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超超：大躍進過後上海工人“下崗潮”（轉載的）

記得大約就是1962年那些時候，是有下放回鄉一說， 我家鄰居就有兩家回鄉， 一家回金山一家回寧波，還有就是小赤佬唱的“丁咚哐丁咚框， 衲個阿爸要回鄉”---轉載者


“大躍進”累垮了中國的經濟，當1961年各項經濟增長指標回落以後，更大的難題擺在中國領導人麵前。三年躍進片麵強調“以鋼為綱”，使得大量勞動力向工業城市聚集。工業增長指標下調，工業企業普遍麵臨生產任務銳減、開工不足的局麵。過剩產能如果不能及時地消化和轉移，必將影響企業的整體效益。淘汰過剩產能，隻能通過轉移固定資本與勞動力來實現。與資本主義國家轉移固定資本相比，中國更傾向於解散勞動力。1961-1963年間，全國精減職工超過1800萬人，加上其他非職工群體(如職工家屬)，約超過2600萬的城鎮人口遷回農村。周恩來曾感歎：這麽大規模的人口流動，“相當於一個中等人口的國家搬了家”!這種局麵，不僅僅反映了大躍進給中國經濟帶來的沉痛代價，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中國經濟運行過程中某些隱性特征，且影響至今。

　　計劃外投資與城市工業產能膨脹

　　當“左傾”、“冒進”、“浮誇”成為“大躍進”的代名詞，很少有人會注意到它們皆源於中央政府調整激勵機製、下放經濟管理權限。從1958年起，全國大部分輕紡工業企業和一部分重工業企業，由中央政府各工業部(局)下放給地方政府管理，企業的利潤收益實行地方和中央“二八分成”。中央對地方實行“兩本賬”的激勵辦法：第一本賬是必成的計劃，對外公布，第二本賬是期成的計劃，高於前者，但不公開。中央有兩本賬，地方也有兩本賬，地方的第一本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賬。

　　這種激勵改革很快取得成效。1957年上海市提出的“二五”計劃(1958-1962)，預計1962年工業總產值為176.3億元。1958年初，這個指標被修訂為370億元。但是，此後繼續攀升的經濟指標還是超出了合理的激勵範疇。8月北戴河會議之後，上海市最終確定的1962年工業總產值高達855億元，其中鋼產量計劃為1957年實際產量的近六倍。

　　與陡升的經濟增長指標相適應的是國家對基本建設投資與勞動力審批權限的下放，它為地方上計劃外投資和勞動力招收打開方便之門。至1958年9月底，年初通過的145億元的全年基本建設投資計劃就已經超額完成。

　　以被喻為工業“元帥”的鋼鐵工業為例，上海市委在1958年5月提出的該年鋼的生產指標為120萬噸。為完成分配到的指標，上海市幾個主要的鋼鐵企業全都新建或擴建了煉鐵、煉鋼、軋鋼和輔助生產車間，改造成13個煉鋼車間和與之配套的5座建築麵積達到一萬平方公尺的軋鋼車間。此外，為保證120萬噸鋼的提前和超額完成，上海市同時在冶金係統之外的造船、汽輪機、鍋爐、電機等企業布置了10萬噸鋼的生產任務，利用小型煉鋼爐出鋼。

　　新車間、新設備投入生產，勞動力的需求量也相應提升，各廠要為下一年度的繼續躍進提前培訓和儲備技術工人。由於新工人技術不熟練，新建車間需要配備的工人數往往要比老車間多出80-100人，原材料消耗增加，從事運輸工作的人員也需要擴充。

　　為迅速補充勞動力，中央同意了勞動部的意見，將全國勞動力的招收和調劑工作下放到各省、市、自治區管理，不必經由中央批準，但不考慮從農村大量招工。然而，勞動力管製一放開，各地私招農民的現象屢禁不止。1958年，全國新增的2000萬餘職工，超過1000萬人是來自農村的臨時工和合同工。

　　經濟增長大幅減速與產能過剩顯性化

　　1959年第一季度，“大躍進”帶來的國民經濟發展比例失調問題初露端倪。由於生鐵及輔助材料供應脫節，上海市僅完成鋼產量24萬餘噸，不到計劃產量(42萬噸)的六成。1958年在非冶金係統企業配備的小型煉鋼爐也因爐料不足基本停止生產。3月下旬，上海市冶金工業局下發通知，嚴控計劃外的基本建設項目上馬。

　　上海市的輕工業企業也發生了不同程度的停工停產，到5月中旬，企業完全停工或部分停工波及的工人已達到3.4萬餘人，占到總人數的五分之一。其中，日用五金廠和卷煙廠的情況最為嚴重，全市五金行業三分之一的工廠停工待料，四個卷煙廠一度全部停產。鑒於全國發生的以上類似情況，中央高層在小範圍內達成了調整經濟增長指標的默契。

　　然而，這種默契很快被“廬山會議”以及隨後的“反右傾鬥爭”打亂。各地的基本建設投資再度突破防線，直至1960年上半年全國各大工業城市糧食危機的出現，才給漫天遍地的“反右傾、鼓幹勁”呼聲以當頭一棒。

　　1960年8月，國家計委提出按照農、輕、重的次序重新安排計劃，有計劃地縮短重工業戰線，加強農業和部分輕工業。上海就此對國民經濟進行了全麵調整，調整後的1961年全市工業總產值比1960年下降了37.3%，1962年繼續下降18.9%;鋼產量指標從1960年的250萬餘噸，壓縮到1961年的165.2萬噸和1962年的120.8萬噸。全市基本建設投資的降幅更大，1961年總投資額比1960年減少60%，1962年再壓縮55%。

　　經濟增長指標降下來了，但是，三年躍進發展壯大的工業隊伍不是一夜之間可以解散的。經濟增長指標下調之後，若在市場機製的作用下，城市工業組織將有大量富餘的勞動力流向社會，但現有的用工製度顯然不具有這樣一種內在的淘汰機製，企業對富餘勞動力的態度十分曖昧。在國營工業企業處於絕對優勢的局麵下，大部分企業都傾向於將勞動力保持在一個高飽和的狀態，以防止經濟指標驟然抬高後所帶來的勞動力不足。因此，國家如欲減員增效、縮小城市工業企業在“大躍進”期間過於膨脹的勞動力規模，就必須通過外部的強製力完成。

　　城市勞動力的遣散

　　精簡工作始於1960年9月，這時強調的是“大力精簡非生產人員，充實生產第一線”，上海市一方麵對工業係統機關人員進行整編精簡，另一方麵加大了對本市臨時戶口動員回鄉的力度，主要清查從農村來滬的職工家屬。至年底，已動員回鄉的職工家屬占到應動員人數的45%以上，留下的大多年邁體弱，或患有長期疾病而喪失勞動能力。對於來滬帶管孩子的家屬，酌情給予一定的暫居期限。

　　大規模針對企業職工的精簡工作是從1961年開始的。中央公布的精簡指標是以1960年底為基數，三年內減少城鎮人口2000萬人以上，1961年先爭取減少1000萬人，1962年再減少800萬人以上;其中，精減職工的主要對象為1958年1月以後來自農村的新職工，原居住城市的新老職工可以留職，以免擴大城市失業人口。《勞動》雜誌還開辟專欄，實時跟進報道各行各業精減工作的最新動態，在全國製造聲勢。
根據中央“關於減少城鎮人口和壓縮城鎮糧食銷量的九條辦法”和“關於核實城市人口和糧食供應的緊急指示”，上海市成立了人口工作領導小組，研究製訂本市壓縮城鎮人口和糧食銷量的具體計劃和實施方法。7月，工作組給出初步方案，計劃該年度精減工交、基建部門職工17.33萬人，其中6.94萬人遷離本市，包括回鄉支農及支援崇明島的圍墾工程。凡願意離職下鄉的職工，除了發給當月工資外，另發給一定金額的退職補助費或生產補助費，並出具“職工回鄉參加農業生產介紹信”，連同戶口、糧食關係一並轉往當地人民公社。實際動員回鄉的對象不隻是1958年以後入廠的新職工，老職工根據1958年3月7日“國務院關於工人、職員退職處理的暫行規定”，可領到的“退職補助費”標準為：連續工齡不滿一年的，發給一個月的本人工資;一年以上至十年的，每滿一年加發一個月的本人工資;滿十年以上的，每滿一年加發一個半月的本人工資，最高不超過30個月。

　　1958年以後進廠的新職工離職後則發給“生產補助費”，其中工作三年以上的正式工人最多可領到相當於本人工資三個月半的補助，而工作不滿半年的臨時工不在補助的範圍之列。此時的補助標準還算豐厚，如一名月入70多元、工齡滿17年的老工人可拿到1500-1600元的退職補助費。各口的統計數據略有差異，根據上海市委人口工作小組辦公室的統計，1961年，上海市減少城鎮人口24.1萬人，動員回鄉職工10.5萬餘人。全國減少城鎮人口1300萬人，精減職工950萬餘人，農村勞動力恢複到1957年的水平。

　　再減一千萬職工

　　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西樓會議”以及5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都討論到1962年的精簡指標。2月14日，中央決定在1962年上半年減少城鎮人口700萬人，其中職工500萬以上。經過反複計算，5月，中央正式布置了該年的精簡任務：精簡職工1054-1070萬人、減少城鎮人口2000萬人。這個數字考慮進了企業的大部分三級技工和有四五年工齡的熟練工人，可謂是“傷筋動骨”。中央專門成立“國家機關編製小組”和“中央精減小組”負責全國行政編製和精簡工作，並通過控製工業企業工資總額和限製銀行貸款的辦法，督促精簡工作的完成。

　　上海市提出了1962-1963年精減職工20.4萬人的計劃方案，1962年的精簡任務要求趕在農村夏收分配之前盡早盡多地完成。而此時願意退職回鄉的職工已非常有限，退職補助金的標準一度比年前降低許多。幹部們普遍反映：精簡工作更難做了，自己是“說不出口，下不了手”。

　　上鋼一廠在確定退職職工名單時索性采用了“串聯”的辦法，動員來自同一村莊、同一原單位的新進職工主動報名、一起回鄉。那些生產任務銳減的小企業眼下決心動員家屬工和臨時工全部離職回家。部分企業由於調整了產品結構，改做精細的日用產品，對勞動力數量和工藝技術含量的要求提高了，但也要完成精減指標，隻有把一個工人當做兩個來用，將車間主任和科室幹部都派往生產一線。

　　上海印染機械廠的援外生產任務很重，廠裏為保生產，不敢向職工宣傳精簡政策，以免擾亂人心，好容易篩出了35名有條件回鄉的職工名單，車間和工段又紛紛以他們是技術骨幹為由要求挽留。至4月底，全廠僅有一人提出回鄉申請，還是因為從事非法販賣活動被檢舉揭發，礙於麵子才提交了申請。新的指示使得印染機械廠不得不將精簡工作提上日程，硬是確定了174人的退職名單。

　　就這樣，到1962年底，上海全市共計精簡職工21.2萬人，超額完成計劃;全國減少職工近900萬人，城鎮人口近1200萬。

　　1962年5月的中央工作會議，還提出對現有工廠企業進行“關、停、並、轉”的工作要求。當年底，全國縣以上國營工業企業比上年減少了三成以上，加上1962年以前裁並的，工業企業總數比1960年底減少45%以上。

　　裁並改組後的企業對非生產人員繼續進行精簡。上海市機電工業局計劃在1962年將非生產人員比例從21.41%減少為16.92%。紡織工業局和冶金工業局所屬企業要求將非生產人員控製在全體職工總數的13%左右(1961年底兩個工業局上述比例分別為14.64%和18.09%)。為此，企業的職能科室要做相應的裁減。被列入一類標準(大型企業)的上鋼五廠在1962年以前有30個科室，隻準保留17個科室;二類企業的新滬鋼鐵廠，可有11個科室;其餘的小型企業，應控製在7個科室之內。

　　在“大躍進”的總方針之下，各級政府的財政預算和經濟建設投資沒有受到有效的約束。在固定資產投入與發展速度上求大求快，不僅是“大躍進”時期的國家訴求，更是一直以來地方政府和企業的生存之道。“大躍進”同期實施的行政分權與財政分權，為這種擴張衝動提供了權力和物質上的支持。

　　“大躍進”之後，國家不得不麵臨過剩產能的消化和轉移。以運動的方式強製解雇並遣散勞動力，帶有多少的無奈。超過2600萬的人口在兩三年的時間裏從城市回到了農村，如此大規模的人口遷移與國家動員其耗費的人力與物力是不言而喻的。但中國經濟發展中的關鍵性問題，並沒有因此得到根本上的解決。在此之後，伴隨著經濟增長指標的回升，產能擴張再度回歸。

　　改革開放以後，從“突出政治”到“強調效率”的國家經濟活動與經濟組織理念的轉變，幫助中國的經濟擺脫了舊體製下的普遍“短缺”，但是，產能過剩仍是阻礙中國經濟走向高效增長的一個瓶頸。2012年中國產能平均利用率不足60%。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沒有嚴格意義上的“計劃經濟”，也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在經濟運行中，各級政府的反複介入，不斷改變資源配置的走向，從而偏離計劃或市場的軌道。各級政府熱衷於高產值的產能擴張與投資，追求短期利益與GDP總值的增長，這是迄今為止產能過剩無法根本扭轉的深層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