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王----作者：丁三

1938年夏天，當“飛虎隊”指揮官陳納德上校開始長達七年的雲南生活時，昆明給他留下了奇異的印象。“一個沉睡、偏僻、四野莽莽的小城，並帶有一絲法國風情”，後來他回憶道：在昆明的石頭路上，馬車、水牛、奶牛以及一群群肥豬，“混雜在法國窄軌火車的汽笛聲，中國商販的叫賣聲和黃包車鈴的叮當聲中”（《陳納德回憶錄》）。
 

 

昆明的斑斕色彩，讓陳納德大有恍若隔世之感。在這個背景下，昆明城主、綽號“雲南王”的龍雲，也被他描述成一個“謎一般的人物”。

 

龍雲貌不驚人，“他矮小、瘦弱，瞎了一隻眼睛，並且是個鴉片癮君子”。然而，初見龍雲，陳納德仿佛麵對一個古印加國的帝王：“他很講究排場。……我們的汽車抵達五華山時，兩隊衛兵先是敬禮，隨後有人呼喊：‘報告衛兵長，陳納德將軍入府。’同樣的呼喊此起彼伏，一直傳進五華山深處。……經過許多崗哨，到達會客廳時，一個儀仗隊出現了，他們吹起了敬禮號。”

 

這個陣勢，讓陳納德哭笑不得。隨即，和所有來賓一樣，陳納德發現會客廳的牆壁、桌子和太師椅上，處處鋪著繡龍的紅黃兩色緞子，“以象征他是一個龍王”。據說1935年蔣介石視察昆明時，這些緞子也沒有撤換掉。

 

讓陳納德意外的是，與作威作福的土皇帝做派不同，龍雲本人親切、隨和，“他的謙遜發自內心”。談起行將建成的滇緬公路，龍雲語氣沉痛，他說雲南人流的血汗，和挖出來的土石方“差相仿佛”；關於自己的幾個子女，龍雲認為有的還可以，有的不成器，至於外號混世魔王的三子龍純曾，“這個小畜生無法無天，我也拿他沒辦法”。當陳納德恭維他的書法時，龍雲坦率地承認，他少年時不愛讀書，直到四十多歲才有心學一點文化，“但是沒有多少時間，還差得遠呢”。

 

他的長者氣質無處不在，“如同漢族祠堂裏的族長，他是雲南全省的家長”；然而毫無疑問，他又真誠、血性，“有著草莽色彩濃重的義氣”。陳納德認為，龍雲的性格裏，至少混雜了三種角色，“土司”、族長和“地下幫會首腦”。

 

幾十年以後，對於龍雲，《劍橋中華民國史》則隻有一句簡短的描述：“一個漢化了的彝族人”。

 

戲劇

 

兩個細節很容易被研究者忽略：對自己的家人、親信，龍雲喜歡談一些陳芝麻爛穀子的舊事；在敘舊的尾聲，他總喜歡感歎一句，“一切都是天意呀”。

 

這些陳芝麻爛穀子，往往包括1914年的那場擂台比武。

 

1914年，龍雲30歲，依舊一名不文。作為雲南講武堂的一名士官生，他的同學包括了後來的“紅軍之父”朱德。這一天，一個法國大力士在昆明擺下擂台，並先後打敗打傷了幾名雲南拳師。大約第三天，在大群同學的慫恿下，龍雲跳上擂台了。

 

作為龍雲津津樂道的事跡，這場比武當然是以法國大力士的铩羽而歸告終。然而龍雲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想宣揚的不是勇武，而是際遇：因為這場比武，雲南督軍唐繼堯看中了他，不久後，他成為唐繼堯的一名侍衛，從此青雲直上。

 

另一樁舊事更富戲劇色彩。1921年，龍雲已積功升任為唐繼堯的侍衛大隊長，當年春天，雲南爆發顧品珍“驅唐”政潮，唐繼堯出走香港，龍雲也率領殘部流亡廣西柳州。“正當山窮水盡之際”，龍雲後來經常故作神秘地描述：在司令部的院子裏，一匹馬不斷用蹄子踢土，“踢來踢去，露出一塊石板來”。

 

石板底下，是足足25萬元現大洋。正是依靠這筆款項，龍雲才率部打回雲南，擁護唐繼堯重新執政，他自己也由此升任第五軍軍長。他的一個朋友後來寫道：“在重慶，講完這段往事以後，龍雲如他經常論判事物時一樣，加上一句唯心主義的論斷說，‘很多事情都是天意呀！’”（劉宗嶽，《龍雲的家世》）

 

類同通俗小說的情節，折射了龍雲內心的戲劇化傾向。即使在充斥著陰謀與血腥的政變中，這個色彩依舊揮之不去。

 

唐繼堯主滇後期，“任用宵小”、“昏聵日甚”。在胡若愚的策動下，幾大鎮守使策動“倒唐”，而政變的關鍵在於龍雲的響應。這一期間的龍雲姿態，頗有可把玩之處。

 

一開始，龍雲以“深受知遇之恩”的理由反對政變。他主張唐氏有過，“大家可以勸告，一次兩次不行，再動手也不遲”。任憑胡若愚如何勸說，始終不肯入夥。當最親信的夥伴盧漢也出麵遊說時，他終於鬆動了口風，提出效仿古代“清君側”，以“驅逐宵小”的名義實行政變。

 

1927年2月上旬，唐繼堯被迫改組省政府，是為“四鎮守使之變”。三個多月後，這個執掌雲南大政十四年的老牌軍閥含恨去世了，龍雲在許多場合對人談到，臨終之前，唐繼堯曾含淚囑咐他，“你就好好維持吧”。

 

這些姿態和說法，毫無疑問是自欺欺人的表演。和龍雲一生交好的實業家繆雲台，晚年曾在《回憶錄》裏談到，“早在昆明任衛戍司令時，（龍雲）便有意出長省政，並已留意人才”。由此可見，“清君側”、“臨終托政”一類的說法，既是當年的政治手筆，也是後來混雜人生與戲劇的固有習慣。

 

在接踵而至的另一場政變中，龍雲的靈感，更完全來自《三國演義》。

 

唐繼堯去世後，四大鎮守使為爭奪雲南大權勾心鬥角。當年6月，胡若愚先發製人，將龍雲囚禁在一個大鐵籠裏，“連眉毛內都長滿了虱子”，一隻眼睛也因此失明。而當盧漢率部救出龍雲時，軍閥混戰開始了。

 

勢力單薄的龍雲用上了“反間計”。他寫了一封信給昭通鎮守使孟坤，“使之誤投胡部”；他又以孟坤名義寫信，離間胡若愚與另一鎮守使張汝驥……種種手筆，幾乎全盤模仿了曹操在潼關之戰中的計謀。令人驚訝的是，如此拙劣的伎倆竟而大見奇效，在胡若愚遁逃、另兩名鎮守使亡命之後，他開始了十八年的雲南王生涯。

 

《雲南通誌》記載：執掌雲南之後，龍雲大力扶持滇劇，並以省主席身份自任滇劇改進社社長。

 

竹王

 

1935年春天，蔣介石視察昆明時，曾經再三感慨：“雲南政府全體成員的精誠團結，是四川無法比擬的”；他進而高調宣稱，雲南是“自然資源的大寶庫”，是“有著光明前途的省份之一”（《大公報》，1935年5月15日）。

 

他們的交道，始於1928年。這一年，龍雲向比自己年幼兩歲的蔣介石俯首稱臣；次年，他又以一種古老的、屢試不爽的方式，來表達雲南對南京的態度。在盧漢的陪同下，龍雲長子龍繩武前往奉化溪口鎮，以蔣介石“義子”的身份進行認親。即使如此，在“四師長嘩變”事件之前，蔣介石對龍雲幾乎一無所知。

 

1931年3月，以盧漢為首，滇軍的四名師長密謀“倒龍”。一時之間，“四鎮守使之變”的舊事、以及荼毒眾生的三年軍閥混戰，似乎又要重演了。然而，龍雲的態度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不僅沒有派兵彈壓，相反，他以“回鄉祭祖”的名義，離開昆明抵達昭通。“這麽一來，盧漢不知道該如何處置自己的表兄、從小到大的夥伴和政治上的引路人”，在幾天的痛苦反思之後，他也前往昭通，將龍雲迎回昆明並主動裁撤了自己的兵權。

 

政變與私人情感的這種轉變，讓剛剛經曆下野的蔣介石感歎萬千。他並一下子洞悉了雲南政治的秘密：當他的侍從報告，龍雲僅僅囚禁了一名師長時，蔣介石反問：“是張鳳春吧？隻有他是漢人。”

 

龍雲事業的關鍵之一，正是“建立在彝族人對滇軍的主導地位之上”（霍爾，《雲南地方派別》）。此外，二十年代後期曾秘密活動於雲南的“竹王會”成員，也成為他的主要依靠力量。

 

所謂“竹王”，即以“夜郎自大”典故著稱的夜郎王。對漢族人來說，它是狂妄、自大、可笑無比的象征，然而，對彝族人、苗族人乃至侗族人而言，竹王時代的強盛與獨立，卻是千年不變的內心情結。即使是祿國藩、陸崇安、隴體要……這些“竹王會”的創始人、接受過現代教育的彝族人，也同樣如此。

 

祿國藩曾經留學東洋，是雲南最早的同盟會員之一；陸崇安畢業於北京法政大學，是有名的財政專家；隴體要則畢業於複旦大學，並加入過CC係。當龍雲和三大鎮守使角逐雲南權力時，他們似乎意識到，“竹王”出現了，他們為此糾集成團並毫不猶豫地倒向龍雲。

 

就這樣，以龍雲、盧漢為首，包括祿家、隴家、陸家以及安恩溥家族在內的“彝人六大家族”出現了。六大家族的成員，大約有46人擔任過縣長以及團以上軍官職務。正是這種強烈的認同感，以及千絲萬縷的私人關係，即使在盧漢、安恩溥參與“倒龍”的微妙時刻，陸崇安依舊不憚嫌疑，以這樣的話語勸說盧漢，“你們是兄弟，兄弟一體”，以及“不要讓外人利用”。

 

那麽，漢人呢？雲南的一千二百萬人口中，畢竟有六成左右是漢人。畢竟，竹王時代是一去不再複返了。龍雲明智地“保留了漢族人在地方政權中的優勢”（霍爾，《雲南的地方派別》）。

 

幾乎剛剛執掌雲南，龍雲就下令解散“竹王會”。龍雲說，竹王會的名目，是同為竹王後人、追本並且溯源的用意，然而，倘若這個會社繼續存在，不僅南京會疑心雲南的離心傾向，“本省同胞也會疑心彝族人排擠漢族人”。

 

雲南的族群不能分裂。倘若分裂，雲南“永無安寧之日”。為此，地方民政應盡量交給漢族人，在“縣長培訓班”中，漢族人應當保持三分之二以上的比例。

 

龍雲大聲反問：我們這幾個彝族人，“哪一個不是讀漢人的經典過來的”？彝族地區落後、蒙昧，“有幾個識文斷字、能辦理錢糧的人”？民政不交給漢人，難道就能放心地交給那些熱衷於“打冤家”、爭地盤的彝目？“他們是大老粗，在軍隊裏有用，民政方麵派不上用場”。

 

如果說，在個人風格方麵，龍雲有著戲劇化的傾向，那麽，在政權經營上，和任何軍閥沒有兩樣，他有著人事平衡方麵的天然精明。這就是他們那一代強人的特點：他們在動蕩、混亂的時世裏，多少有些僥幸地獲得了權力，他們戰戰兢兢地與別人分享著權力之藕，又小心翼翼地維持著藕絲的連接。

 

他們這一代強人，大多是在1927年前後登上曆史舞台的。這一年如此風起雲湧，段祺瑞、吳佩郛、張作霖、孫傳芳，以及廣東的李濟深、廣西的陸榮廷、貴州的周西成、雲南的唐繼堯……他們大多在此前後謝幕了，取而代之的，則是包括張學良、李宗仁、白崇禧、陳濟棠、王家烈，以及雲南王龍雲在內的“新軍閥”。甚至後來逐鹿中原的南京和延安，也是在這一年選擇了自己的道路。

 

軍閥混戰的年代，也因此大致過去了。包括龍雲在內的大多數地方軍閥，紛紛承認了南京的正統地位。他們的努力中，從此很少縱橫吞並，“守成”開始成為主流。

 

龍雲的守成手段，是所謂“新雲南”建設。

 

新雲南

“新雲南”建設的第一階段，是所謂“四大要政”，剿匪、禁煙、修路和清丈田畝。

 

唐繼堯年代，雲南窮兵黷武。為吞並川黔、兩廣，雲南出兵大小凡十餘次，“流落到民間的槍支，多達約七十萬支”（《雲南抗日戰爭史》）。擁槍的武裝，平時為匪，招安後則搖身變為地方保安團隊。執政之後，龍雲頒布嚴令，限期不肯投降的土匪，“一概隻剿不撫”。短短兩年時間，雲南全境的土匪被大半肅清。

 

“早在1931年，龍雲就萌生了全麵禁煙的構想”（《雲南鴉片問題和禁煙運動》）。然而，財政、邊疆和“倒灌”三大難題，使全麵禁煙遲遲難以推行。

 

鴉片稅入高達政府財政六成之外，邊疆民生也主要依賴鴉片。更要命的是，禁煙是全國性問題，倘若雲南一省單獨禁煙，川黔等地的鴉片勢必流入。正因此，直到三十年代中期，在全國性禁煙運動的大背景下，雲南才從產、銷、吸食幾個環節同時著手。1937年抗戰爆發前後，雲南鴉片產量依舊達到禁煙初期的六成左右。

 

如果說，禁煙不過百步而行五十步的話，那麽，修路表現則可圈可點。在幾年時間裏，雲南同時修建滇西、滇東、滇東北和滇南四大幹道，“蜿蜒達六千六百華裏有餘，路麵貫通人來車往者三分有一”（《雲南簡誌》）。而與剿匪、禁煙、修路相比，清丈田畝不僅持續了整整六年，更是整個“新雲南”建設的基礎。

 

清丈田畝之前，雲南財政瀕臨破產，“月月赤字，滇幣貶值而五不當一”。財稅問題嚴重影響了幾大要政，以及對地方軍閥而言至為關鍵的練兵組軍。1929年，與胡若愚的混戰還在持續，龍雲就開始了轄區內四十二縣的清丈田畝工作。

 

大片瞞匿土地被重新登記，“僅昆明一縣，在冊田畝由一萬七千有餘而增至三萬八千有奇”（《雲南簡誌》）。到1935年底，四十二縣納稅土地從343萬餘畝變成了1070萬多畝，幾乎翻了兩倍；而雲南全境一百一十二縣，“田賦則由每年1310萬滇元左右，增加到2844萬餘元”（《團結抗戰》）。

 

在巨額賦稅的支撐下，“新雲南”建設進入了第二個階段，包括金融、外貿、廠礦和現代教育在內的係列建設，以及練兵整軍的非凡努力，雲南漸漸彌漫起了新氣象。

 

負責金融和外貿的，是大實業家繆雲台。幾十年以後，在《回憶錄》裏，繆雲台不吝筆墨地描述著龍雲的“識大體”、“以身作則”和“濃厚的民族主義思想”。他談到，改組舊富滇銀行、建設新富滇期間，發行的舊鈔票一律收回，並以低價折換成新滇幣。民間怨言四起時，龍雲拿出全部積蓄，帶頭兌換，新滇幣發行因此得以順利進行。

 

對軍閥而言，地盤即私產，因此，兌換鈔票的“識大體”，隻能聊充談資而已。然而，在外貿特別是關稅問題上，龍雲的作為遠非其他軍閥可比。

 

《南京條約》簽訂以來，大約一百年的時間，中國海陸各關，西方貨物的進口稅一律值百抽五。雲南的三個海關，蒙自、騰衝和思茅當然也如此。1933年，在龍雲的支持下，繆雲台開始推行“分別關稅”。對雲南匱缺、民間需求旺盛的大宗商品如棉紗、布匹等，海關依舊征收百分之五的稅率，“以免水漲船高、嫁移平民”；對於洋煙、洋酒、花旗參一類的暴利商品，以及鍾表、首飾等奢侈品，則斷然增加到百分之一百乃至二百，“開源之外，兼有劫富濟貧之意”。

 

法國人暴跳如雷之際，一小群土匪出現了，他們綁架了滇越鐵路雲南段總辦巴杜，以及東方匯理銀行的買辦梁子惠。“龍主席表示，‘我估計法國人是不敢輕舉妄動的’。”繆雲台在《回憶錄》裏寫道：“……不久後，他們果然一改驕橫之態，轉而懇請龍主席協助救人。龍主席很快救出了人質。”

 

分別關稅的法令，就這樣悄無聲息地通過了。繆雲台談到，“在當時的中國，隻有雲南省是第一個這樣做的”。

 

關稅之外，舉凡煉錫、辦廠、開礦，龍雲無不全力以赴。他創辦雲南大學的努力，更被譽為一生的主要善政。而他投入最多心力的，還是練兵。到1936年前後，雲南已編練成全副法式裝備的新軍六個旅，三萬六千餘人。後來在昆明駐防了三年有餘的杜聿明，清楚地記得他第一次見到龍雲部隊的情形：“軍容甚盛，中央軍似有遜色。”（杜聿明，《蔣介石解決龍雲的過程》）

 

潮流

 

如果說，1935年視察雲南時，蔣介石強調的是雲南政治生態的話，那麽，與他同行的宋美齡，則對昆明街市印象深刻。她說，“昆明街頭的行人已分為左、右兩邊行走，並以最有秩序的方法往返”；她還說，“昆明城的街道十分幹淨整潔，建築物都是同一色彩，和我們在其它地方見到的那些雜亂的建築物相比，使人感到更舒服”（《大公報》，1935年5月15日）。

 

在陳納德眼中，昆明偏僻乃至蠻荒；在宋美齡看來，它精致而井井有條。無論哪一種看法，昆明的節奏是靜態的、舒緩的。然而，1938年，昆明驟然雜亂、熱鬧起來。

 

百餘萬戰爭難民湧進這個邊陲省份，其中包括西南聯大的幾千名師生。短短幾個月時間，昆明人口從十四萬暴漲到了三十餘萬。一張房屋租賃海報的邊上，往往擁擠著十幾個外省租客，他們爭相“揭榜”。而在文林街、龍翔街一帶，大批掖下夾著書本的青年學子出現了，汪曾祺後來談到，要研究西南聯大的校史，“不能不了解聯大附近的茶館”。

 

難民、學生之後，則是大批來自長江流域乃至西方的軍人。

 

1940年9月，“為保衛雲南大後方及滇緬公路”，三萬餘名中央軍首次開進雲南。龍雲如坐針氈，而又無可奈何。通過與法國維希傀儡政權交涉，日本人已經進駐越南了，倘若他拒絕中央軍開進的話，不僅要遭受輿論的譴責，更重要的是，誰能擔保日本人不會對雲南發動襲擊呢？在盧漢率領七萬餘人出征之後，雲南已經沒有力量抵抗日本人的進攻了。

 

所謂“時也勢也”，即是潮流。抗戰軍興之際，一夜之間，一個古老國家就實現了它偉大的精神複興。李宗仁慷慨表態，把桂軍打光“也在所不惜”；劉湘在成都拍著胸脯說，四川一省願“出兵三十萬、征用民夫五百萬”。地瘠民寡的雲南也不甘落後，它先後輸送兵員二十餘萬人。然而，這是潮流的一方麵。另一方麵，蔣介石的勢力，也因此彌漫進了西南四省，因為外侮而致內政的統一，在曆史上從來不是什麽孤例。這，似乎也是潮流。

 

到1941年，“雲南與重慶的關係幾乎接近決裂程度了”（易勞逸，《蔣介石和蔣經國》）。殘餘滇軍與幾萬中央軍頻頻摩擦，開槍走火的事件不絕於耳；與此同時，“人們可以隨時聽到龍雲罵蔣介石是獨夫”。為防止肘腋生變，龍雲製訂了異常苛刻的條款：中央軍軍營必須離城二十裏；士兵不得攜帶一槍一彈入城，“違者格殺勿論”；借道過境，必須遠離城區……

 

然而，“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這一年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迅速席卷了東南亞、緬甸，並兵逼泰國，雲南更加岌岌可危了。遠征軍開進雲南，滇緬公路沿線駐軍開進雲南，一時之間，昆明成為一座孤城了。

 

龍雲開始尋求自己的同盟者。他允許共產黨派出代表常駐雲南；他與西南聯大的師生打得火熱，以至於昆明被稱為“民主堡壘”；他秘密加入了民主同盟，羅隆基等人為此認為，“滇軍就是民主同盟的武裝”；最後，因為相似的處境，他與一小群西南軍閥如劉文輝、鄧錫侯等人締結密約，“日後被蔣解決時，應互相支援”……

 

可怕的是，對他的一舉一動，蔣介石洞若燭火。在雲南，戴笠的幾千名特工無孔不入，以至於他前腳剛剛與西南實力派簽訂密約，幾天以後，蔣介石就半是勸告、半是威脅地發電報給他：“川事複雜，望勿與介入。”

 

在蔣介石麵前，他處處落於下風。他的脾氣日漸暴躁，講求了半輩子的禮儀風度開始蕩然無存，三天兩頭，他的家人、衛士總能聽到喃喃的咒罵聲。他的鴉片越抽越厲害，並且不時地醉酒。他經常哼一句戲詞：“龍困淺灘被蝦戲，虎落平陽受犬欺……”

 

然而他自己知道，他是龍，蔣介石卻不是蝦。

 

落幕

 

六十多年以後，接連幾個下午，在貴州省修文縣的一處農家院子裏，我傾聽著盧興才老人對往事的回顧。那時，他還不過二十出頭的年齡，正是龍雲警衛營的一名士兵。老人說，“因為是昭通老鄉，龍雲蠻照應我”。

 

他不時抬起白濁的眼睛，呆呆地出神、回憶。他的西南口音如此濃重，他的表達又如此纏雜不清，以至於我判斷不清哪一些是真實的記憶，哪一些是他自己的臆想。

 

最大的收獲，是他對龍雲被圍困的那個晚上的描述。

 

“半夜三更，槍說響就響了……”他談到。當我插話說，我查了史料，杜聿明發動昆明事變的日子，是1945年10月3日，時間是淩晨五點時，他又翻起了白眼，呆呆出神半天後，他揮了揮手：“你知道什麽！”

 

他說，杜聿明部隊包圍了龍雲的威遠街公館，然而，龍雲出演了仿若戲劇人生的又一幕：他化裝逃出公館，逃上了五華山。他說，當他們把龍雲接上五華山時，黑壓壓的中央軍又撲過來了，而他們隻有兩百來個人。他說，在被圍困的三天裏，龍雲好幾次唾沫橫飛地講起他的那些戲劇往事，甚至有些神采飛揚……

 

講述往事時，或許，龍雲是在盼望著又一個戲劇化的奇跡發生？盧興才隻是淡淡地說，山窮水盡了，龍雲隻得答應離開雲南、前往重慶擔任虛職軍事參議院院長時，“我，還有好幾個兄弟，都在燒毀著文件。我們都看見了，他，流下了兩顆眼淚”。

 

轉自《東方曆史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