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宋傳信 城市人民公社的興起與終結——以北京為例

那時真聽說了城市也要辦人民公社， 小孩子不知道天高地厚， 跟著興奮了一陣， 其實什麽也不懂， 到底當局是說說而已還是認真策劃了的， 俺們阿拉是勿曉得也一定是知不道的，但是事後幾十年想想， 柯大鼻子對毛主席“相信要相信到迷信的地步，跟隨要跟隨到盲從的程度”的態度，老柯或者柯老有什麽不可能的？ 大辦食堂，也許就是預演吧。--轉載者

 

1958年夏天，全國各地在“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鼓舞下，各行各業的“大躍進”迅猛開展，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席卷全國。這種形勢下，包括首都北京在內的很多城市也投入人民公社化運動，成為“過渡到共產主義”試驗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長期以來，史學界對城市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研究一直極為薄弱。本文擬以北京城市公社為例，以管窺當年城市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曆史。

一、農村公社化高潮催生京郊城市公社

早在1955年農業合作化運動中，黨和國家領袖毛澤東就曾提出要在農村建立“公社”或“大社”的想法。1957年冬至1958年春的全國農田水利建設熱潮中，出現了跨（農業合作社）社界、鄉界以至縣界的協作。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又提出了小社並為大社的建議。中共中央接受這一建議並於1958年4月8日發出了《關於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合並為大社的意見》。意見發出後，各地農村（最早是河南）開始並社。
在北京，郊區的順義縣率先行動起來，龍灣屯鄉自發地把鄉、農業社、供銷社、信貸社合為一體，辦起了“四合一”的大社。6月21日，中共順義區委做出了並大社的指示，並於6月底將全縣19個鄉撤銷，將414個農業社合並成8個人民公社。【1】8月上旬毛澤東到冀、豫、魯三省農村考察並提出“人民公社好”後，各地各地農村掀起了辦人民公社的熱潮的形勢下，順義區委於8月29日決定把順義建成一個大公社，下設八個分社，定於9月2日為建社日。後來情況有變，未能實現。剛剛劃歸北京市的大興區[1]也奮勇爭先。與順義縣鄉鎮自發、區委“順勢”而動不同，大興區采取的是區委推動。1958年6月12日，大興區委向中共北京市委遞交了《關於農業社並入舊有和新建國營農場初步意見向市委的報告》，提出了將全區13個鄉合並成4個農場的方案。最終在9月初將全區統劃為6個人民公社並召開成立大會，宣布全區實現人民公社化。【2】
全國農村大幹快上的熱潮和公社化興起的大形勢，使得黨和國家領導人對中國基層社會組織結構作出新的思考。一度反對冒進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也對辦公社、生活集體化等表現出很大的熱情。在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劉少奇“講了半工半讀和生活集體化，後頭要北京試驗，要天津試驗”。【3】6月30日，他同《北京日報》編輯談話時說：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組織，現在開始試驗。恐怕不能像現在這樣，種地的淨種地，做工的淨做工，現在就要搞工農商學兵。他還提出三四十年即可進入共產主義社會。7月5日，他在北京石景山發電廠同工人談話時說：工廠要辦食堂、托兒所、洗衣店，辦學校，辦農場，發點槍給大家操練。總之工農商學兵全都自己幹。7月14日至19日，他在視察山東、天津等地時一再談他對公社的構想。
毛澤東更是對公社給予很高的期望。他不僅提出把工農商學兵組成一個大公社，作為中國社會的基本單位，還到各地視察，為公社化不斷加溫。8月6日毛澤東視察新鄉縣七裏營人民公社時，對陪同視察的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講：“吳書記，有希望啊！你們河南都像這樣就好了。”【4】在這種鼓舞下，率先於8月16日至18日完成省會鄭州市的公社化。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會議期間，毛澤東說：搞人民公社，又是農村走在前頭，城市還未搞，工人的級別待遇比較複雜。將來城市也要搞，學校、工廠、街道都辦成公社。不要幾年工夫，就把大家組成大公社。城市、鄉村一律叫公社，如鞍鋼叫鞍山公社，不叫工廠。【3】p523
北戴河會議決議指出：“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麽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探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2]這被濃縮為鼓舞人心的口號——“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之後僅一個月的時間，全國農村基本實現公社化。這股“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洶湧浪潮在“占領農村”以後，開始了“包圍城市”。率先完成農村公社化的河南省，一鼓作氣，於1958年國慶節前完成了9個省直轄城市的公社化。北京、上海、天津、武漢、廣州、哈爾濱、重慶、石家莊等城市逐漸試辦了以大工廠、街道、機關或學校為中心的三種類型的城市人民公社。
河南省的榜樣作用、劉少奇在北京的談話以及毛澤東“鞍鋼叫鞍山公社”想法等多種因素的作用下，促使北京不能不盡快行動起來。在北戴河會議期間，8月25日，中共北京市委部署大辦公社的工作，並將試建城市公社納入其中。8月26日，石景山人民公社（又稱中蘇友好人民公社）成立，包括五個高級社和4個街道辦事處及新古城居民區，轄區有石景山鋼鐵廠、石景山發電廠、北京特殊鋼廠等重型企業和地方企業。因而，具有一般農村公社和一般城市公社所沒有的特點，可謂是消滅“工農差別”、“城鄉差別”的大膽試驗。成立後突出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點，既是社會主義集體所有製的經濟組織，又是國家政權的基層組織，設多個部門分管工、農、商、學、兵（民兵）等各項工作。
緊接著，位於近郊的海澱區則利用其首都文教區的特點進一步做消滅“腦體差別”的嚐試。8月27日，海澱區委召開萬人大會，要求在一周內實現全區公社化。到8月30日，全區18個鄉鎮、辦事處和19個農業生產合作社、1個農場合並成為6個公社。9月，各公社範圍進一步擴大，將轄區內的中國人民大學、北京政法學院、清河製呢廠、北京毛紡廠等也納入人民公社管理。中國人民大學參加了四季青人民公社，副校長鄒魯風任公社黨委書記；北京政法學院參加了東升人民公社，院黨委書記劉鏡西任公社黨委書記；清河製呢廠參加了清河人民公社，該廠黨委書記魏振國任公社黨委書記。這些參加公社的單位還派幹部、職工或學生參加公社的具體工作。10月7日永豐人民公社成立後，北京農業大學參加進來，全社有68800多人，土地19萬畝，成為海澱區最大的公社。農大黨委書記施平擔任該社黨委書記。【5】
與此同時，北京其他郊區縣（含縣城街道）接二連三宣布完成全區縣的公社化。8月29日，京西礦區的門頭溝區委常委會決定，將全區18個鄉、6個街道、99個農業社合並為3個人民公社。8月31日，3個公社分別召開了成立大會。就這樣，門頭溝全區三天內實現了人民公社化。接著，9月上旬，周口店區（今房山區）、通州區全區實現人民公社化。9月中旬，平穀縣、昌平區先後全部實現人民公社化。好一番轟轟烈烈熱鬧景象。

二、城內建立四個街道公社試點

麵對郊區的工廠企業、大專院校、縣城街道都紛紛加入人民公社的大潮，城區街道有些按捺不住。當時北京城區主要是由東城、西城、崇文、宣武四個區[3]組成。此時，這幾個區為適應街道大辦工業生產的形勢，辦起了一些街道服務組織。至1958年7月10日北京市街道召開居民“大躍進”大會時，全市已組織330個食堂，有199名工作人員，7700人入夥。【6】7月5日劉少奇同石景山發電廠談話尤其是中央通過《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之後，北京城區開始普遍組織街道居民參加生產勞動，兩三個月內即組織起來15萬人。【7】由此為街道辦公社提供了組織準備。但由於城市情況和農村有很大不同，特別中央對辦城市公社還沒有明確的政策，市委決定先試點。
9月底至10月下旬，城內各區都試辦了街道公社：西城區二龍路人民公社、宣武區椿樹人民公社、崇文區體育館路人民公社、東城區北新橋人民公社。它們和前麵提到的石景山人民公社，構成了當時北京城市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第一批試點。雖然都是城內街道公社，但還是做法差異較大，僅舉以下兩例說明：
二龍路人民公社成立於9月28日，是北京市第一個城市街道公社。為此，《人民日報》進行報道，還拍攝電影《街道春風》。期間，人們對生活集體化、消滅家庭、強求入社很有看法。10月18日，鄧小平聽取中共西城區委第一書記楊伯箴匯報後指示：“城市公社的含義如何？食堂、托兒所，是否就是公社？……把公社含義應弄清楚。”“托兒所可以搞一部分全托。恐怕一個時期中更多的是日托。”“小孩、大人是否都要分開住，生活還是多樣化。恩格斯說家庭要消滅，將來隻是一夫一妻製，反正現在消滅不了，還是一個自願原則。” 【8】然而，在全國大形勢的影響下，這些指示未能及時並有效貫徹。
東城區北新橋人民公社成立於10月22日，在上述4個試點中成立最晚。試點前，全區26個街道辦合並為10個。市領導親自到北新橋街道抓試點。凡在本轄區內（中央和市屬機關、工廠、企事業單位可自願加入公社）的區屬機關、工廠、商店、學校、醫院、小商販、小手工業者、個體經營者以及在本區居住且有正式戶口的16周歲以上的居民均可報名加入。但地、富、反、壞、右及其他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一律不能入社，可以參加社裏組織的勞動。【9】該公社成立後，大力組織居民參加勞動，社辦工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迅速發展起來，適應了廣大婦女擺脫和減輕家務勞動，參加生產的迫切要求。
此時，全國“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已出了很多亂子。1958年11月初召開的鄭州會議開始糾“左”。11月5日，柯慶施等人反映城裏有些混亂，搶購商品，提銀行存款，購置高檔商品，怕廢除票子的情況。這種情勢下，毛澤東對城市辦公社采取了謹慎的態度。11月6日，他指出：城市人民公社是可以搞的，問題是要有步驟，基本原則是不降低現有的工資標準，要有優越性。有先有後，北京、上海慢一點。【10】11月8日，彭真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傳達鄭州會議（正在召開）精神時，說：城市公社還沒有摸出一條路子，毛主席說，上海、北京不要搞快，以免給全國增加壓力，但可以組織社會勞動力參加生產。【11】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武昌）上，毛澤東再次明確表示：對城市人民公社要繼續試辦，積累經驗，等待時機。武昌會議通過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決議》體現了這一“試辦”思想。
在“試辦”思想指導下，1959年，北京城市人民公社化進展不大，主要是完善已有試點公社的工作。首先是整頓思想和作風。城市公社的街道企業在吸納閑散勞動力、發展生產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帶有“資本主義作風”。而另一方麵，“一大二公”帶來了“一平二調”，有的公社以街道辦生產福利事業為由，向機關、企業索要財物，甚至要求資本家、民主人士搞捐獻。【12】對於城市公社存在的“資本主義作風”、貪汙浪費、違法亂紀等，也進行了整頓和檢查。
其次，對於城市公社化中出現的強迫現象（如消滅家庭）和服務組織的問題進行解決。一哄而起的社會服務組織，質量參差不齊。比如，多數幼兒園教師缺乏基本的業務知識，甚至某些市立的和機關、廠礦的幼兒園讓孩子進行力所不及的勞動。【13】1959年3月16日，彭真和副市長程宏毅、市婦聯執委主任張曉梅、楊伯箴、石鋼黨委書記肖平等研究城市公社出現問題。彭真說：消滅家庭是自然的漫長發展過程，但要積極地把職工家屬和城市閑散勞動組織起來參加生產；生產搞起來了，生活就要社會化，需要辦食堂、托兒所、幼兒園，要自願參加；要從實際工作中找出一條通向共產主義之路。【11】城內公社試點在整頓社會服務組織的同時，緊抓生產和福利事業。到1959年底，組織起來的沒有職業的居民已達18萬人。
再次，北京市人委決定在東城區北官廳、西城區福綏境街道辦事處、崇文區安化寺、宣武區白紙坊各建一座公社大樓（又叫共產主義大廈），設計思想是“住宅公寓化，生活集體化，取消家庭廚房”，從而為全社會憧憬著的共產主義社會提供一個樣板。1960年至1961年，安化樓、北官廳大樓、福綏境大樓相繼落成。三座公社大樓都高8至9層。在北京城內以連片低矮的平房、四合院為主的年代，這樣的建築簡直就是摩天大廈。大樓內有電梯上下，樓道內有吊燈照明，主力戶型是兩居室，有安裝浴缸的寬敞衛生間，猶如高級賓館。大樓內設有公共食堂、幼兒園、小賣部、理發室、活動室（舉行乒乓球賽、舞會）。家家戶戶一起吃大鍋飯是當時最流行的共產主義生活方式，因而公共食堂都很大，能同時容納數百人甚至上千人就餐。
住進人民公社大樓的老百姓，都要經過嚴格的政治審查。能搬進這樣的高檔住宅，過上“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生活，讓人羨慕不已。然而，這種美好的共產主義新生活很快被三年困難所摧毀，包括白紙坊大樓因資金不足而未能動工；食堂入不敷出，很多人家在大樓裏搭起廚房，支起了鍋灶；有的大樓的電梯也因電力供應不足而成了擺設。

三、掀起公社化的高潮

廬山會議之後，“反右傾”運動在黨內隨即展開，“左”傾錯誤重新泛濫。1960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先後收到兩份關於城市人民公社的報告，一是中華全國總工會關於哈爾濱市香坊人民公社發展情況的報告，二是河南省城市人民公社鞏固和發展情況報告。兩份報告從多個方麵論述了城市人民公社試辦一年來所顯示的巨大成績和優越性，從而使中央主要領導毛澤東原來“試辦”城市公社的態度發生了重大轉變。這一轉變在他對劉少奇起草的中央關於城市人民公社問題指示稿的修改和批示中有明確反映。
3月6日，劉少奇在起草的這一指示稿中寫道：“由於城市人民公社目前還處於試辦階段，各地關於組織城市人民公社的消息都不要登報，也不要組織群眾性的慶祝遊行。”【14】原稿中還有這樣一句話：“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漢、廣州五個大城市，也不要在一個時期滿街掛上人民公社的牌子（過去已經掛上者不取消）。但是一切有關城市人民公社的實際工作，都應當放手發動群眾去進行。”3月8日，毛澤東在修改時接著這句話寫道：“慢慢掛上公社的牌子則是可以的。除這五個大城市外，其他一切城市則應一律掛牌子，以一新耳目，振奮人心”。毛澤東還批示：“中央希望今年上半年全國城市普遍試點，取得經驗，下半年普遍推廣。各城市應派一位書記率領幾個幹部到哈爾濱、天津、鄭州等處去參觀那裏的人民公社。”【15】3月9日，中央下發《關於城市人民公社問題的批示》，同時將上述兩個報告附後轉發各地。
3月24日至25日，在天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再次提出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的問題，進一步說：“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這個問題，我在鄭州會議的時候是右傾機會主義，因為那個時候，農村刮‘共產風’要擋一擋，城市暫時壓一壓。”【10】p1062
3月31日，《人民日報》發表《一定要繼續躍進，一定能繼續躍進》的社論，說：“事實已經證明，城市人民公社同農村人民公社一樣，具有偉大的生命力，它的發展將是我們實現1960年以及今後的繼續躍進的一個新的重大的積極因素。”並開始介紹一些城市公社化的典型材料。形勢發展如此之快，也就20多天的時間，毛澤東在城市人民公社問題上的態度來了個大轉彎，“批示”中“不要登報”的禁令也被衝破。一時間，各地城市行動起來，掀起人民公社“大躍進”。
作為首都的北京，隻能緊跟這不斷變動的形勢，迎頭趕上。
我們推測，作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兼北京市委書記）的彭真，對中央關於城市公社問題的指示精神應該是能較早了解的。3月4日，彭真和市婦聯、東城、崇文、宣武、朝陽等區的領導，商談將城市居民組織起來搞生產好生活集體化問題，並指示：先把勞動人民、有積極性的人組織起來。第一是搞生產，包括醫療、修理、染衣、補鞋等百姓生活需要的一切服務。第二是生活，辦食堂、托兒所等。在社會主義生產的基礎上搞生活集體化。一不登報，二不敲鑼，實際去做去。【11】市委還研究了在石景山（鋼鐵廠）、清河（製呢廠）、酒仙橋（電子管廠）、門頭溝（煤礦）、琉璃河（水泥廠）等五個工礦區組織或完善人民公社尤其是組織職工家屬參加生產的問題，並於3月23日向中央報告。【16】
3月31日《人民日報》社論發表後，北京市加緊部署城市公社化工作。第二天，市委即召開郊區街道工委書記會議，討論推進城市公社化的問題。4月2日，市委幾個主要領導討論試建城市人民公社問題。彭真說：借機把易燃危險的工廠遷出市區。機關食堂要與街道的分開辦，免得彼此有意見。試辦階段，資本家先留在公社外邊，……看半年再說。【11】4月8日，市委召開全體會議，討論進一步組織城市公社的問題，計劃在10日前就把原已試辦的公社登報，以推動全市各街道普遍正式成立公社。
3月30日至4月10日，全國人大二屆二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李富春副總理在開幕當天的報告中說：“現在，全國各城市正在大辦人民公社，大辦街道工業，大辦郊區農業，大辦公共福利事業，大辦公共食堂，廣泛地組織居民的經濟生活，把城市人民進一步地組織起來，並且使成千成萬的城市家庭婦女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參加社會勞動。”這種“大辦”的情緒感人。4月9日，出席會議的北京、上海、天津、武漢、廣州的市委領導作了題為《建立城市人民公社的偉大的曆史意義》的聯合發言，盛讚城市公社的優越性。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萬裏代表北京市發言，發言中還談了城市公社化對改造舊城的積極意義。
就在五大城市書記聯合盛讚城市人民公社的同一天，《人民日報》、《北京日報》、《文匯報》報道了首都第一個城市公社——石景山人民公社，將這個典型推向社會。顯然，這是個獨具匠心的安排。由此，北京城市人民公社化運動進入高潮。至4月23日，城內四區的34個街道全部建立人民公社（含原先的4個試點）。短短的幾天，北京城區街道公社化急促完成。如同之前北京率先宣布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一場巨大而複雜的社會變革就這樣簡單地“被完成”了。
4月20日，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央報告了組織城市街道公社的工作情況。報告總結了經驗：先組織生產，後組織生活；先吸收經濟上有需要、政治上有覺悟的人入社；不要貿然打亂城市政權的組織係統，如街道辦事處、居民委員會及派出所；一般不同機關、工廠、大專院校合起來辦，但是在工礦區，街道居民多係職工家屬，可以建立以工礦為中心的公社。5月11日，中央批示：“報告中所提出的政策、步驟等問題，對目前正在發展城市人民公社的地區是有普遍指導意義的”，可“參照執行”。並強調了大集體和小自由的問題，重申“隻注意集體，要求什麽都集體，不允許小自由是錯誤的，這一點特別在城市人民公社的工作上要十分注意。”【17】
與此同時，近郊區的學校、工廠和街道的公社化工作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中央下發《關於城市人民公社問題的批示》指出：看起來，以大工廠、以街道、以機關學校三種為中心，而又有各種所有製（國有製，社有集體製，社以下集體所有製）同時存在於一個公社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很好的。這段話是毛澤東在劉少奇起草的指示稿基礎上所加的。受“最高指示”的鼓勵，海澱區的公社在吸納大學、工廠的基礎上，這時又增加了街道居民。經市委批準，近郊的朝陽區分兩批成立了不同類型的5個城市公社，其中酒仙橋人民公社係工廠、農村公社、街道三位一體，農林牧副漁、亦工亦農的大型人民公社。由於市委決定建立11個全民所有製試點的人民公社，朝陽區全區都搞了全民所有製。【18】1960年第7期的《前線》（中共北京市委主辦）社論最後一句這樣寫道：“讓我們高舉雙手熱烈地歡迎城市人民公社運動的新高潮。”麵對這種熱潮，連中央國家機關也開始部署公社化工作。
於是，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裏，北京城市公社化基本實現（近郊少數街道在6月份完成）。在這些城市公社中，城內四區街道公社是主體，其組成人員為街道居民。位於近郊區的帶有城市性質的大企業、大學所在的公社，其組成人員為工農商學兵，屬於“混合型”的。還有的是以工廠職工家屬為主體的城市人民公社。這幾種不同類型的城市公社，都很重視發展街道工廠並辦公共食堂、托兒所等集體福利事業，吸納了大量的閑散勞動力。在城內四個區中麵積最大的西城區，1960年初全區有3.37萬居民參加街道生產服務事業，占街道勞動力的70%左右；建立街道工廠113個；托兒組織196個；食堂88個，鄰裏服務所和修理服務點412個。【8】從1958年北京試辦城市公社算起至1960年6月，除廠礦、機關、學校所辦的170多萬人入夥的食堂外，陸續辦街道食堂3500多個；托兒組織2800多個，收托兒童14萬多人；服務組織2000多個，服務人員兩萬多人。【19】

四、城市人民公社的整頓和消亡

1960年，全國各大中城市公社化也在短短幾個月內宣告完成，造成了嚴重後果。據全國總工會統計，從1960年3月初到7月底，全國190個大中城市裏，已經建立1064個人民公社，公社人口達到5500多萬人，占這些城市人口的77%。全總向中央呈送的《關於整頓和鞏固城市人民公社問題的報告》認為：城市人民公社中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是複雜的、尖銳的，五類分子、少數資產階級分子和小業主進行投機破壞，少數幹部思想作風壞，這是爭奪領導權的問題，應作為最根本問題加以解決。1960年9月18日，中央批轉全總這一報告，並指出：應暫停發展，認真進行整頓鞏固工作。
由於北京城市公社化完成較早較快，問題也較早暴露出來。比如，為追求組織軍事化程度，使一些年老的或不宜參加公社的人被吸收了進來，增加了公社負擔；有些幹部沾染了貪汙、浪費、官僚主義的不良作風；過多追求生活集體化，出現了形式主義偏向，相當一部分食堂、托兒所、服務所有名無實。僅西城區1960年一年用來救助這些事業的費用達116萬元。【8】而且，由於公社的“一大二公”，實行公社統一核算，盲目購置機器設備，造成嚴重浪費。公社成立過程中動用機關、企業、個人資產，侵占了國家和部分群眾的利益，造成不良影響。
中共北京市委認為城市公社出現的各種問題首先是部分生產、服務單位領導成分嚴重不純造成的。為此，北京市從1960年5月開始對公社基層人員和重要部門工作人員普遍進行審查和清理。到6月下旬為止，撤換有政治曆史問題（五類分子、偽軍政警憲人員、資本家等）的3165人。【20】到8月上旬，此次整社工作基本結束。後來在城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五反”）中，再次進行了清查。
1960年下半年，國民經濟形勢已日益嚴峻，各條戰線的調整勢在必行。1961年1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九中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由此到1962年2月全國範圍內開展以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為主要 內容的整社運動。城市公社也進入全麵調整階段。
首先是整頓社辦工業和服務組織問題。街道公社一哄而起之後，大辦工業和服務組織。為此，大批農民被招為城市工人。據統計，在城市公社化掀起高潮的一個月內，北京市就增加了18000多人。【21】人口膨脹增大了消費品供應的緊張局麵。街道工廠產品存在嚴重重複、粗製濫造等問題，浪費了資源，加劇了工業戰線的緊張局麵。而集體福利事業方麵，僅看到了對解放婦女和“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優勢，不注意經濟核算，很快就到了難以維持的地步。隨著糧食供給日益緊張，公共食堂不得不很快麵臨散夥的問題。
為此，北京市從1960年下半年開始對公社工業進行調整，建立健全企業管理製度（加強領導，做好歸口管理），加強技術力量，調整與大廠的協作關係（將原來下放的不合適的重新收上來）。根據中央精簡城鎮人口的指示，從1961年下半年開始，分批動員有還鄉條件生產人員離開。對於公共食堂，先是在整頓、辯論中勉強維持。隨著中央認識的逐步深化（吃不吃食堂都是社會主義），越來越多的公共食堂停辦。到1964年6月，全市還有公共食堂104個，比1960年9月下降94.4%，104個公社食堂中，有街道食堂46個，工廠食堂58個。全市除東城、西城、宣武三個區外，其餘各區皆已無街道食堂。【22】對托兒所等社會服務組織，也按照方便人民、獨立核算的方針予以整頓，絕大大部分進行撤並。
其次，對城市人民公社的所有製性質和政權性質進行了再認識。在城市人民公社建立初期，同農村一樣，發生過“一平二調”的錯誤做法，如街道為組織生產和服務事業，也曾動員群眾捐錢捐物，並擠占了一些居民和單位的房屋。根據中央和市委關於糾正“一平二調”指示，進行了清理和退賠。另外，在石景山、酒仙橋等以大工廠為主體並有農村加入的城市人民公社，本以為通過集體所有製過渡到全民所有製，能夠消滅城鄉差別、工農差別，但實踐證明，這是行不通的。
在政權性質的認識方麵，按照當初的構想，城市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並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基層單位。但由於城市情況比農村複雜，一方麵很難像農村那樣按地區組成“工、農、商、學、兵”相結合的公社；另一方麵，大工廠、機關、大學等參加城市人民公社也僅是一種形式，公社無法對其實行統一領導和管理。1962年，根據市委指示，各街道人民公社實行政社分開，恢複街道辦事處，公社實際上成為隻管理街道生產、服務事業的經濟組織。規模龐大的石景山人民公社，在1963年5月設為石景山辦事處，相當於區一級政權，直接受市人委的領導。這樣工廠社會福利劃歸辦事處管理，使工廠專注於生產事業。
街道辦事處的重新恢複在很大程度上宣告了城市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失敗，但並不是城市人民公社的結束，真正結束是“文化大革命”中“革命委員會”這種集黨、政、軍為一體的機構的建立。而城鄉結合部集“工、農、商、學、兵”於一體的人民公社體製的真正終結還要晚一些，至1983年中共中央印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幹問題》的文件，提出政社分設，恢複鄉鎮建製。由此，農村公社也成為曆史。但其實踐為探索中國特色主義道路留下了深刻的教訓。

【參考文獻】
【1】北京市順義區史誌辦：《順義建設史》，北京出版社2010年版，第112頁。
【2】北京市大興區黨史辦：《大興建設史》，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115頁。
【3】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514頁。
【4】《毛主席視察河南農村》，《人民日報》1958年8月12日。
【5】王榮梅：《海澱區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特點》，《北京黨史》2008年第1期。
【6】北京市檔案館存檔案，檔號：1—28—32。
【7】《中共北京市委關於城市人民公社工作問題的報告》（1960年4月），北京市檔案館存檔案，檔號：1—2—64。
【8】《北京市西城區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頁。
【9】《東城建設史》，長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160頁。
【10】《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891、893頁。
【11】《彭真年譜》（未刊稿）。
【12】《中共北京市委關於人民公社不得向機關、企業索要財物的通報》（1958年11月13日），《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8），第868頁。
【13】《中共北京市委對市教育局黨組關於幼兒教育工作的批示》（1959年7月8日），《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9），第503頁。
【14】《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三冊，第60頁。
【1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第55頁。
【16】《中共北京市委關於石景山等五個工礦區組織職工家屬參加生產勞動向中央的報告》，《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60），第262頁。
【17】《中共北京市委關於城市人民公社問題向中央、主席的報告》，《北京市重要文獻匯編》（1960），第403頁。
【18】《劉仁在市委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提綱》（1961年7月6日），《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61），第500頁。
【19】萬裏：《關於北京市1960年國民經濟計劃、1959年財政收支決算和1960年財政收支預算草案的報告》（1960年6月24日），《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60），第552頁。
【20】北京檔案館存檔案：1—28—23，1—28—34。
【21】北京檔案館存檔案：1—28—33。
【22】北京市檔案館文件1—28，第25頁。

[1] 1958年4月1日，北京市人民委員會發布命令，根據3月7日國務院72次會議關於將河北省通縣等5縣劃歸北京市的決定，自即日起，大興縣劃歸北京市領導。5月11日，大興縣改區建置，原南苑區西紅門等5個鄉劃歸大興區領導。
[2]《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第450頁。
[3] 2010年，崇文區並入東城區成為新的東城區；宣武區並入西城區成為新的西城區。為研究方麵，本文中的東城、西城指合並前的區劃。


該文原載《當代北京研究》 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