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台町軼事 —— 第二章 逐夢者的足跡（鍾翔飛）

 

 

夜幕臨近，玄月漸起，鞍山城郊的曠野上，一支足有200人的隊伍，拉著長長的隊形，在人民解放軍的護衛下，緩慢地行進在沒膝深的雪地中。茫茫的雪野上，留下了一串串淩亂的腳印。
鞍山解放的第二天，即1948年2月20日早上約8點鍾，為了躲避國民黨軍可能發動的空襲，東北人民解放軍的攻城部隊，迅速將國民黨資源委員會委派鞍鋼的中高級技職人員及日本留用人員，從廠區內外歸攏起來，集結到鞍鋼的大白樓前，派出小股兵力護送出城。
在郊外，這支隊伍晝伏夜行，已經轉悠了5天，先後到過煙狼寨、黃家屯等村落。傍晚前，正在馬家屯歇腳的這支隊伍，由一路護送的部隊組織清點人數，進行逐個登記。農舍門外，依次等候登記的人們，一個個身上裹著厚厚的棉大衣。農舍裏麵，炕桌子上的一盞馬燈，映照著幾位軍人的臉龐。人們先後走進屋子，分別報上姓名、年齡和職務。
“靳樹梁、邵象華、楊樹棠、李鬆堂、王之璽、毛鶴年”，當這6個人的名字赫然出現在登記的名單上時，令負責點名的一位人民解放軍幹部感到非常意外，驚喜得叫了一聲：“啊！6個協理都在啊！”

（一）

“中國要強大，必須有鋼鐵。”憑著堅船利炮，帝國主義列強打開了中國的大門，給一代莘莘學子留下了深深地烙印，也令他們堅定了“工業救國”的誌向。
靳樹梁、邵象華、楊樹棠、李鬆堂、王之璽和毛鶴年，都是國民黨南京政府資源委員會派入鞍鋼的接收大員，為資源委員會曆任掌門人翁文灝、錢昌照、孫越崎所器重的冶金專家，時任鞍山鋼鐵有限公司總經理邵逸周的協理（相當於公司副經理）。資源委員會的後任委員長孫越崎（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與靳樹梁、楊樹棠、王之璽又都畢業於天津北洋大學采礦冶金工程係，為同係不同屆的校友。
始建於1895年的天津北洋大學，是清末廢除科舉製度後，效仿西方興辦的第一所正規大學，在我國開創了材料學科教育的先河。截至1935年，采礦冶金工程係共設立過31個班，培養畢業生310人。中國當代經濟學家、教育學家、人口學家馬寅初，也是天津北洋大學采礦冶金工程係的早期畢業生。
河北徐水縣西黑山村，是鞍山鋼鐵有限公司第一協理靳樹梁的出生地。1899年4月1日，他出生在一個收入微薄的鄉村塾師家庭。9歲時，靳樹梁隨在河南當縣官的堂兄，前往開封讀書。僅用3年半的時間，聰穎又勤奮的靳樹梁就讀完高小和中學，13歲考入河北公立工業專科學校應用化學科，後考入天津北洋大學采礦冶金工程係。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天津最先響應和聲援。剛從日本回國的周恩來，立即投身到這場偉大的運動中，倡議成立了覺悟社，負責主編《 天津學生聯合會報 》，是運動的領導骨幹。16歲的鄧穎超時為女界愛國同誌會講演隊的隊長，是學生運動的主要人物。行將從天津北洋大學畢業的靳樹梁，積極投身到這場愛國運動中，與數千名學生一起走上街頭，高呼“誓保國土、誓挽國權、誓懲國賊”的口號，參加了罷課、集會、遊行、示威等活動。
當時，孫越崎與靳樹梁都是天津北洋大學的在校學生。1916年，孫越崎從複旦公學畢業後，進入天津北洋大學，先在文科預備科學習，後在父親的勸說下考進礦冶係。1919年爆發“五四”運動時，孫越崎是北洋大學學生會的會長，曾經作為學生代表麵對麵地與直隸省長曹銳交鋒，保護了參加示威遊行的學生。當年的9月，租界的洋人和軍閥勒令校方開除了孫越崎等28名學生的學籍，並將他驅逐出天津。孫越崎在複旦公學時的國文教師邵力子得悉後，當即寫信介紹他去北平，找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蔡元培與邵力子既是紹興同鄉，蔡又是邵在南洋公學時的老師）。經蔡元培先生幫助，孫越崎轉入北京大學采礦科，於1921年北京大學畢業。
比孫越崎高出兩屆的靳樹梁，在1919年的夏天以優異成績畢業，前往漢口湛家磯六河溝煤礦公司揚子鐵廠任助理工程師，又一度被派往漢陽鐵廠做實習技術員。3個月後，六河溝鐵廠的100立方米高爐竣工，他返回鐵廠參加高爐開爐準備，並逐步成為了煉鐵操作與控製的能手，深得鐵廠總工程師陳廷紀的信賴。然而，由於軍閥混戰，購買和運輸焦炭困難，投產後的高爐時開時停，被迫於1924年易主，更名六河溝煤礦公司揚子鐵廠，靳樹梁自動辭職。1926年9月，北伐軍占領武漢三鎮。為了謀生，他曾經在武漢革命政府武昌地方法院做了一年書記官。
靳樹梁與楊樹棠、王之璽兩位鞍山鋼鐵有限公司協理，不僅是天津北洋大學的校友，還是河北的同鄉。
楊樹棠是河北宣化縣大辛莊村人， 1907年10月10日生。祖上從山東濟南遷移宣化，靠給總督衙門和商號等處挑水為生，後總督離職時將一部分土地賣給了楊家，從此靠種地，日子越來越好，蓋起裏外兩處大院，還買了牲口。父親是一位鄉村醫生，但父母很早就去世，他和兩個妹妹都是由長兄、長嫂撫養長大。
剛上學時，楊樹棠就對一種紅褐色的石頭產生了興趣。那個時候，村裏許多人家都用從煙筒山和小溪裏揀來的一種紅褐色石頭，經過蘸水研磨做出來染料，塗抹在羊身上做記號。有的塗上紅腦門，有的染出紅尾巴，還有的在脊背畫上紅道道，免得羊多了分不清楚哪是自己家的，哪是別人家的。很久以來，當地人除了知道用這種石頭做染料，再也不知道還有什麽別的用途。原來這種石頭就是鐵礦石，是被一個叫安特生的瑞典人發現的。
“為什麽家門口的鐵礦，中國人找不到，卻偏偏叫一個外國人找到了呢？”就是從那個時候起，他立下了人生的誌向。1922年，楊樹棠讀完了初小，渴望繼續求學，可長兄的家境已經難以為繼。恰巧，本村的一個大地主正在為兒子尋找一個陪伴，隻要能陪同兒子去外麵讀高小，願意承擔陪讀的全部學費。作為陪讀，他得以有機會完成了高小學業。一晃高小畢業，長兄極力主張他報考師範學校，以後也好靠教書掙錢。為了係統掌握基礎知識，給將來求學打下基礎，他卻偷偷地考入了宣化城裏的直隸省第十六中學（今宣化一中）。轉眼又是4年過去，免費中學的學習生活結束了，家裏和親朋都十分高興，而楊樹棠卻感到十分苦悶。一個農村的窮小子，曆經十年寒窗苦，終於貼近了人生的誌向。可是，即使家裏和親朋傾其所有，也無力再資助他踏入大學的門檻啊！繼續求學，學費沒著落；放棄學業，又極不情願。就在左右為難的時候，聽說縣教育局對考入國立天津北洋大學的人，每年可提供一百元助學金的消息，讓他絕路逢生，並以紮實的功底考入了該校的采礦冶金工程係。
當時，天津北洋大學隻有200餘名學生，楊樹棠所在的采礦冶金係一個班隻有11名學生。盡管學生很少，功課卻非常繁重，考核也十分嚴格。教員全部用外語講課，外語不好，就有留級或淘汰的危險。在校期間，楊樹棠一連幾個寒假都沒有回家，幾乎整天泡在圖書館裏看書。1934年，楊樹棠大學畢業，獲得學士學位。由於國內僅有的幾家鋼鐵廠在帝國主義列強的排擠下紛紛關門倒閉，他們這些采礦冶金工程係的學生也不得不改行，到英國人霸占的開灤煤礦實習。那時，中英雙方簽訂過一個協議，中國承認英方在開灤煤礦的開采權，但英方必須每年為中國培養一批實習生，實習期定為兩年。根據這一協議，由學校推薦，政府實業部派遣，他和幾位同班同學前往開灤煤礦，整整實習了20個月後，又經校方推薦去了淮南煤礦。
王之璽是河北唐縣人，1906年12月8日生。出生於書香門第的王之璽自幼聰穎，1920年以優異成績畢業於縣立第一小學；1924年從保定第六中學畢業後，隨即考入天津北洋大學預科。結束預科學習後，在選修專業時，他們中有10名同學一起選擇了最冷門的采礦冶金工程係，全班加上3名留級生共13人。這些熱血青年一致認為，采礦冶金是工業強國的基礎。也是從那個時候起，他們就立下了“工業救國”的誌向。1929年暑假，王之璽和同學們隨地質教授馮景蘭到龍煙鐵礦考察。在馮教授的熏陶下，王之璽對發展中國鋼鐵工業產生了更加濃厚的興趣。
1931年，王之璽從北洋大學畢業，獲學士學位。當年7月，他由學校介紹到東北礦務局的複州灣煤礦。兩個月後，發生了“九.一八”事變，日本關東軍隨後霸占了煤礦，王之璽借口回家探親，於年底前回到河北故鄉。1932年初，經同班同學劉剛（時為鐵廠工程師、解放初曾任華中鋼鐵公司總工程師）介紹，王之璽來到漢口諶家磯六河溝煤礦公司揚子鐵廠，實現了從事鋼鐵工業的夙願，半年多後被提升為工程師。
當時，六河溝鐵廠很不景氣，皆因國內生鐵滯消，而急需的鋼材又全靠進口。這種現狀，深深地刺痛了王之璽和劉剛，因此萌發了赴國外學習先進煉鋼技術以振興國家之念。1934年5月，劉剛先行赴英國留學，入雪菲爾德大學冶金係進修。8月份，王之璽也前往英國，進入雪菲爾德大學鋼鐵冶金係學習，主修鋼鐵專業及有關課程，一年後開始從事“鋼表麵硬化”的研究。假期中，為提高自己的鋼鐵冶金理論基礎和鋼鐵生產技術經驗，他先後到維克斯特鋼廠和匹赤頭皂普鋼廠實習煉鋼和鋼材加工技術。1936年秋，王之璽學成回國，隨即應邀出任上海新和興鋼鐵公司（上鋼三廠前身）的副廠長。
李鬆堂與王之璽、楊樹棠年齡相仿，出生於1908年7月30日，是江蘇睢寧縣高作鎮官汪村人。8歲時，隨父在家讀私塾兩年，後在睢寧縣城廂市立國民小學、高作鎮代用小學和江蘇省省立徐州第七師範學校附屬小學讀書。小學畢業後，考入江蘇省省立南京工業專門學校附設高中部，又轉入廣州國立中山大學工業專門部預科讀書，後在南京國立中央大學預科補習。1928年考入上海國立同濟大學工學院機電係學習，學習德語兩年、大學課程五年，獲特許工程師學位。後來，李鬆堂說：“在我年輕的時候，不能安於國家落後民族危亡的處境，抱著工業救國的理想，考入了上海同濟大學工科，希望施展報國之誌。”
大學畢業後的李鬆堂，1935年夏在南京金陵兵工廠機關槍廠車工部任技術員，1936年8月在資委會籌建的中央鋼鐵廠（後稱湘潭鋼鐵廠）任實習員，又先後在漢口湛家磯揚子鐵廠實習煉鐵生產，上海浦東周家渡新合興鋼廠（後稱上鋼三廠）實習煉鋼、軋鋼生產。從李鬆堂的這段經曆來看，他與靳樹梁和王之璽，先後在漢口諶家磯六河溝煤礦公司揚子鐵廠留下過足跡；他在上海浦東周家渡新合興鋼廠（後稱上鋼三廠）實習煉鋼、軋鋼生產時，與正在這個廠任副廠長的王之璽相識。
國民黨資源委員會派入鞍鋼的6位接收大員中，年齡最大的是靳樹梁，年長毛鶴年12歲，年長邵象華14歲。
1911年9月23日出生於北平的毛鶴年，祖籍浙江餘姚，1933年畢業於北平大學工學院電機係,後留校任電機實驗課助教；1934年8月赴美國留學；1936年獲普渡大學工程碩士學位。
少年才子邵象華是浙江杭州市人，1913年2月22日出生。家教甚嚴的父親，是一位中學教師，曾經為商務印書館編輯過英文詞典。得益於家庭的熏陶與父親的指導，邵象華的英文功底極好，從小就能夠背誦莎士比亞等的英文名著。少年時代，正是國難頻頻的時期，帝國主義列強憑著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不僅給他留下了深深地烙印，也令他堅定了工業救國的誌向。“中國要強大，必須有鋼鐵。”懷著“鋼鐵救國”的強烈願望，邵象華發奮讀書，多次跳級。當時，江南地區沒有正規的冶金院校，他隻好報考了當地甲種工業學校預科（後改為浙江大學工學院）。1932年，19歲的邵象華大學畢業，在上海交通大學擔任助教。
1934年，聽說南京政府招考公費英國留學生，邵象華決意去南京應試。當時，規定的錄取人數隻有20名，而參加考試的就有100多人，他以為自己被錄取的可能性很小，考試過後就相約兩個朋友去北方旅遊。從北方回來，他們又到南方旅遊。旅途中，邵象華從報紙公布的赴英國留學的錄取名單中發現，自己的名字就在其中。
抱著堅定的初衷，邵象華前往英國，進入倫敦帝國理工學院，主修冶金。在英國這所著名的大學，他獲得了一級榮譽冶金學士和冶金碩士學位，並獲馬瑟科學獎金。1937年，24歲的邵象華學成後，正在準備回國之際，又迎來了一個深造的機會，學院的導師力邀他留下來考取博士學位。

（二）

滿懷“工業救國”的夢想，他們踏上了留學之路。發達的德國鋼鐵工業，給具有強烈民族自尊心的中國學子造成了一種巨大的刺激。
1936年秋，靳樹梁經嚴恩■（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礦冶工程係、時為鋼鐵界技術權威）推薦，調入南京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參與創辦中央鋼鐵廠。
南京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的前身，為隸屬南京國民政府參謀本部的“國防設計委員會”，於1935年4月易名並改隸軍事委員會，由蔣介石兼任委員長，翁文灝、錢昌照分任正副秘書長，孫越崎應翁文灝之邀任專員兼礦冶室主任。1938年3月，資源委員會又改隸經濟部，由部長翁文灝兼主任委員，錢昌照任副主任委員。在這個委員會中，集中了當時國內的一批鋼鐵、動力、機電、化學等領域的專家，主要負責資源的調查研究和動員開發。
資源委員會改隸軍事委員會不久，決定利用中德易貨協定的外資，在湖南湘潭創辦中央鋼鐵廠。漢冶萍鋼鐵公司煉鐵部主任嚴恩■被邀出任資源委員會鋼鐵組組長，為項目籌備的技術總負責人。靳樹梁作為嚴恩■的助手參與項目籌備，出任資源委員會鋼鐵組副組長。1936年的年底，嚴恩■與靳樹梁被派往德國，與承擔中央鋼鐵廠設計的克虜伯公司商定初步設計。
1937年2月，中央鋼鐵廠初步設計獲準後，由靳樹梁帶隊，首批從國內派出8人由上海乘船前往德國，開始了計劃3年的留學旅程，他們中有畢業於天津北洋大學礦冶係的楊樹棠、譚振雄、王原泰，有畢業於上海同濟大學機械係的李鬆堂、史通、吳之鳳，有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機械係的張匡夏。到達德國首都柏林，他們住進柏林工業大學，受到了著名冶金學家、鋼鐵冶金係主任杜勒爾教授的熱情接待。在柏林工業大學，他們一邊學習德語，一邊學習杜勒爾教授的鋼鐵冶金學。
同年5月，嚴恩■再度率團赴德國洽談技術設計，時任資源委員會礦業專門委員王之璽隨行，後留在德國實習。在德國期間，嚴恩■聯係到靳樹梁等8名在德國實習的人員，並邀請到與鋼鐵專業有關的留學生和專家10餘人，其中有正在國外留學英國的邵象華、留學美國的毛鶴年、留學德國的齊熨等，一同參與中央鋼鐵廠的前期準備工作。
邵象華參與組建中央鋼鐵廠，是直接受到資源委員會委員長翁文灝的邀請。1937年夏，英國老國王喬治五世去世、新國王喬治六世登基，各國政府均派代表參加新國王的加冕儀式，中國政府派出了翁文灝。當時，已經獲得冶金碩士學位的邵象華，正在麵臨著未來的選擇。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的導師勸說他再繼續念兩年，以得到博士學位。這位教授還親自給中國政府的有關部門發出了推薦信，希望給邵象華再延長一兩年學習時間。翁文灝到達倫敦後，立即約見了邵象華，開門見山地問：“我們正在辦中央鋼鐵廠，你知道不知道？”邵象華回答道：“我聽說了，但不知道詳細情況。”“你念博士也很好，但不如辦鋼鐵廠更有用，因為國家很需要。”翁文灝接著問道：“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念這個博士了，離開英國到德國去，參加中央鋼鐵廠籌備處的工作，作為一個骨幹的技術人員，參加德國的那支實習隊伍。”求學時代，就相信工業可以救國的邵象華，本來沒有想念博士，出國留學也是為了中國的鋼鐵發展，所以馬上就答應了翁文灝，於當年的10月抵達德國。
1937年10月，毛鶴年、邵象華等在國外不同地區學習的留學生，先後前往德國柏林匯合。至此，以靳樹梁為首包括楊樹棠、李鬆堂、王之璽、毛鶴年、邵象華在內的18名中國冶金學子，全部匯聚到了德國柏林。嚴恩■和靳樹梁組織他們先期進行參觀考察，而後結合本專業到德國工廠實習，計劃在中央鋼鐵廠的技術設計完成後一起回國。
楊樹棠與畢業於柏林工科大學的化工博士齊熨，就是一同在德國實習相識的，後來又成了齊熨的妹夫。
齊熨是著名戲曲理論家、曆史學家齊如山的公子。河北“高陽齊家”，可謂書香門第的名門大戶。齊如山的父親為清末進士，是大學士溫同酥的學生，早年為官，主張廢除科舉，學習新知，科學救國，後辭官以教授為主，不許子弟再應科舉；膝下三子，老大齊竺山、老二齊如山、老三齊壽山（曾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蔡元培秘書、與魯迅合譯《 小約翰 》），皆入官辦的北京同文館學習德文及法文。畢業後，齊如山3次赴歐洲學習和考察戲劇，辛亥革命後回國擔任了京師大學堂和北京女子文理學院教授。
在梨園界，齊如山與梅蘭芳的相識與合作堪為一段佳話。齊如山對梅派藝術的形成並走向成熟竭盡心智，功不可沒，曾經為梅蘭芳編寫《 一縷麻 》（梅蘭芳的第一出時裝現代戲）、《 嫦娥奔月 》、《 黛玉葬花 》、《 霸王別姬 》等以旦角為主的新戲等近50部劇本，幾乎囊括了梅蘭芳1935年前的所有新戲。齊、梅攜手將京劇推向了世界。可以說，如果沒有齊如山中途的介入，也就不會有名滿海內外的“伶界大王”梅蘭芳。同樣，倘若沒有梅蘭芳全力的配合，齊如山也難得深入研究京劇藝術的機緣，並成為一代著作等身的戲劇大家。
“高陽齊家”在京城，兄弟三人一起打拚，成為大戶人家。三兄弟未分過家，都住在西裱褙胡同31號座北朝南的院落裏，大門右上方寫著“高陽齊寓”四個大字，裏麵分五個院子，房屋幾十間都住滿了人。
齊家後代是大排行，一共有九個兄弟，十六個姐妹。
長子齊■英俊高瘦、相當活躍，在德國學工程，曾是留德中國學生會主席，抗戰時任蔣蔣介石私人駐德代表。宋美齡曾特意安排齊■與孔二小姐見麵，試圖撮合一樁婚姻。齊■早知孔二小姐喜男裝、脾氣大，慌說已訂婚才作罷。二子齊熨身材頎長，較為內向，留德獲得化工博士，後在台北嘉新水泥公司任總工程師，其嶽父諸民誼與汪精衛是連襟。三子齊熙，中等身材，是中國早期的造船博士，二戰時在德負責製造潛水艇，戰後回國，後去台灣任基隆造船廠總工程師。
三女齊長曾跟徐悲鴻先生學過畫，其妹齊香說，她有一位親姐姐代梅蘭芳畫過不少畫，而且代為題名送人，指的就是齊長。七女齊香畢業於中法大學，與夫婿、法國文學專家與翻譯家羅大岡去法國裏昂大學深造，歸國後多年在南開大學和北京大學擔任法語教授，是法國著名作家喬治.桑的小說《 莫泊拉 》的譯者，與楊絳和趙蘿蕤同庚，同在京城外語和我國文學界享有盛譽。八女的德文、拉丁文均好，後在台北擔任宋美齡的私人德文秘書。十女齊綴畢業於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音樂係，主修鋼琴，副科琵琶，後成為楊樹棠的妻子。十四女齊辛是國畫家，夫婿孫翁孺是留美鋼鐵博士，在重慶時曾是楊樹棠的下屬，解放後任馬鞍山鋼鐵公司總工程師。十六女齊同，夫婿李崇道博士後在台灣擔任農複會主任委員及台中大學校長，是諾貝爾獎金得主李政道之兄。
齊如山還有一位義子。1930年代，美籍俄羅斯著名鋼琴家、作曲家亞曆山大·車列浦寧遊曆中國，為中國的傳統藝術所打動，拜齊如山為師，並為自己取了一個中國的名字，叫齊爾品。1934年，被聘為上海音專名譽教授的齊爾品，倡議並舉辦了“中國鋼琴作品比賽”，當時正在上海國立音專求學的賀綠汀以《 牧童短笛 》應征，榮獲頭獎。從此，這首鋼琴曲聞名國內外，成為各國鋼琴家們的常備曲目之一。齊如山的女兒齊綴（楊樹棠的夫人）在鋼琴彈奏方麵的深厚造詣，在當年除了受到家庭和學校的熏陶外，應該也受到了齊爾品的影響。
轉回到德國，中國的學子們初到異國他鄉，讓他們處處感到新奇，然而最使他們感興趣的是發達的德國鋼鐵工業。當年，德國鋼的生產能力已經達到年產1400萬噸以上，許多鋼鐵企業都采用了200噸左右的平爐，15-20萬噸的電爐和1000立方米以上的高爐，少數鋼鐵企業已經有了30噸堿性底吹轉爐，萬噸的鍛壓機也已經實際應用了。相比之下，中國的鋼鐵生產顯得是那樣的原始和落後。這些情形，對於具有強烈民族自尊心的中國學子來說，產生了一種巨大的刺激：要富國強兵，就得很好地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知識、生產製度和經濟管理製度。
在德國鋼鐵工業比較集中的魯爾區，靳樹梁等先後到過克虜伯財團的萊因豪森鋼鐵廠、保爾伯克鋼鐵廠、埃森電爐南廠和北廠實習，主要是跟總工長和值班工程師學習冶煉操作技術和爐體維護等。當時，多數人都住在工廠附近的居民家裏，通過經常與房東接觸、交流，一方麵鍛煉了口語能力，一方麵密切了感情，學到了很多常識。每到周末，他們也經常請工廠裏的技術員、工長等到住處做客，通過喝酒吃飯和他們交朋友。久而久之，這些德國人和他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也樂意把技術和管理方麵的經驗傳授給中國留學生。一次，一位工長就把煉鋼廠的年度總結拿給了靳樹梁和楊樹棠，並讓他們抄了下來。這可是一個重大的收獲，對於籌建鋼廠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
克虜伯公司的萊茵豪森鋼鐵廠規模比較大，有9座煉鐵高爐，日產量達7000噸生鐵，占全德生鐵產量的十分之一。他們來到這個工廠實習，按照所實習和考察的專業分到相應的車間，靳樹梁仍以學習煉鐵工藝為主，王之璽、邵象華、楊樹棠等學習煉鋼工藝，李鬆堂等學習軋鋼工藝，毛鶴年等學習電氣電機，齊慰等學習煉焦化學工藝，還有的學習耐火材料冶金爐料和機械電氣設備維修等。期間，靳樹梁對萊茵豪森鋼鐵廠進行全麵的調查研究，並寫出詳細的考察報告，一直珍藏在身邊。後來，他從鞍鋼調出就任東北工學院院長時，將這份考察報告贈送給了鞍鋼。
這批學子在德國實習，一個個都非常自覺與刻苦，渴望學有專長，將來為國效力。大家分頭在工廠實習期間，定期到領隊靳樹梁的住處，參加集體學習討論，交流各種學習資料和心得。他們還辦了個小圖書館，購置些新的科技書刊，搜集各種科技資料，以後這些資料都帶回了國內。楊樹棠回憶說，多年之後，這些書籍和資料還幫了他不少忙。

（三）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身在異國他鄉的學子們，按捺不住迫切的救國之情，紛紛申請提前回國參加抗戰。
1938年初，靳樹梁、王之璽、劉剛和嚴恩■一起首批回國，於同年4月返抵武漢，終於踏上了戰火紛飛的祖國土地。
抗日戰爭進入緊張階段，湘潭中央鋼鐵廠被迫停建，兵工署和資源委員會聯合成立鋼鐵廠遷建委員會，嚴恩■、靳樹梁、王之璽和劉剛四人遂被委任遷建委員會委員，參加拆遷漢陽鐵廠、大冶鐵廠、六河溝鐵廠等廠的設備到四川大渡口重建。1938年秋，靳樹梁和王之璽與遷建人員一起撤到重慶，參與大渡口鋼鐵廠建廠規劃的製訂和煉鐵高爐、煉鋼平爐的設計。同年，資源委員會、兵工署和國民黨雲南省政府決定在雲南建設鋼鐵廠，指派嚴恩■、王之璽先行勘址，並最終確認將鋼鐵廠建於距昆明十公裏處的安寧縣郎家莊（今昆明鋼鐵公司所在地）。建廠初期，參與的主要工程技術人員有靳樹良、譚振雄、吳之鳳、許聲潮，楊尚灼、等，他們都是德國留學實習的人員。1939年10月，靳樹梁被正式調入雲南鋼鐵廠，出任鋼鐵廠工程師兼化鐵股（即高爐車間）股長。
1939年4月，楊樹棠、李鬆堂、毛鶴年及齊熨等幾位同學終於乘船輾轉回到中國。由於上海、廣州等港口已經被日寇侵占，他們隻好在越南海防下船，經過河內、老街，才回到昆明。原打算繼續北上重慶，但道路被炸壞，隻得呆在昆明。其間，毛鶴年被臨時分配到昆明電工器材廠，參與電線廠建設。
沒過幾天，楊樹棠等坐上卡車離開昆明，翻山越嶺繞到了重慶。到重慶之前，大家在路上聊天，都以為重慶的抗戰形勢一定很好。而到了重慶後，他們卻大失所望。“前方吃緊，後方緊吃”。那些達官貴人不謀抗日救國，反而花天酒地，更有人打著抗戰旗號發國難財。把重慶搞得烏煙瘴氣。他們這些人實在是看不順眼，隻好一心閉門搞鋼鐵。但是，在那個時代想搞鋼鐵談何容易？偌大的一個重慶，竟沒有一個像樣的鋼鐵廠。最後，資源委員會把這批留學生借給了兵工署所轄的第二十四工廠。這個工廠的前身是重慶煉鋼廠，由四川軍閥劉湘的老師任廠長，國民黨政府遷都重慶後劃歸兵工署，準備以冶煉軍用鋼材為主，也是大後方唯一開工生產的官營煉鋼廠。所謂的煉鋼廠，其實隻有一座美國進口的3噸電爐，冶煉用的原料是當地的小高爐煉出的“生板”（ 一種板狀的白口生鐵）以及人工鍛出的熟鐵，四川人叫它“炒毛鐵”。在這個工廠，楊樹棠和李鬆堂分別出任煉鋼部工程師兼主任、第二軋鋼部工程師兼主任。不久，毛鶴年也來到了重慶，出任重慶大學電機係教授，講授輸配電工程、電力設備、電廠設計等課程。
同年，邵象華回國，被暫時分配到資源委員會下屬的中央機器廠等待機會。隨後，武漢大學遷至四川樂山，遷校委員會委員邵逸周時任武漢大學教授兼工學院院長，邀請時年25歲的邵象華到這所大學創建冶金係，成為武漢大學最年輕的教授。
在武漢大學，邵象華意外地收獲了愛情。江蘇宜興人王曉雲，小邵象華3歲，1936年考取武漢大學曆史係。長相俊美、氣質高雅的王曉雲，還是令人仰慕的武漢大學校花。一天，全校師生在城外防空洞躲避日軍空襲時，邵象華第一次見到風姿綽約的王曉雲，一見鍾情，卻羞於主動搭訕詢問姓名。又一天，邵象華實在忍不住“苦惱”，向同寢室的曆史係教授楊人鞭如實傾述了出來，楊人鞭表示：“她是我學生，我來安排。”幾天後，楊人鞭兌現承諾，以吃飯為名，把王曉雲請到宿舍，介紹二人相識。
隨後的一件事，更加深了王曉雲對邵象華的印象。那時，王曉雲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湯池訓練班，並主演了五幕話劇《 自由魂 》，將所得票款全部捐獻給抗日將士，在四川樂山頗有名氣。每逢王曉雲演出，邵象華必準時坐在台下第一排正中央的位置，屬於“鐵杆粉絲”，當時也被傳為一段佳話。白色恐怖籠罩到四川樂山，王曉雲成為國民黨軍統點名要抓的“共黨分子”。危急中，邵象華將王曉雲送到自己的哥哥家隱蔽起來，直到危險消除……最終，兩人確立戀愛關係，並於1942年9月1日結婚。
後來，資源委員會決定在重慶綦江辦一個現代化的小型鋼鐵廠，委托邵象華負責籌建。他果敢地放棄了國際上流行的空氣轉爐，親自設計出中國第一台新型平爐，投產時在業內引起轟動。在這台平爐上，31歲的邵象華也為中國培養出了最早的一批煉鋼人才。
楊樹棠在重慶，同時被聘為重慶大學兼職教授。他每周要給該校礦冶係和機械係講授6小時專業課，業餘時間和周日還要去校辦的大華鑄造廠搞試驗，常常要在夜裏舉著火把，徒步奔波於兩地之間。在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廠，楊樹棠先後首創以鎢礦代替鎢鐵煉製槍筒鋼和硬麵（冷鑄）軋輥的鑄造，分別獲國民政府經濟部“國家鋼鐵獎金”和專利，並編寫了20多萬字的英文版大學教材《 鋼鐵冶金學 》。當時，齊熨也在第二十四工廠，他與楊樹棠已經成為好友。兩個人還一起合作，采用當地出產的白雲石砂代替鎂磚和鎂砂，成功試製出了新型粘土磚。
齊熨從歐洲回到了重慶，消息傳到了北平的家裏，一家人非常高興。1935年從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音樂係畢業的齊綴，當時正在母校孔德中學任音樂教師。她決意離開淪陷區到後方去，投奔二哥齊熨，也得到了齊如山夫婦的同意。1939年的春天，齊綴與一位要好的朋友結伴，從天津港登船到上海，又從上海換船到越南海防，再從越南海防換船到香港上岸。聽說日本人要進攻香港，她又與弟妹結伴返回越南海防，前往河內轉乘火車到昆明。這時，二哥齊熨來電通告，重慶正遭遇日軍飛機的“五三、五四”大轟炸，叮囑暫住昆明，俟雨季再去重慶。
待齊綴到了重慶後不久，齊熨就被調到北培酒精廠任廠長，楊樹棠也正在參與籌建資渝鋼鐵廠。1941年下半年，資源委員會又在嘉陵江畔籌備了一個轉爐鋼廠——資渝鋼鐵廠，調楊樹棠、李鬆堂去那裏工作。可是，第二十四工廠不放楊樹棠走。最後雙方協商達成協議：楊樹棠一方麵要負責二十四工廠的煉鋼工作，一方麵又參加籌建資渝鋼鐵廠設計施工。他們這些留學歸來的同學都在各自奔忙，但仍然保持著經常的來往。已在重慶青木關的國立音樂院工作的齊綴，時常參加他們的聚會，認識了樂觀豁達的楊樹棠。其實，二哥齊熨早已有心為他們撮合這樁婚姻，隻是好事多磨。一次過元旦，他們要在小龍坎聚會，二哥齊熨給齊熨來電話說，他自己有事情不能來，叫她自己去參加。當時，齊綴和楊樹棠之間的關係尚處於朦朧狀態，殊不知人們已經在背後傳揚開了。席間，大家起哄，把楊樹棠灌醉了。齊綴覺得很無聊，第二天不辭而別，後來很長一段時間也沒和楊樹棠來往。
“樹棠這人工作能力強，在二十四廠調出時，楊廠長就要求留下他一人，資源委員會堅決不同意。”齊綴再見到二哥齊熨時，二哥勸說道：“遇到一個能幹而正派的人不容易，你是不是再好好考慮考慮，起哄的人也是好意嘛。”後來，齊綴才知道，廠醫務室有個年輕漂亮的護士，還是廠長太太的幹女兒，這時正主動地追求楊樹棠。但是，楊樹棠卻一直沒動心，隻是同事們怕他最終“不堅定”，所以才借著起哄，把他們往一起撮合。再後來，一次二哥齊熨有意安排，約齊綴去小龍坎參加一個婚禮，又遇見了楊樹棠。婚禮上，她發現在座的來賓對楊樹棠都非常尊敬，不覺對他起了敬意，有了好感。之後，他們又恢複了往來，並確立了戀愛關係。
中間還出現了一段小插曲。在齊綴的印象裏，楊樹棠至少比她大6歲，因為二哥齊熨說過，樹棠比他們都大，應該至少和齊熨同歲，屬羊的。可是，填寫結婚證書時，楊樹棠的年齡變成了隻比她大4歲，屬雞的。之後才得知，楊樹棠有一個中學同學、同鄉馬輔中，結婚前一直給楊樹棠管錢管家，替他瞞了兩歲，一是怕齊綴嫌他歲數太大有想法，二是迷信說法屬羊的不吉利。
1942年4月11日，楊樹棠、齊綴結婚。婚禮在重慶市勝利大廈舉行，參加的人很多，有資源委員會委員長翁文灝（後曾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長），後在台灣任“經濟部部長”的李國鼎，還有後來成為齊綴妹夫的孫翁孺等。男方主婚人是資渝鋼鐵廠廠長鄭葆成，女方主婚人齊熨，證婚人是徐永昌（後為國民黨政府軍令部部長）。
楊樹棠結婚前，正式調到資渝鋼鐵廠任煉鋼廠主任兼工程師。

（四）

一場曆經十四年的民族災難過去了，期盼已久的“工業救國”的黃金時代即將到來了！然而，夢想幾乎近在咫尺，卻又被內戰的硝煙擋住了視線。
1945年9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不久，國民黨行政院急調正在玉門油礦的甘肅油礦局總經理孫越崎回南京，被經濟部戰時生產局任命為東北區特派員，主持接收東北地區的工業企業。
早已經憋足了勁，想在工業上大顯身手、大幹一番的孫越崎，設想出一個千人出關接收日偽產業的計劃。然而，到了北平，他才發現東北正在被蘇軍接管，共產黨的軍隊也先於國民黨的軍隊進入了東北，大規模地派人接收東北的敵偽產業，根本就沒有可能。直至1945年10月12日，蔣介石派出張嘉■、熊式輝、蔣經國和莫德惠等一眾國民政府高官，飛往長春與蘇軍談判，也未能解決從軍事、經濟上接收東北。11月16日，已經先期抵達長春的國民黨接收大員，奉蔣介石命令暫撤退至北平待命。於是，國民黨行政院長宋子文又讓孫越崎兼任行政院河北平津敵偽產業處理局局長，先去處理平津地區敵偽產業。
1946年3月間，蘇軍撤出東北後，國民黨主力部隊分別占領撫順、鞍山、海城、營口、開原、昌圖、法庫、老四平街等城市，國民黨嫡係部隊新一軍隨後進入沈陽。與孫越崎有莫逆之交的邵逸周，辭去玉門油礦總務處長，作為特派員孫越崎的代表被派往沈陽，出任經濟部東北區特派員辦公處沈陽辦事處處長。同時，與孫越崎有校友之誼的靳樹梁（時任資源委員會鋼鐵組副組長），也被派往東北，出任經濟部東北區特派員辦公處本溪辦事處處長。
1946年4月，國民黨嫡係部隊新六軍進占鞍山。同月15日，昭和製鋼所被國民黨政府接收，先後接收包括昭和製鋼所“衛星廠”在內的日偽工廠共23家。當年10月1日，國民黨“資源委員會鞍山鋼鐵有限公司”（簡稱鞍鋼）宣布正式成立，邵逸周出任總經理。
邵逸周是安徽徽州府休寧縣黎陽人，1891年生，為著名徽商邵百萬（國基）之子；1909年赴英國留學，畢業於倫敦帝國科學工程學院皇家礦物學校；1911年回國參加辛亥革命，初入孫中山總統府秘書處電報科。1912年3月底，孫中山為謀求國內和平統一，辭去總統，讓位於袁世凱。離任前，孫中山召集隨從人員詢問各自的打算，秘書處的部分人員不願依附袁世凱，請求派往國外留學。孫中山同意了這個請求，責成稽勳局經過嚴格考選，確定了第一批留學生共25人，其中邵逸周留學英國學習礦冶。
1914年，邵逸周學成回國，初任孫中山先生英文秘書，後任大冶鐵礦工程師、緬甸礦務公司工程師，自1930年12月起，邵逸周出任國立武漢大學教授兼工學院院長，長達12年，時任武漢大學校長王世傑（後曾任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長）與其留英時就是好朋友。
國民黨資源委員會屬下的鞍鋼成立前，即1946年5月，靳樹梁被調到鞍山，參加接收昭和製鋼所等工廠和組建鞍山鋼鐵有限公司，後任公司第一協理。
1946年夏，國民黨資源委員會委員長錢昌照（後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率團赴華北、東北等地視察，並到鞍鋼，時任資源委員會鋼鐵組副組長王之璽隨行。視察團路過北平，需要增加一些考察成員，時任資源委員會北平石景山鋼鐵廠軋鋼廠廠長李鬆堂，欣然隨團一道出關。8月底，視察團到達鞍鋼。視察團回南京後，王之璽即被任命為鞍鋼協理。同年底，國民黨資源委員會副委員長孫越崎來東北視察，李鬆堂隨行第二次來到鞍鋼，並被留了下來，出任公司協理兼軋鋼所所長。1947年4月，王之璽從南京赴鞍鋼就任，協助邵逸周和靳樹梁主管公司的技術與業務。同時，時任資源委員會四川綦江電化冶煉廠第四廠（煉鋼廠）廠長邵象華，被任命為鞍鋼協理兼製鋼所所長；主管京津唐電網發電及輸配電運行的毛鶴年（時任冀北電力公司技術室主任），調任鞍鋼動力所所長，後提任協理。
抗戰勝利的那一年年底，資渝鋼鐵廠關閉，楊樹棠被資源委員會調至北平，任華北鋼鐵公司籌委會委員兼唐山鋼廠廠長。回到北平後，他第一次拜見了嶽父齊如山和嶽母及一家人，齊家人對這個女婿很滿意。隨後，他與夫人齊綴回到老家宣化探親，看望撫養過他的長兄、長嫂和兩個妹妹，這是他留學德國後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回老家。
1947年5月，楊樹棠被資源委員會調到鞍鋼，出任公司協理兼鑄造所所長。赴任時，已經在北平國立第一助產學校謀取了一份工作的夫人齊綴，因為不太願意到東北來生活，沒有隨楊樹棠來鞍山，隻是在當年的暑假到鞍山住了一個多月。
至此，當年以靳樹梁為首的這幾位赴德國留學實習的冶金專家，齊聚到了鞍鋼。
所謂國民黨資源委員會“接收大員”，其實是一個統稱，按級別分為接收專員、接收委員和接收技管員。接收專員大部分是廠礦經理、工程師、專家等高級職員，接收專員是股、課長以上中級職員，接收技管員為下級職員。按此分類，除了靳樹梁、楊樹棠、李鬆堂、邵象華、王之璽、毛鶴年外，當時的礦山所所長賈竹堂、鑄造部副主任兼鑄造二廠廠長何蔭椿、耐火材料廠廠長雷天壯、中型廠廠長高豫、小型廠廠長李培、初軋廠廠長丁振岩、電修廠廠長孫照森等都應列為接收專員。經濟部東北區特派員辦公處在沈陽成立後，設有總務組和會計組，另設有鋼鐵、煤炭、化工等專業組。1946年底，東北區特派員辦公處撤銷，大部分行政人員分配到了鞍鋼，也都成了接收大員。
中國材料界學術泰鬥、著名金屬學家師昌緒，1945年畢業於西北工學院礦冶係，1947年調入鞍鋼，也應屬於級別較低的接收大員。他畢業後被保送到資源委員會四川綦江電化冶煉廠，當時邵象華正在這個廠任煉鋼廠廠長，他們又同期來到鞍山。因而，在師昌緒的心目中邵象華始終是他的老師，並稱邵象華“是我國鋼鐵事業的一代宗師”。河北徐水人師昌緒調入鞍鋼後，一直給同為河北人的公司協理楊樹棠當業務秘書。
這些專家們躊躇滿誌，拉開了“幹一番大事業”的架勢，製訂出一個雄心勃勃的修複鞍鋼計劃，試圖通過兩期修複，達到年產50萬噸鋼鐵的目標。為了內戰的需要，國民黨統治集團對鋼鐵的渴求更為急迫。1946年冬，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與南京派來的高級官員考察鞍鋼，聽取總經理邵逸周的匯報，邵聲稱1947年的鞍鋼“足可以為國庫節省240萬美元之外匯”。行政院長宋子文看過考察鞍鋼後的報告“頗感興奮”，分別致電東北行轅和經濟委員會指示要大力協助鞍鋼，還致電交通部特派員指令要設法解決鞍鋼的運輸問題。1947年7月，新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長張群和國防部長陳誠，也先後來鞍鋼視察。當時，鞍鋼已經開工一組焦爐、一座平爐，煉鐵2號高爐正在烘爐，初軋廠則軋出了8塊鋼錠。
自1947年5月中旬起，東北民主聯軍轉入戰略反攻，連續發動強大的夏季攻勢和秋季攻勢，國民黨在東北的統治處於風雨飄搖之中。鞍鋼的外部運輸基本隔絕，生產被迫停頓。
公司宣布停產，邵象華哭了。多年後，他回憶道：“我花了那麽多心血把爐子修好了，勉強把鋼弄出來，（卻）不能幹了，我不傷心啊！”
當時，邵逸周和六位公司協理都居住在台町。協理們都集中居住在中台町，靳樹梁、李鬆堂、邵象華帶來了家屬，分別居住獨立的別墅小樓；王之璽沒有帶來家屬，自己單身居住一幢別墅；楊樹棠和毛鶴年也沒有帶來家屬，兩個人合住一幢別墅。一天，邵逸周夫人攜剛從四川齊魯大學生物係畢業的小女兒邵和景（著名戰地記者唐師曾的二伯母），從上海前往東北探親，與邵逸周在沈陽會合後，一起乘車前往鞍山。晚上，邵逸周接到一個緊急電話又返回沈陽，從此再也沒有回來。夜裏，從沈陽打來的電話不斷，外麵不時有槍聲劃破夜空，住在台町裏的這對母女驚恐不安。次日，在靳樹梁等的安排下，邵逸周的夫人和女兒乘坐手搖軌道車離開了鞍山。在返回沈陽的一路上，她們到處可見村莊、地裏燃燒熊熊烈火、冒著滾滾硝煙。
邵逸周離開了，由靳樹梁代理主持公司工作，協理們也都人心思動。楊樹棠已經向資源委員會提出申請調回關內，並獲批準。
1947年11月間，經過幾位協理的商定，擬早日撤出鞍鋼。楊樹棠和邵象華夫婦、李鬆堂夫婦攜帶子女一道，先行離開了鞍山。他們在運輸處處長張寶書夫婦的護送下，乘坐一列貨車的守車試圖衝出去，返回沈陽。車行至首山時，從鐵路局負責人那裏聽到消息，遼陽北麵的太子河過不去了，不得已又折返鞍山。陸路撤退的念頭全部破滅了，他們隻得設法從空中撤離。鞍山西部的飛機場，已經被民主聯軍占領，鎮守山（今烈士山）南麵的地勢比較平坦（即今解放路地區），他們隻好組織人力在此修築臨時飛機跑道。此間，他們與沈陽、北平的無線電聯係頻繁不斷。繼任資源委員會委員長孫越崎心裏清楚，讓他們撤退已經無望，乃急電告知：“這是國內戰爭，不一定非跑不可。戰爭緊急時，要躲避到安全的地帶，千萬不要亂動，以防無畏的傷亡。”
1948年2月18日早晨，鞍山城區外的槍聲更近，台町的個別住宅已落炮彈。幾位協理已經決意按照孫越崎電告的精神行事，商定立即全部遷至廠區內躲避。靳樹梁、李鬆堂、王之璽、楊樹棠、毛鶴年以及家屬和能帶上的東西，一起遷到了廠內軋鋼所辦公樓的二樓上居住。就在這天上午10時左右，資源委員會還在做最後的努力，租用了美國陳納德飛虎隊的一架飛機，飛至原大宮通（今勝利路）的上空，誤以為下麵的道路是臨時修築的飛機跑道，試圖降落接走他們，但終因地麵的障礙物太多未能成功，隻得將一袋子一袋子鈔票投擲下來後離去。
第二天早6時30分，東北人民解放軍四縱、六縱和遼南獨立師共六個步兵師和一個炮兵師，對鞍山市區發起總攻。下午，幾位協理正在大白樓裏的總辦公處發放工資，國民黨守軍第52軍不敵，將司令部由三孔橋外的今鞍鋼鋼鐵研究中心舊樓遷至大白樓，把公司協理等全部人員從樓內趕出。大約在下午4時，靳樹梁、李鬆堂、王之璽、楊樹棠、毛鶴年撤至廠內的軋鋼所。為了安全起見，他們在小樓的牆外掛上了白旗。過後，他們得知，邵象華夫婦及留用的德國煉焦專家曼納爾和化工專家兼翻譯李恩業躲到了化工所（即化工總廠）內。
已是夜裏11時許，躲在軋鋼所裏的協理們，耳聞樓外有解放軍喊話，命令樓裏的人們出來。他們依次走下樓，隻聽為首的一位解放軍說：“多數是婦女兒童啊！”於是，這位軍人命令將成年男子集中到化工總廠焦油車間的空倉庫內，婦女兒童仍留在原處居住。6位協理又重新聚到了一處。
從倉庫外的遠處傳來兩聲槍響，而後再也聽不到槍聲了。這時，李鬆堂掏出懷表看了看，正好是淩晨2時。

（五）

昔日“工業救國”的夢想，在新中國終於得以實現。一代著名冶金專家在共和國鋼鐵工業的發展曆程中，留下了深深的足跡。
在鞍山城郊的馬家屯，國民黨資源委員會派入鞍鋼的6位協理，一個不缺地被發現了。護送的解放軍當即將他們與其他人分開，帶回到市裏，安排在鐵西華昌百貨商店西側的吉順旅館內。第二天，又將他們的家屬接到了旅館居住。
協理們返回市內的第三天晚上，遼南一專署專員劉雲鶴（後轉任鞍山市市長）在林俠（後任鞍鋼公安處副處長兼鞍山公安局副局長）的陪同下，前來旅館探望，見麵後的第一句話就是向他們表示歉意。自從身份暴露出來後，協理們也體驗到了共產黨對他們的格外重視與優待，由衷地向劉專員表示感謝。鑒於當時鞍山的形勢動蕩不定，如何處理與安置現留在鞍鋼來的技職人員？劉專員首先懇切地希望他們都留下來，並向他們征求意見。協理們商議後，向劉專員提出：“隻要我們幾個協理留下來就可以了，其他的人可以任其自便，願留的留，願走的走。將來如若真有用著他們的時候，我們帶個信去，他們就隨時可以來。”
劉雲鶴專員前來探望後的第二天下午，幾位協理和家屬共11人，由遼東軍區軍實處的王處長陪同，從吉順旅館轉移到軍實處的辦公地點，即他們曾經躲避過的軋鋼所小樓。幾天後，又特意將6位協理請到了家中，吃了一頓熱氣騰騰的餃子……當年的情形，已經過去了60多年，邵象華仍然清晰地記得。
遼南一地委隨攻城部隊剛進城，就接到了上級的電報，要求他們妥善安置國民黨派到鞍鋼的工程技術人員，不能把技術人員當俘虜對待。黨中央還分別於1948年4月和7月，兩次就保護好鞍鋼的技術人員給中共東北局發去電報。其中，黨中央於4月份發出的指示，是專門針對《 大公報 》上發表的一篇文章。
在鞍山城郊的馬家屯，靳樹梁等6位協理當晚被接回城裏後，其他技職人員及家屬也於第二天返回城內。與幾天前不同，婦女兒童們不用跟著隊伍在雪地裏走了，都坐上了馬車。返回城內，這些人被集中到今五一路附近的解放劇場。在城外走了幾天又回到城內的人們，有的坐在台下的座位上，有的在戲台上躺著或坐著，一個個顯得很疲憊。這時，一位負責幹部招呼大家到劇場的門前站排。“鞍鋼一時不能複工，城內又沒有糧食，對大家一時無法安排，很抱歉。”重新進入劇場落座後，這位負責幹部很和藹地對他們說：“除了幾位協理請留下來，由我們負責解決吃住以外，其餘的就‘解放’了。有家的回家，有親友的投親友，實在沒辦法的，我們給想辦法。”人們後來才知道講話的這個人，是劉雲鶴專員。他的話一說完，隊伍就一哄而散了。
數日後，協理們及家屬被送往安東（今丹東），與先期抵達的自願留下來的中高級技職人員雷天壯、楊振古、胡光沛、靳漢（靳樹梁之子）等及留用的日本技職人員會合。為了讓他們安下心來學習與生活，於6月份成立了安東科學院。當年的8月，王之璽、邵象華、楊樹棠和毛鶴年被調到了哈爾濱，後參加東北工業部工作。之後，王之璽、邵象華、楊樹棠又被派往雞西，協助修複了一座小高爐。而原中型廠廠長高豫、小型廠廠長李培、初軋廠廠長丁振岩等部分中高級技職人員自願離開了鞍山，大都返回了湖北大冶鋼廠。在返回關內的途中，軋鋼專家丁振岩，寫了“鋼鐵夢”一文發表在天津的《 大公報 》上。文章描寫了解放鞍鋼時的情況，批評解放軍不懂得保護工廠、收攏技術人員。這篇文章引起了黨中央重視，劉少奇專門作了批示，讓幹部學習，提醒注意城市工作。這篇文章還被黨中央作為資料印發，在華北解放區的各級領導部門引起很大反響。
鞍山解放的消息傳到了北平，由於一時情況不明，楊樹棠的夫人齊綴心裏非常焦急。恰好資源委員會副委員長孫越崎正在北平，她會同王之璽的夫人沈如瑜和毛鶴年夫人童亞佶去找孫越崎。當時，孫越崎已經得知靳樹梁等協理在鞍山皆受到共產黨的優待，安慰幾位夫人說，他們雖然不能回來，但平安無事，並表示可以送她們去東北，工資照發。不久，楊樹棠的業務秘書師昌緒也從東北來到北平，到家裏向齊綴報了平安。
1948年5月，孫越崎上任最後一任資源委員會委員長，這時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國內形勢更加明朗。這年的10月，孫越崎在南京召開秘密會議，所屬主要企業總經理和會本部負責人約三、四十人參加。“我在東北視察了幾個月，感觸頗深，共產黨必勝已是大趨勢，鞍山被解放軍占領以後，我們資源委員會的技術人員一律被留用，受到優待。目前國內的形勢，大家已經看得很明白，以前東北戰爭吃緊，我幫大家逃進關來，現在平津形勢又吃緊怎麽辦？……從華北平津起大家都不要再逃了。”孫越崎用共產黨解放鞍鋼後重視知識分子為例，號召大家：“要堅守崗位，保護財產，要迎接解放，辦理移交。”會上，孫越崎見大家都是一幅欣然的表情，便進一步地說：“我們這些人，都是學工程技術的，都是懷著工業救國的理想，在抗日戰爭開始前就參加了中國的工業建設。資源委員會現有的工礦企業，是中國僅有的一些工業基礎，我們有責任把它們保存下來。”
1948年11月初，遼沈戰役結束，王之璽、邵象華、楊樹棠隨同東北工業部部長王首道去了沈陽，住3個星期後，東北局決定恢複鞍鋼，他們又調回了鞍鋼。12月1日，留在安東的李鬆堂及原鞍山鋼鐵有限公司技職人員和日本技術人員，乘坐火車也返回了鞍鋼。
回到鞍鋼的第二天，李鬆堂和王之璽、邵象華、楊樹棠陪同即將就任鞍鋼首任經理的李大璋、副經理郝希英、王勳等到廠區勘查。隻見十裏廠區一片荒涼：第二煉鋼和第二初軋係統的設備被蘇軍拆走後，僅留下空蕩蕩的廠房；煉鐵高爐有的被炸壞了，有的爐內凝結了鐵水；破爛不堪的設備與廢鋼、廢鐵到處亂堆，地上雜草叢生，連焦爐頂上也長滿了荒草；工廠周圍的鐵絲網大部分被破壞，人們可以隨便進入廠區……整個工廠已經是千瘡百孔，一派衰敗景象。
李大璋等與4位專家用了一個多星期的時間，將廠區的工廠詳細地看了一遍，一邊看一邊議，回來後即開始考慮問題，請王之璽牽頭，邵象華、楊樹棠和李鬆堂參與，製訂全麵複工計劃。同時，也讓留用的日本專家瀨尾喜代三等提出一個複工計劃。大致用了3個星期的時間，兩份複工計劃方案都搞出來了，送交經理李大璋審查。王之璽等提出的方案比日本專家的生產規模大，經過研究決定采取中國專家的方案組織複工。就是從這個時候起，王之璽調入計劃處參加組織實施，邵象華、李鬆堂和楊樹棠分管煉鋼、軋鋼和鑄造，推進複工方案落實。
1948年12月26日，鞍鋼公司正式成立。全公司按照專業劃分為8個部門，即采礦部，統管各個礦山；製鐵部，兼管燒結廠；製鋼部，兼管耐火材料廠和鐵合金廠；軋鋼部，統管軋鋼各廠；製造部，統管機修、軋輥、鋼錠模等廠；以及動力部、運輸部。任命靳樹梁協助鞍鋼公司領導負責整個工廠業務；王之璽任計劃處副處長，李鬆堂、邵象華、楊樹棠、毛鶴年分別出任軋鋼、煉鋼、製造、動力部總工程師。另外，與6位協理一同留下來的技術專家李恩業、楊振古、賈竹堂，分別出任化工部、製鐵部和采礦部總工程師。聽說鞍鋼開始恢複，6位協理也都在鞍鋼，那些先前離開的技術專家如高豫、李培、丁振岩等，不約而同地從關內返回到了鞍鋼。
偌大的鞍鋼要修複，又兩手空空，談何容易？！當時，專家們真的有些望洋興歎的感覺。正在一籌莫展之時，一場轟轟烈烈的獻交器材運動掀起來了。隻見衣衫襤褸的工人群眾高舉紅旗，敲鑼打鼓，用肩挑、背扛、車送，把各種設備、器材從鐵東、鐵西、立山等處，潮水般地運往廠區。每天從早到晚，車水馬龍、川流不息的奇觀壯景，令人感到神奇。在鞍鋼的大白樓的門前、鋼鐵研究所的樓前和三孔橋到正門的馬路上，擺放著人們獻出的大量器材，真是應有盡有。
“我感到解放後，天地變了顏色，到處一片火紅，連空氣都是火熱的。使我第一次感受到工人階級的偉大，懂得了共產黨植根於人民群眾中是不可戰勝的道理。”楊樹棠被工人群眾的這種相信共產黨、熱愛祖國、熱愛工廠的行動所深深地感動，又回憶說：“那時的領導幹部很尊重知識分子，非常重視技術人員。所以，我們搞技術工作的積極性很高，樂於想問題，敢於提建議，勇於負責。”
“黨給鞍鋼派來的各級領導幹部，給人耳目一新的是，這些人不論革命鬥爭中有過多大的功勞，不但與工人水乳交融，而且對技術人員也平易可親，真誠相待……”邵象華感慨道：“在這種欣欣向榮的新氣象中，舊知識分子感到了黨的偉大，產生了改造世界觀的自覺性，在從事共同事業的過程中，從‘老八路’那裏接受活的馬列主義ABC。”
“從此，我對中國鋼鐵工業的信心打下了基礎，並相信我昔日鋼鐵救國的夢想，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是會實現的。”李鬆堂也十分感慨地說道：“其實，正是由於鞍鋼解放初期恢複生產的那段曆史，才使我同鞍鋼一道回到人民群眾的懷抱，並開始了新的生涯。”
在鞍鋼的恢複與建設中，6位著名專家作出了巨大貢獻，是鞍鋼恢複建設的大功臣，也是中國鋼鐵事業的大功臣。
隨著鋼鐵工業和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毛鶴年、靳樹梁、王之璽和邵象華先後調離了鞍鋼。1949年春，毛鶴年調往東北工業部，領導並實施了豐滿發電廠擴建工程、鬆撫輸電線路升壓工程、鬆撫二回線新建工程，1980年代初與師昌緒同一批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曾出任電力工業部副部長。1949年4月，靳樹梁調任本溪鋼鐵公司總工程師兼計劃處副處長，後出任東北工學院第一任院長，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被周恩來總理讚譽為“新中國鋼鐵冶金偉大的開拓者和奠基人。”1950年初，王之璽調往東北工業部，出任計劃處副處長，參與東北工業的恢複與發展，並繼續參與鞍鋼生產計劃安排和擴建計劃的審查等工作，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後調到中央重工業部任生產技術司副司長。1958年秋，邵象華調往冶金部鋼鐵研究總院任煉鋼研究室主任、院副總工程師，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是享譽世界的著名冶金學者。
楊樹棠和李鬆堂留在了鞍鋼，為鞍鋼的建設與發展奉獻了畢生的精力。楊樹棠曾任鞍鋼公司副經理兼總工程師，李鬆堂曾任鞍鋼設計院副院長兼總工程師。
離開了鞍鋼，但在他們的心中始終裝著鞍鋼。邵象華的夫人王曉雲說，每次鞍鋼有人來北京時，邵象華都會詳細地問鞍鋼的發展情況，他對鞍鋼的感情很深。
鞍鋼的歲月，在一代著名冶金專家的人生閱曆中，成為了最為燦爛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