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出版小店曾風流 ——亞東圖書館往事

■ 汪孟鄒

■ 汪原放

■ 1928年亞東圖書館編輯所同人合影，後排左起第四人為汪原放

■ 俞平伯新詩集《冬夜》，亞東圖書館出版，三十二開橫式豎排

■ 亞東圖書館1924年初版的朱自清新詩和小品集《蹤跡》，豐子愷設計封麵

■ 亞東圖書館書籍廣告

■ 《胡適文存》書影，亞東圖書館1930年初版

■ 1936年，胡適為亞東圖書館重印《新青年》題詞

　　魯迅在《為半農題記〈何典〉後，作》一文中說：“我以為許多事是做的人必須有這一門特長的，這才做得好。譬如，標點隻能讓汪原放，作序隻能推胡適之，出版隻能由亞東圖書館。”

　　亞東圖書館，安徽績溪人汪孟鄒創建於1913年。過去，名詞“圖書館”具備雙重含義，其一表示“出版社”。所以，“亞東”這個“圖書館”並非現在意義上的“圖書館”（直到新中國成立後，“圖書館”才專指搜集、整理、收藏和流通圖書資料以供讀者進行學習和參考研究的文化機構）。

　　壹  小荷露尖角

　　1903年，汪孟鄒聽從業師胡晉接提議，由朋友周棟臣出麵邀了1200元的股金，在蕪湖徽州會館隔壁開辦“科學圖書社”。該社是安徽省第一家新書店，主要代理全國各地出版的新文化書刊，兼營儀器、文具等。

　　汪孟鄒大哥汪希顏，同陳獨秀、章士釗“感情極好”。可惜汪希顏才華橫溢卻英年早逝。臨終前，他將大弟汪孟鄒介紹給“皖城誌士陳仲甫（即陳獨秀）”。於是，陳獨秀與汪孟鄒相識。

　　辛亥革命成功第三年，汪孟鄒受時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的陳獨秀鼓勵，承蒙安徽都督柏文蔚幫忙，到上海在福州路（原四馬路）惠福裏正式辦起“亞東圖書館”（以下簡稱“亞東”），並同時將大哥汪希顏兒子汪原放從蕪湖召來上海協理經營。

　　“亞東”開業，便在上海各大報上刊登廣告《上海亞東圖書館宣言》，喊出“聚海內耆宿、歐學巨子，綜輯群藝百家之言，迻譯歐美命世之作”辦館宗旨。接著編印出版由學者胡晉接、程敷鍇合著的《中華民國四大交通圖》《中華民國自然地理圖》以及胡晉接編的《新編中華民國地理講義》。陳獨秀鼎力相助，抽空為“亞東”編寫了《新體英文教科書》。

　　不久，陳獨秀應章士釗邀請，東渡日本協辦《甲寅》雜誌。《甲寅》在日本出了四期（一共十期），在上海出的六期均由“亞東”發行。由於雜誌第九期上章士釗發表名為《帝政駁議》反袁文章遭禁（這是“亞東”出版遭禁的第一種書刊）。《甲寅》在當年中國知識界享有相當高的聲望，而“亞東”因發行該雜誌開始叫人認識。

　　從日本回國後，陳獨秀找汪孟鄒商量，想讓“亞東”幫他出本雜誌，說“隻要十年八年的工夫，一定會發生很大的影響”。汪孟鄒甚表讚同，但實在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因為當時“亞東”地圖生意不好，又正在印刷《甲寅》雜誌，經濟拮據，無法領受老友重托。故將新辦雜誌引見給同行群益書社的陳子沛、陳子壽兄弟，“亞東”可代理銷售。結果取名為《青年》的雜誌於1915年9月15日問世。後來考慮到該雜誌與另一份叫《上海青年》的周報名字有些雷同，所以打1916年9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一號起，正式更名為《新青年》。現代中國革命史上最重要的雜誌之一——《新青年》，就是這樣誕生的；就是這樣和“亞東”藕斷絲連的。

　　1913年至1918年期間，“亞東”生意慘淡，館址也換來換去，即自開館時的惠福裏，搬到河南路平和裏，再移至江西路口的福華裏，總是離不開狹窄弄堂。陳獨秀對此極不滿意，多次勸說汪孟鄒一定要把“亞東”遷出弄堂深處上馬路邊沿。終於在1919年冬，“亞東”落戶廣東路（五馬路）棋盤街西首84、85號。

　　貳  黃金十二年

　　陳獨秀擔任北大文科學長後，推薦“亞東”代理北京大學出版部書籍，專門銷售北大一些名學者如楊敏曾、崔適、錢玄同、楊昌濟、梁漱溟等的著作。“亞東”除了銷售《新青年》，還有《國民》《新潮》《北京大學月刊》等17種月刊以及《每周評論》《星期評論》《新生活》《星期日》等十多種周刊。一係列出版新氣象，令“亞東”走上正軌，經濟從此逐漸好轉。

　　出版、銷售進步書刊，使“亞東”站在新文化運動傳播最前沿，不少大牌出版商拒印的宣傳新思想書刊，“亞東”隻要經濟上允許就敢承接。如孫中山1919年8月創辦的理論刊物《建設》雜誌，一共出版了24期，全部是“亞東”印刷和發行的。另外李大釗創辦的《少年中國》《少年世界》月刊；羅家倫、傅斯年等北大教員創辦的《新潮》月刊等，均受到讀者積極響應，購買熱烈踴躍，有時書刊一上櫃台則售罄。

　　1922年9月13日，中共中央第一份機關報《向導》在上海創刊。陳獨秀要求“亞東”籌措最好紙張以作《向導》印刷用。“亞東”是《向導》周刊全國四個分售處之一。

　　五四運動後，各地進步青年受新文化運動影響，紛紛建立文化書社，出售進步書刊感召、發動群眾。這些文化書社經陳獨秀介紹，都和“亞東”建立了業務聯係。陳獨秀曾為惲代英創辦的武昌利群書社、毛澤東創辦的長沙文化書社，各向“亞東”作了三百元營業額往來擔保。毛澤東就曾於1920年6月拿著保單親自到“亞東”聯係過業務。

　　早在1916年，汪孟鄒就寫信給陳獨秀，向他舉薦留學美國的胡適。而胡適對“亞東”那是傾盡“督促之力”。“亞東”投桃報李，為胡適出版了九種書，其中最早一本是胡適翻譯的《短篇小說》第一集，後來還有白話詩集《嚐試集》《胡適文存》等。

　　中國古典小說曆來沒有標點，有的甚至未分段落，讀者看著非常吃力。汪原放立誌要改變原有排版形式標點名著並得到陳獨秀全力以赴。經過八個月不遺餘力，由汪原放標點、分段的《水滸》於1920年8月20日通過“亞東”正式發行。魯迅曾對“亞東版”中國古典文學標點本作出公正評價：“雖然不免小謬誤，但大體是有功於作者和讀者的”。

　　1919年至1930年，是“亞東”成立以來出版鼎盛時期，共出書127種，其中重點的、風行一時的有孫中山的《孫文學說》、陳獨秀和胡適著作、吳虞的《吳虞文錄》、田壽昌宗白華郭沫若的《三葉集》、高語罕的編譯著《白話書信》等、俞平伯的《冬夜》等、朱自清的《蹤跡》、豐子愷的《音樂的常識》等、李季翻譯的《通俗資本論》等、蔣光慈的《少年飄泊者》等、錢杏邨的《義塚》等、洪靈菲的《轉變》等、錢君匋的《水晶座》……職工最多時達45人，包括編輯20人。銷售代理處遍布內地各省，國內外共有網點193個，每年營業額在七萬元左右。

　　“亞東”館址也隨著生意興旺發達先後搬到牯嶺路114號、長沙路（正賢坊口）210號、新閘路鴻祥裏。

　　叁  江河日日下

　　1931年“九一八”事變和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殃及“亞東”各個代銷網點，讀者購買力下降，營業漸落。屋漏偏逢連夜雨，1929年後，上海書市出現大量盜印的“亞東版”古典文學標點本以及翻印本，小如蔣光慈的《少年飄泊者》、高語罕的《白話書信》；大如套書《獨秀文存》《胡適文存》。因成本高企，“亞東”與當時上海灘上搞“一折八扣”、粗製濫造書商競爭中敗下陣來。又因為大革命失敗後的嚴酷形勢，迫使一些進步書刊如《新青年》《向導》的停售、楊之華的《婦女運動概論》等停售毀型。再加上1934年前後國民黨政府對左翼文藝書籍和社會科學書籍大量查禁，“亞東”不能幸免，自章士釗主編的《甲寅》雜誌遭禁，另有十多種進步書刊遭當局無理禁止發行。

　　一而再，再而三打擊，令汪孟鄒與汪原放這對本來意見就相左的叔侄對“亞東”經營與發展產生嚴重分歧。因為背道而馳，1930年1月24日兩人請胡適見證，叔侄分家。1933年3月8日，請章士釗證明，汪孟鄒退出，“亞東”交汪原放兄妹三人共同管理。

　　陳獨秀一直關心“亞東”的出版和經營。當獲悉“亞東”經濟上已不堪支撐，心急如焚，頻頻去信為之出謀劃策、解難分憂，勉勵汪原放樹立信心、身體力行。陳獨秀為“亞東”資金周轉一事特地寫信懇請老友柏文蔚設法援助。得知“亞東”四處借款不成，準備招股成立股份公司，陳獨秀去信勸阻，提出好友集資合辦方案，並建議汪孟鄒重出江湖，改組整頓“亞東”。

　　1935年4月，汪孟鄒重掌“亞東”，汪源放則回安徽老家。為節省開支還債，編輯部無奈縮到西藏中路475弄6號，門市部也僅剩下四馬路晝錦裏一個門麵，許多老職工辭工出走。

　　胡適看在眼裏急在心裏，也在為“亞東”渡過難關奔波，寫信求助商務印書館的王雲五。但商務印書館此時自身難保，無力援手。

　　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全麵爆發，門市部被迫關門。不得已“亞東”在金華、廣州、昆明等地設立辦事處，勉勉強強維持出版。

　　抗戰勝利，迎來曙光。但“亞東”身受重創，光憑借自身力量回天乏術。本來希望聯合上海四五家小書店組織一個公司，由顧頡剛任總編輯，再掙紮幾下。沒想到計劃最終流產。“亞東”在1941年至1949年近九年期間，可憐地隻出版了三種新書，靠賣存書度日。這時候的“亞東”，猶如“明滅的殘燈”。

　　上海解放。1950年8月，“亞東”加入通俗出版業聯合書店。登記入會時，在冊人員除老板汪孟鄒，僅留兩個職工和一個夥夫。既沒有門市部，更沒有分支店。周轉資金極其匱乏，書刊出版也無任何計劃。

　　1953年2月13日，風雨飄搖中的“亞東”走到了盡頭。經上海市軍管會決定：“亞東”歇業！

　　幾乎與此同時，“亞東”創辦人汪孟鄒病逝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