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界的“大右派”——雷海宗--驗證教授“日子”好壞的軌跡

網友十裏芳草的憶外公，引起另一網友對舊社會教授生活的議論“記得壇內有人說解放前教授教師如何如何，大談免費上小學。。。其實欠薪是經常發生的事。上小學免費是小概率的。”， 跟著又有網友“實話說教授的日子的確是1950-1966年最好，前提是聽話又不說自己的話”， 再後找到一篇文章，好像可以印證1957-1966年說話的重要性，雷公海宗幸運地死得早（MA的，連死早了都成所幸的事了），否則文革要他好看，對比之下， 吳晗算是聽話的也是叫他說啥就說啥的了，可吳老爺子萬萬沒想到聽了聖上關於海瑞的說法，寫了海瑞罷官，還是不行，文革成了首當其衝的靶子，證實了文革炮聲響後， 聽不聽話亂不亂說話一個待遇了--牛鬼蛇神，不過相比於老右教授們，老吳至少1957-1966年的日子是舒服的----轉載者

作者：胡尚元

 

雷海宗(1902－1962)，字伯倫，是馳名中外的曆史學家。在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中，他被打成右派，與向達、榮孟源和陳夢家等人一起作為整個史學界的右派典型，在全國範圍內遭受批判。

 

學術人生

1902年，雷海宗出生於河北省永清縣。1917年入北京崇德中學，兩年後轉入清華學堂高等科。1922年清華畢業後，公費留美，在芝加哥大學主修曆史學，副科學習哲學。1924年，進入芝加哥大學研究院曆史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1927年，其博士學位論文《杜爾閣的政治思想》通過答辯，獲哲學博士學位，時年25歲。

當時的中國留學生在學位論文選題時，大多選擇做有關中國學術的文章。這固然是因為中國學生有比較深厚的中國學術功底，同時也是因為多數西方學者對中國學術相對陌生，通過論文答辯比較容易一些。比如早先在新文化運動中“暴得大名”的胡適，其博士論文就是《先秦名學史》。雷海宗卻以純外國曆史為研究對象來撰寫博士論文，並且獲得了優秀的成績，因而深受其導師美國著名史學家詹姆斯·湯普遜的器重。

雷海宗獲得博士學位後即回國，任南京中央大學史學係副教授、教授和係主任,並兼任金陵女子大學曆史係教授和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他主要講授外國史和中國史，同時進行廣泛的學術研究，先後發表《克羅奇的史學論－－曆史與記事》、《孔子以前的哲學》等論文。1931年,他轉到武漢大學，任史學係和哲學係合聘教授。在此期間，發表了著名的《殷周年代考》一文。他采用新方法，以“按溫帶人類生理，普通四世當合百年”為根據，推斷周朝元年應當在公元前1030年與前1020年之間，從而肯定《竹書紀年》關於周室元年為公元前1027年的說法，並進一步認為盤庚遷殷的時間在公元前1300年，而湯王中原應當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

1932年後，雷海宗先後任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合大學曆史學係教授、係主任及代理文學院院長，主要開設中國上古史、秦漢史、中國通史、史學方法等課程，有時也講外國史課程。他還編輯了一套《中國通史選讀》共7冊，作為鉛印講義和教材。至抗戰爆發前，他先後發表了《皇帝製度的成立》、《中國的兵》、《無兵的文化》、《世襲以外的大位承繼法》、《斷代問題與中國曆史的分期》和《中國的家族製度》等論文。1938年，他將這幾篇文章的題目略加修改後，又加上《此次抗戰在曆史上的地位》、《建國－－在望的第三周文化》兩篇，合編成《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一書，由商務印書館1940年出版。這部書是雷海宗的代表作。

其後，雷海宗為《戰國策》半月刊和重慶《大公報·戰國副刊》撰稿，成為“戰國策派”的主將之一。他所發表的主要文章編入林同濟主編的《文化形態史觀》一書,由上海大東書局1946年出版。“戰國策派”主要用文化形態史觀來解釋中國曆史文化和世界格局，批評中國柔性主義文化傳統和國民劣根性，大力倡導尚力精神和英雄崇拜，主張戰時在政治上實行高度集權等，當時被視為法西斯主義的反動學派。

到1949年全國解放，雷海宗發表了數十篇學術文章，如《章學誠與藍鼎元〈餓鄉記〉》、《司馬遷的史學》、《古代中國外交》、《中國古代製度》等。同期所發表的政論性雜文多不勝數。由於雷海宗在學術界的地位和影響，國民黨當局曾經動員他“南飛”，並為他準備了機票。但雷海宗不為所動，毅然決定留在清華園迎接解放。

新中國成立後，雷海宗仍在清華大學曆史係任教。他積極地參加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思想改造等運動。1951年2月，北大、清華等高校的63位教授組成3個土改參觀團，雷海宗與清華的吳景超(團長)以及北大的朱光潛、賀麟等人一起，參加了西北區的參觀團。通過這些活動，雷海宗的政治立場和世界觀開始發生轉變。他認真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並對自己過去的曆史觀點和政治活動進行了自我批判。在1951－1952年間，他在《大公報》、《進步日報》和《曆史教學》等報刊發表了一係列學術批判性文章，如《美帝“中國門戶開放政策”的背景》、《耶穌會的別動隊活動》、《近代史上的梵蒂岡與世界羅馬教》等，並捐獻了全部稿費。

1952年秋後，全國高等學校院係調整，雷海宗調任天津南開大學曆史係教授和世界史教研室主任，兼任《曆史教學》雜誌編委。這一時期，他主要從事世界史學科建設，講授世界上古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現代史和物質文明史等課程。他所編寫的《世界上古史講義》一書，被教育部定為全國高校交流講義。1954年底，在毛澤東的發動下，思想文化界以批評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為突破口，開始了對胡適思想的批判和清算。雷海宗也寫了《胡適哲學觀批判》一文(未公開發表)，參加了批判運動。

在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中，雷海宗因為在學術方麵的一係列言論被錯劃為“右派”，之後，其健康狀況急劇惡化，不得不停止了教學活動，科研工作也難以進行。但他仍沒有完全放棄學術研究，精心譯注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一書的有關章節。1961年底,雷海宗被摘掉“右派”帽子。此時他已身患不治之症，不能行走,但仍然在次年春天乘著三輪車來到教室，重上講台，為200多名學生先後講授《外國史學名著選讀》和《外國史學史》兩門課程，一直堅持到該年11月底難以行動時為止。他在重病之中頑強支撐，講課時仍顯得精神抖擻,使很多學生深受感動。1962年12月，雷海宗因尿毒症和心力衰竭去世，終年60歲。

1979年，雷海宗的“右派”問題被徹底改正。

“右派”言論

1957年3月12日，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會後,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康生到天津傳達會議精神。天津市委邀請了部分黨外人士參加會議、聽報告並進行小組討論。

雷海宗應邀出席會議並作了極為大膽的發言。他從建國後社會科學的發展狀況談起，認為社會科學的發展“與我們國家的建設特別不相稱，不相稱到令人難以想象的程度。”在他看來，“百家爭鳴”之所以“鳴”不起來，一個主要的原因是資料的缺乏。接著，他談起了關於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問題。由於這段發言對理解雷海宗的所謂“馬克思主義停滯論”極為重要，因此主要部分摘錄如下：

……我們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社會科學太薄弱，太貧乏，所有的東西幾乎都須從頭作起，不是短期間所能奏功。在人類曆史上，成為科學的社會科學是到資本主義時代才出現的，我們必須在這個基礎上建立我們新社會所需要的社會科學。資本主義的這些東西不能拿來就用，但是又不能不用，因為除此之外幾乎沒有可用的東西。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年前，站在無產階級革命的立場，在資產階級社會科學的基礎上，總結了過去幾千年人類的曆史經驗和科學知識，初步樹立了新的社會科學。恩格斯死在1895年，到現在已六十二年，在這六十二年之間，各國的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積累了很多的革命經驗，豐富了馬克思主義；就中國最近的情形而論，我們黨的兩篇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文章和毛主席方才提出的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報告，都是這方麵的突出貢獻。在這一方麵,馬克思主義是一直不停地在發展的，新的社會科學是不斷地在增加內容的。但社會科學還有另外一麵。在這另外一麵，在不斷深入地、日漸具體地總結人類全部曆史進程中的經驗教訓這一方麵，這六十年來是幾乎完全處在停滯狀態之中。馬克思、恩格斯經常掌握當時世界科學、尤其社會科學的一切情況和全部成果。最近六十年來，世界的社會科學仍在不斷地有新的發展，不斷地增加新的材料，對舊材料不斷地有新的認識和新的解釋。但這些，對我們社會主義陣營的社會科學界來說，是等於不存在的，我們今天仍滿足於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馬克思或恩格斯在當時的認識條件和資料條件下對問題所說的個別的語句。講我自己的本行，例如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以前的各種社會的說法，我們基本上仍是一切遵照辦理，並且在談中國史時，也盡量去找材料來印證在一百年前的條件下他關於歐洲史所下的論斷，無證據處硬要找證據，實在說不通時，就說中國是例外，好像我們的祖宗在創造曆史時曾經故意地不遵守曆史發展規律似的。我們似乎不願意想，馬克思若在，他今日對於歐洲過去的曆史，在今天的條件下，究竟會如何看法。我們是如此地不去思考，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社會科學界也是如此地不去思考！無產階級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當以全部人類文化精華的繼承者自豪，但我們不肯繼承這一份按理屬於我們的遺產，反倒把它拱手讓給資產階級學者去利用，而他們時常去濫用。但當他們去濫用時，我們也束手無策，也指不出他們的錯誤，因為我們不掌握材料。

這個極不正常的局麵，今天應當糾正，在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之後，在我們的黨提出百家爭鳴的方針政策之後，現在也有條件糾正。如何具體做法，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共同商討，但首先必須大家對整個問題取得比較一致的認識，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我們每個人應當有能力、有信心去發展社會科學，適應改變了麵貌的中國社會。(1957年4月28日《人民日報》)

小組的發言和討論每天都要整理成簡報上報康生，康生應當看到過雷海宗的發言(馮承柏：《史學大師雷海宗先生1957年蒙難始末》，《曆史教學》2003年2期)。但他的這次發言似乎沒有引起什麽異議。

4月14日，《人民日報》派3位記者到天津，召集李建勳、吳恩裕、季陶達、雷海宗等10位天津知名教授召開座談會，討論“雙百方針”。雷海宗又一次在會上發言。他重複了上一次座談會發言的主旨，但表達方式略有不同。他說，1895年以後，列寧、斯大林在個別問題上有新的提法，但他們談的主要是當前的革命問題。雷批評教條主義者說，馬克思、恩格斯也是經常修改他們的學說，他們注意到當時每一個社會科學部門的發展情況，掌握科學研究的材料和成果。可是以後人們就認為他們已解決了一切問題，社會科學不能再發展了。事實上並不如此。雷認為：1895年以後社會科學上新材料很多，對舊材料有很多新的認識。我們今天的任務，就是要把1895年到今天62年的課補上。他舉希臘史為例指出，62年來發現了好多材料。1890年在埃及發現的雅典憲法，就可以說明好多問題。這本書恩格斯可能沒看到。他如果看到，在《家族、私有製和國家起源》一書中在有些問題的提法上就會不同。雷強調，社會科學是需要不斷發展的。(1957年4月22日《人民日報》)

但這一次發言很快就帶來了麻煩。一周後，《人民日報》刊出雷海宗的談話，標題是《社會科學需要發展，但是馬克思主義“還停留在1895年的地方”》。引人注目的是，《人民日報》在前麵加了“編者按”，後麵加了“編者注”，並用了黑體字。編者按說：

“座談的發言不能像寫論文那樣嚴密，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從這些發言裏看出知識界的一些思想動態和他們迫切關心的一些問題。其中雷海宗先生對馬克思主義的看法是我們不能同意的。”“編者注”指出：

雷先生認為社會科學需要不斷發展，而為了發展社會科學，這就需要反對教條主義，這個意見無疑是正確的。但是，雷先生認為列寧對於馬克思主義隻是“在個別問題上有新的提法”、馬克思主義“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這卻是違反了事實。……而雷先生所說的關於六十二年來古代史的發現，卻隻是涉及到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個別論斷。古代史的研究者當然應該根據新發現的事實，去補充以至修正那些個別論斷，但是補充和修正這些個別論斷，不影響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這是我們的看法，希望大家討論。”(《人民日報》1957年4月21—22日)

看到《人民日報》的報道，雷海宗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當天就給《人民日報》寫了一封信，對沒有說清楚的地方進行了進一步的解釋。他首先表示，對於“注”中的話“完全同意”。他也認為最近62年來，結合革命運動的發展，馬克思主義是不斷地在發展的。他所強調的隻是過度忽視了對人類曆史幾千年的經驗教訓的進一步研究。他在談話中所說的“1895年以後，列寧斯大林在個別問題上有新的提法，但他們主要談當前革命問題”一句話中，下半句就是指的像列寧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一類的理論，而上半句“在個別問題上有新的提法”，是指像列寧對於封建社會所下的更清楚的定義之類。這後者隻是“個別的”，而不是“主要的”，他們對於過去的人類經驗沒有時間多去談論，隻能在極“個別的問題上”說幾句話。他們談的有分量的話“主要地”是有關當前革命的問題。他說，我們一般的社會科學工作者，對於馬克思、恩格斯所樹立的結合過去幾千年人類經驗的社會科學部分，不肯體會馬克思思想的精神實質去進一步深入地研究，從而使社會科學的這一部分一直處在停滯狀態之中。他強調指出：這個意思，他在談話中沒有說清楚，跟他當時的一種想法有關係。因為在座談會的半個月以前，他在曾經在天津的另一個座談會上發過言，主旨相同。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複，他就把自認為不言而喻的話用半句話帶過去了。

他把在那個座談會上的發言稿的原稿附在信後(主要部分已錄於前)，寄給了《人民日報》。

《人民日報》在4月28日刊登這封來信時，沒有直接對它發表評論。但是，同時刊登了季陶達的《馬克思主義停留在1895年嗎？》一文，“認為馬列主義停留在1895年這種說法是不符合事實、不合邏輯的”。這實際上是以另一種方式表明《人民日報》的態度。

就在這中間，也就是4月16日，《人民日報》派學術文化部編輯袁佑銘訪問雷海宗。雷海宗主要談了對教條主義的看法。他認為，這幾十年來，社會主義陣營沒有什麽在學術界站得住腳的著作出來,就是吃了教條主義的大虧。蘇聯教條主義到了極點，不論什麽雜誌也好，小冊子也好，都是教條主義的東西，都是找一點材料，套上早已過時的結論。他說，這些東西哪一本是經得住學術上推敲的？

對馬恩列斯的著作，他也作了大膽的點評：

學術著作就是那種經得住時間考驗的東西。……在革命運動中，應付當前問題的東西，那不能算是學術著作。比如說“物質運動是曆史發展的動力”，這是千古不滅的道理，不管什麽國家、什麽人，都得承認它。這就是真正的東西，讓你不得不認識。比如說，恩格斯的“反杜林論”，這是一本有很高學術價值的書。……但是，列寧的“經驗批判論”就不同了，就差得多了。為什麽呢？……做學問是要有學問的基礎的。……馬克思人家讀過正規大學，學問的基礎原來就好。在這樣的基礎上，加上對現實情況材料的研究，自然就不同。而恩格斯就差了，雖然也讀過大學，但後來幹了別的了，不像馬克思那樣。至於列寧，一直在幹革命活動，原來的基礎就不好，隻是在被趕到國外以後，革命指導不上了，這才隻好讀點書，但是研究也很有限。因此，列寧的學問比起恩格斯來，又差得多了。所以，基礎學問要緊，……你說到斯大林的“曆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其實，這本書算不上是個什麽學術著作的。好幾十年來，因為斯大林個人的關係，誰也不敢對這本書提一點不同的意見，……動一個字就是不得了。但是這樣做的結果，也最壞。教條主義的統治勢力就是這樣來的。斯大林死了以後，大家也認識到這個道理了。(中宣部內部刊物《宣教動態》1957年第44期)

雷海宗還進一步談了“雅典憲法”以及國內普遍存在的“小資產階級的幻想”等問題。他特別囑咐袁編輯，這次談話“最好不要發表”，因為害怕“引起一些不安來”。後來確實沒有公開發表，卻刊登在中宣部主辦的專供中共高級領導幹部閱讀的內部刊物《宣教動態》上了。

1957年6月2日，天津市社科聯組織幾個學術團體聯合舉辦爭鳴論壇。由於有《人民日報》“按語”的教訓，雷海宗本來不想作演講，但禁不住反複動員，還是以《世界史分期與世界上古中古史中一些問題》為題發表了講演。

他首先從生產工具的發展說起，認為人類生產工具的發展有石器時代、銅器時代、鐵器時代、機器時代4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原始社會，第四階段是資本主義社會，後來是社會主義社會，這都沒有爭論。問題在於銅器時代和鐵器時代。他認為經典著作對這個問題談得很少，唯一較有係統地談過的是馬克思。而馬克思所根據的也隻是當時歐洲科學所掌握的材料。恩格斯、列寧也在幾個地方談到這個問題,但他們對亞細亞生產方式一般的不提了。他強調，今天掌握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材料比較多，因此，應該根據新的材料重新考慮這個問題。

他指出：把銅器時代和鐵器時代的前一段稱為奴隸社會，鐵器時代的後一段劃為封建社會的習慣性分法是不科學的。這樣就把生產工具基本上相同的時期看成是兩個社會階段，同時又把兩種不同的生產工具時期看成是一個社會階段，違反了生產工具在曆史發展中起決定作用的原理。至於有一定生產經驗和技術並使用生產工具生產物質資料的人，他認為在研究曆史時不必過分強調，因為在銅器時代和鐵器時代，許多經驗、技術，今天沒人知道。

最為引人注目的是，他以銅器時代發展相當高的巴比倫為例，提出了“奴隸製度在世界史上是不存在的”觀點。他認為，隻有羅馬的情況在世界史上是一個例外。羅馬當時經常向外侵略，每次俘虜大量的人，因此，才有了大規模的奴隸製度，這種情況隻有海上國家才有可能產生。他還提出了對銅器時代和鐵器時代的社會性質的看法，認為“這是一個時代，是個獨立的社會階段,與後來的古典社會(後來叫奴隸社會)根本不同”，“奴隸社會”，也就是鐵器時代前一段，他主張仍然使用馬克思一百年前用的名詞，叫古典社會，不叫奴隸社會，“因為高度發展的奴隸製度隻在雅典、羅馬很短時期有”。他認為，使用奴隸與奴隸社會不能混為一談。他舉例說：在人類史上第一次大量使用奴隸的是羅馬；第二次是西歐國家大量使用非洲人做奴隸，而這已是16、17、18世紀的事情，如果說這是奴隸製度的殘餘，也不能有這麽大的殘餘，這也可以說明就全世界的曆史來說，沒有奴隸製度這個社會階段。(6月5日《人民日報》)

《人民日報》在報道時隻是客觀地介紹了雷海宗的講演內容，未加任何評論。實際上，當雷海宗的演講結束時，全場掌聲雷動。有人當時就說：“雷先生的這篇演講沒準能發展馬克思主義。”(馮承柏：《史學大師雷海宗先生1957年蒙難始末》，《曆史教學》2003年2期)

厄運降臨

4月份正是中共積極鼓勵人們參加“百家爭鳴”，是促“放”的時候。《人民日報》的“按語”顯然與整個形勢不合拍。據說是因為“鄧拓很有意見”，並打長途電話到天津，要求組織批判。又據說是“因為毛主席生氣了”，才沒有緊接著對雷海宗展開批判。直到8月份，雷海宗被定為右派，他的厄運才開始降臨。

《人民日報》發表雷海宗的發言和“按語”之後，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在南開大學，“大多數人認為雷海宗的觀點是錯誤的，人民日報的批評是正確的。但認為批評的方式和時機有問題”。在曆史係有幾種不同反應：“吳廷璆(科研處副處長)在座談會記錄未發表前曾對王瑞青同誌(黨員)說：‘雷又出了一個問題，他在人民日報召開的座談會上否認恩格斯死後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人民日報的人當時未注意，鄧拓很有意見，打長途電話來要求組織批判，曆史係應當寫些文章。’記錄發表後，他說：‘雷的根本看法是把資本主義當成正統，否認列寧逝世以後各國黨在革命上的貢獻，對斯大林、毛主席對馬克思主義的貢獻他都沒有看在眼裏；人民日報的做法不好。這樣一來有意見也給打回去了。’楊誌玖不同意人民日報的做法，也不同意人民日報的批評。他說：‘還未看到東西就加按語，評論還用黑體字，就是百家爭鳴也不應如此。雷所談和人民日報按語根本是兩回事。雷指的是曆史科學，是學術問題；人民日報指的是馬列主義理論的發展。……雷說用別人的東西套中國曆史就是不應該麽，蘇聯的曆史科學就是沒有發展。從編者角度來講可以加按語。但一開始就這樣做不好，應該將事實弄清楚再說。’他說他準備寫信給人民日報對這種做法提意見。”“圖書館館長馮文潛說：‘在我們，學術、理論和革命實踐是統一的。在雷則把學術和革命理論及革命實踐分開了。我想如果說革命理論有發展他不會不同意。在雷看來，那並不等於曆史科學有發展。’關於批評方式和時機他未表示更多的意見。他說：‘人們的習慣還是認為，人民日報的按語就是結論。’”(《宣教動態》1957年第41期)

繼4月28日刊登了季陶達的批評文章之後，《人民日報》於5月5日又刊登了吳恩裕的批評文章。5月7日刊登了楊誌玖的來信，果然對《人民日報》的做法提出了批評。這些文章都是原文照登，不加評論。

天津市委文教部科學處對於《人民日報》的按語非常重視，並進行過多次研究。總的看法是，雷海宗的意見是值得探討的學術問題，不是政治問題。但在當時形勢下，對《人民日報》的按語又不能不表態。於是，他們寫了一篇短文，征得河北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孫延齡的同意，用他的名義以公開信的形式發表，表示不同意雷海宗關於革命理論與社會科學的關係的看法。這封信發表在5月16日的《天津日報》，已經是毛澤東在黨內發出《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指示，準備對右派進行反擊的第二天。

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麽？》。當天，中共中央發出毛澤東起草的《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黨內指示，反右派鬥爭正式拉開帷幕。

6月15日，南開大學曆史係學生會召開大會，討論譚天榮問題。此前，北大物理係著名的“右派”學生譚天榮曾三次到南開“煽風點火”，並訪問過雷海宗。譚天榮留下了這樣一段記錄：

在南大我訪問了曆史係教授雷海宗先生，在我看來，教授們總是淵博而謙遜的。淵博，這就是說什麽也不懂；謙遜，就是什麽也不想懂，這似乎是一個法則。這一次我畢竟遇到了一個例外，雷海宗教授是一個真正的學者，對於我這簡直是奇跡。他對我說，在這種哲學界無限混亂的時期，注意《自然辯證法》、《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兩本書在思想方法上的差別是必要的。這句話有多大分量啊。但是據我所知，他關於“1895年以後馬克思主義陷入停滯”的說法，被《人民日報》編輯部按了一按，希望大家討論(或者叫做討論，或者叫做圍剿，反正一樣)，聽說因為毛主席生氣了，這場戲才沒有開演，一切沒落階級的鬼祟和狡猾伎倆，《人民日報》都差不多用了。他們在殘害著怎樣的人才呀！(譚天榮《第二株毒草》)

雷海宗出席了這次大會並發了言。他在發言中說：有些人蓄意要脫離社會主義路線和馬列主義的指導，那就是要走資本主義路線。但是，曆史證明，資本主義路線走不通。談到對整風的態度，他說：不能拋開曆史，把這些困難、錯誤和缺點都算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賬上。在整風中指出困難和缺點錯誤是應該的，但目的都是為了克服困難和缺點錯誤，解決問題，不是為了反對黨和政府。如果按照那些要脫離社會主義路線，要取消黨的領導，要取消人民政府的人的意見去做，中國就必然回到亡國奴式的半殖民地的局麵去，這就不是整風而是要我們開倒車。

關於譚天榮，雷海宗說：談到黑格爾的哲學，我問譚天榮：你讀過黑格爾的哪些書？他說隻讀過中國翻譯過來的幾本書中的一部分。我問他你能讀外文書嗎？他說不能。我問他向北大對黑格爾哲學很有研究的賀麟先生請教過嗎？他說沒有。我勸他：你要想學哲學，要研究黑格爾，你至少得學會外文，熟讀黑格爾的所有著作，也可以找賀麟先生談談。哲學是一門有係統的全麵的對世界對社會曆史的解釋的高深學問，不要把它看得那麽簡單。

雷海宗進一步指出：對於最唯心的深奧的哲學也讀過一些,我感到這些哲學都有階級性，都在企圖說明世界,但對譚天榮的大作則沒有這種感覺。因為它隻是名詞概念的堆積，沒有說出任何問題。(6月29日《人民日報》)

不知道譚天榮所說的“聽說因為毛主席生氣了，這場戲才沒有開演”的話是否屬實。但《人民日報》自4月份頗具火藥味的“按語”之後，對雷海宗的有關報道卻都站在了客觀的立場，不作評論。直到6月29日，還刊登了《南開大學反擊右派的鬥爭》一文，完全從正麵報道了雷海宗6月15日在曆史係學生會大會上的發言。很明顯，這種做法前後矛盾，其中不會沒有原因。

在北京和天津等地的高校普遍開展反右派鬥爭之後，天津市委文教部、南開大學黨委、天津市委有關領導仍然認為雷海宗的問題是學術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天津市委文教部科學處還曾多次就雷海宗的問題向中宣部科學處請示，於光遠曾經明確表態：雷在座談會上的發言是學術問題，讓他繼續講、寫，也可以發表，總之是“百家爭鳴”，至於雷該不該劃為右派，那是另外的問題，應由天津市委來決定。

但是，不久就開始傳出小道消息。康生說：“認為馬克思主義1895年以後就不發展了，這還不夠定右派？”他還在一次內部講話中點名說：“讓雷登台批判右派，還加以報道，難道雷海宗成了左派？”7月下旬，中央召開全國省(市)委宣傳部部長、文教部部長會議。康生在小組會上當麵指斥天津市委文教部部長梁寒冰，嚴厲批評天津市委是右傾，說：“你們南開大學的雷海宗還沒有鬥，反右就結束了？天津不鬥雷海宗就是右傾，天津反右要重搞！”中宣部部長陸定一也在大會上提出嚴厲批評：“天津市委再不批雷海宗就要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在這種情況下，天津市委不得不立即行動，把雷海宗定為右派。8月14日，天津科協舉行反右派鬥爭大會，雷海宗被定為右派。

橫遭批判

雷海宗被定為“右派”後，針對他的大批判隨即展開。繼8月14日天津科協舉行反右派鬥爭大會之後，天津市史學界也舉行了批判會。9月初,在天津市第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雷海宗被列為重點批判對象。9月13日的《天津日報》以整版篇幅刊發一些著名人士在市人代會上批判雷海宗等人的言論。“披著史學家外衣的、具有二十多年反蘇反共政治經驗的老牌右派分子”、“二十年來一貫反蘇、反共、反人民的老牌右派分子”之類的標簽，紛紛貼在雷海宗身上。

南開大學曆史係有關領導認為：“長期來，雷海宗在曆史係教師和學生中係統地散布了他的反動觀點，影響極其惡劣，因此必須在政治上粉碎雷海宗的反黨陰謀後，徹底肅清他的反動學術思想。”因此，他們擬定了一個為期兩年的“批判計劃”，“其中以批判雷海宗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為重點”，題目分為“馬克思主義曆史科學和資產階級曆史學的根本分歧”、“批判雷海宗的反動曆史觀”、“蘇聯曆史科學成就”、“新中國曆史科學的成就”等。還有人提議，“這項工作中必須貫徹群眾路線，把對雷海宗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批評，形成一個群眾性的批判運動，既有專人準備，又有群眾的廣泛參加，使每個人都投入到鬥爭中去”。(《曆史係確定了兩件大事》，《人民南開》1957年12月23日)

被定為重點批判對象，自然要作檢查。“大約過了兩個月後，係裏叫他作檢討，不知寫了多少次，直至罵得自己一無是處，方能通過。他的身體時漸虛弱，但有的會他必須參加，有一次他暈倒在會場，三輪車把他送回家中”。而且，為了對新生進行階級教育，學校還安排新生旁聽批判雷海宗的大會。據有人回憶：“會上，有教師和高年級的同學作批判發言。因發言者南腔北調，再加上聲嘶力竭，也聽不清講些什麽。然而，會場那嚴肅的氣氛，情緒的激昂，震天的口號聲，真有刺刀見紅的感覺”，“最後是被批判者的自我批判，因離得太遠，看不清人的模樣，隻聽他說：‘我叫雷海宗，反蘇反共二十多年……’”

雷海宗夫人張景茀多年後回憶說：“天津市內開反右大會，會上海宗被劃為右派分子，會後他回家進門時彎著腰，十分沉痛地對我說‘對不起你’。這突如其來的惡訊，對他打擊太大了。次日他忽然便血兩馬桶之多，他躺倒了，從此無人敢進我們家門。當時，我能向誰求援，又有何人敢來幫助我們？”

10月11日至14日，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連續召開了3天會議，集中揭發和批判史學界的“右派分子”雷海宗、向達、榮孟源、陳夢家(雷海宗因故沒有參加會議，向達、榮孟源、陳夢家在會上作了檢討)。雷海宗在“鳴”、“放”中的那些發言和講話自然都成了罪證。不僅如此，他在平常所發的一些議論，以及他在解放前的一些活動，甚至他的學術思想和觀點等等，都成了大批判的靶子。《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大報，《曆史研究》、《史學月刊》等史學刊物很快就成為大批判的主要陣地。綜觀當時報紙、雜誌上所公開發表的批判文章，對雷海宗的批判主要有：

其一，反對黨的領導，誣蔑社會主義社會科學的成就。有人揭發雷海宗曾經說過：“現在史學界領導都是外行，問題很大，史學很難發展”；“中國科學院根本沒有成立的必要”；共產黨領導下的中科院“毫無成就”；解放後出版的書“沒有學術價值”，“內容貧乏，邏輯混亂,看了使人思想僵化”，“解放前最壞的書都比現在的好”(《堅決反擊史學界的右派分子－－首都史學界反右派座談會報道》，《反對資產階級社會科學複辟》第三輯，科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21頁)。他還曾說過：“目前，我們的教育方針太籠統太概念化，不從實際出發，因此不能培養教育出完滿健全的學生。解放後，雖然禁止了對學生的體罰，但今天對兒童、青年在精神上的虐待卻很嚴重。”解放後的知識分子“一般的是一言不發的，或者是隻發希望他們發的一套假言”。雷海宗還說過：“無論在什麽時代，農民都是最善於消極抵抗的；統治階級隻要叫他感到不滿，他就會怠工、破壞、故意減產，除了自家糊口外一粒無餘。”在私營工商業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時，雷海宗聽說某些商場毀了一些無用的舊書，就說：“這是中國的第二次浩劫，是第二次焚書坑儒。”(《人民日報》1957年8月22日)

批判者指出，這是雷海宗采取含沙射影、明槍暗箭的手法，誣蔑黨和國家的若幹政策，挑撥知識分子和農民同黨和國家的關係，說明了雷海宗對新社會懷有刻骨仇恨。雷海宗毫無根據地誣蔑我們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科學界，誣蔑蘇聯學者，“顯然是想取消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揭露和批判雷海宗的反動曆史觀》，《反對資產階級社會科學複辟》第三輯，科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32-133頁)。有人則認為，雷海宗的言論與章羅聯盟是“相互配合、遙相呼應”的。他們有共同的惡毒的語言、卑劣的手法、反動的政治目的。“他們的語言都是浸透著對馬列主義、對社會主義社會科學的無比的仇視和誣蔑，對資產階級社會科學的一味的粉飾和膜拜。他們的手法都是故意抹殺新中國在社會科學方麵的巨大成就，設法挑撥和煽動對黨對社會主義心懷不滿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起來反對黨的領導，他們的目的都在改變我國社會科學事業的社會主義方向，削弱和奪取工人階級的領導，期以造成天下大亂，推翻社會主義，恢複資本主義，讓我們退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步。”(《揭露雷海宗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惡陰謀》，《曆史教學》1957年10期。)

其二，宣揚“馬克思主義停滯論”。雷海宗被批判為一貫地披著“學術研究”的外衣，肆意向馬列主義進攻。在公開發表“馬克思主義停留在1895年”的謬論以前半年，雷海宗就說過“馬克思主義在馬克思死時就停止發展了”，甚至還說過“馬克思主義在1877年(恩格斯《反杜林論》出版那年)就停止了發展”。他的目的是要從根本上否定馬列主義。(《人民日報》1957年8月22日)雷海宗在天津10教授座談會上的發言，“應該看做是在學術思想方麵向馬克思主義的另一種形式的公開挑戰”；雷海宗的言論中並沒有什麽新東西，“幾乎都是他的前輩已經說過的一些陳腐的調子”；至於“從恩格斯死後馬克思主義就停止了發展”，這種議論不能認為隻是他的學術見解，也反映了他的政治態度。“因為這種議論，實際上就是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列寧階段，否定毛澤東主席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創造性的發展，否定半個世紀以來各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新的闡發，甚至否定蘇聯、中國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的革命勝利是馬克思主義的勝利。”即使是在曆史科學範圍內，馬克思主義也沒有停止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曆史科學就是一種鬥爭的科學，革命的科學。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為了研究曆史而研究曆史，而是為改變曆史，即為了革命而研究曆史。這一點也許就是我們和雷海宗教授的基本分歧之點。”(《人民日報》1957年7月14日)

針對雷海宗在給《人民日報》的信中的解釋，有人說：“如果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像雷海宗說的那樣，根本不是科學的話，我們還有什麽可說呢？那我們所建設的社會主義都是盲目的衝動、都是瞎胡鬧了。這也許就是雷海宗提出他的荒謬理論的真實企圖吧！”(《人民日報》，1957年8月22日)“他首先是偽裝著‘推崇’馬克思，以馬克思來打倒恩格斯，打倒列寧，打倒斯大林，把馬克思完全孤立起來，而最後又反轉過來把馬克思主義全盤否定，也就是由‘推崇’馬克思的雷海宗來打倒馬克思、推翻馬克思。”什麽“停滯論”、“過時論”隻不過是一個花招。(《揭穿雷海宗反馬克思主義的種種惡毒手法》，《反對資產階級社會科學複辟》第三輯第92-95頁)。

其三，否認奴隸社會階段，反對馬克思主義的5種生產方式理論。有批判者指出：雷海宗根本否定曆史唯物主義，在否定5種生產方式理論這個問題上表現得最為明顯。“他把曆史叫做生產工具發展史，把人類曆史劃分為石器時代、銅器時代、鐵器時代、機器時代，而在銅器、鐵器時代，隻有部民社會、古典社會、封建社會。由此得出結論，世界曆史上並沒有一個奴隸社會階段。”暴露了雷海宗曆史觀的“徹底反動性質”。“反動的資產階級曆史學家，一般地說來有兩個基本論調，兩個基本方法。一種是把階級社會描繪成自古已然，……階級的壓迫、階級的剝削是天經地義，任何消滅階級、消滅剝削的企圖都是徒然的。……另一種是根本就不承認階級社會的存在，……馬克思的階級學說，共產黨所領導的階級鬥爭，那是人為地在製造矛盾，製造鬥爭，而所謂階級矛盾、階級鬥爭，並不是客觀存在的東西。”兩種方法本質上一樣，“都是在麻痹和欺騙勞動者，要他們放下革命的階級鬥爭的武器，而聽任反革命的階級的統治和宰割。”雷海宗的理論和使用的方法顯然屬於後一種。這正是雷海宗的禍心之所在。(《揭穿雷海宗反馬克思主義的種種惡毒手法》，《反對資產階級社會科學複辟》第三輯第92-95頁)。雷海宗的講演是“一篇利用資產階級‘經濟史觀’來反對馬列主義曆史科學的極端反動的文章”；雷海宗要大家“不再多談曆史分期的問題”，意思是說，馬列主義的5種生產方式理論並不完全對，根據它來討論曆史分期問題，隻是在跟著馬列主義“鑿空”罷了。“雷海宗是怎樣的仇恨馬列主義，反對馬列主義！他企圖取消馬列主義的曆史科學，而使資產階級的曆史科學複辟。”(《批判雷海宗的“世界史分期與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問題”》，《反對資產階級社會科學複辟》第三集，第118-119頁)

其四，雷海宗的“反動曆史”及“曆史形態學”。隨著批判的展開，雷海宗在解放前的曆史及其所主張的文化形態史觀也成了批判的靶子。許多批判者紛紛揭露雷海宗的“反動曆史”，說雷海宗自己就曾經說過：“我在解放前替蔣介石著想，比蔣介石自己還要周到。”說雷海宗在解放前曾投靠反動頭目朱家驊，一直為《戰國策》、《當代評論》、《每周評論》、《中央日報》等反動報刊撰寫文章，曾先後發表過100多篇，鼓吹法西斯主義，叫囂反共反蘇；在抗日戰爭直到全國解放前夕這一段時期中，雷海宗還在昆明發動西南聯大的一批教授聯合發表反蘇宣言，參加反蘇遊行，並且上書蔣介石，推薦胡適做行政院長，以期“收拾人心，爭取美援”。因此，“雷海宗在反共反蘇方麵，是有理論，有政治綱領，有實際行動，二十年如一日的老牌專家。”(《人民日報》，1957年8月22日)

有人則對雷海宗的“曆史形態學”展開批判：“雷海宗在今天成為右派分子，成為在思想陣線上向馬克思主義進攻的急先鋒之一，決不是什麽偶然的事情。因為在解放以前，雷海宗就是一個一貫敵視馬克思主義，對中國人民的革命運動進行攻心戰的人。”雷海宗的反動言論是有其理論體係的，這便是“曆史形態學”。“曆史形態學”是在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者斯本格勒和湯因比為了垂死的資本主義所建立的一套反動的曆史哲學，妄圖和馬克思主義對抗。雷海宗的“曆史形態學”其反動性，首先表現在“它的曆史分期的方法上”，其次表現在“他的悲觀絕望的宿命論上”，再次表現在它的積極反蘇、反共、堅決擁護蔣介石的獨裁統治上。因此，“對於雷海宗這樣一個披著學者外衣的老牌右派分子，我們不僅要就他在整風期間所發表的荒謬言論進行揭露和批判，而且要揭露他在曆史上的本來麵目，對他一向堅持的反動曆史觀進行無情的批判。”(《揭露和批判雷海宗的反動曆史觀》，《反對資產階級社會科學複辟》第三輯，科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32-133頁)

所謂“眾口鑠金，積毀銷骨”。雷海宗的那些足以振聾發聵的遠見卓識，就這樣被大批判的喧囂所淹沒了。這是雷海宗的悲劇，更是中國學術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