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人民大學教授蔣蔭恩之死，“那個家夥是誰”？？

”突然，一個家夥跑過來，嘴裏嚷嚷著，大特務，反革命，死了拉倒！他手裏拿著一根繩子，一下子就衝到屋裏，把繩子套在蔣老師的腳踝上，打了個結，就使勁往外拉。“

這個“家夥”， 如今也應該是七十開外的老頭了， 到底是誰？作者應該是知道的， 但不說出來，這就有點意思了， 好比打死卞校長的那幾位女紅衛兵， 就是沒人敢說出是誰。-轉載者

 

 

－－作者：張寶林

 

張寶林，1947年出生，高級編輯，資深媒體人，殘疾人事業理論工作者，作家、書法家。先後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新聞係（1970年）、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新聞係（1978年），文學碩士。曆任人民日報記者、人民日報市場報副總編輯、人民日報海外版二版主編、中國物資報社長兼總編、華夏時報社長兼總編、中國殘聯理事兼研究室主任。現任中國智力殘疾人及親友協會主席兼秘書長、法人代表。曾受聘擔任武漢大學新聞學院兼職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殘疾人事業發展研究院研究員。2000年後，從事殘疾人事業研究，參與中國殘聯重要法律法規、文件、講話起草，業餘撰寫大量論文、雜文、散文、詩歌及其他作品。著有雜文隨筆集、人物傳記、詩集多種。

 

 

蔣蔭恩教授。

 

（一）

 

1968年4月7日中午，我剛吃完飯回宿舍不久，忽聽得窗外一片嘈雜，不知出了什麽事，趕緊出去看個究竟。

 

新聞係宿舍在人民大學的南一樓。南字頭的樓全用灰磚砌成，兩層，好幾棟，一模一樣，後麵幾棟依次叫南二樓、南三樓……語文係、經濟係、黨史係的宿舍都在這裏。這幾棟樓離學校西門很近，南麵緊挨著大操場。

 

小樓樸實無華，東西兩頭和中間有樓梯，每個樓梯下的斜角，都隔出一個小雜物間，放些笤帚簸箕之類。靠南邊有寬大的走廊，隔三四米一根柱子。一層的走廊高出地麵一級踏步。二層走廊的外沿有半截隔牆，寬寬大大，中間還留著一排十字漏窗。

 

走廊的北邊就是宿舍，一間挨一間，每間有一窗一門，從東向西連續編號，總共大約二十間。房間不小，放四張雙層單人床還富裕，住八個人沒問題，但是隻安排五六個人，空鋪放箱子。中間一人一桌，對著拚成一個大長桌。

 

我的舍友有楊義、王漢文、薑文斌、鄔善康、李佳金。屋裏冬天燒煤爐，夏天穿堂風，住著還是很舒服的。樓中間，有廁所和水泥盥洗池。池子半人高，一圈水管子。

 

我從1965年考進新聞係，已在這個小樓生活了近三年。可惜的是，從1966年6月革文化的命起，我們就不上課了，整天“鬥批改”，瞎胡鬧。

 

我之所以這麽詳細地描述小樓的結構，是因為接下來要敘述的事，與這個樓的結構有重要關聯。

 

我當時住在二樓東邊，出門一看，走廊裏已有不少人，而且東邊的都往西邊走。

 

 

1960年代人大新聞係學生的討論會。

 

“誰啊？”“誰啊？”有人問。

 

“蔣蔭恩。”

 

我一聽，知道大事不好，又有人出事了。

 

文革以後，造反派鬧出了不少事。已有好幾個老師自殺，包括當過朱德秘書的副校長孫泱。

 

我擠到西邊，隻見大家圍在15號宿舍門口，從門縫裏和窗戶往裏張望。可是，門窗裏麵都貼了白紙，什麽也看不見。

 

互相打聽，終於明白了是怎麽回事。

 

原來，就在前幾天，係裏專案組找係副主任蔣蔭恩談話，說他的曆史問題嚴重，還有人揭發他是“國際間諜”，要隔離審查。文革一開始，蔣老師已被打入另冊，經常和係主任羅列、總支書記洪一龍、“反動學術權威”甘惜分、方漢奇等接受紅衛兵的批鬥。有時鬥爭校一級的領導，他們還得陪綁。

 

不過，那時候，批鬥完了，還允許回家。這回，談完話，就把他安排在這間空宿舍裏，形同禁閉。

 

那天早上，沒人注意他起沒起床，中午才發現他半天沒露麵。專案組的人敲門，也無人應。這才急了。消息傳開，係裏係外，好多人都跑來了。

 

沒人敢輕舉妄動。忙亂一陣後，有人從門上氣窗爬進去，開了門。我看見蔣蔭恩老師掛在北邊窗戶的把手上，頭歪著，身子還是站立的。人們把他放到地上。下午兩點多，警察來了，拍了照。

 

蔣老師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我大著膽子，進屋看了一眼。老師的臉色有點發黃，舌頭堵在唇間，並沒有吐出來，顏色已經發紫，眼睛微張，不肯瞑目。我心裏一陣陣發緊。

 

這事該怎麽辦，好像都不知道，也沒人管。蔣老師就這麽在地上躺著，忘了是誰，在他臉上蓋了一塊白色的手帕。

 

 

北大燕南園55號，這裏曾是前北京大學總務長、新聞學教授蔣蔭恩居所。

 

（二）

 

這件事，頓時成了南一樓議論的焦點。我回到宿舍，發現屋裏多了好幾個外係同學。大家心情都很沉重。有個同學看得比較細，說蔣老師是把被單撕開，擰成繩子上吊的。有的同學說，人死不能複活，不管有多大罪過，也不該自殺，家人怎麽辦啊。

 

我心裏放不下，又出來看看這事究竟怎麽了結。突然，一個家夥跑過來，嘴裏嚷嚷著，大特務，反革命，死了拉倒！他手裏拿著一根繩子，一下子就衝到屋裏，把繩子套在蔣老師的腳踝上，打了個結，就使勁往外拉。

 

幹嘛？拉哪兒去？大家都很吃驚，但誰也不敢吱聲。牛鬼蛇神、國際間諜，畏罪自殺，死有餘辜，這些都是現成的詞兒，誰敢表示一點同情？

 

這家夥一邊拉，一邊繼續罵罵咧咧。遺體本來頭朝著門，他一拉，就轉了個，變成腳朝門了。腳拉出來，腿拉出來，上身也拉出來，再拉，兩隻胳膊卡在門框上，拉不動了。隻見這家夥一使勁，哢嚓一聲，一隻胳膊折了，整個身體也拉出來了。我真想罵一句“畜生”！但還是沒敢。

 

遺體被拉到中間的樓梯口，這家夥猶豫了一下，自己先下了幾級台階，再一使勁，蔣老師隨著被拽下樓。這時候，蓋在臉上的那塊手帕掉了，老師那顆清臒瘦削的頭顱，一顛一顛地磕在台階上，頭朝下被這個王八蛋拉到一樓。

 

我和幾位同學跟著下了樓。蔣老師的衣服已經被拉得卷了起來，露出了肚子，斷了的那隻胳膊，誇張地張揚著，搖晃著，像是在抗議。蔣老師的身上、臉上全是土和劃痕，頭發披散著，也沾滿了土，慘不忍睹。

 

誰知事情還沒完。這家夥竟拉著屍首一路往操場方向走。他大概是要把蔣老師扔到操場去。        

 

這時候，樓下已聚了不少同學。大家都親眼看見了這悲慘的一幕。一個堂堂的大學教授，生前掛黑牌，戴高帽，低頭彎腰，遊街示眾，受盡侮辱，死後遺體還要被喪盡天良的狂徒如此作踐，天理何在啊！

 

我心裏正罵著，王八蛋又轉回來，把遺體放在樓前，繩子一扔，走了。

 

蔣老師的遺體，後來被暫時塞在東邊樓梯角落那間裝掃帚簸箕的小屋裏。我似乎記得方漢奇老師也幫助抬過屍體。那間小屋，歸方老師分管，因為掃帚簸箕都是他的部屬，幾間廁所也是他精心照管的領地。過了好長時間，他家裏才來人，把屍體運走。

 

這個罪惡的場麵刻骨銘心。49年過去了，隻要回憶起這件事，一幕幕恍如昨日。我也不會忘記那個喪心病狂的家夥。但是，非常奇怪，我十分清晰地記得他那些暴虐粗魯的動作，但卻回憶不起這個家夥究竟是誰，腦海裏是脖子以下清晰，脖子以上模糊的怪物。

 

可以肯定的是，這個人是係裏某個年級造反派的一個小頭頭。那幾年，這樣的人隨處可見，頭腦簡單，四肢發達，口號喊得最響，打人出手最重。

 

是什麽樣的魔障進入他的心靈，讓他做出如此瘋狂的舉動？是什麽樣的“信仰”扭曲了他的理智，讓他成為撒旦而不自知？他一定覺得自己特別勇敢、特別正義，是最最純粹的革命戰士，正在以實際行動捍衛心中那輪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吧！

 

不知道這段曆史後來有沒有得到清理，也不知這個造反派小頭頭有沒有受到懲處。

 

蔣蔭恩擔任最後一任係主任的原燕京大學新聞係所在地。

 

（三）

 

我們這屆70屆學生，是文革前最後一屆，1965年入學，隻念了一年書。我們上麵最高的是66屆，隨後的67屆沒有招生，下麵是68屆和69屆。我和係裏的很多老師都不熟悉，因為沒有機會上他們的課。但蔣蔭恩老師，我還算熟。

 

1965年夏天，我剛入學沒幾天，突然有位戴眼鏡的老師到我的宿舍，一進門就問，哪位學生叫張寶林啊？他一口江浙口音，我聽著很親切，因為我是上海考來的。

 

但是，他怎麽會認識我呢。我問他。他說，我叫蔣蔭恩，蔣介石的蔣，樹蔭的蔭，恩情的恩。我看過你的試卷，你的字寫得很漂亮，小時候練過吧？我喜歡寫毛筆字，練過幾年，還參加過上海青年宮舉辦的青少年書法訓練班，這些，我都告訴他了。

 

他對著我和其他幾個同學說，把字寫好很重要，現在人們不太重視書法，其實這是中國的國寶，要多練。他還說自己也是書法愛好者，以後多交流。

 

這是我第一次見蔣老師，當時還不知道他是我們係的副主任。他平易近人，一點架子也沒有，給我的印象很深。後來，我見到的蔣老師，總是衣著得體，舉止端嚴，說話不緊不慢，有一種貴族氣質。

 

文革中，哪怕是上台挨鬥，他也不卑不亢，我從未見過他頹唐的樣子。也許，正是這種高雅的氣度，潔身自好的秉性，才讓他就毅然決然拒絕更加屈辱的“隔離”待遇，寧為玉碎，不作瓦全。

 

我後來才知道，蔣老師其實大名鼎鼎。

 

蔣老師生於1910年，浙江慈溪人。早年就讀於北平燕京大學新聞係， 1935年畢業後，因成績優秀留校任教。1936年初到天津《大公報》任編輯，後來還到《大美早報》《大公報》桂林版當過編輯和編輯主任。1942年起，投身新聞教育事業，先後擔任燕京大學新聞係主任，副教授，教授。

 

1948年，蔣蔭恩赴美國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從事研究一年。1949年10月回國，擔任燕京大學新聞係係主任、教授。1952年院係調整，蔣蔭恩先後出任北京大學總務長、校辦主任，兼中文係教授。1958年北大中文係新聞專業並入人民大學新聞係，他任係副主任、教授。

 

從北大並入人大的部分新聞專業老師，包括方漢奇、甘惜分等知名教授。

 

蔣老師年輕時是名記者，撰寫並翻譯過大量新聞、通訊、評論。他還得到過中國報業的宗師張季鸞先生的親傳。他到天津大公報工作的第一天，張季鸞就把他叫到辦公室，對他說，辦報是吃力不討好的事，沒有信仰和熱情，斷不能成功。

 

他回憶上大學時見張季鸞的情景：“百十個青年圍坐在燕京大學臨湖軒的大廳上，除掉陽光透過樹葉射到地板上的一點閃爍外，空氣靜肅得幾乎聽到各人的呼吸，大家似乎在等待什麽。忽然，門呀的一聲，走進一個人，矮小、瘦弱，不使人感覺什麽。坐下了，開口了，可不同哪，健談、淵博、誠懇，而且精神煥發，態度閑逸。五十幾分鍾的話，大家聽完了還想聽。可是，門呀的一聲，這位矮小、瘦弱的人，又走出去了。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季鸞先生。從此，他的神逸、瀟灑的風度，精邃風趣的談話，就深深地刻畫在我印象上了。”

 

一個成功的報人，為了培養後進，毅然投身新聞教育事業，除了行政管理工作，他教過新聞理論、報紙編輯、新聞采訪與寫作、廣告學等許多課程，可謂新聞領域的全才。他培養的學生，許多成為名編輯、名記者。可是，在新聞係，蔣老師卻從不張揚，許多學生甚至不知他這段曆史。

 

文革後，蔣老師獲得平反。他的名字列入《中國大百科全書·新聞出版卷》。中國新聞界、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新聞事業的後繼者，不會忘記這位先驅，不會忘記這位殉道者。

 

（2017年2月18日）

 

 

轉自《新三屆》

[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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