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文革時期餘秋雨胡適傳---餘某無錯光榮得很

那時文人萬萬千， 哪個不想寫這篇？ 挑中小餘是他強， 如今不必躲一邊。 曆史得曆史地看， 他被選上是他的本事， 沒被選上的那時的羨慕嫉恨不必說了， 如今倒好了， 漿糊屎盆子可有地方倒了， 當年的小餘現在的老餘， 千不該萬不該， 不該擰巴著脖子瞎賴， 寫了就寫了， “好”漢做事哪怕孬漢冶自己扛， 別讓馬蘭笑話在一旁--轉載者

餘 秋 雨
　　第 一 章
　　一九○○年，日、俄、美、英、法、奧、意、德八個帝國主義國家組成聯軍侵入中國，和清朝反動政府合力鎮壓了轟轟烈烈的義和團運動。他們在中國的大地上進行了一場野蠻的搶劫和血腥的屠殺以後，還要索取四億五千萬兩銀子作為“戰爭賠償”（即“庚子賠款”）。
　　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敲詐並沒有嚇退英勇的中國人民。反帝的烈火反而越燒越旺。這使這批強盜感到十分頭疼。一九0六年，一個在中國活動了幾十年的帝國主義分子向美國政府提出建議：利用“庚子賠款”吸引中國學生赴美留學，培養一批忠心為他們侵略事業服務的“人材”，借以“控製中國的發展”，“支配中國的領袖”。
　　用槍炮搶來的錢，來換取用槍炮得不到的東西。這個陰險狡猾的文化侵略計劃，很快獲得了美國政府的批準，一九0九年正式實行。
　　挑 燈 看 榜
　　一九一○年七月，第二期“庚款”留美學生的考試錄取名單在北京史家胡同發榜了。
　　榜前人來人往，喧鬧了一天。到傍晚天開始黑下來的時候，人聲才漸漸沉寂下來。這時，突然有一輛人力車飛快地跑來，停在發榜處。車上跳下來一個二十上下的青年，他左右一望，見沒人，就摘下人力車上的車燈，緊張的走到榜前，從榜尾看上去。當看到“胡適”兩個字的時候，才深深的吐了一口氣，嘴角露出一絲得意的微笑，跨上人力車回去了。
　　這個人本來的名字叫胡洪騂（xing），胡適這個名字，就是為了這次考試才改的。
　　原來，胡適出身於安徽績溪一個官僚地主兼商人的家庭，在家鄉受了九年封建教育以後，一九○四年到上海。先是讀書，後又做了一段時間的教師。這期間，他開始接受買辦資產階級的思想，從一些資產階級改良主業者的著作中發見了一個“真理”：“中國民族不如西洋民族”。於是，他對當時能接觸到的帝國主義“冒險家”們十分欽慕，舉止言動，都著意摹仿。後來，竟跟著學校裏的一個德國教師，“從打牌到喝酒，從喝酒又到叫局，從叫局到吃花酒”、“逛窯子”，過著糜爛不堪的生活。一九一0年春天的一個晚上，他喝醉了酒打架，被抓去關到了巡捕房裏。
　　挨了一頓訓，罰了五元錢，才從巡捕房裏放出來。他一麵吃藥養傷，一麵對著鏡子看自己臉上的傷痕，心裏頗有點懊悔。突然，他想起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詩句，據說就此產生了“一次精神上的大轉機”，決定要有所作為了。經過一番考慮，以為最理想的一條道路是去留美。他因此關起門來，讀了一個多月的《十三經注疏》，作為投考準備。
　　然而，苦惱又來了，要是考不取，那不是要給朋友和學生門笑話嗎？既要投機，又怕丟麵子，想來想去，覺得還是改個名字去投考為妥。做商人的二哥根據資產階級庸俗社會學“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信條，要他改名為“胡適”，他滿意地接受了。他把這次考試當作決定自己一生命運的一次賭博，因此從頭到尾都是戰戰兢兢的，連在白天來看榜的勇氣都沒有。沒想到他在國文試卷中津津樂道的“孔子說”、“孟子曰”大受閱卷者的賞識，，批了一百分。雖然其他科目成績都並不好，也總算在七十個名額中挨到了第五十五名，被錄取了。
　　就這樣，一個帝國主義者日夜期待的“人材”，跨出了第一步。
　　來到“黃金世界”
　　一九一○年八月十六日，胡適從上海出發去美國。到了美國綺色佳，進康南耳大學學農科。
　　二十世紀初的美國，已完全成為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列寧曾經這樣深刻的描寫過它，“在那裏一方麵是一小撮卑鄙齷齪的沉溺於奢侈生活的億萬富翁，另一方麵是千百萬永遠在饑餓線上掙紮的勞苦大眾。”但是，這樣一塊國土，在胡適眼中，簡直就是一個“黃金世界”。對美國的一切，尤其是那建築在勞動人民白骨堆上的資本主義“物質文明”。他實在是崇拜的五體投地。看到街上摩托車多，他就站在街口讚口不絕，看到資本家帶了老婆孩子到郊區遊玩，他欣慕不已，甚至在宴會上看到了晚禮服，他也要擊節讚賞一番。這樣，他踏上這塊土地不多久，就興高采烈的得出了一個結論：“在這個地方，似乎無一事一物不能由人類智力做得成的”。
　　對於所學的農科，他並不感興趣。他所努力的是盡快地把自己的一切都“美國化”。據他自己回憶，第一次在康南耳大學看足球比賽，球場上顯得非常粗暴野蠻，他最初覺得“似乎是很不夠大學生的尊嚴”，但一看他周圍的觀眾都在狂呼狂叫，“我覺得如是的自慚，以致我不久也就熱心的陪著眾人歡呼了”。不斷地“自慚”，不斷地“轉變”，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美國人出自天真的樂觀與朝氣”“治療了我少年老成的態度”。其實呢，應該說他在“九年的家鄉教育”中接受的所謂“程朱理學的遺風”，逐漸被資產階級的買辦思想所溶化了。
　　到美國的第三年,胡適在康南耳大學由農科改入文科。他自己說過：“康南耳的哲學院是唯心論的重鎮”。在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哲學的熏陶下，他政治思想更是日趨完善。一九一四年他從康南耳大學畢業後，作了一首“以祝吾祖國之前途”的“睡美人”歌，很露骨地反映了他投靠美帝國主義的買辦思想。他依據古代的一個神話，把中國比喻成一個長眠於高塔、後被一個武士喚醒並與之結婚的“睡美人”。這個“睡美人”醒來一看，自己的打扮已與外界大不一樣，於是就打發“群侍”外出購買新衣飾，重新化妝起來。最後是皆大歡喜，“睡美人”向武士高呼：“主君壽百歲”。
　　首次“榮任”賣國賊
　　胡適寫完“睡美人”歌才一個月，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帝國主義首先動手，向中國提出了“二十一條”。它妄圖趁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方列強忙於廝殺之際，在政治上、財政上完全控製中國，使中國成為它的殖民地。
　　日本帝國主義的無理要求激起了中國人民的無比憤怒。在美國的留學生也紛紛召開特別討論會，分析形勢，準備發聲討電函，尋求救國的辦法。三月一日，胡適接到了一個召開特別討論會的通知。但他借口有事，不去參加，留給討論會這樣一封短信：
　　 “吾輩遠去祖國，愛莫能助，紛擾無益於實際，徒亂求學之心。電函交馳，何裨國難？不如以鎮靜處之。”
　　但是，人們並沒有聽從胡適的“勸告”，繼續在采取著愛國行動。這使胡適很氣忿，三月十九日晚上，他用英語寫了一份《致留學界公函》。信中公然指責愛國行動是“失去了理智，而且近於瘋狂”，是“最愚蠢的道路”，“完全是胡來和愚蠢”；而“正確的道路是讓我們履行自己的職責――讀書”。
　　胡適的這份“公函”散發後，立即遭到廣大留學生的反對，大家罵他是“木石心腸”，是在巧圖“中日合併”。
　　正當大洋彼岸的留學生中進行著這樣一場爭執的時候，五月，國內一心想做皇帝的袁世凱為了獲得帝國主義的支持，經美國同意在二十一條上簽了字。袁世凱這裏一簽字，胡適在那邊就立即歡呼起來了：“吾國此次對日交涉，可謂知已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撓，能柔能剛，此則曆來外交史所未見”。正因為這樣，他又說，“餘之樂觀主義終未盡銷”。他因此還在全國人民異常悲憤的時候，專門寫了一篇關於“樂觀主義”的論文，得到了帝國主義的激賞，獲柯生獎金，拿了五十元美金。
　　胡適對待二十一條的態度，是他在留學時期反動政治立場的一大暴露。當時，留學生中已有人公開稱他為“賣國賊”了。為了向帝國主義邀功，胡適後來竟還把首次“榮任”“賣國賊”的這個史實，寫進了自己的回憶文字中。
　　從“實用主義”到“文學改良”
　　胡適做“賣國賊”的這一年秋天，他離開綺色佳到紐約，進哥倫比亞大學學哲學。當時，這個學校哲學係的主任是反動哲學家杜威。從此，胡適在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中，找到了自己思想的歸宿。
　　實用主義否認事物的客觀存在，否認客觀真理，認為真理隻是“應付環境”的一種“最方便”的“工具”。這種主觀唯心主義的反動哲學流派，在政治上必然導致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反對人民革命的改良主義。胡適看到，要把中國盡快地“嫁”給虎視眈眈的美帝國主義武士，要阻止正在祖國大地上醞釀著的革命風暴，沒有比實用主義更“實用”的“工具”了。
　　“杜威先生教我怎樣思想”，胡適多次這樣虔誠地說。於是乎，他一頭紮進去，悉心鑽研，並很快就按照這種哲學行動起來。
　　他決定先在文學上動手。
　　要宣傳崇洋媚外的買辦思想和買辦文化，“之乎者也”的文言文顯然是不太“實用”、不太“方便”的。一九一六年二、三月間，胡適的“思想上起了一個根本的覺悟”：他決心提倡白話文。
　　他熱心地和其他留學生們討論起“死文學”和“活文學”來。信劄往返頻繁，互贈白話打油詩，一時搞得很熱鬧。留學生中，有些死守著封建文化不放的遺少如梅光迪之流，對胡適的主張很不以為然，胡適就和他們開展了一番油腔滑調的爭論，這在以後，便成了他大撈資本的一段“光榮曆史”。還有一些人，對胡適隻觸及形式不觸及內容的主張頗有疑慮，也對他提出了責難。例如，當時有一個“友人”寫信給胡適說：
　　“徒於文字形式上討論，無當也。”
　　然而，這位“友人”要胡適從內容上來“討論”，也真可說是太不識時務了。買辦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者一樣，他們不可能徹底地反對封建主義的思想文化。為了自己的階級利益對封建時代留下的文字形式作一些改良，這已是他們“反封建”的極致。胡適比梅光迪聰明，他懂得要搞這“一點一滴的改良”；但又遠比那位“友人”狡猾，他懂得這些改革隻能局限於自己的階級利益所允許的範圍。
　　那胡適“文學改良”的範圍究竟有多大？他這樣解釋道：
　　文字沒有古今，卻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好一個“文學改良”!
　　到此為止，胡適還隻是在留美學生中間“醞釀”這個問題。但是，他的著眼點卻在國內。一九一六年十月，他寫了一封信給當時正在編輯《新青年》雜誌的陳獨秀，提出文學改良須從“八事”下手。接著，他又寫了一篇《文學改良芻議》，發表在一九一七年一月份出版的《新青年》二卷五號上，進一步闡述了他的主張。他提出的“八事”是：
　　“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訪古人。三曰，須講求方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爛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這“八事”，他後來又改稱“八不主義”，並進一步“歸納”成一句話：“隻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也就是說，他所謂的“文學改良”，是僅僅能與提倡白話文劃上等號的。
　　胡適這篇《文學改良芻議》發表的時候，國內的思想文化界正在起著一個重大的變化。一些資產階級發主派總結了辛亥革命失敗的教訓，認為必須進行一次發行“國民性”的思想革命，反對以“孔家店”為代表的封建主義舊道德、舊文化。一九一七年初，資產階級自由派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校長，邀請資產階級激進民主派陳獨秀任文科學長，李大釗任圖書館長。蔡元培要陳獨秀把已辦了一年多的《新青年》雜誌（原名叫《青年雜誌》）搬到北大來辦，陳獨秀同意了。這樣，以北大文科和《新青年》為中心，開始發動了一個文化運動。胡適的文章恰好是應順了這個運動，盡管目的完全不同，但在“提倡白話文”這一點上和他們取得了暫時的一致，因此，也就算附和在裏麵了。後來，胡適竟說這個運動是他和幾個留美學生想出來的。在萬裏之外可以為國內“想”一個“運動”出來，這真是海外奇談。
　　在回國的海輪上
　　一九一七年五月，胡適即將畢業。他當時確也忙得很：一麵在“討論”白話文，一麵利用臨別的機會，到處演說，大談“美國能如何協助中國之發達”之類，呼籲帝國主義加緊“協助”（？）中國；一麵又忙於寫作他的博士論文：《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
　　五月二十二日，胡適參加博士學位的最後考試，主考人是杜威等六人。經過兩個半小時的口頭答辯，杜威等人深感滿意，給了胡適一個“博士”頭銜。
　　夢寐以求的目的已經達到，胡適準備回國。
　　五月二十九日，胡適來到杜威家裏告別，師生倆進行了一次依依不舍的長談。
　　杜威對胡適說：“我對於國際政治局勢的關心，遠遠超過其他事情。你回國後，如寫了關於遠東時局的文章，就寄到我這裏來好了，我一定給你找個合適的地方發表。”
　　胡適連連稱諾，非常感激。回來後，還把杜威的話恭恭敬敬地記在日記裏：“此言至可感念，故記之。”
　　六月九日，胡適離開紐約，第二天到了綺色佳。這是他首先投向帝國主義懷抱的地方，有著不少“見待如家人骨肉”的“朋友”。行將離別，觸景生情，胡適的感情衝動起來了。他這樣寫道：
　　“吾嚐謂朋友所在即是吾鄉。吾生朋友之多無如此邦矣。今去此吾所自造之鄉而歸吾父母之邦，此中感情是苦是樂，正難自決耳。”
　　美國“即是吾鄉”。不得不要回去“父母之邦”去，他是多麽不情願啊！
　　但是畢竟還得回去。否則就失去了帝國主義培養他的意義。二十一日，他坐上了“日本皇後”號輪船登陸回國。
　　萬裏海途，寂寞得很。胡適就在船上到處逛來逛去。後來遇見一個日本人，日本人告訴他，一個英國書商正在準備出版一部《人人叢書》，其中想加進去兩本中國的名著，他問胡適應該選什麽書。
　　胡適立即回答：“第一冊當為儒家經籍，宜包：（一）《詩經》，（二）《四書》，（三）《孝經》。”
　　“那麽由你來編譯吧？”日本人征詢他的意見。
　　“可以”，胡適馬上答應了，“此事乃大好事業，可收教育的功效”。
　　這是胡適離開美國後答應承擔的第一個“學術任務”。
　　上船以來，天氣連日不好。到七月三日晚上，才出了月亮。胡適就跑到甲板上來“賞月”。賞月不可無詩。按照老例，胡適也做了一首“見月思故鄉”的《百字令》。結尾是：
　　“憑闌自語，吾鄉真在何處？”
　　就是說：故鄉究竟在哪兒，在美國還是中國，他有點搞不清楚了。
　　胡適差點就說出了“我不是中國人”這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