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學理工安全太平得多啊--讀“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的前因後果-有感

盡量不轉載， 擋不住讀到有趣的文章， 還是要給大夥看看， 然後發點感慨， 對這些“名作家”之流， 若是學的是理工， 解放後有那個年資了， 咋的也能當個大學教授或工廠設計院等的高級工程師吧， 工資待遇不會低，危險性則大大的減少了， 問題在於搞技術的比較容易管住嘴，哪位見過中科院那幾位大牌科學家咬來咬去？ 木啊。 而人文科學的那些人， 張嘴東說動手西寫就是工作， 指不定就會啃誰一口。直到如今哪怕到了海外的網上， 吃喝玩樂風土人情豔文軼事還是討好得多--轉載者

 

 

1956年：“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的前因後果

－－作者：徐慶全

1956年2月，中國作協正在籌備第二次理事會（擴大）會議。當時的作協副主席丁玲，因在前一年受到批判，被打成“反黨小集團”，對於自己能否參加這次會議心中無數，致信作協肅反“五人小組”組長、黨組副書記劉白羽請示。劉白羽也拿不定主意，便致信周揚並附丁玲信。現將這兩封信轉錄於下，並略作解釋。

丁玲致劉白羽的信

白羽同誌：

上次我曾向你請示我是否參加最近召開的理事會，你還沒有答複我。我對於黨的文藝事業是抱著滿腔熱情的，特別認為過去我在文藝部門的工作上，犯了嚴重的錯誤，使黨在文藝工作中遭受了很大損失，我就更覺得我應該加倍快【“快”字疑衍】的【地】改正錯誤，和加倍努力工作來贖回一些罪惡。同時我看到今天文藝工作在黨的領導下，在同誌們的團結合作積極工作中表現了新的氣象，我是感動的。因此我對於這次理事會是由衷的傾心向往、熱烈擁護。不過，我考慮在我的曆史問題組織上還在審查中，我的錯誤雖然有初步檢討，但沒有結束，我給中央的檢討還在等待你們的意見作修改。我應該公開檢討我過去的言行，和在群眾中留下的壞影響。我應該受到處分。在這些沒有做之前，我以為我是不適合參加社會活動的。這一次理事會上，我如果參加了，就應該向理事會有所交待，應該有深刻的、經過黨批準的檢討。否則對黨就沒有利。你以為我的這種想法是否對呢？另外，最近我的腦神經常痛。我很想能下去住一個時期。在開會期間，你們又很忙，不一定能同我談話。因此你如果覺得我以不參加為好，那麽我就想請兩個星期病假去鄉下暫住。如果你覺得我參加為好，那麽我就聽你決定。請示複！

敬禮
丁玲
【1956年】1/2【2月1日】

劉白羽致周揚的信

周揚同誌：
轉上丁玲信一件，盼即同定一、際春同誌商定一個意見，早日答複她，為妥。商定請即告我。我已告丁，把她的信請示你和際春同誌了。
公安部又送來姚蓬子補充材料一件，送上。
全部材料已打印出來，明日已【“已”字疑衍】送際春同誌一份，還要送那【哪】裏？請告。
劉白羽

“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問題的提出

丁玲信中提到的“理事會”，是指1956年2月27日召開的作協第二次理事會（擴大）會議，信中所說的“犯了嚴重的錯誤”的話，是指1955年受到批判並被定性為“丁陳反黨小集團”這件事。

丁玲、陳企霞的反黨小集團問題，是何時提出來的？曾長期在中宣部文藝處工作的黎之回憶說：

1955年6月底，關於胡風的第三批材料公布後不久，作協一位黨組副書記和黨總支書記共同署名向中央宣傳部寫報告“揭發”丁玲、陳企霞等人的問題，並附了有關丁玲、陳企霞等人的材料。7月下旬，陸定一署名向中央寫了《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準備對丁玲等人的錯誤思想作風進行批判》的報告（翻印件（58）印字62號）。

黎之所說的“作協一位黨組副書記”是劉白羽，而“黨總支書記”則是阮章競。劉白羽和阮章競聯名的報告，則來自康濯。幾乎是在中國作協擔任了一輩子秘書長的張僖老人，在接受我的采訪時回憶說：

反“胡風反黨集團”時，作協《新觀察》編輯部的戈陽提出，我們黨內有一股暗流，反黨，點了舒群、羅烽、白朗、丁玲、陳企霞等人的名字。

丁陳集團的事情，主要是康濯的揭發。康濯寫了一個材料，說丁陳搞獨立王國，並把材料送給了劉白羽。去年（指1998年－－引者）劉白羽找我去回憶時，我說，我聽說有這麽個材料，但是當時你沒有給我們看。當時，劉白羽看了材料後對阮章競說：康濯有一個材料，要轉給陸定一部長，你在上麵簽個名。也是去年，我與阮章競回憶這件事時，老阮說，當時也沒有看這材料是什麽內容，當時劉白羽讓簽名，我就簽名了。這個材料，就直接送給定一同誌。

由陸定一署名的給中央的報告，這樣寫道：

在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暴露出文藝界的黨員幹部以至一些負責幹部中嚴重的存在著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思想行為，影響了文藝界的團結，給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活動造成了便利條件，使黨的文藝受到損害。作家協會的劉白羽、阮章競兩同誌給中宣部的報告中，反映了這種嚴重的情況。他們根據一些同誌揭發的事實和從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口供中發現的一部分材料，認為丁玲同誌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思想作風是極嚴重的。

去年檢查《文藝報》的錯誤時，雖然對她進行了批評，但很不徹底，而丁玲同誌實際上並不接受批評，相反的，卻表示極大的不滿，認為檢查《文藝報》就是整她。

報告中談到了這次批判的意義，並提出了幾點具體工作的辦法，請中央審閱批準。

在康濯寫的由劉白羽和阮章競簽名的材料，陸定一署名報告中央後，中國作家協會黨組召開了擴大會議，開展了對丁玲、陳企霞的批判鬥爭會議：

會議從1955年8月3日起至9月6日止，共舉行了十六次。參加會議的共約七十人，除作協黨組成員外，還有作協各部門黨員負責同誌，部分黨員作家，中宣部、文化部、全國文聯、戲劇家協會、音樂協會和美術協會等單位有關的同誌。在會上發言的有五十七人。

中國作家協會從個別揭發到16次擴大會議後，寫出《中國作家協會黨組關於丁玲、陳企霞等進行反黨小集團活動及對他們的處理意見的報告》。報告認為，丁玲和陳企霞結成了“反黨小集團”，而且這個“反黨小集團”的“罪名”居然有四條之多：一、拒絕黨的領導和監督，違抗黨的方針、政策和指示；二、違反黨的原則，進行感情拉攏，以擴大反黨小集團的勢力；三、玩弄兩麵派的手法，挑撥離間，破壞黨的團結；四、製造個人崇拜，散播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報告在列舉了四項罪名後，說道：

從以上情況看出，這個反黨小集團是一貫抗拒黨的領導和監督的，他們把自己領導的單位看作個人的資本和獨立王國，隻許黨讚揚他們的成績，不許黨批評他們的缺點；他們拒絕執行黨的文藝方針，企圖按照他們的要求來改造黨的文藝工作；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到處拉拉扯扯，散布流言，挑撥是非，進行卑鄙的兩麵派活動。所有這些，都證明丁玲和她的小集團成員的關係並不是一種普通的基於創作或工作需要的合作關係（這種合作關係是允許的），而是一種以實現個人野心為目的的毫無原則的反黨的結合。

關於丁玲的曆史問題，報告中這樣說道：

丁玲同誌所犯反黨的錯誤和她曆史上被國民黨逮捕後在南京的一段經過是有一定聯係的。但在這次會議上，我們沒有檢查她這一段曆史，我們有意識地把她的思想問題和曆史問題有聯係而又分別地來處理。僅在周揚、林默涵、劉白羽、阮章競四同誌幫助她準備檢討發言稿時，作為研究她思想錯誤的曆史根源，由她談了在南京的一段曆史，她承認了自首的事實。在會上的發言中，她籠統地說了在南京一段是犯有錯誤的。會後擬即對丁玲的這一段曆史，重新加以審查，並作出結論。

丁陳“反黨小集團”冤案的成因

丁玲是著名作家，無論在延安時期還是在建國初期，都被黨委以重任，為什麽到了1955年竟然成為“反黨小集團”的首要人物？

曆史事件的成因，用馬克思的話說，是多種力的混合－－合力。“丁陳反黨小集團”冤案的釀成，也是由各種因素擰合在一起。這裏既有當時的不容忽視的大環境，也有丁玲自身的因素。

一、從高饒事件到反胡風事件，丁陳搞“獨立王國”的罪名被坐實

1954年2月，中共中央召開七屆四中全會，解決高崗、饒漱石的“反黨聯盟”問題。會議通過了中央政治局根據毛澤東1953年12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的建議而起草的《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實際上，高崗、饒漱石從此退出政治舞台。

2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七屆四中全會公報。公報並沒有公開高崗、饒漱石的事情，隻是強調反對高級幹部的驕傲自大等，並特別提倡開展黨內正確的批評與自我批評：

我們黨內一部分幹部甚至某些高級幹部對於黨的團結的重要性還認識不足，對於集體領導的重要性還認識不足，對於鞏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還認識不足；特別是由於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黨內一部分幹部滋長著一種極端危險的驕傲情緒，他們因為工作中的若幹成績就衝昏了頭腦，忘記了共產黨員必須具有的謙遜態度和自我批評精神，誇大個人作用，強調個人威信，自以為天下第一，隻能聽人奉承讚揚，不能受人批評監督，對批評者實行壓製和報複，甚至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看作個人的資本和獨立王國。

同一天的《人民日報》在社論中指出：

必須反對這樣一種人，他們口頭上並不反對批評和自我批評，可是實際上卻認為批評與自我批評隻能適用於別人，隻能適用於別人工作的範圍內，而不能適用到自己，不能適用到屬於自己工作的範圍內，因為這就是拒絕批評和自我批評。

七屆四中全會結束後，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組織開始了學習這個公報的熱潮。學習這個公報，就要對照這個公報的精神，檢討本單位本部門有無像公報所指出的情況。在文藝界，七屆四中全會召開後不久，即發生了批《紅樓夢》、批《文藝報》事件。敏感的人們對號入座，首先將任《文藝報》副主編的陳企霞視為文藝界的“高崗、饒漱石”了。

1954年10月16日，毛澤東寫下了關於《紅樓夢》研究的信，引發了一場批判運動。在這一運動中，被毛澤東認為是壓製“小人物”的《文藝報》，遭到猛烈的批判。10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批評《文藝報》的文章，中宣部立即責成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檢查《文藝報》的錯誤。

對《文藝報》的批判，是由剛剛重新擔任中宣部部長的陸定一直接領導的。據康濯回憶，在中宣部召集的“矛頭”“主要直指《文藝報》”的部務會擴大會議上，“文聯、作協、文化部許多黨員負責幹部參加，陸定一同誌主持，開了多次，主要批評了《文藝報》負責人馮雪峰、陳企霞以及前期負責人丁玲，周揚同誌也受了批評，他們並都做了檢討”。 而原來的副主編陳企霞，“則因一貫錯誤太多……還采取抗拒批評的惡劣態度，作協支部提議撤銷他的職務”。

中宣部從召開多次會議後揭發出來的事實，認為《文藝報》的錯誤是嚴重的。“除了投降和袒護資產階級錯誤思想，壓製馬克思主義者的新生力量外，還發表了許多宣傳錯誤理論的粗暴的武斷的文藝批評，對文藝創作造成了極大的傷害。”甚至說它“已變成一個違抗黨的文藝方針和拒絕黨的領導的獨立王國”。因此，指定了林默涵、劉白羽、康濯、張光年、嚴文井、袁水拍、鍾店×等成立一個專門的檢查小組，檢查和整頓《文藝報》。

當年被批判的陳企霞，在後來寫出的《陳述書》中寫道：“這些會議，已把我的問題提到反黨、反中央、反領導，獨立王國，驕傲自大的這一類範圍上了”。“譬如說在中宣部會上，其實並無什麽根據，竟有人說我是文藝界的高崗。譬如說，前文藝報的編委張光年（光未然）提出建議，他認為文藝報整個文藝方向和路線（在我們黨團生活的習慣中，一提到方向路線，完全是能使人覺得嚴重的，這也是應該如此的）有問題，要求組織一個專門委員（會）審查，這委員（會）也在大會上產生了（附帶說一下，這委員會並無任何審查結果的報告，至少作為文藝報負責人之一的我，完全不知道這委員會如何工作的，有什麽結果）。”

這裏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在檢查《文藝報》時，關於“獨立王國”的罪名就已經提出來了。檢查文藝報，雖然作為前主編的丁玲也受到了批評，並作了檢討，隻不過是當時“獨立王國”的帽子沒有給丁玲而給了陳企霞而已。二是，中宣部成立檢查《文藝報》的專門小組。這個小組並不像陳企霞所說“並無任何審查結果的報告”，沒有做什麽工作，而是作了大量的工作。這些工作，就已經把矛頭引向丁玲了。曾任丁玲秘書的張鳳珠回憶說：

1955年春，有一天我遇到馬烽，馬烽和我說：你給丁玲寫封信，告訴她，如果作協通知她回來，立刻就回，不要推托（丁玲在1955年2月到無錫寫作《在嚴寒的日子裏》－－引者）。我不大明白馬烽的意思。後來才清楚原來馬烽已看出批判的潮頭推向丁玲了。

前引張僖所講的康濯揭發丁玲搞獨立王國的材料，以及陸定一署名給中央的報告的內容，顯然就是這個專門小組所作的工作。

1955年4月，在對胡風的批判逐漸展開的之際，陳企霞等人給中央寫了一封匿名信，對前一年批判《文藝報》的事情表示不滿。在當時的情況下，中宣部和作協的領導，不是對信中所說的問題進行調查核實，而是認為陳企霞在這個時機寫這封信是幹擾了鬥爭（指對胡風的批判）大方向。於是，丁玲、陳企霞在《文藝報》的“獨立王國”問題又被重提。在作協召開的批判丁玲、陳企霞的座談會上，首先就是從《文藝報》的這個問題打開缺口的：

會議從座談一封向中央控告檢查《文藝報》問題的“匿名信”開始。那封匿名信認為，1954年年底黨對於《文藝報》的錯誤所進行的批評和檢查，是由於文藝界某些領導同誌推卸責任，嫁禍《文藝報》，是由於中央“偏聽偏信”的結果。匿名信又誣蔑作協的黨組織，誣蔑作協堅持原則批評過《文藝報》和陳企霞的黨員同誌是“隨波逐流”、“看風使舵”、“趁火打劫”，它為受到處分的陳企霞和受到批評的丁玲叫屈、辯護。大家認為，這封匿名信的寫作者選擇了正當我們同胡風集團的鬥爭進行得極尖銳的時候（1955年4月間）寄出這封信，顯然包含有轉移鬥爭目標的陰謀。會上很多同誌提出了許多有力的證據，證明這封匿名信有極大的可能是陳企霞自己寫的，因為匿名信中的思想觀點完全與陳企霞的相一致，其中說到的事實情節也隻有陳企霞才全部知道。而這封信是由別人抄寫寄發的，因此，可以肯定一定有人和他合作共謀。會議從對匿名信的討論和對陳企霞反黨活動的揭發與批判中，進一步揭露了陳企霞與丁玲的不正常的關係，和以丁玲為首，並以她和陳企霞為中心的反黨的小集團。

其實，單純一封匿名信引發後來的批判，畢竟還帶有點偶然性。換句話說，雖然有人懷疑這封匿名信有丁玲的參與，畢竟還無法把丁玲劃到陳企霞的“獨立王國”裏麵。在隨後而來的對胡風的清算中，丁玲成為這個“獨立王國”的首要人物就有其必然性了。

現今人們已經知道，對胡風的清算是逐步升級的：先是理論之爭，到了5月13日，第一批材料的公布，變成了“胡風反黨集團”，到第二批、第三批材料公布時，胡風就又成了“反革命集團”了。

胡風性質的變化，隨後在全國引發了大規模的肅反運動。於是，各地、各單位又開展了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運動。

早在20世紀30年代，丁玲與胡風在“左聯”時期就共過事。抗戰時，丁玲在延安，胡風在國統區，雖天各一方，但兩人的聯係並未中斷。因國統區和邊區通郵不便，丁玲的家信及給母親郵寄的錢，都由胡風轉寄；丁玲也為胡風所創辦的《七月》、《希望》或寫稿，或推薦稿子。那時，丁玲對胡風如此信任，以至於毛澤東為其寫的《臨江仙》詞真跡，也交給胡風保存。

在批判胡風的浪潮一浪高一浪的情況下，與胡風沾一點邊的人，大多都成了“分子”。丁玲在5月23日發表了《敵人在哪裏》的批判胡風的表態文章後，她與胡風的關係在別人身上注定成為“分子”的事情並沒有被人看重。有趣的倒是，參與整理胡風材料的中宣部和作協的有關人士發現，胡風材料中把丁玲稱為“鳳姐”，並視之為“可以合作”的實力派：

丁、陳小集團的反黨活動……實際上與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破壞活動起了互相響應互相配合的作用。胡風反革命集團把丁、陳反黨小集團看作“可以合作”的“實力派”。

丁玲既然是“實力派”，而在批判《文藝報》時又揭發出“獨立王國”的問題，丁玲必然就是“獨立王國”的頭子了。當時人們的思維方式隻能是：丁玲如果不搞“獨立王國”，怎能被胡風稱為“實力派”？

二、丁玲自身的因素

曾任丁玲的秘書的張鳳珠，對於丁玲“沒有躲過災難”說：

“我曾想，這是否和她的性格有關呢？”

王蒙認為：丁玲具有很強的“明星意識”，“作家意識”。她“是一個藝術氣質很濃厚的人，她熱情、敏感、好強、爭勝、自信、情緒化，個性很強，針尖麥芒，意氣用事，有時候相當刻薄”。這樣的性格，就難免給人留下“丁具有‘一切壞女人’的毛病：表現欲、風頭欲、領袖欲、嫉妒……”的印象，也難免讓王蒙得出丁玲“一輩子攪在各種是非裏”的結論。

細讀《中國作家協會黨組關於丁玲、陳企霞等進行反黨小集團活動及對他們的處理意見的報告》，就可以發現，報告中所列的丁玲的四大罪狀，與其說是反黨的罪行，倒不如說是各種有關丁玲的是非的堆砌。

比方說，報告中講到丁玲搞個人崇拜，一個重要的事實是所謂的掛像的問題：

她假托中央同誌的話，說現代中國代表作家的位置已經排定，是魯迅、郭沫若、茅盾、丁玲。她的小集團裏的人更為她鼓吹捧場，稱她為“旗幟”、“領袖”。1953年，“中央文學研究所”在招待德國作家的時候，居然把丁玲的照片與魯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並排地掛起來。

說丁玲假托中央同誌的話，未必正確。因為在丁玲的日記中，我們的確看到了毛澤東在1948年這樣對她講過她在中國作家中與魯迅、郭沫若、茅盾並列的話 。後來，丁玲顯然將毛的這個評價有意無意地透露了出去，這才有了所謂掛像的事情。

掛像的事情在1954年的蘇聯也出現過一次。那一年，丁玲與周揚、老舍等人一起，去參加全蘇作家大會。在莫斯科，她又看到了這四張掛像 。蘇聯能這樣做，顯然是毛澤東的話已經傳得很遠了。

不少認識丁玲的老同誌，都認為丁玲比較喜歡炫耀自己－－說是炫耀，其實隻是實事求是地肯定自己的成績而已。在現今這個講究自我價值的年代，炫耀一下並沒有什麽了不起，具有“表現欲”的評語甚至還是對一個人的肯定，但是，在建國初期那種以集體主義和無私奉獻為價值觀念的主流意識中，即使是實事求是地肯定一下自己的成績，也難免與主流意識相衝突，尤其是在批判了高崗、饒漱石的個人主義、搞個人崇拜的錯誤之後，也就容易被上綱上線了。

再比如，所謂的“一本書主義”。在今天看來在更是無稽之談。但在當年，丁玲這樣說也犯忌的。我們不用做過多的解釋，隻引用一下瑪拉沁夫當年在揭發丁玲時對這件事情的分析，讀者就可以明白了。

曾經在丁玲主持的文學講習所學習過的瑪拉沁夫在《清除靈魂裏的垃圾》一文裏揭發丁玲說：

據說，前年批評丁玲的“一本書主義”時，她不服氣，申辯自己沒說過“一本書主義”這五個字，其實問題不在於是否說過這五個字，而是在於丁玲是否有這種思想。記得丁玲在1954年左右，突然到處強調作家最主要的是寫出來作品來，寫出好作品來。初聽起來，或從字麵上看來，這句話本來沒有什麽錯誤，但是一次、再次老是聽她講這句話時，就使人感覺到這句話還滲【摻】雜著旁的一些情緒。那時，我們幾個學員曾經背地談論說，丁玲作了幾年文藝行政工作，沒作好，現在一再強調這句話，大概是想來顯示一下自己雖然行政工作沒作好，但有好作品，並以這來安慰自己吧！

我們還說：“在這一點上，丁玲同誌有點阿Ｑ精神。”今天看來，這樣分析顯然太浮淺了。其實丁玲的思想實質並非這樣簡單。她給我們講過這樣一個故事：在她發表作品以前，人們看不起她，請胡也頻參加什麽聚會時，請柬上總是寫‘也頻先生及其夫人’，她說，一看見這幾個字就生氣，她說不當別人的附屬物，因而拒絕出席。後來當她發表了作品。轟動了文壇，出了名時，那些過去瞧不起她的人，都開始向她巴結了，新聞記者們也蜂擁而來，要求拜見，可她以拒絕會見來給以報複。有一天，忽聽有人扣她家門，她開門一看，原來又是那些記者，於是她隻說一句“我對你們說過，我不接見你們”，便“啪”的把門一關，把他們頂了回去。在舊社會，拒絕那些庸俗無聊的新聞記者的訪問，並不是什麽值得指責的事。在這裏，我引了她這段話，是說在三十年後的今天，丁玲對前去拜訪她的青年作者們，津津有味地大談這些話，不能說是“不過隨便談談而已”。這話裏顯然包含著這樣意思：當你一旦寫出好作品來，身價即刻提高百倍，腰板也就硬了。將這話再與最近報刊上揭發的丁玲所說的“一個人隻要寫出一本書來，就誰也打不倒你”，以及她對許廣平先生所說：“你現在不管做多少工作，都算得什麽呢？寫東西才是自己的。”等等言論聯係起來，就不是什麽一般的“家常話”了。

所以，當年將丁玲的“一本書主義”定為反黨的罪狀，根本問題並不在於丁玲是否說過這樣的話，而在於丁玲是否有這樣的“思想”。那是個可以以“思想”來定罪的年代。

後來丁玲自己對這些言論也並不否認。在她獲得平反後，當年首先揭發她的這些言行的康濯去看她，陳明替丁玲爽快地承認說，除了當年的上綱上線外，康濯所揭發的那些話，都是事實。

三、肅反必然牽扯到丁玲的“曆史問題”

此時，對丁玲和陳企霞尤為不利的是，他們兩人都被認為是有“曆史問題”的人。

陳企霞所謂的曆史問題是，他曾與被人們認為是托派的翁濤一起共事過，關係很不錯。於是乎，就有了“托派嫌疑”的說法。

1955年的肅反，即使沒有曆史問題的人都要交代自己的曆史，而被認為有“曆史問題”的丁玲，自然也是在劫難逃。

丁玲在1933年被捕的所謂曆史問題，一直像看不見的“緊箍咒”一般糾纏著她。雖然在1940年已經由陳雲、李富春具名作出過沒有問題的結論，但是，在1943年審幹時，丁玲又補充交代了自己曾給國民黨寫過一個條子，說出來後居家養母，不參加社會活動雲雲，並沒有什麽大的問題。但是，在“左”的思想支配下，丁玲因這個條子的事情，曆史問題就被掛起來了。

在1955年，因胡風問題引發的“人人過關”的肅反，丁玲的曆史問題也必然被翻騰出來。

任何曆史事件，表麵上看起來是某些個人的決定或者說決策，但若沒有廣泛的社會基礎，都是不可能實現的。1955年的轟轟烈烈的肅反運動也是如此。那時，人們對國民黨血腥屠殺共產黨人的殘酷曆史還記憶猶新，因而在肅反中，對與國民黨曾經有過關係的，或者被國民黨逮捕過而以各種方式脫離國民黨羈絆的人，抱有一種懷疑心理是很正常的心態。丁玲在被捕後，國民黨因懾於其威望每個月給予她100塊大洋的生活費的事情，在不了解事情真相的人眼裏，自然是不能容忍的。而國民黨逮捕丁玲時，與其在一起的另一位共產黨人應修人因拒捕而犧牲的事實，在那個年代，也不免讓人聯想許多。

丁玲陷入了難以辯解的處境。

對於丁玲曆史問題的審查，大約在批判丁玲的同時就已開始了 。批判結束後，審查繼續進行。為此，劉白羽曾在1955年的10月專程到上海、南京等地調查丁玲、陳企霞的曆史。大約也是在這次調查過程中，與丁玲有關係的姚篷子，與陳企霞有關係的翁濤，也隨之或稍後被押解到京。劉白羽在給周揚的信中所說的姚篷子交代的材料，即是姚交代的與丁玲有關的材料。

這樣的曆史審查，對丁玲是不小的壓力。她在信中說“我考慮在我的曆史問題組織上還在審查中”的話表明，她知道作協有可能以此來拒絕她參加這次理事會的。

丁玲為什麽不直接向周揚請示而向劉白羽請示

當時，丁玲雖然遭到了批判，“犯了嚴重錯誤”，並且還有曆史問題在接受審查，但是，丁玲的作協副主席職務並沒有被撤銷，她提出參加理事會的要求是正當的。

這裏的問題是，丁玲為什麽不直接向時任作協黨組書記的周揚請示，卻向任副書記的劉白羽請示？

談到這一問題，有的人或許第一反應是，這是丁玲和周揚的關係比較對立而導致的結果；也有的讀者或許會認為，這不是個問題，因為不管向誰請示，最終都要經過周揚。

事情不是這樣簡單。提出這個問題，也絕不是小題大做。

在劉白羽給周揚的信中，希望周揚和陸定一、張際春一起“商定一個意見”。其實，讓不讓丁玲參加作協理事會，由周揚和劉白羽商量就可以決定，為什麽劉白羽認為此事還要請示陸定一和根本不主管文藝的常務副部長張際春？

要解釋這個問題，首先必須解釋的是，為什麽在作協給中央關於批判丁陳的報告上沒有周揚署名的問題。

前麵提到，批丁陳，是先有了康濯的揭發材料後，作協由劉白羽和阮章競署名報給了部長陸定一：

定一同誌簽名把這個材料送了上去。周揚同誌沒有看到。毛主席看了材料後，就批下來了，卻讓周揚執行了。後來，周揚同誌說起這個事，並沒有說明這一情況，既沒有把責任往上推，也沒有把責任往下推。所以，於光遠的文章說，周揚對陸定一那樣說，是對的。

張僖所提到的於光遠的文章，是指於光遠寫的《周揚與我》一文 。在這篇文章中，於光遠寫道：

當時部領導對這件事（指丁陳一案）抓得很緊，我估計在這件事情上，毛澤東一定作過什麽指示。對這，我當時沒有聽到，我隻是根據中宣部所開展的批判都是毛澤東的某種指示這個一般規律來判斷的。我想對丁陳也不會例外。最近看了《炎黃春秋》上李之璉寫的《我參與丁、陳“反黨小集團”案處理經過》一文中寫了這麽一段話：在1956年12月的一次中宣部部長辦公會議上，“審查丁玲曆史反黨集團問題專門小組”匯報之後，“周揚這時表現得很不安，他即刻表明：1955年對丁玲的批判，不是他建議，是黨中央毛主席指示的。他說，他當時還在毛主席麵前講了丁玲的好話。”李認為周這麽講是不真實的。李之璉說，“我對於周揚這種解釋感到很奇怪，批判丁玲既然是毛主席的指示，為什麽在當時不向有關組織說明毛主席是怎樣指示的？……”對李之璉提出的這一點，我倒覺得並不“奇怪”。毛講的話要不要人傳達，不是周揚能作主的。過去的曆次批判也並不都傳達。而且周揚講的這件事我想陸定一是一定知道的。那次部長辦公會議上周揚講這句話時陸定一在場，他沒有說否認周揚的話，可以反證周揚講的是實話。根據多年與周揚的交往，我相信周揚不會也不敢無中生有地把毛澤東沒有說過的話歪曲成毛說過，周揚也不會當著陸定一的麵說假話。周揚可以有這種錯誤或者那種錯誤，但周揚不具備李之璉文中所描寫的說假話的那種品質。

李之璉說周揚還在毛澤東麵前講了丁玲的好話，顯然，周揚在毛麵前講丁玲的好話，是在陸定一的報告得到中央批準後由周揚來執行的時候。這樣，我們才可以理解，在部長辦公會議上，當周揚當著陸定一的麵說自己還在毛麵前講了丁玲的好話時，陸定一並沒有反駁的原因。這一事實也表明，在“黨中央毛主席指示”批判丁玲之前，周揚是不知道這個報告的。

張僖是知情人，於光遠雖算是半個知情人，但分析得入情入理。看來，周揚當時沒有在這個報告上署名的事實，是可以認定了。

陸定一署名的中國作協給中央的關於批判丁玲、陳企霞的報告，是丁陳“反黨小集團”發軔的關鍵，但在這個報告上卻沒有時任中國作協黨組書記、中宣部主管文藝的副部長周揚的簽名，的確令人費解。丁玲的丈夫陳明也與我們有同感：

對批丁玲，首先是作協寫了報告的。奇怪的是，一、作協的這個報告，不會是6月才寫的，它肯定有個醞釀過程。它是否經過黨組會議集體討論通過了呢？二、這個報告是副書記劉白羽、總支書記阮章競簽名，而黨組書記周揚為什麽不簽名？周揚知道不知道這件事？同意不同意？參加醞釀了沒有？三、報告送到陸定一那裏，陸也不能不問周揚。陸向中央打報告時也隻用陸定一的名字，而周揚是中宣部分管文藝、領導作協的副部長，從中宣部角度看，你周揚應該簽名啊，不署名是不正常的。

批丁玲，怎樣批，顯然是商量過，周揚有意避免出麵，怕被說成是搞宗派主義。同時，這樣做就把批丁、陳的責任巧妙地推給上級，從而壯大批判聲勢。在批判的過程中，周揚就多次閃爍其辭地說：“這個會是經過中央的！這樣的會，中央不說話，我們能開嗎？”批丁玲，怎樣批，顯然是商量過，周揚有意避免出麵，怕被說成是搞宗派主義。同時，這樣做就把批丁、陳的責任巧妙地推給上級，從而壯大批判聲勢。在批判的過程中，周揚就多次閃爍其詞地說：“這個會是經過中央的！這樣的會，中央不說話，我們能開嗎？

陳明的這個說法，是推測，不那麽合情合理：

其一，如果在這個報告上同時署有陸定一和周揚兩個人的名字，有陸定一這個中宣部長在前，周揚難道還怕被人說成是搞宗派主義？而且，如果說要“壯大批判聲勢”的話，陸定一和周揚聯合署名，其聲勢豈不更大？

其二，陳明認為周揚是把“責任巧妙地推給上級”。無非是說，周揚為了避免擔責任，自己假裝不知道，而讓劉白羽、康濯、阮章競，直接找陸定一。按照黨的組織程序，周揚不可能也沒有條件在陸定一麵前玩這樣既低級又低能的遊戲，如果陳明想到這一點，恐怕他也是難以相信的。而且，即使周揚像陳明所說，“有意避免出麵”，如果陸定一認為周揚應該出麵，周揚能避免得了嗎？

其三，說周揚巧妙地推脫責任，這未免把周揚看的太高了。以周揚而言，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中，是緊跟毛澤東和黨中央的一個典範性人物，我們這樣說，恐怕無人會提出懷疑。即使如此，他仍然被毛澤東認為是“政治上不開展”（十七年早期），“和資產階級有千絲萬縷的聯係”（十七年晚期）。在丁陳“反黨小集團”事件發軔的對《文藝報》“壓製新生力量”的批判中，前主編丁玲挨了批判，而專司文藝界管理之職的周揚也未逃脫，他被指責為“放棄了對《文藝報》的領導權”，與丁玲一樣寫出檢討。1955年1月15日，周揚在給毛澤東的一封信中，還在檢討自己：“他（胡風－－引者）又稱讚我政治上很強，我說並不如此，對《武訓傳》、《紅樓夢》研究等的錯誤思想我都沒有及時地進行鬥爭，就是證據。”1955年1月15日周揚致毛澤東的信。可見，周揚當時是沒有“推脫責任”的“覺悟”的，相反，他有的隻能是讓自己在“政治上很強”和在鬥爭中勇於承擔責任的渴望。所以，周揚不可能有30年早知道的遠見，預想到後來人們會對批丁玲、陳企霞這場運動重新評價，先把“責任”來推個一幹二淨。況且，在隨後作為對丁玲、陳企霞批判的執行者，周揚的“左”的表現也證明了這一點。關於這一點，陳明作為當事人恐怕比別人感受得更多，也應該理解得更透徹。

其四，從當時的大背景來看，對胡風批判所引發的肅反運動，使人們又繃緊了階級鬥爭的弦，大批判、肅反審幹，人人積極參加，唯恐落後於人，絕大多數的人都沒有想到自己是“左”了。以丁玲陳明夫婦對黨的忠誠而言，在當年受批判時，也沒有覺悟到這一點。現今留下來丁玲在當年的檢討，不也是發自內心的嗎？

要回顧這個事件的曆史過程，總結其教訓，就要充分理解周揚、丁玲包括陳明在內的那一代共產黨人，因曆史原因而形成的一些特定觀念和思維方式，否則的話，就無法理解他們的許多令今人看來顯得多麽不盡情理的言行。

從另外一個方麵來說，一個人，尤其是一個為世人所矚目的人的沉浮線，通常總是由後人而並非當世人所能描繪出來的，當世人是看不到那隻有後人才能看到的冷峻的現實的。因此，雖然經曆若幹年後，人們對某一個曆史事件有了清醒的認識，但這認識並不能替代當年的認識。否則，也就割斷了曆史。在看待曆史事件時，似乎人人都願意當諸葛亮，但同樣一個諸葛亮，是“事前”還是“事後”，這區別就大了。不過，既然希臘神話中象征人類智慧的貓頭鷹在夜晚才能起飛，我們當“事後諸葛亮”也並沒有什麽不妥當。問題的關鍵時，人們往往把“事後”與“事前”搞混了。陳明在新世紀初對上個世紀50年代的事件的認識，大約可歸結到此類。

言歸正傳，我們還是討論為什麽周揚沒有在這個報告署名的問題。

1955年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是隨後在全國大規模開展的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群眾運動的前奏或序曲。這年的6月1日，毛澤東為轉發北京市委《關於查處胡風分子的報告》寫信給陸定一，信中要求：各地各單位“注意在所屬機關、學校、人民團體和部隊中調查和研究有無胡風分子，並按情況作適當處理，凡有胡風分子較多的省市均應指定幾個可靠的同誌（例如五人）組織胡風問題小組，專門注意處理此事。”

6月3日，毛澤東在中央關於揭露胡風集團的指示上作了批語和修改。在修改中指出：各省市委和黨組必須認識這一鬥爭的目的，不但在於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主要的是借著這一鬥爭提高廣大群眾（主要是知識分子和幹部）的覺悟，揭露各種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國民黨特務分子、帝國主義特務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動分子），進一步純潔革命隊伍。因此，當鬥爭有了進一步發展時，就要公開號召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動分子進行自我坦白。這種坦白，向小組會向大會負責人去做或寫書麵材料都可以。

6月18日，毛澤東又在中央關於展開鬥爭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指示稿上作了修改和批示。

毛澤東的一係列的指示，把反胡風集團的鬥爭迅速地擴大為全麵的內部肅反運動。

在中國作協，大約是在毛澤東6月1日批示前後，就率先成立了五人小組：

作協五人小組組長是劉白羽，組員是嚴文井、阮章競、康濯和張僖。五人小組的分工是這樣的：劉白羽同誌抓總。嚴文井同誌負責從作協出去的所有文字，他對文字摳得很細，無論從政策的把握還是用詞的分寸上，他都很有經驗。阮章競是作協的總支書記，負責主持作協內部的各種批判會。當然，大型的會議還要周揚或劉白羽來主持。康濯負責《文藝報》、文學講習所和作家支部。我負責抓日常工作。

稍後，中央成立了肅反領導小組，組長是陸定一。中央宣傳部成立了“五人小組”，常務副部長張際春是組長，劉白羽是成員之一。

熟悉當時情況的人都知道，從中央到地方迅速成立起來的“五人小組”，是肅反的核心。這個核心雖然是以“小組”而冠名，但在當時的情況下，基本上取代了各單位的正常的領導核心。在我采訪張僖老人時，他對這一點仍然記憶猶新：

那時候，作協黨組的活動基本停止了。當時的黨總支就是五人小組的辦事機構。五人小組的主要任務，就是肅清反革命分子，同時也就要審查作協機關和所屬單位所有幹部的曆史。

在1955年10月初調進作協擔任副秘書長的黎辛，對此也有印象：

作協宣布我工作時，說過我兼做黨組秘書，但黨組不開會、不活動，我連黨組成員有哪些人知道的也不全。

作協肅反“五人小組”，是在以張際春常務副部長為組長的中宣部的“五人小組”和以部長陸定一為組長的中央肅反領導小組直接領導之下工作的。作為作協“五人小組”組長的劉白羽，肅反工作是要直接向陸定一和張際春請示匯報的。

在作協的肅反審幹中，丁玲的曆史問題、陳企霞的托派嫌疑，都被翻騰出來了。隨之，1954年到1955年初的批判《文藝報》事件也連帶著出來了。於是才有了前麵所提到的張僖回憶中的康濯寫材料揭發丁玲的事情。

康濯是作協肅反“五人小組”的成員，而劉白羽是組長。康濯把材料送給組長劉白羽，劉白羽簽名後，又讓既是五人小組成員又是作協總支書記的阮章競簽名，是順理成章的事情；而作為既是作協“五人小組”組長又是中宣部“五人小組”成員的劉白羽，把材料直接送給中宣部部長兼中央肅反領導小組組長的陸定一，而不送給主管文藝的副部長周揚，不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嗎？

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再回頭看丁玲給劉白羽的信就不難明白，丁玲不給周揚寫信而給劉白羽寫信請示，因為劉白羽是“五人小組”組長，而劉白羽給周揚的信中提出，希望周揚和陸定一、張際春一同商定個意見，因為陸、張二人是在肅反中直接領導他的上級；而讓周揚與他們二人一起商定，是因為理事會是周揚主管的。

理解了這一點，前引陳明一係列“奇怪”的發問，也就迎刃而解了。

丁玲的要求被否定了

在丁玲給劉白羽的信中，丁玲承認自己“犯了嚴重的錯誤”，但是，從內心深處來講，丁玲顯然不希望如此。所以，很渴望能參加即將召開的作協理事會，哪怕為此而再一次承認自己的錯誤，向理事會作出檢討也在所不惜。於是，在口頭上向劉白羽請示未得答複之後，這才又致信劉白羽，鄭重其事地提出了這個要求。

陸定一、張際春和周揚商定的結果，看來是否定了丁玲的要求。

在《中國》編輯部編的《丁玲紀念集》中 ，附有簡單的《丁玲年譜》，“一九五六年二月條”中記載：

和陳明一起到夏更起同誌（丁玲同誌的勤務員）的老家河北曲陽農村過春節。十日到定縣。十一日坐膠輪大車到曲陽夏趙印村。十二日（初一）在村內參觀。月底返京。

顯然，丁玲的要求沒有被批準後，孤獨地到曲陽“暫住”了。

2月27日，作協第二次理事會開幕，周揚在大會上作報告。報告中說：

和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相聯係，我們反對了文藝界某些宗派性小集團的活動。宗派主義者不把國家、人民和整個文藝事業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個人和小集團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們企圖在文壇上造成一種“特殊勢力”，拒絕黨和人民對他們工作的監督，對許多黨的和非黨的正派作家采取排斥的不合作的態度。他們在文學青年中傳播資產階級的腐朽的個人主義的世界觀，宣傳什麽一個作家“寫出了一本書就有了一切”、“驕傲是美德”等等。陳企霞就是這種思想的代表者之一。我們堅決地反對了這一類的思想和活動。

周揚的講話，隻點了作為“代表者之一”的陳企霞的名字，文藝界當然知道其實是指的丁玲。周揚的報告在3月25日才由《人民日報》發表，在曲陽鄉下的丁玲，自然沒有機會讀到。如果讀到了，丁玲或許會懊惱地想，寫這樣一封信是多麽地不合時宜。

需要說明的是，1955年發生的“丁陳反黨小集團”，1956年中宣部重新審查時，基本上予以否定。但是，到了1957年反右派時，卻又錯誤地將丁陳打成右派，丁玲的曆史問題結論也隨之成為“自首”。此後，丁玲、陳企霞等人開始了22年的流放生涯。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黨中央逐步走出了“左”的指導思想的陰影，對於曆史問題進行了實事求是的審理，開始了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1979年，中國作家協會對丁玲、陳企霞的問題進行了複查，作出改正的結論並報中央同意，恢複了丁玲、陳企霞黨籍，恢複政治名譽和原工資級別。所謂“丁陳反黨小集團”、“右派分子”屬於錯劃，應予平反。1984年，中央組織部經過重新審查，對丁玲的曆史問題作出了實事求是的評價。


選自《名家書劄與文壇風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