者意圖用“名份”說來解釋“文革”、“階級鬥爭”（政治鬥爭）等等問題，感到這不但在理論上並沒講清楚，而且在社會實踐中（無論是曆史上的，還是現代的、文革中的）也並不符合實際情況。
（1）按書中的有關論述，我們可否推斷：從古到今的社會中所發生的一切爭奪權力的行為，其參與者都是懷著要改變自己個人的“名份”而參與其中的？但事實上，這些參與者至少可分成二種情況的：一種是“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改變自己的“名份”，而投入到當時的各種爭奪權力的行動中；另一種則是由於各種原因而迫不得已的卷入到爭鬥中去的（所謂“逼上梁山”），這一類人並不是它主動的（至少在一開始投入時）就想著要改變自己的“名份”。而到最後的結果，已經證實了的，從古至今的改朝換代中，真正能達到改變“名份”之目的，隻能是極少數的人，絕大多數的參與者還是隻能維持原來的“名份”，甚至更差。上述"目的"明確的參與者，有可能達到了目的，更可能的是沒達到"目的"。而第二種"逼上梁山"的參與者，當然大多數沒能改變"名份"，但也確實會有少數的“幸運兒”是改變了“名份”（做了官，甚至當了大官等）。那麽對這少數的“幸運兒”來說，我們能否“倒推”他的初衷（目的）就是為了改變自己的“名份”嗎？
（2）我們可聯係文革的社會實踐情況來分析一下“名份”與“文革”，以及與“造反”的關係。
第一，文革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直接領導的，能說毛主席也是為了改變自己的“名份”，或說是為了“重新劃分政治名份”而發動文革的嗎？而對參與文革的廣大群眾和幹部來講，我認為也適用上述的“兩種情況”。但在文革之初（在奪權之前）就出來“造反”者，應該是“第二種情況”的占大多數（不敢說絕對沒有第一種情況的人）。也可以講參加文革的人會有各種各樣的原因，唯獨抱著想改變自己“名份”的願望是少之又少的。或者也可以講為“私”造反者一定會有的（如被打成“反革命”，要想“平反”者），但為想當官而造反者是不大可能有的。
作者在“年代”中提到“文革就是1949年以來最大的一次重新劃分政治名份的運動”，文革”是一場重新評定政治身份的造反運動"。我認為這種提法是不恰當的，也是不符合文革的實際情況的。從文革的結果來看，確實改變了一些人的“名份”，有人從普通幹部、群眾成了“官”，也有原來的“官”跌了下來，但這兩者的數量都隻是他們原來階層的極少數，而絕大多數的人還是原來的“名份”沒有變。所以根本就不可能是“重新劃分”，“重新評定”。
第二，從“年代”書中關於“名份”與“造反”關係的論述中，我似乎又看到了“為當官造反”說的影子。在那本“準官方”編寫的《上海文革史話》中，有一段編造出來的王洪文的話:“造反到市裏當市長，造反到部裏當部長，最小也是個廠長”。“年代”作者在書中雖然已去掉了原在《大崩潰》中也曾引用過的這類話，但我不客氣地講，從“名份”說裏還是可看到有著這類話的影子（如“以革命名義改變自己的人生”等）。我感到作者在“年代”一書中，在這個問題上對“史實”的“敘述”與對“史實”作“結論”時，發生了“矛盾”。因為作者在敘述一些工人造反派主要代表人物當初造反之始的情況（目的或原因）時，並沒有發現他們當時有要改變自己“名份”的意圖（也即“想造反當官”）。而這也是符合當時真實情況的。然而作者在作“結論”時，卻又很強調“文革中幾乎所有的運動都是爭取政治身份”的改變。
文革中的事實是:造反者眾多，當了“官”的極少，即使是文革之初的一些老造反，在文革中、後期時仍為普通群眾的是絕大多數。那麽對於那些在文革中當了“官”的“幸運兒”，能否因為有了這個結果，就可以“倒推”他們的造反“初衷”（目的）就是為了改變“名份”（當官）呢？我認為是“不能”的。但作者的“結論”似認為“可能”的。再者，文革中所謂的“造反派‘名份’”，是非常短暫的現象，並沒有真正固化成一個真實的“名份”，更加談不上“造反派試圖實行新的名份規則”，爭奪“對政治名份鑒定權”。
（3）“名份說”與“階級鬥爭說”
①現在社會上通行的主流理論，講中國在進行了“所有製”社會主義改造後，已經沒有了資本家，也就沒有了資產階級。那麽按照這種理論，是否也可以說是沒有了無產階級，甚至可以說中國已經沒有了階級之分。因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是互相依存的，既然沒有了一方，也就沒有了另一方，沒有了這二方，那其他依附其上的所謂“階級”當然也沒有了，似乎中國已經提前進入了無階級的社會。
現實社會卻是一個競爭激烈，甚至殘酷的場合，不僅表現在經濟利益的爭奪上，也表現在政治利益的爭奪上。這是誰都無法否認的事實。那麽又怎麽來解釋這種情況呢？“名份”說似乎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理論”依據，一切爭奪都是為了改變“名份”，無錢的“窮人”要想改變成“老板”，無權的“老百姓”要想改變成“當官的”。
但是，真的能這麽簡單的就講清了一切嗎？恐怕是不可能的。
②曆史上，從古代社會到近、現代社會，不同的曆史階段存在著相適應的各個階級，各個階級之間有過激烈的鬥爭。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想改變自己“名份”就能說明一切的。階級鬥爭的學說，也不僅是無產階級的理論，就是資產階級也很清楚的，所以才會有反抗和鎮壓，革命和複辟。新中國成立之後，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雖然形式上的資本家是沒有了，但這不能等同於全部資產階級思想都沒有了，不會再有複辟的危險了。毛主席生前的許多理論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如果說在中國已經沒有了資本家，所以講也沒有了資產階級，還較好“理解”的話，那麽在現實社會上發生的許多問題，在理論上又怎麽講清楚並使人們信服呢？比如在當前反腐鬥爭中挖出的一大批黨內和政府內的腐敗分子，他們是否有“階級屬性”？官方一再強調的“特殊利益集團”也是否有“階級屬性”？又如關於經濟基礎與政治上層建築關係的理論，過去是很清晰的，現在又怎麽來認識這種理論呢？當經濟基礎中，私有製成分占比越來越大時，相應的上層建築方麵是否也會有變化？還有，過去講得很清楚的中國共產黨的階級屬性，社會主義中國的階級基礎等，在"沒有了階級"以後，又該怎麽來講這些事？
③如果說中國因沒有了資本家，也就沒有了資產階級，甚至沒有了階級，還可“理解”。那麽在中國之外的世界上呢？世界上其他國家裏，還有否階級，階級鬥爭存在？現在主流媒體已根本不提這種話題，似乎世界上就像中國一樣已消滅了階級，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但是……
（我寫這一節，其意思已與“年代”一書無什麽大的關係，隻是借“名份”說發揮一下，講點自己的想法而已）
2. 關於文革——一場放大到全社會的黨內鬥爭
（1）毛主席在文革中多次明確提出中共黨內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有“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號召“批資反路線”，“奪走資派權”，還非常強調“反修、防修”。我的理解是，當年毛主席是為了吸取蘇共“變修”的教訓，也敏感到中共也有步其後塵的可能性，所以要開展一場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來加以防止中共的“變修”。所以，文革實際上就是一場中共黨內的嚴重鬥爭，是一場把黨內鬥爭放大到全社會，讓廣大群眾一起來參與的特殊的黨內鬥爭，是一場在毛主席和黨中央絕對領導下的政治運動。文革中，無論是所謂“保守派”或“造反派”，都是明確表態擁護毛主席和黨中央的，並沒有一種共產黨的反對派公然出現在文革中。
（2）毛主席發動文革是為了“反修、防修”，而且是在現行體製下進行的，並不是要把原來的一切都推倒重造。所謂“鬥批改”，就是想把那些不滿意的改得好一些。記得毛主席曾講過文革也是一場“試驗”。但是在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後，這個“試驗”還是“失敗”了。文革中遭遇到的阻力之大，可能也是大出毛主席的意料。當然，這中間的原因是很多的，如原來的利益集團頑強抵製，文革中的許多重大政策措施有失誤，各派矛盾引起的嚴重武鬥等等。但我認為還有個重要的原因:既然還是在原來的體製下搞運動，必然還要大量保留原有的東西，無法較徹底地解決問題。而個人的生命有限，精力和能力也有限的，偉大如毛主席者，也無法完美地操控一切。所以文革不可避免地“失敗”，可悲的不僅是“失敗”，還遭到了最嚴重的反彈！
3. 關於“造反”——文革的“造反”與傳統的“造反”是兩回事
（1）文革以前所講的傳統意義上的“造反”與文革中通常所說的“造反”，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傳統意義上所講的“造反”，是一種要求推翻現有政權的暴力行為（至少也是一種不服從當時政權管轄的行為）。而文革中所講的“造反”，隻是借用了這個“詞”，完全摒棄了原來的含義。文革中的“造反派”們絕對是接受毛主席和黨中央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製度，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秩序的。歸結成一句話，就是“聽毛主席的話，跟共產黨走”。所以對造反派們來講，他們隻是在響應毛主席的號召，造“走資派”的反，奪“走資派”的權，根本不可能是在造共產黨反的。換句話講，文革中造反派們的“造反”與“效忠”毛主席和黨中央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他們出自於內心的行為。
（這裏要附帶說一下:本文中所提及的"造反"和"造反派"，都不包含文革之初以高幹子弟為骨幹的紅衛兵和他們的所謂"造反"行為。）
（2）“年代”書中提到，造反派“從本質上來說就是反權威，自由言論，不盲從當局”。我卻認為這不是什麽造反派的“本質”，文革中造反派的本質可用一句話說明，即“聽毛主席的話，跟共產黨走。"離開了這個“本質”，造反派們就必然會犯各種錯誤，甚至走向反麵，這已為文革中的許多實例所證實。試想，文革中的最大“權威”是誰？“當局”又是誰？不就是毛主席和黨中央嗎，造反派們會反嗎？能不聽從嗎？至於“年代”書中所提到的，造反派們的某些行為是所謂“缺乏對製度的呼喚意識”，“封死了從社會製度或社會關係層麵”進行“改變”的可能。這樣的“結論”是完全脫離了文革當時的政治狀況，是一種不切實際的要求。文革中的造反派們要真是有這種“意識”和進行“改變”的行為，那就不是造反派而是“反革命”了。
（3）“年代”書中，對“工總司”當時的一些反對和打擊分裂勢力的行為，認為是一種壓製對立麵，“完全背離了”工總司建立時的“初衷”，“走向自己最初要結社自由的反麵”，“也開始壓製別人的言論和結社自由了”，並得出“已經脫離了當初造反派的本意”之論斷。對於這種批評意見，我覺得可分從兩個方麵來講。
首先，“工總司”在文革中，在處理反對勢力的問題上確有某些錯誤。因為不管怎麽講，用強製手段，甚至是武鬥辦法來處理這類問題，總是有錯誤的。特別是由於“工總司”總部采用了這種有錯誤的處理手段，從而引起了一些下屬單位的仿效，發生了武鬥事件，我們作為總部的主要成員，是有很大責任的。
其次，“年代”一書在論述這類問題時，似乎缺少點對當時具體情況的分析，就此作出的“結論”也就似乎缺少點說服力。我試著提出下述一些意見，供作探討。
第一，文革既然是一場政治運動，那麽在運動的各個階段，′對開展運動所必須的“要求”和“秩序”也會不一樣的。所以在文革中常講的一句話就是“緊緊掌握鬥爭的大方向”，要求我們在各個階段緊跟毛主席和黨中央所指引的大方向去行動。背離這個大方向就會犯錯誤，必然失敗。無論是文革之初的“赤衛隊”，還是在奪權時的“兵團”等組織，以及後來的“聯司”和“支聯總部”等，之所以會失敗，皆緣於此。（在後麵講“反對分裂”問題時再做分析）
第二，因為“工總司”在建立之初曾爭取過“言論和結社自由”，所以在自己成為“主流”組織後，就不應該再去壓製別的組織的“言論和結社自由”。如果真是這樣做到了，那又會發生怎樣的情況呢？那就是各種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而每個組織內部也可能因為各種原因分裂出許多新的組織。更因對權力的向往，必然你爭我奪武鬥不斷。即使有一個組織能取代了“工總司”的地位，那它的地位也不會穩固的，必定會有新的組織想來取代它的。（這方麵的實例在許多省市都有的）最終，除非由中央下令強行取締所有組織，否則必然生生不息地亂下去！
第三，所以，我認為“工總司”在文革中，是出於"迫不得已”而采取某些並不妥善的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的。當然，現在來回顧這些曆史事件，放於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分析後，總結出應當吸取的的曆史教訓也是應該的。其實，作者在“年代”書中也是有了“說法”的：清除了“內部反對派”後，“大大降低了造反派組織之間的內耗成本”；砸“聯司”武鬥的三個月後，“上海的二派衝突類型武鬥基本平息”，“這為上海文革局勢的穩定，起到決定性作用”。而上海的穩定局麵“成為全國文革的樣板”。


二、上海文革中的反分裂鬥爭
1. 上海文革中能有穩定局麵的三個重要原因
作者在“年代”一書中提到：上海的“穩定局麵”“成為全國文革的樣板”。這句“評語”是符合當時的曆史真實的。然而，在眾多寫文革的書中，對這種曆史真實是諱莫如深的，更不用說去深入探討一下這種“穩定局麵”和能成為“樣板”的原因是什麽了。我感到遺憾的是“年代”一書也沒能在這個問題上展開來探討一番。
我曾多次想過這一問題，自覺可以提出三個主要的原因供參考。首先，當然要歸於毛主席和黨中央對上海的支持，這是最重要的主要原因。沒有這一條，是不可能有上海的“穩定局麵”。其次，也不必諱言這是與張春橋在整個文革中直接主政上海，掌控上海大局分不開的。再次，就是在上海的文革中沒有真正形成全市性的對立的幾大派群眾組織。特別是上海的工人隊伍沒有在市一級形成全麵的分裂。而在這方麵正是上海與一些外省市相比較是很突出的特點。其一，上海自“赤衛隊”垮台後，就再沒能成立起一個全市性的保守派組織，所以上海沒有了所謂“保守派”與“造反派”兩大對立派組織之爭。其二，上海的造反派組織較早地實行了按係統的歸口大聯合，沒有形成全市性的兩個（或以上）造反派組織。而在市級的各係統造反派組織間，總的來說也能相處平安，沒有發生各市級造反派間的對立鬥爭。其三，在上海的工人造反派隊伍中也沒有形成市級的兩個（或以上）工人造反派組織。（順便提一下：在“年代”書中，作者也曾提出了與此問題有點關係的“三個一統”。但作者之意並不是落在反分裂上，而似隻是評說王洪文要想以此行動爭當造反派“領袖”之心）。
2. “工總司”製造（主動挑起）過武鬥嗎？
文革結束後，對“工總司”及其主要成員所加的罪名之一是“製造武鬥”。在眾多寫文革的書刊中，關於“工總司”的“製造武鬥”已成了“定論“。
在上海的文革中，“工總司”及其主要成員確實曾“參與”過武鬥事件，現在回顧總結曆史教訓，也應承認參與武鬥的行為總是錯誤的。但要講是“工總司”“製造”了武鬥，這並不符合曆史的真實。“工總司”“製造”（主動挑起）過武鬥嗎？回顧“工總司”從籌建成立到砸“聯司”行動時的曆程，我可以講是“沒有”的！以下分析一些具體實例，用事例來說明這個“沒有”。
（1）從籌建“工總司”到“安亭事件”結束，完全沒有發生過一次武鬥（鬥毆）的事情。雖然發生過攔停客車的問題，但完全是平和的過程，連打人的事也無一例發生。“安亭事件”結束後，“工總司”處於組織初建階段，直到“解放日報事件”發生之前，總部從沒有組織、調集過隊伍對正在籌建中的“赤衛隊”組織有過攻擊（連傳單之類的書麵文字攻擊都沒有過）。
（2）“解放日報事件”與“色織二十四廠事件”。
“解放日報事件”原隻是市紅革會與解放日報社兩者發生矛盾後引發的。“工總司”總部在事件開始前並不知道他們發生矛盾的情況。在事件發生後，總部先也是不參與進去的。而還在籌建中的“赤衛隊”卻出動了大批隊伍去包圍了報社，激烈地衝擊報社的大門、窗戶。紅革會迫於壓力才向“工總司”求援，但總部也隻是派了少量人員進入報社支持紅革會，以後又成為與市委談判的主要一方，在市委簽字同意要求後，總部即決定馬上撤出報社。雖然為了順利接出被包圍在報社內的人員，總部也調了一些隊伍到報社門外接引，但並沒有向圍在報社外的“赤衛隊”人群進行攻擊，也可以說在報社外的兩派隊伍沒有發生過衝突。（這主要因為“工總司”去接引的隊伍並沒有打出造反隊旗號，且也呼喊與“赤衛隊”同樣的口號來到報社的。這在“年代”中有描述。）據文革結束後的材料披露，在“解放日報事件”中有幾十人受傷，數量幾乎與後來的“康平路事件”相等。這完全是因為“赤衛隊”在報社外用各種工具攻擊報社的門窗而造成的。
“色織二十四廠事件”是因為這個隻有幾百人的小廠中為工作隊撤離問題，廠“赤衛隊”與“造反隊”發生矛盾，“赤衛隊”總部得知後竟調集了數萬人的隊伍到古北路包圍了該廠。由於“工總司”的克製，這次事件並沒有發生武鬥。
這兩次事件都發生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此時“工總司”成立不久，與正在籌建中的“赤衛隊”相比，造反隊很弱小的，根本無力去與“赤衛隊”相鬥，更不要說去主動攻擊他們了。而“赤衛隊”憑借得到市委和各級黨委支持的優勢，雖還在籌建中，卻一再主動挑起事端，把攻擊矛頭指向造反派，尤其是在“解放日報事件”中，由於“赤衛隊”的插手，把紅革會與報社的矛盾擴大化了，從而引發了上海文革中的第一場大規模的兩大派群眾的武鬥事件。
（3）“康平路事件”是因曹荻秋的出爾反爾的行為，使“赤衛隊”借機調集大批隊伍前去“康辦”找曹所引發的。“工總司”開始並沒理會此事，直到傳出“赤衛隊”侵犯了柯慶施和張春橋的家後，才開始重視起來。特別是在徐景賢召集各造反派組織開會，又傳達了張春橋的電話後，“工總司”才調了隊伍去“康辦”的。在這起事件中，“工總司”調隊伍參與了與“赤衛隊”的武鬥，但並不是“工總司”首先主動挑起的（後麵還會講到）。
文革結束後，把這次事件的責任全部歸結為造反派一方，而“赤衛隊”完全變成了“受害者”，這樣定論是不恰當的，也與事實不相符。我感到在這起事件中還有著一些不解之謎，沒有完全搞清楚，或者說“赤衛隊”一方負責人和市委的某些負責人沒有把“內情”全說出來。這裏先舉二例。（本節最後還會講到此問題）
其一.“赤衛隊”與市委間一直有著正常的有效的溝通渠道，不但有市委常委（楊士法、張祺）分工聯係“赤衛隊”，還有派駐“赤衛隊”的聯絡員（總工會的徐某）。在“解放日報事件”的後期，張祺在市工人文化宮召見“赤衛隊”負責人，王玉璽等就應召去了。但為什麽這時不通過這一渠道求見市委負責人，卻一下子就要派數萬人去“康辦”這樣一個小院子呢？（並沒有聽說過“赤衛隊”是求見遭拒後才這樣做的）再說要找曹荻秋，完全可由“赤衛隊”總部負責人帶一些代表去“康辦”求見的呀。（文革初，造反派們要求見市委負責人，也都是少數頭頭經過聯係後去的，如“赤衛隊”這樣的聲勢還沒有過。）“赤衛隊”這樣出動大批隊伍去“康辦”的真實目的，究竟是什麽？（我認為他們的目的就是要向“工總司"，甚至向張春橋示威、施壓，這在後麵會講到）
其二.在曹荻秋進“康辦”與“赤衛隊”會談時，已是造反派隊伍在外圍反包圍了“赤衛隊”和“康辦”。所以曹在當時是完全知道這種一觸即發的局勢的，為什麽曹卻沒做任何的消解緊張局勢的工作？（哪怕找過造反派一方談了沒效果，也總是表白了態度。）最奇怪的是在與“赤衛隊”會談時，曹又再次出爾反爾，再與“赤衛隊”達成了新的“協議”。還有陳丕顯也很奇怪的改變了他前天在市委常委會上的公開表態（指摘曹未經市委常委會"授權"就在"赤衛隊"大會上同意了他們的要求），指示曹可同意“赤衛隊”的要求。他們的這種態度又說明了什麽呢？（文革結束後，在所有的公開材料中，都沒有看到過提起此問題和對此問題的說法）
（4）在撤銷“兵團”等組織時，沒有發生過一次衝突。王洪文和總部一直是不同意用衝砸的方式來解決“兵團”問題的。
（5）砸“聯司”和抓“支聯總部”的問題。在“聯司”和“支聯總部”擾亂社會的活動很猖狂之時，盡管有許多要求“工總司”采取行動砸掉“聯司”的呼聲，但王洪文等人還是采取忍耐的態度。張春橋也再三指示對“聯司”問題“還是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這在我的“工作筆記”最後部分有記錄）。直到得知“支聯總部”即將召開全市性大會，宣布正式成立“支聯總部”組織後，王洪文和我們擔心一旦他們開大會正式打出組織旗號，勢必會造成上海的嚴重分裂和爭鬥局麵，故不得不先把“支聯總部”搞掉，避免出現這種情況。在秘密抓了“支聯總部”成員後，在“八·四”之前，“工總司”還是沒有對“聯司"有過武力攻擊行為。
八月四日淩晨，冶金局聯絡站在得知下屬廠的造反隊人員遭“聯司”車輛衝擊後，自發調了一批隊伍去上柴廠。在這之後，總部才真正開始了砸“聯司”的行動。當然，因砸“聯司”的武鬥又引發了一些單位借砸“支聯站”名義搞武鬥，“工總司”很重視這種負麵後果，采取了不少措施來製止武鬥，較快地解決了這個問題。
3. 上海文革中的三次分裂危機
“工總司”參與過武鬥，這是事實；也確實壓製過內外的反對派（反對勢力），也是事實。但事物往往會有兩麵性的問題，在批判采取錯誤的手段（如武鬥、抓人）對付反對勢力時，也應注意到當時之所以這樣做的一個重要目的：即反對（防止）上海出現全市性的分裂勢力（組織），以及由此種分裂可能造成的嚴重後果。
回顧上海文革的曆史情況。我認為確實存在過發生大分裂的危機。我歸結為“三大危機”：一是以“工總司”為代表的“造反派”與以“赤衛隊”為代表的“保守派”，可能會形成全市性的兩大對立派的大分裂。二是“兵團“等組織（個人）意圖在造反派中製造分裂（另立“山頭”）。三是“聯司”和“支聯總部”企圖建立全市性的分裂組織。下麵就分別敘述一下。
（1）上海文革之初，“工總司”在“安亭事件”後實際上成為了上海造反派的代表性組織，緊隨其後籌建成立的“赤衛隊”也即成為上海保守派勢力的代表。“年代”書中對這方麵情況有較詳實的反映，這裏不具體講了。但正如“準官方”編寫的“史話”所提到的，“為遏製‘工總司’的胡作非為，‘赤衛隊’應運而生”。所以可說“赤衛隊”的出世，就是為了針對“工總司”等造反派的。這樣，就在當權派的直接策劃下，上海的工人隊伍分裂成了對立的兩大派組織，事實上也是整個上海的所謂“造反”與“保守”的兩大派分裂局麵。
現在我們可設想一下，要是沒有發生“康平路事件”使“赤衛隊”徹底垮台，之後可能會發生些什麽:
一是“赤衛隊”達到了“目的（事實上，曹荻秋也在“康辦”中同意了他們的主要要求），他們也開始打出了“批市委資反路線”的旗幟在社會上活動（事實上，曹荻秋們也曾指導過他們要把矛頭對著市委）。“赤衛隊”還可用所謂市委在重大事情上的決定必須先取得各大群眾組織的同意（事實上，是指要取得“赤衛隊”的同意，這在他們向曹提出的“八條”上有過的，曹也曾同意了的），用這一條“規定”來為當權派提供“借口”阻撓造反派們的要求。他們還可借口造反派有“打砸搶，私設公堂，擅自抓人、關人”等等借口來對造反派組織采取所謂“革命行動”（這也是事實上已提出過，並有過行動的）。這就可以想得到，在這樣對立的兩大派之間會發生些什麽事了！
二是“赤衛隊”雖沒能達到目的，而且還在壓力之下，隻得宣布解散（當然可能性很小），但實際上卻是改個名號，另扯個旗幟，（不是有“結社自由”嗎？）也可以在社會上活動，與造反派繼續作對，後果也就基本同前述了。
三是按當時的情況，“赤衛隊”沒達到目的就"北上控訴”，也可能會按他們的“氣話”製造“三停”向中央施加壓力（事實上，已是有部分情況發生了），那麽造反派們該怎麽辦呢？隻能冷眼旁觀，任其自由行動嗎？
四是可以大力做“赤衛隊”與“工總司”的思想工作，（問題是又會有哪方“神仙”能做這個工作），雙方坐下來談判，避免發生衝突，最好的結果是雙方言和、聯合起來。但現實些，這可能嗎？
曆史的事實是：“赤衛隊”迅速、徹底的垮台，而造反派也能較好地處理這個問題，爭取、團結了絕大多數的“赤衛隊”群眾，使之與造反派群眾融合，終於消除了上海兩大派對立分裂的危險局麵。
（2）上海文革初期的“工總司”總部與“兵團”等組織，是處於一種可能要分裂的危機中。“兵團”等組織在名義上從屬於“工總司”，實際上處於“半獨立”地位，且越來越顯露出其“獨立性”，甚至已有了對抗總部的行為。如任其發展則必然會公開分裂出去。外省市一些造反派組織發生分裂所引起的嚴重後果是人所共知的。那麽在當時的情況下，有否可能通過做說服工作而解決這個分裂危機呢？這也是不可能的。事實上，“工總司”為拉住耿金章，已把他列入總部的（主要核心班子）七常委之一了，而他卻不屑於這樣的位子。在開始奪權的形勢下，要滿足有很大權力欲的人的胃口，是很難的。撤銷“兵團”等組織的過程還是順利的，沒有引起什麽波折。這也說明了總部的這個決定和采取的措施是得到了“兵團”等組織的絕大多數人員擁護的。
（3）“聯司”走上社會活動，聚集一夥人意圖建立全市性的“支聯總部”組織，這是在已建立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並正在努力穩定上海局麵的情況下發生的。這也是上海工人造反派隊伍極可能發生大分裂的一次嚴重危機。
事實上，“工總司”一開始是把上柴廠的二大派都作為下屬組織的，也努力做二派的工作，想促成該廠的大聯合。但“聯司”一方自持在廠內占優勢，一直拒絕聯合。即使在“聯司”剛走向社會上活動時，“工總司”也還是取隱忍態度，沒有攻擊過他們。在這方麵，王洪文在總部中確實做過很多工作，說服一些持激烈態度的頭頭。隨著“聯司”和“支聯總部”越鬧越厲害，特別是他們喊出了“上海必須第二次大亂”口號，並有許多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後，總部才下了決心要有措施來解決他們的問題，但究竟什麽時候采取行動，還是猶豫不決的（因為張春橋一再告誡我們要多做工作）。隻是在得到“支聯總部”即將正式建立的消息後，王洪文和我們認為再不能拖下去了，因一旦全市性的“支聯總部”成立，上海必將形成大分裂局麵，後果不堪設想。當時雖秘密抓了“支聯總部”的頭頭們，但還是沒決定要乘機去解決“聯司”。就是到了“8·4”當天，王洪文還一再強調要盡可能減少傷害程度，但遺憾的是這天當時的場麵已很難控製了。當然，不能否認想用武力解決“聯司”問題，已是“工總司”總部的既定方針了，沒有“8·4”也會有另一天的，因為當時已沒有其他可供選擇的辦法了。
綜上所述，我認為在麵臨這三大分裂危機時，迫不得已而采取強力手段來解決問題，作為曆史教訓進行批判是應該的，有關當事人也為此承擔了應負的責任。但是另一方麵設身處地想一想，在當時文革的政治環境下，還能有什麽其他好辦法嗎？
4. 上海文革中有否“走資派”挑動群眾鬥群眾？
文革中，在發生幾派間的矛盾，並演化為激烈的衝突時，有一句常講的話：“走資派挑動群眾鬥群眾”。上海在文革之初，雖然不如外省市那樣爭鬥激烈，但也存在著以“工總司”為代表的“造反派”與以“赤衛隊”為代表的“保守派”間兩大派的矛盾和衝突。雖然這兩大派發生矛盾和衝突的時間不長，程度似乎也稱不上很激烈，但既然這是存在著的事實，那麽在這裏麵是否也存在著“走資派”挑動的因素呢？對這個問題，所有的官方文章和公開的材料中，是沒有絲毫涉及的。（官方的觀點是：隻有造反派迫害當權派的，哪有當權派會迫害造反派的。）而在一些民間的研究文革的文章和寫文革的書刊中，雖說也有一些能較客觀地反映當時兩大派爭鬥實際情況的，但對於當權派在這其中所起的作用是幾乎沒有論及的。在“年代”一書中，也是這種情況。
我認為在上海文革的初期，當權派挑動群眾鬥群眾的情況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年代”書中例舉的許多單位黨委（當權派）在運動一開始，就有意識地拋出一些人的材料，有組織地操控對一些人的批鬥，就是明顯的證據。我還注意到“年代”書中講到的一些負責幹部如何對待毛主席和黨中央有關文革指示的不同態度。如在講到一些單位批鬥所謂“黑幫”時發生的嚴重違反政策的行為，這些單位的領導們不敢管，原因竟是顧慮到毛澤東對紅衛兵和群眾運動的支持，似乎這些行為因為是毛澤東和黨中央支持的，他們雖知是不對的，但不便管，也不敢管。但是當造反派開始走上社會“造反”後，這些領導們似乎又沒有了什麽顧慮，放手“發動”一些保守派群眾也組織起來，與造反派對著幹。這些負責幹部的態度，無論是開始的有意識拋材料和故意的“縮手”不管，到後來的“放手”支持組織保守派隊伍，不都是一種挑動群眾鬥群眾的表現嗎?
下麵就以上海“赤衛隊”為例來做些分析，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1）現有的許多資料都已證明了：“赤衛隊”是在當時的市委負責人的支持、扶持下產生的。“年代”中對此有較詳實的敘述。而“準官方”編寫的“史話”則無顧忌地講出，“赤衛隊”是“為遏製‘工總司’的胡作非為”，才“應運而生”的。這就很明白無誤地說明了扶持成立“赤衛隊”組織，其目的就是為了用來遏製“工總司”等造反派組織的。用操控一個組織來打壓其他組織，這還不是“挑動群眾鬥群眾”嗎？黨中央在關於“工作隊”問題發出的文件中，早已明令禁止各級黨組織不得這樣做了，所以當時的市委負責人是明知故犯的。
（2）“赤衛隊”在“解放日報事件”中，大規模地調隊伍攻擊造反派，由此引發了上海文革中的第一次大規模武鬥事件。雖說沒有材料可講當時的市委在其中是否有暗示指使過，但作為聽命於市委的“赤衛隊”，至少沒有得到過市委反對或批評他們這樣做的表示（意見）。這從“年代”書中所敘述的市委常委張祺在市工人文化宮召見“赤衛隊”總部幾位負責人的情況，很清楚地表露出來了。當時“赤衛隊”總部負責人表示他們不能再沉默了，決定要采取行動。而張祺知道了他們的態度後，卻沒有表示什麽意見。對此，王玉璽們則從這次召見中領悟到“市委希望赤衛隊有所行動”。如果說，張祺因“謹慎”而不能（不敢）當場表態，那他是奉市委書記處之命去找“赤衛隊”了解情況的，在得知“赤衛隊”要“采取行動”的態度後，必然要向市委書記處匯報的。而市委負責人知道後，為什麽不叫張祺轉告“赤衛隊”知道市委準備與造反派“妥協”的“真實態度”，從而製止“赤衛隊”的行動呢？（即使製止不了，也表明了市委的態度。但到目前為止，還沒看到有此類材料。）我從這件事上能得出的結論是：當市委在在各種壓力下，不得不向造反派“妥協”時，是心有不甘的。在得知“赤衛隊”要對抗造反派的態度時，心中是暗喜的，也讓造反派嚐嚐“赤衛隊”的壓力吧。於是乎，一麵不得不向造反派“妥協”，另一麵又放縱“赤衛隊”的行動。所以王玉璽們就會領悟到這是種“默許”。如果張祺當時雖不講話，但隻要臉色上有不可的反應，王玉璽們也就不會這樣“領悟”了。
（3）最奇怪的是“康平路事件”的起因。現有的資料，都充分顯示出“赤衛隊”之所以調大批隊伍去“康辦”，完全是因為曹荻秋的“出爾反爾”所造成的。對此，我有兩個“不解之謎”。
第一是“赤衛隊”為什麽要采取這種反常的行動？說“反常”是基於這兩點：
①當時要找市委（或區局級）負責人談要求等的情況是經常有的，一般都隻要該組織的少數頭頭或一些代表出麵就可以了，從沒有過調幾萬人的隊伍去找市委負責人的先例。“赤衛隊”的組織機構並沒癱瘓，他們對下麵的號令也沒失控，這樣做的目的究竟是什麽？“年代”書中曾提到過這樣一段情況：王玉璽在二十八日找到杜淑貞（時任團市委書記，市委接待站領導人之一），要杜打電話給張春橋，王對杜講：“要張春橋下令禁止工總司采取這類極端行動，否則赤衛隊被迫采取相應措施，後果誰來負責？”（因書中引用此段話時並沒有講清“極端行動”指什麽，我意會是指工總司等造反派組織會對"赤衛隊"當時的行動采取反製措施。）確實有些奇怪，因為事實上在“赤衛隊”大批隊伍進入“康辦”時，“工總司”等造反派組織認為這是“赤衛隊”與市委鬧矛盾，抱著冷眼旁觀“看戲”的態度，根本就沒想到去插手的。直到二十九日，徐景賢才召集各造反派組織開會，傳達了張春橋的電話，這之後造反派才開始有所行動的。難道王玉璽提前一天就“預見”到後麵會發生的事嗎？這也不是正說明了他們調隊伍去“康辦”時，就先準備好了要“采取相應措施”嗎？對此，我能夠得出的“結論”就是：“赤衛隊”調隊伍的目的就是要以此來製造一些借口，準備與造反派再次武鬥一場的。
②從“年代”書中，有關“赤衛隊”與市委關係的描述，可知道它們之間是有著正常的溝通渠道的。
直到“康平路事件”前，雙方的往來還是正常的（如要曹荻秋去參加他們的大會），為什麽這時候不通過這個渠道聯係求見市委負責人，卻要調大批隊伍去“康辦”呢？雖說曹荻秋後來是去了“康辦”，也與他們談判達成了協議的，但我不認為這是“赤衛隊”調大批隊伍施壓市委的結果。聯係到上述王玉璽要杜淑貞給張春橋打電話之事，我認為“赤衛隊”施壓的對象並不是曹荻秋，而是針對張春橋的。
第二是曹荻秋作為一個有著豐富政治經驗的高級幹部，當時為什麽會做出如此如同兒戲般的事？有文章把此事歸結為是造反派與保守派分別卻又是共同地向曹施加了巨大的壓力，曹的如此行為是被逼無奈之舉。我認為這種說法似是而非，並沒有據當時的實際情況作認真的分析。從“年代”一書中可知道，曹荻秋是在沒有得到市委常委會的“授權”而“私自”簽署了“赤衛隊”明顯地針對造反派的“八項要求”。且不論曹當時是否應意識到他簽字的可能後果，（據說曹也曾修改了幾條太明顯針對造反派的內容，故應認為曹是可能知道會有什麽後果的。）就在陳丕顯否定了曹的這個簽字時，還向曹明確提出了兩條“出路”：一是同“赤衛隊”商量，讓他們主動取消簽字。二是如商量不通，最好由曹個人聲明作廢。（順便提一句，從這次會上陳對曹講這種話的態度來猜測，當時陳似已有要拋棄曹之心。）那麽就要問一下，曹是否做了第一條？沒有資料能證實曹是這樣做過的，但做不通。（按說要找到“赤衛隊”負責人是不難的，而按“赤衛隊”聽命於市委的慣性，說服他們似乎並不很難的。因為王玉璽們曾向市委表白過的，要是市委認為“赤衛隊”無存在的必要，他們也可以“解散”“赤衛隊”的。）退一步講，即使“第一條”真做不到，隻能走“第二條”，那也可以有多種方式來發表曹的“聲明”。如明確告訴“赤衛隊”，你們不主動取消，我就隻能發個人聲明來宣布作廢了，你們到時就被動了；也可通過“聯絡員”把“聲明”事先告訴“赤衛隊”，實際上向他們施壓，迫使他們采取主動行為；至不濟也應在參加造反派大會之前，曹先一步拋出他的聲明，而且內容也隻要講簽字作廢即可。可在事實上，曹荻秋卻采取了一個最為拙劣的做法：在一個造反派的大會上，突然拋出一個對“赤衛隊”組織“措辭強烈”的“聲明”。我由此認為，曹當時的這種讓人難以理解的行為，是包藏了別有用意之目的。果然，“赤衛隊”在得知曹的“聲明”後，“勃然大怒”，上演了一出大規模調動隊伍去“康辦”找曹“談判”的大戲。而曹到了“康辦”後，卻竟然又一次同意了“赤衛隊”的主要條件，向火頭上又潑了一盆油。
在“準官方”編寫的“史話”中，對這方麵的情況，有這樣一段描述：“工總司”等造反派們“劫持曹荻秋，強迫他表示‘赤衛隊’大方向錯了！”市委處境困難，“特別是來自最高層的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壓力，迫使市委不得不支持原來不願支持的‘工總司’，而對本來支持的‘赤衛隊’卻表示不支持”。“赤衛隊”向曹提出“八條要求”，“這些正當要求當然難以拒絕”，於是“曹荻秋代表市委簽字同意了”。“而王洪文一夥”又在文化廣場召開的大會上，“對曹荻秋橫施壓力，曹荻秋不得不違心地又宣布‘赤衛隊’提出的‘八條要求’作廢”。“史話”中的這段表述，很清楚地講明了曹荻秋出爾反爾的事實，隻是把責任都推到了造反派身上。而且“史話”在講這個問題的內容中，卻絕口不提當時市委常委會否定了曹的簽字，陳丕顯嚴厲批評了曹的簽字，還向曹提了“兩條出路”。
綜上所述，我認為在“赤衛隊”問題上，市委一些負責人的表現，事實上就是一種“挑動群眾鬥群眾”的行為。
現在回顧文革曆史，從吸取教訓的角度來講，應該認識到在那一場完全違背原來政治運動傳統的文革中，高級幹部也有認識不到的問題，也會犯錯誤的，這是不奇怪，也不應苛求的。但問題是要知道當時所做的事情是對還是錯，一味地掩飾錯誤行為，甚至因為文革被否定了，那些遭受過打擊的幹部當時所做的一切就都是對的，是最不可取的。


三、上海文革中的“總工會”與“黨委”的關係
在文革結束後的大批判中，把“工總司”（包括之後的“工代會”、“總工會”）定性為“幫派組織”。“準官方”編寫的“史話”甚至編造謊言，講“張春橋儼然以幫會頭子自居”，得意地說“那些工人組織都把我當老頭子看的”。影響所及，在李遜女士早年所寫的《大崩潰》中，也引用了這個所謂“張春橋說”，還把“工總司”與舊上海的“幫會”作了番比較。現在“年代”一書中雖然沒有了這個“幫會”說，但在一些有關工會與黨委關係的論述中，還是有些“幫會說”的影子顯露出來。如講“文革中的上海市總工會”“是造反派最後的獨立領地”，“文革中的上海市總工會則形成了一個活躍於黨的係統之外的政治強勢體係”。對這些論述的觀點，我是不同意的。這裏想就“工總司”（包括之後的“總工會”，下同）與“幫會”，“工總司”與黨委，以及有關當時工會工作中的一些問題，講些我的觀點。
1. “工總司”是“幫派”組織嗎?
把文革中的上海工人造反派完全自發地組織起來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稱之為“幫派組織”，既是對“工總司”的醜化，也是對這個組織的廣大群眾的汙蔑。文革中的“工總司”與舊社會（上海）的“幫會組織”，絕無相同之處。這裏不妨借用一下《大崩潰》中用過的“比較法”，再來做次比較。
（1）舊社會的“幫會”都要“找後台、尋靠山、拜老頭子”，因此，“史話”就編造了一個所謂“工總司”尊奉張春橋為“老頭子”的謊話，以為這樣就可坐實了“工總司”確是個“幫會”組織。在“安亭事件”中，張春橋支持了“工總司”的建立，這是事實。但更重要的事實是毛主席和黨中央批準了張春橋的處理，也即支持了“工總司"的迠立，工總司”如沒有得到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支持，就不可能有以後的事了。這才是真正的“大靠山”。
（2）曾有些文章講王洪文在“工總司”內排斥異己，培植親信，形成了“以王洪文為頭頭的幫派核心和幫派體係”。在“史話”中甚至還造謠講“那怕僅僅是為王洪文撐過傘、開過車、保過駕、解過圍的人，都是有功之臣，王洪文都要一一論功行賞，予以加官晉爵。”但是在整本“史話‘中都沒有寫出一個有具體人和事的實例來。我這裏倒可舉二例：一是，廖祖康在十七棉與王洪文一起造反出來後，一直做王洪文的秘書，從上海市委到北京黨中央，直到王洪文被抓時他還是個秘書。文革結束後，廖也被關押，後判刑十年。二是，為王洪文專職開車的隻有二個人。文革初期是上海警備區派給王一輛吉普車和軍人司機，以後回了部隊。之後有“工總司”總部司機組的一名司機為王開車，也是從上海市委到北京黨中央，一直為王開車，直至王被抓。文革結束後，他也被牽連受審查後才放回上海。
關於“排斥異己”的問題，我認為應有具體分析。在“工總司”建立之初，因各種原因使總部相當混亂。後隨著形勢的發展，一些人的嚴重問題被暴露出來而被清除出去，也有一些人因文化低工作能力差等原因，不適宜再在總部工作而被調整下去，這些都是為加強“工總司”總部自身建設的需要而作的組織調整。當然，也有少數人是因為搞分裂活動而被清洗的，作為一個組織來說對這些人采取措施也是必然的。所謂“培植親信”，是有許多例子可以予以駁斥的。如“工總司”建立之初，十七棉曾有幾位與王洪文一起出來的老造反在總部工作，但都是一般工作人員，以後總部大精簡時都回廠了。我長期主持總部工作，無論是在總部機構調整時，還是區縣局工會班子整頓中，王洪文都沒有向我提出過人員安排的要求。在總工會的四屆委員中，隻有王洪文一人是十七棉的，在五屆委員中也隻有王洪文和唐文蘭兩個人。在總工會機關工作人員中沒有一個十七棉的人，更沒有王的親屬人員。在工會係統的組織和人事安排方麵，不僅是王洪文，就是總部的其他核心成員，也無一人向我提出過安排人員的要求。而如“史話”等文中所謂的“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之類的話，完全是一派胡編亂造之言，從沒有一個實例可舉。
（3）也有文章稱“工總司”如同“舊幫會”一樣，“認拳頭，不認理”，依仗“人多勢眾”，“稱王稱霸”。砸了“赤衛隊”，又砸“聯司”和“支聯總部”。
這裏有個基本事實搞錯了：在“赤衛隊”垮台之時，“人多勢眾”的正是“赤衛隊”（號稱八十萬人），而不是剛立足，組織還不健齊的“工總司”。
想要“稱王稱霸”的也正是“赤衛隊”。建立“赤衛隊”的目的，就是想用來壓製“造反隊”的，在“赤衛隊”的成立“宣言”中和向曹荻秋提出的幾項要求中，也都是明顯針對造反派的。而“赤衛隊”一再大規模地調動大批隊伍製造了“解放日報事件”和“色織二十四廠事件”，其用意也正是想用“人多勢眾”來威懾造反派們的。就是“康平路事件”的發生，從王玉璽要杜淑貞給張春橋打電話的行為中，也可推測到“赤衛隊”是準備好與造反派發生爭鬥的。所以當“赤衛隊”總部接到先去“康辦”的人員打回電話講他們“被打了”時，不是撤回人員另想辦法，而是一再增派隊伍去支援，企圖以“人多勢眾”取勝。（所謂先去“康辦”的人員被打一事也很可疑，因當時無造反派人員在那裏，不知道是誰打的和打了誰，都沒講清過）。
另外要講一句的是“赤衛隊”之所以垮台，真正的原因並不是被造反派組織壓垮的，而是這個組織從建立之目的到之後的行為，都完全不符合當時文革運動的政治大方向，垮台是必然的。
在“工總司”與“聯司”和“支聯總部”的矛盾發展過程中，“工總司”和其他造反派組織並沒有主動地對他們攻擊過。而正是“聯司”和“支聯總部”在人民廣場及其附近製造了一係列的破壞社會治安的嚴重事件，還提出了“上海必須第二次大亂”的口號，最後是“工總司”和各造反派組織忍無可忍，“迫不得已”才砸了“聯司”，這在“年代”中有較真實的描述。
（4）文革十年中，“工總司”能“轉型”為“總工會”，難道真是所謂“幫派性是它一個最重要的特征”嗎？我的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如果“工總司”當真是以“幫派性”為“最重要的特征”，按照“幫派”那一套行事的話，它早就垮台了，決不可能會有“轉型”之事。但是，真要說有什麽“特征”的話，我想可以說是有著下麵這三個最為“重要特征”。
首先，還是要強調有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支持，這是最為重要的首要原因。還是我在前麵講過的那句話，沒有毛主席的支持，就不會有以後的“工總司”。
其次，我還是認為不能諱言張春橋的作用，張春橋在上海文革中，特別是在文革前期階段對“工總司”的支持，對總部核心成員的教育和要求，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再就是“工總司”以王洪文為首的核心班子較能重視和抓緊自身建設（組織建設和主要成員的學習和思想教育），在文革中能緊跟毛主席和黨中央的部署，沒有犯文革中很強調的“革命大方向”一類的錯誤。在當時，即使外部環境很好，但要是“工總司”的主要頭頭自己不爭氣，一再犯錯誤，那“工總司”不但不可能有後來的“轉型”，而隻能是垮台的結果。
當然，“工總司”總部的重要成員中，也會有“派性”的存在，某些成員、某些階段還可能較嚴重的。但這種“派性”與所謂的“幫派性”是兩回事。而且總部在學習和思想教育的過程中，通過對“派性”的批判，有了很大的克服。如在強調按係統歸口大聯合時，總部就決定把非“工交建”單位造反隊劃出“工總司”，實行歸口各自係統的大聯合。對下屬單位的大聯合問題，也下了很大的決心，盡快地解決了大聯合問題。
2. 上海文革中工會“淩駕”黨委之上嗎？
上海文革中的工會係統（包括早期的“工總司”係統）的確是比較活躍的，這有著當時的具體原因。在文革結束的大批判中，有關工會與黨委的關係就成了一個重點批判內容。在“史話”中甚至對此還有一個“結論”：總工會“淩駕於黨組織之上，實際形成上海的‘第二市委’。”從這個危言聳聽的“結論”來看，“史話”的編者是故意忘記了上海文革中的一個重要事實：張春橋是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和市革會主任，是牢牢掌控著上海的第一負責人。市總工會竟然成了上海的“第二市委”，張春橋能允許出現這種情況嗎？這裏舉個王明龍的例子:在六七年一月“奪權”時期，王明龍是“工總司”派到“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工作並任負責人之一，他還參與了籌建“上海人民公社”（市革會前身），在這兩方麵都做了大量的具體工作。但是因為一個有駐滬三軍負責人參加的座談會，張春橋在一次會議上當麵嚴厲地批評王，指責他開這個會是為了“奪權”，是有“野心”等等。王明龍因此隻能回到“工總司”。以後，雖然王洪文欣賞他的組織和工作能力強，安排他擔任過一些領導工作，但因張春橋的關係，最後隻得讓王明龍回廠勞動。（此事在“年代”中有具體敘述）
（1）上海文革中的工會與黨委的關係，其實是很清楚的:黨委領導工會，工會在黨委的領導下工作。這一點與文革前的工會與黨委的關係並無什麽不同。在整個文革中，自建立了市革會和市委後，市總工會（“工總司”）和各級工會都是遵照市革會、市委的要求開展各項工作的。文革中的上海工會沒有，也不可能形成所謂的“活躍於黨的係統之外的政治強勢體係”，甚至成為“造反派最後的獨立領地”。
（2）就具體的工會工作與黨委的關係，可分三個層次來講。
①市總工會與市委和各級黨委（主要是區縣局級）的關係。我在主持總工會工作中，可能會有一些對某些區縣局（及以下）黨委不夠尊重的問題（特別是在批林批孔等運動中），但是還不可能達到“淩駕”區縣局黨委之上，強令他們要如何的程度。一般來說，市總工會都會就某些問題，與區縣局黨委協商解決的，在難以取得一致意見時，我們會正式報告市委，以市委批複意見為準。（當然在大多數情況下，市委一般會同意總工會的意見，但這是另一回事了。）我不可能會在黨委不同意的情況下“強令”他們，他們也不可能會接受我的“強令”的。而在與市委的關係上，總工會的態度是絕對服從市委的領導，絕對不可能有“淩駕”市委之上的事發生。“年代”書中也講到了：市委是支持市總工會工作，總工會也是服從市委領導的。
②從區縣局一級來講，更不會有工會“淩駕”同級黨委之上的事。個別的區縣局工會負責人可能強勢一些，會不夠尊重黨委的某些領導人。但確實沒發生過有工會不尊重黨委的領導，甚至“強令”黨委如何的情況。如有這種事，黨委一定會向市委報告的。
至於有個別的區縣局工會主要負責人又是同級黨委的負責人之一，他們在黨委中強調工會的某些工作，是另當別論的（在後麵專論）。事實上，大多數區縣局工會即使對黨委有意見，也是不大敢講的。（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就集中地反映出了這種狀況）
③對基層單位的這種關係，因沒作過全麵調查，不敢說沒有一個單位存在過“工會淩駕於黨委之上”的事。但總體上來講，是不會存在這種情況的。
因為即使個別單位有過這種事，那必然會反映到上級黨委和工會的，也必然會很快解決這個問題的。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有些單位的工會有過激情緒，對黨委一些負責人存在的問題提出批評意見時有些過火的態度，這也是總工會奉了市委的指示，布置下去的結果，不能歸罪於他們。
（3）對於所謂工會“淩駕”黨委之上的另一種說法，就是一些工人新幹部兼有黨委和工會雙重職務身份而產生的問題。
上海文革中有不少工人新幹部在黨委和工會中都有職務，這本來也是一種正常的情況。但在文革結束後，也被批判指責為是“工會向黨委派幹部”，是“工會擴張勢力”以“獲得更多的政治人脈和資源”。我認為，何論是擔任了黨委職務的新幹部又兼任了工會負責人，或在工會工作的新幹部也兼有了黨委的職務，都是黨委內的分工，是黨委加強對工會領導的需要。而且文革中這種較普遍情況的產生，更深刻的原因是貫徹毛主席的“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號召，以及黨中央一再強調各級領導班子中要有工人新幹部的指示。
因為有些新幹部兼有黨委和工會兩種領導職務，就認為工會可以做到“向他們匯報，就是向黨委匯報”；“他們同意，就是黨委同意”。這其實隻是一種虛幻的想象，也是一種混淆概念的模糊說法。下麵分三個方麵分析一下。
①作為黨委書記（副書記或常委）的新幹部，雖兼有工會的職務，但並不在工會工作，而是黨委分工他主管工會工作的，那他作為黨委的分管領導，隻要在他的職權範圍內，工會向他匯報工作，他同意工會的有關報告，就屬於正常的工作，他應該是能代表黨委的，不存在他是工會“淩駕”黨委之上的問題。如果分管領導有超越職權範圍的事發生，那也隻是這個分管領導的擅權責任，而不應是工會的問題。以市總工會為例：王洪文是市總工會主任，王秀珍是副主任（還有2位副主任是市委常委），但市委是分工王秀珍主管工會的。因此市總工會有事，我就向王秀珍匯報（一般問題，隻要口頭匯報請示），如比較重要的事，就以總工會名義向市委正式書麵請示報告。我作為主持總工會工作的副主任，向市委分管書記匯報工作，是正常的組織程序。我不能越過王秀珍，直接向王洪文匯報。更不是一個副主任向另一個有市委職務的副主任匯報。
②作為工會的專職幹部，又兼有黨委的職務，應視作是黨委分派他在工會工作的幹部（包括先在工會工作，後有黨委職務的），這類幹部應主動向黨委請示匯報工作（包括向兼有工會職務的黨委分管領導匯報），隻有當這類幹部依仗自己兼有黨委職務，在應向黨委請示報告時不這樣做就擅作主張行事的，才可講他是“淩駕”黨委之上。但事實上，在我主持工會係統工作時，還沒聽到過有這樣嚴重的問題發生。真要有這種事情，我們也不會允許的。
③講到因工人新幹部兼有黨委和工會兩種職務，而被指責為工會“淩駕”黨委之上的問題，其中還涉及到一個怎麽看待工人新幹部的觀念問題。在一些人眼裏，文革中的工人新幹部是不能作為幹部看待的，黨委中的工人新幹部也同樣不能算是黨委的幹部。而那些兼有工會職務的黨委成員更是被視為異類，他們認為這些人是由工會派入黨委來的，這些人以黨委成員身份工作就成了“工會淩駕黨委之上”的“罪證”。他們的這種觀念是完全無視文革當時的政治狀況，無視黨中央當時所施行的在各級領導班子中充實工人新幹部的政策，完全無視曆史的真實性。
（4）上海文革中，工會領導幹部的審批權限問題，也是文革後遭到指責，被批為“淩駕”於黨委之上的罪狀之一。但是回顧我在主持工會工作時的整頓和建立工會（主要是區縣局級）班子的工作，總體上來說並無什麽“淩駕”於黨委之上的問題。
①在區縣局的黨委全麵恢複重建之前，我就曾多次整頓過一些區縣局工會（“工總司”聯絡站），包括促進大聯合後建立新的領導班子。由於當時的各種條件限製，這個班子主要是由“工總司”總部審批的。但是在已建立有革委會的，我們一般都是先找革委會主要領導人（當時區裏大多是人武部負責人，局是軍隊幹部或老幹部）協商過後再批的。
②在區縣局黨委建立後，市總工會無論是要派調查組去整頓班子，或是要召開工代會選出新班子，都是事先與相關黨委（組織部門）協商過的，有的還是應黨委要求而去辦的。對這些工會的負責人（常委及以上），特別是對文革中的一些“重點人物”的安排，都是事先征得同級黨委的同意後才決定的。我可以說在這方麵不存在強令黨委同意的問題，更不存在不許黨委過問之事。當然，也會有個別單位的黨委一度對某些人選表示有不同意見，我們提出（解釋）這樣安排的原因後，再表示同意的。
③鑒於文革中的特殊情況，我思想上確實存在著怕少數單位黨委不顧文革曆史情況，單憑他們的意願選拔工會領導班子。所以一直認為對區縣局一級工會的領導班子（主要是常委班子），市總工會應予以特別關注，應要掌控好人選。市總工會與市委組織組經過商議，並得到他們的同意和支持後，就由市總工會向市委正式書麵報告，請示對區縣局級工會班子的審批權限作出如下規定：一是對正副主任的審批，由市總工會與有關黨委協商一致後，正式報請市委審批（實際是由市委組織組代批複的）。二是常委人選也由市總工會與有關黨委協商一致後，報市委組織組審批。三是委員人選經雙方協商同意後，由有關黨委批準。（實際上是由有關黨委組織部門提出人選後報黨委審批，並送市總工會備案。）市總工會的這份報告，得到了市委的批準，並下發各區縣局黨委的。因此，我認為，市總工會對區縣局工會常委班子人選有一定的話語權（事先取得同意）是得到市委正式批準的，實際上也是市委給市總工會的“授權”。這是符合組織原則的，根本不是什麽“淩駕”黨委之上的問題。


四、關於上海文革中的工人新幹部，工會培養和輸送新幹部的問題
1. 如何評價文革中的新幹部
在十年文革中，上海湧現出一支數量龐大的“工人新幹部”隊伍，從市級領導機構到基層大小單位，都有數量不等的工人新幹部在其中擔任領導職務和實際工作。文革結束後，全麵否定了文革，也全麵否定了“工人新幹部”。不僅是否定，還要加上“篡權”的帽子。在一大批寫文革的書刊中，對“工人新幹部”也都是負麵的評價。在“年代”書中，作者對“工人新幹部”有較客觀的評價，且對一些主要的造反派新幹部人物，也沒有以往那種醜化，妖魔化的描述。這是符合曆史真實的。
在我所看到的有關文革史研究的文章中，探討文革時期新幹部的產生和他們的作用等方麵的內容基本上是沒有的，“年代”中對此涉及的也很少。我認為，對“新幹部”問題的深入研究，也是文革曆史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畢竟長達十年的文革中，有那麽一大批新幹部在黨政各級擔任了重要職務和工作，這是不能也不應回避的曆史事實。
2. 工人新幹部的一些情況
由於文革結束後的不實事求是地“批判”，使人們有了一種誤解:即一提到文革中的“新幹部”就認為是“造反派”，或是工會幹部。其實，“新幹部”並不都是“造反派”，“新幹部”也並不都是“工會幹部”。在上海龐大的新幹部隊伍中，屬於工會係統的新幹部是很少的，而可稱為“造反派新幹部”的就更少了。我長期主持工會係統工作，我所知道的工人新幹部大致有以下這些情況。
（1）文革之初（可暫定為在“奪權”之前階段）就“造反”出來者（也即通常所講的"老造反"），其中有些人擔任了群眾組織的領導職務（即"老頭頭"），也有些人後來還進入革委會任職。
由於這批人幾乎全是自己“跳出來”的，在群眾組織中的職務也大多是自封的（或由少數人決定的），而在當時的實際情況下，對他們也不可能如以往一樣作組織審查。還有一批人是在奪權開始時參加造反派組織並擔任了一定職務者，這批人也可說是屬於“老造反”範圍的，（但其中也確實會有一些是見大勢所趨，可能抱有一些投機心理加入的。）但他們也不是經過組織審查後選拔上來的。這兩方麵的一大批人員的情況是較複雜的，以後的變化情況也很大。
在文革形勢逐步穩定下來後，“工總司”總部對下屬區縣局級組織和重要成員作過多次的調查、整頓。凡被發現有較嚴重問題者（包括文革前有問題的和文革中發生的問題），都被先後清洗出去；也有些人，或問題不太嚴重，或因文化程度太低，或因工作能力很差，不適宜再在上麵機構任職和工作的，都被調整到下麵組織去工作，或是保留職務回廠勞動。從總部在文革中、後期對市和區縣局級“老頭頭”(包括在工會工作和結合進同級革委會)的調查情況來看，這些人中的大多數已被調整下去了（有的是留職回廠勞動），仍在上麵的人，也大多不再擔任原來的重要職務了。至於在同級黨委建立時，黨委領導班子中也幾乎沒有原來的“老頭頭”（原因當然是很大部分人不是黨員，但是黨員的也少有進黨委的）。
（2）在秩序較穩定後，經黨政和工會組織作一定審查後選拔上來的人員，這是工人新幹部中的絕大多數。這一大批人員中，不僅有造反派中表現較好者，也有不少是原來保守派人員，還有所謂逍遙派的。在市革會和區縣局級革委會建立後，對新幹部的選用有了一定的條件要求，也有了一定的組織審批程序。但鑒於當時的有些具體情況（如須照顧安排原各派組織頭頭等），雖明知有些人的條件較差，也還是會安排適當職務的，但這類人要麽是任虛職，要麽過渡一段時間後就下放勞動了。到各級黨委建立後，對新幹部的選調就有了較嚴格的要求和審批程序。對要擔任一定領導職務的新幹部，都要經黨委組織部門調查審核後，報黨委審批的。即使是總工會和區縣局級工會班子的新幹部也必須經過一定的選拔和審批程序。
（3）文革中，上海市級機關（市革會各部門）的工人新幹部來源，至少有三大部分：
①從“工總司”選調了一批主要核心成員到市革會的各部門任職，有的還擔任了市革會和市委的領導成員（如王洪文、王秀珍、金祖敏、陳阿大、黃金海等）。
②市革會、市委直接選調了一批人員，如“128個工代表”(這批“工代表”都擔任了市級各部門和各區的領導班子成員)。市級各部門也自行選調了一批新幹部在各自部門任職和工作。
③工宣隊建立後，也隨之產生了一大批新幹部到相應的市組辦任職和工作。
這其中，屬於從“工總司”選調去的人員是最少的，前後隻有十幾個人（有的如王明龍、張寶林等後又被調出來了）。所以在市革會和市委機構中任職和工作的新幹部，絕大多數人並不是從工會中選調去的，而據我所知這些人中的大多數也不是造反派，更沒有一個是區縣局的“老頭頭”。
至於在區縣局和公司級的黨政班子中，從同級工會中選調進去的新幹部也是很少的，絕大多數都是由黨政自行選調上來的，且這些人中大多數也沒有工會的職務。而在基層單位中，從我所接觸過的單位來說，在同級黨政班子中，任實職的新幹部也很少，能稱為造反派新幹部的就更少了。
之所以會有這種情況，是不難理解的:一是如前所講的造反派新幹部（尤其是“老頭頭”）有不少人因各種原因被調整下去了；也有因造反時得罪了不少老幹部（包括機關的一般幹部），在有些老幹部“解放”任負責人後，自然會對這些新幹部另眼相看而被排斥了。二是在革委會特別是黨委建立後，其主要負責人基本上是老幹部，組織部門也基本是老幹部為負責人，在選用新幹部時，自然會更嚴格地要求選用其看得上眼的人（當然也不否認有些被選用的新幹部確實也是不錯的，在與造反派新幹部相比較時，就會更優先考慮了）。
3. 新幹部的大多數是好的
文革中出現工人造反派新幹部，這是有其特殊曆史時期的特殊情況。我還理解為：這也是文革中毛主席和黨中央改造幹部隊伍的一種措施（也屬於“摻砂子”一類），希望以此解決建國十七年後幹部隊伍的日益“官僚化”，“吐故納新”使幹部隊伍充實新鮮血液。當然，因為各種原因，及造反派新幹部本身情況的複雜，難以達到這種願望。但是，到文革後期還能繼續在市和區縣局級班子中擔任領導職務和實際工作的“造反派新幹部”，其中的大多數人可說是工作能力較強，較能適應所擔負的工作，表現是較好的，隻有很少數的人是個例外。這也可說是文革的成果之一吧。
文革結束後，在一些書刊中講到造反派新幹部時，就拿潘國平、陳阿大為例來說事。我曾向“年代”作者講過，這是造反派新幹部的“悲哀”。造反派新幹部中確實有如潘、陳之類不爭氣者，但這決不是造反派新幹部的全部。王洪文能被毛主席看中不是偶然的，在全國各省市造反派組織負責人中，王應是出類拔萃者，“工總司”能曆十年文革全過程，也是與有王為主要負責人分不開的。黃金海是一個文化程度很低(解放初進掃盲班)的老工人，在擔任市革會財貿組負責人後，他虛心好學，認真踏實工作，能較快地適應所負責任，主管上海財貿多年沒出什麽大的差錯，這是很不容易的。在區縣局也各有一些工作較好的造反派新幹部。這些人才是文革中的造反派新幹部的代表人物。
文革中這批在運動之初就跳出來造反的“老頭頭”，並不是經過有組織的精心挑選和培養鍛煉後再選拔上來的，其中出現種種的問題，甚至垮掉了一批人，也是必然的，並不奇怪。我不同意“年代”中拿"市寫作組"來與“工總司”作類比，就因為“寫作組”的成員本來就是從“精英”中挑選出來的少數“尖子”，與“工總司”那些自己“跳出來”的人，沒有可比性。如果非要作什麽比較的話，隻要看看現在那些經過精心培植選拔的“精英”又垮了多少，對那些造反派新幹部又有多少可指責的呢？
我認為，不必拘泥於新幹部中垮了多少人，而應更多地看到在這場運動中湧現出來的新幹部（不僅是造反派的新幹部）大部分還是好的和較好的，其中不乏一些努力學習、勤懇工作、較能適應所負責任的新幹部，盡管其人數較少，但這才是主流，是可貴的。當然，從新幹部的個人角度來說，存在的問題還是個人原因是主要的。否則，為什麽同處一個大環境中，在差不多的客觀條件下，有的人就行，有的人就不行（如黃金海與陳阿大），關鍵還是個人原因。像潘國平自甘墮落，陳阿大沒有一點上進心，更沒有一點新幹部應有的責任感，當然就不行了。
4. 新幹部也是黨的幹部
文革後的主流觀點是把“新幹部”、“造反派”一概而論的。"新幹部"等同於"造反派"，"造反派"等同於“打砸搶”者，完全無視曆史真實。不把新幹部當幹部，不把擔任黨委職務的新幹部當黨委的幹部，這涉及到對新幹部的身份認同問題（這裏並不涉及到“幹部編製”的問題）。我認為在文革中，特別是在文革後期時，經過規定的組織手續而擔任了幹部職務和工作的，應承認他當時是幹部身份，至於他以後因故下去了，不當幹部了，也就沒有了幹部身份。這就是新幹部的能上能下嘛。擔任了工會職務並在工會工作的就是工會幹部，在黨政機構工作的就是黨政幹部，總的來說都是黨的幹部。尤其不能把兼有工會職務但在黨政工作的新幹部，說成是工會幹部，甚至說成是工會派到黨委去的，意圖“操控”黨委，淩駕於“黨委”。這是對曆史的歪曲。
還應提到的一點是文革中黨政班子有新幹部，這也是對原來幹部隊伍的“摻砂子”，“充實新鮮血液”，這對黨政班子和原有幹部隊伍也是某種意義上的群眾監督。工人新幹部來自基層，與群眾關係密切，帶來了基層的新氣息。在文革中我也能感受到黨政班子和一些老幹部在運動中受過一定“衝擊”後，確實有了些對群眾的“敬畏感”，行事較以前要謹慎多了。反觀文革後的機關和那些幹部的所作所為，那種"不用看群眾臉色"的態度太使人感歎了！
5. 工會培養和輸送新幹部的問題
關於工會“培養和輸送”工人新幹部的問題，在文革後的大批判中被指責為“工會淩駕於黨委之上”，“工會向黨委派幹部”。對此，我認為這種指責不僅是一種誤解，也可以說是某種人的有意歪曲曆史事實。
其實在文革的初期階段，根本不存在工會（當時的“工總司”等群眾組織）“培養和輸送”工人新幹部的問題。因為群眾組織的領導人都是由該組織自行推選出來的。在成立各級革委會時，因有明確的“三結合”要求（即“軍幹群”、“老中青”兩個“三結合”），革委會中的新幹部大多是被“結合”進去的群眾組織的領導成員。建立黨委時因為要考慮代表性，也要選拔一些工人新幹部，但這時主要是由“黨建組”來決定的，工會最多做些配合協助工作，根本不可能由工會來決定進入黨委的新幹部人選。
真正明確工會要“培養和輸送”工人新幹部，是到七二年籌備上海第五屆工代會時。這時毛主席已提出“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工宣隊”進駐“上層迠築”。上海在組建工宣隊時，就有大批的新幹部擔任工宣隊和進駐單位的領導職務。組迠工宣隊和選調工宣隊的領導幹部是由市委組織組和市革會工交組直接負責，各工交局黨委具體執行的，工會隻是配合工作。當時市委明確提出了工會要向工宣隊輸送新幹部的任務，所以從市和區縣局直至基層各級工會的大批新幹部被選調進工宣隊。以後市委在討論上海第五屆工代會籌備工作時，就把“培養和輸送”工人新幹部作為市總工會的工作任務之一，寫入了上海市委呈黨中央的請示報告中。毛主席和黨中央批準了北京市委和上海市委關於召開工代大會的請示報告，“培養和輸送”工人新幹部就作為總工會的任務被確定下來。因此可以說總工會的“培養和輸送”工人新幹部並不是工會的“自說自話”，而是貫徹黨中央給予工會的任務。
上海文革中，真正能做些“培養和輸送”工人新幹部之事的，也隻有市總工會了，區縣局工會大多是無法真正做到的，更不用說基層工會了。市總工會對這項工作很重視，也得到了市委領導和市委組織組的支持，但也有阻力和困難。
市總工會選拔新幹部的做法大致有：
（1）要求區縣局（公司）工會按條件上報人選，由市總工會組織組去考察挑選。至於人選條件一般是要求政曆清楚，家庭出身成份好，文革中表現較好（優先考慮造反派，但後期則很少強調這點），最主要的是要求有較強的工作能力。
對選中的人員先暫借到總工會組織組等部門，在實際工作中考察能力。如在整頓區縣局工會班子時，就讓這些被考察的人員加入調查組，派到某個工會去作調查整頓工作，一些重點考察的人員，大多作為調查組負責人之一，在後期調整工會班子時就留下來任職和工作（當然這也是要事先與黨委溝通協商好的）。在批林批孔和批鄧反右等運動中，也都組織人員到基層單位去蹲點調查，寫出調查匯報等。這些都是在實際工作中考察其能力的重要辦法。
（2）我對市工人政校有明確要求，每期學習結束後，要上報一些有培養前途學員的情況。對市業餘工大則要求他們為一些文化程度較低的工人新幹部辦文化學習提高班。總工會還按王秀珍的要求，由市工人政校按排市民兵指揮部係統和工宣隊係統的新幹部進工人政校輪訓學習。
（3）市委組織組開辦“後備幹部學習班”，按他們的要求，我布置市總工會組織組、市工人政校、市工人文化宮全力配合，提供辦班的場地、師資，也推薦一些參加學習的人選。市委組織組在考慮一些區局班子配備時，有時也要市總工會推薦一些新幹部人選，我們也積極配合。我認為這些也是屬於總工會“培養和輸送”工人新幹部任務之內的工作。但要強調說明的是，經由總工會的推薦，確有一些新幹部進入了一些區縣局的黨政班子任職和工作，這可以說是輸送出了工人新幹部，但決不是工會向黨政班子派進人員。對我們推薦的人選，還必須經市委組織組的審核，再由市委正式批準任命。
文革後的一些批判材料中講到總工會（“工總司”）向各級黨政班子派遣了許多新幹部，其數量之大，連我也十分吃驚，感到這是不確實、不可能的事。其實，這就是前麵各節中講到的，把這些新幹部不加區分地都當成是工會派遣所造成的。


五、關於總工會一些主要核心成員的生活待遇問題
新幹部也有腐敗的問題，張春橋對新幹部的要求
文革中的工人新幹部會有腐敗問題是不奇怪的，有少數人的問題還是很嚴重的，在我主持總工會工作時就直接處理過一些人。最典型的就是當時“工總司”的所謂“二把手”潘國平，總部對潘的幾次“審查”都是由我直接負責的。現在不講他的那些當時認為有政治錯誤的言論，隻是他的侮辱、奸汙女性的事實和經濟上金額較大的問題，按當時的法律規定就可刑事處罰了，王洪文曾當麵對潘講過“判你十五年不算多的”。當然，對潘的嚴重問題，因為所謂要考慮文革的因素，而把他給包庇下來了。
在“工總司”總部機關的組長一級人員中，也曾發現過幾名生活作風上有問題的人，後都被清除回廠了。在區縣局級工會（聯絡站）的班子中，一些犯有各種問題的人，在調整班子時也都被清除出去，其中盧灣區的一個負責人因經濟問題還被判了刑。
雖然有著不少的反麵事例，我還是要講新幹部隊伍中的絕大多數人還是好的，之所以會有這種情況，這與當時文革的整個大環境有關，在上海具體地講是與張春橋對新幹部有較嚴格的要求和教育分不開的。文革中，張春橋每次接見“工總司”的主要成員時，總會提出一些對新幹部的要求，批評新幹部中出現的不良風氣，如對造反派“打天下坐天下”的錯誤思想，坐小汽車成風，不注意節約等，都曾批評過，有時批得還很重。張還在有關會議上明確規定過：新幹部上來工作的，人事關係一律不動，還是要在原單位領原工資。新幹部的入黨問題，必須在原單位辦理，不能在現工作單位解決入黨問題。他強調這樣做是為了使新幹部不脫離群眾和密切聯係群眾，接受群眾監督。
所以當時新幹部中曾流行這樣一句話：（政治上）屁股不要坐錯，（生活上）枕頭不要睏錯，（經濟上）袋袋不要摸錯。因此“工總司”的重要成員大多數還是能較好地自律，在文革結束後經過長時期的審查，發現有這方麵問題的人是很少的。
“年代”一書中，提到了王洪文、陳阿大等人的住房等生活待遇的問題，這裏也就我所知道的情況講一下“工總司”（總工會）幾位主要核心成員的生活待遇方麵的問題。
1. 王洪文（搬家、補助費、輕工局物品）
（1）王洪文在文革中確實調過幾次住房，但應說明的是這幾次搬家都是由市機關事務管理局負責的，是“機管局”按王的任職變化照章“標配”的。從王洪文在六七年任市革會領導成員和市革會副主任，到六九年任黨中央委員，以後又任市委書記，直至黨中央副主席，職務是一次比一次高，所住的房子也一次比一次好，這隻能說是原來舊的一套按職位配房的製度沒有改革，不能完全歸罪於王本人的。
（2）文革中，王洪文一直是在十七棉紡廠領原工資的。他雖是“工總司”的主要負責人和總工會主任，但從沒有在總工會支出過一次費用。關於他從市委領補助費的問題，我也是在文革後的揭批材料中才知道的。在對王的揭批中，總能看到講王的生活奢侈腐化，領了大量的“特殊津貼”，上海輕工業局成了王的倉庫要什麽有什麽等等，在某些寫王洪文的書刊中也有這樣的描述。當時我就對這種含糊籠統的說法覺得有些奇怪，經過長期大規模的清查，王到底領了多少錢和物應查得很清楚了，完全可以開列一份詳細清單以證其罪的，但為什麽就是看不到這樣的具體材料?最近在“年代”作者處看到了時任市委常委和市委辦公室主要負責人的張敬標在一九七七年一月七日全市幹部大會上的一份“交代材料”，其中提到了王洪文領補貼費的事。看了這份“交代材料”，我才似乎有些明白了上述的疑問。“年代”中已引用了這份材料，我在此再引用一下。張的交代摘要如下：“據統計，從七一年到去年八月，五年零八個月的時間，共補助一萬一千多元，特別是他到北京後，官越當越高，胃口也越來越大，要的補助也越來越多。其中七四年初到去年八月，二年零八個月的時間，補助竟達七千多元”。按張交代的這份“賬單”可得出：①自七一年到七六年八月，共五年零八個月的時間，得補助一萬一千多元，平均每個月是一百六十一元多些。②其中七四年初到七六年八月，共二年零八個月的時間，得補助七千多元，平均每個月是二百一十八元多些。平均每個月補助一百六十一元，其中部分月均是二百一十八元，這些數字能說明些什麽，恐怕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我隻想說的是，這份“賬單”在七七年一月就向全市幹部公開了（由市委辦公廳印發了四萬份），為什麽在以後的批判材料中，在某些人寫王洪文的書中，在提到王領大量的“特殊津貼”時，不引用一下呢？是否這也屬“不宜引用”？（在“年代”書中有個“注”，提到了周總理向毛主席請示對王洪文的待遇問題，毛答可同周一樣，但後王拒絕了“中辦”給他發工資。當然，該“注”隻是一家之詞，無法核實，隻能供參考的。）
（3）至於輕工局成了王洪文的“倉庫”，“要什麽有什麽”。這是否是事實呢？同樣也沒看到過有一張核實過的“賬單”公布出來。但我可提出兩個疑問：①王洪文在北京是住在釣魚台的，這是國家賓館，不可能缺少該有的應用物品，王還需要輕工局提供什麽他個人要用的東西?就是有需要的，也不可能“有什麽要什麽吧”。②馬振龍（輕工局）給王洪文送過東西，我想這是應該有個“賬單”的。如果馬給王送的東西沒有“賬單”，是一筆糊塗賬的話，市專案組和輕工局在審查馬問題時，肯定不會放過馬的，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的。而如果查下來確有問題的話，也一定要算馬的這筆賬，追查馬的責任（罪行），但是在審結馬案時，卻沒有聽到過有這方麵的結論。在批審馬振龍時，對此事一開始搞得聲勢非常之大，結束時卻無聲無息，似乎沒有發生過此事般，是否有點奇怪？而從王洪文方麵來說，王向上海要去了不少東西，這些東西流向了何處，中央專案組肯定也會追查的，但可斷定他們一定是查不下去了，隻能不了了之。內情很簡單，因為王要的東西，都是別人向他伸手要的，王為了應付他們，也隻能一再向上海要。這一點，我們當時就有所聽說的。
（4）王洪文是“工總司”和總工會的主要負責人，和總工會的幾位主要核心成員都是籌建“工總司”時就在一起的，關係當然很親密的，但王在任市委書記時，並不是像某些書刊中編造的那樣，經常與一幫“小兄弟”一起吃喝玩樂。在我的印象中，王在七二年去中央工作前，隻在上海大廈召集“工總司”的主要核心成員吃過一次飯。另一次是在七五年下半年他來滬時在東湖賓館也請我們少數幾個人吃過一次飯（就是文革後大肆渲染的“蟹宴”）。在七五年開四屆人大時，王秀珍帶我們幾個人去王洪文住處，王招待我們吃飯又看了電影。
我雖然主持總工會工作，但因王洪文不分管工會工作，所以我與他除了開會碰到，平時很少找他的。他到北京任職後，我沒有向他打過一次電話或寫過信。
2. 王秀珍（搬家、補助費）
（1）王秀珍在文革中也搬過三次家。第一次是在六七年夏季，她搬住在複興公園後門邊的一座小洋樓，同住這座樓的還有盧灣區人武部負責人等。她任市革會副主任和黨中央委員後，市機管局按排她搬住到東湖賓館邊的一幢新式裏弄房子（但我沒去過，不知所住的情況）。她任市委書記後，就搬住進“康辦”內的一幢公寓樓，與徐景賢一樣各占一層（二套房），這也是一種“標配”（住房和家具）。(金祖敏任市委常委後，也住進了“康辦”內的這種公寓樓，但我沒去過他家，不知是占一套房還是二套房）。曾在某些書中看到講王秀珍文革中搬家時，裝了十三卡車的東西（意指是在文革中搜刮的），感到太可笑了！
（2）王秀珍是市總工會第一副主任，更是市委分管工青婦的書記。在我主持總工會時，隻有過一次是她指示我給戴立清發過一次生活困難補助費，記得是六十元。據她講，這是她與馬天水商量過決定的。王秀珍自已沒有在總工會有過費用支出。“年代”中提到“在上海工作的新幹部也可享有特殊補助，這是經張春橋同意的”。“張春橋1971年曾經說過，新幹部工資沒調整過，所以他們生活有困難時可以補助。於是有王秀珍批準便可支付。”（也引自張敬標的前述“交代”）。但我的回憶，一是當時沒聽到過張春橋有此類“指示”；二是王秀珍也沒向我講過這類話；三是對戴的這次補助，王秀珍也隻是講因戴生活較困難，由總工會出麵給他一次性補助。王沒向我提到過陳阿大領補助的事，也沒講過還有誰領過補助。
文革結束後，我才聽說了王秀珍、金祖敏等人也領補助的事，但沒見到過確實的材料。
3. 陳阿大（搬家、補助費）
（1）我知道陳阿大曾搬過四次家。
①第一次是在六七年夏季（這時陳已結婚，但住在女方家中)，陳搬到華山路複興西路口的“華園”(這是一個花園洋房裏弄，有些小洋樓的主人被抄家趕出去了，空房都由上海警備區收管著)。陳住在一幢小洋樓的二層一個大房間，後我也搬住到陳的隔壁一間大房間，而戴立清則住在底層的一間大房間，底層叧有一間大房間由“工總司”暫借為辦公室。因此是三戶人家住一幢樓，合用廚房間。
②第二次是搬到常熟路淮海路囗的瑞華公寓（與徐景賢同公寓）。在“年代”書中講陳占用了二套房，但當時我們隻知他是住了一套的（我沒去過，無法證實）。我想徐景賢作為市革會副主任也隻住了一套房，陳同住一幢樓，敢占2套房嗎？
③第三次是搬到淮海路上方花園中一幢樓的二樓。（我去過一次，印象中麵積並不太大，廚房也可能是在底樓合用的）。
④第四次是搬到淮海路新康花園內一幢獨立花園洋房，（該樓是上下2套房各自獨立進出的，陳住在二樓，底樓似為市革會的某位老幹部。）這套房的麵積較大，也較高檔。後我去過黃濤家，感覺陳的這套房與黃住的一套房在檔次、麵積上十分相似。陳的這後三次搬家都在他到市革會工交組任職後。
（2）“年代”書中揭露了陳阿大經濟上貪小利沾便宜之事，使我十分汗顏，真沒想到陳還會是這個樣子！我原來確實都不知陳有這些行為。當時在我們這些人中有個照辦的不成文規則，即沒有向原單位報銷什麽費用，領什麽補助的。而在我第一次對潘國平審查時，就曾對潘在廠裏報銷費用和領補貼之事做過經濟上退賠的處理，總部的主要核心成員是知道這點的。陳阿大從七一年起就從市委處領補助的事，王秀珍也從沒向我提起過。
（3）對陳阿大其人其事，我和總部的其他幾位主要成員都是有不滿意見的，但我們又管不到他。曾向王洪文、王秀珍多次反映過，也不了了之。文革結束後，別有心者就把陳作為工人造反派和工人新幹部的“典型”來說事，似乎造反派新幹部就是陳這樣子的，想想也真是悲哀！
4. 其他幾位主要成員的住房問題
關於新幹部住房欠租問題的調查處理
（1）黃金海。黃原來住的是自有房，也是六七年下半年搬家，住進南京西路石門路口的南京大樓（南京理發公司樓上），獨住一套公寓房。我去過他家，是較高檔的房子，住夫婦兩加三個孩子。黃夫婦的工資較高，能支付得起這樣住房的房租。文革結束後，當然被趕了出來，搬到鐵嶺新村一室半的工房。黃因原來是自有房無房租的，住了新房後不知有無補助房租，但我沒聽到他有領過什麽補助費。
（2）戴立清是七0年從“華園”搬到東安二村工房的。他一家七口人（有一老母親和妹妹同住）住一套三間房（大中小各一），也不算寬敞的。文革結束後被收掉了大房間。經濟上，他一直是較緊的。據我知道的也隻有領過一次補助（見前述）。
（3）“工總司”的其他幾位核心成員當時也大多搬過家，但都是搬住一般條件的房子，如張寶林、王腓利是二室戶的工房。有的房子雖好些，但因是多戶混合住的，廚房間都是合用的，如王明龍、倪淑英等。真正搬住進高檔房子的是極少數人，以後在總部調查處理欠房租問題時，也都做了相應調整。如繆南生初次搬到淮海路上的淮海公寓，是高級住宅，根本付不起房租的，以後搬住到工人新村去了。
（4）六八年時，對新幹部搬住新居後卻欠交房租之事，房管部門有很多反映，張春橋對此有過嚴肅的批評。王洪文要我調查一下此事，提出解決辦法。我組織專人對總部主要成員的住房問題做過全麵調查，也調查了一些有反映意見的區局聯絡站負責人住房問題，寫出了調查情況和處理意見上報。具體內容已記不清了，但記得主要內容為：
①調房的人數占比確實較高，總部核心成員都調過房，而且都是通過各自的關係找房管部門解決的。
②欠房租的現象確實存在，主要是由於調房後的住房或檔次較高或麵積較大，因而房租也就較高了，與其收入來比較，交房租就有困難了（如前述繆南生例）。
③提出的處理意見是：住房必須交房租，如交不起房租的，則必須調住能交得起租金的房子。已欠租的，則視各人具體情況，能交的應補交，有困難的則至少要交現在的，不再增欠。實在補交不起的則與房管部門協商適當減免，但必須搬走。我記得這件事是搞了一段時間才全部解決好。
在“年代”書中對新幹部調房子的問題是有所批評的，但也講到了大多是屬於改善型的，並不太過份。我認為這個結論是合乎事實的。
關於市革會同意對部分新幹部的房租給予適當補貼之事，我記憶中並無明文公布過。我得到房租補貼的情況，是在某天有市機管局一位熟悉的幹部來找我，講市革會同意由機管局補貼我部分房租，他問了我原來交房租的情況後，就講以後按這個數額交錢給機管局，並把房租本子也交給機管局，由機管局向房管部門交全部房租。我印像中，原來住房的月租金約三元多些，現住房約十元左右。以後我就按月交三元多租金給市機管局。因為這個補貼“政策”並沒公開宣布過，所以我也沒問過他人是否也有這樣的補貼。
5. 葉昌明（住房、家庭經濟收入和補助、主要親屬關係）
最後講一下我在文革中的生活待遇問題。
（1）文革開始時，我和媽媽、姐姐、哥哥同住在法華鎮路一處老宅院內的小閣樓上。房間很小，放大小各一的床和飯桌後就無多少空間了。六七年夏季，我全家搬到華山路“華園”內一幢由警備區暫管的小洋樓，住二樓一大間(中間有分隔)，與陳阿大、戴立清為鄰，三家人合用廚房間。因此樓沒交給房管部門，故不用交房租，而我原住房也沒退掉，仍要交房租的。
六九年底前，我因要結婚，就向王洪文報告並提出解決住房的要求。經同意後，我找市房管局有關領導要求配房，他們派人帶我去看了幾處房子，但都是很高檔的公寓，記得去看過河南路橋下的湖濱大樓，黃河路口的長江大樓等。我感到這些房子雖很好，但不適合我們住的，一是房子好又大，房租肯定很高的；二是認為現在強調革命化，自己是工人造反派，不能住這種過去資產階級們住的房子。我提出要找個普通工人住宅房子。他們又讓我去看了東安二村一套工房。這是一幢新加造的工房，原來是給外國留學生用的，現留學生回國，整幢樓都空了出來。我看了認為很實用，就要了三樓東麵的一套房。這是一間單房和一間前後套房（可算三間），獨用煤衛。整個使用麵積約有五十平方米。
我是六九年底搬進東安二村的。我們夫婦住最大的單間，約十四平方米，放一張大床，一個大櫥，一個五鬥櫥，有了兒子後，又放了一張小床，空間也無多少了。我哥哥住隔壁有小陽台的小間，媽媽和大姑媽（獨身，與我們一起生活）則住朝北的小間（這前後套的二間大約各十平方米）。另外，我姐夫常年在外地工作，姐姐帶著女兒一直與我們一起生活的，所以在這次搬家時，我要她也退掉了原來租用的小房間，搬到我們隔壁一套二室戶中的一間房（約十四平方米，另單立房票的）。所以我實際上應是占了一套又一間房子的。後來我哥哥結婚時，就與姐姐的房間對調了一下。
在我搬家後，可能有人向王秀珍反映了什麽，她曾找我去問了搬家的情況，批評我不該把姐姐也搬過來。我隻得向她解釋因是姐姐要靠媽媽幫她帶小孩的，不住在一處很難辦。王秀珍聽後也不再講什麽了，以後也沒再提過此事。我搬了新房後，就把原來住房退租了。新房的租金開始是全部自付的，後市機管局找我講了補貼房租事後，我就把自己的房票簿和每月的老房租約三元多交給市機管局，新房租約十元，差額就由市機管局補了。但我姐姐的一間房租仍是她自付的。
到七四年時，我們要有第二個孩子了（當時政策允許的），而我哥哥也有了一個孩子，我感到住房小了些，也有些不方便，就向王秀珍提出我自己搬家的要求，經同意後由市房管局給我在南昌路瑞金路口一幢新建的工房裏分了一套房子。這套房子是前後間的2室戶，有一個小陽台，進門過道式的廚房連著一個很小的衛生間，使用麵積不到五十平方米。前麵臥室放大小各一張床，一隻大櫥，一隻五鬥櫥，再加了一隻寫字台，房間就擠滿了。後麵一間放了飯桌、椅子、一隻書櫥等，倒顯得空間較大的。當時也沒有什麽家具的，一切都很簡單的。這套房子的租金仍由我向機管局每月付三元多的老租金。東安二村的房子就由他們自己付租金了，我搬出來後的一間房也仍由他們使用的。
在整個文革中，我收獲的最大利益，就是這個住房。從最早的全家合住一個小閣樓到住進較為寬敞的套房，如果不是因為我擔任了一定的職務，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文革一結束，就向我清算這筆帳，除了收掉我南昌路的住房，把家屬遷到東安四村（一室半的房子），還講我原在媽媽家也有一間房的，要收掉這間房，後經多次商量，才同意把隔壁我姐姐的一間房子（相同麵積）換下來收掉。
我嚕哩嚕嗦地講以上這些情況，隻是為了說明“工總司”的核心成員，並不都像陳阿大這樣住好房子的。
（2）“工總司”總部機關在六七年三月大精簡後，王洪文為了充實總部工作人員中的共產黨員，有意識地布置從基層單位選調了一些工人黨員（包括一般幹部黨員）來總部工作。我愛人是中專畢業後分配到電子管廠的，後被選調到“四清”工作隊，六六年底工作隊撤銷後又回電子管廠工作。她當時已是共產黨員，但不是造反派。“工總司”去儀表局選調工作人員時，她被推薦上來，到總部機關後，就在組織組當一般工作人員。我與她相識較長一段時間後開始談戀愛，在明確戀愛關係時，我向警備區支左小分隊負責人（也是負責機關學習和思想教育工作的）王日初講過，並提出以後兩個人都在總部工作不大好，是否讓她回廠去。王日初也同意了。這時正逢市革會組建工宣隊，黃金海負責組建財貿係統的市工宣隊第六辦公室（“六辦”），知道後就提出他那裏還缺人，要王日初讓她去“六辦”，結果她就去了市革會財貿組（"六辦"），也是在組織組當工作人員。當我們要結婚時，也考慮到兩個人不要都在市裏工作，她同意回廠勞動。我向黃金海提出後，黃也同意了，於是在六九年底前她回了電子管廠。
電子管廠在虹口區，從東安新村到廠裏要乘二次公交車，車子還很擠。在有了孩子後，抱著孩子去上班，確實很辛苦的。七三年的某天，市革會工交組的一位新幹部來找我，講在儀表局聽到有人說起我愛人上班路遠困難的事，他建議我把她調到離家近一些的單位。我有所顧慮，怕會有不好反映。他講這件事由他來辦，不會有什麽問題的。之後我愛人就調到了元件五廠。七四年，我又搬家到南昌路瑞金路口處，這樣她到單位上班的路更近了，解決了上下班和照顧兩個孩子的困難。我愛人的這次調動單位，是我在文革中收獲的另一個利益。說實話，我內心一直對那位新幹部很感激的，如果不是他主動找我，並為我辦妥了這件事，要我自己主動開口提出這個要求，幾乎是不可能的。當然，我也知道，這也是我擔任了一定職務後才能得到好處。其時，女職工有孩子後上下班路遠困難的人很多，大多是無法解決的。
（3）文革中，我們的收入情況是兩個人的月工資共一百元（各五十元），再沒有其他收入。除了房租有補貼外，其他支出都要自負的，所以在經濟上一直是較緊的，但隻要注意節儉，還是過得去的。曾見有些書刊上講文革中的新幹部也有利用權力大搞灰色收入的。這完全是胡說，當時根本就不行送禮這一套的，更不要說送錢了。我在結婚時就沒設酒宴，也沒收過禮金（隻有原單位幾位至交好友合送了一條羊毛毯），平時家中根本沒什麽"人情"來往的。
文革中，我也曾收到過兩筆補助費。第一次是七二年，我愛人得乙肝後拿長病假的工資。某天市委警衛處的康寧一來找我，講王秀珍知道我愛人生病拿長病假工資，與馬天水商量後決定給我六十元的補助費。我收了這筆錢後曾買了一套四卷本的《列寧選集》（過去想買，但缺錢）。第二次是在七六年春節前，市委組織組負責人王日初來找我，講去年中組部開過會，討論了新幹部的工資問題，在沒解決前，可由各地決定給新幹部適當的補助。市委研究後，決定給我一年二百元的補助，分上半年和下半年各一百元。我收到了上半年的這一百元，而下半年因發生了十月事變，當然就沒有了。但王日初沒向我講過還有哪些人領多少補助的事，以後也沒聽到其他人講起過這件事。
（4）在我主持總工會工作時，我基本上是不管錢的。而機關的財務事項也很簡單的，沒有收入項目，支出方麵也是較固定的辦公費用，可按實向財政局報銷。機關工作人員除了統一購月票的錢外，幾乎沒有什麽要報銷的費用，也沒有加班費，夜餐費之類的補助。而少量的大項目如市工人文化宮的大修、市工大建分校等，隻要項目批準後，就由市財政局直接撥經費給有關單位，不必經我們手的。更重要的是，當時的財務製度很嚴，執行得也很好的。有三件事留給我深刻的印象。
①在市工人政校第一期學員結業時，我想應拍張全校師生的集體照留個紀念，不料拍照後的費用，學校的財務人員以支出不合規定而不同意入賬報銷。我要政校就此寫個正式報告給我，在我批示同意報銷後，學校財務仍堅持不同意，以後我又找金祖敏批示同意，但仍沒用。我當時很生氣的，認為這是財貿幹校留用下來的財務人員故意刁難，但這話卻無法講出來的。後我幹脆不再理會此事，讓它宕在賬上吧。此事直到文革結束，我也不知道後來是如何解決的。但由下麵講的事例來推測，這筆賬目可能也是政校的老幹部自掏腰包才解決的。
②七四年春節，我們在王秀珍家與王洪文通電話拜年時，按王洪文的指示和王秀珍布置，市總工會要開常委會商討召開全市職工批林批孔大會。因正在春節休息中開會，我向黃金海提出，改善一下會議夥食，把原來的每天一元變為一餐一元（也隻吃一餐），黃同意也布置給有關飯店了。不料事後總工會辦公室的財務人員也以不合規定而不同意報銷。我這下是悶掉了，因這個財務是我們從工廠選調來的新幹部，我原對她的印像也一直較好的。結果還是用老辦法，讓它宕賬，我不再過問了。這件事是到文革結束後，我遇見當年辦公室的負責人，偶然聊到了這事，才知道這筆賬後來是由總工會的三個老幹部（沈涵、史桂昌、唐行南）自掏腰包結賬的。
③因總部機關無招待費支出的，有人員來訪時，都是我們個人拿茶葉招待的，每周一次的總工會常委學習會（或有其他會時），都由老幹部沈涵拿個人茶葉給大家用的。雖然沈涵是行政十級，工資不低，但時間一長，我總感到過意不去，就提出把機關的舊報紙賣掉後，錢用來買些接待用的茶葉。但辦公室向我講，賣報紙的錢是不能領現金的，必須開支票轉賬。最後還是隻好讓老沈破費這筆茶葉錢了。其實這也不隻是總工會這樣的，我們到“康辦”開會，都隻有白開水，到馬天水等領導人的辦公室，也是用他們的個人茶葉的。
（5）在“工總司”初期，總部沒有汽車，但主要核心成員各顯神通，從基層借調來小汽車和司機，幾乎每人一輛車，這種風氣被張春橋嚴肅批評過幾次後，才有了改變。原市總工會機關大班子去“五七”幹校後，他們的三輛小汽車和司機移交給我們。我要辦公室建立值班製度，需要用車時由輪值司機出車，所以總部負責人是沒有固定專車的（當時按規定隻有市委常委和市革會副主任才配專車）。市婦聯成立後（辦公處也在總工會大樓內），市機管局隻配給她們一輛車，我和汪湘君（市婦聯主任）商量後，二家車合在一起用，以後通過王明龍從一機局借用了一輛新發動機試驗車，所以後來市總工會和婦聯二家合用五輛車。對用車，我規定了先保證二家主要領導的用車，其他人員因工作需要用車的，由組長向辦公室提出，經辦公室負責人同意就可派車，所有出車均是輪值車和司機，沒有固定用車的。
我在用車問題上，開始還較自覺注意，上下班一般乘公交車，隻有出去開會、辦事才用車。但時間一長就放鬆了，上下班基本上都用車接送，甚至辦私事時也用車了，而且也沒有感到有什麽不妥的，這確實是思想觀念上開始了變化。
（6）在一些寫文革的書刊中，常提到什麽造反派新幹部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可是都沒舉出實例為證。在此也講一下我個人的情況。
我哥哥是文革前從上海科大畢業後分配到到複旦大學的。文革中他曾被借調到市革會文教組工作過一段時間，但我事先並不知道，是在我媽媽家碰到他時，才知道他被借到文教組了。某天，市文教組一位姓崔的“工代表”來找我，講我哥哥在文教組的某項工作快結束了，他們想留他在文教組工作，來征求我的意見。我告訴崔不要留用，後我哥哥就回校搞科研的。
我姐姐是紡織局下一個小廠的一般管理人員，文革中受我的影響，在廠裏也算是較早造反的，但也隻是造反隊的一般成員，我也沒去插手過她廠裏的運動。我姐夫是上海交大畢業後分配到蘭州鐵道學院的，與我姐姐長期分居兩地。文革後期，姐姐問我能否把姐夫調到上海來，我講要調到上海肯定不行的。我後來問過上海鐵路局有關人員，他們也講調進上海肯定不行，但鐵路局在上海市外的單位如需要人，經雙方單位協商同意後還是可以的。我把此意告訴了姐姐，過了較長一段時間後，我姐姐告訴我，經蘭州鐵道學院與上海路局的蘇州鐵路學校聯係後，同意把我姐夫調到蘇州鐵校當老師。文革結束後，我姐夫才從蘇州鐵校調到在南翔的路局職工學校當老師。
我的舅舅是遼寧省本溪市百貨公司派駐在上海辦事處的采購員。文革中，上海衝擊外地駐滬辦事處，他們的辦事處也撤銷了，舅舅就回到本溪工作，直到文革結束後退休了才回上海生活。我的姑父是早年支援外地建設到山東棗莊一煤礦工作，也是直到文革結束後退休才回到上海的。
我的原單位合成纖維研究所，在文革中也是“工總司”的發起單位之一，有不少人參加了籌建“工總司”和成立大會，在“安亭事件”中有幾十人北上到達南京。之後也有些人在地區和公司的聯絡站工作，但因有反映這些人表現不佳，我就要單位造反隊把他們都撤回來，為此這些人對我很不滿，這也是後來我單位造反隊發生分裂的原因之一。很長一段時間中合纖所造反隊除我外沒有人在外麵任職的，直到七三年紡織局開工代大會時應紡織局的要求，才有合纖所造反隊主要負責人蘇惠康到局工會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但蘇並沒進局黨委班子。而在公司的黨政工班子中，也沒有合纖所的人。
事實上，在當時文革的政治大環境下，造反派新幹部根本不可能搞所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誰要是這麽搞，那他自己就早被搞下去了。即使是恢複了領導職務的老幹部們，也不敢、不可能這樣的。


六、從“工總司”到“總工會”；總部核心班子的形成和變化，以及學習和整風


"前述"
在上海的文革中，因“工總司”總部的主要核心成員大多進入了市委、市革會的領導班子和市級各組辦的領導層中，成了市委和市革會的高、中層領導幹部。同時，他們仍是“工總司”（總工會）的主要核心成員。由於他們兼有這兩種身份，也被一些人拿來作為編造“工會淩駕於黨委之上”的口實。如“準官方”編寫的“史話”就不顧曆史真實性，胡說什麽“工總司”竟成了上海的“第二市委”。影響所及，“年代”的作者一度也在文稿中寫到：王洪文以“工總司”委員（總工會常委）學習會製度，讓參加者通報各自所在的市革會組辦和有關區局的工作情況；又把總部的精神帶回各自單位傳達貫徹。對這種完全不符真實曆史情況的描述，我向作者提出異議，並介紹了當時的真實情況。現在“年代”中雖然已經沒有了這種不實的描述，但類似的問題在某些寫文革的書刊中還是存在著的。所以我想對“工總司”（總工會）總部核心班子的形成和變化，以及核心班子的學習會（包括整風會）等情況作一些介紹。
1.總部核心班子的形成和變化
（1）第一階段（六七年四月之前），“工總司”建立初期的情況
“工總司”建立初期（從六六年十一月五日籌建起到六七年三月），因各種原因造成總部的機構很不健全，也無必要的規章製度，呈現的是一片混亂情況。無論是總部的主要成員，還是普通工作人員，都可各行其事，自稱代表總部向外亂表態。雖曾有過“大會主席團”，也設立過"核心領導小組"、“常委”，但都沒能起到真正的“領導核心班子”作用。以下簡述一下這個階段中各個時期的情況。
①“工總司”的籌建工作，從六六年十一月五日在“首都三司紅衛兵駐滬聯絡站”的初次座談會，到十一月九日在文化廣場召開成立大會，隻有不到五天時間。參加座談會的十七個單位的代表商議籌建事項時，開始並沒有推選過誰來主持籌建工作，實際上是由協助籌建的紅衛兵們在掌握會議和提出各種意見，再由大家商議後分工去辦的。直到確定了要開成立大會，在商議開大會各項事務時，才提出要有個大會主席團來主持成立大會。於是由十七個單位各自提名人選，經協商最後決定了六名（也可能是七名）主席團成員候選人：王洪文、潘國平、範佐棟、葉昌明、陳阿大、蔣周法，委托紅衛兵們去作調查後再正式決定。最後，範、陳兩位因故被拉下來，又補充了徐美英。這樣正式產生出成立大會主席團成員五名：王洪文，潘國平、葉昌明、蔣周法、徐美英（女）。還決定了王洪文為大會主席團主席，潘國平為主持大會的執行主席。另決定設立大會秘書組，由範佐棟負責。這個名單的確定，也可說是在十七個發起單位的代表中產生的第一個“核心班子”。因為當時的設想是先搶時間宣告“工總司”的成立，再來商議總部機構的設置和下一步的行動。但由於宣布了王洪文和潘國平為大會主席團的“兩主席”，這實際上也等於宣告了王、潘兩人為“工總司”的負責人。而範佐棟掌握實際辦事的秘書組，也就處於王、潘之後的重要地位，以後也就由他在總部主持日常事務了。
緊接著成立大會發生的“安亭事件”，是完全出乎所有籌建人員意料的。由於沒有一點思想準備，加上又沒有建立起有效的工作機構，所以在發生“安亭事件”後，大會主席團成員連相互聯係、商量對策也做不到，完全是手足無措，陷入一片混亂中。所幸的是當時的市委可能想借這一事件向中央施壓，卻沒想到中央會派張春橋來處理此事，更沒想到毛主席和黨中央會同意張對事件的處理。可說是種種的“巧合”和“機遇”，讓“工總司”在一成立時就得到了毛主席和黨中央的關注和支持。“工總司”不但得以立足，也確立了在上海文革中的地位，對上海文革的發展也有了重大的影響。
②“安亭事件”結束後，王洪文已在事實上成了“工總司”的主要負責人，他召集我們商討了總部機構的設置和人員的配備等事項。因為大家都是從最底層單位出來的普通工人和一般幹部，完全沒有經驗可言，所以在這方麵的反複較多，變化也大。
從我現存的“工作筆記”中可查閱到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前的一段記錄：“組織工作，各個發起單位都有，一律平等。”這之下有一份“籌委會十七人”名單和“組織分工”名單。這也是現在能見到的“工總司”最早的，也較為正式、完整的總部機構名單。（在十四日前的記錄，也有一份工作機構名單，但不及這份完整。）基於“平等”的原則，十七個發起單位都有一名代表參加“籌委會”，並要以此為“核心”重組“指揮部”，而“籌委會執委”成員空缺。這說明當時的總部還沒產生出真正的“核心班子”，還是處於一種“籌備”的狀態。
“籌委會十七人”的名單是：
葉昌明、徐美英、丁德法、繆南生、黃文海、範佐棟、張伯生、黃金海、王洪文、孔繁胤、蔣周法、陳金星、蔣財良、陳阿大、潘國平、張潮生、戴立清（另有沈林春、朱澤民兩人名字被劃去）。在上述名單中，戴立清單位最初參加籌建會議的是王漢清，後調為戴參加“籌委會”，戴以後也成為總部的主要核心成員。在籌建之初最活躍的戴祖祥和岑麒麟兩人卻沒有在“籌委會”內，戴是被繆南生替代，岑也被單位換了人。沈林春是參加了籌建活動的，也被單位換了人。岑是八二二廠的，沈是基礎公司的，所換上的應是上述名單中的蔣財良、張潮生（但已記不起這兩人分屬哪個單位）。蔣、張兩人後都沒在總部工作。八二二廠仍是岑在總部，基礎公司是張寶林在總部工作，岑和張都曾參加總部核心班子活動。
③在我的第二本“工作筆記”最後部分，記錄有一份“工總司”總部的組織機構和人員配置的名單。在這份名單中明確開列了總部的“核心領導小組”七名成員：王洪文、潘國平、葉昌明、蔣周法、範佐棟、耿金章、陳阿大。據我的回憶和推測，這份名單產生的時間應在六六年的十一月二十六日後，至十二月中旬（“解放日報事件”結束後）之間。主要理由二條：一是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總部擴大會議（整風）”上，孫玉喜在發言中還提到“籌委會”的名稱，這說明當時還沒產生“核心領導小組”。二是在我參與籌備了十二月十一日全市造反派大會後，十二月下旬我曾回本單位一段時間，六七年一月中下旬才回總部。如在我回單位期間定下的這個名單，就不大可能有我位列其中了。再者這個“核心領導小組”的名稱存在的時間很短，在“工作筆記”中記有陳斌（在總部協助工作的紅衛兵）在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一個總部會議上的發言，其中就已不提“核心領導小組”，而改稱“常委”了。但何時改為“常委”名稱的，已無法回憶出了。
這個“核心領導小組”（即以後的總部“常委”）的組成人員，就是籌建“工總司”時提出的大會主席團的最初人選，再加上為拉攏“二兵團”而放進去的耿金章。但實際上這個“核心領導小組”並沒能起到應用的“核心領導”作用。其主要原因是：一是沒有經驗，雖有了名義上的“核心”，但沒有一套相應的議事和工作規則，主要成員各行其事，沒有約束力。二是耿金章有“獨立”之心，幾乎不來總部參加會議，“兵團”自行活動，並不聽從總部的。三是以後耿被抓除名，而範佐棟也因有奪權之意被清除，七人的“核心”變成五名“常委”了。
（2）第二階段（六七年四月到六八年），形成總部組長會議形式的“核心班子”
“工總司”的初期階段，除了王洪文、潘國平因是成立大會的“兩主席”而被大家公認為總部的負責人外，其他的常委（“籌委會”或“核心領導小組”成員）與總部機關各組室的負責人間都是平等的，總部也沒有一個有約束力的規則，各人都是各行其是。這種狀況不僅造成了混亂，也有了可能分裂的危險。作為“七常委”之一的耿金章依仗“二兵團”日益膨脹的勢力，其“獨立”的跡像也越加顯露。為避免“工總司”造反隊組織的大分裂，王洪文和其他大多數核心成員采取了果斷措施，關押了耿金章，撤銷了“兵團”等組織，將造反隊統一在“工總司”的組織體係中。在“七常委”之一的範佐棟夥同黃文海等人想排斥王洪文奪取總部大權時，王洪文在大多數核心成員的支持下，及時采取措施，把範、黃等人清除出總部，保證了總部的團結。
在六七年三月份，毛主席和黨中央發出了實現革命大聯合的號召，上海市革會也召開了擴大會議，姚文元作了“整風報告，”號召群眾組織進行整風，整頓思想、整頓組織。王洪文和我們也感到總部再這樣亂下去是不行的。經多次商議後，下決心借響應市革會“整風學習”的機會，對總部機構進行徹底的整頓。當時決定總部機關隻留下各組負責人和少量骨幹人員，其餘人員全都遣散回本單位。而組長一級人員從四月一日起在原市委機關大院的海格大樓九樓會議室集中學習和“整風”，每天上午學習，下午回總部工作。學習的內容主要是針對存在的各種問題，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也即“整風”。除此外，還很重要的是大家統一了思想認識，確立了一些規則:如組長級的核心人員以後要保持集中學習的製度，明確了核心人員的分工和各組室的工作職責，規定了重要事項必須在組長級核心人員會議上匯報商議後決定，不允許個人隨便以總部名義對外表態和決定什麽事項。特別是王洪文還專門提出了要在總部現有人員中“成立一個黨小組，開展黨小組活動”（在我的“工作筆記”有此記錄，但沒實行）。後來還專門從基層單位選調了一些黨員造反派人員來總部工作，並參加了總部核心班子的活動。
通過這次的整風和學習，最重要的一個成果是：以總部組長會議的形式，產生了一個領導層麵和工作層麵合一的總部領導(核心)班子，初步形成了總部的集體領導的格式。我的“工作筆記”在六月初的記錄中有一份名單：
王洪文、潘國平、陳阿大、蔣周法、葉昌明、張寶林、王腓利、王明龍、王秀珍、戴立清、繆南生、黃金海、岑麒麟、王成龍、徐文豹、金祖敏、倪叔英、邵智慧、耿金章、沈阿友、薑延良。
這批人員是總部各組的"組長"（負責人），以及參加總部領導(核心)班子活動的人員。
以總部組長會議形式作為總部領導核心班子的情況，一直延續到六八年，因市革會建立市工宣隊辦公室，“工總司”總部的核心成員大多數被市革會選調到各市工宣辦任職工作，以後就無形中消失了。當然，在這段時間中，這個核心班子中的成員也有增減的變化。如沈阿友、薑延良先後回單位了，而作為“工代表”派到“工總司”來的汪湘君，參加了這個核心班子活動，以後還成為協助我主持總部工作的機關負責人之一。另外，在總部“支左”的警備區小分隊的兩位負責人王日初和康寧一也一直參加核心班子活動的。
在我的“工作筆記”中，還記錄有王洪文提出的要擴大總部的常委和（增設）委員。在“年代”一書中也提及“工總司”曾決定擴大常委和委員之事，並講為此曾向市革會有過正式的書麵報告。我的回憶：此事應是有的，但肯定沒有落實過。（“年代”中講市革會同意了“工總司”的此報告，但我沒這個印象。）在六七年底召開“造反派代表會議”（後被追認為“四屆工代會”）前，“工總司”隻有“常委”，沒有委員。王洪文曾提出過擴大（增設）常委、委員，後因想在年底開大會選舉時解決，故當時沒辦此事。但到年底召開“四屆工代會”時，雖選出了四十多名委員，又因故還是隻設“五常委"。到七三年開“五屆工代會”前，這個班子沒有變動過。
“四屆工代會”選出的“工總司”五名常委都是原來的人員：王洪文、潘國平、陳阿大、蔣周法、葉昌明。四十四名委員中，造反派人員占了絕大多數，總部核心班子的成員幾乎都在內。為了貫徹張春橋一再提出的“要團結保守派的大多數”指示，特別把楊富珍作為代表性人物放入了委員中。大會之後，總部仍延用了原來的組長會議形式作為總部的領導核心班子，而這時的組長也都是“工總司”委員了，這個任組長的委員，就成了事實上的“常委”。
我現在回顧“工總司”這個階段的情況，感到從總部領導核心班子的角度來講，這個階段的情況是最好的，也是最完整的時期。一是領導層麵和工作層麵合一的核心班子，議事和工作有了一定的規則，消除了以往那種混亂的情況，有事集體商議，就沒有了政出多門的矛盾。二是王洪文親自主持了總部的工作，抓了組織整頓和學習教育，核心班子團結一致，消除了分裂危險。三是通過這一時期的工作，使“工總司”從立足之初走向了穩定、鞏固和發展。以下簡要回顧一下這段時期的主要工作。
①“工總司”建立之初，可說幾乎全依靠協助我們的各紅衛兵組織開展活動。這些紅衛兵學生（還有少數老師）確實十分熱情和有力地幫助了我們，使總部得以渡過了最初的困難，總部人員對他們都深為感謝的。在召開半周年紀念大會（“5·9”大會）時，還特邀了北京的包炮和上海的一些紅衛兵組織代表參加這個大會。六七年“1·28”炮打張春橋事件發生後，出於當時的客觀原因，絕大部分在總部工作的紅衛兵都撤回了學校。之後，王承龍乘機從“市機聯站”調了一批市委黨校和市社科院的人員來總部協助工作。(這些來總部協助工作的知識份子也是不錯的，但我們當時有些懷疑王承龍想據此控製“工總司”，故陸續清退了他們。)在經過多次組織整頓後，總部機關各部門才真正完全由“工總司”的造反隊員們自己作主了。
②六七年三、四月間，貫徹“貴陽棉紡廠大聯合經驗”時，“工總司”從總部到基層造反隊一度思想混亂，“士氣”低落，經過反複學習，正確領會中央精神，最後終於統一了思想認識，較好地解決和促進了歸口係統大聯合的問題。在首先把“工總司”的財貿係統造反隊與“市財聯”大聯合成立“市財革會”後，又陸續解決了“工總司”的科技、衛生、教育、出版等係統造反隊與各自係統內的其他造反派組織的大聯合。
③六七年七、八月，在“聯司”和“支聯總部”大搞分裂和嚴重破壞社會治安活動，妄圖製造上海“第二次大亂”時，總部最後迫不得已與各造反派組織聯合采取了果斷行動，避免了上海出現大動亂和大分裂的危險。在一些單位出現武鬥情況時，總部也明確了堅決反對武鬥的態度，加強了促進大聯合的工作。到了六八年中期時，可說在所屬單位造反隊間已無武鬥問題，絕大多數單位實現了大聯合。
④區縣和局的聯絡站間的矛盾(按係統歸囗聯合)也一度困擾過總部，通過許多次的調研和辦學習班，做了大量的工作，最終是較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沒有產生什麽不良後果。
⑤在發生六八年“4·12”炮打事件時，王洪文及時召開總部核心班子會議，統一思想，堅定地反對“炮打”，使上海的形勢保持了穩定。
⑥抓了召開“工代大會”的試點工作，並在六七年底召開了上海“四屆工代會”。為此，總部進行了較大規模的情況調查統計工作，也為以後的多次調查統計工作積累了經驗。特別是通過這樣的調查統計工作，使我們看到了工人新幹部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以及對學習的迫切需要。"工總司"為此專題向市革會書麵請示報告，提出開辦上海市工人政治學校，對工人新幹部輪訓學習教育，獲得市革會批準。
⑦在建立上海工宣隊和市工宣隊各辦公室時，按市革會要求做好配合工作，向工宣隊輸送了一大批工人新幹部。
（3）第三階段（六九年到七三年）“工總司”改名“工代會”，機關組長會議成為“工作班子”
在六八年市革會組建上海工宣隊時，“工總司”總部核心班子的成員大多被選調進市工宣隊各辦公室，後又都被結合進市革會各組辦任職。
文革後有一種說法，講王洪文借成立工宣隊和建立工宣隊辦公室的機會，把“小兄弟”們塞進了各工宣辦裏，又用工宣辦與相應的市革會組辦合並方法，讓“小兄弟”們成為組辦的負責人，從而使王控製了市革會。我認為這是一種似是而非、歪曲事實的說法。要知道，六八年時的王洪文還沒有這個權勢能做到這一點。而上海的大事，都是要經張春橋同意後才能施行的。成立工宣辦，又讓工宣辦與市革會組辦合並這樣的大事，沒有張春橋的同意是絕不可能辦的。再說在市革會組辦的總部核心成員並不是所在組辦的主要負責人（一把手），王秀珍在68年底前升任市革會副主任後離開了文教組，張寶林也同時期調任"文攻武衛指揮部"後離開了地區組，王明龍接著退出了所在的郊區組回廠勞動，在科技組的戴立清也在七二年離開了，他們離開後並沒有"工總司"的人去接替。而他們原所在的組辦，都是老幹部或軍隊幹部當一把手的。（黃金海也是在東海艦隊副司令高誌榮離開財貿組後，才升任一把手的。）
在當時，“工總司”總部就隻留下我在主持工作，並有汪湘君協助我。70年後在籌備"五屆工代會"時，原總工會副主任沈涵被調來總部參加籌備工作，但"五屆工代會"因故一直拖延到七三年四月才召開。72年經市委批準，采用了臨時的過渡辦法，將“工總司”改名為“工代會”。王洪文也同意我提出的，讓沈涵作為協助我主持工作的總部機關負責人之一。這樣，就在七三年的第五次工代大會之前，“工總司”~“工代會”的總部機關有了以我和沈涵、汪湘君三個人組成的機關領導核心(但汪湘君約在七二年底去負責籌迠新市婦聯工作)，而總部機關的各組室也都有了新的負責人。
我考慮到：原來作為總部領導核心班子的組長會議已無形中消解了，今後總部的工作再依靠他們來商議已不大可能了；再者，王洪文在六八年後的工作主要是在市革會、市委，對總部工作的關注日益少了。原來由他主持的組長會議，能稱為總部的領導核心班子，而現在不可能再由他來主持原來的組長會議了。雖然王秀珍以後成為分管工會的市委書記，但在成為市委書記前，她還不能來主持這樣的會。由我來主持這樣的會議，當然更不行了。所以我就采取每周召開一次現任總部機關各組長的“工作會議”來商議工作。這個新的“組長會議”不起到總部的領導核心班子的作用，而隻是我主持工作時用來商議總部日常工作的一種形式。對一些較重要的事項，我就向王洪文匯報，由王視情況或直接答複我，或找幾位原在總部任組長的核心成員一起商議確定。有些重要事項向王匯報後就再向市委呈送請示報告。
我記憶中，王洪文在去中央工作前，找原來的核心成員開會的次數並不多，大多是為了開全委會，或為貫徹市委有關工作，需要商議時才開這種會的。這段時間中，由王洪文召集會議商定的事項，最重要的就是《工人造反報》的停辦、“工總司”改名為“工代會”的問題，還有在“一打三反”和“清隊”等運動中對“工總司”區縣局聯絡站的調查整頓工作，對一批原被關押和處理的“老頭頭”作複查處理等。
王洪文去中央工作後，因王秀珍是分管工會的市委書記，我有事就向她匯報請示，不再直接報告王洪文了。而在這段時間內，原總部核心班子成員的變化也很大。如前麵開列過的名單中，潘國平和蔣周法兩個常委，以及王明龍、張寶林、王腓利、繆南生、岑麒麟、徐文豹、耿金章等都先後回廠去了，倪叔英、邵智慧也去了區局工作，還留在上麵的隻有我和陳阿大、黃金海。戴立清、王成龍，以及升任市委領導人的王洪文、王秀珍、金祖敏。所以在王洪文去中央工作，由王秀珍分管總工會後，她已無法召開如以前那樣能起到總部領導核心作用的會議了。
（4）第四階段（七三年後的市總工會）
七三年四月，上海召開了第五次工代大會，選出了市總工會第五屆全委會和常委會。這是上海文革中重新恢複了“上海市總工會”的名稱，也較為正規地選出了市總工會的領導班子。與名義上的“四屆”班子相比較，這一次班子的變化是很大的。從全委會和常委會的組成人員來講，雖說也曾強調過“造反派”的因素，但還是較重視了成員的代表性，盡量照顧到各方麵的代表人物。在市總工會的二十七名常委中，原“工總司”的主要核心成員隻有十二名（包括仍在單位勞動的人員）。在一百多名委員中也有相當數量的非造反派人員，而文革之初的老頭頭、老造反隻有不到二十人（不計上述常委人員）。當然，在七名正副主任中，隻有一名老幹部和一名老勞模，另外五人都是“工總司”原來的主要領導成員。
按照規則，這次選出的市五屆常委會理所當然地應是市總工會的領導核心班子，但實際上卻並沒能做到。首先，當時沒有一個明確的規章製度，對常委會的議事規則，常委會的職責權限等都不明確。其次，常委會的許多成員作為市委領導人和市革會部門負責人，不可能經常來參加總工會的各種會議。特別是王洪文、王秀珍、金祖敏、楊富珍四位正副主任幾乎不來參加常委會的一般活動的。我當時考慮過的:如召開常委會討論商議較大的事項，這四位不來參加會的話，那是不好辦的。而要是常委會上隻商議一些小事情的話，專門開常委會也沒必要了。所以我在實際工作中還是采取老辦法，用總部機關的組長工作會議來商議日常工作，對一些認為需提交常委會知道的事項，就在每周的常委學習會上通報（總部機關各組長也是列席常委會的）。重要事項則向市委請示報告（包括向王秀珍口頭請示匯報）。凡召開總工會全委會，則必先開常委會通報全委會的內容和作出決定。且要開全委會前，也必先向市委請示報告並取得同意。對貫徹市委布置的工作的情況，也大多是在常委學習會上通報大家知道的。從七三年市五次工代大會後到七六年十月的這段時期內，市總工會的常委會專門討論總工會工作的會議是較少的，所以這個常委會實際上也起不到總部領導核心班子的作用。
（5）在總部領導核心班子變化的各階段中，都沒有以總部學習會製度來通報各組辦、區局工作情況的問題
從“工總司”到“總工會”，真正起到有領導核心作用的隻有在前述的“第二階段”（六七年四月到六八年底前），由王洪文主持的總部組長會議。從我“工作筆記”中的記錄可以看到，當時總部組長開會商議事情和學習等活動是較多的，一些大的事情都是由王洪文主持組長會議商定後去執行的。
六八年後，由於總部原核心成員大多去了市委和市革會任職，在這之後“工總司”總部就再沒能形成如“第二階段”中的那種集領導作用和實際工作合一的領導核心班子。即使到了七三年有了總工會的常委會，也隻是個名義上的“領導核心”，而我主持的總部機關組長會議隻能起到工作商議的作用。
王洪文在滬時召集部分原組長會議核心成員開小會，商議“工總司”的一些事情，這隻是一種臨時性的措施。至於在王秀珍分管總工會後，她常找總工會幾個常委開“小會”，這是她按王洪文赴京前對她講的：要她“多關心”一下“工總司”的一些主要頭頭，也即要她管住這些人，所謂抓這些人的思想教育。他們兩人開的這種“小會”是不能視為“工總司”（總工會）總部領導核心班子的。
但是不論在哪個階段，無論是“工總司”的總部領導核心班子（組長會議），還是總工會的常委會（學習會），都沒有王洪文以“工總司”委員（總工會常委）學習會製度，讓參加者通報各自所在的市革會組辦和有關區局的情況；又把總部精神帶回各自單位傳達貫徹的情況。從我前述的“四個階段”可看到：在第一、二階段時，王洪文還隻是市革會的領導成員之一，他的職位和權力都不是很高的，根本不可能做得到上述的這一種情況。如他敢於這樣做，恐怕就沒有以後的王洪文了。張春橋對王明龍的所謂“三軍座談會”之事的態度，已有先例了。而到第三階段，起到領導核心班子作用的組長會議已無形中消除了。而到了第四階段的總工會常委會，由這個常委會組成人員的情況就可知道更無這種可能了。
當然，在總部核心成員（常委）開會時，難免會有人談到自己的一些工作情況，特別是在王洪文或王秀珍召集的會上，因為他們是市委書記，有些人就不免想借機向他們匯報請示些問題的。而在“批林批孔運動”和“批鄧反右運動”時，有些人也會講到一些運動的情況。我認為，這與有意識地以“工總司”（總工會）核心班子開會來聽他們匯報和布置工作（即“年代”書中提到的所謂“湊湊情況”等）是完全兩回事。
在七一年中共上海市委建立後，市總工會的工作就完全納入了市委的領導之下（而之前也是在市革會領導之下），我主持的總部工作班子，就是按市委的要求開展工作的。
此外，在文革後非常遭受詬病的還有王秀珍常找我和另幾位總工會常委（也即原總部主要核心成員）開所謂“小會”的問題，以及讓幾位非總工會常委的“十屆”中央候補委員參加市總工會的常委會活動的問題。這種情況造成了給人以搞“小團體”的口實，但這兩個問題都不應算作總工會的責任。


2.總部核心（常委）班子的學習情況
在“年代”書中，作者提到了作為文革中的造反派組織，“工總司”能改名為“工代會”，又順利轉型為“總工會”，這在全國唯此一例。但作者沒有進一步說明所以能如此的原因。我想借機講一些我的體會。
（1）探尋“工總司”能順利轉型為“總工會”，必然會涉及到張春橋、王洪文的作用
不可否認的是，要是沒有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支持，就不會有上海的“工總司”。但即使有了支持，要是“工總司”自己不爭氣，也是要垮台的。以此探尋原因，就必然要提及兩個人，一是張春橋，二是王洪文。
①張春橋關心、支持“工總司”，也嚴格要求之
“安亭事件”之後，張春橋對“工總司”很關心和支持，但也有嚴格的要求。在文革前期的幾年中，張春橋每次回上海時，總會接見“工總司”的主要核心成員，聽取我們的情況匯報，對我們提出學習和思想作風上的要求，也對我們存在的一些問題提出批評進行教育。如針對在革委會建立後，一些老頭頭、老造反有“失權”的想法，張多次講過“打天下的，不一定坐天下”的問題，要造反派們正確對待在奪權後又沒能結合進革委會掌權的問題。又如針對一些造反派新幹部在地位有了變化後，思想作風上也出現了不少問題，張春橋強調新幹部要過好“三關”（地位、入黨、婚姻三關），特別提出新幹部在上麵擔任了領導職務後，原來的工資待遇在原單位不變，要求入黨的必須向原單位黨支部提出申請，由原單位黨組織討論決定。他講如果新幹部不抓緊要求，也是很容易變壞的。對我們這些總部核心成員，張春橋也有過多次針對性的嚴肅批評。對張春橋的每次接見時的講話，總部均有正式的記錄（大多是由王成龍記的，可惜現在無法看到。而我的五本“工作筆記”中隻有很少的記錄，這主要是因為自己當時還沒養成記錄習慣，在文革中後期時，我對一些重要會議和所經手的重要事項，大多有著較詳細的記錄。）
“工總司”早期的集體學習和整風，就是貫徹張春橋的指示而進行的。大約是六七年四月的集中學習和整風時所發生的一件事，是我至今記憶猶深的。我們當時在原市委機關大院內的海格大樓九樓會議室集體學習，平時大家都是乘電梯上下的。某天大樓停電，我們都走樓梯上下了。湊巧的是接到電話通知講張春橋要來參加我們的學習會，而且人已出來了。這下王洪文和我們都傻了。那時根本沒有什麽通訊工具能與在路上的張春橋聯係的，王洪文和我們幾個主要成員隻得到下麵大樓門口等。不一會張的車就到了，知道沒電梯後就和我們一起走樓梯到九樓會議室。這一刻確實使我們十分感動的，使我們感到作為中央領導人的張春橋對我們“工總司”的關心和支持。
②王洪文是“工總司”的好帶頭人
從“工總司”建立之初，王洪文就一直是總部的主要負責人，我到現在還是很慶幸當初大家能推選出這麽一個好帶頭人。“工總司”能在十年文革中沒犯什麽大的錯誤，並得到了穩固和發展，這與王洪文帶領大家一起努力分不開的。市革會成立後，王洪文就成了市革會的領導成員和副主任，但他仍能與總部其他核心成員一起參加總部的學習會和整風會，並能帶頭作批評和自我批評，起了榜樣的作用。這在我的五本“工作筆記”中有不少記錄。在他擔任了市委和中央重要職務後，雖然直接指導總部的工作比以前少了，但還是一直關心著總部的學習和工作。
③“工總司”也能注重自身迠設
正因為有了張春橋的關心和教育，在王洪文直接主持下的“工總司”總部能注重自身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在總部領導核心班子大多數成員的共同努力下，使“工總司”順利地轉型為“總工會”。下麵就據我的“工作筆記”所記和我的回憶，簡要介紹一些總部領導核心班子的學習和整風的情況，以及總工會常委會的學習情況。
（2）“工總司”早期的幾次“整風”和學習會情況
67.5.20.張春橋接見“工總司”主要成員，在講話中對“工總司”作了嚴肅批評
①在六六年的十一月二十五、二十六日，“工總司”總部在“安亭事件”結束不到兩個星期時，進行了第一次“整風會”。當時的背景情況是：“工總司”才成立不過半個月，機構不齊全，人員很混雜，總部的主要成員間也還不熟悉，以致整天顯得亂哄哄的。許多來總部的人對這種情況都很不滿意，提出了許多批評意見。在我的第一本“工作筆記”中，早在十四日就記錄了大家在“群眾大會”上所提出的三十多條意見，但之後情況依舊，甚至更亂了。連我們自己對這種現狀也很不滿意，這樣就由王洪文主持召開了第一次的總部整風會，讓大家對存在的問題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這次所謂的“整風會”，其實也隻不過是讓大家講一下對他人的意見，以及對他人批評自己的意見作辯解，並沒能起到什麽真的作用。這當然也是與我們這批人剛從基層走上社會，在這方麵毫無經驗有關。
②六七年四月二、四日，“工總司”總部又進行整風和學習會。在解放軍駐“工總司”支左小分隊的幫助下，這次的整風學習會顯得比較正規。首先安排了學習毛主席“關於糾正黨的錯誤思想”，“整頓黨的作風”等文章，以及有關的毛主席語錄。還學習了姚文元在市革會擴大會上所作的“整風報告”等有關文章。通過學習，再對照總部存在的問題和各人的實際情況，大家暢開思想談認識，檢查自己在思想、工作、生活等方麵存在的問題，也相互提意見，開展批評。我現在回顧起來，認為在總部多次的整風學習會中，這一次是效果顯現最好的一次。基本上達到了在學習開始時提出的，加強總部的組織性、紀律性、科學性、革命性的目標，解決了以前總部機關的混亂情況，確立了總部的領導核心班子和工作秩序。
③六七年五月初，總部領導核心班子再一次開整風學習會，當時的背景情況是：在貫徹“貴陽棉紡廠革命大聯合經驗”時，造反派們從上到下都產生了混亂思想（即關於“工總司”要否“倒旗”的問題），由於在宣傳上的偏麵性，加上當時反造反派勢力的一度囂張，使“工總司”感受到了極大的壓力，總部核心成員的思想也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張春橋在京接見王秀珍等人的講話向我們傳達後，總部核心成員經多次學習討論統一了思想認識，並通過《工人造反報》發出“工總司”不解散、“造反隊”不解散的明確宣告，為使造反派“重振軍威”，總部還決定了召開紀念“工總司”成立“半周年紀念大會”（即"5.9"大會）。
現在回顧當時情況，我認識到這次的整風學習會沒有起到好的作用。雖然對如何學習“貴棉經驗”和“工總司”不解散的問題統一了思想認識，但對當時造反派中存在的一股“怨氣”並沒有很好的疏導，反而起了某種煽動的作用。又因徐景賢的電視講話諷刺了“工總司”，加深了雙方的矛盾，鬧出了一場風波。這也是與當時的文革形勢要求不相符的。
④六七年五月二十日到二十二日，上海市革會召開擴大會議，張春橋、姚文元作了講話，而在二十日，張春橋還接見了“工總司”總部的主要核心成員。張春橋在這次接見的講話中對我們提出了許多批評意見，據我“工作筆記”所記錄的內容，可歸納為：<一>批評“工總司”召開的“5·9”大會。他指出：你們“情緒太焦躁了，焦躁容易出錯誤”；“現在你們受到些壓力，急了，對形勢的估計，有些極左”；“你們考慮局部的多了些，考慮全麵的少了”;還指出：你們都經過半周年了，水平應該比過去高了，再過一年該更高了。他同時還批評召開這個大會“有些鋪張浪費，這點我不大滿意，我們的同誌太不樸素了，這樣是不能重振軍威的”。對於"工總司"因"5.9"大會而與文匯報鬧矛盾之事，張也表示：“我對文匯報的做法也不滿意，跟他們談了”；“文匯報最近受的壓力也很大，我們要支持他，雖有些缺點，要看主流”；“我不希望你們與文匯報唱對台戲，否則最後兩敗俱傷，能接受一點就歡迎一點，不能接受可以保留”。<二>批評“工總司”不會做政治思想工作。張指出：““工總司”弱點太多，不會做政治思想工作是我們的弱點”。對保守組織“都不是在做政治思想工作”，“要很好的學會政治工作，做光明磊落的政治鬥爭”。<三>提出“工總司”的“組織要整頓一下”，“組織任務服從政治任務，組織要看是否適合當前的形式”。“現在還主要是造反派內部的矛盾”，“你們內部也要搞搞大聯合。可以吵架，但不能無限上綱”。（注：張的這些話是涉及到“工總司”區縣局聯絡站的歸口大聯合問題）。<四>張要求“工總司”“保持謙虛謹慎的態度，保持謙虛、謹慎、樸素的作風，我們要想到人民的生活還是很艱苦的，千萬不要搞排場”。張還要求“工總司”在這次市革會擴大會上，“希望你們在大會發言時也能檢查下自己的缺點，這個檢查要從全局來看（和中央賀電、中央文件比差距）”。
在張春橋接見講話後，“工總司”總部領導核心班子在王洪文的主持下進行了學習討論。王洪文在會上表示接受張的批評，認為“工總司”確實存在“驕傲自大，自以為了不起”，“眼下無人，自己高於一切”，甚至“懷疑到張春橋，想到北京去告狀"。（注：這是指“5.9”大會受到徐景賢和文匯報批評後總部派我和王秀珍等人去南京找張春橋告狀，但沒見到張。回總部匯報後，大家很不滿，認為張是支持徐和文匯報的，就有一些人議論到要去京找中央文革小組匯報。）王洪文還提出，“從我們最近暴露出來的問題來看，文匯報是批評得對，我們應該自我檢查”。為此，總部決定：結合學習討論市革會擴大會議“決議”和張的接見講話，總部核心班子從二十三日起集中一段時間進行整風學習會。在我的記憶中，張春橋的這次接見也是在“安亭事件”後的第一次對“工總司”存在的問題（不是隻對某個人或某件事）較集中的嚴肅批評，而且還明確地要“工總司”在市革會擴大會議上作自我檢查。而在這之後，張每次接見我們時也或多或少地會有所批評的。這也使我們對張春橋增多了敬畏之心。
總部核心班子從五月二十三日到六月三日每天上午半天在原市委黨校集中學習整風，下午仍回總部工作。在六月三日後，又轉入學習市革會擴大會議“決議”和張春橋、姚文元的講話。這中間又摻插舉辦區縣局聯絡站負責人學習班，部分基層造反隊負責人學習班。整個學習時間一直延續到六月中下旬。整風和學習會都由王洪文主持，警備區駐“工總司”支左小分隊的兩位負責人也參加了這些活動。在我的“工作筆記”第五冊上，對這次的整風和學習活動有較多的記錄。現在下麵摘錄一些主要內容。
五月二十三日到二十五日的三天主要是學習“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和林彪關於“把學習毛主席著作提高到一個新階段的指示”。分兩個小組座談討論：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意義和解決學習的態度，以及聯係我們的實際改造思想和做到思想革命化。
“工總司”學習張的講話，“開門整風”
五月二十六日，“工總司”邀請各市級群眾組織負責人來參加我們的“開門整風”，聽取他們對“工總司”的批評意見。作為市級機關造反派群眾組織“機聯站”負責人，又是市革會領導成員的徐景賢和王承龍也參加了這次會議。張春橋和姚文元也很重視我們的這次“開門整風”會，專門作了指示:"工司能夠這樣做是很好的，工司成立後從來沒有這樣做，現在這樣做是很好的開始。”“由工司帶頭把其他的革命造反組織帶起來，要向他們學習，要高舉旗幟，鞏固大聯合”。“除了向工總司提意見，也可征求工總司對其他組織的意見。”在這次會上發言的各市級組織負責人對“工總司”提出了不少的批評意見，有些還是較尖銳的指責。徐景賢也在會上發言，還就“工總司”的“5.9”（半周年紀念）大會所發生的一些爭執矛盾問題，作了些自我批評。
五月二十七日，在王洪文的主持下總部核心班子專門開會，回顧昨天會議其他組織對我們提出的意見，把各組織提出的批評、指責歸納為十六條意見和問題。主要的有：“許多事例上表現了工總司的大國沙文主義，對其他組織不夠尊重，老虎屁股摸不得”；“工總司核心應整頓，內部不統一，隨便發文簽字，不考慮影響如何”；“組織龐大，基層混亂”，“經常發生摩擦”;“總部無約束力”，“管了也不能解決問題”，“嚴重影響當前鬥批改”；“有些山頭主義味道，目前仍有跨行業的組織”，“總部對此無積極地做工作及明確地表態”；“節約鬧革命做得不夠”，“搞小汽車容易出修正主義”（指總部一些頭頭都有小汽車用）；對總部召開“5.9”大會的批評也不少，認為“不利於大聯合”，“大會後許多已聯合的單位又重拉工司隊伍”；總部在有關“公革會”和“版司”等一些組織的態度上有“支持一方，打擊一方”的問題。
針對各組織提出的意見和問題，總部核心班子從二十七日到三十日連續四天繼續通過學習、討論和提出整改措施。部隊支左小分隊的兩位負責人也在會上提出：“要有自我批評”，“檢查工作中的問題”，“研究一下提出問題的解決辦法”。在這幾天的會上，各組核心成員匯報和檢查了各自的問題，作了批評和自我批評，同時也注重研究了“邊整風邊戰鬥（工作）”的問題。總部為此作出了兩項重大決定：一是在總部增加黨員人數。後由王秀珍和王明龍負責從一些基層大廠造反派中選調一些黨員來總部工作（如金祖敏、倪叔英、徐文豹等），並讓他們參加總部核心班子的活動。以後又從基層單位選調了一批較年輕的黨員（不都是造反派）來總部當工作人員。二是調整了總部機關的工作機構設置。為適應當時的“鬥批改”需要，總部機關的工作機構改設工業、交通、市政、郊縣、群運等組和辦公室，與市革會有關組室對口配合工作。
總部核心班子的這次整風學習會到六月三日暫告結束。王洪文在五月三十日傳達了張春橋對“工總司”這次整風學習會的指示：“1.你們這樣做很好，希望要保持下去。2.要站得高，看得遠，不要為原來那些小的問題上爭論了。3.我對你們這次做法很滿意。”
⑤六七年六月三日市革會舉行了報告會，由張春橋就當前形勢作報告，姚文元作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報告。之後"工總司"總部核心班子就集中學習張.姚的報告，以及市革會的“決議”。張、姚的報告中重點講了:“看問題要看主流，不要看支流”，“革命造反派要看主流”，“看解放軍的工作也要看主流”。"新的革命秩序基本上是好的”，“亂是有階級性的，上海不能第二次大亂特亂，形勢變了，口號也要變了”，“好的形勢得來不易，破壞它很方便，所以我們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上當”。“造反派學習少了，不看書不看報，光等上級布置任務”，“我們要看到弱點，掌權時間很短，沒經驗，要謙虛、謹慎，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要很好的學習、緊跟毛主席”，“情況變了，需要我們坐下來看些書，坐下來批判”。“我們的同誌對奪權後的地位變化不大理解，不能意識到地位變了”，“還不善於做思想工作，不能很好的聽不同意見及反對過自己的人的意見，從中發現問題”。
67.6.10.張再次接見講話提要求
六月十日，張春橋又一次接見了“工總司”總部核心班子的主要成員。他在講話中說：“今年一、二月份用過曇花一現的人物這句話，希望工司同誌不做這種人”。“實際上從去年十二月開始，造反派中已有分化，有曇花一現人物下去了，挽救也挽救不了”。“走資派利用我們的弱點，不斷分花我們隊伍，我們就要不斷提高覺悟，培養一批左派，這樣的人越多，革命就有到底的希望。我希望你們能革命到底”。“有些人世界觀沒有改造好，到了某一場合，就會犯錯誤，這是不以我們意誌為轉移的。私心一來就會犯錯誤，我們遇到問題要少想一些個人、小團體，這樣想問題我們的心胸會寬一點”。“要務必好好學習，不要放鬆。學毛主席著作，碰到問題就要帶著問題去學習，不是馬上就去解決問題。不能關起門來學習，要真正地認真學一些東西”。“你們要當心，不要因為你們犯錯誤，逼著我們出來批評你們。上海局麵搞得好對華東、全國、國際影響大了”。張春橋在這次講話中還提及到毛主席“用工人造反隊來改造工會”的設想。、
總部核心班子的成員認真學習了張春橋的多次講話，通過討論大家認識到：“要強調學習，到基層解決一些問題，改變作風";“在正常的學習外，要多看看書報”;“邊學習邊檢查，要結合實際檢查思想”;“把工總司的學習整風情況告訴大家”。在這一階段的學習中，總部還開辦了“工總司”各區縣局聯絡站負責人學習班，部分基層造反隊負責人學習班。重點是要通過學習提高認識，促進大聯合。
張春橋在這一時期（也包括六月之前的）所作的報告和講話，都十分強調：造反派們要認識到在奪權後，自己的“地位發生了變化”;因受到壓製而起來“造反”，"不等於就是一個馬列主義者、毛主席的學生”，“一個自覺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告誡我們要“真正地認真學一些東西”，“在鬥爭中學習毛選”，“靠毛澤東思想，不犯錯誤，少犯錯誤”;還要克服“私心”，少想些個人、小團體利益;要學會“善於做思想工作”，“工作搞得踏實一些”，“多聯係群眾”等等。
現在再來回顧那時候的學習情況，老實講對深刻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我們這些人中真正讀懂、理解的能有多少？也隻是抱著單純的信念，認為隻要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去做是不會錯的。對張春橋的講話，我們也認為是代表了黨中央精神的，是要認真貫徹的。而事實上，張對我們的許多講話、指示，也是針對我們這些從基層上來的工人新幹部，指出我們存在的問題和不足之處，加以引導，提出怎麽去做的要求，並不都是空泛的理論說教。所以使我們在學習後感到是深受教育的，也使大家對自己地位變化後的情況有所警醒，大多數人能較自覺地約束自己的行為。這些學習在“工總司”總部思想建設方麵起了重要作用。
⑥六七年七月起，因社會上“聯司”和“支聯總部”的活動日益加劇，“工總司”總部把主要精力集中於此。在“8.4”行動解決了“聯司”問題後，又集中力量解決有關單位的武鬥問題和促進大聯合的工作，之後又全力籌備召開全市工代大會。這段時間中，總部核心班子也仍然安排有學習時間，當時主要采取邊工作邊學習形式，核心成員每天上午都集中在警備區支左辦公室學習，下午分散活動。但這時的學習沒有中心內容，流於一般化，因沒有記錄留下，也記不起有什麽突出的情況。
六七年底的“工代大會”選出了“工總司”的常委、委員後，王洪文曾提出過每周一次的委員集體學習，地點在延安西路二百號會堂，因人多分為二個小組學習討論，學習的內容主要是當時的報刊重要社論文章，市革會重要會議的精神。特別是每有毛主席最新指示發表後，就立即組織學習討論。但這個全委會的學習效果並不好，原因主要是人數太多，相互間又不熟悉，發言也隻是泛泛而談，實際流於形式。六八年間又因市革會建立工宣隊和各工宣隊辦公室，總部核心班子的大多數成員被選派到各個工宣辦任職和工作，全委會的集中學習形式已無法實行下去，就結束了。
在我的記憶中，這段時間裏較重要的一次學習是在毛主席發出“要鬥私批修”的指示後，總部核心班子（常委和在機關任組長的委員）有過一次整風學習會。大家聯係自己的思想和實際存在的問題談學習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體會，重點就是有關專用小汽車和調住房等問題。我記得在學習之後不久，有個香港工人代表團來滬訪問，了解上海文革的情況，市革會外事組要求“工總司”派人去與代表團座談介紹情況。後就由我和戴立清去華僑飯店與代表團座談，除了介紹“工總司”的情況外，重點就談了我們學習毛主席“鬥私批修”指示的體會，舉例講了從要求配自行車發展到要配小汽車，逐步升級，脫離了工人群眾等情況。
複旦大學曆史係金光耀教授談“工總司”的“整風”學習
⑦複旦大學曆史係金光耀教授在他所寫的《一個工人造反派的“文革”記錄：葉昌明<工作筆記>介紹》（以下稱為“介紹”），對“工總司”總部核心領導班子的整風和學習有所評述，在此簡要摘錄一些內容如下。
“介紹”提到：“安亭事件”後，“工總司”在向市委“資反路線”造反的同時，“對草創時期總部自身存在的問題也予以了極大的關注”。在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即“工總司”成立剛過半月，而“安亭事件”結束尚不到兩周，“工總司”總部就召開了第一次內部整風會議，按當時的革命話語就是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會議由王洪文主持，他在開頭就表示“各種思想存在，各種人都有，有政治扒手。不能抱有私心雜念來搞運動”。“工總司”二把手潘國平發言指責了別人，也為別人批評他′的事作了辯解，並提出，“司令部暫停三天接待，整頓內部”。常委蔣周法指出“總部很亂，有人在爭權奪利”。“這樣的內部整風會，《工作筆記》中記有很多次”。六七年四月二日和四日，“工總司”總部又連續召開整風會，“會議的主要內容是總部成員檢查自己思想工作和生活作風上的問題，每個發言者都做了自我批評”。王洪文在發言中講“工總司成立後最大的缺點是放鬆了政治思想工作，沒有抓。有單純的軍事觀點，沒有政治領導，開會也很少談政治，這說明了我本身沒有突出政治，造成了總部工作被動，沒有關心同誌的進步”。此外，“沒有發揮集體領導作用，有許多問題的決定是武斷的，獨斷獨行，客觀上是碰頭少，主觀上是自己說了算，單幹，有一種錯誤的想法是不相信同誌。常委集體研究處理問題少，個人處理問題多。總之，我沒有當好班長，沒有發揮左右手作用。”潘國平的自我批評是“組織上的混亂問題我也有責任”，“有養尊處優的思想”，“由於地位發生了些變化，因此思想上也有了些變化”。常委陳阿大說“我比較主觀片麵，容易衝動。安亭事件後，我對老王、小潘有些懷疑，發牢騷”。“會上也有對他人提出批評的”，“蔣周法沒有點名的批評，所指的是王洪文”，“王洪文對蔣周法的批評絲毫沒有辯解，而是虛心接受”。上海警備區“工總司”支左小分隊的負責人康寧一在這次整風會上作總結時，“強調了兩點：第一點是造反派本身思想的變化，‘在我們常委和組長裏，地位的改變，思想上沒有跟上去’，‘我們現在不要忘了一個工人的本色’，‘原來的造反派脾氣在逐步消逝，壞風氣在成長’。第二點是內部的團結和集體領導的形成，‘沒有形成集體領導，各自形成山頭，這是很大的危險。沒有顧全大局，為革命利益著想’。康寧一強調的兩點正是‘工總司’總部內幾次整風會議所要整的重點。”
金光耀教授在“介紹”中還評論講：“《工作筆記》中的這些信息展現了‘文革’初期‘革命造反派’的複雜性和多麵性。在現有的曆史敘述中，對‘革命造反派’往往隻是強調、突出其‘造反’的一麵，其造反的動機一般被認為是在基層單位受到了壓製。其實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他們確實是還有‘革命’的一麵”。比如“時刻警惕地位改變後思想發生變化，時刻不忘保持工人的本色”。“這反映出當時流行的革命話語不僅僅是口頭上喊的空話，而是確實成為大多數造反派認同的評判人和事的‘革命標準’。”金教授還在評論中指出：“工人造反派內在的複雜性的另一表現在於他們對‘黨’的態度。造反派起來造反，其矛頭所指大體上先是所在單位的黨政領導，然後升級至上海乃至全國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在衝擊、批判黨內走資派時，造反派表現出對本單位和本地區黨政領導權威的蔑視，但同時黨在他們的心目中仍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介紹”中提到在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內“工總司”總部第一次整風會議上“針對總部內部的亂像，就有人提出‘要有黨的領導’，並建議發動黨員‘參加核心領導’”。事實上，王洪文能夠脫穎而出“成為‘工總司’的司令，起決定性作用的正是他的中共黨員的身份”。“在造黨內走資派反的同時，強調黨的領導和相信黨員的作用，這看似矛盾的現象，正是理解‘文革’初期千百萬工人、學生充滿熱情投身運動的關鍵所在。而此種思維方式一直在延續。1967年5月，‘工總司’在整風後，要從基層抽調人員充實總部，考慮人選時黨員仍然是重要標準”。
金光耀教授還在“介紹”中評價了王洪文當時的表現：“關於內部整風會中王洪文的發言，當時滿大街散發的傳單和小報中並無記載，《工作筆記》對此卻是實錄。應該說，此時的王洪文雖已貴為‘工總司’司令，但在‘工總司’內部整風會上，還是力圖按毛澤東所說的‘兩個務必’，按當時的革命話語去行事，對自己行為上有出格處如坐小汽車去吃飯等毫不掩飾地作自我批評，至少在口頭上是如此”。“《工作筆記》中對王洪文的記錄頗多”，“比如，1967年5月9日，‘工總司’舉行成立半周年慶祝大會，遭到徐景賢以及《文匯報》社論的批評。‘工總司’內許多人如潘國平等都對此表現出強烈的不滿，但王洪文的態度卻有所不同。5月22日他在‘工總司’內講，‘從我們最近暴露出來的問題來看，文匯報是批評得對。我們應該自我檢查’，同時他還批評了‘工總司’內的幾種錯誤思想，如‘驕傲自大，自以為了不起’，‘懷疑到張春橋，想到北京去告狀’，其他工人造反派大都從‘工總司’本身的立場來考慮問題的，王洪文與他們不同，他常常能超越‘工總司’本身的立場，這顯示出他在政治上確比其他工人造反派要‘成熟’些。”
（3）總工會的常委學習會
七三年市五屆總工會全委會和常委會產生後，我提出並得到王洪文、王秀珍同意後，市總工會常委會確定了學習會製度，全體常委每星期一上午半天在市總工會五樓會議室集中學習（平時在單位勞動的常委也都參加）。最初的幾個學習日，除王洪文在京外，所有的常委都能來參加的，但不久王秀珍、金祖敏、楊富珍這三位有市委常委職務的就不再來參加了（一個原因是市委常委會也有了每天上午學習的安排）。其他常委還是都能來的，凡因故不能來的，也都能請假的。因工作需要，我報經王秀珍同意後，讓總部機關的各組室主要負責人和直屬的市業餘工大負責人也列席了常委會活動（直屬的市工人政校和市工人文化宮負責人都是常委）。“十大”後王秀珍傳達王洪文指示，讓上海幾位新當選“十大”中央候補委員的工人新幹部也來列席市總工會常委會。這樣，市總工會五屆常委會實際上就有了三部份成員：一是正式的常委，二是總部機關組室和直屬單位的負責人，三是幾位“十大”後補中委的工人新幹部。
常委學習會的學習內容，除了結合當時的形勢，學習新發表的毛主席指示，中央有關重要文件、文章（如“十大”報告、黨章等，批林批孔和批鄧反右運動的內容等），最主要的是學習毛主席的有關著作和馬列主義有關著作。學習的方式就是一本本書的通讀，當然每次隻能讀一段或一個章節，讀後大家議論談談體會感想。首先是學習毛主席的《矛盾論》和《實踐論》、《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等，以後是讀馬列的有關著作。當時毛主席對黨內幹部學習馬列著作有個指示和開列的書單，我們就是照此辦的。現在還記得讀過的書有《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反社林論》、《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等。二年多時間內，大約通讀了十來本書。
當然，我們這些從最基層上來的工人新幹部，在文化程度、社會閱曆、曆史知識等各方麵的水平都是較低的，要學習這些高深的理論著作，是很困難的。不要說是學好、學深，就是要讀懂書中的一些名詞，或弄清書中提到的一些曆史事件等，也都是很難的。我現在還有的印像，當時讀《共產黨宣言》時，開篇的一句“一個幽靈”在歐洲上空遊蕩，大家對此就很不理解，因為對“幽靈”這個名稱，我們習慣上認為是不好的，怎麽能用來指代共產黨（共產主義）呢。還有《反社林論》中的一句“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開始還認為黑格爾的這句話是對的呢。盡管如此，大家認為還是要堅持學習下去，我們沒有急功近利的想法，抱著堅持下去必有好處的態度，多讀讀這些書畢竟能多少增長些知識，知道一點辯證唯物主義，知道一點馬列主義的哲學理論和唯物史觀的基本知識。
我現在回顧這二年多的學習情況，也感到得到的最大收獲就是這個“知道了一點”。因為像我們這樣一批“造反”上來的所謂“領導”，過去那知道“這一點”，不要說是讀這些書，很多人連這些書的名字都沒聽說過的。再有，通過這樣的讀書學習，畢竟對我們還是深有教育的，至少使我們知道了自己知識的貧乏，作為一個已擔任領導職務的新幹部，自己懂得的東西太少了，從而使自己的言行也會有所謹慎約束。






七、關於所謂"反革命武裝叛亂"的問題
1.“前述”
對76年10月間發生在上海的這一嚴重政治事件，現在很少看到當時的真實史料。而一些所謂黨史研究者和曾參與處理者，至今仍有不實敘述。
一九七六年九、十月間，在中國大陸上發生了兩件最重大的事件：一是九月九日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因病逝世。二是在十月六日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等人突然抓捕了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等人。而同時期在上海也發生了一起被稱為“四人幫”餘黨策劃“反革命武裝叛亂”的重大政治事件。
在《革命造反年代》一書中，作為全書的最後部分，對於發生在七六年十月間的這一極為重大的政治事件，記述太過簡略，給人以草草收尾之感。當年之所以會發生這一重大政治事件，其原因錯綜複雜得很。從對文革曆史的研究來說，這最後的一段文革曆史，是不能不加以深入研究一下的。而要深入研究這段曆史，就要有真實的史料為據，才能得出盡可能接近曆史真實的結果。
關於抓捕所謂“四人幫”，社會上已有許多披露“真相”、“內幕”的文章材料。我對此沒有直接經曆，也就沒有發言權。而對於發生在上海的所謂“反革命武裝叛亂”這一重大政治事件，我是直接參與者，對我所參加過的活動，我是知道“真相”，也能講清“內幕”的。在文革結束後的大清查中，查清所謂的“反革命武裝叛亂”問題，自然就成了重點中的重點。這也是我被關押審查中的最為重大的問題。市委專案組、市公安局和市檢察院的辦案人員用了很長時間，對我的這一重大問題作了極為認真的審查。我也寫過許許多多的“交代材料”，自認為已把這個重大問題交代得十分清楚了，也得到了辦案人員認為我能“如實交代”的認可。
現在離當年上海發生的這一重大政治事件已有四十二年了，許多當事人也已逝去。然而這一重大政詒事件的真實史料，在社會上幾乎看不到，許多人隻是聽聞有這麽件事，但不知道具體情況。而在我能看到的有關回顧這段曆史，描述所發生事件的少數文章和講述中卻多有不實之處。特別是有些曾參與處理這一事件的人員，在講述中無意或有意地夾雜了一些不實之詞。也有些研究學者似乎並沒深入調查和核實資料，就作出了一些不符事實的論斷。這是僅舉幾個大的例子：
①一位被介紹為“人民日報”的資深高級記者，在其“紀實”著作中曾這樣寫道，王洪文的“小兄弟”們在十月十三日去機場迎接從北京開會返滬的馬天水等人時，因怕中央派部隊隨機來滬抓人，就準備了兩輛架著機槍的吉普車對準著停機坪。事實上，到機場接人的隻是三位市委常委（老幹部），“小兄弟”無一人去接，更沒有架著機槍的吉普車了。
②2014年10月上旬，上海電視台“紀實頻道”在節目中采訪了一位“中央先遣小組”成員和一位“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這兩位在講述中說：在十月十二日晚的“康辦”會上，決定了在第二天（十三日）下午五點“打響武裝叛亂第一槍”，因這時是下班高峰，馬路上人多造成流血事件影響大。“先遣小組”在十三日早晨得到了這個“消息”後，馬上報告中央，黨中央當即決定讓馬天水等人馬上返滬，終使“第一槍”沒能“打響”。在這次釆訪中，也是這兩位嘉賓還曾繪聲繪色地講:在十二日晚的“康辦”會中，黃金海大吵大鬧，汪湘君大哭得在地上打滾。可事實是黃和汪都沒參加這會！
③2015年“解放日報”連載了“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四人幫上海餘黨覆滅記”（作者即上述兩位），文中竟然說：在十月十二日晚的“康辦”會上，決定在第二天“打響第一槍”後，還要殺害108位反對“四人幫”的老幹部和“中央先遣小組”成員。但我們直到被關押時都還不知道有“中央先遣小組”之事，何談“殺害”他們呢？
被作者和講述者描繪得有板有眼的這三例所謂“事實”真夠嚴重的了。試想如真有這種“事實”，專案組能不查得一清二楚？我如不交代清這些“罪行”，能放過我嗎？但事實上辦案人員根本就沒向我查問過這些事，連提都沒提到過。我不明白遲至今日，這些人為什麽還要講這些“瞎話”。
為了讓更多的人能知道當年上海所發生的這一重大政治事件的真實情況，我把自己在審查期間所寫的，我自76年10月8日到15日參加活動的詳細情況的“交代材料”抄錄在後。另再補充了10月15日以後的一些有關情況於後麵，以供感興趣者參閱，
2.抄錄我在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寫的一份“交代材料”
（1）關於“抄錄的說明”
①七六年十月底，我被“監護審查”後，到八一年初時，我曾就所謂“反革命武裝叛亂”問題寫過許多“交代材料”，我都留有底稿。現抄錄於後的這份材料，就是按辦案人員寫一份全麵的“交代材料”之要求，我將之前所寫的材料（底稿）綜合而成的，也是我就此問題最全麵、詳細的“交代材料”。
②這份材料的涉及時間是從七六年十月八日下午到十五日晚上，也都是我直接參加過的活動。因篇幅較長，我還編了“目錄”便於查找，現抄錄時將該“目錄”略去了。
③我是按這份上交材料的“留底稿”全文抄錄的，由於“留底稿”中為省篇幅，有不少名字、名詞都是簡略的，為便於不了解曆史情況者閱讀，我在抄錄時，凡第一次提到這些名字、名詞時都予以恢複全名（全文）。但後文中再提到時，有的仍為簡略；原文中有的段落過長，在抄錄時適當給予了分段；原文中有“（）”的則照抄。我現在感到須作必要說明的，則用[葉注……]標注。
（2）原文抄錄（以下按日期分段）：
2/27（預審。1/15要求寫“親筆供詞”：參與策劃“反革命武裝叛亂”罪行。共七十頁）
76.10.8.下午：“康辦”會議
下午約三時，我在合成纖維研究所勞動時，接到市總工會辦公室的電話：市委辦公室通知我去參加市委常委會。約五時，我到市委康平路辦公室學習室參加了由徐景賢主持召開的市委常委會。這次會議參加者有：市委書記徐景賢、王秀珍，常委王少庸、馮國柱、張敬標，列席市委常委會的周麗琴、陳新發、金傳德、陳阿大、葉昌明、汪湘君、陳佩珍、馮品德、朱永加，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肖木，張春橋的秘書何秀文等。
徐講：馬天水昨天接到中央辦公廳電話通知，已去北京開會了。周司令也一起去的。我們想打電話問問幾位領導（指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中央開什麽會，但都找不到他們，一直到現在還沒聯係上。想找金祖敏問問，但全國總工會說找不到金，也不知道他在哪裏。[葉注：周司令為時任上海警備區司令，也是市委書記。金祖敏時任市委常委，被調北京任“全國總工會第九次代表大會籌備小組”負責人，在京工作。]
王秀珍講：馬接到中央通知後，我們想問問王洪文，是開什麽會，要作些什麽準備，就打電話給王的秘書孫兆良，但電話沒接通。又打電話給張春橋的秘書，也說沒人接電話。不但秘書沒有，連其他人也一個沒有。電話局說對方沒人來接電話。又打到姚文元家裏，也是無人接電話。
徐講：我九月下旬（約二十三日）到北京去時，曾問過張春橋，中央最近會否開三中全會？張說過最近不會開什麽會的。所以我們接到馬、周去開會的通知後，感到奇怪，就想打電話問問看。但一直找不到他們人。我們猜想是否中央正在開什麽重要會議，所以不接電話。於是找了何秀文來，讓他往張、姚處打電話，還是找不到人。又找了廖祖康來打電話，也還是找不到人。廖、何都找不到人，我們就感到情況不大正常了。
廖講：我打了幾次電話，長途台都說沒人接。怕是那邊長途台不接，又用微波電話直線打到王洪文處，電話鈴響的，但沒人接，說明家裏一個人也不在。要是中央開什麽重要會議，也不會家裏連一個服務員也沒有的。這種情況是從來沒有過的。過去不管中央開什麽會，幾個秘書還是能打電話進去的。
徐講：後來我們打電話給周宏寶、祝家耀，問他們中央有否開會，他們都說沒聽說中央要開會。又問他們是否知道中央通知開會的事，也說不知道。[葉注：周宏寶原係上海民兵指揮部負責人，時調任教育部領導成員。祝家耀原係上海市委機管事務局負責人，時調任公安部領導成員。兩人均係十屆中央候補委員。]徐講：我想人民日報的消息總快些，就打電話給魯瑛，他也說不知道要開會的事，但魯說話的神氣不像以往。過去打電話時，他是很活躍的，話很多。這次卻說話死樣怪氣的，好像不願聽電話，說不了幾句就掛了，這總是有些緣故的。徐講：馬去開會時，我們說好的，他到京後就打電話來，告訴一下是什麽事情。但去了後一直沒電話來，要是他自己開會沒空，房佐庭總可以打個電話的。我們就打電話到京西賓館去找馬，但那邊卻回答馬沒來過，大約是封鎖不讓打電話的。因繆文金在京西賓館住過較長時間很熟悉，就叫繆來打電話去找。[葉注：魯瑛時任人民日報負責人。房佐庭係馬天水秘書，同去北京的。繆係市委警衛處人員，時為金祖敏秘書去京工作，這時正在滬。]繆裝作是在北京打的電話，終於問到了馬是在京西住的。但電話打到馬房間，是房來接的電話，要他去叫馬來聽電話，過一會卻仍是房來說馬有事不能來聽電話。我就問他，中央開的什麽會？他說話吞吞吐吐的，不說開什麽會。我估計他身邊可能有人監視，不好說什麽。我就問他：馬身體怎麽樣了？為什麽不接電話？他說馬有些感冒了，後又說自己也“老胃病複發”。徐講:我記得房是沒胃病的，怎麽又說“老胃病複發”呢？就派人去問他愛人，是沒有胃病的。看來房說“老胃病複發”是句暗語，是暗示我們出事了。
徐講自馬去開會後，出現了一些反常的情況。徐講過（有一些王秀珍也講過）的有：警備區向市委報告，接到大軍區電話通知，是傳達軍委首長的一個指示，說（大意）一級戰備撤銷後，戰備工作有些鬆懈，現在要認真抓一下戰備，防止蘇修美帝的突然襲擊，蔣匪的擾亂，還要防止“內潛外逃”。徐讀了一下打印的一份記錄後講：一級戰備才撤不久，怎麽又突然要加強戰備了？特別是說的“內潛外逃”是什麽意思？所謂“內潛”、“外逃”就是有人派遣進來和有人要逃出去了。這種提法，過去戰備中也沒有過的。而且這次市委沒有直接接到通知，是要警備區轉告市委的，這種做法也沒有過的；於會泳電話告訴徐，原定他帶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出訪阿爾巴尼亞，過二天就要出國了，現突然接到通知，叫他們代表團不要去了，並說會由外交部通知阿方的。這樣突然的臨時取消這次訪問，他想不出是為什麽；[葉注：於會泳時任文化部部長，也是上海調京的。]上海廣播電台向徐匯報：接中央台通知，停播“按既定方針辦”和“繼承毛主席遺誌，把革命進行到底”兩首歌曲。徐講：我把這兩首歌詞都看了，都是宣傳毛主席“按既定方針辦”指示的，沒什麽其他問題，想不出為什麽要停播；市文化局或警備區政治部向市委匯報，原定這幾天內由總政治部在警備區某連召開的部隊連隊圖書工作現場會，總政突然來通知撤銷不開了。徐講：過去中央通知開會，都是通知市委，再由市委通知各人的。這次接到中辦電話後，市委辦公室就打電話告訴周司令，周說他已經知道了，是中辦直接通知他的。周說他身體不好，能否請假。中辦說可帶醫生，一定要他去的。
徐在講了許多所謂反常情況後講：我分析房說的“老胃病複辦”這句話，可能是指那些受到批判的“老右們”見毛主席逝世了，又在鬧了。所以他說是“複發”。現在可以肯定中央是出事情了，但究竟是什麽事還不太清楚，我們已要繆馬上回京去打聽一下情況。珍[王秀珍]講：今天正好有一架專機送宋慶齡來上海，就讓繆搭這架專機回京。以往也有這種情況，和專機機組一說就行了。但今天繆去搭專機卻不一樣了。反複問了繆的身份，問清是金祖敏的秘書，又電話請示了，這才同意讓繆搭機。珍可能還講過，要繆到京打聽情況後就打電話來報訊，要是一般情況就說“肚皮痛”，較嚴重的就說“胃痛”，最嚴重的就說“心肌梗塞”，現在還沒電話來。珍也講過中央肯定出事的話。徐講：我和珍商量後，感到這是大事情，有必要向常委會說一下，大家有個思想準備，但還沒有確切的消息，大家不要到外麵去傳。我們還要千方百計的打電話去聯係，了解情況。有什麽新情況，我們會及時告訴大家的。珍講：這幾天大家待在機關裏不要跑開，要是出去，要告訴機關裏人在那裏，要有事就能找到人的。珍對我和汪湘君講，你們的勞動暫停一下，先回機關去。
這次會議時間不長，大約個把小時多一點。會上主要是徐、珍講話。大家聽了他們講的情況後是有些吃驚的，對所講的所謂反常情況，也有所議論和問過一些具體情況。我也隻是有過一般議論，如同意徐所講的對“老胃病複發”的所謂分析，戰備和“內潛外逃”的意思等。認為徐、珍所講的一些情況確實有些反常的。約是散會時，我聽見廖祖康問徐、珍，黃濤在大屯，是否叫他回來吧？徐、珍表示同意。散會後，我先到總工會去的，見沒什麽事就回家了。
76.10.8.晚：王秀珍召集會（市民指、東湖）
十一時後，我在家睡覺時，陳阿大來電話講：王秀珍要我(陳)、你和沈涵、黃金海、馬振龍、王明龍馬上去。我問到哪裏？陳講到三十一棉廠去，你通知沈、明（龍）先到我這裏（工交組）來，再一起去。黃、振（龍）由我通知。我答應後，就先通知了沈，他在總工會值班，我叫他直接到陳的辦公室去，並叫司機放車來我處。我又打電話給明，告訴他是珍找我們去，要他在路口等我。車來後，我接了明到市革會。到陳辦公室時，沈、振和金傳德已在。陳告訴我，他已叫黃金海直接到三十一棉去準備會議室了。我問陳是什麽事？陳把我拉到裏麵講，就是下午說的事，看來情況有些緊張了，人（指王張姚）到現在還沒找到。珍叫我們到三十一棉去，他們等一會就來。
之後，我和陳、沈、振、明坐一輛車去三十一棉。到廠後，黃金海已安排好一間接待室在等我們了。陳叫黃找一個直線電話，派人守著聽電話，不要跑開。還要黃派人在廠門口和樓下保衛值班。黃都照辦了。沈和黃問陳，是否王洪文要來？陳沒答。在我們坐等時，廖（祖康）來電話，黃去聽後來講，廖問我們人到齊沒有，叫我們等，他和珍已到了民兵指揮部，等一會就來。過一會，廖又來第二隻電話，也是黃去聽的，講他們不來了，要我們馬上到市“民指”去。
於是我們分乘二輛車（一輛陳的車，由黃先坐來的）到市“民指”。珍的司機在大門口等著，告訴我們到三樓辦公室去。我們六人到三樓，先看到朝北一間大辦公室裏有王秀珍、汪湘君、李彬山、楊新亞、施尚英、吳立義、鍾定棟、廖祖康等人在交談。珍、廖見我們來了，就出來叫我們都到朝南一間大辦公室去。在大辦公室裏時，珍向我們講過很短時間的話，因電話多太鬧，就一起到朝東的一間休息室去談。珍和我們在大辦公室裏講了些什麽，已記不清了（因都和在小休息室說的混在一起了）。鍾曾拿了些他們印製的《通訊錄》發給每人，講有什麽事可打電話來。
參加小休息室談話議論的人有：王秀珍、馮國柱（是在與李、楊等人談話後進來的，後又曾出去與翁默清談話），陳阿大、葉昌明、汪湘君、沈涵、黃金海、施尚英（因進出較多，有些議論沒參加）、吳立義、鍾定棟、印玉泉（吳、鍾、印都隻參加了前麵一段時間，後退出）、馬振龍、王明龍、康寧一（後出去的）、廖祖康等。市委辦公室工作人員王錫林、楊金泉等人在外麵辦公室裏，隻是叫聽電話時進來過。這個會上所講過的話和議過的事，約有（時間、順序上有顛倒）：
珍先講：中央出大事了，市委研究後認為有必要告訴大家一下。我和徐景賢兵分二路，他和王少庸在另外地方找文教口的人談，我和馮國柱到這裏找工會和民兵一頭談。接著她講了中央通知馬天水、周純麟去開會和一些所謂反常的情況（講到的約有中央軍委首長加強戰備，防止“內潛外逃”的指示，與“四人幫”和金祖敏失去聯係，房佐庭講“老胃病複發”等）。珍講：繆文金已來電話，說是“心肌梗塞”了。這時康寧一可能插話講過與繆約定的暗號。珍講：祝家耀也來電說，到京西賓館去看過了，人員都集中了，門鎖起來了，不能動了。說明他們把人都抓起來了。珍講：徐打電話到文化部找於會泳，沒找到。劉慶棠接的電話，說他們那裏還沒什麽消息，他們曾打電話去找過江青，也是找不到人。晚上徐再打電話去找於、劉，一個也沒找到。接電話的人說他們都生病了。明明下午還好好的，怎麽突然都生病了，看來也是被抓了。珍講：接到中央開會通知和感到情況反常後，我們打電話給陳佳忠，想問問福建有否人去開會，陳不在。又打給魏秉奎，魏說遼寧沒接到通知，又問他有否與毛遠新打電話，毛情況怎樣？魏說前不久與毛遠新通過電話，身體很好。廖在珍講所謂反常情況時，也作過補充，並講了他向北京打電話，凡是能找的地方都問了，還是找不到人。看來是出事了，否則不會這樣的。廖還講，我用微波直線電話打到江青的樓，有一個男的來接電話，說首長不在家。問他名字，不熟悉，不是這個樓的人。等一會我再打電話去，就一直沒人接了。看來江青那裏也出事了。陳講：外經部長方毅正在上海，突然接到北京電話，說他家屬病了，要他馬上回京，他已經趕回去了。看來不會真是家屬生病，而是和這件事是有些聯係的。
聽了珍等人講的情況後，大多數人很吃驚，表示想不到會有這樣的事。珍又講：中央出修正主義了，把這些一直緊跟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領導都抓了起來，這是右派搞的政變，修正主義上台了。她講：毛主席一直教導我們，我們要警惕修正主義，中央出修正主義，地方就要起來造反，文革就是為了反修防修的。現在毛主席才去世不久，他們就搞政變了，就像赫魯曉夫一樣。我們要跟修正主義對著幹，要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保衛文革的勝利成果！她還講：上海工人階級是富有革命傳統的，是毛主席肯定和支持的，我們現在就是要和他們對著幹，不能當投降派，做“王連舉”（叛徒）！大家也議論紛紛，表示同意珍所講的態度。我講：這樣搞法是右派搞宮廷政變，是修正主義上台了。還講斯大林逝世後，赫魯曉夫也沒敢馬上動手。現在毛主席逝世不到一個月，他們就這樣搞了，比赫魯曉夫搞得還快！我還講：文革中我們起來造反，就是為造走資派的反，批修正主義，現在出修正主義了，當然要和他們作鬥爭，不能投降，當叛徒！陳講：中央出修正主義，我們一定要和他們對著幹，絕不做叛徒！沈講：毛主席逝世不久，想不到他們就這樣快動手了，真比赫魯曉夫還赫魯曉夫！黃講：他們這麽快就動手了，那就和他們幹一場吧！黃還學《杜鵑山》的一句台詞，對珍講：請發給我一支槍吧！振、明等人也講過“要對著幹”的話。
珍去聽了一個電話後，對我們講：徐來電話說，剛才收到中央台的廣播，中央的兩項決定是出版毛選五卷和全集，建造毛主席紀念堂的決定。大家一聽感到奇怪，問怎麽會在半夜裏突然廣播這麽重要的決定，而事先一點沒有消息。沈問珍，怎麽會現在廣播的，市委是否知道要廣播中央兩項決定？珍講：沒接到通知，市委事先一點也不知道。她講：看來他們是要利用毛主席的威望，廣播這兩項決定就是想用撐旗幟來收買人心。廖講：現在北京的氣氛和這兩項決定怎麽對得起來呢？北京現在是修正主義上台在抓人，他們怎麽會真的紀念毛主席，無非是要塊牌子。我講：這麽重要的消息，不發預告，又是半夜突然廣播，這是有陰謀的。因為群眾不了解真相，一聽廣播的是這兩項決定，當然會擁護的。這樣可把人心拉過去了。陳阿大等人也講，廣播這兩項決定是在造輿論。
珍、廖問施，指揮部準備的情況怎樣？施講：已派人下去檢查各區指揮部的值班情況。“市指”有關人員也在擬方案，準備明天開會布置下去。市委原已批準下發的武器，有一部分還在區師指揮部，沒來得及發下去，也在明天布置他們立即下發。（他講過一些武器彈藥的數字），還在“市指”和“康辦”部署了機動民兵隊伍。我講：民兵的武器應早點發下去。珍問振關於輕工生產的武器彈藥情況。振講過一些數字，多少已交警備區倉庫，廠裏還有多少。還講廠裏的不交了，“市指”要用可去拿。我也講：不要再交警備區保管了，可以給民兵用。我們在議論怎麽對著幹時，提出了要搞罷工，組織群眾遊行，刷大標語造輿論。廖講：憲法上為什麽要寫“罷工”，毛主席說過的就是為了反對修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的。陳講：上海還可以搞總罷工。我讚同罷工，講總罷工不行，水、電廠不能停的。“赤衛隊”就是要搞“三停”遭到群眾反對的，我們要吸取這個教訓。應當派民兵到水、電廠，一些要害單位保護好。不要出了事，自己被動。那些可以停下來的廠可以罷工，發動工人上街遊行，刷大標語造輿論。我還講“安亭事件”實際上也是一次罷工鬥爭。陳對沈講：搞罷工，你是有經驗的。沈講：罷工時，工人應留在廠裏守衛，不能離廠的。解放前罷工都是這樣的。要是離開廠，工廠就被他們占領了。黃也讚同罷工，但不能總罷工。
馮國柱同李彬山、楊新亞談話後，來對珍講：我已和他們談好了，他們要回去休息，問你還有什麽事？珍講沒有事了，讓他們回去。廖講：不能讓他們回去，要叫他們睡在這裏。把他們拖在身邊，有起事來，你市委下命令，還不如由他們打個電話快。珍問施，這裏有地方睡嗎？施答有的。珍就對施講：你去為他們安排個休息的地方。對他們說，今晚就不要回去了，明天上午仍去浦東大樓開會，不要露聲色。施答應後和馮一起去安排的。在議論到馬天水和周司令去開會的態度時，珍講：打電話找馬，一直沒來接過電話，很可能會因他抵製而不讓他回來的，周是可能回來的。廖講：周肯定能回來的，而且可能是中央派他來抓我們的。馮講：要是周回來是來抓我們的，那他回來時就不會告訴我們的，可能一回來就跑到天馬山指揮部隊來搞我們。廖對珍講：應告訴民航一下，要是周回來，或有中央專機來，要馬上報告市委。不要人已回來了，我們還不知道。他又講：也要告訴鐵路一下，可能會坐火車來的。珍同意後，是由廖去通知上海民航局，陳通知工交組轉告鐵路局的。
馮對珍講：叫廖繼續向北京打電話，設法打聽情況。他還講：與北京的電話聯係一定要保持暢通，不要有起事來，電話也打不出去了。馮講：是否把翁默清找來關照一下？珍同意後，馮叫王錫林通知翁來。珍講：他們是要抓人的，幾位領導（指王張姚）肯定被抓了，金祖敏看來也被抓了，馬天水也會被抓的。現在他們已對文化部下手了，接下來就會對上海下手的。她講：“康辦”目標最大，已經不能待了。本來叫張敬標一起出來的，他說總要有個人聽電話，他願在“康辦”留守。現在市革會，總工會這些地方都不能待了。這裏（“市民指”）也不安全，不能多待。馮問施：這裏有幾條出路？施講：隻有一個大門出入。馮講：隻有一條出路不行的，隻要來一個連把大門一堵，一點辦法也沒有了，這個地方不能待。珍講：可像砸“聯司”時設一線、二線指揮部那樣。你們（“市民指”的人）也不要待在這裏，要轉移出去。廖問施：你們有指揮車嗎？施答沒有。廖講：怎麽搞的？指揮部早就該準備幾輛指揮車了，現在連一輛也沒有，你們轉移出去後怎麽指揮？你們的戰備工作太差了，連張像樣的地圖都拿不出。我講：城建局有地圖的，“工總司”過去向他們要過一套上海地圖，很詳細的，指揮部也可去要的。陳也講：如要，可去城建局拿。施講：上海的一般地圖，指揮部都有的，已派人在作部署了。指揮問題也研究過了，決定把民兵電台分到各區指去，電台晝夜值班，保持與“市指”的聯係。指揮部正好辦了一期民兵電台通訊學習班。決定停辦。部隊來的人都回去，學員隨電台分到各區去值班。廖講：你們的電台功率太小了，不行的。黃講：水產局漁業指揮部樓上有電台的，是指揮海上漁業生產用的，功率總可以的了，是現成可用的。施講：那電台不能用的。要是民兵台不行，還有市人防辦的戰備電台可用，這套係統聯絡是可靠的。我講：光電台聯絡也不行，還要組織一支機動通信聯絡隊伍，保持我們相互的聯係不中斷。施講：指揮部已考慮過，要建立一支摩托通信隊伍。黃講：海洋漁業公司有一百多條船，有人有槍，又是機動的，是支較強的力量。指揮部訂方案時可考慮的。珍講：“康辦”還有王、張的家屬，要加強力量保護好，特別是要保護好王的家屬，我們有責任保護好革命後代。康寧一向施講：“康辦”的保衛力量還沒落實，民兵還沒去聯係過。要告訴徐匯“區指”趕快落實。珍也要施快去布置落實。施答應後，叫鍾去徐匯“區指”布置。康也講和鍾一起去安排。
在議論中央可能派周司令來抓我們時，馮講：中央也可能從南京派部隊來的，要注意了解這方麵的情況。廖講：南京調部隊來，隻要過來就能發覺的。反而是在上海的部隊要注意，不要他們來動手了還不知道。施講：民兵一頭是能掌握的，部隊方麵無法掌握。我講：外麵來的部隊是易發覺的，就怕駐在上海的部隊動手時，我們會措手不及。指揮部應派人到部隊駐地附近監視動靜。黃講：警備區主要是鬆江、南匯二個師，可叫青浦派人到路口去監視，隻要那裏部隊來市區，都要經過的，馬上可以發現。施講：不用派人去的，要是部隊調動，我們能知道的。有人講到，中央派周或其他人來時，不一定會從虹橋機場來，也可能從江灣軍用機場來。陳講：叫他們用不成江灣機場也很便當的，隻要叫把機場的電拉掉，就不能用了。又講：不用拉電，隻要開幾十輛大卡車到跑道上去，飛機就不能降落了。後又講：也不要用卡車，隻要吊十幾噸大鋼錠放在跑道上就行了。珍講：他們如果來抓人，那我們也要幹的。廖講：要是真派部隊來動手，那也隻好大家板下臉來幹了。
珍講：這裏不能待下去了，要馬上轉移。我看還是找個工廠，到工廠去，群眾會保護我們的。即使在工廠裏把我們抓去，對群眾也是個教育。黃講：還是到我們廠去，運動初期“工總司”有一段時間常在廠裏的。廠裏老造反多，有基礎，地方也大，前後有幾個門可進出，即使他們來人也不容易找到的，轉出去也方便。珍不同意，講：十七棉、三十一棉這些廠都會受人注意的，不能去。王明龍提出可到閔行去，那裏大廠多，工人集中，力量強，有起事來往市區調隊伍也很快的。他還提過，可到中華造船廠去，複興島地方大，又偏僻，不引人注意的。施提出到江南造船廠去，講：江南地大人多，背靠黃浦江，對麵又有上鋼三廠，易於隱蔽。要是不行還可轉到浦東去。施還講過可待在指揮部“101”艇上，在江中遊動，誰也找不到的。議了一陣，這些提議都被否定了。我講：那些有點名氣的廠是不能去的，到郊區廠不便於及時了解情況。最好在市區找一個有點基礎，但又不出名的廠，這樣能隱蔽，又能了解情況。廖講：到工廠去是不行的。廠裏人多太雜，我們這些人突然去了，不更引人注意了？，我們去的地方，要有三個條件，一是要隱蔽，我們進出不會引人注意；二是要解決我們的吃住；三是要有電話，便於對外聯係。隻要附合這三條，哪裏都行。陳講：房地局控製著一批整棟的新房子和花園洋房，可找一處隱蔽的去。睡覺、電話都能很快解決，就是吃飯難辦。馮講：要麽找個招待所，這三條都能解決了。大家讚成，議了到哪個招待所去。馮提了正在籌建中的靜安賓館，原高教局、市婦聯處的幾個招待所。廖都不同意，講這些地方都在大馬路邊上，平時又一直沒人用的，突然那麽多人進出使用，一般人不會問，知內情的人是會懷疑的。廖提出到東湖路七號招待所去。他講王洪文在哪裏住過，我們去了，不引人注意，那裏進出也很隱蔽的。珍、馮都同意。廖講我打個電話叫肖雲機他們先去安排一下。
翁默清到“市民指”後，是馮去與他在另外的房間談的。過一會，馮來對珍講：我和翁談好了，你還有什麽事要向他說的？馮講：翁說他到郵電局不久，情況還不熟悉，究竟哪些人可靠，還不知道。馮又對陳講：翁說長話局黨委書記是個解放軍，他不熟悉這個人，你知道情況嗎？陳講他不了解。馮又對珍講：是否你再去向翁說一下，就讓他回去布置。珍答應後和馮一起出去，陳也跟出去的。珍、馮、陳三人回來後，珍就催著趕快轉移。她還對施尚英等人講：我們走後你們（“市民指”）也趕快轉移出去，不要待在這裏了。我和陳、黃、振、明、廖先走，我們到大門口時，翁還在門口等他的車子。這時已是九日的淩晨約三時了。（後注：去東湖前要補黃講鄧出來問題的話，見第146頁。還要補本頁最後一段。）
[葉注：上述“（）”中的內容，現抄錄在下麵]
在“市民指”時，施、吳、鍾、印等指揮部人員，先是和我們在一起議論的，後廖對他們講：你們不要都聚在這裏，另外找個地方去研究你們自己的事去。吳、鍾、印等就退出去了。
在“市民指”，我們去東湖前，黃講：現在他們可把鄧小平抬出來了。我講：也不一定的，他們把權拿到手後，不見得肯把權再讓給鄧的。他們間也不會沒有一點矛盾的，誰有了權肯輕易的交出去？
[葉注：十月八日晚參與活動的人員：王秀珍，市委書記。馮國柱，市委常委。陳阿大，市革會工交組負責人，市總工會付主任。沈涵，市總工會付主任，也是文革前的市總工會付主任。汪湘君，市婦聯主任，市總工會常委。黃金海，市革會財貿組主要負責人，市總工會常委。施尚英，市民兵指揮部負責人，市總工會常委。馬振龍，市輕工局黨委付書記，局工會主任，市總工會常委。另：李彬山，市警備區副政委，“市民指”主要負責人。楊新亞，市警備區副司令。吳立義和鍾定棟、印玉泉三人均為“市民指”負責人，吳也是上警軍人。康寧一，市委警衛處政委。廖祖康，王洪文秘書。翁默清，市郵電局黨委書記，老幹部]
我們到東湖七號後，廖對我們講：中央廣播兩項決定這一手是很厲害的，群眾聽了肯定擁護的。接著就可說幾位領導（王張姚）反對這兩項決定，是反黨集團，所以把他們抓起來。廖講：接下來很可能就會廣播中央關於反黨集團問題的決定。你們信不信？大家同意。黃講：在半夜裏急急忙忙廣播這兩項決定，當然是別有用意的。珍、馮、汪、沈等人來後，我們就一起聽廣播。我和陳、黃、廖等人曾對馮講：不睡了等天亮再聽新聞節目，看是否會有消息。後珍、馮、沈等人先去睡了。我們幾個人議論了一番。廖講：要是中央廣播揪出反黨集團的決定，相信嗎？我講：我們知道了真相，怎麽會相信！明講：廣播兩項決定，這裏是有陰謀的，再廣播反黨集團決定，當然不會相信。其他人也講不會相信的。廖講：光你們幾個不相信沒用。還要想想中央真廣播了，你們怎麽辦？中國的老百姓正統觀念很強的，他們以中央名義作出決定，群眾聽到是中央的決定，當然會相信的。陳講：中央廣播了，上海電台可以不轉播，報紙也不要登。廖講：這沒有用的。你不轉播，上海還是能收到中央廣播的。現在主要是群眾還不知道真相，要是知道了真相，就不會相信了。他們要是把事情公開，我們也要造輿論揭露他們。我講：是要向群眾揭露事情真相，我們可以發動群眾去刷標語造輿論。我還講：孫中山逝世後，宋慶齡是反蔣介石的，蔣還不敢抓她。現在連江青都搞了。真比蔣介石還厲害。廖又問我們，要是他們真的來動手，你們敢不敢幹？我們都講，隻要市委帶著我們幹，我們當然幹！黃對廖講。現在該給我們發槍了吧！廖講：給你槍有什麽用，又不是靠你們幾個人來幹。黃講：情況緊張了，有支槍也可以防防身。真需要時，我們也可上去幹的。黃又指著身上帶的一把匕首講：現在到派用場的時候了。廖講：你帶這個幹啥，不要到時候還沒用，就先給別人繳去了。我們也講黃，即使發了槍，又不能用，還要當心被人拿去，反是麻煩。廖對我們講：有起事來，不是靠你們幾個去上。要等到你們也去上，那就完了。你們都是上麵的頭頭，主要是組織指揮的人。廖還講，現在工會，婦聯就是要發揮作用，要去發動群眾造輿論。睡覺時，黃對我講，展覽館上午有一外貿展覽會開幕，他要去參加的。
76.10.9.上午：我在總工會，合纖所的活動
約八時，我們在東湖七號招待所吃早飯時，珍對我們講：大家仍回各自機關，要像平時一樣，不要露聲色。但人不要跑遠，出去時要告訴機關到那裏去的。這裏有王錫林等值班，有什麽情況會隨時告訴你們的。你們人在那裏，也要打電話給王錫林說一下。大家要多加警惕！之後，我打電話到總工會，叫司機把車開到新樂路東湖招待所大門口。我和汪、沈到那裏後，沒等到自己的車，卻碰上來接王日初的車（王已坐東湖的車去機關了）。[葉注：王日初原為警備區在“工總司”的支左小分隊負責人。時任市委組織組負責人]
我們坐了王日初的車回總工會。我對汪、沈講：是否商量一下機關裏怎麽辦的事？他們同意，就到我辦公室。我對汪、沈講：要加強機關的值班保衛力量，原來值班隻是聽聽電話，都睡覺的。現在晚上要通宵值班，不能睡覺。還要在後門口增加二個人值班，晚上不是機關的人不要放進來。這個值班可以機關民兵名義安排。汪、沈表示同意。沈問我：布置時怎麽說法呢？我講：可以加強戰備的名義布置。軍委首長不是有這個指示嗎，可傳達一下，這也是市委布置的。我又講：白天，工會、婦聯都要加強電話值班，叫403室幾個人守住電話不要斷人，有事馬上報告。隻是我們“紅機”也在403室，晚上怎麽辦？汪講：我們“紅機”在值班室裏，晚上有人的。我講：那告訴“康辦”要是晚上有事，可打婦聯“紅機”，由婦聯轉告工會。你（汪）在婦聯關照一下。汪答應了。[葉注：當時市婦聯與市總工會是在一個大樓內的。“紅機”即保密電話機。]我講：叫403室清理一下文件材料，先把有中央領導（王張姚）、市委領導批示的材料，以及我們自己工作中形成的材料理出來放開，其他文件可慢一點。我對汪講，你們是否也要理一下？汪答應。我又對沈講：這兩件事，你去布置落實一下。沈答應後就和汪走了。我可能直接向陳福良講過：今天開始，你們這裏[葉注：403室]不要斷人，吃飯輪流去，守住電話，有事要馬上報告。晚上“紅機”由婦聯負責，有事她們會來說的。唐行南來對我講：電台廣播了中央兩項決定，下麵的反應一定很強烈的。我已叫他們分頭下去摸情況了，準備搞幾個簡報。我對他講：這兩項決定的內容，實際上在毛主席逝世時的情況反應中都提到過的，已出過很多《簡報》了。這次可簡單些，隻要發一期表示擁護、歡呼的簡報就行了，不要多發。唐聽我這麽講法，怔了一下，但沒說什麽，答應了聲就走了。[葉注：“403”室係總工會的機要室。唐行南為總工會辦公室負責人，係老幹部。]
我打電話到合成纖維研究所黨委，張鵬飛接的。我問黃漢中在嗎？他可能講是出去了或是要頂班勞動在休息。他和陳紹玉、陸群在。我講：你們不要走開，再找二個管民兵的人來，我馬上到合纖所來，要問問所裏的民兵情況。張答應了。我又打電話到紡織局工會，對蘇惠康講，我馬上到所裏去，你也去。你等在門口，我來接你。之後，我向“403”室關照了我到合纖所去。就坐車去接了蘇一起到合纖所。到所黨委後，副書記張鵬飛、陳紹玉、陸群在。這時已是十時多了（我打電話給東湖七號值班的，講我在所裏）。[葉注：合纖所是我所在單位。黃漢中，時為所黨委書記，老幹部。蘇惠康，原為合纖所造反隊負責人，時為紡織局工會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張、陳、陸均為造反派新幹部，時任黨委副書記。]我問他們：所黨委誰分工抓民兵的？張講：團長是陸群，政委是黃漢中。我問陸：所裏民兵情況，你清楚嗎？陸講：我不大清楚。我講：你是團長，不大清楚就不行了，不能隻管生產，不管民兵工作呀！我又問張，他也講不大了解情況。張講：民兵專職幹部是孟慶祥。黨委平時也很少研究民兵的事，我們對情況都不大知道的。我講：那就找孟慶祥來，我要問問所裏“基幹民兵”和槍支的情況。他們講孟不在，“武保組”袁以連、龔富成也管民兵工作的，是否叫他們來？我同意，張就去叫了袁、龔來。
我對袁講：我想了解一下所裏民兵的數字，有多少武裝基幹民兵，多少槍枝裝備？袁去拿了一個本子來，向我們講了全所民兵和基幹民兵數字、編製情況。講有四十多支半自動、自動步槍。我問基幹民兵是否經常訓練的？袁講：基幹民兵有固定訓練的，進行過實彈射擊考核，在區裏也算是成績好的。我問，要是有緊急情況，所裏基幹民兵能馬上拉得出來伐？袁講：白天有長日班，可以的。長日班下班後就不行了，晚上更不行。我又問：基幹民兵平時沒有在所裏值班的？陸或張講：，防震時上麵布置下來，有一些民兵值班的，後來撤了，就沒有值班的。“區指”也沒布置過要我們值班。我講：基幹民兵晚上不值班，恐怕不行吧，萬一有起緊急情況來怎麽辦？文革前，所裏平時也有基幹民兵值班的。我們那時都是輪流睡在所裏的。我又問：所裏民兵有否在晚上組織些巡邏活動，或到外麵去執行任務？陸或袁講：趙東普帶一民兵小分隊在天山街道，有時搞行動要所裏支援時，也派些人去的。區裏有任務時也來抽調一些人去的。平時自己不出去的。指揮部有過規定的，沒有布置任務的單位，自己不可以派民兵去巡邏的。因區裏沒有給我們任務，所以沒組織過巡邏。天原廠有任務，他們在這周圍有巡邏隊。我講：區裏沒布置，不派人出去是對的。但在所裏值班，在所外圍馬路巡邏，這都屬於所裏的保衛工作，民兵是所裏的保衛力量麽！這兩件事“區指”沒布置，你們自己也可安排的。所裏民兵還是歸所黨委領導的，是可以決定的。這兩件事，建議所黨委專門研究一下。張答應了，講等黃漢中上班後告訴他，開會研究。
袁、龔匯報後走了。陸群也約這時到車間去的。我問張,所黨委晚上有人值班嗎？他講，所裏主要幹部是統一安排值班的。我講：你們幾個書記也應每天晚上有人輪流在所值班。黨委要很好的研究一下民兵工作。黨委不抓民兵工作，光靠下麵幾個人怎麽行呢？蘇講：叫孟慶祥專職搞民兵工作怎麽行呢？這人稀裏糊塗的，觀點也不行。又講：合纖所的民兵不會有什麽戰鬥力的！張也講，讓孟抓民兵不行，黨委要再研究。
接著，我就對蘇、張等人講，最近情況可能變得有點緊張，中央軍委有個電話通知，說一級戰備撤銷後，戰備工作鬆懈下來了，現在要認真抓一下戰備，防止美帝、蘇修的突然襲擊，蔣匪的擾亂，還要防止“內潛外逃”。市委已布置“市民指”加強民兵戰備值班，指揮部很快會布置下來的。所以我來問問所裏民兵的情況，要是指揮部布置所裏什麽任務，你們按布置的辦好了。我講：現在鬥爭還是很複雜、激烈的，要提高警惕，要有發生比“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更大事情的思想準備。“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時，北京就是因開始沒準備吃了虧，我們要吸取教訓。我對所裏民兵的情況不了解，不知戰鬥力怎麽樣？但估計是不會強的。張講：要是發生緊急情況，所裏民兵戰鬥力是不行的，平時也沒好好抓過。我問他們，最近聽到所裏有什麽謠傳嗎？他們都講沒有。我講：你們不要隻顧埋頭所裏的事。合纖所在文革運動的初期就積極投入了社會階級鬥爭，現在也還是要關心外麵的形勢。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也是才開始，還要繼續深入下去，這方麵的鬥爭還很激烈的。（張和陳也講了陸群隻管生產上的事，其他事都不管）有些新幹部上來後，就是隻關心自己分工的事。對大事，對鬥爭形勢不關心，也不了解。對現在鬥爭的激烈、複雜很少去想想，這樣下去是危險的。你們要多找他們談談，要他們關心、積極投入到這場鬥爭中去。要想複雜一點、深一點，不要隻顧自己的事。蘇講：所裏的一些新幹部、老造反要常找他們談談，叫他們頭腦清醒一點，不要稀裏糊塗的。現在有些隻顧自己的工作，在小事上鬧矛盾，對大事卻不想想，連運動都不積極投入，這怎麽行？你們要多找他們談談，路線鬥爭是複雜的，要有長期鬥爭的思想準備。張講：所裏的幾個新幹部對鬥爭的形勢根本不關心，批鄧也不積極，我對他們也有意見，也找他們談過，不起作用。張對我講：你以前開過幾次新幹部座談會了，會上也談過這些問題，提醒他們要注意。但他們對你說的這些話也不重視，根本沒好好想過。我還對他們講過：中央領導和市委領導對造反派很支持，對新幹部很關心，我們自己也要爭口氣。我在離開合纖所時，又對張等人講，要是區裏有布置，你們照辦。我還對張講：最近較忙，不能回來勞動了，你幫我向車間小組說一下。又把我留在所裏的自行車交給他保管。我還要他們把我講的傳達給黃漢中，所黨委研究一下這些問題。我在合纖所時還打電話給東湖七號值班人員，報告我在合纖所。在回總工會的路上，我對蘇講：最近較忙，沒空回所，你多抽點時間回所跑跑，關心一下所裏的情況。蘇答應了。
我回到總工會約十二時了。沈涵告訴我，王錫林來電話：珍通知東湖七號值班撤掉了，叫我們不要再去了。
76.10.9.下午：“康辦”會議
下午約二時。我去“康辦”參加市委常委會，是在學習室開的。除部隊的幾個常委、列席常委外，其他在滬的書記、常委、列席常委都參加了。徐景賢主持會議。先傳達了15號文件。徐講：常委會先學習一下，等會還要開組辦會傳達。徐講：馬天水上午打電話來，說會議已結束，他們明天回來，上海對文件要堅決支持、熱烈表態。我問他，幾位領導身體怎麽樣？他說已見到王、張、姚了，他們身體很好，工作很忙，最近時期不能回上海來。徐又講：看來在華國鋒任兩主席的問題上，中央確實發生過一場鬥爭的。可能那些老右們反對，上海的幾位領導是站在華一邊的，經過一場激烈的鬥爭，取得了勝利，才有了15號文件。徐還講：情況不是我們原來想像的那樣，而是朝著有利於我們的方向發展的，我們是受了一場虛驚。珍也表示讚同徐的看法。有人問，那與王、張、姚有否電話聯係過？徐講：電話是沒聯係上，但馬已經當麵見過他們了。大家對15號文件都表示擁護。徐講：據馬的電話，市委要向中央發一個表態電報，擁護華任黨中央和軍委主席，已叫人起草了，要在組辦會上討論一下。
在小禮堂召開的組辦會（或常委擴大會），參加的還有部隊的幾位常委、列席常委，主要組辦的負責人（隻來沒人參加常委會的組辦）。徐主持會議，傳達了中央15號文件，大家討論表示擁護。徐也傳達了馬天水的電話，講馬說市委對文件是要堅決支持，熱烈表態，馬見到王張姚了，他們身體很好，工作很忙。馬、周明天回來。大家又討論了市委辦公室起草的電報稿。徐講：毛主席逝世時，大家對市委發的唁電有意見，認為沒有充分表達出感情。上次電報是發得急了些，沒很好討論。這次擬搞時已盡量寫得熱烈些，大家再好好討論一下，修改後再發。大家提了些意見。徐講原則上通過了，由辦公室再修改後發。會上有人問，可否貼歡呼的大標語？徐先講：中央沒公開宣布前，暫不要貼。下麵有人貼，要勸阻。後因大家反對，徐最後講：中央沒有公布前，不組織貼大標語，但下麵貼了，也不要反對、阻止。珍對我講：告訴十七棉和我廠（三十棉），還有一些重要廠也告訴一下，叫他們趕快貼表態擁護的大標語，特別是十七棉一定要貼的。不要讓人家以為華當了主席，王的廠裏就不表態，影響不好。
散會後，我對廖、陳講：晚上是否找幾個人來說一下，打個招呼，叫他們不要把昨晚的事到外麵去亂說。廖講：是要說一下，不能傳出去的。陳也同意。我問找哪幾個人，到哪裏去？陳講：到東湖招待所廖的住處去。廖同意。我們議了，要找黃金海、施尚英、馬振龍、王明龍。廖叫我通知他們，晚上七時到他那裏。我又講：不是電話還沒聯係上嗎？事情是否像徐說的？晚上碰頭時，再打聽一下消息。廖、陳同意。陳講：等在那裏也沒有事，我去調幾部新電影來看。我和廖同意。
我從“康辦”回總工會後，即在機關開會傳達了15號文件。徐的講話（包括講馬電話的內容），要機關黨支部組織人到馬路上去寫大標語。又要唐行南以總工會名義去布置十七棉等一批重點廠上街刷大標語。我也直接向合纖所作了布置。
我通知了黃金海、施尚英、馬振龍、王明龍晚上七時去東湖廖處。晚上七時左右，我到黃金海辦公室，找他一起去東湖招待所。黃一人在，他告訴我：辦裏剛開好各局黨委書記會議，陳佩珍傳達的，還沒吃飯。已叫司機（或秘書）到和平飯店去拿些點心來，要我等一會。黃講：怎麽搞的？昨天那麽緊張，今天又說見到人，沒事了！究竟怎麽回事？我就把徐在常委小會上的講話告訴了他。我講：到底怎麽個情況，並不是很清楚的。黃也有同感。陳佩珍來叫我聽電話，是汪家樂要找我。[葉注：汪是“康辦”工作人員，暫為王秀珍的秘書。]汪講：17棉黨委來電話找王秀珍，說總工會通知廠裏刷大標語。他們說廠裏剛接到文件，還沒傳達下去，群眾都不知道，大標語不好刷，要請示珍。因沒找到珍，我問問總工會有否通知過？我講：通知過的。這是按珍布置通知的。珍特別說要通知十七棉的。你可告廠黨委，叫他們快刷大標語。如來不及開會傳達，可到車間找一部分工人先傳達，這樣群眾就知道了。汪答應了。我回到黃辦公室，對黃講：十七棉最別扭了，我們通知他們刷歡呼大標語，也要去請示珍的。黃講：我廠裏接到通知，打電話來問我的。陳佩珍傳達是說市委決定在沒公布前不刷標語，我叫廠裏不要刷了。黃又把佩叫來，佩講是徐說的不要刷大標語。我講：徐開始是這樣說的，後又改為不要組織，但也不要反對、阻止。而珍專門對我講的，要通知17棉等一批重點廠刷大標語，所以我們才通知的。佩講：可能因我走開了，沒聽見後麵說的事。又對黃講：是否再告訴各局黨委一下？黃同意，佩就去通知了。我對黃講：你也告訴我一下你廠裏。黃打電話後，我和黃同車去東湖。
76.10.9.晚上：“東湖”活動
晚上十時多，我和黃到東湖101室廖的辦公室。馬振龍、王明龍已到。他們講廖在“康辦”，叫我們等著。施尚英、陳阿大也接著來了。另外，廖處還有工交組肖雲機等三名工作人員，輕工局電影公司也來了些放電影的人，他們都沒有參加我們的談話。
我到東湖不久就接到總工會值班室（或403室）的電話，講張鵬飛來電話找我。我即去電合纖所。鵬對我講“區民指”下午開會，布置所裏抽60名基幹民兵在所值班待命，又給所民兵增發了二十支槍和一些彈藥。這樣值班的人每人都有了一支槍，槍已發給他們了。我講：槍可發下去，子彈不能發，槍彈要分開。他講：子彈都沒發，由武保組統一保管的。我問：60人值班有困難嗎？所裏有地方睡嗎？鵬講：黨委已安排了，時間短一些還可以，長了有困難的。他問我大約要多少時間？我講：現在還不知道，要是有困難，黨委要設法克服。他答應了。鵬可能還講過，所黨委已研究過我的意見，幾個書記也作了分工值班。施個別向我講：上午已開了各“區指”會議，把任務布置下去了。在江南廠、中機廠設了二個秘密指揮點，我和鍾在江南廠值班，吳立義和印玉泉在中機廠值班。“市指”仍有一攤人對外。他把江南廠點的值班電話告訴我，講這個電話不對外，不要告訴其他人。他一直在那裏，找他可打這個電話。康寧一來電找我，是珍要找我。珍對我講：馬又來電，說他明天不回來了，中央還叫我和徐也去參加會議。我們明天去，時間不會長的，很快會回來的。馮國柱、張敬標都在“康辦”的，你們有什麽事要找馮、標請示匯報。告訴汪湘君、陳新發有事也要找馮、標[葉注：陳新發時任團市委書記]。我把珍的電話告訴了陳、黃等人，都感到奇怪。
廖來東湖時，我們已在看電影。他叫我們停下來，一起到了休息室。廖問我們：明天的二報一刊社論看到了伐？都答沒有。廖講，我們現在讀一下社論。廖讀了中央二報一刊十月十日社論《億萬人民的心願》，這篇社論是廖從“康辦”帶來的一份小樣。大家都很注意社論後麵一段中的幾句話（誰篡改毛主席指示沒有好下場，等），議論了起來。認為這幾句話顯然是有針對性的。我講：這句話很有針對性，是有所指的。下午說馬明天回來，忽然又不回來了，還要叫徐、珍也去開會。看來情況不像徐下午說的那樣了。廖問我怎麽知道徐、珍要去開會的？我告訴他，珍來電話說的。廖講：珍怎麽搞的！剛才在“康辦”商量時說好的，他們二人去京的事要保密，不外傳，怎麽又打電話給你了？我講，她沒講保密，還要我轉告汪、發。廖講：不要告訴他們。你們知道的也不要對外說。廖還講：我分析，這段話是與中央發生的事有關係的，你們是否同意？可以看出三點：中央出了事是肯定的，而且是出在高層領導上的；看來對上海幾位領導是不利的，因為這裏說是篡改毛主席指示，而張姚都是負責宣傳的；從這句話來看，有軍隊卷進去了，沒有軍隊的參加是搞不起來的。他又講：這次汪東興看來也參加了的，8341部隊是他管的，沒他參加是抓不了人的。他要參加一起搞，要抓個人是很方便的。那個領導身邊沒有8341部隊的人？這個部隊是很厲害的！我和其他人都講過，汪東興不是一直跟毛主席的嗎？想不到會這麽快就變過去了。廖講：這有什麽，要變也是沒法子的。有人問社論中講篡改毛主席的指示，不知是哪一個指示？廖講：我估計是指“按既定方針辦”，這段時間就隻發表過這一指示。你們注意到沒有，這句指示最近報上都不登了。我們講沒注意過，好像報上一直在宣傳的。廖講：原來是大加宣傳的，但五日以後的中央報紙都沒有再登過這句話。你們不信，可去翻翻報紙看。廖在講珍打電話給我一事，還講過：徐、珍做事就是不謹慎，昨天急急忙忙的作布置，要是沒事，傳出去給人家知道了，還以為我們要幹什麽了。我講：這件事給幾位領導知道了，準要批評。黃講：括起鼻子來，又是括在我們身上。我和廖、陳再三關照其他人不要對外講昨晚的事。我們談了一陣，又看了一部電影，吃好夜餐才分手回去。臨走時又約定明晚上仍來碰頭，打聽徐、珍去京的消息。
76.10.10.晚上：“東湖”活動
上午8-9時和下午4-5時，我到東安二村的母親家送、接孩子，白天其他時間在家。
晚上七時後我到東湖101室，陳、黃、施、振、明都已到了，他們講廖在家裏等會兒要來。肖雲機等三人和輕工局電影工業公司的七、八人沒和我們在一起討論，隻一起看電影。廖來後對我們講，楊富珍等會要來。我們問，她來幹什麽？廖講，她有些事找我談，要我向王洪文反映。廖又講：你們不要用老眼光看人，罵她老保了。她在北京還是不錯的，有人還說她極左呢！接著廖告訴我們，徐、珍是乘中央送開會的人回來的專機去北京的。專機到鄭州後突然降落，檢查了乘客的身份後，才再飛北京。這種情況過去也沒有過的，好像怕有什麽人會混進去的似的。又講：中央分批開會，這架專機是送第一批開會的人回來，接第二批開會的人去的。其他省第一批開會的人都回來了，就上海沒回來，又要去兩個人。我們聽到這個消息都很擔心，講為什麽馬不回來又叫徐、珍去？不要都不回來了。這時楊富珍夫婦來了，我們就都回避出去，讓他們談話。我個別跟廖講：楊的丈夫表現並不好，不要向他們談這些事。廖答應。等廖、楊談好後，我們一起看了電影，分手回家。我走時，看見陳、振在廖辦公室接電話。
76.10.11.白天在總工會，晚上在“東湖”活動
我到總工會後就布置唐行南去召開一些區局工會座談會，派人跑一些單位，收集對《億萬人民的心願》社論的反應。上午，總工會常委學習會，我也安排學習、討論這篇社論。我講過，這篇社論，後麵一段話很有針對性的，大家可談談看法。大家也隻是談些針對性強之類的話。學習前，我對童光正講：叫安文元（市工人文化宮編《國內報刊消息》的）翻一下十月五日以來中央和各地的報紙，查一查宣傳“按既定方針辦”的情況，主要是查什麽時候報上不登這條語錄的，最近一次見報的日期，什麽報登的。查好後寫一份“情況”給我。不要印，隻要手抄一份給我，也不要向其他人說這件事。童答應了。我還布置童，要《國內報刊消息》注意收集各地報刊對社論的反應情況。學習休息時，陳阿大個別對我講：昨晚（在東湖）接的電話是北京來的。工交組有人去參加有關電影膠片的會，國家計委一個局長在會上點名批評了王洪文關於膠片問題的意見，他來電話匯報的。陳講，肯定出了事情，要不一個局長怎麽敢在會上公開點王洪文的名？！可能是這天，我曾對沈涵講過，要他多管些機關的工作，沈也答應的。
晚上約八時我和陳、黃、施、振、明又按約來東湖，廖也在。我到東湖後，即打電話到合纖所找張鵬飛，人不在。接電話人知道是我後，就講他是“區指”派到合纖所來的聯絡員。他找來陸群，陸群講鵬回家了。我講，你們頭頭值班怎麽老跑開？要有要緊事找不到人怎麽辦？我叫他派車去把鵬接來。鵬來合纖所後打電話給我，問有什麽事？我講：隻是問問所裏情況。鵬講：所裏沒什麽事，但值班的民兵問他們還要值多少時間？我講可能還要一段時間，有什麽困難嗎？鵬講，民兵情緒有些鬆懈、疲勞，再一、二天不要緊，時間長了不行，生產上不好安排。我講：黨委要研究一下，想辦法克服。他答應了。
我們在廖辦公室談論時，林波來找明，明出去和她談話，時間不長就進來的，林也走了。廖或施講起，警備區到南京軍區去開會的人都回來了。李寶奇政委在浦東大樓團以上幹部會議上宣布這個會議暫停，軍區有指示最近不開大的會議，各級幹部上崗位值班，加強戰備。還宣布警備區由董副司令負責戰備工作。施尚英講：李彬山回來也沒打電話給“市民指”，也沒找過他。戰備工作原來是張宜愛抓的，怎麽又換成董常雲了？看來情況不妙。大家議論此事，認為情況不妙，看來南京的會是與中央發生的事有關的，警備區是在作部署了。這時肖雲機來講，秦學能從北京打電話來找陳，陳或廖聽了幾句後，就叫肖來聽電話，要他邊聽邊複誦邊記錄。我們都圍在一邊聽肖複誦（這個電話是工交組去京開會的人跑到秦學能處，由秦在電話中講的）。秦講：北京傳說已傳達了中央16號文件，內容據說是在釣魚台揪出了一個反革命政變小集團，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毛遠新、遲群、謝靜宜等人已被抓起來了，北京街上已出現了打倒王、張、江、姚的大標語（可能還講在京的《白毛女》劇組排練場上也貼出了這類標語）。一聽到這個電話，我們都緊張起來了。廖馬上打電話給在滬的肖木，廖邊聽肖的複誦，邊講給肖木聽。並給肖木講果然是我們那裏出事了。我也立即給張敬標打電話，標不在。我叫“康辦”值班室立即向標報告，講北京有電話來，我們要求馬上來匯報。秦電話講得較多，其他內容記不起了。在電話快講完時，陳又直接對秦講話，叫他們繼續打聽消息後匯報。我叫肖雲機馬上把電話記錄整理出來送“康辦”（我們先到“康辦”，記錄隨後送來）。[葉注：童光正，市總工會常委，市工人文化宮主要負責人。秦學能，市工交組領導核心成員之一。]
“康辦”來電話，叫我和陳、施、廖去匯報。我們到“康辦”時，約是晚上九、十點鍾了。在學習室裏，我們向王少庸、馮國柱、張敬標、黃濤匯報了北京來電話的情況，送上了電話記錄，又講了警備區去南京軍區開會的人已回來了的情況。在場的還有：肖木、何秀文。張敬標講，朱永加剛走，已叫人去通知他來了。馮、標講：（主要是他們兩人講話，有些話兩人都講過的，分不清楚誰講的了。）我們剛才和徐、珍也通了電話，他們說平安到京，參加了會，現會已結束，在等中央領導接見，明天就能回來了。要我向他倆家屬轉告一下，他們身體很好，明天回來。我們問是開什麽會？他們不肯說，隻說等明天回來就可知道了。馮、標講，他們在上海時也是急得要命的，也知道我們在等他們的消息。但到北京後就跟馬天水一樣了，不肯說什麽情況，不知是什麽道理。又講：他們電話裏對馬的情況一點也不說，隻要向他們的家屬轉告，也不提向馬的家屬說一下，馬到底怎麽了？！
馮、標講：警備區到南京開會的人，今天都回來了（他們講了五個人的名字）張宜愛、李彬山去開會前曾來電話說過，一回來就打電話來說情況，但回來後到現在還沒來過電話。又講:警備區突然結束黨委擴大會議，李寶奇政委在會上說的幾件事等情況，我們也知道了。我講：宜、彬不來電話，市委可打電話去叫他們匯報麽。宜是市委常委，彬是“市民指”負責人，來向市委匯報也應該的。馮、標講：我們也考慮過了，他們既然不願來電話，我們也不便去找他們了，不來也算了。馮講：收聽到外電廣播，也說北京揪出了政變集團，幾個大學的留學生聽了外電後，還去問中國學生。情況已匯報上來了。王少庸講：公安局也偵聽到敵台廣播了揪出的政變集團的消息。標講：重型機器廠有人在京開會，向廠裏打電話說了這件事，廠裏作謠言報到“康辦”來了。我們問該怎麽辦？馮、標講：他們既然說了明天回來，隻好等他們回來再說了。
我和陳、施、廖回東湖，向黃、振、明傳達了“康辦”所議論的情況。廖講：說幾位領導是反革命，我不相信！我跟王洪文這麽多年了，這幾年一直和他們接觸的，還不知道他們的情況？他們一直是緊跟毛主席的，怎麽會一下子變成反革命了呢？我們都講不相信的。廖又講：中央可能會馬上來電叫他回去的。我們講不能回去，可找個地方躲起來。廖講：我已作好思想準備了，中央要叫我回去，我就回去。不回去也沒用的，反正跑不掉的。社會主義國家不像資本主義國家，你能躲在哪裏不出來嗎？是躲不住，也跑不掉的。所以社會主義國家變修後，他的控製也更厲害了。廖還講：馬、徐、珍他們去開會後，可能已被中央拉過去了，否則不會讓他們回來的。我們不能把希望放在他們身上，要靠我們自己幹。廖講：馬徐珍回來後，很可能是來做工作的，要我們跟他們跑，隻要看他們回來傳達時，是否叫我去參加，就可看出他們的態度了。
我講：要是他們回來是做工作、勸降的，我們不能同意他們的。我思想是不會通的，準備去開會後不出來了。我還講：被抓的都是一直緊跟著毛主席的中央領導人和從文革中出來的新幹部，把這樣的人抓起來，就清楚的說明了是什麽問題了。我倒希望把這樣的人抓得越多越好，這就更能說明問題。隻要把被抓的名單一公布出來，群眾一看就知道這是怎麽回事了！
陳講：不靠他們（馬、徐、珍），我們自己幹！又問我們：真要幹起來，你們怕不怕？我們都講不怕的。陳又講：要幹就幹到底，不能做叛徒。誰要做叛徒，我就先把他幹掉！明也表示堅決幹的態度，可能講過誰當叛徒就像“殺雞”這樣給他一刀的話。
我們議論中感到情況很緊張了，看來中央正在部署，警備區已有了行動，等布置好就會對我們采取措施的。廖講：我們也要有點準備才行，不能光說說就算了。大家同意，並議過要準備刷大標語，找一些可靠的老造反吹吹風，我們的活動要保密，不要讓他們知道在什麽地方等。當時是在一起議的，是誰先提出來的，已不清楚了。但這次對這些事僅作議論，沒決定要辦。
我講：形勢緊張了，我們也要警惕，不能老在這裏（東湖），這個地方肯定引人注意的，以後要經常換地方碰頭，不要給人發現。我提出明天碰頭調個地方。大家同意，議了幾個地方。我講：可以到文化宮去，我們都是總工會頭頭，到文化宮去不會引人注目，而且這種地方別人反倒不大注意的。明天先到文化宮碰頭，下次到哪裏再議定。大家同意。明講過：可找林波這樣的老造反吹吹風。[葉注：林波，女，文革初上海造反派紅衛兵某組織的負責人之一，與‘工總司’關係密切。]
黃講：戴立清在幹校，還不知道這樣的事呢，是否叫他回來？我也講：可把戴叫回來，先給他說一下。廖講：叫他回來算了，再在那裏幹啥！為了不驚動幹校的人，我們議論了一番，決定由我以戴家裏有急事的名義把他連夜叫回來。因直接向幹校掛電話沒掛通。又要陳叫市革會總機轉奉賢縣委，再由縣總機轉接到幹校。電話掛通後，我對戴講：你家裏有急事，你連夜回來，要是幹校沒車，我們馬上派車來。戴講：幹校有車，他立即回來。我又向戴家屬打了個電話，講我們有急事叫戴連夜回來的。他回來後，可告訴他明天上午不要出去，我會來向他說的。廖對我講：你明天去向他說一下情況，叫他不要到外麵亂跑，要不人家會懷疑他，怎麽突然回來了。
廖清理了他房間裏的東西，指著一疊紙包對我們講，這是一些文件材料，要退回“康辦”去。又退給我一封信，講沒多大用處，你處理掉吧（這信是約同年7-8月間，方勁戎反映在解放日報社聽到有人說肖木犯了錯誤，洪不要他了，所以最近一直在上海，也不敢出來。我知道後，叫陳福良告訴方，把這情況寫一下給我。方寫來一頁紙的情況。我寫了個紙條講：方反映的情況，連對肖木也有人造謠，請參閱。附上了方寫的情況，寄給廖的）。我即用黃的打火機把信（一信封，二信紙）拿到衛生間燒了。黃等人也在的，不知誰還講過一句，讓別人看到，還以為在燒毀材料呢。
廖還拿出一大盒糖來講：原準備結婚時給你們的，現在分掉吧。我講：還是先放著，等事情搞完了，有機會再吃吧。（當時還不知道，廖也沒講過他已結婚了。）廖又把糖收好的。[葉注：方勁戎，文革初是上海一造反派紅衛兵組織的負責人，協助籌建“工總司”的。]這天晚上，我們還議了一陣馬、徐、珍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被拉過去了，回來勸降的；一種是抵製的，回來幹的。這晚上約到十二時才分手的。我回家，有幾個人可能講不回去了，睡在廖處。
76.10.12.上午：向戴“吹風”，布置工會值班等
我在家裏打了幾隻電話。一是給文化宮的童光正。我講：下午我們要借文化宮地方開個會，你安排一間會議室。童講：是否到五樓接待室去。我講可以的。你布置一下，隻要準備好茶水在那裏，不要派人待在那裏，我們自己會搞的。童答應了。童可能這時向我講過，我要的“按既定方針辦”的宣傳情況，已寫好了送總工會。並講，這是他直接布置安文元的，沒傳出去過。
我打電話到總工會，對唐行南講：聽說北京發生了些事情，你派人到那些和北京經常有往來的單位，如列車段、一些軍工廠等，去了解一下那裏有否關於北京發生了什麽事的傳說。要是有的，要了解一下是發生了什麽事，有些什麽反應。情況了解後即告訴我。但你對派去的人和那些單位，不要說北京發生什麽事的話。唐答應了。可能這次電話中，我要唐告訴沈涵，通知區縣局工會，即日起每天晚上工會要有人值班，要能隨時找到頭頭。
我打電話到工人政校，向史桂昌講要借用一下政校的越野車，叫司機中午開到總工會來，可交給司機組。史答應了。我又電話合纖所黨委，是黃漢中接的。我問所裏的越野車是誰開的？他講是彭大靜開的。我問彭能否借我用一段時間？黃講，車子過幾天要用的，時間短可以的。我講車子不要，隻要人來。黃同意。我講通知彭中午來總工會找我。
我打電話給戴立清講我馬上來。上午約十時，我到戴家裏，隻有他一人在。我先問了他一下昨夜回來的情況，就對他講中央出大事情了，所以連夜把你叫回來。我當時大約向他說了：馬、周去京開會和幾件所謂反常的事情。徐、珍也去開會了，還沒回來。我們要對著幹的態度。也可能向他講過10月8日晚上珍找我們到“市民指”去的事，但那晚議論的具體情況是不大會再說的。由於當時一些情況前後多次在不同場合談論過，記不清這次向戴講了哪些具體事了。戴聽我講情況時，插話講過：在幹校學習社論時，我們也議論過這社論針對性強，其中一段話是有所指的，感到可能出了什麽事，想不到他們真動手幹了！戴講：我們不能這樣算了，是要和他們對著幹。戴問我：他是否馬上回後方基地去？我講：不要回去，我們下午文化宮碰頭。他們說今天回來，你也一起去文化宮，我們等他們回來，看看是什麽情況。談了一會，我講要去總工會，戴講他到文化宮去吃飯，我就叫他把會議室也安排一下。之後我用車送戴去文化宮，自己回總工會。戴問過我，幹校那裏沒請假怎麽辦？我講我會跟王日初講的，叫他向幹校說一下。我還對戴講：回來後，你不要到外麵跑，你在幹校學習的，突然回來會給別人懷疑的。
我到總工會後，司機告訴我政校的車已送來。我碰到唐行南時，他可能向我講過已派人去了解情況了。可能陳福良向我講過一些區局工會來電話，說他們原來是在機關裏統一安排值班的，工會不單獨值班。。要值班，人員也有困難。我講：告訴他們，機關值班歸機關值班，工會要自己值班。
上午還收到了童光正送來的那份情況匯報。我看了一下，講10月5日有一家報紙的一條消息裏還有“按既定方針辦”的話，之後就一直沒有了。這個情況在下午文化宮的碰頭會上，我也曾講過。
76.10.12.下午：市文化宮活動；議定設值班點，起草標語、口號等；李彬山找施談話；向王日初“吹風”等
午飯後，張鵬飛帶彭大靜來找我，同來的有合纖所工人張芳藻。我帶他們去看了政校的越野車，彭、張去試車，我和鵬到辦公室談話。我向鵬講了些現在鬥爭越來越複雜、激烈一類的話，我可能向他講過:你們有否注意到《億萬人民的心願》社論，這是有所指的。現在情況有點緊張，傳說中央出了事，市委幾個書記都到中央開會去了，還沒回來。究竟是什麽事還不清楚，但出了事是肯定的，市委布置民兵值班就是為這事準備的，你們思想上也要有所準備。我問所裏民兵值班的情況怎樣？鵬說每天幾十亇人在所裏，他們不知道出了什麽事，又沒事可幹，有些人就要求回家，有點亂。思想上也沒有什麽準備的，時間長了難辦。我講幾個書記這幾天就要回來的，有什麽困難所黨委設法克服一下。這天我原要叫蘇惠康來的，可能沒找到他，蘇沒來。我要鵬去找蘇講一下，要蘇回所裏待二天，不要老待在局裏。彭試車回來講車子機器太髒要清洗一下，我叫他開車回所去洗，我要車時再打電話來。於是鵬去紡織局，彭、張開車回合纖所。
下午二時左右我打電話到“康辦”找張敬標，他不在。我問值班室，馬徐珍等回來沒有？答沒有。我又問，什麽時候回來，有消息否？也答沒有。之後，我到文化宮五樓接待室，戴、明已在。童來後，我對童講：陳、黃等人來開會，你派人在門口等一下。童講由他自己在門口等著。以後我還對童布置過，要他關照總機把接待室外的一隻分機一直插外線。還要童拿了毛毯、棋子來。陳、黃、施、振、廖也先後來了。
我們八人（童沒參加）在文化宮商議的情況是：（先後有顛倒）我講了打電話問“康辦”的情況。我講：人到現在還沒回來，也沒什麽時候回來的消息，看來下午不可能回來了。大家議論，懷疑是中央把人扣留了，回不來了。也許中央是對上海封鎖消息，等布置好了就動手。我們又分析、議論了幾個書記的態度，認為周是不會站在我們一起的。馬、徐、珍的態度也有兩種可能性。廖講：他們要是抵製的態度，中央是不會讓他們回來的。要是能回來，態度就不行了，被拉過去了。我講：總是態度變了，才讓他們回來的。回來是做我們工作的，不能聽他們那一套。廖講：各地都是兩種觀點的，我就不相信都聽他們的。隻要有人帶頭起來和他們幹，就會有人跟上來的。現在就看誰來帶這個頭了！要是上海能帶個頭，周圍幾個省肯定也會起來幹的。我講：上海在“一月革命”中是帶了頭的，現在也應起帶頭作用。振講：要是馬、徐、珍回來不幹，我們可以自己幹，不能投降。（抄注：應補上：戴也表示了要堅決幹的態度，講不能靠馬、徐、珍，他們不幹，我們自己幹。）其他人也都表示了要幹的態度。我們議論講，上海是“一月革命”發源地，是毛主席支持、肯定的，我們應起來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保衛“文革”的勝利成果。不管馬、徐、珍的態度如何，我們都要堅持鬥爭下去！廖講：我們不要老是亂哄哄的。人家在作準備，我們也要考慮一下作些什麽準備。大家議論了一陣，提到了要提高警惕，不要讓他們發現了我們的活動，可像當年“工總司”設總值班室一樣，設個值班室，專供我們幾個人聯絡用，對外保密的；還要準備好刷大標語的口號，各人都要作些準備，到時能拉隊伍出來刷大標語；還要找一些可靠的老造反吹風，擴大我們的隊伍；今晚換個地方碰頭活動等事。因當時七嘴八舌的議論，這些問題究竟是誰首先提出來的，記不清了。我對這幾件事都提議過的，是積極主張這樣做的。
廖講：不能光說不做，這些事誰去落實？要定下來。我講：這幾件事大家商量一下，落實人分工去辦。於是我主持討論了分工落實的問題。我講值班聯絡點放在哪裏？黃講放他廠裏，條件好。我同意，講戴回來後不能在外麵跑，可到廠裏去坐鎮值班。黃講：鄒天龍是老造反，在“工總司”時表現很好，可叫他值班，還要幾個人。我講值班的人由大家推薦，要老造反可靠的。黃提王堯鴻，戴提胡斌，明提金仁典，這些人大家都熟悉的，都同意的。我講我單位也去個人，名字我讓所裏商量後再報來。我還講:聯絡點要晝夜值班，大家跑到哪裏都要打電話告訴點裏，有什麽事也可通過點告訴大家，相互要保持密切的聯係，這個聯絡點隻供我們使用，不要向外說。在談到擬口號時，我講：戴在點坐鎮值班，可由他先起草出來再討論。口號先擬一些中性通用的，像保衛文革勝利成果一類的。不要明顯指誰，防止給人抓辮子。大家同意我講的，也擬了幾條口號，要戴具體起草，戴也接受了。我講過，可像“四·一二”炮打時《文匯報》登幾條通欄大標題的形式，不明確提誰，但意思是清楚的。關於向一些人吹風問題，我講現在我們的人太少了，要再找一些人，向他們說一下情況。但要找可靠的人。各人可自行提名找誰。我講，王日初還不知道情況，我去向他說。黃講找陸濟川、唐文蘭。戴找楊小兵。明講找林波。陳講找金傳德和市工交組的幾個新幹部。振講找局黨委幾個主要新幹部。我提出，晚上到總工會碰頭。大家同意。有人講幾天沒好好睡了，今晚要休息一下。我講可在總工會安排床鋪睡覺。後我電話到總工會403室（誰接的記不清了），我布置：一是叫唐行南在機關準備7-8人的床鋪、夜餐，我們晚上來。二是告訴王日初晚上7時來總工會，我有事找他。
[葉注：鄒天龍，原“工總司”文藝小分隊負責人。王堯鴻，原水產局造反派組織負責人之一。胡斌，原交大“反倒底”紅衛兵，在“工總司”工作過。金仁典，原上海軍工單位造反派組織負責人之一。王日初，時任市委組織組負責人，原警備區駐“工總司”支左小分隊負責人。陸濟川，時任市革會外事組核心成員，原在“工總司”工作過。唐文蘭，時任紡織局黨委付書記，局工會主任，在十七棉和王洪文一起造反的。楊小兵，時任團市委付書記，原交大“反倒底”紅衛兵，協助籌建“工總司”。]
印玉泉來電話找我，我聽了是找施的，我叫施聽。施聽後來講：印來電說，李彬山找吳立義到軍人俱樂部去。吳回中機廠指揮點後神色不對勁，印問他是什麽事，吳隻說李找他談加強學習，搞好戰備的事。印不信，說這是假話，一再追問。但吳不肯說是什麽事，隻歎氣說我們黨真是多災多難啊！印見吳不肯告訴是什麽事，吵了一頓，就來電告訴我們，印說李找吳談的肯定是南京開會的事。我們講，李為什麽隻找吳談，不找你去？你是指揮部負責人，李是指揮部一把手，你也可以找他去問的。施講：他不找我去，我去找他不大好。後“市民指”來電話找施，講李叫施馬上去他家。施講：我去了就回來，你們等我的消息。黃開玩笑講：你要是去了也回不來，我們帶人來救你。施講：隻要一個小時就回來。施走後，黃講：要是沒什麽事，我和戴到廠裏去布置值班室。我和陳、廖同意後，他倆也走了。留下的人就休息等施。
施去了一個多小時就回來了。他對我們講：李果然是找我去說南京開會的事，是軍區開的，傳達中央打招呼會議精神。說王張江姚是“四人幫”，毛主席對他們有指示的。我問他，幾位領導是否被抓起來了？他肯定的。我問他在會上是否表態支持了？他不啃聲，表示默認的。我就與他吵起來對他說，你原來說過的，馬沒回來前，你是不去參加會的，怎麽又投降了呢？李吞吞吐吐的說不出話來。我又問他，有沒有文件？他說，沒文件，口頭傳達的，但有幾個影印件。他說，毛主席有三條指示:你辦事我放心；照過去方針辦；不要招急慢慢來。他抄在本子上，讀給我們聽的。說是在南京看到了毛主席手跡的影印件的。社論說的篡改毛主席指示，就是指篡改“照過去方針辦”這條。我說憑這些就能相信了嗎？我要李詳細說，他不肯多說。我故意與他吵，罵他，他也不啃聲，但神色十分反常，隻說不要急，等馬他們回來傳達，你就知道了。施講：李不肯說什麽情況，我一再追問，才說了這麽一點，再也不肯說了。我怕你們等急了，就趕緊回來。
我和陳、振、明、廖聽施講後，進行了議論。我講：“照過去方針辦”和“照既定方針辦”不是一樣意思？這怎麽能叫篡改呢？要意思不一樣，相反的，才能叫篡改。我又講：“你辦事我放心”的批示，不大可能有的。就是有，也不能把說自己好的批示拿出來。這樣做，無非是借毛主席的批示來抬高自己的威信罷了！我還講：汪東興一定參加了，毛主席的批示、文件總要經過他的，可能是他拿出來的。他是毛主席身邊的人，他說是真的，人家當然相信了。我問廖是否知道這些事？廖講從沒聽說過“四人幫”的提法，也不知道毛主席關於“四人幫”問題的指示。他表示不相信有“你辦事我放心”的批示，認為“照過去方針辦”和“照既定方針辦”都是一個意思，不能叫篡改。廖還講，汪東興是肯定參加這件事的，沒有他參加，抓人是不可能的。其他人也講過類似的話。我打電話給標，講李彬山找施談過了，有重要情況要求馬上匯報。標在家裏，他說常委在晚上碰頭，可晚上來談。廖講：還是先找黃濤去說一下。他打電話給濤，講有重要情況要匯報。又對我們講，濤在家，叫我們去。我和陳、施、廖到濤家，他正在吃晚飯。施匯報了情況，我們問怎麽辦？濤講，晚上“康辦”要碰頭，等碰頭時再商量一下怎麽辦吧！
我們幾個人回東湖吃飯，又接到“康辦”電話，叫我們四人晚上八時去“康辦”參加常委碰頭會。可能是在這時，（或在10月9日晚上，東湖），廖講五日以來報上不登“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時，我們議論“按既定方針辦”怎麽是篡改的問題時，有人提到：濤在傳達全國計劃會議時，就傳達過這句話，說是毛主席的指示了。陳講濤是傳達過的，他叫工交組送來一份濤的傳達稿（鉛印下發的），我們查閱後，見傳達中是有這句話的，雖沒標黑體字，但明確講是毛主席指示的。我們講，全國計劃會議時就已傳達過這句話是毛主席指示，怎麽現在變成是篡改的呢？
我電總工會，可能是陳福良接的。我問王日初來過沒有？他講沒有。我講，告訴王日初，我等會要去“康辦”開會，來不及到總工會來了，請他晚點來，或者叫他馬上到東湖來找我。陳講，初沒來總工會，他已直接到東湖來了。初來後，我在廖的房間與他談。廖開始也在，插過幾句話後就出去了。主要是我向初講情況，初沒講什麽。我問初，中央出事了，馬徐珍都去京開會了，知道嗎？初講，珍走時來過電話，說她去京開會，沒講別事。但初又講：好像聽說是有些什麽事情，我知道你們這幾天都在這裏。我講：那你為什麽不來？初講:你們沒叫我來，我不便自己來。我向他講了些情況，可能講過：王張姚和金找不到了，繆電話講“心肌梗塞了”，北京來電話講的釣魚台揪出反革命政變集團，王張姚等人是被抓了，彬找施談話，等等。我還可能向他講了些我們的活動。我向初講：我們把戴叫回來了，叫他到三十一棉值班。但叫他回來時，隻說家裏有急事，要他連夜趕回來，沒向校部請假，你跟幹校說一下，就說家裏有人生病，要請幾天假。初答應的。我還講：他們原說今天回來的，到現在還沒消息，看來不會回來了。標叫我們八點到“康辦”碰頭，情況看來很不妙的。我和陳、施、廖去“康辦”時，我印像中初沒一起去。
76.10.12.晚：“康辦”會議
八點半，在市委“康辦”學習室開常委碰頭會。除常委王少庸、馮國柱、張敬標、黃濤外，還有陳阿大、葉昌明、朱永加、施尚英、廖祖康、肖木、何秀文。王知常、馬振龍在會開始後，也自來參加的。辦公室王錫林等在室外守候。
施匯報了李彬山談話的情況。大家議論了一番（抄注：常、振在施快講完前來的）。少講：“按既定方針辦”和“照過去方針辦”有什麽二樣？我看不出有不同的意思，這種叫篡改嗎？憑這一句話，就能把人打成反革命了？我想不通！其他人也有講過類似話的。標講：馬他們說的今天回來的，又不回來了，再給他們打電話。在向北京掛電話時，馮草擬了電話搞，讀給我們聽，征求意見。大意說：上海現在傳說紛紛，謠言很多，思想混亂，人心浮動，我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你們趕快回來！馮講：要把情況說得嚴重一點，可讓他們早點回來。標講：要再加一句，再不回來，我們要正式向中央發電報了。大家都同意標的說法。
電話掛通後，我們都到學習室對麵的小會議室，先是馮與馬通話，馮照稿子意思講了。我聽馮講過：這裏很亂……又不是我們要亂！又講：不是不聽指揮的問題，而是沒人來指揮。馮問：你們什麽時候回來，明天能回來嗎？馮又與珍通話，也是講了謠傳很多，你們要早點回來。（後注：應補標插話，不回來要發電報了）又報了在場人的名字，講他們都很急。馮講完，對我講珍叫你聽。於是我也與珍通話，她一上來就講：小葉，你們一定要聽指揮啊！我講：現在不是不聽指揮，而是沒人指揮啊！你們再不回來，我們要急煞了。她講，不要講了，我們明天回來。我講：下麵各種傳說很多，弄的人心慌慌，思想很亂的。她打斷我講：不要說了，情況我們都知道的，一切等我們回來再說。又講：工會一定要聽指揮啊！講了就掛了電話。
我們回到學習室，馮傳達了馬、珍的講話。馮講：他們說明天一定回來。我對馬說，人心浮動，思想很亂的，馬說不要浮動，不要亂嘛。這又不是我們要亂，他們要我們聽指揮，我說現在是沒人來指揮的問題。他們聽我這樣說法，好像很急的樣子，不要我說下去，說一切等他們明天回來後再說。究竟有些什麽情況，一句話也沒說出來！馮問我，珍對你怎麽說的？我講：差不多的，也是說要聽指揮，一切等他們回來再說，沒等我說話就掛了。大家議論，對馬徐珍很不滿意。馮講：我們急得要命，他們又不是不知道！一點情況也不肯說，現在不知打什麽算盤，今天說明天回來，明天能否回來也不曉得，這樣一天天拖下去怎麽行？標講：馬天水說十日回來的，結果不回來。本來說今天一定回來的，又不回來了。現在又說明天一定回來了。明天要是再不回來，我們一定要向中央發電報了，為什麽把人扣住不讓回來？這麽大的上海，一個書記都不在，出了事誰負得起這個責任？！（在馮與馬通電話時，問馬什麽時候回來時，標也插話講過，你們再不回來，我們要發電報給中央了。馬講不能發電報。）
振約是在我們打電話前來的。常先來，後振來電話找標，標對我們講：振來電話說要來參加，叫他不要來，他不肯。說老你們幾個商量不行的。我就叫他來吧。（抄注：外調振問題的人講，振來時，還聽到施匯報的尾聲。）
我們先著重議論了馬、珍講的“要聽指揮”、“一切等我們回來再說”究竟是什麽意思？最後認為：一種大約是他們的態度沒有變，要回來和我們一起幹的。怕我們這裏先幹了，他們不能回來。一種是他們態度變了，不會幹了，怕我們自己先幹了，所以這樣說，不讓我們幹，他們回來是要做我們工作的。但後一種可能性大。廖講：他們要是明天能回來，就說明態度變了，不行了！要是在中央堅決頂住的，是不會讓他們回來的。我也講：他們要是不回來，不一定是壞事，說明是頂的。要是能回來，也不一定是好事，可能是向中央投降了，回來做我們工作的。大家議論了馬徐珍的態度，是否都變過去了？標講：周是部隊的，他肯定會變過去的。馬是老幹部，變過去也不奇怪。徐、珍都是新幹部，造反派，在上海時態度也很堅決的，為什麽一到北京後就變了？我主要是對他們的態度變化感到奇怪，想不出是什麽道理！常講：這有什麽奇怪的？人總是會變的！馮講：可變得太快了，總想不通是什麽原因。常講：徐本來就是個軟骨頭！“1.28”炮打時就已表現出來了，被弄到複旦後，什麽都答應了。
議論了一陣後，朱講：他們明天能否回來還是個問題，這樣一天天拖下去也不是個辦法，時機是很重要的，這樣拖下去，就會坐失時機的。朱講：我意見，不要等馬徐珍了。要幹就是今天。今天不幹就失去時機了，明天就別想幹了。我也講：不能再等了，時機是要抓緊的，再等就會失去時機了。陳講：要馬上幹，不幹會失去時機。施可能講過，市委早點下決心，要幹就馬上幹。其他多數人也表示同意馬上幹的態度。馮或標講：他們都沒回來，怎麽幹呢？振講：他們沒回來，還有你們常委在，隻要市委帶我們幹，我們一定幹！朱即對振講：原來我們有點小矛盾，現在要團結起來一起幹！朱又講：我先提個建議，要馬上派民兵進駐報刊、電台，不要讓部隊先去了。要馬上起草告全國人民書（宣言），寫好後給報紙連夜印出來，電台早晨六時可廣播。這些都要在天亮六時前準備好的，晚了就不行了。報刊、電台我們去通知，民兵進駐不會有問題的。宣言由肖木起草，你們工會也帶個頭行動起來，隻要民兵一動，我們就造輿論支持你們。我講：民兵也要進駐水、電廠等要害單位保護好，不要出亂子。我們可發動工人上街遊行，刷大標語，號召群眾起來保衛文革的勝利成果。朱、常講：現在是要大幹，再寫這種標語有什麽用？要寫就要有針對性，要旗幟鮮明的。他們既然抓了人，我們就可以寫，還我洪文，還我春橋，還我江青，還我文元！還可報上用通欄大標題印出來。
朱問少：上海的存糧有多少，能堅持一個月嗎？少答：光吃是可以的。朱又問陳：煤呢？陳也講隻供應民用，可堅持一個月。朱講：除了維持一些必要的生產外，其他都停下來，把群眾發動起來，糧、煤能堅持一個月就夠了。巴黎公社打了九天，我們總可以打一、二個星期吧？能打一、二個星期就是很大的勝利了！可讓全世界知道，中國不像蘇聯，到底還是有人起來反抗的。常講：要血戰到底，就像巴黎公社一樣，戰死到最後三個人。標講：上海要是這樣一幹，不是對幾位領導的安全更不利了嗎？馬徐珍原可以回來的，一幹起來，中央就不會讓他們回來了。朱講：不會的，曆史上有例子的。楚漢相爭時，項羽一次把劉邦包圍了，要劉投降，劉不肯。項又抓來劉的父親，在城下威脅劉，說不投降就殺他父親。但劉不吃這一套，態度很強硬，項羽反倒不敢殺劉父親，還好好款待劉父。朱講：這樣的例子曆史上還有。你越怕他，就越不行。你態度硬，他們反倒軟下來了。隻要我們一幹起來，他們不會有危險的。中央可能會叫馬徐珍回來解決問題。還可能迫使把幾位領導[葉注:指王張姚]也放回來。常講：要幹就大幹一場，不能怕東怕西的。
我和施見朱、常態度十分激烈，都有些吃驚。施個別對我講：他們（朱、常）的情緒不對頭，我們要冷靜些。我也對施講：對他們要小心些，不能聽他們的去辦。朱向施：天亮前民兵能調好嗎？施講：來不及的，民兵分得散，調起來很慢的。少講：那先調一個團行嗎？施講：人調起來也有困難的，天亮前不行的。朱表示不滿。廖也講：調這麽點人，要那麽長時間？施講：隊伍調起來是很慢的，要是市委下命令調，我們去想辦法。我講：民兵太分散，調起來太慢。不像部隊是成建製的，一下就拉出來了。要是來不及，還不如不調的好。不然，我們人沒調好，反暴露了。朱問我，工會方麵能否馬上發動起來？我講：也要市委點了頭，下麵才能動的。少還問過一些民兵的情況，講過可調多少人隊伍，分批調等話。
議了一陣，朱堅持提出馬上幹的意見。可能是廖講過，要大家對此表示態度。廖講：他是同意馬上幹的。我和施也表示同意馬上幹的，但要市委下命令的。除了四常委外，其他人都一一表示同意馬上幹的。最後，朱要四個常委表態：是否同意下令調民兵馬上幹？馮、標先回避，不直接回答，隻講不能急，要好好商量。振講：到底幹，還是不幹？不能光說空話，浪費時間。陳見馮、標等遲疑，不肯明確表態，就講：你們不幹，我們自己幹，這樣拖下去怎麽行？！陳叫我跟他走，講不參加了。馮、標叫住陳，講：不要急，這是件大事，要好好商量，不能意氣用事的。陳講：你們不願幹，還有什麽商量的？我不參加！我和其他人也勸陳坐下商量，不要走。廖要四個常委表態。標對濤講：你先說意見。濤講：我同意他們意見。現在情況也很清楚了，再等下去也不是個辦法。標又要少表態。少講了很長一通話，大意是他同意幹的，但怎麽幹法要商量，是否馬上幹，要再看看情況定。標表態講：我和大家一樣，是決心要幹的，但怎麽幹法，什麽時候幹，要研究。我意見還是等他們幾個人回來，問一下情況後再幹。最後馮表態講：大家堅決反修的精神是好的，也是很可貴的。要幹的態度，我和大家一樣的。要幹，這個原則可定下來。但是否馬上動手，我意見要等一天。因為北京究竟什麽樣情況，還不太清楚。他們既然說明天一定會來，還是等他們回來後，了解一下情況，可以更好的準備。朱講：要幹，時機隻有今天，等一天就失去時機了。他們的態度肯定不行了，否則不會讓他們回來的。讓他們回來，無非是要他們來做說客，要我們跟他們跑。有人問：要是明天他們又不回來怎麽辦？馮、標講：明天不回來，就不再等了，一定馬上幹。還有人講：要是他們回來，不同意幹，怎麽辦？馮、標也講過：他們不同意幹，我們就自己幹。要幹的態度是不變的。馮講：明天他們回來，我們去機場接他們，先不要回“康辦”，另外找個地方去，問他們是什麽態度，要是同意和我們一起幹的，就一起幹。要是做說客的，就把他們圈起來，不讓他們出來，我們自己幹。標也讚同這個主意。於是大家又議論起怎麽去接他們的問題，提了很多具體辦法。我曾講過：可通過機場，把飛機停在僻遠的地方，不要讓人看見。最後，因感到周司令和他們一起回來，警備區也會有人去接的，無法保密，這件事議了一陣就不了了之。但馮講過，他們回來要是勸降的，我們不能聽他們的，也不能讓他們代表市委發號施令。
朱永加一再強調，這樣拖下去是坐失時機，他們明天也不定能回來，可能是緩兵之計，等部署好了來對我們下手，就晚了。但馮、標堅持要等一天的意見。這樣僵持了一會，朱把陳叫出去，一會陳來叫我出去，講到小禮堂去。施也跟了出來。到了小禮堂，朱對我們講，這幾個老頭子靠不住了，現在隻有靠我們自己幹了，你們有決心幹嗎？我講：市委不點頭，是沒法幹的，光靠我們也是幹不起來的。施講：要是市委不通知下麵黨委，我們調人是調不動的。即使想調，下麵打電話到市委一問，也就不行了。陳也表示，市委不點頭，幹不起來。這時除了四個常委外，學習室的其餘人都來小禮堂了。（我這時注意到王日初也在小禮堂）朱問：怎麽都出來了？振等人講：標說他們要開正式常委會，決定是否馬上幹的問題，叫我們都退出來。朱講：這不行，這幾個人靠不住了，不能隻讓他們幾個人在裏麵，不能讓他們打電話出去漏了消息！朱對振講：你快進去，看住他們，不要讓他們打電話。振又回學習室去了。朱又向其他人講：幾個常委不肯幹，已靠不住了。現在要幹，就要靠我們自己幹了。常講：要幹就大幹，小幹沒意思的。你們幹不幹？我們講：市委不下令幹，是不能幹的。常對肖木講：現在伸頭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還有什麽怕的？你們不肯幹，我們走！朱講：不要急，大家再商量一下。常講：你們不幹，我們在這裏幹麽？還不如回去睡覺。我們叫他們不要走。他講：你們這麽膽小，還有什麽好談的，我不參加了！說後，常和肖木先走了。朱對我們講：最好還是爭取他們一起幹。還是讓我再去做做他們工作。朱又進學習室去了。
我們幾個人稍等一會，也回到學習室中。我進去時，正見朱站在中間，講到要中央把人送回來。朱又講：這幾天我想得很多，反正已活了這麽幾十年，還有什麽怕的？要豁出命來幹！馮也講：我也活了這麽大歲數了，並不怕死的。標對我們講：常委正式決定，幹是要幹的，但一定要等一天。要是他們明天不回來，就不等了。要是他們回來不肯幹，我們自己幹！朱講:今天不幹，就別想幹了，沒時機了。我講：等他們回來是可以的，但可否先做些準備，不然他們回來同意幹的，再準備就來不及了。馮、標講：準備工作可以先做起來，但不能馬上動手幹的。我們都同意了。朱講：不能大幹，小幹也別幹了，還是保存一些力量吧。
散會後，我對陳、施、振、廖和初講：已叫黃他們在總工會等了，我們是否到總工會去？大家同意，分乘兩輛車到總工會。我在開會中，見傾向於馬上幹時，就打電話到總工會值班室，通知總工會機關人員緊急集合。誰接的電話也記不起了。我講：先告訴沈涵，是我說的通知機關全體人員馬上來機關，把陳福良先接到機關，叫他馬上通知。
76.10.13.淩晨、上午：總工會“吹風”等
一時左右。我們到總工會後，由我主持，在四樓會議室開會，傳達“康辦”會議的情況，商量怎麽辦。參加的人員有：陳阿大、葉昌明、沈涵、黃金海、施尚英、戴立清、馬振龍、王明龍、廖祖康、王日初、汪湘君和強玲英（汪、強是我要總工會值班室告訴市婦聯值班室通知的）。[葉注：強時任市婦聯付主任，也是十七棉出來的造反派新幹部。]
我在會上傳達了“康辦”會的情況，陳等人補充、插話。究竟傳達了哪些內容已記不清了，可能講過的有：馮和我與馬、珍通電話的情況，他們叫我們要聽指揮，一切等他們回來再說；分析馬、徐、珍態度的情況，認為他們回來有兩種可能性，一是一起幹，一是不會幹，是要做我們的工作的，後一種可能性大；朱永加提出要馬上幹和行動方案的情況，要天亮六時前做好準備，要印發“宣言”，提“四個還我”口號，要像巴黎公社一樣血戰到底；四常委表態情況，常委正式決定要等一天再幹，準備工作可先做起來，但不能馬上幹等。黃問振：你怎麽會去參加會的？振講，是自己跑去的。我講到朱等人的態度時，黃講幾個秀才有什麽用！我講：你不要看他們那個樣子，這次想不到態度那麽激烈。我們要幹，也不能那樣幹法。
大家議論時，黃表示不同意等，讚同馬上幹。講：他們不幹，我們自己幹，三十一廠拉出人來，一夜天就可把大標語貼滿了。振講：你不要搞風頭主義。黃講：什麽風頭主義，這是要拎著頭去幹的，你也來風頭一下看看！兩人發生了爭吵，大家勸阻了。汪講：這是什麽時候了，還要吵？我講：既然常委已決定了要等一天，我們當然不能幹的了。但看來等馬徐珍回來了，也不會再幹的。而市委不同意幹，我們又不能幹的。我講：上海這個地方十分重要的，不管誰來掌權，都是怕上海亂的，亂起來對他們沒好處的。現在看來，中央也會怕上海亂的，但我們是不怕的了。毛主席說過，右派上台是短命的，不得安寧的。我們要讓他們不得安寧。現在要幹，是不大可能的了。但知道情況的人太少了，應把情況告訴下麵的幹部，要讓更多的人知道情況。這樣即使把我們這些人都抓起來，下麵也會有人和他們對著幹的，使他們不得安寧。黃講：發生了這麽重大的事情，應告訴下麵，要不他們會對我們有意見的。明講：我們就是要旗幟鮮明的表明態度。其他人也多數表示同意我們主張。我講：事實上，下麵有些單位已經知道這一消息了，外地的消息很快也會傳進來的，我們應告訴下麵的。
我提出，總工會馬上召集區縣局工會負責人緊急會議，把這些情況連夜吹下去。大家都表示同意。黃講：現在也像“康辦”開會一樣，你們三個付主任要正式表態決定。我講：我同意馬上開會的。沈也講同意馬上開會。黃對陳講:現在這裏你是“馮國柱”了，不能不響的。陳講：我同意開會的，但是否現在馬上開？現在半夜突然開會，太引人注意了。我意見等八點或九點後開，上班後開會不會使人感到突然。也不要把人集中在一起開，可分開來，分幾批開小會，盡量不要引人注意。對下麵怎麽說法，也要研究。最好不要直接地說這件事，先從其他事情上談起，不要讓別人以為我們是專門開會談這件事的。我同意陳的意見，講：可放在八時後開，就說學習討論“社論”，分頭開座談會。可以從社論中關於“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沒有好下場”這段話談起來。我又講：最好事先找幾個來開會的頭頭，先向他們說一下這件事，讓他們在會上討論時，就說聽到傳說，北京發生了些什麽事，把這件事提出來，問有否？再由主持會的人來證實，是有這件事的，要大家去考慮怎麽辦。陳和其他人都同意這樣搞。我講：紡織局工會叫蘇惠康來參加，我先對他說去。振講：我局裏的幾個工會幹部，由我去說，叫徐阿坤來開會時提出這件事。明講：我去向龐夫力、黃星生他們說一下，局工會來開會的人也由我來布置。（他講了一個付主任老幹部的名字）[葉注：龐時任一機局黨委書記，是老幹部。黃是一機局黨委付書記，是新幹部]。汪也講過：市婦聯上午也開個會，向下麵說這件事。黃可能講過，要和陳佩珍商量一下，打算在財貿各局中吹風。陳可能講過，現在還是不要馬上傳到基層去。我講，先到區縣局一級頭頭，以後再看情況。大家也同意。
我可能是在會剛散或會上，對黃、戴講：工青婦三家，就隻“青”沒人在，陳新發是知道點情況的，你們去找一下他和楊小兵，把我們商量的情況告訴他們，但團市委怎麽辦，由他們定。我可能這時問戴擬標語的事，對他又講過先擬些大路貨、通用的標語，以後看情況發展再提明朗的。黃、戴走後，“康辦”值班室來電對我講，陳新發打電話來說，黃、戴剛才打電話給他，說有事找他，馬上派汽車來接他，並說是你叫他們去的。陳怕有假，要問問標，標叫問問你，有否此事？我講：是我叫他們去找他的，向他說說情況，你告訴他去好了。散會後，我聽廖對強講，你也要回廠去看看有什麽情況。
我回總工會不久，蘇惠康來電話找我，講他在合纖所，問我情況怎樣了？我講：我們正在商量。蘇講，他和張鵬飛來一下。我講：我在開會，來可以，等我開會後再說。蘇、鵬來後，在我辦公室等。我會後一麵通知機關人員到五樓會議室集中，一麵就與蘇、鵬談話。我對他們講：從各方麵得到的消息證實，中央出了大事是肯定的，王、張、江、姚、毛、遲、謝肯定被抓了，金找不到人也可能被抓了。我可能講過，警備區已在傳達，部署行動了。我講：現在情況很緊張，究竟會怎麽發展，很難估計，希望事情不要搞大了，但是也不能不作些準備。我講：中央出修正主義了，我們就要敢於造反！現在幾個書記還沒回來，但他們回來後是否會幹也不知道，所以剛才商量了決定開會吹風，讓更多的人知道這件事。你們回去後可把情況向幾個書記說一下。鵬問：毛主席逝世不久，怎麽會發生這樣的事？我講：這就是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空前激烈、殘酷的反映。過去列寧說的這段話，沒有真正的領會，現在才感覺到了。黨內兩條路線鬥爭一次比一次激烈、尖銳，鬥爭的焦點還是圍繞著文革的態度問題，是肯定文革還是否定文革的鬥爭。為什麽鄧一上台，搞右傾翻案能搞得那麽快？說明下麵還是有些基礎的，有些人總是想要否定文革的，這場鬥爭有得鬥了。我問：所裏值班的民兵怎樣，你們了解嗎？鵬講：許多人是新進所的，還不熟悉。我講：真要有事了，能用的上嗎？鵬講：這是靠不住的。蘇講：要靠他們是肯定不行的，還不如一些老造反可靠。我講：這件事，你們心中要有個數，槍一定要掌握在可靠的人手裏。現在先讓他們拿著，到時候槍發給誰拿，還是個問題哩！我又問：所裏一些老造反的情況究竟怎樣？像現在這種情況下，還有多少人敢拎著腦袋出來刷大標語的？鵬講：大約有二、三十人。蘇講：十幾個最多了。有些人平時叫叫可以，真要叫他上，就不幹了。我講：對老造反，你們也要有個數，到時候能拉得出人來的。蘇、鵬可能問過，標語寫什麽內容，是否發？我講：你們先把東西準備好，但不要動。到時候我會打電話來的。我又問蘇：局裏有什麽情況嗎？蘇講：局裏的頭頭還一點不知道情況哩！我問：有起事來，局裏能拉出多少人來？蘇講：萬把人總可以的。我講：也不一定的，到那時候的情況和現在不一樣了，有些人不見得肯出來。我對蘇講：唐文蘭可能已經知道這些情況了，你去跟她說一下，局裏對下麵一些廠的頭頭、老造反，要作些分析，心中有個數，思想上要有準備，不要到時候拉不出人來！我對蘇講：這段時間我不能回所，你多回去跑跑，不要隻待在局裏。蘇答應了。我布置蘇，講：我們決定上午開區縣局工會負責人會議吹風，紡織局就你來參加，會上討論社論時，你把北京發生的這件事，作為聽來的傳說提出來，問有沒有，讓主持會的人來說這件事。蘇也答應了。我還對他們講：我這裏要個人派用場，你們回去商量一下，要老造反，可靠的人，中午我來電話問。我要他們趕快回所準備。蘇、鵬即走了。我和他們談時，明開始也在，可能還插話講過幾句情況，明也講中央是發生了右派政變。
接著，我在機關會上吹風（大多數人都到了）。我講：大家學習《億萬人民的心願》這篇社論時，感到社論中的一段話是有所指的，確實是這樣的。從北京傳來的消息說，中央裏揪出了一個反革命政變集團，把王、張、江、姚、毛、遲、謝都抓起來了，金也找不到了。外電和敵台都已廣播了這個消息。據從各方麵了解證實，這個消息是可靠的。被抓的這些人，大家都是知道的，他們都是在文革中出來的，是一直緊跟毛主席，堅定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現在毛主席逝世不久，就把他們都抓起來了，這說明什麽問題？我們是新幹部、造反派、黨員，該怎麽辦？這對我們也是個考驗！我們應該采取什麽態度？每個人都要獨立思考這個問題！我們應該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和文革勝利成果！各組馬上進行討論這個問題。散會時，沈或唐對我講，可以學習毛主席給江青的一封信。我叫住幹玉娥，講：機關黨支部抓一下各組討論，要各組學習毛主席給江青的一封信，特別是關於右派政變上台的一段話，結合我剛才說的情況討論。幹答應了。我回辦公室，又找沈涵、徐妙林、唐行南，對他們講：剛才商量決定，上午八時後開區縣局工會負責人會議，學習討論社論，叫大家重點討論那一段話，會上由一機、紡織、輕工局頭頭來提這件事，你們再加以證實是有的，要大家考慮怎麽辦。我已向蘇說過了，振、明也會向局裏頭頭說的。我對徐妙林講：組織組擬分組名單，原則上由主持工作的人來參加，有些人不行的，也可調一個來。參加會的人都要指名通知他們來。唐講：是否區裏也找個頭頭先說一下？我講：可以的，找誰好？唐提可找靜安區沈雲春。我同意，叫唐把她找來。過一會，唐來講，她在家裏，一時叫不到，是否上午叫她早些來，先說一下。我講：可以，隻要開會前談好就行了。你通知她早些來，來後你去向她談。唐答應。（抄注：早晨沈雲春來見我，問什麽事？我講你去找唐，他會講的）沈、徐、唐出去商量開會的事。後又來找我，沈問開會時怎麽說法？我講可照我在機關會上說的口徑。[葉注:幹玉娥，市總工會常委，機關黨支部書記。徐妙林，市總工會組織組負責人。唐行南，市總工會辦公室負責人。沈雲春，靜安區工會負責人。]
唐行南來問我：王成龍知道情況嗎？我講：還不知道。唐講：是否找他來說一下。我同意，要唐打電話給他。王成龍在家睡覺，唐對他講：發生大事了，你知道嗎？我對成講：有重要情況對你說，你馬上到總工會來，我派車來接你。王成龍到我辦公室後，我對他講：中央出了事情，把王張江姚、毛遲謝都抓了，你知道嗎？成講：也聽到一些情況，（12日）下午，賀汝儀、繩樹山找我去，對我講幾個大學裏留學生聽到廣播後，問中國學生，後反映到文教組來的。但他們沒有說詳細情況。我和唐問：他們是什麽態度？成講：他們當然說要聽中央的。唐講：他們肯定是這種態度的。我又向成講了一些情況。成問我：你們有什麽打算？我講：剛才開會商量下來，決定上午開工會頭頭會吹風。成講：是否要向下說？這件事要鄭重考慮！與成談的時間很短，他就要回去了。臨走時，他又講：向下吹風這件事，我建議你要慎重考慮一下。
天亮後，我即要陳福良通知部分總工會常委和四個直屬單位負責人來總工會開會。上午八時多一點，在總工會四樓會議室，來的人約有：史桂昌、童光正、曹征鳳、董海棠、張寶林、穀士林、費福泉等。我向他們吹風講了一些所謂反常情況。可能講過：中央突然通知馬周去開會，而市委與王張姚一直聯係不上；軍委首長加強戰備的電話指示；房佐庭電話說“老胃病複發”，繆文金電話說“心肌梗塞”，都表示出事了等。我講：中央二報一刊社論中的一段話，是有所指的。現接到北京來的消息，說揪出一個反革命政變集團，王張江姚和毛遲謝都已被抓，金可能也被抓了。北京據說已傳達了文件。市委幾個書記去開會後，沒消息回來，所以詳細情況還不清楚。有人問，這個消息是否可靠？我講：是可靠的，外地已在傳達了，外電、敵台也已廣播了這事。我們從各方麵了解過，得到證實的。我講：中央是出了修正主義，把這些緊跟毛主席的領導人抓起來了。這件事發生得很突然，毛主席逝世不久，他們就動手了！這件事情向大家說一下，要有個思想準備，有什麽新情況再隨時告訴大家。有人問，這些情況可否向單位裏說？我講：我們上午開區縣局工會負責人會說這件事，你們回去也可向單位裏其他負責人說一下。我對四個直屬單位負責人講：總工會機關都傳達了，你們可向組室一級幹部傳達。散會時，張寶林問我：就這件事，沒別的了？我講：沒有了，有什麽新的情況再告訴你。他就走了。董海棠問我，總工會通知局工會上午開會，是否就是這件事？我講是的。我還對他們講：大家回去如發現什麽動向，可反映到總工會來。另外，我可能也講過通知柴雄昌（總工會委員，市科技組核心成員），但柴有否來過，記不清了。這會後不久，唐、史來找我。唐講：史說政校十八期學員剛招好，就要開學了。這一期是否慢點開學，再招點老造反去學習。我讚同，對史講：這一期推遲開學，你去找徐妙林商量一下，重點招一批老造反去學習。史答應後和唐一起去的。宣教組有誰來問我：羅駿（組長）正在幹校學習，是否要叫他回來？我講可找他回來。
上午十點不到，我和汪、沈、強等人在四樓會議室交談時，唐文蘭和蘇惠康來找我，蘭問：為啥還不趕快行動？我講：怎麽行動，幾個常委都不同意馬上幹，要等他們回來再說。蘭講：等他們回來，要來不及了！我講：那也隻好等啊！蘭講：也要想想法子。我講：現在沒什麽辦法可想的，隻有等他們回來，看是什麽情況了。他們要幹，會帶我們幹的。他們不同意幹，你就毫無辦法。所以隻能坐等！我講後就離開會議室，打電話到一機局黨委找明，我問他在幹什麽？明講：正在向龐夫力、黃星生說這件事。我講：我馬上到局裏來。
我隨即到一機局黨委書記辦公室裏麵的休息室，龐夫力、黃星生、王明龍都在。明講：我正向他們談情況，你再具體說一下。我問龐，你態度怎麽樣？明講：老龐態度很明朗的，他剛才還說了下午要親自到一些工廠去跑跑，摸摸情況。我講：一機局大廠多、力量強，是要注意掌握情況的。龐講下午先到彭浦幾個大廠去跑一下。我對黃星生講：金祖敏是你們廠的，現在也可能被抓了，你也該回去看看，向廠裏頭頭打個招呼。星答應講：下午就回廠去找一些人談，並到閔行幾個大廠去跑一下。我可能對龐、黃講過：重型機器廠有人在京開會，也打電話向廠裏說了些事，廠裏報給“康辦”了，你們要了解一下廠裏有什麽反應。我對他們三人講過：毛主席逝世不到一個月，他們就動手了，斯大林逝世時，赫魯曉夫還沒能馬上搞哩，現在搞得比赫魯曉夫還快。又講：孫中山逝世後，宋慶齡是反蔣介石的，但蔣也不敢對宋下手，現在連江青也搞了，真比蔣介石還厲害，在談到中央召開的會議時，我講過：現在中央也可能是采取試探的態度，就像當年蔣介石搞“中山艦事件”一樣，結果共產黨不反擊，他就大膽幹了。我們應堅決與他們鬥爭，不能投降。明也講過他們幹得比赫魯曉夫還快的話。可能還講過，現在隻有對著幹，不能投降做叛徒，就是做叛徒也沒好下場的。宋江投降了，還不是一樣被藥死的！明對我講：已向局工會的幾個頭頭談過情況了。還布置他們在局工會值班，要開些座談會向下麵公司、廠工會吹風。明還講：他也準備去一些廠摸摸情況。我講：一機局是市裏的大頭，要控製好。龐夫力講：局裏再商量一下，做些準備。在我們談論中，輕機公司黨委書記（王）來找龐講：潘國平剛才到公司黨委來說，王張江姚等已被中央抓起來了。我們說是謠言，他說是真的。還說馬、徐、珍幾個書記都去中央開會了。你們不信，可打電話去找找他們，人還在嗎？我問:潘說過他怎麽知道這些情況的嗎？這個書記講：問過他。他是說中央辦公廳一個人在上海，告訴他的。問他叫什麽名字，他不肯說。我講：潘怎麽說的，請你們馬上寫個情況給局黨委轉報市委。這個書記答應後走了。我對龐等人講：我們要吹風，潘倒也在吹風了，不知是哪裏來的消息。他說中辦的人告訴他的，顯然是吹牛。但說的情況倒是確實的。徐、珍去開會的事，連局裏都不知道的，他能知道，說明是有消息來源的。看來他們也在活動了。局黨委對這些人的活動要注意了解。我又電“康辦”，要值班室告訴標關於潘活動的事，並講局黨委會報材料來的。總工會吳偉民來電講：收到北京寄來的一信，是給你和唐行南的，信很短，我讀給你聽。他讀了一句，我即講：不要讀了，我馬上回來看。隨即我回到了總工會。
我到了總工會辦公室，吳把信給我，講這信寫得很奇怪，沒署名誰寫的。我看了一下，信封已拆開，上麵直行書寫“上海市總工會”“葉常明、唐行南同誌收”，“北京西單商店”。信紙是從白報紙上截下的小紙條，橫書“葉：王、張、江、姚、金數十人被抓。10月11日”。我看信時，唐來講：信已看過，很奇怪，沒寫誰寫的。我講：看來北京也是有反對派的，怕我們不知道這事，特地寫信告訴我們。說明我們也不是孤立的。唐講：這信看來也是匆忙中寫的。我們分析這信，我講：北京隻有西單商場，沒西單商店的，這個署名肯定是假的，寫的字跡看來也是故意裝的。（信封鋼筆字，信紙鉛筆字，都寫得一筆一劃很呆板）。唐也這樣講，還講：北京知道我名字的，除了“全總”的一些人外，就沒什麽人了。而信封把你的名字寫錯了，我的倒對的。信紙上也隻是提金祖敏，不提遲、謝，看來是“全總”幾個造反派寫的。我問，會是什麽人寫的？他想了一下講：這筆跡是假的，認不出來是誰寫的。（抄注：先講想不出來）我可能對唐講了潘國平的活動，並要他派人去了解一下一些頭頭的動向。我把北京來信抄了底，把原信附在我寫的條子後，封在一個信封裏，叫“403室”馬上送“康辦”去，並打電話告訴“康辦”值班室，講收到信後即送標。
我為把北京來信和潘的活動情況告訴其他人，就通知陳、黃等人來我處。又電合纖所鵬問，要你們推薦的人定下來了嗎？他講：商量有二個人，一個是伍明星，人活絡；一個是龔富成，較踏實，要誰？我講：要龔，叫他馬上到總工會來找我，告訴他要帶點錢、糧票，準備幾天不回家。叫彭大靜車子送他來。當龔來後，我對他講：我們在三十一棉設了個聯絡點，你去值班，那裏有戴負責，還有其他單位的幾個人。去後暫時不能出來，可能要幾天時間。我問：有什麽困難嗎？他講沒有。我寫了張條子給戴，隻寫：有合纖所龔富成來報到，請安排。我又電話聯絡點，是金仁典接的。我講：我派龔富成來值班，你向戴立清說一下，他馬上來，你們派人在大門口接一下。金答應了。我把寫的條子給龔講，你叫彭大靜送你到三十一棉大門口，那邊有人等你的。你把這信給戴，聽戴的安排。龔答應後走了。
中午十一點多，黃、振、明先後來我辦公室，沈涵也在。我把北京來信、潘國平活動的事告訴了他們。我們談論了這兩件事。可能明講過，有反映說潘到長江飯店去過幾次。我後告訴唐行南或夏其端，叫他們去長江飯店查一下，是否有北京來的什麽人與潘接觸。這時鄒天龍來了。明開門後來對我講：鄒送標語口號來了。明手裏拿著一疊打印的口號單，對我講：是否先叫唐行南看看，文字上把把關？我講好的，你去對唐說。明出去了，過了一會兒，唐拿了口號單進來講：看了一下，沒什麽問題，有幾條個別字改動一下，這樣讀起來更有力些，他讀了一下改動的口號。沈也講，這樣好，更有力了。黃講：口號太一般化了，沒一點針對性。我講：是一般化了。其他人也有這個看法。黃講：最好加兩條打倒中國赫魯曉夫的口號，還是沒點是誰。我們讚同，議了兩條。一條是“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另一條忘了，內容類似的。由唐當場加在口號單上的。可能是振講，應有一點號召性的口號。大家也讚同，議了兩條都是號召全國工人階級、上海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的內容，也由唐當場加在口號單上的。最後，唐又把這四條口號讀了一下，大家同意，唐就出去了。
這時或再晚一些，施來了，我們問他為什麽來這麽晚？施講：到市公安局薛幹青處去了一下，了解一下敵社情動向，這也是很重要的，要掌握這方麵動向。施講：敵台一直在播送北京揪出反革命政變集團的消息。黃講：這二天報紙內容不對頭，人民日報登張國燾分裂黨中央的文章，還有其他一些文章，這都是有所指的，看來是拿曆史上的事暗指現在的事。究竟誰在分裂中央？我講：不知他們有否回來？就打電話到“康辦”找標。值班室講：標和幾個常委都不在，也沒說到哪裏去了。我們也有事找他們不到。我對其他人講：幾個常委連人到哪裏了都不知道，市委真是要癱瘓了。又講：會否到機場去接人了？我又打電話到工交組找黃濤。秘書講：濤回家吃飯，人在家裏。我對其他人講：看來人還沒回來，今天大約又不會回來了。我們一起到六樓食堂吃飯時，濤來電話對我講，人都回來了，你們馬上到我這裏來。
76.10.13.下午：先到黃濤處，後去“錦江”參加市委常委會聽傳達，王知常來電等
我們飯後一起到了工交組黃濤辦公室，有濤、金、陳、葉、黃、施、振、明等人。濤對我們講：去開會的人都回來了，是廖從機場得到消息後，打電話告訴我的。我沒去接，是少、馮、標去接的。他們沒回“康辦”，現在不知在什麽地方談。我們問他為什麽沒去接，濤講沒通知他去。我們講：四個常委就你一個人不去，看來對你也是不相信的了。我講：看他們回來的這種情況，肯定是不會幹的了。濤講：情況看來很不妙的！可能他們要先商量一下後，再叫我去。估計今天是要傳達的。可能先正式常委開會，然後列席常委參加。也可能他們商量好後，就一起開了。於是大家就議論了傳達開會的問題。陳講：他們是要做我們工作的，辦學習班，思想通了才能出來。我準備去了不再出來。我和其他人也講過類似的話。我在濤辦公室用“紅機”打到總工會找沈涵，人不在。我就對唐講：告訴沈涵，要各組馬上分頭通知區縣局工會，把我們上午開會說的情況，盡快傳達到基層工會幹部。唐答應了。接著，我們接到了“康辦”通知，下午三時到“康辦”參加常委會。濤對我們講：現在再要幹是不行的了，還是先聽他們的，還可以保存一下力量。我講：準備去了不回來！黃講：我回廠去等你們消息。要是你們出不來，我帶人去救你們。我講：我會打電話來說情況的，你們一定要等我電話，不要有行動。（抄注：我和黃這後麵的二句話，也可能是在講王知常電話時講的，再講咳嗽的話）施講：我在江南廠，有事可打電話來。
我回到總工會，即打電話到合纖所，要黃漢中叫彭大靜開車來總工會。我問沈、唐，通知區縣局工會了嗎？他們講：縣工會還在開會，區局工會正在打電話通知。我講：電話來不及打，可派人下去直接通知，區工會也可直接派人下去開會傳達，這樣速度快。我可能問陳福良，檔案材料有否清理好？陳答正在清理，來不及弄。我講：隻要先把有批示的材料拿出來放開，其他文件慢一點，要趕快搞。在我要去“康辦”開會時，王知常來電話找我，我在司機組聽的。常問：“康辦”開會，你去嗎？我反問：朱去嗎？常停了一下講：朱要問問你。我講：去的，去聽聽他們葫蘆裏賣的什麽藥也好的。常問：你去開會，有什麽準備嗎？我講：沒什麽準備。常又問：那你們打算幹嗎？我講：我馬上要走了，你打個電話去找黃說吧。我告訴他電話號碼。常講：你們大幹，我就來。要是小弄弄，我是不來的。我這人就是好走二個極端的，要麽大幹，要麽就不幹。我講：黃在那裏，你找他談吧。我即電聯絡點，對黃講：常打電話來，他現在還想要大幹呢！我叫他電你談，他等會來電的，我馬上去開會了。黃講：要是情況不對，你馬上打電話來。（抄注：可能還講了，你們出不來，我帶人來救）要是不能講話，隻要咳嗽二聲，我就知道了。我帶人來救你們。我講：我一定會設法來電話的，你們不要動。我在去“康辦”的路上，把聯絡點的電話寫在紙上，交給彭講：等我進“康辦”後，你照這個電話號碼打電話找龔富成，叫龔告訴黃我已到“康辦”了。彭答應了。我到“康辦”不久，辦公室通知，會在別處開，叫開會的人集體乘車去。我和陳在車上講：不管到什麽地方開，我們思想不會通的，反正不準備回來了。到了錦江飯店南樓後，我和陳，還有陳新發三人，會前在休息室閑聊，我講：看他們葫蘆裏賣什麽藥！陳講：隨她們說什麽，反正準備不回去了。我還講：看他們怎麽來做我們的工作！
三點半左右，在錦江南樓召開市委常委會議。在滬的書記、常委、列席常委都參加了，還有一些工作人員。會由馬天水主持。馬、周、徐、珍傳達了中央打招呼會議內容。但這次隻傳達了一部分，很多重要內容並沒傳達[葉注:這是後來才知的]。馬在講話中仍稱王張姚為同誌，講他們是犯了錯誤，中央隔離審查。審查後，中央還要安排工作的。馬講：到北京參加會議，聽了中央負責人的話後，我開始思想上是想不通的。所以上海打電話來，我不願接，也不好說。會開好，我向華主席提出，我一個人來開會，回去工作難做（抄注：可能講還有二個新幹部書記沒來）要求讓徐、珍也來參加會，回去一起做工作。（抄注：這句話可能是講，新幹部工作難做，讓徐、珍來參加，回去做新幹部工作，好做些）華主席同意了。所以我們沒回來，又叫徐、珍去的[葉注:當時聽了“傳達”後，會場上氣氛沉悶，無人講話。馬再說的]。濤講：能相信這些材料嗎？！馬講：想不通，允許想，也允許提出問題。但這材料是不能懷疑的。濤講：要是想通了，就意味著背叛！（抄注：這句話可能在徐講了“多想想，可想通”後講的。）
徐講：老實說，我們剛參加會時，也是想不通的，過去從沒聽說過這件事，為什麽毛主席逝世不久，就要這樣搞法！華主席在接見我們時，對我們說，“四人幫”是兩麵派，你們隻知道他們在文革中的情況，他們在中央搞的反黨分裂活動，你們是不知道的，所以沒有這個思想準備。一聽到這件事，感到吃驚，有想法，也是不奇怪的。王張姚都是上海的，你們的任務很重，回去要做好工作。我仔細想想，才慢慢想通了。過去我們隻看到他們在文革中影響很大，所以相信他們。不知道他們背後搞了那麽多陰謀活動。他們是背著我們搞的，與我們沒關係的。老實說，就是“四”掌權，他們也不
會搞馬列主義的，也是要搞修正主義的。珍講：開始聽了也想不通，多聽幾遍，多看看材料，就可以想通了。我們在北京就是這樣的。
徐講：我擔心我們原來做的布置，向華主席說我們原來想不通，來開會前還做了點準備呢！華笑著說早知道了，你們還打了許多電話，這也沒什麽了不起的。馬講：這件事，會有許多人想不通的。我們要做工作，要允許有暫時想不通的人，允許他們想，允許他們提出問題來。但是不能反對。傳達後，肯定會有人貼大字報、大標語的。隻能貼擁護的，不能貼反對的。要是貼反對我們的，也不要去禁止。但對貼保我們的，包括反擊那些反對我們的，要勸阻他們不要貼。現在這個時候，特別要注意不要去和群眾鬧對立。（抄注：還講過，不能貼華主席大字報、大標語，發現即覆蓋掉，是反革命。不怕大字報反對我們，就怕出現二派矛盾，所以一定不能反擊。）
馬去聽了電話回來講：是馬振龍來電說要來參加會，我勸他不要來。他還問我們到底什麽態度，幹不幹。他們急得不得了，我答應晚上就向他們傳達。朱聽了傳達後講：這幾天我又把幾位領導過去的批示材料（或講話、寫的信、批示），（抄注：應為，過去的講話、批示等）看了一遍，看不出什麽問題來。朱講：我現在思想很亂，又是在這種情況下，還是不要出國了吧。徐講：朱是到日本去訪問的“魯迅代表團”團長，這二天就要去的。徐講：這件事，我們在京時，向華主席匯報過。華說既然已定下來的，還是去吧。周、馬、珍也講：華同意你去的，還是去吧。
我在參加會時，思想上是十分抵觸的。開始聽傳達時也是抱著不相信態度的。但我聽到了毛主席對“四”問題的一係列指示後，感到很吃驚，特別是看到幾分影印材料後，這才相信這是事實。這時，我馬上意識到我們原來對情況的估計完全錯了。我們這幾天的活動也就成了嚴重的政治錯誤，感到十分沉重、焦急。會上我沒發言，但流了淚。這並非是為“四”的緣故，而是對自己出了大紕漏的著慌。傳達好後，我即向馬等人提出，其它人還在等我們的消息，要求今天就能向他們傳達。馮、標等人也講，趕快向他們傳達。會議最後決定，今晚即在錦江小禮堂先向工、青、婦、民兵、寫作組、組織組有關人員傳達，明天上午在延安西路二百號召開組辦、區縣局、大專院校黨委負責人會傳達。散會後，我即電聯絡點，對黃講：市委決定晚上在小禮堂先向我們傳達，你通知其他人都來。黃問：倒底什麽情況？我講：你們來了，就知道了，黃講：怎麽你也變成這個口氣了？我講：你們晚上早點來，我先向你們說一下。在吃晚飯前，珍和我、陳、汪、陳新發、陳佩珍等人在一起時，我問珍：怎麽說了張、江的一些問題，王、姚沒什麽材料？珍講：主要是張、江的問題，張是在後麵搖鵝毛扇的，江是在前麵跳的，王是被他們拉過去的。姚問題不多，他想跳出來，但跳不出來。珍講了些江的問題，講這些事我們過去一點也不知道的。
76.10.13.晚上：“錦江”向工青婦等傳達
晚上八點不到，黃、戴、振、明和初等來到錦江，我在小禮堂外等他們的。我對他們講：不是反革命政變集團的問題。是說他們搞“四人幫”，陰謀篡黨奪權，毛主席有指示的。他們問，真的嗎？我講：有毛主席批示的影印件，張春橋寫的“有感”影印件，是真的。我又講：主要是張、江的問題，王、姚的材料沒什麽。珍說王是被拉過去的，姚想跳出來，跳不出來。在傳達前，我問黃，常有否打電話來？黃講：常來電問我，你們準備大幹嗎？要是大幹，我來的。要是小弄弄，我不來的。我叫他來談，他沒來。黃還講：我電施，他說有重要情況告訴我，要我去。結果沒什麽，隻說委市委在開會傳達，我們不能動，要等。施對我講：下午黃來電，問我到底準備怎麽樣？我說得到重要情況，叫他來談。他來後，我對他說市委在開會，還是等一下消息再說，不能動的。
參加小禮堂傳達會的人約有：“市民指”施、吳、鍾、印，總工會沈、黃、戴、振、明，團市委陳新發、楊小兵，市婦聯強玲英，寫作組王知常（抄注：還有一人），市委組織組王日初、徐思玉（抄注：可能沒徐）。還有陳、葉、汪、朱等人。由馬主持，馬、徐、珍傳達，傳達的內容比下午少。傳達後，振講：不能相信這些材料的，他們為什麽要這樣搞法？黃講：這些材料根本不能說明什麽問題的，即使他們有錯誤，完全可以在政治局開會幫助他們，為什麽要把人抓起來？黃還講：毛主席的指示很清楚的，批評他們是對他們的愛護、教育，為什麽現在要這樣搞？要是毛主席在世，是肯定不會這樣做的！現在這種做法，黨的曆史上沒有過的，這樣搞法不能服人，無論如何想不通的。我講：他們有問題，但采取這種做法，我是想不通的。我還講：現在把他們說得那樣壞，和我頭腦中對他們的印像，根本對不起來的。要我恨是恨不起來的。戴講：為什麽要采取抓人的措施？有什麽問題，完全可以開會批判麽，這樣做法，我想不通的。打招呼會上，中央也沒拿出什麽有說服力的材料來。施也可能講過，想不通為什麽要這樣搞法的話。許多人則較沉默。馬講：想不通也不奇怪的，允許大家想，也允許提出問題來，但材料還是要相信的，不能反對的。徐、珍也講了類似的話。散會後，明問我，聯絡點怎麽辦？汪講：撤掉算了。我講：反正是這麽回事了，明天再說。沈問我：你還回機關去嗎？我講：我等會要去的，你要回家可先回去。但沈走後，我因有抵觸情緒，也不去機關，而回家了。我乘車時，彭告訴我，電話打過了，正好是龔接的，向他說了。我告彭，明天先到合纖所，我要車會來電的。
76.10.14.全天：上午在總工會開會停止向下“吹風”；下午在“康辦”開會；晚上送廖回京，“錦江”開會
我去總工會前，接到黃在家打來的電話，問我“二百號”開會去嗎？我講：不去了，我要開區縣局工會頭頭會，你去嗎？黃講：不想去，去也沒什麽意思！我電總工會，可能是告訴沈的，上午開區縣局工會負責人緊急會，仍要參加吹風會的人來參加。我電合纖所，要黃漢中叫彭開車子來。我去總工會時，對彭講：已沒事了，你回所去，我會電所裏的。到總工會後，我又催促通知開會。我電合纖所，黃漢中或鵬接的。我講：彭大靜回所來了。又講：幾個書記都已回來了，現在正在開區縣局黨委負責人會議傳達。王張江姚出了事，已被抓了起來，是說他們搞陰謀要篡黨奪權，中央對他們隔離審查，不是傳說的反革命政變集團。市委傳達會很快會傳達下來的，你們聽了就知道了。所裏民兵值班的事，區裏肯定會來通知撤的，你們等區裏通知好了。我電“二百號”，對珍講：我們原來向區縣局工會已說過情況了，上午要再開會說一下，傳達會請假，不參加了。珍同意請假，並講：你要向他們說一下，要聽中央指示。我碰到唐行南時，唐對我講：黃濤說現在再搞不行了，損失太大，還是設法保存一下力量。他的話是有道理的，現在不能搞了。我也告訴他，幾個書記回來了，正在“二百號”開會傳達，我們也馬上開會布置一下，不能再往下吹風了，這件事真是太出乎意料了！
上午十點，我在總工會五樓會議室召開緊急會議，參加的有區縣局工會負責人，總工會組室和直屬單位負責人。我講：市委去中央開會的幾位書記都回來了，正在“二百號”召開區縣局黨委負責人會議傳達，馬上就會傳達下來的。中央是開打招呼會議，王張江姚搞“四”，陰謀篡黨奪權，中央對他們隔離審查。毛主席對“四”問題有過指示的。（抄注：我先沒講內容，隻講黨委會傳達的。大家不滿，要求講內容，我講了幾個“四”的問題。於是）有人問，材料是真的，還是假的？我講：中央發了幾份影印件，筆跡是真的，毛主席有指示，這是不能懷疑的。我又講：不管材料真的假的，現在我們要按中央打招呼會議的指示為準，要按市委布置的辦。還沒向下吹風的，不要再吹了；已經吹過風的，回去馬上開會向他們說一下，不要再傳了。凡參加過吹風會的人都要向他們說一下。我講：向下吹風，是為當時不知道真實情況，又感到情況緊張，為防萬一，才決定吹風的。當時決定吹風是有當時原因的，在那種情況下，吹風還是必要的，是對的。這件事，你們不要怕，有責任我們負。我還傳達了馬、徐、珍的一些話：對這件事，想不通可以想，允許有想不通的地方，也允許提出問題，但不能反對。“四”是背著我們搞陰謀活動的，我們不知道他們的陰謀活動，也沒關係的。群眾貼擁護的大字報、大標語，要支持。不能貼反對的，更不能貼反對華主席的，要是發現立即覆蓋。群眾貼反對市委和我們的大字報、大標語，不要禁止。但對貼保我們的要勸阻。千萬不要去和群眾鬧對立。我還講：現在即使有人指著鼻子罵我們，也不能回擊。王張姚都是上海出去的，他們一出事，今後上海的處境是很困難的，我們要更小心謹慎了。有人問工會單獨值班的事。我講工會值班撤銷，回去都要按黨委的統一布置辦。散會後，我以為廖祖康還不知道傳達情況，就電東湖找他。肖雲機接的電話，講廖不在，要等會來。我講：告訴他一下，我找他，向他說一下傳達的情況。過了一會，肖來電話給我，講廖在家裏，已向他說了，廖說要休息一下，叫你不要去了。
下午約二時，市委在錦江小禮堂開常委會，討論向中央發表態電報。徐在討論電報稿時講：我們過去對“四”搞的陰謀活動都不知道的，他們的活動與我們也沒牽連的。現在我們知道了他們的問題，與他們劃清界線，不存在轉不轉立場的問題。（抄注：是徐要刪去電報稿中“轉立場”之話時講的）。珍講：我們在上海作的布置都已向中央領導說清楚了，中央是知道的。我在會上講：我們當時因等你們不回來，急得不得了，又不清楚真實情況，為防萬一，向下吹的風。現在有些區局工會負責人因吹風問題被揪鬥、毆打，希望市委也能為吹風的問題承擔一些責任，讓工會幹部好說些話。汪也講：婦聯也向下吹了風，現在也有人揪下麵幹部，要求市委出麵說一下。我和汪講時曾哭過。馬講：吹風的事也不能怪你們，市委要承擔責任的。徐、珍也講，這件事情主要由市委負責。馬、徐、珍要標去通知區縣局黨委。後標來對我講：已通知區縣局黨委了，說了二條意見，吹風和其他方麵的一些事情，主要由市委負責，不要去揪工青婦、民兵幹部，黨委要做工作。我對珍講：最好找廖談一次。珍講：馬、徐和我一起找他談過了，要他回北京去。我們開會時向華主席匯報過，廖還在上海。華說小青年犯些錯誤，回來說說清楚就好了，沒什麽了不起的事。華的指示也向他傳達了。我問：廖什麽態度？珍講：廖態度很好，說他早有回去的思想準備了，廖今晚就回京。我講那我們去送他，珍沒表態。珍問我：黃等人他們態度怎樣？還沒想通？我講：還沒問過，看來還沒通。珍告訴我講：輕工局黨委匯報，說振不同意黨委開會向下傳達打招呼會精神。已告訴局黨委，他不同意，不要去管他，局黨委傳達下去。珍講：你要跟他們說一下，不能再想不通了，再想不通要自己負責的。又講：要多看看傳達材料，多想想，就能想得通了。我們在北京就是這樣的。我講：昨天一傳達好，就談不下去了，又沒好好想想。最好今天能再找他們來談一次，把精神再傳達一下，做做工作。珍同意，講晚上接待好外賓後，在小禮堂再找他們談一次，要我去通知人。
散會後，我到輕工局振處。黃、戴、振在一小間裏，我進去時，見黃、戴兩人對坐著在談什麽，黃拿了本子在寫。我問黃，又在亂寫什麽東西？黃講：不是亂寫，我們在提問題。馬天水不是說，想不通，允許提問題嗎？我們議了十個想不通的問題，要提出來。我講：現在已經是沒辦法的事了，提這些問題還有什麽用！？戴或黃講：不管怎樣，這樣做法是不能服人的，我們要表明自己的觀點。黃講：毛主席的指示很清楚，是對他們的嚴肅批評，也是對他們的教育、愛護，又沒說要把他們抓起來，為什麽現在要這樣搞法？毛主席逝世一個月不到就這樣搞，我無論如何也想不通的！我講：“四”問題是有的，毛主席也批評了。但這樣搞法，我也是想不通的。振在我到後不久，就對我講，要去送一下北京飯店一個負責人回去，先走掉了。
我對黃、戴講了馬、徐、珍找廖談話和今晚廖回京的事。黃、戴講：他們已知廖要回京的事。下午到廖的家去過的，廖在收拾東西，廖告訴他們的。黃講：我問過廖，中南海紫光閣私裝十幾隻電話，要奪辦公廳權的事。廖說根本沒這種事的，毛主席逝世後，那裏有幾隻電話機，是臨時安排值班的。這事是他經辦的，那裏有十幾部電話，要奪辦公廳權的事。黃講：傳達的這些材料是不能相信的。我和黃、戴商定今晚去機場送廖回京。我講：就這最後一次了，還是去送一下吧！這時房佐庭、張敬標先後來電話，傳達馬天水的意見，叫我們不要去送廖。我先講要送的。標來電時，我支支吾吾的答應了。我向黃、戴講了馬的意見。黃講：這有什麽啦，送送又有什麽大事了。我也講：送一下沒關係的，現在都膽小了。我還講：電話是給我的，馬是叫我不要去送的。你們隻做不知道，照樣去送，我是追你們到機場的。我還告訴他們晚上再到錦江小禮堂開會的事。可能還向他們傳達過馬、徐、珍等人在下午常委會上的講話。黃、戴講：他們已和廖說好去送他的，振、明在廖家裏，我們也去廖家。我講：到他家裏去不好，我們還是直接到機場去等他們吧。黃、戴也同意了。
我們三人同車到機場，在候機樓碰到了警衛處送廖回京的工作人員。直到旅客快上完飛機時，廖、振、明乘車到來。廖下車就去上飛機，我們一麵走，一麵與他握手告別。送到舷梯旁，我對廖講，回去後自己要多加小心！廖答應了一聲。飛機飛後，我們五個人同車回到錦江。我聽黃講：我對他（廖）說你回去多當心，我們這裏你放心！他都快哭出來，說不出話了。我問振、明：為什麽這麽晚才來？他們講：早出來了，廖說到機場也沒地方休息，等在裏麵沒意思，還是在外麵轉幾圈，到時直接上飛機，所以才算好時間來的。我問：他女朋友怎麽不來送？他們講：她到廖家裏送的，廖叫她不要來。黃濤也到他家裏送他的。我們五人到錦江吃飯後就到小禮堂開會。（抄注：可能在輕工局或回錦江時，講到廖家去時，廖不在，他回來講是到“康辦”去交一支手槍的）。
晚上在小禮堂參加會的人約有：珍、陳、葉、汪、黃、初、強、施、戴、振、明、楊小兵等。先由珍主持講了幾句，大意是講，對中央打招呼會精神要多聽幾遍，材料多看幾遍，就慢慢會想通的，但對材料不能再懷疑了。黃講：還有什麽材料嗎？現在說的這些材料是不足以說服人的。又講：中央為什麽不發文件？這麽大的事，不發文件，僅憑開會的人能記多少就傳達多少，太不嚴肅了。黃還講：毛主席是批評他們的，但這口氣還是教育他們，是愛護他們的。要是因為毛主席批評過他們，就要抓起來，那要抓的人多了！把毛主席批評過的人排出來看看，這些人都可抓了！振講：我不相信這些說法，要使人相信就要拿材料出來。現在有什麽材料？又講：市委向下傳達是不對的。我在局裏講過的，不能向基層傳達。戴講：王洪文的問題又沒有什麽材料，怎麽能叫人相信呢？！我講：他們問題是有的，但主要是為什麽要用這種辦法解決，使人想不通。又講：大約怕“四”先動手，所以要搶先對他們下手。我還講：毛主席逝世後，誰也沒有毛主席這樣的威望。華主席剛上去，他說話人家不一定聽。“四”幾個人都是文革中上去的，有威信。要是不先把他們抓起來，他們搶先動手的話，叫我們幹，我們也會跟著幹的。所以要先抓他們。
會開沒多久，振發火跑了，珍也發火跑了。我們一起議論紛紛。汪講：大家要冷靜些，這樣吵吵，怎麽辦呢？我也講：要先讓珍把話講完，不要打斷她，有什麽話放後麵說。不要吵，感情用事是不行的。初講：不能這樣吵，這樣下去真要變成反革命了，我不參加這樣的會了。大家要我打電話叫珍來。我打了幾個電話，找不到她。我又電話給振，叫他來，他不肯。後珍來電給我講：我們剛才找肖木談了，洪有嚴重問題。他們幾個人（指黃、戴、振等）還說洪沒材料，材料多著呢！你告訴他們，誰要是再想不通，就由他自己負責！叫戴馬上回幹校，不回去，他自己負責。我叫珍來講一下，她不肯。我向其他人傳達了珍的電話。黃講：有什麽嚴重問題，叫她來談談嘛，為啥不肯來？用高壓政策壓服是不行的！戴講：現在再回幹校，有啥意思？我不去。戴對我講：我這裏還有幾張洪的工作證，是否交給你？我同意。（後幾天，戴派人送來總工會，是戴用信封裝好的，是一個有紙芯的小證件夾，幾張洪的市革會、“工總司”舊工作證。我放了三天後，又交給陳福良保管在機要室。講先放你們這裏，等收集材料時交上去。）初講他不參加了，楊小兵也講不參加了，先後走了。明問我，聯絡點值班的人很急，怎麽辦？我對黃等人講：把聯絡點撤了，讓他們回去吧！大家同意。明講：最好你明天去廠裏找他們談一次後，再讓他們回去。我答應了。之後，大家即分手回去。
可能是十四日近中午時，振來電（也可能是唐行南轉告我）講：輕工部來了一批幹部，到輕工、紡織、手工局，說來檢查工作的。有幾個局級幹部來的，他們已到輕工局來過了。現在派他們來是什麽意思？是否想來奪權了？這個動向要主意。唐也向我講過，交運（抄注：還有港務）局反映，交通部派了一些幹部來檢查工作。我敏感認為，這是要對上海采取措施了。我講：大約是來接管上海了。他們要接管，我們可以統統讓給他們，把局裏的人都撤出去，看他們能搞得好嗎！要想來奪權也沒有那麽容易的！我可能是對沈涵、唐行南講過這些話的，還電話“康辦”匯報過。（抄注：這件事也可能10月13日中午的）
76.10.15.全天：上午開機關組長的會，找有關人員談話；崔根娣來找我；下午開區縣局工會的會，參加“康辦”會；晚上最後一次找參與活動的成員傳達
我還睡覺時，我姐姐和哥哥來看我。哥哥對我講：王成龍昨天在文教組傳達中央打招呼會議時，說你在總工會決定向下吹風時，他曾勸過你要慎重考慮，你不聽，仍然搞了吹風，是否有這事？我講：這事是有的，但他為什麽要在傳達中說這件事？是想說明他是反對的？這件事根本用不著在傳達中說的！姐姐講：華主席不是很好嗎，為什麽要這樣搞呢？我講你們不了解當時的情況。我們那時也不清楚現在說的這些事，搞得很緊張的。要早知道這些情況，誰也不去搞了。
上午，我到總工會，在門口碰到陳錦笙要出去，我問他去哪裏？他講：唐來電話說生病了，請假二天，去看看他。我講：大概是有情緒，你去對他說，我有事找他談，叫他來一次。陳答應了[葉注：陳時為總工會辦公室負責人之一]。我到辦公室和沈涵商量講：現在工會很被動，我們要趕快明朗表態，叫下麵工會也要明朗表態。是否下午開個區縣局工會負責人會議再說一下，上午先開組長會商量一下怎麽說法？沈同意。我即要人去通知區縣局工會負責人下午來開會，仍叫參加過吹風會的人來。又要人通知三十一棉聯絡點值班人員，講我因開會不能到廠來，叫他們中午前來總工會，我找他們談。
組長會在四樓會議室開，我主持。除唐外，各組室負責人都來了。我傳達了昨天常委會上的一些內容。我講：“四”搞的是陰謀活動，是背著我們幹的，他們的活動與我們沒牽連的。過去我們不知道他們的問題，是把他們看成正確路線的代表，所以跟他們的。現在知道了他們的問題，我們與他們劃清界限。現在對工會的矛頭集中，我們要明朗表態，擁護中央決定。各級工會要明朗表態，不要被動。我講：現在看來吹風是錯誤的，但當時我們看到情況很緊張，開會的人又沒回來，為防萬一才決定吹風的，這是作了最壞的打算。昨天開常委會時，我已向市委匯報了，市委會向各級黨委打招呼的。市委領導也說了，他們在開會時已向中央說了上海作準備的情況。所以對吹風的問題不要怕。有人問，可以理直氣壯的回答。我還講：現在有人貼大字報反對我們倒不怕，就怕會出現二派問題。市委領導再三強調，對不同觀點的大字報不要回擊。即使指著鼻子罵我們，也不能回擊。要防止給人鑽空子利用，搞二派矛盾。組長會上議了一陣後，我歸納提出了幾條口徑，要楊仲康據我講的意思，草擬一個下午開會用的講話稿。沈在會議上講，我根本不知道“四”篡黨謀權陰謀的，八日晚上通知我去時，還以為是王洪文回上海了，要接見我們。想不到是這麽一回事，完全是坑害了我。[葉注：楊仲康時為總工會組織組負責人之一]
上午，我開會時，張鵬飛從合纖所來電話，講要給我送工資來。鵬來後，我和他談了一會。我問他聽到傳達了沒有？他講沒有。我就向他講了幾件“四”的問題。我又問所裏情況怎樣，聽到點什麽動靜？他講：因還沒傳達，現在還沒什麽情況。但大家的思想很亂，傳達後還不知道會怎麽樣！我講：想不到會出這樣的事情，真太出乎我們意料了。特別是洪會這樣搞，實在沒想到！現在搞得我們很被動，肯定會有人乘機來搞我們的，要有思想準備。他表示同感。我講：他們搞的這些事，我們一點也不知道，中央也說了他們是背著上海人民幹的。我們反正沒跟他們一起去幹篡黨奪權的事，也不用怕，怕也沒用的！他問我，現在該怎麽辦？我講：你跟黨委其他人說一下，現在要趕快明朗表態。局裏這一、二天內一定會傳達的，你們注意不要被動。我對他講龔富成今天就回所裏來。鵬講：龔鄉下有人來，他家裏叫他回去一次，你叫他先回家去好了。鵬講要去局找蘇惠康，就走了。
近中午時，崔根娣和金祖敏家屬來找我。因我在開會，要陳福良安排他們在另一間房坐等。後陳來講，她們等了一會，說要走了。這時正好王明龍來了，我對明講：他們大約是來打聽消息的，你先去和她們談一下，我開好會再和她們談。明答應去了。我開好組長會後，就叫崔等到我辦公室。崔對我講：我們來找你，你怕不怕？我講：有什麽怕的？現在怕也沒用了！崔講：等了這麽長時間，我還以為你不願接待我們了。我講：下午要開個會，剛才商量布置，所以讓你們先等一下的。我問她們，情況知道了吧？明講：已向她們簡單談了一些。崔講：還沒聽到傳達，但聽到外麵的傳說很多，所以來找你打聽的。金家屬講：一點正式消息也沒聽到，急得很，情況究竟怎樣？我講：市委傳達說，他們是“四”，陰謀篡黨奪權，中央對他們隔離審查。我向她們講了“四”幾個問題。又對金家屬講：不要急，現在急也沒有用的，還是自己要多加小心，不要在外麵到處跑。我問崔：洪的這些活動，你知道嗎？崔講，一點也不知道的。我講：你不知道，就跟你沒關係的，不用怕。我又對崔講：你不要去對文靜說這些情況，也不要去和她接觸，她政曆上有問題的。你和她性質不一樣的。崔講：我已知道文靜的問題，不會去找她的。我講派車送她們回“康辦”。她們不要，講還有些事到別處去。我講不要在外麵亂跑。又要明送她們出總工會。明和她們一起走了。
中午，我在四樓會議室找聯絡點值班人員：金仁典、王堯鴻、胡斌、龔富成談話。我問。聽到傳達了嗎？金講：沒聽到，三十一棉正在傳達，鄒天龍說不來了。我就簡單給他們講了傳達的內容，講等聽了傳達就清楚了。我講：市委領導都回來了，也已傳達了。現在情況已清楚了，聯絡點決定撤掉，你們馬上回自己單位聽傳達。我又講：你們值班的事，就你們自己知道就行了。不要去向不知道的人說這些事。我給他們談後，叫他們各自回廠。叫龔先回家一次，再回所。


下午一點多，在總工會五樓會議室召開區縣局工會負責人會，機關組室和直屬單位負責人也參加，我在會上講話大意是：我們的態度是堅決擁護中央對“四”問題的處理，擁護中央打招呼會議。各級工會也要明朗表態堅決擁護中央的決定。過去我們一直把“四”看成正確路線的代表，對他們搞的陰謀活動不知道，有種種想法不奇怪的。現在既然知道了真相，中央也作了指示，我們不能再有懷疑和想不通了。要堅決按打招呼會議精神貫徹。有人認為“四”的三個人是上海去的，出了事總覺得灰溜溜的抬不起頭來，這沒有必要。中央領導說了，“四”是背著上海人民幹壞事的。過去我們對他們的陰謀活動不知道，是沒牽連的，現在知道了，堅決與他們劃清界限，站到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一邊來就是了。我們沒跟著他們去搞篡黨謀權的陰謀活動，就不用怕，要理直氣壯的工作。吹風的問題，現在看來是錯的。但當時主要是不了解真相，去開會的人又一直不回來，我們感到情況緊張，為防萬一，作了最壞的打算，才決定吹風的。這件事我已向市委匯報過了，市委領導也說了，市委要承擔責任，會向各級黨委打招呼，不要去揪下麵幹部的。你們不用怕，如果要說責任，你們沒責任的，責任由總工會負。市委領導也說了，他們在中央開會時，已經把在上海準備的情況向中央領導匯報過了。所以要是有人拿吹風問題來攻擊我們，要敢於理直氣壯回答。對群眾貼我們大字報，要歡迎。對不同觀點的大字報，不要回擊，不要貼來貼去。現在不怕有人貼大字報反對我們，就怕出現二派矛盾的問題。所以要注意團結，不要受人挑撥，即使有人指著鼻子罵我們，也不要反擊，不要讓壞人鑽了空子等。我要求大家回去把我的講話迅速傳達到基層工會幹部，我講好後即散會。
下午三時，我到“康辦”小禮堂參加市委常委會。會上有人提出了中央打招呼會的內容沒有都傳達的問題。馬天水承認，還有不少重要內容沒傳達。講是怕一下子的都傳達了，接受不了。大家表示不滿，要求再傳達，不管什麽話都要傳達。於是決定十六日晚上在“二百號”會場召開市組辦、區縣局、大專院校負責人會議再次傳達。徐在會上講：我們找肖木談話，肖木交代了，洪叫他寫過整中央領導同誌的材料，也寫過周總理的黑材料。肖木說，他和孫兆良早就感到問題嚴重了，二人多次哭過，說總有一天要完的。馬、珍也講了肖木說的話。馬、徐、珍講：真是沒想到會有這種事的。標講：廖真壞！直到走，也不向我們說一句真話。肖木總算說了點真話。珍對我講：肖木都承認了，黃金海他們還想不通呢！你告訴他們，誰再想不通，自己負責，我再不管了。她問我，戴回幹校了嗎？我講，他不願回去。珍講，你告訴他，馬上回去，不回去，他自己負責。我向珍講了崔根娣等來找我的事。我講：她們沒聽到傳達，十分著急，最好找他們談一次。珍講：我們晚上就要找她們談的。
散會時，馬問我是否送廖了？我承認。馬講：叫你們不要去送，為什麽還要去送？廖是回京受審查的，你們去送，對他沒什麽好處，對你們也是不利的。[葉注：在上海文革中，我與馬天水接觸還是較多的，在我的印像中，馬對文革新幹部的態度總是很和善的。回憶起來，他對我的這樣批評，可是第一次。以往認為我有不妥處，他總是很緩和的指出，隻有這次是很直接了當的，說話的口氣也較重。但我覺得這是他真的關心、愛護我們，是為我們著急而講。之前，他得知我們要送廖，就叫秘書房佐庭轉告我不要送了。相比較下，王秀珍是聽我講過要去送廖的，但她卻沒什麽表示，後來也沒來過電話阻止。]標對馬等人講：興國路何秀文處，已叫辦公室去封了。東湖那裏還有廖的一個辦公室，是否也封了？馬同意。陳阿大講：廖在那裏不知搞什麽名堂，連我去也進不去！我講：你那幾天不也天天在那裏的，怎麽會是進不去呢？不要出了事就想推了。我與陳吵，被珍拉開。我對珍講：陳就是這種人，一看苗頭不對，就想賴了。珍講：別和他多說，我們是知道的。我和汪同車回總工會。路上，我對汪講：洪出了事，珍更不行了，今後有得倒黴了。汪也有同感。
晚上，我通知黃、戴、振、明來總工會，在四樓會議室，沈涵、唐行南也在，施尚英也可能來的。我傳達了下午“康辦”會上講的一些事。我講：肖木交代出洪整了周總理許多黑材料，他說的不會假的。洪不像我們想像的沒什麽材料，問題也很嚴重的。唐講：肖木這樣說，不會假的，真想不到會這樣！黃等人聽了我講的情況後，都十分吃驚，講實在想不到洪會這樣幹的。我對振講：你要趕快向下傳達，不準傳達是沒有用的，反而使自己被動。振講：局黨委向市委匯報後，對我說一定要傳達的。我說過我不同意，你們要傳達，你們去傳達，我不參加。後黨委已傳達了。我對戴講：珍叫你馬上回幹校，不回去，自己負責。戴講：明天就回去。我還向大家傳達了珍講的：不能再想不通了，誰再想不通，要自己負責，她不管了。黃等人都表示，不再提想不通的事了。我還向他們講了陳說他不知道廖在東湖幹什麽，他也進不去廖辦公室的事。大家對陳很不滿，說他想賴了。
我聽汪講過，十四日上午“二百號”傳達時，文教組一個老幹部當場喊“打倒江青”口號。我在十四日或十五日晚上曾講過：這種一聽傳達就喊打倒口號的人，對文革是沒感情的。十五日晚上，我在總工會講過，現在造反派灰溜溜的，那些老保們高興了。人家被壓了十年，現在要出氣，說話了。過去我們整人家，現在人家也要整我們了。
以上是我在1976.10.8.下午到10.15.晚上的主要活動情況。
[葉注：以上“抄錄”部分都抄自我“留底稿”（1）的第133頁-177頁。]
3.有關十月十五日後的一些情況
1976.10.15.晚上,我通知黃金海、戴立清、馬振龍、王明龍來總工會，可能還有施尚英，加上沈涵、唐行南在四樓會議室，我向他們傳達了下午召開的市委常委會內容和王秀珍向我講的意見。大家在吃驚之際也都泄了氣。這是我最後一次召集這樣的會，以後就再沒有找過他們了。這天之後，我自感大勢已去，又深感從八日到十三日的活動之性質嚴重，往後的日子肯定是難過的了。於是，我向沈涵、幹玉娥講：我以後主要是考慮自己的問題了，總工會的工作可由沈涵負責，總部的工作可由機關黨支部出麵主持，反正一切按市委布置辦吧。他們答應了。
回憶起來，從十月十六日後，我參與過的，或有關聯的事情，還有以下一些。因無當時的記錄留存，有些回憶的情況，可能會有些出入，僅供參考。
王一平首提“反革命武裝暴亂”說
（1）約十月十七日下午，在參加“康辦”（或“二百號”會場）召開的一次市委常委會，可能是討論傳達中央有關文件時，列席常委會的市革會付主任王一平講我們自十月八日後的活動是“反革命武裝暴亂”行為。當時許多人聽到王的這個講法，都有些吃驚，有人表示了不同意這個講法。王少庸就講，我們怎麽會是反革命暴亂呢？當時隻是作萬一的準備。王一平反問：你們作準備是幹什麽的？要準備與中央對著幹，還不是暴亂？於是大家都不作聲了。（這都是大意，不是原話）我當時聽了王一平的話，也是很吃驚的，感到問題越發嚴重了。在這次會上，我曾寫了張紙，簡述了十二日晚“康辦”會上議論的幾件事，主要是講大家都同意幹的，但一定要等一天等。最後寫到我臨走時曾向張敬標講過，既然同意幹，可否先作些準備工作？張表示同意，關照講了可作些準備，但一定不能幹的。我把紙遞給馮國柱和張敬標看。張看時把最後這句話劃掉了。
（2）在二十日前後，一次在總工會碰到唐行南從外麵回來，我問他去哪裏了？唐講：王秀珍叫人打電話給他，要他去“康辦”。我問叫你去有什麽事？唐講：到“康辦”後，是王秀珍找他談的，要他幫她寫一份檢討稿子。我向唐講：現在是什麽時候了，她還要你去寫這種稿子！你不能幫她寫的。唐答應了。當時我對這件事很生氣的，認為這是在害唐了。
市委文化廣場幹部大會受衝擊
（3）在十月二十日前後，市委曾在文化廣場召開全市幹部大會，是傳達中央文件或中央打招呼會議內容。照慣例，市委常委和列席常委們在主席台上就坐。大會開始不久，台下人群中響起了呼喊聲，是喊陳阿大、葉昌明、汪湘君站出來低頭認罪。於是我們三個人乖乖站到了台前一側，麵向下麵低頭站立。這也是我在上海文革中的第一次，我也清楚這僅僅是開始。在站立時，我還想到在文革初期，我們批鬥“走資派”時，不也是這樣的嗎？想不到今天就輪到我們這樣了！大會開了不久，台下又起了喧鬧聲，人群騷動起來，不少人湧到主席台前，想往台上衝。（以後聽說是有一批學生知道市委在這裏開幹部大會，就來衝會場了。這可真有點文革初的味道了。）在台上的市委警衛處工作人員紛紛到台口攔阻衝擊的人群。有幾位乘機把我們三個人拉到了後台。在聽著前台一片亂哄哄的喧鬧聲中，我和汪一起從後台的樓梯走到了主席台上方的過道，又走到了主席台的屋頂上。我和汪默默無語地′注視著下方的動靜，不知道下麵亂局是如何收場的。過了很久，看到下麵的人群散出了文化廣場，車輛也全部開走了，我和汪到了下麵時，見廣場內已全無人了，我們也各自回家。
籌備上海慶祝華國鋒任兩主席大會
（4）在中央公開宣布華國鋒任黨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後，各省市區都要開大型慶祝集會和向中央發致敬電祝賀。上海市委召開常委會，決定擇日在人民廣場召開全市大規模慶祝集會和慶祝遊行，並要宣讀向中央的致敬祝賀電。馬天水要我負責這個大會的籌備組織工作。我鑒於當時的處境，是不願意承擔這個工作的，就推脫講在現在這種情況下，再由我來負責籌備不大好，請市委另擇他人。但幾個書記堅持要我負責籌備，我實在推脫不了，隻得應承下來。最後市委決定：我隻在幕後負責籌備工作，由警備區董常雲副司令在台前出麵指揮。
在上海文革中，大約從六七年十月國慶節開始，我代表“工總司”參加了上海國慶節的慶祝大會和遊行活動（以後改為遊園會）的籌備組織工作，還有外國元首和政府首腦訪滬時的群眾夾道歡迎組織工作。以後也一直由我具體負責這些大型集會活動的組織工作，也形成了一整套的工作班子和操作程序。七六年九月，毛主席逝世後，也是由我們這套班子負責在文化廣場設靈堂和組織群眾的悼念活動，後又在人民廣場組織了全市性的追悼大會（收聽北京追悼大會的實況轉播）。現在，距毛主席逝世不過一個月的時間，我們這些文革的積極參與者們已到了垮台的時刻，卻仍要由我來負責籌備這樣一個集會，使我不禁百感交集，並有一種恐懼感！因為我很清楚，這次大型集會和群眾遊行的籌備時間極短（隻有約二天的時間），而政治性質則重大，且時局已顯有紛亂了，萬一出了點什麽差錯，罪莫大矣！但我也明白，正因為如此，馬天水們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在這個危亡時刻，他們也不敢讓一個不熟悉此道的人去負責這項重大政治活動的籌備。因為萬一出點事，他們也逃脫不了罪責的。所以我也不得不承擔這個重任，隻能盡力而為，聽天由命了！
我隨即在人民廣場大樓內設立了籌備辦公室，召集了工作人員，傳達了市委的指示要求，立刻開始了緊張的工作。我當時最大的顧慮是：中央打招呼會內容已傳達下去，社會上有關抓捕“四人幫”等事也都傳開了，大字報、大標語每天大批地出現在馬路邊，已給人一種“動亂”的感覺。加上我之前參與的那些活動，特別是關於“吹風”的事，在工會係統已是人所皆知了。在這個時候，我來負責這個籌備工作，下麵的組織和有關人員能否還像以往一樣聽從我們的指揮，心中還真沒有底的。好在我召集會議和布置任務時，大家還是聽從的，沒有發生什麽問題。我在布置任務時，再三強調這項工作的重大政治責任，叮囑有關人員在工作中絕不能出什麽紕漏，一定要十分認真的抓好所負責的事，一發現有什麽不對勁的苗頭，必須立即匯報上來，千萬不能疏忽大意。我與警備區的董副司令是認識的，在這方麵工作中也有過合作，但這一次他見到我時，態度非常冷淡，一付不願搭理的樣子。我也知趣，不再直接找他商量，有什麽事就讓直接負責的人去找他請示匯報。由於大家的辛勤、認真工作，各級組織的支持，雖然籌備時間很短，總算還是順利的。
十月二十四日，參加慶祝大會的各支隊伍按規定時間、路線順利進入人民廣場（在各區縣也設立了分會場）。大會結束後，也順利地按指定路線退出廣場，進入各規定道路慶祝遊行。直到這時我才真正地鬆了口氣，慶幸整個過程沒出一點紕漏。這次大會是由馬天水主持，周司令宣讀給中央的致敬電，這個程序也是在市委常委會上決定的，馬主持時也隻是宣布開會和宣布結束，沒講其他的話。第二天的新聞報道中，隻提了馬和周的名字，其他書記和常委名字無一人見報。而在市委常委會討論決定出席大會的人員時，也決定了我和陳阿大、汪湘君等人不上主席台。
籌備這次大會，是我在上海任職時所做的最後一件公事。對於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來講，也是作為市委書記所參加的最後一次正麵公開活動了。
（5）在十月二十日前後，我知道中央派了新華社特派記者來上海收集、了解情況後，就先電話聯係並到延安飯店駐地找到了特派記者，向他們較詳細的講述了我們在十月八日後的活動情況。由於當時無任何記述留下，現在隻記得有這麽回事，但回憶不起這次談話的情況了。
首次參加長航工會的批判大會
（6）近十月底時，一天接到長航局工會的電話，要我去參加他們召開的揭批大會，交代我的問題。長航局的大會是在四川路漢口路口的一個大禮堂開的，我是一個人去的，這也是我第一次參加揭批大會。我在會上交代了自己在十月八日後的活動情況，特別檢查了我策劃的十三日工會“吹風”之事。我當時確實對因“吹風”之事而牽連了一大批工會幹部的問題深感內疚，在這個會上我表示向廣大工會幹部認罪！
市工大人員衝擊總工會，總工會牌子被砸
（7）在十月二十日後，市總工會內也發生了一些事情，記得的有：
①市工大有一大批人到總工會揪我到二樓大廳交代問題。在我講了些問題後，他們人群間不知為何發生了爭吵，場麵十分混亂。這時總部的幾位工作人員護著我離開大廳到六樓食堂躲避，等下麵人群撤離後，我才回到自己辦公室。在這件事上，我很感激總部工作人員對我的關心。
②一天晚上，我在辦公室內突然聽到下麵馬路上一片哄鬧聲，望下去隻見總工會大門外聚集了一群人，不知在幹什麽。不久，辦公室工作人員來告訴我，是張寶林和一批人在大門口把總工會的牌子摘下來摔在地上。我講讓他們鬧去，不要理他們。
③園林處工會負責人給我來電話，講潘國平和一些老頭頭在人民廣場大樓策劃要開大會，會後要來總工會奪權。他們通知區局工會派人去參加。問我怎麽辦？我講：是否要去，你們自己決定。但要提醒你的，這些人不少本身是有問題的。以後知道，去參加的人很少，會也沒開成。
④十月底前，一天見市機關黨委負責人何宇生帶了幾個不認識的人來總工會，找了沈涵、幹玉娥等人在我辦公室邊的會議室開會。以後幾天，總工會機關支部也在會議室開會。因為從馬路上的大標語知道中央已派了工作組來上海，故我猜想這是中央工作組派人來總工會了。自我向沈涵、幹玉娥明確了由他們來主持總部工作，我不再管事後，我就不再找總部工作人員交談了。聯想到前幾天風聞黃金海、馬振龍已被隔離了，我就想到自己離這一天也快了。
我於76.10.30.被“留置”，11.2.被“監護審查”
（8）十月三十日，機關黨支部書記幹玉娥和黨支部成員李存良以機關黨支部名義向我宣布了要我留置機關交待問題的決定。由於早有這個思想準備，我表示同意，隻是請他們應向市委報批一下，辦個手續。過二天，他們告訴我，市委已批準了這個決定。雖是留置機關，也有人相伴，但並沒有嚴格看管，我還可以自己去食堂吃飯的。我曾找機會溜進自己辦公室，試著向家裏打個電話，但傳來的是空號音。我知道這說明家裏被查抄過了，電話當然也拆掉了。
七六年十一月二日晚上，我準備睡覺時，來了警備區二名幹部，向我宣布：經市委批準，對葉昌明實施“監護審查”。並隨即將我押走。汽車開到寶山縣大場鎮進入一部隊營區後，我知道自己是被關押到警備區警備團了。
4.我的反思
（1）我對所謂“武叛”問題的認識
對於我們自七六年十月八日到十三日的一係列活動的性質，中央已定性為“反革命武裝叛亂”。並據此對我們審判定刑，我對這個罪狀的認識是有很大反複的。
①早在第一次聽到王一平講我們的活動是“反革命暴亂”時，我是不接受甚至反感這個定性的。後在關押審查時，我迫於當時的政治形勢和大批判的氣勢，隻得承認自己是參與了策劃“反革命武裝叛亂”活動。對於我參與過的活動，我是認真交代了事實的，在書麵交代或口頭供述中，也是承認了其性質為“反革命武裝叛亂”的。但我內心深處卻並不認同這一點。所以我在被逮捕後到正式開庭審判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對這個問題性質的認定，有了很大的反複，即隻承認我參與過這些活動的事實，而在書麵或口頭交代中，都不承認這是“反革命性質的武裝叛亂”，隻承認是“嚴重政治錯誤”。不過在對這個問題性質的認定上，我內心也一直是有著矛盾的，自己也認為對這個問題的性質是很難講得清楚。所以最後在兩位律師的勸說下，我雖然認同了“反革命武裝叛亂”的性質，但在某些表述上還是有所保留的。（這方麵的情況，在我當時與辦案人員和律師的交談情況“留底稿”中都有記述。我的二本“留底稿”都由複旦大學曆史係資料室收存）
②說到底，這是因為我對“反革命”和“武裝叛亂”這兩者有著不同的理解，把這兩者扯在一起，就顯得有些矛盾了。我認為：第一，如要說我們當時的活動，矛頭是對著中央的，還想動用民兵“對著幹”，說是“武裝叛亂”，未嚐不可。第二，但當時這些活動的前提是認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右派政變了”等。我們依照毛主席一再教導的，“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地方要起來造反”，目的是為了“防修、反修”，“保衛文革勝利成果”、“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第三，按照“刑法”對“反革命罪”的規定，對照我們參與這些活動的目的，作為“反革命”來定性是不恰當的。因為我們根本沒有要想推翻共產黨的領導，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製度。所以對這一點，我始終難以口服心服的接受。
（2）所以會發生所謂“武叛”的原因
之所以在上海會發生這場所謂策劃“反革命武裝叛亂”的嚴重政治事件，當然是因為我們在文革中受到“反修、防修”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等理論的深刻影響，也與當時政治環境下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有關。現在回顧當時的情況，我感到還有下麵的原因。
①最重要的一條教訓是：在毛主席逝世後，我們並沒有清醒地認識到大的政治形勢已開始變化了，即毛澤東的時代已結束了，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雖然在表麵上還看不到有明顯的變化，似乎一切在依“過去方針”辦，而實際上已大不然了。從後來一批高幹的回憶文章和披露出來的有關資料中，可看到不少高層的領導人員在毛主席病重之時就已在互相串聯活動了。對於我們這些完全沒有政治鬥爭曆練的所謂造反派來講，雖然口頭上一直在提到鬥爭形勢“激烈”、“複雜”等，但對實際的形勢是很不清楚的。最多也隻是想到“批鄧反右”運動可能有反複，根本沒有去想過毛主席逝世後的政治形勢會否有大反複。從後來披露出來的張春橋對徐景賢和肖木的一些講話，可看出張當時所表示出來的很大擔憂，他完全是有感而發的，隻是還不能直白的說出來。
②回顧上海十年文革的曆程，我感覺到我們是太順利了，沒有真正經曆過大的曲折，更沒有經曆大的反複，似乎是一帆風順地從一個普通工人造反派“成長”為一個掌握了相當權力的新幹部。這中間缺少政治鬥爭的曆練、考驗，也沒有受到相應的很好教育和培訓，結果就是使我們的自我感覺太好，甚至到了狂妄自大。這在十月八日後的活動中表現得極為明顯：當時一方麵是感到出了大事後的驚慌失措，在真實情況不明之時就盲目作了所謂的應對措施，造成了以後的嚴重結果；另一方麵又狂妄地自以為可以“對著幹”，甚至於認為隻要我們“登高一呼”，就會有四方的積極響應。現在回想往事，真感到可笑又可悲！
5.我的疑問與推測
（1）老幹部和軍隊領導人為什麽也參與了？
從十月八日徐景賢和王秀珍作所謂“應變”布置起，到以後的一係列活動，不但有王少庸、馮國柱、張敬標、黃濤等老幹部參與其中，更有上海警備區的副司令、副政委等軍隊領導也參與了。現在回想起來，我們這些造反派新幹部，缺乏政治鬥爭的曆練，更沒有軍事知識，加上在文革中一帆風順，顯得狂妄自大，不知輕重地提出要“對著幹”。而作為老幹部，尤其是軍隊的高級幹部，為什麽也會跟著一起“胡鬧”，沒有提出過一絲的異議，勸阻大家冷靜考慮問題的嚴重性。即使在十二日晚的“康辦”會上，麵對我們的激烈態度，老幹部們也是附和著講“要幹的”，甚至還提出如三個個書記回來“不願幹”，就要把他們“圈起來”，我們“自己幹”。雖說我們也明白他們實際是不會幹的，隻是拖時間。但他們也確實沒“反對幹”，也沒有明確阻止我提出“可先做些準備工作”意見。以至使我們認為他們隻是不願承擔這個責任，要讓書記們回來做決定。（張敬標就講過類似的話）
（2）張敬標的兩麵角色
這種態度對於張敬標來說是尤為奇怪的。現已知道中央派來的“先遣小組”早已通過王一平找了張敬標，而張也向王“全盤托出”了徐、珍在八日的布置。我相信，我們以後的活動情況，張也會向他們匯報的。且據張自己的交代，他當時也曾打電話給警備區政委，匯報我們的活動是“態度激烈”、“怕控製不了”。種種跡象表明了張是已知道中央一些信息的。但他在我們麵前表現出來的卻是一種同仇敵概的態度，不但沒有阻止我們，甚至可說是放縱的（除了堅持“要等一天”外）。這究竟是為什麽呢？難道是怕表明了反對態度後，我們會對他有什麽不利舉動？且不說我們真的沒有這類想法，而在實際行動上也一直表示出對市委領導的尊重，所以一有什麽消息就馬上向他們匯報，想要有所行動，也必要他們同意才行，並沒有什麽“控製不了”。再說一切資源盡在市委掌握中，如他們明確表示出反對態度，強製下達命令，老實說我們就是想不通也隻能服從的。我很懷疑，張在我們麵前表現出來態度，似乎是另有目的的！
我在文章（“七”）開頭曾提到過，所謂在十二日晚“康辦”會上決定了要在第二天“打響第一槍”及“殺害108名”老幹部和“中央先遣小組”成員，這完全是虛假消息。這個重要的假消息來自何處？如果不是“先遣小組”自己想出來的，那必然是張敬標這條線上出來的，為什麽要製造這麽嚴重的假消息謊報中央？
（3）徐景賢在京向滬打電話的疑問
還有一個使我疑惑不解的問題，就是徐景賢和王秀珍到京後往上海打電話的內容。使人奇怪的是，徐、珍等明知在滬的我們萬分心焦地等他們傳回信息，而他們到京後打回上海的電話，竟然都是些模棱二可的話，一句真實信息的話也不說。就是到了十二日晚“康辦”會時，馮國柱和我向馬天水、王秀珍表達了焦急慌亂的心情，已向他們“告急”了，而他們還是一句“一切等我們回來再說”，這又是為什麽？
現在知道（據徐的交代），徐等到京後聽了馬天水的傳達，雖說並沒全想通，但也感到情況與預估的完全不一樣了。他們“商量後，覺得應立即電告上海穩住。打電話的內容經過書麵請示中央辦公廳同意後，我當晚即打了電話，告訴馮國柱，‘我們已經平安到達，一切等我們回來以後再定’。以後十一日、十二日每晚都由王秀珍、馬天水打一次電話，告知上述精神。（徐76.11.5交代）據徐的這個交代，使我很不理解的是：徐明知他們在上海時的布置是一種要與中央“對著幹”的態度，雖然九日撤銷了部分民兵的布置，但這種氣氛並沒有消除。他們自己在是否要兩人一同進京的問題上也有過一番“討論”的，甚至抱著一種“有去無回”的心態，這些實際上還是一種“對著幹”的態度。在這種氣氛下，他們“商量後”卻是一個“電告上海穩住”的決定！“穩住什麽”？“怎麽穩住”？難道要上海“穩住”與中央“對著幹”的態勢？！徐沒有講清他們當時商量的具體內容，但我想應不是要對抗的態度，那為什麽不直白地說清楚一點，不讓上海誤解他們的本意呢？特別是他們還十分謹慎地把電話內容“書麵請示”了中央後，再照本講的。我認為這種“請示”完全可以理解為向中央的一種表態。既然這樣，給上海的電話就是照常理也應很明確地講清：我們原來做的都錯了，現在一切要聽中央指示辦。甚至更應該加上毛主席曾有過指示的話。以當時毛主席的絕對權威，是絕對能威懾住上海這批人的（張敬標在七七年一月的交代中也曾這樣提過）。這種既能向中央表明態度，又能震懾上海妄動者的話，幾位書記難道會一個也想不到嗎？令人懷疑！那是否會有另一種可能：他們是想到過要這樣講的，卻沒有被允許這樣講。隻能以一句含糊不清的“一切等我們回來以後再定”傳回上海。以徐的聰明水平，難道會隻把這一句話慎重其事地“書麵請示中辦”？使人有疑，不可信的！
（4）華國鋒和中央的奇怪態度
相似於馬、徐、珍在京往上海打電話時，一直不肯明白告訴真相，我還有個疑問：即中央負責人在知道上海的非法活動後，在找幾位書記談話時，有否涉及這個問題，講了些什麽話？
在七六年十月十三日下午的市委常委會上，徐景賢傳達中央負責人談話時曾講到：“我擔心我們原來作的布置，向華主席說原來我們想不通，來開會前還作了點準備呢！華主席笑著說早知道了，你們還打了許多電話，這也沒什麽了不起的。”（可見前麵抄錄的材料）這說明了中央通過各種渠道，對上海十月八日後的情況是清楚的。按理，中央對上海的這些嚴重的非法活動不可能不嚴重注意的，對在京的這些上海負責人應有嚴肅的批評，甚至譴責才是。特別是對徐、珍兩人更應要他們向中央做出交代，對他們的態度也是種考察。何以華國鋒隻是這麽輕描淡寫的說一下就算了，連一點批評的意思也沒有，就這樣放他們回滬了。我總覺得中央的這種態度不合常理，似乎是別有用意的。那麽是否是“欲擒故縱”呢？
但是在約十月十七日的一次市委常委會上，王一平語出驚人的首次提出了我們在十月八日後的活動是“反革命武裝暴亂”行為！王一平是聽到過徐傳達的華國鋒對徐匯報“布置”後的講話的。前後不過幾天時間，這件事的性質就從華的“沒什麽了不起的”變成了王的“反革命武裝暴亂”。很明顯的是王一平的這個“定性”決不會是他的個人之見，應是他已知道了中央對此事的態度，因為王早已與“中央先遣小組”接上了關係。所以我對此的推測是，當華在京對徐等人講話前，正苦於如何收集所謂“四人幫”的“篡黨奪權”的證據，得知上海發生的異動，可說是正中下懷。於是，一麵輕描淡寫表示不當回事，以穩住徐等人，卻又不讓他們向上海發出明確的信息，停止非法活動。一麵又通過張敬標等渠道，收集上海的活動情況，甚至是謊報要在十三日打響第一槍等。有了這麽重要的“證據”，就可以指控“四人幫”是預謀發動“反革命武裝暴亂”了。


2016.3.20.


葉昌明2018.9.23.校定電子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