ＺＴ 上隻角與下隻角： 上海的地區文化

蘿卜青菜各人喜愛--轉載者

上隻角與下隻角： 上海的地區文化
——————讀何菲的《兩岸城市人性 》有感


何菲在她的博客發表了一篇佳作《兩岸城市人性》，很精彩細致地描述了上海的不同地區文化的特點以及老上海對特定地區文化的偏好。閱後頗有感觸，覺意猶未盡，遂續貂於後。

一
上海是伴隨中國近代史成長發展的典型都市。
我國近代史的起點是1840年鴉片戰爭。
1842年清政府與英國簽訂了南京條約，“五口通商”，上海是首選地之一，那是上海是個人口20萬的小縣城————同比之下，當時杭州已有百萬人口、南京是兩江總督府的駐地、蘇州是江蘇省省會；“五口”中的其他四口：廣州、福州、廈門、寧波都是遠比上海縣大得多的省會城市或商貿中心。
從人口20萬的縣城發展到全球特大型都市，上海隻用了不到100年時間，而且規模、體量、人口遠遠超過了其他“四口”乃至當年蘇浙的省會城市。
上海的發展主要動力來源於移民。
我在研究中發現，一個本地人口占大多數的曆史悠久的城市，都會形成固有一種地域文化，如北京的京派文化、廣州的嶺南文化、長沙的三湘文化、成都的天府文化。
這種地域文化利弊互現：從好的方麵說，曆史傳承悠久，文化底蘊厚實、形成了該城市居民獨特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以及待人處世的風俗，新來的移民，往往在潛移默化中受其影響而逐步同化。
從消極角度看，這種固有的地域文化具有強烈的排他性，很難吸收、接納、融合各種其他文化，包括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待人處事的習俗，換言之，與他們不同的文化所顯示的生活方式，他們很難接受，有一種居高臨下的心態。
這種心態，魯迅在阿Q正傳裏有過描述：“據阿Q說，他的回來，似乎也由於不滿意城裏人，這就在他們將長凳稱為條凳，而且煎魚用蔥絲，加以最近觀察所得的缺點，是女人的走路也扭得不很好。然而也偶有大可佩服的地方，即如未莊的鄉下人不過打三十二張的竹牌，隻有假洋鬼子能夠叉“麻醬”，城裏卻連小烏龜子都叉得精熟的。什麽假洋鬼子，隻要放在城裏的十幾歲的小烏龜子的手裏，也就立刻是“小鬼見閻王”。這一節，聽的人都赧然了。”
在許多影視作品中，這種心態也會會不經意地強烈地流露或顯示出來：北方人拍攝的以北京人世俗生活為內容的影視劇如《渴望》、如央視的若幹小品，上海人在劇中的角色，基本都是被嘲諷的、形象是固定的——滿口滬語音調的普通話，油頭粉麵娘娘腔、小氣摳門等等，這其實是一種地域文化排他性的表露，因為從生活細節上他們不能容忍與他們生活方式不同的其他地域文化和人們。
但新興的移民城市則不然。在這方麵，上海是典型，從一個縣城發展為國際大都市，在發展進程中，因為本土居民在移民大潮中迅速淪為“少數派”，他們固有的地域文化無法影響或同化各地移民，而各地移民由於必須與其他不同地方來的移民共處，於是，各種地域文化（包括大批外國移民來滬帶來的近代西方文化）通過碰撞而逐步融合，形成新的地域文化——海派文化為背景的社會環境。
著名學者熊月之先生對此有非常精辟的闡述。

他認為，上海是典型的移民城市。1949年以前，非上海籍人口通常占上海人口的80%以上。他們不是政府主導型的移民，而是市場主導型的移民，不是集團型移民，而是分散型移民。這種移民構成的社會，通常有以下十個特點：一、人口年輕，二、男性為多，三、不安現狀，四、能力至上（不強調家庭背景），五、競爭激烈，六、重視學習，七、信息靈捷，八、人才共生，九、文化多元，十、比較寬容。

二

上海的移民社會特性，除了熊月之先生概括的上述十個方麵以外，還有一個非常做值得研究的領域：細分化的地區文化。這種文化，隻有久居上海的人才能夠從細微處感受，何菲的文章裏有詳盡描述。

造成細分化地區文化的主要原因，是租界。上海有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以及不屬於上述兩個租界的中國地界。租界地域範圍主要包括徐匯、盧灣、靜安、黃浦，具體而言，就是從外灘開始、蘇州河南岸東西向的淮海路、南京路、延安路以及周邊街區，加上虹口的四川路沿線。上海人通常稱之為“上隻角”；而租界以外的閘北、楊浦、南市、普陀、虹口、長寧等傳統製造業集聚的地區，則被稱為“下隻角”。 上隻角與下隻角的區域劃分，沒有明確的界限，老上海們對某些“中間”地區到底是否屬於某隻角，也存在分歧。

在租界裏，華洋雜處和服務業發達是最大特色，中國人和外國人經過從1842年到1949年100多年相處，形成了既不同於西方文化又不同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海派文化。這種文化體現到人們的生活方式，就是從中國人角度看非常洋派，從外國人角度看又非常中國。

區分上隻角和下隻角的主要標誌，是該地區是否有麵積很大的下層市民集聚的棚戶區，上隻角因為在租界內，老外的城市規劃、產業規劃與城市管理做得非常出色-----有些地方我們現在都不及當年————商業和服務業高度發達，地價房價很高，租界建立以前就存在的棚戶區早已被拆除改建，成為中高檔街區。

老外有個習慣，沒有外國人社區與棚戶區毗鄰的。老外聚居的社區，有中國人入住，但大多數是已經相當歐化的華人。

其實海外聚居的中國人也一樣，每個大城市都有唐人街，這大概是人類的天性——人以群分。

改革開放以後，虹橋古北、金橋碧雲社區，都成為以外國人為主的居住區，但均距中國人社區很遠，這其實就是上海新興的“上隻角”；而政府投資建造的棚戶區大型動遷基地，往往成為新的下隻角，例如中遠兩灣城、桃浦新村等等。

解放前的“下隻角”地區，集中了上海的各種製造業,製造業的就業人口則多數來源於蘇魯皖遇災逃荒來滬的農民。

當時的中國政府在城市管理方麵比較鬆懈，從20世紀初到四十年代，內地頻頻遭災，許多災民——很多是蘇北災民——乘坐舢板劃子湧入上海謀生，就在蘇州河登岸，然後就地搭個蘆席棚或把舢板翻身當屋頂安家，到附近工廠打工，久而久之，這裏便形成了居民集聚區。政府一方麵“法不責眾”無法應對眾多的“違章搭建”住戶，另一方麵財力匱乏，無力進行拆舊建新，於是，棚戶區越來越大，形成了諸如“三灣一弄”、“虹鎮老街”之類的數萬戶底層居民聚居的棚戶區。

這種棚戶區，解放前的政府是不管的，沒有水電煤、沒有馬路，都是鱗次櫛比的茅棚簡屋，生活質量低下。形成與上隻角截然不同的城市景觀和社會環境，甚至形成了獨特的交流語言——滬語腔蘇北話。

而在上隻角，流行老派上海話，這種話現在大部分上海人已經不會講，但在香港北角——那裏聚居著1949年前去香港定居的上海人，——卻保存至今，電影《花樣年華》中40年代上海小姐潘迪華扮演的房東老太太，那一口老派滬語，實在精彩；還有就是楊帆導演的《遊園驚夢》，幾個太太在打麻將時的蘇白與滬語的對話，老上海聽了會莫名地感慨萬千的。

另外就是寧波話，因為，寧波人來滬的職業選擇主要是“學生意”——去寧波人開的銀行、錢莊、店鋪去做學徒，然後再“自立門戶”。上海的寧波人至少超過200萬，寧波話甚至“嚴重”影響了滬語，上海人的第一人稱“阿拉”，其實是寧波話，老派滬語的第一人稱是“伲”。

上隻角與下隻角存在明顯產業區分——租界主要是金融、商貿、餐飲娛樂休閑；中國地界主要是製造業——產業結構不同，造就了不同的社會階層不同的居民，從而形成了不同地區人們的性格特征：

上隻角的人，精明、中產、衣冠整潔、處世拘謹、膽小怕事、安於現狀；

下隻角的人，熱情豪爽但略帶粗野甚至有點無法無天——我知道的一個動遷社區，是普陀區某大型棚戶區居民整體遷入的，竟然集體“抗租”，大家拒付物業費和水電煤，誰家敢付水電煤，鄰居一起上門就打，誰家買了轎車停在樓下，第二天車頂一定爛番茄啤酒罐扔滿，嚇得很多老實本分的居民紛紛逃離。

在上海，上隻角和下隻角的地區文化是涇渭分明的。

何菲寫道：“上海人愛講“經緯度”，做人做事，舉止行為都精細到刻度，你的坐標在哪兒，哪兒就是你的經緯度。你是五角場的風格，他是淮海西路的做派，因為經緯度的不同而導致的習慣和思維差異，細微而固執。

數年前我還是學生時，在一個男同學的身份證上看到他的地址在閘北。他母親是個白胖精明的上海女人，跟我解釋說他們家本在黃浦，後因什麽什麽原因，把身份證地址落在了閘北。他母親的解釋很急切，這對她是重要的。後來，男同學的身份證丟了，補辦一張，地址變成了徐匯。
上周，某友招飲，地址選在了海寧路某酒樓。接到短信，幾個敏感之人立即從他的選址中進行進一步聯想：莫非他的生意出了狀況，或是資金鏈出了問題，還是股票套牢了，基金割肉了？帶著狐疑赴約，發現那個酒樓居然很豪華，菜肴也體麵，買單時價格不便宜。於是我們鬆了口氣，旋即更奇怪：為什麽一切如昔，卻把聚會選在蘇州河對岸，故意讓人猜想呢？”
我在讀中學的時候，班裏的同學非常自然地根據家庭住址是華山路、泰安路還是西新街，牛橋浜；父母職業是藍領還是“高級職員”；籍貫是蘇錫常杭嘉湖甬還是蘇北，區分為不同的交友群體。
幾十年過去，出現了一個現象，老同學分別40年重聚，絕大部分藍領家庭出生的同學，後來不約而同地子承父業繼續當工人，一些“高級職員”家庭出生的同學，往往在77年恢複高考就讀了大學，現在絕大部分也繼承了父業，成為高級白領。
在老上海的社交中，有時不經意地問道：“府上住啥場化（你家住在哪裏）”，如果說林森路（淮海路）、環龍路（南昌路）、亞爾培路（陝西南路），對方就會很謙恭；如果答曰：天通庵路、鹹瓜弄、虯江支路、西新街，對方就會露出一絲不易察覺的微笑。
這就是上海不同地區的文化細分造成的觀念、教育、價值取向、職業選擇的差異，也就是上隻角與下隻角文化的區別。
但在上海，盡管上隻角與下隻角文化具有明顯差異，這兩種文化並未導致族群衝突或社區衝突，兩個地方的人們彼此客客氣氣相安無事，這又是海派文化的一種顯著特點了。
改革開放近30年，上海通過大規模城市化建設，拆除了大批棚戶區，原來的棚戶區也已高樓林立，但對老上海————尤其是久居上隻角的人們而言，他們心目中的地域劃分還是非常清晰的，有些人因為動遷從上隻角遷到彭浦、閘北、浦東，但他們依然有個揮之不去的夢：何時能夠回遷到原來的街區。
我有幾個朋友，從茂名路、複興西路遷到浦東和市北，但他們孜孜不倦地攢錢，想方設法要在原來的街區購買力所能及的二手房，哪怕是70年代建的老工房也成。
這就是老上海一種根深蒂固的情結————上隻角情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