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的-----高默波：從高家村看毛澤東時代的農村醫療

五十年代比四十年代好， 六十年代比五十年代好， 能夠以此類推麽？ 九十年代反倒退步了， 是恢複六七十年代呢？ 還是改進如今的不盡人意？ 高家莊能不能再高？ 給當今出了個題目來做文章。--轉載者

 

　　 如果要問在毛澤東時代，高家村人受益最大的是哪一方麵，答案是醫療衛生。60年代後，新生兒死亡率大大降低。在毛澤東時代，高家村人曆史上第一次可以在家門口享受到現代的醫療服務。政府對村民進行定期的疫苗接種，血吸蟲病得到了控製。
　　 現代醫療技術的存在並不一定意味著像高家村村民這樣的人就有機會享受到。要使村民能受益於現代醫療技術，還涉及到政策意向、政府資源和有效的政府管理。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農村的醫療衛生條件的確得到了改善，假若沒有共產黨政府的努力，這些成就有沒有可能實現呢?與60、70年代相比，90年代現代醫療技術的應用的確更為廣泛了，但後毛澤東時代的種種跡象表明，高家村的醫療條件在近年來卻趨於惡化。

　　 60年代以前

　　 60年代以前，高家村人對青莓素、鏈莓素、安乃近、抗生素以及其它許多藥物和它們的功效一無所知。事實上，他們從來就不服用西藥，中醫給他們開的藥無非是些草藥，可以入藥的昆蟲和動物之類，這些東西被研磨成粉或煎成藥汁供人服用。我們不否認，一些昆蟲，如蟬、蜈蚣、甲蟲，和桔子皮、金銀花之類，的確含有一定的藥用成分，但是否能治病，治什麽病是不能簡單就說清楚的。還有一些疾病，如麻疹，或一些導致人發燒的疾病，中醫確實不如西醫的療效好。中醫對於一些慢性病可能有效，但對於急性病，中醫的療效就顯得太慢了。
　　 不管中草藥效果怎樣，高家村的村民通常是不去看醫生的。像耳炎、鼻炎、牙周炎和瘧疾這樣的病是非常普遍的，村民們認為這些都不是什麽大不了的病，因此也不去管它們，任其發展。高家村人經常得的病還有：感冒、流感、腹瀉、哮喘、關節炎、瘡、癰、齒齦膿腫、支氣管炎、肺炎和肺結核。老年人咳嗽也被認為是生活中理所當然的事，他們從不去看醫生，除非發高燒。在1949年以前是這樣子，在毛澤東時代也是這樣子，90年代我回高家村時還是這樣子。但是，這不僅僅是錢的問題。我當然能夠支付得起我母親看病的費用，但是去哪裏看病呢?怎樣去呢?這裏沒有鄉村醫院，而且沒有哪一家城鎮醫院會收治她，因為她的病不被視為急診病例。醫院所能做的僅僅是給她打一針，然後打發她回家。

　　 高家村的黃金時期

　　 在60年代，中國政府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來使農村居民有機會享受到醫療技術，其中包括醫療資源的重組，結果有些醫務人員被派住到農村地區。除此之外，政府還采取了大規模的疫苗接種措施。高家村人受益匪淺，不僅那些致命的疾病，像麻疹和天花完全消失了，而且縣政府委派了兩位醫生駐在高家村，一位是李醫生，他是一位全科醫生，另一位是胡醫生，他是一名藥劑師。診所的位置之所以選在高家村，是因為高家村位於周邊四個大隊的中心，診所可以為四個大隊的人提供醫療服務。兩位醫生的工資由當地政府支付，每人每月領到大約60元錢。
　　 雖然這兩位醫生在高家村行醫看病，但他們並沒有給村民們增加經濟負擔，實際上還增加了他們的收入。這兩位醫生，特別李醫生，因為不需要贍養大家庭，他經常會定期從村民這兒購買季節性蔬菜和一些水產品，像魚和蝦等。李醫生是村裏花錢最多的人，他的消費給村民們帶來了寶貴的現金。因為住得這麽近，兩個醫生對村民們的情況都非常了解，他們從來不會因為村民們付不起錢而拒絕給任何一個高家村病人看病。有時候，高家村人隻能拿給醫生他們自家生產的蔬菜來抵消醫療費，如黃瓜、大豆、南瓜、卷心菜或者更值錢點的如花生或像麵條、麵包和米糕之類的食物。對於應急治療，例如，給瘡上藥膏，他不會收取費用。如果小孩發高燒，李醫生也知道如何處理。如果有他治不了的疑難病症，他會建議送往醫院。
　　 對於村民們來說，診所也是一個文化中心。在整個村裏隻有這兩位醫生擁有收音機和報紙。他們的年紀都上了50歲，他們的家人也都不住在高家村，因此，他們喜歡晚上和村民們呆在一起。並不需要提前預約，村民們隻要走到診所就可以隨意暢談他們感興趣的話題。正是通過診所，村民們了解了太空飛船和人造衛星，了解了核武器和越南戰爭。後來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村民們也是通過診所和李醫生的收音機開始知道北京發生的事情，他們也學會了唱廣播裏經常播放的樣板戲。這兩個醫生，特別是李醫生被視為是比村裏人更親的人，他們受到村裏人的羨慕、敬佩和愛戴。對高家村人來說，診所是上天恩賜的禮物：他們毫不費力就可以了解到文化知識，並可以享受費用很低的醫療服務，又可以從這兩個醫生的消費中增加額外的現金收入。
　　 當然，這兩位醫生不能解決所有的醫療問題，畢竟他們隻擁有非常落後的醫療設施，並且他們也沒有接受過特別的訓練來治療疑難雜症。因為在高家村導致健康問題的原因有很多，如果能全麵處理這些問題，就可能會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而60年代以來就發生了這樣的事情。政府給村民普及基本的衛生知識，例如，學校的孩子通過學習，了解了細菌和病毒知識，並知道洗手和喝開水的好處。村裏挖了一口井，以便提供更為幹淨的飲用水，村裏人過去在村子前的同一口池塘裏洗衣服、蔬菜和包括嬰兒尿布在內的其它東西。慢慢地，村民們開始知道，保持房子亮堂和通風不僅對視力有好處，而且能夠去濕氣，因而有助於身心健康。當越來越多的孩子接受了教育後，村民們變得更加講衛生。以前，孩子發燒就能引起各種各樣的並發症，而現在，李醫生能夠完全控製住這種病情。
　　 因為注意了個人衛生，其它疾病，例如頭皮癬也隨之消失了。白癬過去是高家村的一種常見病，過去共有七個村民得了這種病，他們都有“癩痢”的綽號，表示一個人頭上感染了白癬。這種病嚴重的時候會損壞頭上的所有頭發，並且流出一種令人惡心的黃色膿液，等到膿幹了之後就會粘到頭皮上。然而，60年代以來就再也沒有人得過這種病了。蛔蟲病也是過去的一種常見病，那些得了這種病的人往往是不經常洗手，或者是吃了沒洗的蔬菜和水果的小孩。因為越來越多的孩子去上學，學校要求他們養成基本的衛生習慣，得蛔蟲病的人就越來越少。

　　 “赤腳醫生”製度

　　 1972年，李醫生和胡醫生退休後，回到了他們自己家鄉的村裏。他們已經培訓好了高家村村民高時華，他成了一名“赤腳醫生”。截止到1972年，青林大隊有三個“赤腳醫生”，高時華就住在高家村。
　　 當時的政策是這樣的：村裏的醫生必須是當地人，而且，給他們發工資的不是政府，而是當地公社。為了降低成本和確保醫生和當地人之間有良好的人際關係，當沒有病人看病時，“赤腳醫生”也必須像其他村民一樣在地裏幹活。如果村民們幹活時沒有穿鞋，那麽醫生們也不能穿。因此產生了“赤腳醫生”這個說法，其意思是隻有了解了村民們的經濟困難（沒有定期的工資）和艱苦的體力勞動（在地裏幹活），醫生們才能了解他們的健康問題和健康需求。
　　 “赤腳醫生“製度是這樣運作的：任何一個村民都有權利獲求治療。村民們每次去看醫生都必須付掛號費和處方費，處方由醫生在看病的時候開出，並由醫生開藥給藥;掛號費不是一成不變的，當這個製度剛剛建立起來的時候，掛號費是0.05元到0.10元，到70年代後期，費用漲到了0.5元。藥費按理來說應該是藥的實際價格，而這隻有開處方的醫生知道。村民在治療的時候就要付錢給醫生，有了醫生開的發票，他們可以到生產小隊的會計那裏報賬。在一個財政年度結束的時候，生產大隊的所有醫療費用，包括這三個醫生的工資和買藥品和醫療設備的費用算在一起，再來決定按人頭算，每個生產小隊應該支付多少。如果生產小隊給它的隊員報銷的錢的總額超過了應支付的錢，那麽該生產小隊就有餘款，餘款將留下來抵消明年的應付款。然而，如果生產小隊給隊員報銷的總額比應支付的更少，生產小隊就必須付給大隊差額。因此，至少從理論上講，每個村民都有機會享受免費醫療，醫療費用由整個公社和生產大隊承擔。
　　 1972年，高時華和其他兩位“赤腳醫生”到設在生產大隊辦公樓的診所裏一起工作。這家診所建在70年代有著大約3,000人口的青林大隊的中心位置。高時華的家在高家村，而徐醫生來自徐家村，江醫生來自江家村。這三個醫生白天在診所裏工作，晚上就回到自己的村子裏睡覺。他們每個人在診所裏都有一個辦公室，當然辦公室裏也有床。如果他們願意的話，他們會睡在辦公室裏。至少從理論上來說，他們當中必須有一個人睡在辦公室裏，以防有急診病例。這三個醫生直接從生產大隊領取報酬而不是從他們所在生產小隊領取。報酬的多少取決於大隊的平均收入，而且每年各異。方法是：365天乘以大隊的平均“單位勞動價值”。在1976年，大隊的平均“單位勞動價值”是0.7元，那麽當年高時華的報酬應該是255.5元，比最好的勞動力所得的報酬還要高。這三個醫生的報酬作為大隊診所成本的一部分，由所有的生產小隊共同分擔。在每年的財政年度結束時，大隊的行政部門會付給醫生們現金，反過來，醫生們也會花錢買他們所在的生產小隊發給各家各戶一整年的穀物和其它物品。
　　 當然，這三個醫生不能等到每年的年底發了現金才去消費。因此，在年中，他們可以從診所借錢花。他們借了多少錢，就會寫一張欠條，並注明日期和所借的錢的數量，有時候還寫明借錢的目的。同樣在每年的財政年度結束時，每位醫生的欠條會算在一起從全年的總報酬中扣除。診所連秘書都沒有，更不用說會計了。醫生們必須自己算賬。他們給病人看病、開處方、賣藥和收錢，並且不準從中獲取利潤，他們需要做的是，收取合理的藥費以保證有足夠的錢購買藥品。掛號費是由大隊規定的，並且每個醫生從村民手裏收取的費用應是診所收入的一部分。
　　 但是沒有一位醫生會記錄每一段時間的病人情況或所收取的費用。他們確實能夠從村民那裏收取比購買藥品所需更多的錢，以謀取私利。村民們監控他們是否多收取了藥費的唯一方法，是和自己以前看病的經驗進行比較。他們也許會問醫生，為什麽這種藥品比以前更貴。這種監控是可行的，因為毛澤東時代很少有通貨膨脹。另一種監督機製是公社裏彼此住得近，幾乎人人都認識，隱瞞不了任何東西。例如，如果一位醫生過著一種很不尋常的很富裕的生活，那麽就有必要對診所進行審查，這樣的話醫生將會陷入嚴重的麻煩中。在中國，至少在那個時候，僅僅懷疑就能導致一個人的垮台。
　　 在這種體製下，三個“赤腳醫生”不僅沒有必要光著腳，而且吃得更好，穿得更好，賺得更多。他們手頭有現金，盡管沒有人知道他們多賺了多少。然而，村民們卻把這視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事實上，這三個醫生工作都很賣命，並且沒有被懷疑犯過什麽錯誤。按照當地的標準，他們生活得還算富裕。高時華在70年代就能夠建一棟房子，而且他還是1977年以前高家村裏唯一一個擁有一隻手表和一輛自行車的人。
　　 村民們在這種醫療製度下也不會過得太壞。這種體製差不多是免費醫療體製，而實際上卻沒有獲得國家政府的支持。其費用不是很高的原因，其一是非常低的消費水平和對物質生活的較低追求;其二是村民們不是經常去看病，他們認為很多病都是理所當然的，去看病反而嫌麻煩;第三個重要的原因是，這種體製不包括常規治療外的疑難病症。例如，隻要有一例外科手術，就足以使整個青林診所破產。

　　 血吸蟲病

　　 血吸蟲病在這個地區是如何發生的，不得而知。高家村人回憶不起在40年代以前有過任何一例這樣嚴重的病例，也許是因為在共產黨政府使他們意識到這種病之前，他們並不認識這種病。血吸蟲病是一種長時期困擾著中國南方地區的疾病。到50年代中期為止，這種疾病侵擾了12個省，350多個縣，1,000萬人被發現患上了這種病，被這種瘟疫感染的區域涵蓋了1億人口。1955年，毛澤東提出徹底消滅這種瘟疫的想法。1956年，國務院成立了一支特派組來協調這項工作。到1958年，被血吸蟲病侵擾最嚴重的地區之一，餘幹縣據說已經消滅了這種病。毛澤東聽到這個消息是如此的高興，以至於他連夜寫了一首詩，題為“送瘟神”。
　　 中國政府做了兩件事來控製這場血吸蟲病。一件事是確認感染的人數並讓他們服用殺蟲藥物。另一件事是徹底根除病源。最有效的方法是消除寄生螺，因為沒有寄生螺做載體，寄生蟲就不能繁殖而最終死去。1955年，波陽縣建立了第一個血吸蟲病衛生防疫站。1956年，縣政府成立了一個工作組來協調全縣範圍內的治療防疫工作，並且又建立了四個血吸蟲病衛生防疫分站。1958年，又建立了一座血吸蟲病醫院來治療血吸蟲病患者，縣裏還建立了好幾個類似的地方性診所。所有年齡在七歲或七歲以上的都被動員去進行每三年一次的定期體檢，醫生被派往鄉村去監督這項工作。在70年代，血吸蟲病的檢驗技術簡化了，隻要從耳垂上取一滴血就足夠了。一旦被確診患有這種病，病人就必須住院接受殺蟲藥物治療。通常一個療程會持續一到兩個星期。在治療後的半年，還必須對患者進行跟蹤複查，其目的是為了確認是否還有這種病的蹤跡。如果確實還有，又得開始第二個治療療程。在醫院治療期間，病人除了花錢買食物外，一分錢也不用花。在60年代和70年代期間，為了鼓勵窮人參與治療，每天呆在醫院接受血吸蟲病治療的病人都會得到和地裏幹活同樣多的工分。
　　 為了消除寄生螺，時不時的就會動員大量村民把小溪河流和池塘的水排幹，這種運動幾乎每年都有一次。填平舊河挖新河，甚至為了使一些河流幹涸來徹底消滅寄生螺，一些河流被迫改道。消除寄生螺的另外一種方式是在寄生螺大量孳生的濕地和水域裏噴灑化學藥物。例如，1971年，兩架飛機在波陽縣的上空飛行了46天，在110,000多畝有水區域噴灑了殺蟲劑。盡管這些措施對消除寄生螺很有效，但是對環境也造成了很大的破壞，大量的水生動植物也隨寄生螺一起消失了。正是在大躍進時期的1958年，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的1970年，大部分人都接受了血吸蟲病的檢查和治療。幾乎在每一次政治運動中，毛澤東都把批評目標瞄準一些享有特權和掌管權力的人，比如知識分子和共產黨幹部，同時去幫助那些社會地位最低下的人，比如農民和窮人。在血吸蟲病事件中，農民們確實從政府的努力中獲益匪淺。要大規模對付血吸蟲病就必須有堅強的政治意向、有效的行政管理和廣泛的人民群眾動員。直到1978年，占全村總人口將近六分之一的50個高家村人得到了血吸蟲病的治療。
　　 我自己就被治療過兩次，一次是在縣防疫站，一次是在地區防疫站。我的弟弟高常獻也治療過兩次。我的一個朋友熊培康醫生是中國治療血吸蟲病最著名的專家之一。他替別人做過800多次成功的手術，將感染了的脾髒從血吸蟲病人身上摘除。所有這些手術的費用都由政府承擔，假如不是這樣的話，村民們不可能付得起手術費用。

　　 後毛澤東時期

　　 1992年，我曾去拜訪熊醫生。熊醫生現在已退休在家，他抱怨說，現在的政府為農民做得還不夠，每個人關心的隻是錢。自1980年以來，縣裏用來預防和治療血吸蟲病的所有地區防疫站都被拆除了，縣防疫站也管理得很差，並且嚴重缺乏資金。1992年，當我重返我以前接受過血吸蟲病治療的醫院時，幾乎看不到病人，這個地方看上去像被遺棄了一樣。因為現在不再是免費治療血吸蟲病，隻有少數人才能承擔得起在醫院治療的費用。因此，血吸蟲病的發病率從1979年的5.6%上升到了1985年的13.63%。1996年，高家村有十人患上了血吸蟲病。鄉裏的診所給他們開了藥叫他們自己回家服用，並且每個療程花費了20多元錢。
　　 因為母親逝世，1997年初我又去了一趟高家村。當時，那裏有一位醫生正在為村民們巡回檢查血吸蟲病。我的弟弟和姐姐都被診斷為患有血吸蟲病。我催促他們盡早治療。然而，他們的回答使我大吃一驚。他們想到縣醫院再去檢查一遍，因為他們不相信當地的醫生。他們說，那個醫生很有可能是故意把他們診斷為患有血吸蟲病，好讓他們到他那兒去買藥。不管我的姐姐和弟弟是的確患有這種病，還是醫生故意錯診，這都意味著要麽血吸蟲病可能再次肆虐，或者醫生確實是出於個人謀利的考慮而有意錯診。這兩種情況都不是什麽好的跡象。
　　 1981年，“赤腳醫生”合作醫療體係被廢除。原來大隊的三個醫生都建立了各自的診所。同時，村民們越來越不願意去看病，因為他們每次去看病都要自己付錢，並且不知道看一次病要花多少錢。按照當地的生活水平，這三個醫生都變得非常富裕。高時華在80年代又建了一棟房子，這次是用磚頭建的，而不是用泥土。不幸的是，他在房子完工後不久就去世了，留下一個遺孀和三個孩子。江醫生建了一棟有十個房間的混凝土房子，房子後院有個池塘，前院的大小如同一個汽車停車場，除此以外，還有一個單獨的廚房。江醫生是這個地區少數幾個擁有摩托車的人。徐醫生也建了一棟像城堡的房子，大廚房裏還挖了一口井。這口井裝有一個電動水泵，隻要一按按鈕，水就會自動出來。徐醫生家是青林地區唯一采用電動水泵抽水的人家，這種方式比用壓水機壓水方便多了。他自己的土地出租給了別人，村民們還不斷地把他們可以得到的東西送給他，作為對他的醫療服務的回報。他曾經吹噓說，別人給了他太多的西瓜，多得讓他的家人隻好拿來喂豬。
　　 同時，求菩薩保佑身體健康和求神問藥，在這裏再次變得流行起來。70年代後期，燒香拜佛差不多已經銷聲匿跡了。而現在，像中國許多的古老傳統一樣，人們又開始熱衷於拜菩薩。離高家村一裏遠的寺廟重新修複了。1994年，當我去那參觀時，有三個奇形怪狀的塑像立於供桌上，塑像前麵燃燒的香火發出的煙氣嫋嫋上升。寺廟裏有兩個人，他們負責照看這個寺廟，並靠香客們的捐贈物為生。捐贈物可以是大米、麵包、布料和錢。窮苦無助無望的村民節省下錢財，拿去廟裏向菩薩還願，就像我的母親在60年代以前那樣。1995年，我帶了兩個同事拜訪高家村，那個寺廟已被一場大火燒毀了。然而，塑像卻沒有被燒毀，他們被擱置在外供村民們祭拜。我們參觀那個地方時，被要求捐贈20元善款來重新修建那個寺廟。
　　 在這個地區，我還發現有基督徒。對此，我也感到很驚訝。村民改而信奉基督教，這在曆史上還是第一次。1949年以前，這裏沒有一位記錄在案的基督教信仰者，1949年之後到80年代後期，也不可能有人在這個地區傳教。在我上大學之前，我從來沒有聽說過基督教。現在據說在這個地區將近3,500的人口中，有50多名基督徒，他們大約一個月聚一次;在農閑季節，他們聚得更頻繁。他們用漢語唱基督讚歌，並向基督耶穌祈禱。1992年，當我在他們經常聚會的地方——鄰村汪家村的一所房子裏拜訪他們時，我看到在聖壇後麵的牆上用大筆畫書寫著的中國漢字“愛”，每一個筆畫都是由表示基督教教義的很小的一些漢字組成，包括“愛是恒久忍耐”，“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隻喜歡真理”，“不計算人的惡”，“不求自己的益處”，“不作害羞的事”。聖壇上擺放著兩個熱水瓶，一個大茶缸，兩本中文版的《聖經》，還有一本基督教雜誌《天風》，封麵上畫著聖母瑪麗亞、聖嬰基督和一群天使。
　　 我在高家村遇到一個信仰基督教的婦女，她在高家村出生，但現在住在江家村。我問她是如何成為一名基督徒的，她回答說，那些人很善良，他們在很多方麵都互相幫助。在困難時期，比如生病和欠債的時候，他們會互相幫助，像到地裏幫別人幹活，互相借錢和其它的東西。至於他們是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基督教徒，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是很顯然，由於沒有政府機構的支持，他們形成了一個合作團體來互相幫助。

　　 結論

　　 總的來說，1949年以來，農村醫療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由政府引進的醫療技術，如疫苗接種，大大地降低了高家村兒童的死亡率。衛生教育也幫助高家村人預防了許多以前困擾他們的常見病，政府的各種措施控製了致命的“血吸蟲病”瘟疫。在毛澤東時期，醫療改善最顯著的特征是，那些最貧困和社會地位最低下的人受到了政府的優待。然而，80年代以來的改革政策無視那些最沒有地位的人。盡管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赤腳醫生”體製似乎對高家村人來說還算運作得比較好。現在，這種體製已被拋棄了。缺乏有組織的醫療體係意味著那些看不起病的人往往求助於其它的方式，例如乞求菩薩的保佑。一小部分人決定選擇信仰基督教，尋求教友之間的相互幫助。

本文節選自《高家村》(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