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我走進他們寬敞的居室,或者簡陋的草屋,尤其是聽到那些身在社會最底層,甚至什麽待遇也沒有的老戰士傾述時,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每一次的采訪既是對他們的折磨,也是對我們的心靈的震撼……
歲月就是這麽殘酷,社會就是這麽無情。
金海山、潘兆會、劉明禎、張玉君、劉淑珍、於桂珍……還有那些遺孀和後代們,抗聯老人那渾濁的眼淚,遺孀和後人悲戚的哭訴已經永遠的定格在我們的鏡頭裏了。隻有那些抗聯老人的腦海裏始終忘不了他們都是抗聯戰士,他們的青春和熱血都獻給了這個他們曾經為之奮鬥的國家,可這個國家又給了他們什麽呢?
一年一年盼著,一年又一年苦苦的挨著歲月和社會的風刀霜劍,他們老了,他們不如那些死去的人,因為心靈的折磨真是生不如死,但他們有時又很滿足,畢竟他們活下來了,盡管活得很艱難……
這個國家早就把他們忘了,一個容易遺忘的國家和民族還有希望嗎?有時我常常會這麽想!
當我們看到金海山躺在炕上等死的時候,我們的心中有一種酸楚,有一種悲憤,一個月後他走了,冥冥之中讓我們趕上了為他送行……沒有人通知我們。就是那麽巧合,一個夢,薑寶才的一個夢把我們引到了金海山老人的家裏。現在我甚至懷疑那不是夢,那是金海山老人的魂魄在呼喚著我們與他做最後的訣別……
2012年有太多令我終生難忘的事情,我忘不了張玉君老人,一個居住在哈達河畔的四軍老戰士,在西征的路上被敵人俘虜了,他被送到了鞍山,當他逃出來,回到家鄉後再也找不到隊伍了,就這樣春夏秋冬和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旋律悲喜交加痛並失望的活了九十多歲,現在他已經糊塗了,他說他已經100歲了,每天他坐在那間破草房內,手捧著那本已經幾乎要被他翻爛的《東北抗日聯軍名錄》,深情地看著裏麵他認識或者不認識的戰友……
不知道今年的春節他會不會再把這本書供在供桌上,在焚上一束香,再擺上一碗熱氣騰騰的餃子,向死去的親人和戰友們傾述著無盡的思念……幾十年來他年年都是如此。
2012年5月對東北抗日聯軍第二軍六師警衛班長劉玉泉的遺孀和兒子采訪,讓我們感到很是沉重。劉玉泉曾是金日成的警衛員,也是一位機槍射手,用他兒子的話說,當年老人殺人無數,1985年在老人臨走前,他總是做夢,總是做到一些死人向他索命。老人的兒子說,他親眼看到老人在病床脫了十二層皮。老人的兒子信命,他說老人也信命,在戰爭年代老人曾經曆過至今也無法解釋清楚的事情。那一年,記不清楚了,劉玉泉負傷了,戰友們把他安置在了一個做豆腐的老人家裏,老人是一個老骨碌棒子,東北話講就是老光棍,養傷期間,這位老人非要跟劉玉泉結拜,劉玉泉說,我這麽年輕,你都七老八十的了,怎能結拜。那位老人也不在乎,說,你就聽我的吧,以後你就叫我黃哥。以後遇到什麽大事,隻要你連喊三聲“黃哥救我”,我一定來救你。
當時,劉玉泉就當是一個笑話。一次夜晚,他隨著金日成的部隊在襲擊日軍一個兵營時遭到了埋伏,三百多人,死了近一半,金日成下令撤退,在撤退的路上,鬼子緊追不舍,當他們走到一個山穀中的開闊地時,天放亮了,此時,金日成感到危險了。這時,劉玉泉想起了他的黃哥。他對著山穀大喊“黃哥救我,黃哥救我——”,連喊三聲,聲音在山穀中久久回蕩。奇妙的事情發生了,不知從那裏刮過漫天的大霧,一會兒山穀間什麽都看不見了。抗聯部隊借著漫天的大霧擺脫了敵人的追擊。 也不知什麽時候,大霧散去,劉玉泉聽到金日成命令大家唱首歌,他看到金日成不僅哽咽著唱歌,而且已是淚流滿麵。 劉玉泉的老伴也說,建國後,一次他們到農村探親,他們確實看到一個黃大仙。而且還碰到一位婦女口口聲聲的叫著劉玉泉的名字說:“我是你黃哥啊,我找的你好苦啊!”打那以後,劉家就供起了這個保家仙。 劉玉泉的老伴還給我們講起劉玉泉在大連甘井子區擔任蘇軍衛戍副司令射殺蘇聯飛行員的事,那是1945年隨八十八旅回國後的事情,一次劉玉泉發現蘇聯空軍一個上尉和一個少尉輪奸一個中國少女,阻止不住,便鳴槍警告。空軍上尉掏出槍把子彈上膛,欲向劉玉泉開槍,劉玉泉先發製人開槍射擊,當場把空軍上尉打死。因為死者是個蘇聯戰鬥英雄,蘇聯內務部到現場勘察,檢查空軍上尉槍膛裏確有一顆子彈,以此證明劉玉泉是被迫反擊,打死勿論。最後蘇聯軍事法庭判處劉玉泉無罪。為此事劉玉泉拖到十二月份才回到長春。[1] 劉玉泉的命運是很坎坷的,因為他和金日成關係很好,抗美援朝沒有讓他去,因為他是八十八旅的人,中蘇關係緊張時,又解除了他的工作,40多歲的人,沒有工作可幹,很是鬱悶,他甚至都想自殺。隻是想到老婆孩子,他才打消了自殺的念頭,後來身體一天不如一天,直到1985年幹休所分了房子,他去看了看新房,一天新房也沒有住,就住進了醫院,就再也沒有出來。 潘兆會老人是1938年在西征路上因傷而掉隊的一位老戰士,也是什麽待遇也沒有,他也是那麽高壽,我采訪過他很多次。他所在的縣的有關部門承認他是抗聯,卻不願給他出一紙證明,更為殘酷的是每當搞愛國主義教育時,卻請老人去做報告,老人在台上深情的講述,台下的年輕人哭的涕泗橫流,每次報告作完,老人都要大病一場,後來兒子、孫子凡有此類事情都是婉言拒絕……他們說,我們不要什麽待遇,隻要社會承認我們是抗聯就可以了……當我2011年12月,第一次看到老人,看到老人傷痕累累的身軀,聽到他深情地一口氣唱了很多首抗聯歌曲時,我真不敢相信一位九十多歲的老人竟然有這麽好的記憶力……因為那些歌曲已經融進了他的生命裏。今年夏天當我第三次去看他時,他明顯不如前兩次中氣那麽足了……至今他所期望的那一紙證明也沒有得到……也許他要抱憾終生了。 在這裏,我要把2012年5月27日在湯原對潘兆會的采訪記錄,放在這裏,讓後人知道還有這麽一個因負傷而掉隊的老戰士: 我叫潘兆會(原名潘兆林),1935年5月參加東北抗日聯軍,當年十七歲。我加入抗聯的時候,一些地方的警衛團、婦女團、兒童團都組織起來了。這些組織成立後就做群眾工作,號召大家能上隊就上隊吧! 我19歲當上排長,在六軍二師保安連任一排排長。二十一歲回來的。隊伍垮了。後來部隊改編,六軍二師保安連,擴編之後二團變成二師,我在二師當一排排長,我十九歲當排長,保安連沒有歲數大的,都十五、六歲十六、七歲的,團裏都是到歲數的。當時保安連就是給師部站崗,團裏出卡子,保安聯不出卡子,就在師部門口站崗,保安連排長去師部隨便。團裏不行,團裏都是歲數大的,團裏有少年排,師部用保安連,軍部用保安團。當年抗聯非常艱苦,到後來吃不上、喝不上的有的是啊!趴冰臥雪、晴天帶雨、披星戴月、忍饑挨餓這四條是固定的,三天五天吃不上飯是常事。 1937年7月,我和部隊前往海倫,頭一天攻打葉家窩棚,我們犧牲不少同誌!戰鬥異常激烈,持續到晚上,在海倫縣打日本子咱們人死了不少啊!這仗打的傷亡太大!現在在海倫縣那兒立了個大碑。耿團長還罵了戴鴻賓!戴鴻賓說:“同誌們啊!團長啊!革命犧牲、流血避免不了的啊!此時同誌們命是拿不回來了,明天高低打一仗。” 第二天戴司令戴鴻賓領著部隊,打日本子,日軍調動六輛車援兵,其中兩輛進入我伏擊圈,當時給日本子打爆炸了。頭一輛汽車日本子都打死了一個沒剩;第二個有死的有活的,被我軍狙擊手一槍打死駕駛員,在三挺機槍的強力火力下紛紛潰逃,戰鬥隻有二十分鍾全部結束。我腿上負傷,挨了個炮碴子。這次戰鬥中團政治部主任王鈞受了傷,我也肋部肩部多處受傷。 從海倫縣回來,在湯原南部,又打日本子,那場仗又把日本子打爆炸了,這回咱們沒死幾個人,就在海倫縣那塊死的多,帶著炮就響三下就不響了,怎麽整都不響了。 1938年春節,部隊先後打了三次鴨蛋河。我們先到鬆花江南太平村打的尖兒,吃完飯連夜往東北走,直到亮天。看到一排亡國奴隊,就是咱們人給日本人當兵的叫亡國奴隊,那時候抗聯部隊沒掏槍。走到日頭快要落山了,過了江北,遇到一個大屯子,在那住到了正月初一、初二兩天,初三下午出發直奔鴨蛋河,到鴨蛋河就打上了。打了半宿也不行,打到亮天了,師部住二號屯,離鴨蛋河能有三、四裏地,師部在那兒。那時候李兆麟跟著部隊打仗呢!李兆麟不姓李,叫張壽篯,三軍主任兼六軍政委。打到亮天了,前方的戰士要退到二號屯,張(傳福)師長急了“誰也不讓退了,都返回去!”打了半宿又返回去,返回去打了一天。人家火力硬啊!打仗的時候戰士們都吃不上飯,二號屯那邊給我們這些人預備飯,吃完飯接著打,非拿下不行!就吃飯節骨眼,那邊又進去不少滿洲國軍隊,火力太硬又調回來。鴨蛋河沒攻下來,就往西北走,正月初五至初七,連續攻打“小梧桐”“大梧桐”“火燒營”,這三處都是敵人把守的金礦。 當時那罪遭的,我們連續走了好幾宿,雪都那麽深啊!後來馬好幾天沒吃草料啊,不讓騎了!在山裏我們三天五天都吃不到飯啊!當時張政委說:“前麵就是蘇聯,同誌們過不過去?”“過去!過去!過去!”李兆麟(張政委)就不吱聲了,沉默了半天:“同誌們啊!過去對不對呀?”這一問,誰也不吱聲了,誰也不知對不對呀!“同誌們啊!過去不對呀!指咱這幾個人打日本子打不了!咱們起什麽作用呢?咱起這個作用——中國地方大,日本人少,分散他的兵力,不耽誤抗聯活動,得打打這一仗,不得打咱就跑。在蘇聯那邊吃著人家,喝著人家咱起啥作用啊?同誌們還過去不過去了?”聽著張政委這一番話,戰士們紛紛說道:“不過去了!不過去了!” 就這樣,我們留了下來,因為我們清楚的知道,區區幾個戰士打日本子是打不了的,但是中國東北地方大,我們誓死留下來,分散他們的兵力。 1938年8月,在黑金河金礦遇到了敵人,張傳福師長身負重傷,當時沒有藥包了,把腿上的血管打壞了,失血過多,硬淌血淌死的!政工科長陳雷負傷輕,隨大部隊出發了,我負傷重沒走了,留在山裏養傷。我記得1938那年是閏七月,我前七月打右邊兒肚子,後七月打左邊肚子了,腸子都出來了,往裏塞吧塞吧,用褲腰帶係上了,用手巾堵上了,都認為我死了,不能活了。我在亮子河的山裏待著,蹲在山裏吃葡萄藤子、葡萄葉子。直到找到了留守團耿團長,耿殿君,傷勢才慢慢好轉。 後來,大隊基本上走光了,剩幾個受傷的也走不了啦,我當排長那時候給發零用費,一個月一塊五毛錢,到哪兒買針買線,好抽煙卷兒的買點兒煙卷啥的。我負傷零用費沒發下去,保安連都是青年人,我把錢掏出來說給你們拿去吧!給戰士們分下去吧!誰也不拿了,都哭了,“不拿了,不拿了,排長不拿了!”都走了,那錢誰也沒要都給我了。 堅持到1939年,最後部隊隻剩四個人了,由於極度饑餓疲憊,當時我們還身負重傷,置身於絕望之中,高連長決定棄槍回家種田。槍也沒用了,那時候交槍了,不交槍那沒治了,走都走不了啦。高連長說:“同誌們啊!就一個活路啊!第二個活路沒有啦!現在咱們去蘇聯去不了啦,現在咱們沒子彈了,隻有一條活路了——能不能給日本人幹事兒?能不能破壞抗聯的根據地?能不能破壞組織?”我們說:“不能!不能!”他說:“就一條活路了,咱們插槍吧!拿空槍幹啥呀,有死無生啊!” 當時我們定下四個原則:1.堅決不出賣組織。 2.堅決不給敵人辦事。 3.堅決不暴露抗聯行蹤及機密。 4.有機會找到部隊繼續參加抗聯與敵人血戰到底。四月底,我們四人下山到湯原偽警察署,發給我們每個人一張歸順證明書,說你們今後就是老百姓了。當時四人高連長、張景雲、田武和我。 回來我就去南靠山屯回家了,那時候母親到處要飯吃啊。這就是我抗聯的一段曆史。 至今在湯原縣正陽鄉南山村一直靠種地生活,如今我已九十四歲高齡,雖然對於我的這一段難忘經曆一直沒有得到認可,也沒有享受到任何待遇。但我對得起民族,對得起我死去的戰友,我一生無怨無悔。隻要承認我是抗聯我就滿足了。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後,一九四六年我主動參加湯原剿匪戰鬥,總司令方強,副司令戴洪賓,團長王顯忠,政委姓寇,參加了在依蘭縣剿謝文東的戰鬥。 現在回想起來,抗聯最困難的時候淨唱歌了,我給你唱一個《露營之歌》:鐵嶺絕岩,林木叢生,暴雨狂風,荒原水畔戰馬鳴。圍火齊團結,普照滿天紅。同誌們,銳誌那怕鬆江晚浪生。 起來呀!果敢衝鋒,逐日寇,複東北,天破曉,光華萬丈湧。……攜手啊!共赴國難。振長纓,縛強奴,山河變,萬裏息烽煙!…… 寫到這裏,我還想多說那麽幾句話,不為別的,就是為了那些掉了隊的老抗聯們。 當我們喝著茅台,吃著山珍海味,住在溫暖的屋子裏,怎麽就不能想想潘兆會等躲在深山裏忍受著饑餓,忍受著寒冷,過著像野人一樣的生活,最後他們在連長的同意下下山了,可他們沒有給日本鬼子幹事,而且還飽嚐了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等酷刑。 有關部門不願甚至不給他出證明,但在那個小小南靠山,在那個小小的湯原縣的老百姓的心裏,潘兆會老人就是一位老抗聯,潘兆會和戴鴻賓是一個屯子的老鄉,當年他們一幹湯原子弟隨著能說會道,卻幹不了農家活兒的戴鴻賓、戴半拉子一起上山打鬼子的人死了多少沒人統計過。1937年打海倫時,死的人海了,好罵人的耿殿君蹦著高的罵戴鴻賓:“我操你八輩祖奶奶”。這句話潘兆會記得很清楚。而戴半拉子後來拿著抗聯的經費脫隊跑到沈陽做起了小買賣,還娶了個小媳婦,光複後又歸了隊,繼續革命了…… 而那些,因各種原因掉了隊的人在政治的高壓下不敢去找組織,因為抗聯是蘇修特務。改革開放後,腦瓜活泛的人通過各種關係紛紛證明自己是抗聯,不僅政治上得到了待遇,經濟上也得到了補償。而那些老實本分的人除了給別人證明外,而自己卻沒有人給打證明。就因為敵偽檔案那一紙保證書。當年從事地下工作的人有很多人寫過保證書,改革開放後都不算事兒了,甚至我們的一些烈士在敵偽檔案裏也有自首書,如果他們活著,是不是也和潘兆會一樣的命運。自首也好保證也罷,關鍵是他們給抗日大業有沒有造成損失,沒有,為什麽就不能給他們一點心理安慰呢?畢竟他們為了民族流過血。 我們能不能不讓他們的心裏再流血了。 劉明禎家在浩良河,他是一位被他的師長王明貴寫成烈士的老戰士,也是負傷後在老鄉家養傷,傷好後再也找不到部隊了,後來回到了老家去娶妻生子,我們采訪他時他已經糊塗了,但當我們提到抗聯時,他的眼裏流出了眼淚,他還記得王明貴……記得他的老首長。
家在依蘭鬆花江邊的劉淑珍老人身體很硬朗,記憶力也很好,家裏的日子過得也很艱難,她屬於在鄉軍人,兒媳婦剛剛過世,兒子和一個殘疾的孫女就靠她的幾百元補貼過活。我采訪她時,問她是哪一年結婚時?她很肯定的對我說,我沒有結婚,我很詫異,他的兒子低著頭也沒有說什麽,這個細節讓我很不理解。她的第一任丈夫叫關發,是三軍一位抗聯戰士,婚後不久就犧牲了。
1940年為了給三軍辦軍需她掉進了鬆花江,被人救起,後來被偽滿警察抓了起來,一位同情抗聯的人,名叫於占祥,外號於老六,他通過關係把在獄中備受折磨的她保了出來,他們就搭夥過起了日子,後來就有了子女,但在她的內心深處,在抗聯密營中的那次婚禮那才是最神聖的婚禮。
因為,她是三軍的,所以關於趙尚誌的事情就問得多一些。
問:趙尚誌是什麽樣的性格?
答:性格好,好比說犯什麽錯誤跟你好說好商量,那時候沒有表,用香,拿著,站著。犯錯誤輕點兒站半根兒香,那你說這樣誰不得意他。要是犯錯誤大呢“哎呀,下回改點兒吧,啊!”站一根兒香,一根兒站在那兒不讓人跪著,香在那兒點著,這根兒香多長呢!他到那兒“犯錯誤了下回改點兒。”還給人動彈動彈胳膊,我們都在跟前呢!我在那兒也好說,我說:“哎呀軍長啊,你還那麽體貼他呀,他犯錯誤了”“哎呀錯誤是人犯的,咱們可憐可憐他”你說這樣的官兒誰不得意?
問:他說話的聲音是什麽樣子的?是不是挺響亮的?
答:不那樣,說話就像老百姓,我聽著不那樣,他在我們那說話從來不喊,總是和和氣氣的說話。
問:你聽過他給你們做報告怎麽說的?
答:開會我們都在大樹底下,他在那站著,靠棵大樹給我們講,不喊。
1931年九一八戰爭爆發後,不知有多少東北義勇軍戰敗後越過中蘇邊界,後被送到了新疆,於桂珍老人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東北抗聯三軍的戰士,他的丈夫是三軍一師的師長,他的父親也是一位抗日英雄名字叫於幀,可以說她也是滿門忠烈。
1938年初為了迎接趙尚誌從蘇聯歸來,戴鴻賓、蔡近葵組織三軍、六軍500多騎兵攻打蘿北縣城肇興,後失利退入蘇聯,當時於桂珍老人就在隊伍裏,今年8月我在新疆她的女兒家采訪了她,她向我講述了那次改變了他們的命運,也改變了北滿抗聯命運的戰鬥,她說:
那時,冬天冷啊!東北是冷得很,冬天穿了烏拉頭子,腳還沒凍,就是臉凍壞了。
部隊黑天白日走,一到熱乎地方臉就起泡,那時候在部隊上一天覺也睡不上,有的時候,騎在馬上就在馬上就睡了。馬一攮前式把你嚇得一抖,眼睛又睜開了。睜開了,等啥時候你又睡著了。
走了一天,走到半夜,就開始破那個蘿北縣。
說起來也沒有破好,我們這邊也負傷的人也不少。就趕緊叫老百姓拿爬犁往蘇聯那個醫院送。後來嘛,日本子就把我們圍住了,沒辦法。我那時候也有病,騎在馬上迷迷糊糊。日本子在後邊追著打。
有個軍士他衝我喊,小於,你咋不快把馬打上快跑!
你咋不拿個鞭子。
我說我沒有鞭子。
後來他給我個鞭子。他說快跑!快跑!不跑敵人都追上來了。
就到蘇聯去了,我們在那種環境下也就是逼迫的沒辦法,逼得沒辦法才過江的。你不過江叫敵人把你包圍了,都弄死了。到蘇聯去,蘇聯人把我們的槍、馬都收走了。在蘇聯的時候,我們也是想回中國呀!蘇聯人不叫走啊!老蔡他們先走的,也不知道到哪去。當時我住院了,病也好了,我就鬧騰。我說我要到老蔡那去,蘇聯人就開玩笑,不叫你去,就把你留在我們的國家。我說那不行,那我跟你們鬧翻天,我說。我就成天鬧,後來他就說, 好!好!好!
有一天,叫我出院了,走了有多大半天,才到老蔡他們要上火車那個地方,那麽多的車,那麽多的人,那麽多的戰士,走了多長時間,我記不得了。到了新疆盛世才就把他分到和田,分到和田以後,
到烏市,到烏市以後到沙雅,反正就到處走,我嘛就是在托兒所。我反正他走哪我就跟他到哪。我們一老娃娃也說,爸爸沒有福,爸爸你看,喜歡吃肉,愛吃肉,想喝兩盅酒,那時候買去也沒錢,也還有限製,你看現在啥都有了,人也沒有了,我想起這些個人真是……
我心裏也難過!心裏也難過!我想起來再一提這些老人,都好像怪難過的!我心裏也挺不好受。
是的,誰不難過啊!聽著老人講蔡近葵臨去世前,正好趕上過年,他就想吃上一點紅燒肉,紅燒肉燉在鍋裏還沒熟,可肉香已經飄了出來,酒已經倒好了,蔡近葵說他有點累,想到屋裏歇一歇,這一歇,就再也沒有醒過來,老太太說到這裏能不難過嗎?
從1938年到新疆,他們老兩口就沒有回到過東北,豈止是他們,那麽多義勇軍戰士又有多少人回到了黑土地,他們的血肉早已融進了黃沙漫漫的戈壁了,隻有他們的魂魄還在吟唱著用他們的血肉凝成的《義勇軍進行曲》。一年又一年,沙漠裏的風依舊,而鬆花江畔,白山黑水走出去的兒女卻永遠回不來了……
前不久,於桂珍老人的女兒女婿回到了黑龍江,他們走了尚誌、走了方正,走了蘿北,就是為了了卻老人的心願回老家看看,看看父輩們戰鬥過的地方。
於桂珍老人他們那一代人的命運真是奇特,抗日時他們是義勇軍,是抗聯,國共合作時他們到了新疆,他們又成了國民革命軍,國共兩黨決裂了,他們又成反動派了。改革開放了,西路軍掉隊的老戰士都有了待遇,而像於老這樣的人,不僅沒有待遇,就連參加過抗聯這樣的證明都沒有部門給出具。
我曾向一位老軍人,一位軍旅作家說起過這些事情,他也很氣憤。他說再有戰爭誰會再像他們那樣拿起槍,上前線啊!
這就是中國的現實啊!
《義勇軍進行曲》還在唱!
《我的家在東北鬆花江上》的旋律偶爾還能聽到。
那些散落在荒山野嶺上的有名的沒有名的抗聯墓早已是荒草萋萋,尚誌市梁樹林的兩個兒子的墓本應進入烈士陵園至今還在荒山之中,不過他們還是幸運的,他們還有後人,而那些沒有後人的抗聯墳早已讓歲月的風沙蕩平了墳丘。在蘿北縣肇興上街基對個有個江心島,當地老百姓叫做夾信子,在那個島上有幾座抗聯墳,2007年當地官員為了開墾土地把抗聯墳平了,惹起了民憤,有幾個農民告到了縣裏省裏,至今也不了了之。
這就是中國的現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隊伍的烈士尚且如此,正麵戰場的老兵們的命運還用再說嘛! 2012年,我走了很多地方,期間我還和朋友們到密林深處尋訪抗聯戰績地。5月26日下午,我和薑寶才、孫國田、盧德峰從鶴北林區出發驅車40多公裏來到小興安嶺密林深處,那時正是草爬子肆虐的季節,我和孫國田老師是老林區,隻是他離開林區已經幾十年了,對林區中這種可怕的小蟲子,已經陌生了。草爬子,學名蜱蟲,是傳播森林腦炎的罪魁禍首之一,每年這個季節上山采山和作業的林業工人都要打預防針,否則萬分之一被具有病毒的草爬子叮咬上,不死也要變成腦癱,很是可怕。而且草爬子專愛往人身體的隱秘處鑽。 踏查結束,我們在西梧桐河河邊聚齊後,我首先發現我的衣服上有五、六個草爬子,於是,我要求大家全部脫掉衣服互相查找身上是否有討厭的草爬子。孫國田在助手的幫助下在頭上找到一個草爬子。其他人已顧不得羞臊了,紛紛脫掉了內衣內褲查找是否被草爬子叮上,也許是心理作用,每個人都感到身上不自在,好像身上看不到的地方都有草爬子似的。 在大家赤身露體翻找草爬子時,我拍了一組照片。 林區是美麗的,但林區中卻暗藏著許多殺機。我走了很多當年東北抗日聯軍曾經鏖戰過的地方,為了尋找和憑吊這些戰跡地,我開著車拉著沈陽軍區軍旅作家李占恒老在陰雨綿綿的秋雨中側翻進了深溝,從車裏爬出,望著小興安嶺莽莽蒼蒼的秋色,我想了很多…… 現在想起來還很後怕。 白山黑水的冬季,是日本關東軍討伐東北抗聯的最好的季節,楊靖宇、趙尚誌、陳翰章等等都是戰死在這個季節裏。 每當冬季裏,我愛呆在溫暖的屋子裏,在電腦旁看著我采訪時拍攝的照片,那莽莽的大森林,那些戰績地,……腦海裏總是浮現出唐代詩人李華的《吊古戰場文》中描述的場景: 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為愁,草木淒悲。吊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為之奈何?守在四夷。 [1] 劉玉泉家中有一本《大連公安史選編》是大連市公安局史誌研究室編輯的,該書第277頁中有劉玉泉射殺蘇聯戰鬥英雄的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