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麽叫春秋筆法？看寫柯慶施的東西之比較 （ZT）

這位鄧兄的話比較可信，為嘛？實在是拍柯馬屁冒得用了， 不踩一腳就算仁慈了，而陳丕顯則不同。--轉載者


鄧偉誌：柯慶施“左”嗎？

 

 

     在中共八大的20名政治局委員中，至今沒有出版傳記的，隻有柯慶施一位了，看來對柯慶施的評價還有難度。對柯慶施一生進行研究的人可能也不多。要不，在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富有權威性的工具書——《中共第一屆至十五屆中央委員》名錄中，對柯慶施所作的七百多字的簡介，居然出現了年代上的差錯。

     長期以來，不僅出版物中沒有柯慶施的書，就連單獨評價柯的文章也沒有。大多都是在講什麽事的時候，帶上一筆。這“帶上一筆”又分兩類，一類是指名的，再一類是不指名的。指名的多是否定柯，不指名的多是肯定柯，熟悉情況的能看懂這是在說柯慶施做過的一件好事。

最近終於出現了兩篇專門講柯慶施的文章。一篇是馮錫剛的《“好學生”的最後十年》；一篇是金平的《關於柯慶施幾件事的真相——評〈“好學生”的最後十年〉》（均見《隨筆》雜誌）。前者全盤否定柯，後者充分肯定柯。這引起了我的注意和思考。

柯慶施支持“評海罷”嗎？

“文革”以後，柯慶施在政治上的名聲不好，最主要的一個緣由是盛傳“柯慶施支持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大家知道，三十年前一直講，是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以下簡稱“評海罷”）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文革”被否定以後，“評海罷”成了十年浩劫的先聲，人們很自然的對“評海罷”的支持者有反感。社會上有很多書籍、文章都在講是柯支持“評海罷”的，還能不相信嗎？

可是，不符合事實的話重複千遍，也決不能等於事實。

“評海罷”的始作俑者是康生等人。先是曹軼歐請人評，後是江青組織人寫。1964年，江青在北京找人寫，未成，1965年春又轉而到上海。江青是怎樣找到張春橋、姚文元的？是不是通過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還是其它人，說法不一。不過，可以從姚文元的寫作時間上找到一些線索。

為了弄清姚寫作的時間，我向當時同姚坐在一個辦公室的胡錫濤打聽。胡錫濤回信說：“4月（65年——鄧注）下旬，內刊與華東局辦公廳對換辦公地點，從丁香花園遷出，搬入宛平路11號那幢三層樓。我的辦公室在第三層樓。……我搬入時，我的辦公桌是很小的一張，而在右側有兩張大寫字桌。公務員說是為姚文元準備的，他寫文章要大桌子。五一節過後不久，姚大搖大擺來了，我弄不清他來幹什麽，但他是內刊編輯部副主任兼文藝組長，是我頂頭上司，我不過問他的事。他來後，沒有馬上進入寫作，先是到二樓與原《解放》雜誌的同事聊聊，如欽本立、林學淵等等，但也沒有透露寫什麽文章。直到過了近一個月，我在周末過組織生活時，聽林學淵講：姚文元在寫評吳晗的《海瑞罷官》，是由翁佩珍打字、油印，看到油印稿，才知道這件事。我聽了也沒在意，姚寫批判文章多了，以為這一篇也隻是個人興趣所致。……從五月一直搞到十月，斷斷續續寫了六個月，大約寫了十稿。……他寫到第八稿時，主動讓我看稿（平時我不看他的一堆書稿），還叫我提意見。”

另外，據協助姚查史料的一位曆史教師講，姚是於1965年5月開始動筆的。姚在寫了好幾稿以後，交中共上海市委領導審閱、討論、修改、定稿的，最後於1965年11月發表。

姚文元當時的編製在解放日報文藝部。報社當時的領導最近說：“姚文元寫評海罷時，向我請過假，說市委要他寫個東西，“五一”以後文藝的稿子一般不看了……”

這就是說，在姚動筆之時，柯已於1965年4月9日離開人間。柯又怎麽會支持“評海罷”呢？有人說的，江青是2月到上海找人寫的。就算姚2月開始準備。那2月柯已在廣州養病，3月從廣州出發與賀龍、聶榮臻同機去成都，在成都養病。組織上早已決定柯一般不再過問上海的工作。試問：柯怎能給姚文元以支持呢？

據當時的衛生部長錢信忠說，自柯動手術後，他便遵照周恩來的指示，陪柯在北戴河等地療養。柯“自1964年7月至1965年4月逝世，就沒回過上海。”——為了印證錢部長的說法，我請友人排了個時間表。柯1964年3月28日發燒，29日住進華東醫院，4月17日周恩來專程到上海了解柯的病情。4月18日周恩來代表黨中央批準專家對柯做肺癌手術的建議。4月19日周恩來在滬參加柯的術前會診。4月20日晨，柯開始手術，周恩來在醫院守候了3小時。當晚，周恩來看望尚未蘇醒的柯。5月，周恩來、陳毅陪同外賓訪滬，一下飛機就趕到醫院看柯。7月14日經中央安排，柯由錢信忠護送前往北戴河養病。9月18日柯離開北戴河去北京。10月柯在京與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參加國慶活動。10月23日由北京去廣州養病。1965年1月19日，柯在廣州與鄧小平一同會見日本共產黨總書記宮本顯治。3月23日柯離廣州去成都。——至於這段時間有沒有熱線聯係？金文提供了一個材料，據日夜都在柯身邊的機要秘書說，絕無這方麵的聯係。讀畢金文，為了進一步核實，我又請教了這位日夜都在柯身邊的機要秘書。他斬釘截鐵地回答：“確實沒有。”

時任華東局宣傳部部長的夏征農當時就認為江、姚秘密地“評海罷”是“不正派”的，後來就不再參加“評海罷”一文審查、討論。據他說：“姚文與柯老沒有關係。”當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的楊永直也說：評海罷“與柯慶施毫無關係。”

我還清楚地記得，在1966年秋，在“打倒一切”的思潮下，上海以及北京等地有人在“炮轟上海市委”，質問：“上海市委為什麽沒有走資派？”。上海市委的領導為了堅守陣地，抵擋“炮轟”，一再提到：“上海市委是緊跟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是在市委XXX和XXX主持下寫出來的。”還有位領導同誌說得更具體，姚文中的那句話是根據他的意見加上去的。我等當時也是以此向北京那些來點火的人這樣解釋的。

據上麵提到的那位協助姚查史料的曆史教師講，他曾在姚的帶領下去市委參加“評海罷”一文的第一次討論，在場的有三位市領導，沒有柯慶施。

由此可見，柯支持“評海罷”一說，純屬以訛傳訛。

不過，這裏有一個難點，那就是江青在1967年4月12日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談到“評海罷”時，說：“柯慶施同誌是支持的”。江青自己說的總不會假吧！未必。金文在剖析江青心態時，指出：江青是“把柯拉來撐自己的腰”。這是有道理的。柯是在建黨前入團，建黨幾個月後轉黨的，這一資曆是夠得上讓江青拉來壯壯聲勢的。不過，我認為還有一種可能。在分析江的心態時，請注意江青講話的時間。時間是：1967年4月。也就是說，原來支持、主持“評海罷”的上海市的領導這時都已經被打倒了。江青總不能抬出那些已被打倒的市委領導來為自己塗脂抹粉吧！柯慶施已蓋棺論定了，柯慶施已經不能說話了，江青抬出“‘無’口難辯”的柯慶施，誰還不聽她的？誰還不信她的？

江青可以胡說八道，我們不能胡說八道。年輕人可以被江青矒住，過來人不應當被江青矒住，參加過柯慶施追悼會的老人更不應當被江青矒住。我沒有參加柯老的追悼會，可我記得，在北京參加吊唁的有五萬人，參加公祭的有一萬三千人，在上海參加柯老追悼會的也有萬把人。再請讀者留心一下江青在說柯支持她時，還有一句：姚的“評海罷”炮製了“七八個月”。姚的“評海罷”發表於11月。11月之前的七、八個月是什麽時間呢？算得出來嘛！

——本文寫出初稿後，在《百年潮》（2003年4期）上讀到一篇文章，說張春橋、姚文元“評海罷”，“背後有江青、有上海市委書記、政治局委員柯慶施”。如果不是作者筆誤，那就是在向曆史真麵目上邁進了一步，隻是不該再講有柯在背後。

繼而，又在《炎黃春秋》（2003年4期）上讀到陳鐵健的文章，講到他1978年12月為編寫國史與鄭惠到上海 “收集江青丶張春橋丶姚文元及其後台策劃批判案的內幕資料”, “我們拿到大量可靠的有用資料.其中包括當年隻送毛澤東丶江青等幾個人的內部情況匯報等絕密資料,以及該報記者列席上海市委書記處(陳丕顯丶曹荻秋丶張春橋等參加)貫徹實施 ‘引蛇出洞’策略的一係列會議的記錄。” 很清楚，陳在文中列舉的名單無“柯慶施”三個字.是的，隻要能“一目”這些至今都應該得到妥善保存的市委會議記錄,則能“了然”與柯無關了。

柯慶施“左”嗎？

“文革”以後，柯慶施政治上名聲不好的又一個緣由是：“柯慶施‘左’”。

不少文章講到柯慶施“左”，“ 整人”。我認為這沒有冤枉柯慶施同誌。柯慶施確實“左”。不“左”，1957年怎麽會在上海整出一萬五千多“右派分子”來？不“左”，1959年以後怎麽會反出那麽一批“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來？關於柯的“左”，我手頭還有不少馮錫剛所沒有寫到的材料。為了寫這篇文章，我首先訪問的是一位我所尊重的“大右派”，他對柯有意見，他講了許多柯的“左”的表現。

不過，要衡量“左”的程度，總要有點量化，總要作些比較。


就拿“反右派鬥爭”來說，那是“文革”前最“左”的政治運動了。反右把不少人的“左”的情緒激發了出來。柯呢？柯在反右中否定了不少下麵送來報批的內定右派。《勞動報》總編馬達，總工會領導認為他是十足的右派。文匯報黨組書記欽本立，還有唐海，文匯報領導認為他倆夠上右派。解放日報副總編馮崗，解放日報認為他夠上右派。報批時，市委宣傳部長石西民替他們幾位解釋了幾句。柯慶施說：“這幾個同誌是缺少經驗的問題。他們是有錯誤，不能做現在的工作了，給他們一點處分也是應該的，但不要劃右派。右派劃多了不好。這些人還是可以用的。”當時在場的解放日報副總編王維回憶這段往事時，說：“柯老的這些話都是最關鍵的一些話。在當時的形勢下，如果不是柯老講了這樣的話，石西民一個人是保不下來的。”

在柯慶施“右派劃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導下，上海市第二商業局整個局裏沒有劃一名右派。當時的商業二局局長裴先白說：“我們是搞食品供銷的，有的同誌講些怪話……我們就沒有打右派。不打右派的事，柯老沒有問過我。”

在柯慶施“右派劃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導下，上海科委係統的科技人員沒有劃一名右派。當時的科委主任舒文回憶說：“上海市委召開一次常委會議，柯老主持。……會上發了兩個科學家的材料。從當時看來，他們的言論超過劃右派的標準。柯老把這兩個人的材料印出來交給大家討論，讓每一個人發表意見，會議開了一整天，每個人都發表了意見，大家意見不統一。這時，柯老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把這些人劃成右派對國家有利還是不劃成右派對國家有利？二、這些人都是從國外回來參加祖國建設的。他們為什麽回來？說他們反黨，不過是思想上有些轉不過來，他們絕不會反黨。柯老的這種傾向性意見啟發了大家，一致認為還是不劃右派為好。這件事造成的直接影響是，科委係統的研究人員一個右派都沒劃。”——，在這兩個“漏劃右派”中，有一位始終不知道市委常委保他過關的情節。在反右派鬥爭45年後頗為詫意地回憶說：我1957年提出“科學院應該由科學家來管理，得罪了領導，引來了麻煩，但是沒有把我劃為右派。”

在柯慶施“右派劃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導下，上海的外事係統沒有劃一名右派。

還有，關於在大學生中抓右派的問題，柯慶施告訴複旦大學黨委書記楊西光：“應該實事求是，不能套比例。”

上述幾例，足以告訴我們：柯在聲勢浩大的反右鬥爭中，是“左”中有不“左”。他還是手下留情的。

也許還有人說，幾個事例並不能充分說柯慶施在反右中的表現。那還有一個證據，這就是受到馮錫剛等許多人所批評的柯慶施的著名報告《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195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上海一屆二次黨代會上的總結發言）報告裏有這樣一句話：“某些單位經過實事求是的全麵分析後，如果確實沒有發現右派分子，那就不要去進行反右派鬥爭”。這是何等鏗鏘有力的聲音！大家知道，五七年的反右一直延續到五八年。有一部分“五七”戰士實為五八的兵。身為市委第一書記的柯慶施同誌在那種形勢下能喊出這麽一句，是有千鈞之力的。這個報告是公開的呀！是代表市委的呀！在上海這次黨代會前後，不隻上海一地在開黨代會，與此同時，各地都有人在做報告。我粗粗對比了一下，更加體會到柯老這句話的來之不易。此說一出，雖不能力挽狂瀾，但擋住了一大批優秀人物被劃進中國55萬右派之中。由於柯慶施堅持“不能套比例”，以致上海雖然劃了15419名右派，但是，相對數還是比別處明顯“落後”。

1959年廬山會議以後,上海開展過反右傾。據《中國共產黨在上海8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記載：戴右傾機會主義帽子的173人，作嚴重右傾、嚴重個人主義結論的2225人，其中受黨紀處分的289人，其比例也大大低於全國。全國被重點批判和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約365萬人。在這個數字麵前該如何解釋呢？是“左”還是右呢？鑒於左右為難，有人提出是不是不要再沿用“左”和右來論人了，值得考慮。

何來“以柯代周”？

既然提到了《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就不能不岔開來多說幾句同《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有關的事。馮錫剛講柯在上海市黨代會上的這一報告，在南寧會議上曾被毛澤東用來將周恩來的軍。馮寫道：毛“取出柯慶施的報告當眾將周恩來的軍：你能寫出這樣的文章嗎？”“毛澤東一度想以柯慶施取周恩來而代之”。“鄧小平主持的中央書記處會議明確表示，沒有必要改變周恩來總理的職務。”馮講的這一段故事，即“以柯代周”說，長期以來，是強加給柯慶施“反總理”罪名的“重要依據”。不僅國內，連外國友人都認為周恩來的總理一職是別人難以取代的。輿論上出了個“以柯代周”，柯的政治聲譽自然不好。

對南寧會議上的情況，我沒看過記錄，照理沒有發言權。我隻見到在毛的《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提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的注釋中，是這樣寫的：“毛澤東講話中說：柯慶施這篇報告，請大家看一看。上海有一百萬工人，工業產值占全國的五分之一，又是資產階級集中的地方，曆史最久，階級鬥爭最尖銳，這樣的地方才能產生這樣一篇文章。”我看，這樣一種講法很像毛澤東的風格，是可信的，真實的。毛有沒有以此將周的軍，從這一段注釋中看不出來。

事實上,由柯做報告的這次中共上海市黨代會，自始至終都在接受著周恩來的領導。周恩來專程來滬,在1957年12月20日召開的上海黨代會上作《世界形勢和整風任務》的報告。據中共中央上海局辦公室副主任楊穀方同誌回憶：12月22日，柯慶施陪同周恩來視察上海西郊的黎明農業社的溫室養殖蘑菇和陶家橋養豬場、牛奶棚，看望長浜浪小學的師生。中午二人沒顧上吃飯，又一起到曙光農業社同下鄉鍛煉的四十多位大學生座談。12月25日，柯在黨代會上作《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的報告。周也蒞臨了這天的大會。柯的報告不僅在會議開幕時呈送在上海的周總理審閱。早在開會前數日已送給了毛澤東、周恩來和上海市長陳毅，三位都認真作了修改。胡喬木還在這份報告中就階級矛盾問題加了很長的一大段內容。柯慶施怎麽會像馮錫剛所講的那樣，不把總理放在眼裏呢？關於周恩來與柯慶施二人之間的深厚友誼和工作上的默契，鮮為人知。可能的話，我打算另寫文章。這裏隻講一個細節。那就是馮文指責柯慶施在《紅旗》創刊號上發表《勞動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是秉承毛的，“是柯慶施高於其門他地方官員之所在”。馮這裏所說的“高”是指在“左”的高度上高。實際情況恰恰相反，柯的《勞動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一文本是他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發言。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應該講什麽？有十多個省專講反右，而柯沒講。在這個會議上，還有一個內容是反反冒進。周恩來等檢討了在經濟工作上的反冒進。而柯一貫十分尊重周總理,所以他堅持不談經濟，因為講到經濟就回避不了反冒進。既不講反右，又不講經濟，還能講什麽呢？隨柯到會的幾位老人說：柯想了很久很久，結論是講文化。高！這確實是柯“高於其他……”之處。馮文批評柯文中有“熱昏的胡話”。馮沒有說錯。可是如果做點比較研究，如果設身處地想一想，結論就兩樣了。難怪在柯老去世後，周總理對上海市工業生產委員會副主任顧訓方說：“現在缺少這麽一位像柯老這樣能夠把華東的工作統抓起來的人……”是的，直到六大中央局撤銷，華東局都是“秘書長掛帥”，沒任命第一書記。

馮文還提到，“1958年《人民日報》元旦社論標題《乘風破浪》，並非偶然的巧合。”似乎也是“毛澤東的安排。”對不起！請馮先生看一下在中央通知中，其大名被毛澤東置於周恩來、劉少奇之上的吳冷西（必須提前在這裏說清楚，毛把吳置於周恩來、劉少奇之上，斷無以吳代周、以吳壓劉之意）是怎麽說的。吳寫道：“我看了很吃驚，為什麽通知把我的名字放在最前麵？我當時是人民日報總編輯兼新華社社長，很自然地想到是不是這次會議特別同報紙和通訊社有關。我首先聯想到，人民日報在幾天前發表的元旦社論《乘風破浪》，隻經少奇同誌和周總理審閱定稿，沒有送毛主席（他當時在杭州）審閱，是不是有什麽問題？”顯然，可以從吳的回憶中得出兩點結論：第一，不能簡單地依名單次序論高低。過去的“名單學”沒那麽嚴格。第二，《人民日報》元旦社論，顯然不是毛澤東的安排，而是少奇同誌和周總理的安排。

周恩來批準中共上海黨代會的報告《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稱讚《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這是黨中央對中共上海市委工作的肯定。上海的建設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在任何一本黨史中都找不到“毛以柯壓周”的說法。即使毛用柯的《乘》文將了周的軍，那也同上海市委的工作成績無關，更與柯本人無關，怎麽能由柯來承擔責任呢？

至於馮文所謂毛想讓柯取代周。這就更離奇了。馮文又雲：是書記處否定了以柯代周。可能嗎？堂堂一國總理的去留就那麽簡單嗎？如果真有以柯代周之事，不成，退而求其次，把柯補為副總理，不礙事吧！可是，次年（1959）換屆時，在16名副總理和16名副委員長中，沒有柯的名字。事隔7年之後,到了1965年1月的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柯才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當時六個大區的第一把手，兩位任副總理，兩位任人大副委員長，兩位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史實告訴人們,1958年的 “以柯代周當總理”之說不能不歸於主觀的臆斷。

據毛澤東身邊的汪東興、周恩來身邊的秘書衛士們、柯慶施身邊的陳文等老同誌,都證實沒有聽到過毛有一絲一毫的“以柯代周”之意。連一位對柯很有意見的南寧會議與會者也說：不論在會內，還是在會外，都沒聽見過“以柯代周”。——我渴望能有更多的資料來證實、證偽這一問題。


我分析，馮先生說書記處否定“以柯代周”，可能是張冠李戴了。八屆五中全會後，舉行過一次在京政治局會議，柯等七八位政治局委員都沒參加。會上挽留過總理，但壓根就沒有“以柯代周”之說。曆史啊！隻能一是一，二是二。　

如何評價柯慶施？

如何評價柯慶施？是有難度的，但不是世界難題，不是哥德巴赫猜想。隻要肯花功夫，一定會取得突破性進展。為此，我建議：

第一，要投點力量研究。不論對柯作何評價，柯都是一個有影響的人，是政治活動家,是中共黨史丶中國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的重要人物。現在，柯的下屬，下屬的下屬都出傳記了，柯的傳記也到該出的時候了.現在，整過柯的，被柯整的，都出了傳了，為什麽柯就不能出呢？不管馮文的觀點怎樣，單是批評馮對柯研究不夠，我想，馮是會接受的。馮說什麽柯慶施1962年向毛澤東進言：《海瑞罷官》是借古諷今。白字黑字必須要有根有據。1966年2月，毛澤東在武漢講得很清楚：“要害是罷官，發明權是康生的。”馮既然是從“毛澤東的好學生”的角度批柯，怎麽能不讀毛呢？我曾以“柯在1962年前看沒看過吳晗的《海瑞罷官》”為題，谘詢了七位熟悉柯的老同誌。回答是：“沒有”，“不可能”，“《海瑞罷官》在北京橫豎沒演幾場。他要是看過，會跟我們講的。他62年沒提過《海瑞罷官》，62年後也沒提過《海瑞罷官》這回事。”馮還說什麽柯“嚴禁”傳達1962年周恩來、陳毅的廣州講話。我認為，馮先生隻要稍作調查研究都不會這樣寫。“嚴禁”傳達？我就聽到了嘛！不過我聽的是傳達的傳達。我，性別：男；年齡：23歲（62年）；工作單位：上海社科院學習室；職稱：研究實習員；政治麵貌：非黨；傳達地點：上海市陝西北路186號二樓小禮堂；傳達時間：記不清；傳達人：院黨委書記李培南等。——有些人可能知道，廣州科技會上周總理講的“知識分子屬於勞動人民”,中央有人不同意,上海因此沒有廣泛傳達。有史為證,不讓傳達的人不是柯慶施,而是中共中央宣傳部.

不研究就批判，不好；不研究就不點頭不搖頭不表態，也不好。為了研究，建議成立一個小組或兩個小組，實體最好，虛體也行。官辦最好，民辦也行。能撥經費最好，不撥經費也行，隻要態度上支持就好。既然柯的名字常常在一些書刊文章中被捎帶上,說明他還被人們記住,受到世人的關注.如今研究某一個曆史人物的社團多如牛毛，請再加一個“柯研會”吧！趁著熟悉柯的曆史的老同誌還健在，能把史實說清楚。再不研究，怕是更難講清楚了。上海市委組織部長楊心培等人說過：“在有人要編《中共上海黨的兩條路線鬥爭史》的時候，市委書記陳國棟請示鄧小平：‘柯慶施怎麽樣？’鄧小平說：‘柯慶施還是做了很多工作的。就是脾氣不好，得罪了不少人。’於是這部上海黨的兩條路線鬥爭史就不編了。”市委曾為此發過一個文，有些人看到過。如今，楊已去世了。陳，醫生不讓見了。像這樣的情況，再拖下去就沒法調查了。歲不我與，必須抓緊時間研究,曆史的責任與自然的規律都不容人們再 “暫緩”了!

第二。要充分展開討論。由於各人所處的角度不同，所觀察到的側麵不同，所占有的資料多寡不同，對柯的認識就不一樣。拿我來講，我從來沒有近距離的見過柯老。過去我隻知他身材高，鼻子高，地位高，水平高；隻聽到有關他在農村蹲點與百姓一樣吃蘿卜幹；他身患數疾仍堅持與農民一起割稻打穀；他把給他送禮的局長罵走，這局長緊張得跌了一跤；困難時期，他為了解農村真實的情況每到一家就去揭開農民家的鍋蓋看，等等小故事。近來為寫這篇文章，東打聽，西走訪，東看點書，西借點資料，深知很不齊全。人無不有局限性。親柯者有親柯者的局限性，疏柯者有疏柯者的局限性，反柯者也有反柯者的局限性。可是，局限性是能夠突破的。隻要堅持多角度、多側麵地知識互補，觀點碰撞，去偽存真，由表及裏，曆史地看待柯的全部曆史，相信很快會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指引下，得出一個比較準確的結論。“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把遠看的、近看的、高處看的、低處看的，加在一起不就是廬山全貌了嗎？再去掉“錯覺”，不就“能”識廬山真麵目了嗎？我主張開一次、幾次、十幾次討論會，出幾本不同看法的評柯的書，互相商榷，切磋琢磨，定有益處。我書櫥裏有一二百本國內外名人傳記，同一傳主的傳記有的也有好幾個版本，既有大同小異之處，也有小同大異的地方，對照起來學習，便能看出其中的奧妙。通過對柯的討論，說不定對評價曆史人物的理論建設都有好處，至少比那些一味地迭加褒義詞的評價，比諱掉陰暗麵、諱掉敏感點、以自己劃線的自傳，要好得多。曆史學家要對曆史負責。曆史學家又很難對曆史負責。可是名人無秘密。因此，評價曆史人物，既不能一俊遮百醜，也不要一醜遮百俊。俊與醜都在史料中。史料遲早會找到的。在“文革”中上海以柯劃線，什麽都是柯的好，不好也好，傷了不少人；“文革”後，來了個180度大轉彎，柯慶施什麽都不好，好也不好，甚至於連柯慶施一直反對的（如敞開肚皮吃飯），一下子變成了“柯慶施第一個提出的”。有了過去十年的“正極”，有了這二十多年的“負極”，相信對柯慶施的評價有條件做到不溢美，不遮醜了。

第三，要曆史地看問題。任何行為都是曆史的產物。任何個人都擺脫不了政治主流的製約與影響。在齊聲喊“殺”時，你能說個“無期”就是反潮流的行為了。在上下左右都說畝產萬斤時，誰能說“畝產五千”就算老實多了。比方說1958年的浮誇風. “據1958年7月30日新華社報道：湖北省應城縣春光農業社第二十四生產隊的一塊試驗田，放出了一顆早稻高產的衛星。平均畝產達10597.8斤。” 當時全國喊“畝產萬斤”的豈止一萬人！可是上海就沒說。柯老是一位頭腦十分冷靜的思想家。據雜文家蔣文傑回憶：“大躍進開始的時候，《中國青年報》上登了河南的小麥豐產縣畝產一千八百斤。我看了報紙就興奮地去找柯老。柯老說：‘你不要那麽隨便相信他們。’” 中共上海市委辦公廳的陳揚回憶：“1958年8月9日上海的《新民晚報》刊登一條消息：上海縣魯匯鄉紅旗社一個生產隊創出早稻畝產兩千斤的高產新紀錄。柯老看到這顆‘衛星’，認為不可信。他讓我連夜通知上海的黨報《解放日報》以及《文匯報》等本市的大報，這條消息不得見報。”金平的文中引用李富春在1965年講的一段話：“在大躍進中，全國各地區中上海的損失較小。”耐人尋味！“損失較小”，用形式邏輯推理，就是損失不大，就是讚揚；但是，“損失較小”，用形式邏輯推理，就不是沒損失，這也可以理解為批評。這就是曆史，這就是真實的曆史和曆史的真實。我們總不能因為上海也登過“早稻畝產兩千斤”就大罵柯老“極左”吧！當然，我們也不能掩蓋上海有“早稻畝產兩千斤”的輕微浮誇。我的老鄉劉禹錫說“出淤泥而不染”。這是藝術誇張的詩句。蓮籽上或多或少會有一點泥的，真要吃的時候還是得洗一洗的。在幾十年的迭宕起伏的政治生活中幾乎沒有“出淤泥而不染”者，否則，兩點論就無效了，否則，辯證法就失靈了。我們“不可以苛求於前人”。中國有位偉人說對自己隻能“三七開”。還有位偉人說對自己能“四六開”就不錯了。這正是偉人偉大之所在，是評價黨史人物的楷模。這位講對自己“四六開”的偉人曾經指出：“柯慶施同誌對中國人民革命事業不可磨滅的貢獻，全黨和全國人民永誌不忘”。

第四，要鬆動一下思維定勢。“柯左論”已有二十多年曆史了，似乎已成定論。定論容易使思維定勢。思維定勢妨礙思維的靈活性，造成思維的刻板性。盡管思維定勢人皆有之，還是盡量減少點好。建議改變一下思維角度，來一點知識的遷移，把評價，把結論放在後邊。討論和結論的關係也是“十月懷胎，一朝分娩”。事物是過程。認識是過程。史學家應當把認識放在過程中展開,多聽多看多想。

比方說，柯與江青的關係，這也是社會上議論比較多的。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書上說：柯慶施“靠上了江青.靠上了江青就等於靠上了毛澤東.”中國青年出版社有一本《木石魂》，稱柯為江的“同謀”。還有文章說：江青在上海看戲，柯“場場陪同”。言過其實了！思維定勢的人往往是搞加法，“走直線”。上海警衛處的老同誌還記得是有領導陪江青看過戲的,但不是柯.哪兒來的“柯慶施場場陪同”？江青在上海小劇場看戲，我也混進去看過兩場，都沒見到柯的影子。1978年科學大會時，我到西單北京市二輕局探望華東局第二書記曾希聖的夫人餘叔同誌。在他們這些人當中，有“三餘”。柯的夫人於文蘭為大於、曾的夫人餘叔為小餘。餘叔同誌對我說：“我們和大於對江青是得躲且躲，參加追悼會都不希望被江青看見。” 她說了一個常識性的事: 不少人都清楚江青是個特大 “麻煩”,對待她隻能是 “敬”而遠之.人與人的關係是複雜的，萬不可“抓住一點”，當作定論，“不及其餘”。

再比方說，馮文把林彪參加柯的追悼會，也拿出來作“柯為林類”的文章，這裏散發著嗆人的作文章的氣味。過程是：在北京，有中央副主席參加柯的追悼會，在上海的中央副主席應該怎樣？還用問嗎？如果沒有先入為主，來點逆向思考，就會把林的到來視為正常。何況那時的林並沒有“愴惶出逃”！當然，有了“林彪、江青一類”的思維定勢，越看柯慶施越像“偷斧子的人”了。

最近我檢索到這樣一份材料，在反右鬥爭如火如荼的當口，有人批評實際上已在積極反右的浙江領導人右傾。這時柯慶施去作了次報告，說：“整個浙江的工作，不管是省委、縣委、區委、鄉委，都是根據黨中央的方針來工作的，都是有進步有成績的，這是主要的。執行中央方針政策當中有缺點，那就改。不能老是說這個人右傾那個人左傾的。我看，缺點誰都有，偏差也誰都有，是不是都成為傾向呢？客觀事物是隨著空間、時間運動著的，前進著的，形勢的發展有時是估計不到的。脫離形勢的事情是經常發生的。……但是人家的錯誤已經改正了，還要說人家右傾，這叫有意找岔子嘛！找不到現在的岔子，就找過去的岔子，還要講人家什麽‘傾’。同誌們，傾向沒有那麽多！”（1957年11月13日“《在浙江省四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同誌們啊！我不知柯老的這番話是在針對今人對他的批評所作的反批評呢，還是在給我們的一些黨史專家上課？

第五。要擺事實，講道理，不要“扣帽子”，更忌用侮辱性的字眼。近年有些文章把柯老比作漢奸周佛海，誣柯為“毛澤東的忠實走狗”，說什麽“柯慶施拍馬屁能夠乘風破浪”。說實在的，我之所以自願卷進這場爭論，是因為看到馮文的最後一節，說了“曆史恥辱柱”，說了“林彪、江青一類”，還挖苦了我們自幼就崇敬的董必武對柯的挽詩。認為柯老死得早是好事。太不盡情理了。馮又莫名其妙地重提柯老在延安整風中被打成特務的舊事。柯老被打成特務，這本來是康生等人的陷害，是一部辛酸史，何必再倒騰出來在曆史的傷口上撒鹽？

在柯的 “特務問題”上，楊尚昆有過回憶，張聞天夫人劉英有過回憶，李葆華有過回憶，韓光有過回憶。幾位都說當時是對柯突然襲擊。鬥柯時提的問題是：“你為什麽沒有被捕過？你同特務是不是有關係？”當時聽的人都覺得寒心。劉英說：“難道被捕才是會革命嗎？沒被捕是隱蔽得好嘛！”幾位老人回憶說：麵對殘酷鬥爭，長期做秘密工作的柯什麽話也不說。柯的新婚夫人受不了這種無端的打擊，投井自殺了。“搶救小組”找不到柯的夫人，就質問柯：“你把特務老婆藏到哪去了？”可是，事實總歸是事實。半年後，當時的中央反內奸鬥爭專門委員會主任劉少奇對柯說：“把你搞錯了。”毛澤東並且親筆修改了對柯的結論，加了兩句，說柯：守紀律，有成績。——俱往矣！從1943到2003，整整六十年過去了，我們怎能再用類似“為什麽沒有被捕過”的語境來批柯呢？

第六，要運用生產力標準。檢驗真理的標準是實踐。檢驗黨政工作的標準是生產力。在柯慶施主持上海工作期間，市委高度重視生產力的發展,高起點地有步驟地規劃上海工業和科技的發展。單是從1959年5月到1960年3月的十個月當中，柯就連續發表了三篇闡述生產力的文章：1959年5月他發表了《不斷提高生產率》；11月發表了《關於工業戰線的群眾運動》；1960年3月發表了《領導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沿著正確的科學的全民的軌道前進》，密度之大，令人矚目。在《領導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沿著正確的科學的全民的軌道前進》一文中，他集中集體智慧，提出了“向高級、精密、尖端的方向發展”。接著，上海建成了嘉定科學城、閔行工業區、寶山一條街。上海的財稅占全國的五、六分之一。中國的第一個“世界第一”——雙水內冷發電機誕生於上海。

上海對“兩彈一箭”的研製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貢獻,從無到有建立起相關產業.中國的第一枚探空火箭，是在聶榮臻、柯慶施領導下，首先在上海發射的。在上海剛開始研製地空導彈時，有人認為經濟力量不夠，提出要下馬。柯老說：“就是窮的當掉褲子也要搞成導彈”,頂住了來自各方的壓力,終於研製成功,投入生產,及時裝備軍隊。上海市委為原子彈關鍵技術的研製提供了強有力的組織與技術力量,攻克難關,使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於1964年10月成功爆炸.鄧小平同誌認為:“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丶氫彈丶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丶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誌.”

容我再摘錄一段史料: “ 1961年,中共上海市委根據1月召開的黨的八屆九中全會決定,在兩丶三年內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丶鞏固丶充實丶提高的方針,采取壓縮基本建設投資丶降低重工業生產指標丶加強農業和輕工業生產丶縮減城鎮人口丶恢複集市貿易丶增加農民自留地等措施,大力調整國民經濟,取得較好效果.經過兩年的調整丶整頓,上海工業總產值自1963年起到1965年每年平均遞增18.8% .”

上海在柯慶施領導下的十年期間,經曆過連續三年全國性的嚴重經濟困難,同時受到國際反華勢力的嚴重威協.當時的建設事業毫無外資引進可言,隻有重重的內憂外患.就在這樣困苦嚴峻的曆史時期,處於如此艱難的環境之中,上海的工業總產值卻取得十年翻一番的驚人業績! 在史實麵前不能不承認，當時全國提出“學上海、趕上海、超上海”，不是空言虛語。有人曾用柯老發表的《全國一盤棋》一文，影射柯把手伸向全國。天知道！那是上海人民對全國“學上海、趕上海、超上海”的一種答謝呀！看過《全國一盤棋》,便會知道柯慶施提倡的是全局觀念,他反對地方主義,反對狹隘思維.在上海市委召開的全市萬名黨員幹部大會上他動情地說過一句話: “上海的水門汀地上長不出棉花,上海一天也離不開全國的支援.” 柯慶施時期上海對大西北乃至對全國的支援有口皆碑。陳毅、柯慶施是真心實意打“中華牌”的。

上海的發展成就是輝煌的,這是全體上海人民和黨員丶幹部自力更生、奮發圖強、實打實地幹出來的，是在中共上海市委領導下取得的。我記得鄧小平寫過一段話。在1958年無端批劉伯承時，林彪對鄧說：二野主要是你（鄧小平）起作用。鄧小平立即頂了林，說：政委與司令員不合作，是打不好仗的。“文革”前的上海建設，從領導角度講，歸功於以柯慶施為班長的一班領頭人領得好。階級與政黨，領袖與群眾，這一曆史唯物主義的ABC永遠是評價曆史人物的準繩.

陳丕顯與柯慶施的意見分歧

 

 

陳丕顯與柯慶施的意見分歧，從一個側麵反映了建國以後上海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艱難曲折。

張雲教授的《陳丕顯傳》一書，曆時11年，日前終於付梓出版。全書結構嚴謹，細節生動，作者作為上海中共黨史研究會會長，通過大量的史料和人物訪談，再現了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陳丕顯曲折而輝煌的人生經曆。全麵的評價此書，不是本文的主旨，在此隻想談談此書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部分──陳丕顯與柯慶施的微妙關係。

柯慶施是老資格的中共高級領導人，1922年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並於同年入黨。1954年9月，陳毅調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柯慶施被任命為上海局書記兼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則是“紅小鬼”出身，1933年擔任中央蘇區少共兒童團書記的時候才17歲，1952年陳丕顯到上海工作，任市委第四書記，“代理第一書記職務”，主持市委日常工作。柯慶施到上海工作後，陳丕顯任市委書記，主持市委書記處工作。作為市委的第二把手，他與柯慶施合作共事了十年之久。對於陳丕顯而言，柯慶施資格老、地位高，經曆複雜，是中共黨內少數見過列寧的高級幹部之一，享有“北康”“南柯”之譽（“北康”指康生）。柯慶施比毛澤東小9歲，但毛澤東常以“柯老”相稱，柯在華東工作，深得毛澤東欣賞。1957年，毛澤東不滿於周恩來總理“在經濟建設中反冒進”的口號，在周恩來麵前發了火，“我是放恩來的火，有柯老為證……實在憋不住了。”在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上，毛拿出柯慶施在上海市黨代會作的《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的報告說：“柯文章很好，上海一百萬工人，無產階級集中的地方才能產生這篇文章。”他當眾對著周恩來說：“恩來同誌，你是總理，你看，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周恩來回答：“我寫不出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衝及主編《周恩來傳》，1365、1367頁）這種明顯的“揚柯抑周”（一度有以柯慶施取代周恩來總理職位的說法），在黨內造成很大的影響，因此，“柯在華東和上海不作第二人，又哪能把陳丕顯放在眼裏？”（《陳丕顯傳》，329頁。以下引文凡隻標頁碼未注明出處者均引自該書）

正因如此，陳丕顯雖然尊重柯慶施（在柯的秘書馬達眼裏，陳在柯在場時“往往唯唯諾諾，不敢越雷池一步”），但在感情上常常格格不入。“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批判陳丕顯“反對、迫害、陷害毛主席的好學生柯慶施”時，陳丕顯明確表示：“說我圍攻、迫害柯老我不能接受，我對柯老意見，就是兩點，一是民主作風不夠；二是缺乏自我批評。發揚民主是上麵提出的，怎麽能說我反對柯老呢？”（399頁）據陳丕顯本人回憶，粉碎“四人幫”後，曾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的安子文告訴陳丕顯，當年柯慶施曾經至少三次要把陳丕顯調出上海，“後來都因為毛主席、少奇、小平同誌，還有陳老總不同意才沒有調成。”（《陳丕顯回憶錄》，191頁）從上述情況來看，陳丕顯與柯慶施確實在日常工作中存在較多的矛盾。

《陳丕顯傳》透露了陳與柯意見分歧的幾個細節：

一、關於上海經濟建設的定位。柯慶施主張上海經濟應該“緊縮”，他強調，為了國家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需要，上海建設應該緊縮，嚴格限製私營工商業開設，對沿海城市的工人實際生活也要使之不高於內地，有計劃地遷廠、輸送一批勞動力去內地。而陳丕顯則主張利用上海作為工業基地的優勢，采取維持、利用和積極改造的方針，發揮上海各行業的潛力。這樣的分歧，最後以黨中央的決策作了結論，毛澤東說：“沿海地區要充分合理發展，不能限製。”“輕工業70%在沿海，不積極利用，還靠什麽來提高生產？”1956年4月，在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論十大關係》，其中論述了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指出“好好地利用和發展沿海的工業老底子”，為上海的經濟建設定下了基調。

二、建設上海衛星城的具體做法。1958年至1962年期間，陳丕顯兼任上海市基本建設委員會主任，負責城市建設，他主張，建工廠、修馬路“要有遠大眼光，要較正規”。1957年12月，上海市委正式提出了“建設上海衛星城鎮”的決定。短短幾年間，一座座衛星城和一個個嶄新的工業區平地而起，閔行一條街、天山路一條街、張廟一條街建設完成。同時，一條條高等級公路也規劃建設，其中，裏程最長、工程量最大的是滬閔路。為了適應閔行衛星城和工業區的發展，在陳丕顯的具體主持下，市建委把滬閔路擴建為六車道、路寬23米的上海最長的柏油馬路，這在當時算是高等級的豪華馬路了。但此舉遭到柯慶施的指責，他曾多次在錦江小禮堂和中蘇友好大廈的大禮堂指責市建委“貪大求洋”，明眼人一看便知，柯表麵上批市建委，實際上就是批陳丕顯。

三、在“七千人大會”上對待劉少奇的批評。1962年，中共中央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史稱“七千人大會”，在會上，中央要求總結經驗，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糾正“左”傾錯誤，恢複國民經濟，扭轉困難局麵。劉少奇在會上作了書麵報告，他在報告中點了上海的名，但柯慶施無動於衷，對劉少奇的批評采取回避的態度。陳丕顯坐不住了，他在上海小組會上發言，披露了上海市委存在的問題，並坦率地作了自我批評。陳的檢查發言以簡報的形式下發後，周恩來深感滿意，他感慨地說：“好久沒有聽見上海市委同誌作自我批評了。”但是，柯慶施看了簡報後大發雷霆，把秘書處的幾個同誌臭罵了一頓：“你們要發揚什麽樣的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還是資本主義民主？”據馬達回憶，那天柯慶施居然為此批了他們半小時之久。（363頁）

四、關於江青在上海的活動。1963年，柯慶施提出要“大寫十三年”，稱以新中國十三年的現代生活作為文藝創作的題材，才算是宣傳社會主義思想。這與江青的思想不謀而合。對此，陳丕顯不以為然。1965年初，江青再次來到上海，策劃批判吳晗的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柯慶施、張春橋向她推薦了姚文元。“姚文元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是像搞地下工作一樣秘密進行的，除了柯慶施、張春橋外，對上海市委其他領導也嚴格保密。”1965年4月柯慶施去世後，江青不能再繞過上海市委繼續借調張春橋、姚文元，隻能找到陳丕顯，說了讓姚文元寫文章的事，但要求陳嚴格保密，陳丕顯後來回憶道，“寫文章要如此保密？我當時覺得有點蹊蹺……當時還想，這大概是江青想出點風頭，先對外保密，待發表時再一鳴驚人，讓大家佩服她。”（《陳丕顯回憶錄》，29頁）其實，柯慶施知道寫文章的真實意圖，而陳丕顯確實不知內情。江青後來在“文革”中多次說，柯慶施在上海如何如何支持她，而陳丕顯“過去是紅小鬼，居然變化到這樣……我是全心全意希望他抓工作的……可是他死不回頭。”（378頁）

陳丕顯與柯慶施的意見分歧，雖然與曆史氛圍、個人經曆和性格有關，但也從一個側麵反映了建國以後上海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艱難曲折，也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的艱辛探索。應該指出的是，陳與柯的微妙關係不是《陳丕顯傳》一書的主線，但此書確實值得所有期望了解上海、認識國情的人一讀。

 

[mzl9876]

想必柯慶施或多或少受張春橋的牽連，而導致中共中一些人對他有微詞吧。

北大才女林昭與--柯慶施生死之戀的確很感人。她真的太像《少女安妮日記》的主人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