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地地道道的投降派——評《水滸》中的大儒宋江

一個地地道道的投降派——評《水滸》中的大儒宋江

《水滸》中的大儒宋江，是農民起義的英雄，還是地主階級的代理人？是革命派，還是投降派？這是重大的原則問題，不可以不辯論清楚。

維護封建統治反對農民革命

北宋末年階級矛盾十分尖銳，地主階級對農民進行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一處處動撣，便害百姓”，人民不堪忍受，揭竿而起，“犯上作亂”，到處點燃起反抗的烈火。革命，用暴力反抗封建王朝的黑暗統治，是被壓迫人民選擇的唯一正確道路。在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兩個階級生死搏鬥的同時，統治階級內部這一派和那一派之間，當權集團和非當權集團之間的矛盾也更加深化了。

我們要全麵深刻地解剖《水滸》中的大儒宋江，就要看他對這個時代的各種社會矛盾采取什麽態度，要看他是擁護農民革命，反抗封建統治，還是反對農民革命，維護封建統治。

大儒宋江出生於封建地主家庭。“自幼學儒”，“長而通吏”，腦子裏浸透了儒家反動思想，學會了一套維護封建統治的權術。他懷著一片“報國”的忠心，時時想著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得遂“淩雲誌”。

但是，當權既得利益集團“非親不用”，使大儒宋江這個下層小吏很難爬上較高的職位，擠進當權集團的行列。不僅如此，在統治階級內部大狗小狗、飽狗餓狗的爭鬥中，象大儒宋江這類不“當道”的地主階級分子，還時時有被咬死咬傷的可能。因此，一心往上爬的大儒宋江，事先營就了“狡兔三窟”：一是準備了藏身洞；二是“教爹娘告了忤逆”，免得犯罪時牽連全家；三是安排了“三十六計，走為上計”的逃跑去處。大儒宋江對自己的地位十分不滿。盡管他善於“忍受”，但也免不了時常發泄牢騷。一次，他勸武鬆道：如得朝廷招安，便可投降，“博得個封妻蔭子，久後青史上留一個好名，也不枉了為人一世”。這些用來勉勵武鬆的話，正是他自己夢寐以求的目標。接著，他悵然地說：“我自百無一能，雖有忠心，不能得進步”，一下子就暴露出他的忠而見疏、懷才不遇的怨恨心情。

大儒宋江和當權集團的矛盾爆發，集中表現在吟“反詩”這個行動上。有人說：大儒宋江的“反詩”，表明他決心反抗不合理的現實；從此，大儒宋江開始了革命生涯。吟“反詩”表現了大儒宋江什麽樣的思想狀態？“反詩”到底反不反？

大儒宋江自“殺惜”流落江湖後，命蹇事乖，不但沒能“得進步”，反而成了囚犯，被“文了雙頰”，刺配江州。他獨自一人，登樓飲酒，眼前的美景和自己的處境成了鮮明的對照。這時他心裏想的是：“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倒被文了雙頰，配來這裏”。為封建王朝效命的忠心不但不被賞識，反而成了個被充軍的囚犯，使這個以“猛虎”自喻的大儒宋江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在“不覺沉醉”中，無限心事“驀上心來”，借酒醉吟詩，把這種心情直接表露出來了。

在這裏，他根本不是要反抗封建王朝，而是發泄了自己對“當道”的“賊臣”的不滿。趨炎附勢的“刁鑽之徒”黃文炳，把這兩首詩說成“反詩”，是因為他一心想通過抱當權集團的大腿，“引薦出職，再欲作官”。他抓住了大儒宋江的把柄，當然要利用這個機會，去報功領賞了。大儒宋江對黃文炳把他的詩定為“反詩”並不認賬，他十分委屈，萬分惱火。大鬧江州之後，他還向梁山起義軍頭領一再不厭其煩地解釋，那是“一時間酒後狂言”，並無反意。可見，大儒宋江的“反詩”並不反，大儒宋江也並不是從此“開始了革命生涯”。

大儒宋江平時裝出一副“愛人”的麵孔，慣施小恩小惠，經常給這人買一副棺材板，給那人一點藥錢。他的這一套本來是為了籠絡人心，掩蓋階級矛盾，維護封建統治的，所以當農民拿起武器造反時，他的反動立場就立刻暴露無遺。

當晁蓋等人“智取生辰綱”，奪了要送給蔡京的“不義之財”後，他出於朋友的私情救了晁蓋，但對晁蓋等的革命行動卻持否定態度，認為這是犯了“迷天大罪”，“於法度上卻饒不得”。晁蓋等人以梁山泊為根據地，抗拒官兵，不斷發展革命事業，他更視為大逆不道。

他生怕受到梁山的牽連，所以“殺惜”後出逃，也不去梁山，而去投奔其他地主莊園。大鬧清風寨後，大儒宋江闖了大禍，曾“乘興”投奔梁山。途中收到一封家書，使大儒宋江立刻“迷途知返”，他大哭大鬧，罵自己“不孝逆子，作下非為”，沒有一點猶豫，連夜開了小差，回到了地主階級的懷抱。回到家裏遭到追捕，他表示寧可吃官司也不上梁山。他汙蔑農民起義軍是專門“殺人放火”的洪水猛獸，“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他寧可當“囚徒”，不願當“匪徒”。

在充軍去江州的路上，他故意繞過梁山，恐怕被山上的人遇見拉去入夥。當梁山起義軍請他上山入夥時，他以死相威脅，甚至連枷也不開，怕壞了“國家法度”。他說：“小可不爭隨順了，便是上逆天理，下違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雖生何益？”看，他仇恨農民革命的反動立場何等頑固！

大儒宋江和一切政治騙子一樣，表麵上堂堂正正，信誓旦旦，實際上是個貪生怕死的可憐蟲。他甘心充軍，不去梁山，是因為“朝廷冊立皇太子，已降下一道赦書”，不去躲藏也沒有掉腦袋的危險。在潯陽江頭，當真的遇到腦袋搬家的危險時，他呼天叫地：“早知如此的苦，權且在梁山泊也罷。”後來，梁山起義軍把他從刀口下救出，大鬧了江州。此時，雖然他仇恨農民革命的思想絲毫沒有變，但是再也混不下去了，“不由大儒宋江不上梁山泊”。大儒宋江最後被逼上梁山，是由於往上爬的希望破滅了，連性命也保不住了，不得已，改換門庭，另搞一場政治投機，這哪裏說得上是什麽“從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呢？

篡奪領導權推行投降路線

大儒宋江上梁山後起了什麽作用？有些評論說什麽：大儒宋江上梁山後，作了一係列有利於革命、有利於人民的事情；隻因大儒宋江上梁山，才有了“山寨的十分興旺”，才使全軍上下團結一致，等等。

毛主席教導我們：“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我們要正確地評論大儒宋江，最根本的就是要看他上梁山後推行了一條對哪個階級有利，為哪個階級服務的路線，是搞革命還是搞投降。離開了路線這個綱，就丟掉了分析大儒宋江形象的根本標準。

在農民革命領袖晁蓋掌權的一段時間裏，梁山泊上堅持農民起義路線占主導地位。成千上萬被壓迫群眾“撞破天羅歸水滸，掀開地網上梁山”，積極參加起義隊伍，打擊封建統治者。廣大群眾在同封建統治階級鬥爭中發揮了曆史主動性，並取得了很大的勝利。

大儒宋江的上梁山，不過是“勉從虎穴暫棲身”。通過封建仕途往上爬的路被堵死了，他就想混進革命隊伍中找出路，用這種投機辦法達到“盡忠報國”的目的。因此，上梁山以後，他就極力推行隻反貪官，不反皇帝，爭取招安的投降主義路線。他利用各種時機大造投降主義的輿論：“專等朝廷招安，與國家出力”，“大儒宋江等替天行道，並無異心”。為了推行投降主義路線，他還耍陰謀搞詭計，以“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輕動”為借口，限製晁蓋的行動，把晁蓋架空，自己把實權抓到手。晁蓋死後，大儒宋江坐了“第一把椅子”，他的第一個行動就是把晁蓋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把“聚義”改成“忠義”，一字之差，把晁蓋的堅持農民起義的路線變成了以孔孟思想為基礎的投降主義路線。他還通過“對天盟誓”，向起義軍強行灌輸“惟願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眾當竭力捐軀，盡忠報國”的思想，把投降主義路線強加到梁山農民起義軍的頭上。

政治路線決定組織路線，組織路線從來是為政治路線服務的。大儒宋江為了推行投降主義的政治路線，極力招降納叛，結黨營私，拚命網羅朝廷命官、富豪將吏，改變農民起義軍領導班子的成分，構成投降主義路線的組織基礎。大儒宋江的這個反動目的，在千方百計拉盧俊義上山這件事上表現得最為明顯。盧俊義是河北有名的反動大地主，對農民革命有不共戴天之仇，他瘋狂地叫嚷，要使梁山起義軍“人人皆死，個個不留”，說什麽：“生為大宋人，死為大宋鬼。”就是這樣一個與農民起義軍勢不兩立的反動地主分子，大儒宋江卻極為欣賞，看中了他“生於富貴之家”，有“貴人之相”、“豪傑之譽”的身份地位，不惜動用全山寨人馬，拚死拚活地拉他上山。“隻為一人歸水滸，致令百姓受兵戈”。上山後，又再三再四要讓盧俊義坐第一把交椅，以使“他時歸順朝廷，建功立業，官爵升遷，能使弟兄們盡生光彩”。隻是在其他頭領的堅決反對下，才叫盧俊義“坐了第二把交椅”。

相反，大儒宋江對農民起義軍內部的革命派，卻百般壓製，排斥打擊。當李逵在菊花會上堅決反對招安，一腳把桌子踢翻時，大儒宋江登時大怒，幾乎砍了李逵的腦袋。他實際上是在起義軍內部搞分裂。他要團結並依靠的隻是那些一心跟著他走的投降派，哪裏有什麽“全軍上下團結一致”？！

正如毛主席所說的：“大儒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蓋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

當革命形勢發展到高潮，梁山起義軍對封建王朝形成嚴重威脅之時，也正是大儒宋江叛賣革命成熟之機。“所有一切壓迫階級，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都需要有兩種社會職能：一種是劊子手的職能，另一種是牧師的職能。”（列寧：《第二國際的破產》）宋王朝對梁山起義軍武力鎮壓政策的失敗，迫使封建統治者不得不更換策略，朝廷內部“招撫”政策逐漸占了上風，這就使大儒宋江的叛賣活動具備了外部條件。從起義軍內部看，由於大儒宋江的苦心經營，投降主義路線已經處於統治地位，起義軍領導班子內部已經形成了“朝廷命官過半”的局麵，大儒宋江已經牢固控製了領導權。當一百零八將全部上山，梁山農民起義軍力量達到全盛時期的時候，他便在“大聚義”後的“菊花會”上，迫不及待地發表了政策聲明：“望天王降詔，早招安，心方足。”

為了盡快取得朝廷的招安，大儒宋江幹盡了一切卑鄙無恥的勾當。他帶人下山到東京，走皇帝寵妓李師師的後門，打通“枕頭上關節”。又用重金賄賂朝臣，把“衷情達知今上”。當起義軍活捉高俅後，大儒宋江親自把這個梁山的死對頭扶上正座，納頭便拜，要他在皇帝麵前說情，早日招安。更有甚者，他還直接向朝廷獻策：“若以善言撫恤，我等盡忠報國，萬死無怨”，示意皇帝要用儒家“仁政”、“恕道”來欺騙起義軍。

至此，大儒宋江已經完全和朝廷當權集團同流合汙了，在大儒宋江的“山呼萬歲，再拜謝恩”聲中，起義軍終於受了招安。招安後，大儒宋江還十分惡毒地搞了個“梁山泊分金大買市”，把農民起義軍多年積累的財富拍賣一空，使梁山起義軍再無重新起事的可能。

一場氣壯山河的農民革命鬥爭，一個本來“十分興旺”的農民起義“山寨”，終於被封建統治者通過大儒宋江的手，不費一兵一卒就扼殺掉了。大儒宋江又把“順天”“護國”四個字寫上了起義軍的戰旗，“強盜”變成了“官軍”。大儒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他雙手沾滿了農民革命的鮮血。

魯迅評《水滸》評得好，他說：“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

大儒宋江是混入農民革命隊伍中的地主階級代理人，是個地地道道的投降派。他在革命隊伍中幹了一係列壞事，幹了封建統治階級想幹而幹不成的事。他對農民革命不是有功，而是有罪，罪大惡極！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麵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滸》中大儒宋江這個投降派，對於我們今天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是個不可多得的反麵教員。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前的大量評論文章和近兩年的一些評論文章，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和魯迅關於《水滸》的論述，散布了不少階級調和論，美化、歌頌《水滸》宣揚的投降主義路線，為大儒宋江這個投降派做了種種辯護。一個基本論點是把大儒宋江的投降主義算作“農民的局限性”。這些評論文章，不是把大儒宋江說成“英雄”、“農民起義的傑出領袖”，就是用所謂“矛盾的性格”來掩蓋大儒宋江搞投降主義的真麵目。這些錯誤觀點，必須加以澄清。

我們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評論《水滸》這部書，充分利用這部宣揚投降主義的反麵教材，充分發揮大儒宋江這個反麵教員的作用，吸取教訓，總結曆史經驗，學會在複雜的鬥爭中識別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