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震驚的國家統計局造假（轉貼）

令人震驚的國家統計局造假：

時間: 2009-7-13 1:11:56 (北京時間: 2009-7-13 13:11:56)
岩石
——為響應中共中央“解放思想”的號召而寫
筆者是個網絡新手。進入新奇世界，免不了東張西望四處瀏覽。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網絡一隅，一些人興高采烈，齊聲歡呼：“2002年版《中國統計年鑒》修改後的人口數字，戳穿了右派製造的‘餓死3000萬人’的謊言！”“右派完蛋了！”——此事關係著中國現代史的一個重大事件：大躍進的災難究竟有多大？究竟餓死了多少人？——此事也關係著改革開放事業——守舊派總是挖空心思美化毛澤東時代以否定改革開放——無論如何，真相必須搞清楚。隻有這樣，才能辨明是非認清真理，對民族負責，對後世負責。
深入研究之後，我發現：中國國家統計局公然造假！——以國家的名義造假！
1958年，毛澤東導演了一場今古奇觀：全國開展轟轟烈烈的說謊吹牛大競賽和勞民傷財的全民大煉鋼鐵運動，眼看無法收場，死愛麵子從不下“罪己詔”之人給統計部門下了一道死命令：“統計工作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於是，年底，黨的喉舌《人民日報》、新華社奉命向全世界堂而皇之地莊嚴宣布：“中國勝利完成了鋼產量翻番的任務，創造了世界史上的奇跡！”——水落石出以後人們得知：在1108萬噸鋼產量數字裏，包含了308萬噸完全報廢的土鋼。而在800萬噸“正品鋼”裏，“合格”的檢驗指標，中央特意降低了一半！——與“質量低劣、產出廢品”相對應的是“付出巨大，代價高昂”：在幾個月的全民大煉鋼鐵運動裏，僅生活補助費一項，不算9000多萬農民，浪費了40億元。同時，破壞了無數的礦山，耗費了無數的能源，毀壞了無數的鐵鍋鐵盆工業成品，砍伐了無數的樹木森林。實際上，全部直接浪費之巨簡直無可估量！——在世界史上矗立起了一座永恒的恥辱碑。
1958年的國家造假是為了遮蔽毛澤東荒唐決策的錯誤，2002年的國家造假則是為了掩蓋已經盡人皆知的世界史第一大災害——這是一個大陰謀，也是掩耳盜鈴的拙劣表演。
一、1983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統計表：“大躍進運動餓死幾千萬人”種種說法的風源
在不光彩的1958年以後，中國中斷了對外公布統計數字——在世界史的黃金時期，中國經濟一塌糊塗，比上不足比下也不足，害怕世人齒笑——直到實行改革開放，1983年才依照國際慣例又恢複了統計公示製度。當時，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統計表如下：
年度 總人口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長率
（萬人） （‰） （ ‰） （ ‰）
1953 58796 37.00 14.00 23.00
1954 60266 38.00 13.20 24.80
1955 61465 32.60 12.30 20.30
1956 62828 31.90 11.40 20.50
1957 64653 34.03 10.80 23.23
1958 65994 29.22 11.98 17.24
1959 67207 24.78 14.59 10.19
1960 66207 20.86 25.43 —4.57
196 1 65859 18.02 14.24 3.78
1962 67295 37.01 10.02 26.99
1963 69192 43.37 10.04 33.33
1964 70499 39.14 11.50 27.64
1965 72538 37.88 9.50 28.38
(引自《中國統計年鑒》1983年版)
這份人口統計表顯示得清清楚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在人口上，迅速改變了舊中國久已存在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長的人口生產狀態，轉變為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的類型。然而，這一進程在1858～1961
年間被打斷，驟然發生了低出生、高死亡的現象，使人口增長出現一個窄而深的低穀（注：時任國家統計局局長、人口學家李成瑞先生之言）——對於任何政權來說，人口增長曲線這一突兀下陷都意味著發生了一起特大事件。
這份人口統計表公布以後，馬上轟動世界。在此基礎上，國內海外一些學者紛紛研究，從不同角度推算，得出了中國這段大躍進運動時期餓死2000多萬、3000多萬、4000多萬等不同的結論——因此，學術界和民間掀起了批判毛澤東時代的新高潮——可以說，這份人口統計表是這場影響深遠的政治風波的主要源頭。
二、國家統計局受批判，矛頭直指改革開放事業
研究者和反對者都注意到了，這個人口統計表比較粗糙（對“餓死3000萬人表示質疑”的鍾長鳴先生用語），“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長率 ”與“總人口”之間的對照有些差錯。
國外的學者們，如美國人口與人口學委員會主席、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安斯利·科爾表示，希望中國政府公布更準確更係統更詳細的資料，以便深入研究。
同時，守舊派人士立即炮轟國家統計局。如張宏誌先生在《還清白於毛澤東——把真實的曆史告訴人民》一書中就提出“國家統計局所公布的人口統計失真失實失掉客觀性……它和客觀存在的曆史不相符”。在他們眼裏，這不是簡單的工作責任問題，而是重大的政治問題。張宏誌進一步指出：“一切害怕大躍進的人，無不攻擊大躍進”。
董慶圓先生則將矛頭直接指向改革開放事業及當代中共中央領導團隊，在《駁斥文化帝國主義者對中華曆史巨人毛澤東的汙蔑》文中說：“1982年距離三年困難時期已過了20年，而且官方正在發動批判毛澤東時代的大運動，包括大躍進在內，進行非毛化，中國的統計數據還要再加上一個政治因素。”
李宗源先生說得更露骨：“從來就是為當政目的服務之當政者搞的數字統計遊戲就真的那麽可靠嗎？海外塗黑毛澤東的法寶之一，就是說‘資料引自中共官方’，何況這個官方，本是一批陷在保鄧貶毛泥潭中混日子的實用主義者呢！”
12年後，中國國家統計局再次發布《中國統計年鑒》（1995年版），1983年前的人口數據依然如故。這種表態方式雖然不盡人意，但卻明確肯定了中國1958～1961年的確存在人口非正常大量死亡。
殊不料，又過了7年，中國國家統計局居然來了個大變臉！——2002年版《中國統計年鑒》修改後的人口數字，贏得了保守派的一片喝彩。理所當然，學者們和批判大躍進的人們受到了傷害。而受打擊最重的則是改革開放事業及其發動者、主導者。
顯然，中國國家統計局製造的人口統計問題已經釀成了一起重大的政治事件，是是非非不能不澄清。
三、1983年人口統計表的主要數據——“1958～1961年總人口數隻少不多”有根有據，毋庸置疑
1983年人口統計表的主要數據“總人口數”——以及由此顯示的1958～1961年人口增長曲線的突兀下陷究竟有沒有根據？
(一)、事實根據
從網上看得清清楚楚，所有不知原委的網民的目光都聚焦於一點：在既無戰爭，又無瘟疫的情況下，中國1958年底～1961年是否真的發生過人口的大規模非正常減少？——無疑，隻有兩個問題擺在人們麵前：
1、是否發生過三年大饑荒？
大躍進以後，近50年來，從官方媒體到民間，一直流行著一個特殊稱謂：“三年困難時期”。所謂“困難”，其所指，難道不就是大饑荒嗎？
當時，全國都在開展轟轟烈烈的三年（1958～1960）大躍進運動。同時，全國一律實行統購統銷、低標準供應口糧（農村稱“免購點”），標準一降再降。從1958年冬全國農村公共食堂大鍋煮青菜湯開始，到1959年4月17日，毛澤東看了國務院關於山東等省春荒缺糧的材料後，親自擬定題目《15省3517萬人無飯吃大問題》，要求3天內送到15個省的第一書記手裏，迅即處理緊急危機（請注意：當時一不讓開倉放糧，二不讓進口糧食，能有什麽良策解除緊急危機？因此，這個批示隻不過是向下推卸責任罷了）；再到廬山會議彭德懷的發言上書；再到1960年中共中央一係列關於糧食恐慌的特殊指示，尤其是1960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下發《關於號召全國城鄉人民廣泛開展大規模采集和製造代食品的運動的緊急通知》稱：“根據科學家的建議，推薦廣大城鄉人民采集製造“玉米根粉、小麥根粉、玉米杆曲粉、橡子麵粉、葉蛋白、人造肉精、小球藻等”——這是世界史上最珍稀的中央文件——要求全國人民都靠連豬狗都不吃的東西填肚子；還有，1962年1月七千人大會，大批共產黨四級負責幹部紛紛譴責“人禍帶來的災難”，要求毛澤東下台（引自2008-11-27啟封的 《 鄧穎超日記》，其中1975 年11月19日記錄周恩來說的話）；還有，千千萬萬親身經曆者的回憶錄……
——難道，這些不都是三年大饑荒的鐵證嗎？
2、是否出現過三年大死亡（餓死）？
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坦承 “我國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所謂“人民遭到重大損失”，其所指，難道不就是大死亡嗎？
1959年春河南省開封地區事件、商丘地區事件、江蘇省高淳縣事件、江蘇省句容縣事件、廣東省事件（由省委向中央發出嚴重災情報告。下同）、湖北省事件、河北省事件……1960年山東省事件、甘肅省事件、江蘇省事件、寧夏中寧事件、貴州省事件、安徽省事件……1961年春季山東省聊城、滄州二地區事件、6——10月山東省聊城、惠民、德州三地區事件……1962年湖北省穀城、光化、襄陽三縣事件……在這些事件中，都出現了大量餓死人甚至人吃人的現象。
現在，餓死人事件還在陸陸續續揭秘之中。最早曝光的信陽事件震驚世界，廣為人知，餓死100多萬人。2006年3月，一篇采訪四川省政協主席廖伯康先生（大饑荒時期的中共重慶市委機關負責幹部）的文章《“大躍進”四川餓死千萬人》（原刊於《現代快報》），再次轟動全球。1961年5月，廖先生等幾位黨員幹部冒險投書中央，反映四川省餓死了1250萬人（根據四川省委文件與國家統計局的數字對照）。6月底，胡耀邦、楊尚昆召見廖伯康等人，7月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開會聽取匯報，而後派出17名幹部赴四川調查。顯然，此事千真萬確。2008年秋，楊繼繩先生的《墓碑》一書出版，揭露甘肅省通渭縣餓死人數占全縣總人口的比例接近1 / 3。
——難道，這些不都是三年大死亡的鐵證嗎？
李成瑞先生也說：“我國在1958年到1960年的“大躍進”運動中……國民經濟遇到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受到嚴重損失。許多地區的人民遭受饑謹，生活困苦，體質下降，致使人口出生率大幅度降低，死亡率大幅度上升。”
由此可見，1983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數字絕非空穴來風，“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之說，絕非虛言。
（二）、國家體製的根據
第一，李成瑞先生指出：“我國經常性人口統計資料，是通過公安部門的戶口登記取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伊始，便實行全世界最嚴格的戶籍管理，特別是1958年建立了城鄉二元製戶籍管理製度，公民極少流動。同時又實行統購統銷政策。從1958年起，大量生活必需品都憑票定量供應。口糧（農村是免購點）及其他生活物資都與戶口掛鉤按計劃供銷，每年幾次核對。沒有戶口，人就無法生存，即使流動（上學、參軍、工作、下放等等），戶籍管理也都井然有序。在這種無與倫比的體製下，可以說，中國人口統計的準確率之高也是舉世無與倫比——即或出差錯，也隻是為了多領票證、多留口糧，死人沒有及時注銷戶口，於是造成多報總人數，少報死亡人數（少報餓死人數還有政治上的考慮）。少報漏報活人的幾率極低——李成瑞先生持同樣的觀點。
著名學者楊繼繩先生《大饑荒期間中國的人口損失》一文寫道：“筆者訪問了公安大學的張慶五教授。張教授從1955年到1986年一直在公安部三局（治安局）從事人口統計工作，1986年以後才到公安大學任教。他說，1984年以前，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數都來自公安部三局。公安部每年出一本人口年報。公安部的數字是各省公安廳報上來的，各省公安廳是各縣公安局上報的。而縣的數字是由公社、大隊、小隊逐級上報的。下麵報多少，就寫多少，除了明顯的技術錯誤以外，公安部三局一般對下麵來的數據不加改動。1960年人口比上一年減少1000萬，就是根據各省報上來的數字匯總的，沒有進行加工。”
“王維誌，1955年～1959年，在莫斯科經濟統計學院學習人口統計專業。1959年回國後在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過很短一段時間後，一直在公安部三局戶政處從事人口統計工作。20世紀60年代初，王維誌曾到一些省去核實人口數據，了解更多的實際情況。1980年代以後，王到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從事研究。王維誌不僅熟悉人口統計理論，還熟悉中國官方人口數據的形成過程。”“王維誌認為，對1960年來說，總人口減少1000萬，自然變動減少304萬都是偏低的。實際減少人口還要多。一方麵有意多報人口，另一方麵有意少報死亡人數。”
第二，毛澤東時代的檔案管理製度也是最嚴密的。
（三）、國家政治的根據
毛澤東時代階級鬥爭常抓不懈，統治極其暴虐，哪一個部門哪一個人吃了豹子膽，敢於編造數字傷害共產黨，製造如此重大的政治事件？
楊繼繩先生在上文中寫道：　“當年在公安部負責人口統計的王維誌研究員向本文作者介紹，由於死亡人口過多，成了敏感的政治問題，各省的人口統計數字是絕密資料，隻能讓極少數人看。如山東省的人口數隻能5個人看：省委正副書記、正副省長、公安廳長。”“從生產隊到公社到縣，都盡可能隱瞞或少報餓死人口。少報餓死人口不僅可以減小領導幹部的政治責任，還可以領取這些已死的人的口糧，這種"吃空額"的情況，是普遍存在的。”“王維誌對本文作者說，基層人口數字報到縣裏、省裏以後，上麵看到死亡人數太多，就問：‘你的數準不準？再核一核！’經過這種暗示，把數字改到上級滿意時為止。”
在這樣的政治環境裏，哪一個黨政負責人能夠誇大災情誇大餓死人的規模？
（四）、人口統計工作自身特點的根據
人所共知，統計“總人口”是人口統計工作最基礎最根本最核心的工作。整個統計過程，自始至終都要圍繞“總人口”而展開而進行而收尾——不同性別不同年齡段不同學曆不同行業不同民族不同地區匯總的總人口數必須一致；上年總人口數加上新生數減去死亡數得出的本年總人口數必須與之吻合；在此基礎上，最後算出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長率，通過上年總人口驗算本年總人口，也必須分毫不差。總之，從各個方麵得出的總人口數隻能一模一樣，不可有半點差池。否則，就要全麵複查，直到各個分表的總人口數完全貼合為止——這就是說，人口統計表上其他數據可能有誤，但總人口數決不會出現差異；表上的總人口數可能與事實有些出入，但整個一套統計表的總人口數決不會稍有不同——話再說明白些，如果改動全國全年的總人口數，整個人口統計的係統工程就必須徹底推翻從頭做起——這就是牽一發而動全身。
（五）、邏輯根據
1、倘若，1983年公布的人口數字的確嚴重失真，“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之說確係謠言，那麽，1995年版的《中國統計年鑒》為什麽還要重複這一套數據加以確認？從1983至2001長達19年，中國政府為什麽一直三緘其口從不辟謠？
2、莫非，改革開放以後，鄧小平、胡耀邦故意製造假象醜化毛澤東？——姑且不論此等齷齪之事他們根本不會做——可以想一想，造神運動延續了幾十年，當時毛派勢力相當強大，誰會幹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蠢事？——況且，編製、公布整個國家幾十年的統計數字，是一個龐大工程，紙能包得住火嗎？
無可置疑，在共產黨長期領導下，任何共產黨當政者，任何共產黨治下的職能部門，都不會做任何無緣無故損害共產黨的事情（貪汙謀私另當別論），隻會放大功績，化小罪惡，絕不可能自己抹黑自己。
總之，盡管1983年公布的人口統計表有些粗糙，但人口基本數據（總人口數）有根有據——表上顯示的大饑荒時期非正常減少人數隻會比實際數量少而決不可能多。——應該說，該統計表的製作，錯誤隻是次要問題。
四、1983年人口統計表的差錯出在哪裏？
楊繼繩先生在上文中指出：“《中國統計年鑒》上出入最大的是出生率和死亡率。主要原因是出生和死亡人數漏報。嚴格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後，出生人口漏報較多。在生活物資按人頭定量供應的年代，出生人口漏報不多，但死亡漏報很多。對家庭和生產隊來說，這個人死了，如果銷了戶口，一切生活物資供應就停止了。如果死亡不報，其他人還可以享用這份資源。死亡不報還有政治原因。死亡過多，對地方官員來說，影響其仕途。對中央政府來說，死亡人數過多，有損其政治形象。”
這種說法完全符合曆史客觀。1983年人口統計表的“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長率 ”與“總人口”之間的對照有誤，原因蓋出於此。
五、2002年新人口統計表：修改彰顯政治目的
2002年新人口統計表一目了然，彰顯著刻意減小大饑荒大死亡嚴重災情的政治目的：
（一）、總人口數1956、1957、1958、1959年改小、1961年改大，有利於說明“1958～1961年總人口並沒有突然出現大量減少的現象”
（二）、出生率，災後3年（1962、1963、1964）改小，也有利於說明“1958～1961年總人口並沒有突然出現大量減少的現象”
（三）、死亡率，1960年改小，1963年改大，也有利於說明“1958～1961年總人口並沒有突然出現大量減少的現象”。
（四）、自然增長率，1960年改大，災後3年（1962、1963、1964）改小，同樣有利於說明“1958～1961年總人口並沒有突然出現大量減少的現象”。
顯然，2002年中國國家統計局對1958～1961年及其前後幾年原來公布的人口數據的更改，目的彰顯——為政治服務。
六、2002年新人口統計表：修改彰顯破綻
一次深受世人關注的國家統計表修改，理應周到細致，做到天衣無縫。然而，2002年版的人口統計表卻令人大跌眼鏡！
（一）、無人不知（指過來人），大饑荒過後的1964年是一個正常的年份，但該表這一年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卻由1983年統計表的27.64‰變成了19.18‰——蹊蹺地陡然形成了一個大凹穀，比1963年低8.71‰，比1965年低9.74‰，又造成了一個新的全國總人口非正常大規模減少（約62 0萬）！——怪乎哉！怪乎哉！
（二）、在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1964年6月30日24時）之前的半年（1964.1.1～6.30）總人口隻增加了286萬，後半年（1964.7.1～12. 31）卻增加了1041萬——前後半年產生了3 . 64倍的巨大差距!——怪乎哉！怪乎哉！
如果說，1964年的反常現象是因隱瞞少報餓死人數所造成，那麽，更證實了楊繼繩、王維誌等先生關於隱瞞少報現象普遍存在的判斷的正確性——不過，此說的確牽強：1、第二次人口普查始於1963年，大量隱瞞少報糾正工作都完成於1963年；2、許多隱瞞少報現象都會在第二次人口普查以前的1962年自己主動糾正；3、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後，1983年統計表的人口自然增長率為什麽是27.64‰，2002年統計表憑什麽將它改小呢？——很清楚，但凡假冒偽劣東西，總免不了顧頭顧不了腳。
七、2002年新人口統計表：修改彰顯荒謬——明顯造假
2002年，國家統計局對大饑荒時期的人口數字的修改是否合情合理？
讓我們看一看修改以後的人口統計表：
年份 年末總人口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長率
（萬人） （‰） （‰） （‰）
1952 57482 37.99 17.00 20.99
1953 58796 37.00 14.00 23.00
1954 60266 38.19 13.18 25.00
1955 61465 32.18 12.28 19.90
1956 62780 33.67 11.40 21.39
1957 64238 34.03 10.80 23.23
1958 65346 29.22 11.98 17.24
1959 66012 24.78 14.59 10.19
1960 66207 20.86 17.91 2.95
1961 66457 18.02 14.24 3.78
1962 67295 22.63 10.02 12.61
1963 69172 40.00 12.11 27.89
1964 70499 30.68 11.50 19.18
1965 72538 38.42 9.50 28.92
（一）、如前所述，統計“總人口數”是人口統計工作最基礎最根本最核心的工作，也是最後製作總表的基礎。“總人口數”的更改，必須來自於城市基層派出所和農村村級鄉級單位——來自於他們保存的1957～1962年的原始資料。而且，根據當時少報餓死人數的政治情況，修改後1957～1962年的“非正常減少人口數量”隻會比1983年統計表的數據大而絕不可能變小。
可是，2002年版人口統計表卻沒有通過基層組織而是自行改動了一些年份的總人口數！並且，改動以後“非正常減少人口數量”反而大大縮小——怪乎哉！怪乎哉！
（三）、眾所周知，總人口數改變以後，自然增長率跟原來保持不變很難很難，概率非常低。但天大的蹊蹺卻出現在了這次“修正”上：從1956年到1961年，總人口數改動了5個（1956年、1957年、1958年、1959年、1961年），可是，竟然有4年自然增長率與1983年的統計表完全相同！概率竟然高達80 %！——怪乎哉！怪乎哉！
（四）、這種情況足以說明，這次人口統計表的“修正”，大多數都是：根據自然增長率更改總人口數——盡人皆知，統計工作的流程是，先調查核實匯總總人口數，最後才計算自然增長率。這次“修正”，卻來了個順序倒置，驢尾巴長到了驢頭前麵——怪乎哉！怪乎哉！
（五）、如果說，這4年的自然增長率都是根據“真實的”死亡數重新計算得出的——且不管它多麽蹊蹺——那麽，更大的蹊蹺又出來了：
1、原來，多報餓死人數的動機是什麽？有這種可能性嗎？
2、如上所述，中國毛澤東時代有最嚴格的戶籍管理製度、最嚴密的計劃管理體係和最嚴厲的檔案管理規範，為什麽在19年後才發現了“真實的”檔案資料？
3、無疑，1983年公布的人口統計表極大地損害了中國共產黨。對於任何政黨來說，維護形象和聲譽都是頭等大事。倘若該表記錄的1958～1961年總人口大量減少的數據真的不實，那麽，相關人員必是中國共產黨最大的敵人。處理害群之馬應該低調還是高調？清除惡劣影響應該低調還是高調？本來不言而喻。但2002年的處理方式卻極其低調。
——怪乎哉！怪乎哉！
八、2002年新人口統計表造假的要害：
（一）、甩開了公安機關的原始資料，悍然踐踏事實忽悠人民
人對事物的認識來自於客觀存在，任何推理判斷都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修正認識的某些錯誤，更應該尊重事實。然而，2002年新人口統計表對原統計表部分錯誤的修改，卻完全違背了辯證唯物主義這一最基本的準則。
中國經常性人口統計資料，是通過公安部門的戶口登記取得的——各年度的總人口數都來自於公安部，來自於全國公安機關。甩開公安部門的原始資料，更改總人口數根據何在？特別是1960、1961兩年總人口淨減少1000萬和348萬，當時作為國家最高機密密封了起來。公安部治安局知情的專家、工作人員不在少數，國家領導人知情的也不在少數，薄一波就曾經明確地說起過這件事。統計局憑空放肆地將這兩年總人口的負增長都改成為正增長，證據何在？再說，憑什麽認定自然增長率正確、“總人口”錯誤？——離開經常性人口統計的唯一渠道，還有哪個地方能夠取得中國人口的原始資料？離開客觀事實來源，拍腦袋難道能拍出真實來？挖空心思難道能挖出真實來？憑空臆造的東西難道比全國公安部門統計的結論還真實？——連長期在公安部三局從事全國人口統計工作的專家都實話實說：“對1960年來說，總人口減少1000萬，自然變動減少304萬都是偏低的。實際減少人口還要多。”，連毛澤東都沒有將這份絕密資料撕毀，可是，統計局不僅公然撕毀了這份早已公之於眾的國家統計數據，而且悍然將總人口減少數量揮筆改小——明目張膽，胡作非為，竟然連一點理由都不講！——其實，哪有一點理由！
（二）、為美化毛澤東時代，不顧一切
從國家統計局造假的全過程看得清清楚楚，一些人千方百計縮小大躍進的災情，為了政治目的而不擇手段，不顧一切。
九、國家統計局造假相關人員已觸犯刑法構成誹謗罪，必須嚴懲
正像李成瑞先生之所言：“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的具體情況如何? 非正常死亡人口究竟有多少?人口出生率的波動對後來我國人口的變動有什麽影響? 這是國內外曆史、人口和統計學界所關注並眾說紛壇的一個問題。以科學的態度弄清這個曆史問題，對於認識“大躍進”的深刻教訓是必要的。”
但是，對於違法犯罪行為，政府、司法機關、全國公民絕不應該視而不見姑息養奸！
不管怎麽說，國家統計局造假相關人員已觸犯刑法構成誹謗罪——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46條“誹謗罪”規定：“故意捏造並散布虛構的事實，足以貶損他人人格破壞他人名譽、情節嚴重的行為。”
（一）、如果2002年新人口統計表的修改是正確的，那麽——
1983年人口統計表的製作責任人必是故意捏造並散布虛構的事實，極大地損害了毛澤東——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元首——的人格和名譽，不能不予以嚴懲。
（二）、如果2002年新人口統計表的修改是錯誤的，那麽——
2002年人口統計表的製作責任人必是故意捏造並散布虛構的事實，極大地損害了鄧小平、胡耀邦等人的人格和名譽。
鄧小平、胡耀邦為什麽要開創改革開放事業？難道不是因為舊時代災難連連民不聊生嗎？究竟錯了沒有？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對大躍進的評價究竟應不應該推翻？對毛澤東時代究竟應不應該改革？
如果說，中華民族必須堅定不移地繼續走改革開放之路，我們怎麽能夠容忍代表國家的國家統計局一小撮人公然造假，肆無忌憚地故意捏造並散布虛構的事實，損害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發動者主導者的人格和名譽呢？（不可否認，鄧小平有他的另一麵）
作為改革開放事業的積極擁護者，我堅決要求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依法治國，嚴懲害群之馬！
人民有知情權！人民不是阿鬥不是奴隸不是草芥，絕不允許被忽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