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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昏暗的燈光下,我們交談了兩個小時。盡管此時的朱永嘉落迫失意,但也許因為有其老友朱維錚為我背書,和我說話還是比較坦率。他說,剛進監獄就給母親帶話,“在裏麵估計時間不會短,給我帶一套二十四史吧。”此後漫長的歲月裏他把二十四史反複讀了幾遍,悟出許多道理:“‘文革’中寫作組的知識分子就像唐代的中書舍人、明清的翰林院學士,替皇帝起草各種詔令,總要揣摸上麵的心思。揣摸對了,是上麵英明;揣摸錯了,是自己倒黴。”“我本以為自己是忠心耿耿為黨為國家,實際自己前半生的經曆就是一場鬧劇,也是悲劇。”言談間流露出莫名的哀怨。”
他也不想想, 他的被關起來後, 還可以讓家人送一套二十四史,被他關起來的那些教授文人乃至複旦小爬蟲之類的人,甚至還有想要一套雄文而不得的時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