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徐友漁--原文件見鳳凰網曆史頻道

（徐友漁研究員 受訪者供圖）
本文係鳳凰網曆史頻道對話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徐友漁研究員文字實錄，采訪：唐智誠 楊超，整理：唐智誠 劉玲

嘉賓簡介：徐友漁，1947年生於四川成都，1977年考入四川師範大學數學係，1979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師從杜任之以及分析哲學家、維也納小組成員洪謙。獲碩士學位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工作至今。期間1986—1988年赴英國牛津大學進修，師從當代分析哲學的重要代表人物達梅特。後亦曾赴哈佛大學作訪問學者，並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和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任客座教授。

研究文革是出於中國學者的責任心和自尊心
鳳凰曆史：徐老師您的專業本來是很艱深的語言哲學，後來為什麽會轉向研究文化大革命呢？
徐友漁：其實說轉向是不準確的，我對文化革命隻是業餘的研究，並不是放棄了以前的哲學在研究它。我在社科院的工作還是哲學，不然就沒辦法立足，因為社科院沒有研究文化革命的專業。如果我專門研究文化革命，在社科院可能就叫不務正業，所以應該說是我把很大一部分業餘時間花在研究文革上。
我業餘研究文革也是有原因的，第一個原因是，其實在文化革命期間，我就已開始研究了。因為在文化革命中我卷入得很深，後來很快對它產生了批判性的反思，於是我就約了一些同學，很正經地開始研究文化革命。後來我又下鄉、去工廠、念大學，對文化革命的研究當然就沒有繼續進行下去。我不是突然放棄哲學去研究文化革命，隻不過把當初的研究恢複了而已。
另一個契機是1992年到1993年，我在英國的布裏斯托大學訪問。我研究的還是哲學，但是看艱深的哲學書很累，讓人筋疲力盡。休息的時候我沒別的事可幹，就看其他輕鬆的書。布裏斯托大學的條件比國內好得多，有個非常大的開架圖書館，我常去看研究中國的書，看到其中有人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文革發生在中國，但文革學在國外”。這句話對我的刺激非常大，我覺得文革發生在中國，中國人研究文革既有責任也有優勢，文革學怎麽變成西方的學問了。後來文革的書我逐漸看得多一點，也不光用休息時間看。看完後覺得整個文革學確實一直在西方，中國人對文革毫無研究。那次是我的一個新起點，我純粹是出於中國學者的責任心跟自尊心，覺得這種狀況不能繼續下去，從那時開始非常認真、非常專業地把文革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
同齡人多數肯定當年所為 而我徹底否定文革
鳳凰曆史：您剛才提到您早年在文化革命中卷入很深，能不能詳細談一下？
徐友漁：文化革命爆發的時候，我高中三年級畢業，正準備考大學。所以我當時不是太小的小孩，比較懂事。當時自己參加文化革命熱情非常高，也非常盲目，就想跟著毛主席幹革命，真正是全心全意地搞文化革命。而且我還在一個群眾組織中擔任了一定的職務，所以對文化革命我比較了解。
卷入得很深意味著投入了很大的感情。比方說有的事情你做得不冷不熱，最後發現不是那麽回事，不做就算了。但是如果你覺得這是個崇高、神聖、偉大的事業，投入了自己全部的理想、希望，並把自己生命的意義都寄托在這件事情上，後來發現不是這麽回事，這對自己理想、思想的打擊就非常大。
對我來說文化革命就是這樣的事業，所以發現文化革命有問題以後，我不是放棄，或者不參加就算了，而是要拚命把這件事想清楚。不僅對很複雜、很深的問題一定要想通，而且覺得自己一個人想還不夠，我約了一幫誌同道合的人，非常自覺地來研究文化革命到底是怎麽回事。
我曾經把紅衛兵比作義和團運動，這受到了很多人非常強烈的批評。因為雖然文化革命在中國被否定，但是大多數人對自己的青春，對自己年輕時代的所作所為還是非常留戀，雖然他也知道文革大的不對，但總是要肯定自己當年的很多東西。而我是用強烈的詞匯、最徹底地來否定文化革命及紅衛兵運動，這受到了跟我同一代、參加過文化革命的人強烈的不滿，但是我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我覺得就是應該否定到這種程度。
當我們說紅衛兵運動是義和團時，首先就有一個不同：說到義和團，我們想到的是一些愚昧無知、處在封閉狀態的人，而紅衛兵是當時中國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大學生和中學生。接受最多教育的人做了最野蠻的行動該怎麽解釋？我認為得到經驗事實證明的、唯一的解釋就是，剛好是這種教育讓他們做出野蠻的行動。
女校長提倡“母愛教育” 文革被打得不成人形
不能聽說一個人受過教育，就認為他的行為舉止很文明，不能設想一個人受教育就對人類的文明有所了解。也許大多數教育是這樣，比方中國從古至今，說誰是讀書人，大家對他的道德、舉止言談就都會有要求。因為大家覺得讀書人本來就應該比一般人更文明。但是從1949年到1966年文化革命爆發的時候，在中國受教育最多的人——紅衛兵，他的行為最殘忍、最野蠻。
我作為當時的中學生很清楚，我們受的教育就是要對“階級敵人”殘酷無情地鬥爭打擊。我覺得不能說中國人比外國人更野蠻，因為人性大致上應該是一樣的。這一批受教育最多的人做出的行為最野蠻、最殘忍，問題剛好就出在教育上，所以我在著作中專門分析了這一點。
而且我自己切身的經驗也是這樣，我經曆文化革命的時候，每一個學校打老師、打校長，打得非常殘忍。我所在的還是一所比較好的學校，本來叫做四川省第一女子中學，後來開始招收男生了我們才進校。當時就說校長是壞人，打校長打得非常野蠻。而校長最大的罪名是什麽呢？校長鼓吹的教育理念叫做“母愛教育”，校長是個女校長，“母愛教育”就是說，校長、老師愛護自己學生，應該像母親愛護子女一樣，要動之以情才能把學生教得好。這是多麽負責任，對學生多好的理論！但是這成了她的罪名。我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過，她被學生打得簡直是完全不成人形，現在想起來，那是很殘忍的。這種行為就來源於接受的教育，一旦把對方說成是階級敵人，要給予無情的打擊，就完全是往死裏打。在我就讀的學校，校長和老師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被打得非常慘。
大躍進時，紅衛兵這代人還很小。比方像我基本上可以算是紅衛兵這一代的標準年齡，紅衛兵最大的比我大五歲，最小的也比我小五歲。大躍進這種經曆對我肯定會有影響，但是不如學校灌輸的教育影響大。因為從60年代初開始，學校已經是每天都在灌輸階級鬥爭的教育了，甚至對正常的教學秩序都造成了很大的衝擊，學的都是階級鬥爭的那套東西，這對人的影響非常大。
如果仔細分析的話還有一些別的因素在起作用，比方同學之間有競爭。現在的競爭就是比誰父母有錢，但學生首先比的是誰的成績好，你要考大學，還是要靠成績好。但是在文化革命前，實際上成績是第二位的，首先比的是政治表現。政治上怎麽樣才能表現得積極？就是對黨要高度的熱愛，對階級敵人要高度的殘忍，要表現出你的鬥爭性。
所以除了階級鬥爭教育給學生的思想提供了基礎以外，在文化革命發動對校長老師鬥爭的時候，他們的行為也有表演的性質。這種表演也是為了取得自己政治上更好的地位，他們比的是誰更殘忍，誰更下得了手，如果你下不了手，你是溫情脈脈的小資產階級，那肯定就不行。除了教育、思想這種因素以外，當初學生中是一種政治覺悟的競爭，也就是鬥爭精神跟殘酷性之間的競爭，跟現在的競爭不一樣。
過河拆橋：傳達一句最高指示讓紅衛兵寒心
鳳凰曆史：您在文革中期以後開始進行反思，具體是什麽事件觸動的？
徐友漁：我記得最清楚，讓我們這一代最寒心的第一次，就是1968年的秋天，傳達了一句最高指示“現在是輪到小將們犯錯誤的時候了”。這句話太凶險了，不管有罪沒罪，不需要任何事實，就是輪到你們犯錯誤了。這句話太露骨了，但這是他的原話。這句話是不能見人的，見報時就把它改得合理了一點，改成“現在是小將們有可能犯錯誤的時候了”。為什麽要改這一句話？就是因為他那句話太凶險了。
我對文化大革命有批判性反思發生得比較早，大概在文化大革命隻進行了一年左右，大概到1967年的6月。學生再狂熱地追隨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但他們本身還是很單純，確實帶著理想，哪怕做的事情很糟糕，但學生至少大部分動機是單純的。文化大革命搞成政治運動就不一樣了，政治是很肮髒、很殘忍、很黑暗的，投入後就會發現很多東西跟我們平常受的教育和比較純潔的理想格格不入，大家就會懷疑。
首先發現毛澤東不是我們想象的那種英明領袖，他號召我們做的並不都是為了真理和正義，他說的話今天是這樣，明天是那樣。比如毛澤東叫我們去保一個幹部，說他是革命幹部，需要保他，結果過了幾天毛澤東突然說他是大壞蛋，“他反對我”。然後你所在的組織就犯了錯，他就說你是反革命組織。
然後發現實際的情況和我們之前的理想差別太大了。文化大革命中最敬仰的人教導我們什麽呢？林彪說“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最敬愛的副主席告訴我們的是這種東西，然後中央文革小組戚本禹告訴我們說“什麽叫政治鬥爭？你們這些毛頭年輕人懂什麽政治鬥爭？政治鬥爭是什麽？政治鬥爭就是引誘對方犯錯誤。”誘使別人犯錯誤等於挖一個陷阱讓別人跳下去，馬上就把他致於死地，你看，中央首長教我們的是這些東西。
在1967年年終的時候，我當時是個頭頭，首先讓我們這些人反思的是：我們那麽積極地投入政治到底值不值？普遍的感覺是，其實政治太黑暗、太不講道德。我有很多事情想不通，包括在我自己的遭遇中，一會兒說你對，一會兒說你錯。而且教我們這些的都是最偉大的人，結果說的話是那樣：“政治鬥爭，政治鬥爭的本質就是引誘對方犯錯誤”，這是我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於是很多人開始退出運動，不像以前那麽單純的抱著熱情參加，但我是執迷不悟。因為我學了很多馬克思主義，所以我就用這些東西來安慰大家，說我們看到的都是局部現象、表麵現象，這個運動本質還是好的，一直蒙騙自己到最後。
老紅衛兵因利益投入文革 不光是上當受騙
鳳凰曆史：現在有很多紅衛兵回憶中說自己參與文革當紅衛兵是因為聽毛主席的話。蒯大富在法庭辯論的時候也說自己當時沒看出來毛主席也會犯錯誤，沒看出來林彪、江青是隱藏的壞人，您認為這些說法能解釋青年參加紅衛兵的原因嗎？
徐友漁：大體上我覺得是可以說明的，我自己的經驗也是這樣。我自己在文化革命中確實做了很多非常盲目、非常喪失理性的事情，參與武鬥、批鬥老師這些都參與過。現在仔細回想，你說我當時想自覺地做壞事，我覺得確實沒有，確實認為毛主席號召我們，他說的句句是真理，他說的東西代表曆史發展的方向。而且我相信蒯大富的這種辯解，因為我跟蒯大富本人也很熟，因為我專門研究文化革命，他的回憶錄我仔細研究過，我認為他說的還是真話。總的來說我覺得你剛才引證的說法是成立的，但也不是100%對每一個人都這樣。
也許它對95%的人都成立，也許它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成立，但是作為曆史研究者，我覺得不可能簡單這樣說，所以我們要了解曆史真相。我覺得除了是聽毛主席的話，除了上當受騙，除了有自己的革命理想以外，至少是對於老紅衛兵而言，參加紅衛兵也有一個利益的問題，如果有這一點就不光隻是聽話的問題。紅衛兵運動最早是在清華附中發起，看清華附中那批標準老兵現在的回憶錄就能看出來，他們投入文化革命的動機裏，利益的成份非常大。
雖然文化革命前比政治覺悟、家庭背景，但是學校有執行得不得力的問題。比方清華大學附中的校長、黨委書記本人是知識分子，盡管他完全按照黨的要求來做，但是本性難移，他總有一些做法沒有滿足這些高級幹部子女的心意。比方他還是讓一些出身不太好、甚至不好，但學習成績、體育成績、思想品德都非常好的人，或多或少當一點官。這些高級幹部子女就不幹了，他們覺得所有的好處都應該是他們的，你怎麽還要給那些出身不好的人。老紅衛兵就把這些老師、校長、黨委書記說成搞的是修正主義教育，因為你們不是純粹隻重用我們這些父母是共產黨大官的人。他們批評學校，學校在大的形勢下得向他們妥協，但是也不可能全部滿足他們的要求。老紅衛兵在這種情況下，確實是在造學校的反。他覺得受到學校壓製，實際上是學校沒有滿足他們貪得無厭的要求。所以個人利益實際上也起到很大作用。
蒯大富的造反動機：個人生死存亡跟文革緊密聯係
鳳凰曆史：參加造反派的學生，投入文革有沒有利益方麵的原因？
徐友漁：也有，但就是另外一種利益。按照共產黨搞政治運動的做法是按照家庭出身、政治態度把人劃分成四等：最壞的是反革命分子、右派，然後可以團結的對象，然後是可以依靠的人。文化革命開始，黨委或工作組就把人分成這樣幾類，然後對一部分人打擊壓製得很厲害，不準這些人參加運動。
比方蒯大富的出身很好，但他不喜歡卑躬屈膝當順從乖巧的學生，他總是覺得應該提意見，於是黨委、學校當局、工作組對他不滿意，把他打成反革命。他就絕望了，因為給宣判成反革命，他這一輩子就完蛋了。最後毛主席、中央文革的人突然宣布他是正確的、革命的，打擊他的人才是反革命，你想那他造反的勁頭當然大得不得了。因為這是他生死攸關的問題，而且他也不認為隻是他個人的利益，毛主席說的打擊我的人，劉少奇、薄一波是反革命修正主義。他覺得毛主席解放了我，你說這種動機是意識形態也可以，因為他覺得我站在革命路線上，你說跟他私人利益當然也有關係，他的生死存亡實際上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緊密聯係在一起。所以蒯大富至今都堅持他的這種觀點，就說明當初他的個人利益，他的整個政治前途，完全跟文化革命的前途聯係在一起。
我家庭出身不好 被推舉當頭有心理陰影
鳳凰曆史：出身非常不好的人在“文革”中的命運是怎樣的？
徐友漁：絕大部分是不敢參加的文化大革命，想參加都不敢參加。隻能待在家裏看。
鳳凰曆史：“文革”開始後不久毛澤東為解決紅衛兵問題，發動新一輪上山下鄉運動，這批人都經曆了什麽？
徐友漁：他們的經曆跟其他同學一樣，雖然不敢參加組織但是同樣感興趣。下鄉大家都要下鄉。但也有極少數例外，比如我自己，我屬於家庭背景不好的人，也不敢參加，但大家把我推上去，我剛開始作為很普通的小兵參加，在我們學校這批人裏，大家覺得我特別講理，覺悟高，毛主席著作學得特別好，甚至馬列主義也學得不錯，大家就越來越信任我，要讓我當頭。我想這肯定要壞事，出身背景不好的人參加，那不是有野心，有壞的企圖？我不敢，但大家不由分說推舉我，就這樣，後來我自己也變得比較勇敢、比較大膽，最後不但積極參加，而且還當了組織的頭，但我心裏始終有非常大的陰影。
類似我這種案例是屬於極少數、極個別現象，大多數人是不參加但很關心，雖然類似我這樣的案例不止一個，但確實是極少數的。
群眾自己造反是表麵現象 實際有不同後台
鳳凰曆史：您剛才說其實武鬥是造反派內部激烈派和溫和派的鬥爭，這是為什麽呢？怎麽解釋造反派內部互相爭鬥呢？
徐友漁：這是非常複雜的問題，幾乎全國都有這麽一個規律，保守派跟造反派的爭鬥大概從1966年10月份開始的，大概到年底或者1967年初，這個問題就解決了，因為毛澤東明確支持造反派，保守派就垮掉了，保守派垮掉以後，仍然在不斷鬥爭，實際上是造反派之間的鬥爭，造反派中間又分成激進派跟保守派。
我堅信一點，首先中央有不同意見，比較溫和的造反派我覺得後台是周恩來，周恩來要跟著毛澤東鬧文化大革命，他就絕對不可能支持保守派。但周恩來又比較喜歡有次序，比較講政策，比較循規蹈矩，比較聽從指揮的人。像我所在的組織，我明確地認為我們的後台就是周恩來，而不是江青，這有差別。
中共高層存在著周恩來與江青之間的差別，林彪跟江青之間也有差別，中央層麵實際上存在很複雜的派係鬥爭，實際上他們成為不同群眾組織的後台，群眾組織表麵上是自己在造反，實際上都有後台，並且後台不一樣。比如中央的王牌軍、野戰軍，他們直接得到了毛澤東、林彪的指令，通“天機”，知道文化大革命要怎麽搞，這是一種；而另外有些造反派聽當地軍區的話，軍區比較保守，跟當地黨委站在一起，這些造反派相對保守，這是另一種情況。
當然實際情況更複雜，實際上軍隊文革派、周恩來派，中間的派係非常複雜，還涉及到以前的一野、二野、三野、四野，這又有不同的派別，雖然都是造反派，但他們之間的鬥爭跟軍隊裏麵的派係、黨內的派係交叉在一起，是非常複雜的現象。
最關鍵的信息我們永遠不知道 不然不會上當受騙
鳳凰曆史：文革中的造反派一般通過什麽途徑了解上層消息？比如說中央內部各個派係：林彪和江青、林彪和周恩來、周恩來和江青這種關係，地方的造反派如何了解到這些信息？
徐友漁：這是非常模糊的，並沒有正規的渠道，應該說最關鍵的信息永遠都是我們不知道的，不然我們不存在上當受騙的問題。比如毛澤東跟林彪，如果最後不出事我們怎麽知道？所以我們經常會大吃一驚，怎麽又出了一個什麽事情，實際上就因為最關鍵的情況不知道。
但是有一些動向我們能知道，因為中央首長每天不止一次要接見全國各地的人。這些人受到他們接見就會把他們說的話傳出來，那些會包含一些大實話，可信度較高，不像報紙上的官樣文章。中央首長會說你應該怎麽幹，哪一個幹部是好的，哪一個不是好的，我們應該打倒誰，應該保誰，或者哪一個組織怎麽樣，這些就是比較實質性的消息。周恩來、江青、林彪都要接見，群眾受到接見以後，這些消息就被飛快地傳到了全國。
鳳凰曆史：所以文革本質上還是奉命造反，但是奉誰的命不同？
徐友漁：那當然是這樣。但我們離得遠、邊緣的組織，通過這種信息渠道就隻能得到第二手、第三手，甚至是第四手消息。為什麽北京的學生那麽趾高氣揚，因為他們有第一手消息。比如蒯大富幾乎每天都可能聽到江青告訴他的消息，然後他又傳達給手下，他手下又到四川傳達給我們，我們就把那些人當成欽差大臣來崇拜。北京告訴地方造反派的消息有時很厲害，我們可以誇大、宣傳這個消息來壓製對方：你看北京都這麽說了。
這種渠道雖然很多，但是也有誤傳、傳錯的消息，也有些傳的消息不見效，比方周恩來傳的消息。明明毛澤東告訴他在浙江要保護省委書記江華，他就說去保護江華，後來毛澤東變了，周恩來就處在一個很尷尬的狀態，別人已經千軍萬馬在做事，他卻變了。但周恩來不好意思，或不敢說毛主席變了，於是下麵一個聽周恩來話、為周恩來做事的組織就變成了反動組織。這種混亂的事情也很多。
群眾在文革中能監督政府？“公安六條”規定毛主席不能反
鳳凰曆史：在文革中，紅衛兵對周恩來、林彪是什麽印象？
徐友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見，我所在的組織對周的印象就非常好，我們自覺的把他當成是我們的後台，這是一種情況。但是徹底的造反派對他不買賬，知道他沒有太大的權力。一般來說，他說的話很算數，因為他做事情比較穩妥，公平合理，所以一般周恩來說個事情叫大家辦，大家也辦。
但知道內情的、很厲害的組織，就知道周恩來說的話不算數。哪一個幹部被造反派抓起來，周恩來讓造反派放人，那些厲害的造反派不聽他的。要江青出來為周恩來的要求背書，周恩來又去說確實是江青說的，造反派才會相信。所以他說的話對很多人很靈，但是對深知內情的人，他說的話也不算數。
文革中，我在全國到處跑，一般老百姓對周恩來是非常崇敬的。我接觸的那種不了解內情的人，比如一般的群眾、工人或者列車乘務員，說起周恩來都知道他每天睡不了三五個小時，辛辛苦苦幹事情。但深知內情的人就說周恩來是老右派，早就反對毛主席，他說的話不算數。
在文革中，林彪是毛澤東的接班人，是不可動搖的。文化革命有一個很著名的“公安六條”，明確說毛主席跟林彪副主席是不能反的，他們兩人神聖不可動搖，誰反對毛主席、反對林彪誰就是反革命。所以一般人說文化大革命是大民主，群眾充分享有監督政府的權利，充分的言論自由，我說活見鬼，哪是這麽回事。這個“公安六條”裏雖然沒有明確規定江青不能反，但實際上江青也是不能反的。因為江青是毛澤東的夫人。可最關鍵在於反對周恩來卻不一定是反革命了，周恩來在文革中實際地位就是這種情況。
文革初的假象：中央文革比工作組更平等對待學生
鳳凰曆史：文革中有沒有讓您覺得特別“公平”、“平等”的事情？
徐友漁：中央文革小組的整個姿態和形象與劉少奇都是不一樣的。我舉兩個例子，第一個例子是，從表麵現象看，他們這一派的人，比如江青到北京大學去見學生，就跟劉少奇見學生不一樣。劉少奇這些高級幹部排場很大，江青他們見學生是天下大雨，學生給他們打傘，但他們堅決拒絕，說要與學生同甘共苦。你看1966年7月29日北京大學中央首長講話，學生給他們打傘，他們不讓，說的話也不像劉少奇那些中共高幹訓誡學生，警告學生誰是反革命，而是把姿態放得很低，江青反複說，我們是來當小學生的，是來聽你們的意見的，你們有什麽要求，就寫出來，我第二天就遞給毛主席。這就給別人一個假象，學生真是感動得熱淚盈眶。你看天下大雨，我們一道兒淋雨，學生給我們打傘我們堅決不幹，我們跟那些當官的人，跟那些特權分子、官僚分子就是不一樣。至少開始就是這個樣子。
1966年10月5日，中央批轉了林彪主管的軍隊總政治部的文件，那個文件主要是說，凡是被學校黨委和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右派學生的，一律平反，而在以前，都要記入檔案，以後你不管是要入黨、參軍，還是要幹什麽事情，一看檔案知道你做過壞事，你這輩子就完蛋了。這對學生的影響是一輩子的，像蒯大富，他這一輩子肯定就完蛋了。但中央正式下發文件規定：凡是被打成右派的學生，黑材料、檔案必須交還給他們，或者是當麵銷毀，必須向他們賠禮道歉。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執政的曆史上第一次出現這種情況，我非常清楚地記得，那時候那麽多被工作組、黨委壓製，被劃成右派、反革命的學生，麵對突然之間出這個文件，連信都不敢信。
共產黨的王法，大家都知道有多厲害，怎麽突然間這些黨委的人要把整學生的材料還給他們，或者當麵銷毀，還要向他們賠禮道歉？假戲真做真是做到了這一步，就是給學生平反。學生被工作整，毛主席幫他們平了反，你說學生站在哪一邊？“毛主席解放我們”這句話是貨真價實的，後來毛主席又把這些人打成壞蛋，那是另外一回事。毛主席後來整學生整的一點都不亞於工作組。
在中國說文革七八年再來一次 是冒天下之大不韙
鳳凰曆史：現在有新左派的知識分子，用後現代理論來解釋文革，並且很受歡迎，您怎麽看？
徐友漁：新左派在文革這個問題上發言最多的是清華大學的崔之元，之所以這樣，就是因為他對文化革命不了解（正所謂無知才能無畏）。文化革命時期，估計他是剛出生，最多在幼兒園，對文化革命一無所知。但他在美國的導師都是西方的左派，就把那一套灌輸給他了。所以最厲害的是，在1996年文化革命30周年的時候，他寫了一篇文章發在《明報月刊》上，叫做《要吸取文化革命的合理因素》，他覺得文化革命就應該像毛主席說的那樣，七八年再來一次，這可把中國的知識分子嚇壞了。要把校長跟老師再打倒一遍，他就是不從實際出發，隻從理念出發。
如果現在我們去圖書館翻文革時發行的所有報紙，就會覺得文革真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要在全世界實現一個最公平、最平等的社會，崔之元就是從這種意義上來理解文化革命的。現在中國社會不公平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又有這種土壤和基礎，所以他們就覺得文化革命是一種很寶貴的社會主義遺產，就是毛主席為了實現理想社會而做的偉大嚐試，這種嚐試雖然失敗了，但是不應該輕易拋棄這筆寶貴的遺產。
有些對文化革命略有了解的人，曾經勸過崔之元，少提文化革命，因為中國有那麽多人在文化革命種受苦、受迫害，這是一條敏感神經。說文化革命七八年再來一次，在中國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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