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納粹如何引導德國走向瘋狂
王紀潮
多年前我讀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國的興亡》一書，因該書當時是內部發行，大家排隊等待閱讀，我讀的就比較匆忙，但是印象很深的有扉頁上的題記，那是作者引用歌德的一段話來批判整個德國的國民性，是說德國人作為個人，個個可貴，作為整體卻又是那麽的可憐。德國人為人類文明貢獻了眾多的傑出人士，為什麽整個民族
卻卷入了納粹的戰爭，在人類曆史上造成空前的浩劫？在二戰後人們對第三帝國曆史最關心的、帶有普遍性的問題恐怕就是想知道它的答案。夏伊勒本人在第三帝國生活過，既親曆了納粹德國舉國上下的狂熱，又目睹了它的迅速覆亡。在戰勝國的語境下，他顯然把這個問題的答案部分地歸結於德國的國民性，這雖然契合了當時多數人的想法，但未免也太簡單了。
我們知道，歌德的年代德國還沒有成為統一的民族國家，歌德對整個德國人這樣不留情的批判差不多就和魯迅批判中國人的國民性一樣，隻是恨鐵不成鋼的極端說法，未必就正確。事實上由於每個社會都存在著多元價值和多元選擇，任何社會想以某種理想來整齊思想、規範集體行為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所謂的“國民性”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因此，無論是歌德、魯迅，還是大眾媒體，他們心目中的國民性，多少都是理性霸權的產物。換言之，“國民性”隻是權勢或者精英集團為控製民眾設計出的理想狀態。在對待德國的浩劫問題上，德國史學家梅尼克（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Ｍｅｉｎｅｃｋｅ，１８６３～１９５４）在戰爭結束後次年就指出，納粹造成的浩劫並不是德國的文化傳統，而是出自偶然。（《德國的浩劫》三聯書店２００２年，第８５～１０３頁。下簡稱《浩劫》）梅尼克是蘭克（Ｌｅｏｐｏｌｄ Ｖｏｎ Ｒａｎｋｅ，１７９５～１８８６）學派的代表人物，他的這個判斷與蘭克學派一向所主張的不帶主觀價值的“事件的曆史”、“敘述的曆史”卻完全不同，它不是實證主義曆史研究方式的產物，而是出於他對本國文化的深厚感情和史學家的直覺，也就是說，納粹主義在德國的興起在他看來不是德國人的國民性問題。
源於希臘文化傳統的西方文明一個顯著特點就是訴諸理性，而在納粹德國的曆史上，除了狂熱還是狂熱，人們的理性到哪裏去了？在二戰以後的許多年，西方學者出版有關這場浩劫的大量著作差不多都在從不同的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梅尼克的觀點從來就不是主流，但也不乏支持者，像英國學者泰勒（Ａ．Ｊ．Ｐ．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０６～１９９０）就認為二戰不是希特勒預謀的結果；希特勒本人並沒有明確的奪取生存空間的戰爭計劃，他的擴張言論隻是投有民族主義情緒的群眾所好，並不比他的前輩更激進；這場戰爭是一種偶然和西方列強忙中出錯的結果。（泰勒：《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２９３～３１１頁）在我看來，夏伊勒對納粹製造出巨大浩劫的原因雖然看簡單了，但梅尼克則明顯是對本國的傳統文化有所偏袒。這兩種結論大概都是因為距曆史太近不容易從宏觀和多角度的研究所致。有意思的是，兩人都感覺到尼采、黑格爾的思想與納粹主義有關。夏伊勒認為希特勒受了黑格爾“世界精神意誌”思想的影響（夏伊勒：《第三帝國的興亡》世界知識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１６１～１６２頁），而梅尼克指出源於黑格爾的強權國家思想在希特勒身上體現了它最惡劣和最致命的東西。（《浩劫》，第２１頁）僅從他們承認西方古典理性主義和納粹主義有淵源關係這一點來看，就說明把德國產生納粹主義歸結於國民性或偶然性是有問題的。麵對德意誌這樣一個有崇尚理性的民族和納粹主義與古典理性主義有關係這兩個問題，用國民性或者偶然性來解釋這場浩劫的原因顯然都失之偏頗。
如今導致德國和人類文明的那場浩劫已漸行漸遠，學術界對納粹曆史的興趣卻並沒有為之稍減，納粹興起的原因、它的反猶和擴張政策仍然是人們關注的中心，隻是解讀納粹現象的視野更廣、更為理性和客觀。最近我讀到英國學者迪克•吉爾裏（Ｄｉｃｋ Ｇｅａｒｙ）在２０００年出版的《希特勒和納粹主義》（Ｈｉｔｌｅｒ ａｎｄ Ｎａｚｉｓｍ）就感覺不錯。作者是英國諾丁漢大學的教授，研究德國現代曆史的專家。該書是作為大學叢書的一種專門寫給普通人看的，篇幅並不大，卻包含了學術界對納粹曆史研究的一些最新成果，重點仍然是要為讀者解說納粹主義為什麽會在德國起源。他隻講了希特勒的作用、他掌權的因素、第三帝國的本質和納粹政府與民眾的關係這四個問題。它們集中起來就是要告訴一般讀者，任何社會隻要缺乏民主和保護自由抗爭的機製，民族主義的高漲和激發起來的民族仇恨通過“累積激進化”的過程就會導致納粹主義。如果隻是認為德國納粹的曆史和希特勒的崛起是“德國人的某種獨特性，那是十分危險的。”（迪克•吉爾裏：《希特勒和納粹主義》上海譯文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２月版，第１４２頁。以下簡稱：《主義》）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類似納粹主義的現象仍然在世界其他的地方重演，在科索沃、車臣和今天的中東地區發生的事件都在不斷地支持吉爾裏的結論。
在任何一場重大的曆史事件之後，曆史著述或是強調個人作用或者是強調集體作用。這兩者看起來是所謂英雄史觀和唯物史觀的分野，實際上它們還有兩個共同點：一是忽視了社會組織機構的作用；二是為個人的“逃責”（ｉｍｐｕｎｉｔｙ）〔“逃責”是指那些參加種族、政治和宗教迫害的執行者以及參加侵略戰爭的官兵在社會無法進行調查的情況下，在事實上或法律上逃脫了被追究侵犯人權的刑事、民事責任；沒有這種調查，對他們起訴、審判、定罪、判刑以及對受害者進行賠償都不可能。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一些拉美國家在當地專製政權瓦解之後，苦主們沒有辦法伸張正義，於是國際人權運動率先從拉美發起“反逃責（Ｅｎｄ ｏｆ Ｉｍｐｕｎｉｔｙ）”運動。此後這一新的人權運動為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下設的“預防歧視和保護少數民族分委員會（Ｓｕｂ－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認可。在１９９６年和１９９７年的日內瓦聯合國人權會議上，該委員會還提出了專題報告以確立“反逃責”的基本準則。〕提供了理論避難所，即在有負麵影響的曆史事件中，無論是認為由英雄還是由集體來承擔曆史責任，事實上都推卸了每一個參與事件者的個人罪責。像波蘭卡廷森林的屠殺、納粹集中營的屠殺、科索沃的種族屠殺和古拉格群島等這類大規模的侵犯人權行為，我們很難說它們完全就是領袖意誌的結果，而參加屠殺和虐待行動的個人就沒有罪責。盡管在這類集體侵犯人權的事件中個人的罪責沒有領袖大，但也是無法用“國民性”、“民族劣根性”來逃避道義譴責和刑事懲罰的，這是因為種族滅絕和政治清洗已超出了現代文明的底線。吉爾裏在談到納粹在戰爭後期臭名昭彰的猶太人的“最後解決辦法”時指出，從最新的研究成果來看，納粹政權什麽時候決定消滅所有的猶太人雖然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希特勒一開始並沒有這個意圖。它是兩個因素促成的：一是長期反猶太政策的激化並和東線戰事有密切的關係，二是不同機構的相互推動。（《主義》，第１３２頁）吉裏爾在這裏批評了那些認為“德國人”讚同大屠殺的觀點，指出當時東歐的反猶情緒遠比德國激烈，非德國的拉脫維亞人、立陶宛人、烏克蘭人、羅馬尼亞人也都參加了屠殺猶太人的活動。納粹也屠殺其他的非猶太人，約３００萬俄羅斯戰俘就被殺害。作者認為，納粹機構在促使德國走向浩劫方麵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從納粹政權的獨裁本性上看，它缺乏清晰的權力劃分，希特勒本人處理事物的隨意行為，這就造成了“每一個組織爭著在希特勒麵前表現自己，力圖在實現對元首的承諾和執行他的意誌方麵比其他組織做的更好（即使他們沒有從上麵得到任何指示），這就出現了一個被漢斯•莫姆森（Ｈ．Ｍｏｍｍｓｅｎ）稱為‘累積激進化’的過程。”（《主義》，第７７頁）納粹德國出現全國性的歇斯底裏的反猶、反共就是這種“累積激進化”的反映。
用“累積激進化”概括納粹德國走向瘋狂的過程我認為是準確的。這裏麵既涉及到了領袖、組織、個人三者之間的互動，又反映出了累積起來的每個偶然事件都有可能發生曆史進程轉換的機會。如果希特勒沒有反猶、反共和侵略擴張的思想，二次大戰就不會發生；沒有各種機構在希特勒那裏相互爭寵和組織準備，這些行動也不會付諸實現；沒有個人對納粹政權的狂熱支持或者因畏懼放棄抗爭，“累積激進化”的過程也就無法繼續走下去。吉裏爾指出，根據學者們對《我的奮鬥》的研究，該書不是希特勒精神錯亂的產物（這也就是說德國造成的浩劫不能完全由領袖的精神問題來逃責），同時它的確可以看成一個行動的框架或指南（即發動戰爭有必然性）。（《主義》，第１６頁）希特勒是一個很善於利用機會的人，在吞並奧地利、捷克成功之後，膨脹了胃口，德國人也從這些不斷升級的事件中受到鼓舞，侵略波蘭和二戰正式爆發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這些事件背後有納粹的意識形態和軍事、經濟方麵的壓力，同時也有希特勒本人的長遠擴張計劃。（《主義》，第１３８頁）現在的這種認識當然就修正了泰勒“二戰始於偶然”的觀點。
一戰後，按照《凡爾塞和約》德國被解除了軍備，民族屈辱、經濟蕭條、政治動蕩就成為了醞釀納粹主義的溫床。當時德國魏瑪政府中的兩大政黨社會民主黨和德國人民黨在經濟政策方麵出現嚴重分歧，代表工人的社會民主黨要求政府增加對失業工人的救濟，代表工商集團的人民黨則希望政府減少稅收和社會福利，以便維持經濟的運行。在戰後７００萬退伍、複員軍人和軍工企業停產造成的大量工人失業以及惡性通貨膨脹的局麵下，聯合政府的意見沒有辦法一致，這自然隻有垮台一途。那麽希特勒的納粹黨是不是能夠解決這些矛盾呢？納粹黨的前身是１９１９年成立的德國工人黨。１９２０年，希特勒更名為“德國國家社會工人黨”（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ｐａｔｅｉ），簡稱“國社黨”，縮寫就是“Ｎａｚｉ”（納粹）。該黨的宗旨是要修改《凡爾塞和約》、收回失去的領土，把相信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人聯合起來，團結整個德意誌民族。從其政治訴求上可以看出德國當時的主要社會問題都在納粹黨的解決之列。這簡直就是使德國擺脫困境的良方！如果我們真這樣認為納粹黨的綱領適應了當時的需要那就錯了。當時德國的右翼政黨幾乎都有類似的主張，德國國家人民黨的民族主義和反社會主義一點也不比納粹差；而左翼的德國共產黨、德國社會民主黨也在為解決同樣問題努力。研究顯示，從１９２８年的國會選舉來看，納粹黨隻獲得了２．６％的選票，這還主要是來自農村地區的選票。大多數工人把票投給了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此後支持納粹黨的人數迅速增加，在１９３０年國會選舉中，其議席由原來的１２席增至１０８席，在希特勒１９３２年７月的勝選，又增至２３０席，成為國會中第一大黨。就是這樣，納粹黨的得票率也隻有３７．４％，而且也多是來自農村地區和城市白領的投票。而在同年１１月的選舉中，納粹在國會中的席位又減為１９０席，共產黨增加到１００席，社會民主黨得票仍有１２１席，加起來還超過了納粹黨。共產黨特別是贏得了大城市失業者的選票，有的地方高達６０％到７０％。這也就是說，納粹黨的社會基礎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大資產階級，而是以小農、容克貴族、城市知識白領為主的德國的中間等級。（《主義》，第３６～４８頁）那麽在納粹勢力在國內不占多數的情況下，卻能引導整個德國民族一步步地走向戰爭，這顯然有一個“累積激進化”的過程。這裏麵令人感興趣的就是：是什麽因素促成了“累積激進”？是什麽組織起了主要的引導作用，是財團還是政府機構，是德國軍方還是納粹的黨團組織？吉裏爾的這本小書雖然沒有專門談這個問題，作者的觀點還是清楚的，即：在納粹主義的形成和發展當中，青年的民族主義的狂熱是“累積激進化”的前提，而戈培爾之宣傳部的作用比其他機構都大。
青年在納粹運動中的主要作用一直為史學界所公認，梅尼克大概是最早指出希特勒是通過一場受到激進的、僵硬的民族主義引導的青年運動奪取政權的曆史學家。他認為青年熱衷納粹運動與《凡爾塞和約》簽署之後廢除了軍事服役期，青年失去了榮耀的機會而被社會忽視這一曆史背景有關。納粹黨在德國影響青年的傳統管道缺少之後趁機創辦了大量的青年組織，如：希特勒青年團、德國大學生聯盟、青年義務勞動大隊、少年團、少女隊等，其目標就是在青少年身上建立起統一的思想和滿足青年的自然衝動。（《浩劫》，第３５、１０８頁）而最令人吃驚的是納粹主義的宣傳首先是在大學生當中獲得了支持，他們對納粹所宣傳的民族主義之狂熱猶如今天言辭極端的網絡“憤 青”。１９２８年希特勒在慕尼黑大學講演受到熱烈歡迎，隨後納粹黨就在學生會選舉中大獲全勝，此後益發不可收。的確，當時納粹黨給社會的印象就是一個有朝氣的青年政黨。１９２５到１９３２年入黨者的平均年齡不到２９歲，街頭衝鋒隊的平均年齡是１７到２２歲。（《主義》，第４６頁）其領導人的年齡多在２５～３５歲之間，比其他任何政黨都要年輕。有研究指出，在１９３２年７月的選舉中，正是由於青年投納粹的票，使它成為了國會第一大黨。事實上納粹的議員６０％是４０歲以下的年輕人，所以有人會說：“納粹運動是一場青年的運動，它已經無法阻擋了！”（弗裏德裏希•邁克爾：《德意誌的災難，觀察與回憶》，威斯巴登１９４７年，第７０頁，轉引自李工真：《德意誌道路》武漢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４２８頁）在１９３３年３月的選舉中，納粹黨得票１７２７７１８０張，議席又增至２８８席，占全部議席的４３．９％，加上它的同夥民族人民黨所獲得的８％的選票，國會席位已接近５２％，這就使希特勒在國會中有了多數的支持。這些增加的票多是來自青年的投票。希特勒奪取政權之後，憑借國家機器的力量又進一步將德國的憤 青都吸引到或者說控製在納粹的旗幟下了。
從當時德國的青年狀況看，絕大多數青年受過教育，應該是非常理性的一群。為什麽他們會支持納粹或者說情願被納粹控製？梅尼克曾經敏銳地感覺到，這裏麵除了納粹有激進的民族主義主張之外，還有在現代化過程中對技術的需求使人的“外部理性化”導致靈魂內部受傷的因素，也就是說技術訓練使知識分子喪失或者說放棄了靈魂的自我拷問。在就業危機的社會狀態下，青年以選擇職業作為解決自己人生問題的方法。青年技術人員和工程師雖然在高等學校受過良好的專業教育，但正是這種繁雜片麵的技術訓練和技術－功利主義使他們缺少了內在的理性，以致無法鑒別和控製自己非理性的靈魂衝動，容易變成宗教狂和偏執狂。（《浩劫》，第５３頁）這種看法當然有道理。但是，在１９３３年５月１０日晚，德國成千上萬的大學生們在納粹的軍樂聲中排成長隊，將大量的書籍付之一炬；這些書籍中除了有世界著名作家的作品，也有愛因斯坦等科學家的著作；而每當有書本投向火堆，在場的大學生就會發出陣陣歡呼。他們對待自己本國文化遺產的冷漠和仇恨又豈止是“非理性的靈魂衝動”可以完全解釋的？這簡直就是邪惡！吉裏爾指出：“納粹黨的成功不僅僅是高呼籠統的口號或所謂群眾的‘不理智’的結果，而且是國社黨能夠針對許多德國人切身具體物質利益進行宣傳攻勢的結果。”（《主義》，第５０頁）吉裏爾顯然認為納粹黨的宣傳部在這裏麵起了主要作用，它在希特勒把德國帶向戰爭的框架下扮演了花衣吹笛人的作用，用邪惡的民族主義宣傳引導人民走向災難。
德國大多數民眾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都卷入了納粹歇斯底裏地反猶、反共活動。梅尼克把它視為是一種超時間的“國家理性”和“馬基雅維裏主義（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ａｎｉｓｍ）”的突然爆發。（《浩劫》，第７７頁）也有人認為這是一種暴民癔症。（《疾病改變曆史》，山東畫報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２月第１版，第２２９頁）其實納粹宣傳才是導致這種暴民癔症的主要原因。納粹的宣傳部長戈培爾先後上過８所德國著名大學（波恩大學、弗萊堡大學、伍茲堡大學、科隆大學、法蘭克福大學、慕尼黑大學、柏林大學），最後拿到了海德堡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他曾經相信過共產主義，還主張實行“國家布爾什維克”。（《主義》，第１８頁）戈培爾雖然講“宣傳”的真諦就是征服民眾，與真理沒有必然聯係，但這並沒有超出西方社會“教義宣傳”〔宣傳（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源自羅馬天主教會發起的反路德（Ｌｕｔｈｅｒ，１４８３～１５４６）宗教改革的活動。１６２２年格列高裏十五世（Ｇｒｅｇｏｒｙ ＸＶ，１５５４～１６２３）在羅馬創辦天主教的“信仰傳道聖教會”（ｔｈｅ Ｃｏｎｇｒｅｇａｔｉｏ ｄｅ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 Ｆｉｄｅ ?Ｃｏｎ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ｉｔｈ?），它借用了拉丁語“ｐｒｏｐāｇō（蔓延、繁殖）”的意思來詆毀新教，“宣傳（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ｅ）”天主教教義，所以新教則把“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一詞等同於謊言。〕的傳統。對於受過教育的青年人來說，僅靠宣傳短時間就能把他們引向邪惡，也還是令人難以置信。漢娜•阿倫特（Ｈａｎｎａｈ Ａｒｅｎｄｔ，ｌ９０６～１９７５）在《極權主義的起源》（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ｏｔ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一書中指出，毫無疑問，納粹政權無法容忍的公開罪行是由群眾支持的，“群眾對極權主義的支持既非出於無知，亦非洗腦的魔力。”（漢娜•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台北時報出版公司１９９５年版，第３６頁）阿倫特認為原因就在於納粹的宣傳不同於教會的宣傳，它具有謊言加恐怖的新特點。謊言在編織前就預設了謊言邏輯，聽起來比真理更有魅力，所以希特勒會說彌天大謊往往有某種可信的力量。阿倫特還指出，這種邪惡性的宣傳是由極權主義性質所決定的，因為在立憲政府和自由言論的條件下，公眾有其他的信息來源，隻有暴民和精英才會被這種謊言所吸引。納粹奪取政權之後，其謊言宣傳逐漸變成“權力宣傳（ｐｏｗｅｒ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並用灌輸（ｉｎｄｏｃｔｒｉｎａｔｉｏｎ）來代替宣傳，宣傳就和組織的純潔性有了關聯。她舉例說，希特勒煽動性的反猶口號沒有一個是新的。惟一新的地方就是納粹黨要求它的黨員證明自己沒有猶太血統。這就“將反猶主義轉變成一種自我定義的原則”，意味著誰的黨內地位高，誰的雅利安人血統也就應該越純粹。反猶不再是針對少數人的或隻與民族政治有關，而是直接關係到每個人的生存問題。如果說納粹奪取政權之前的宣傳恐怖還是靠衝鋒隊之類的街頭暴力威脅不同觀點的話，那麽它在奪取政權之後的宣傳恐怕就是由納粹宣傳部控製整個德國的文化生活而形成了組織性的恐怖，“不僅必須由國家決定思想方麵和精神方麵的發展路線，而且還必須由國家領導和組織各種專業。”（《第三帝國興亡》，第４３頁）公民不服從原則在這裏根本就無效，你不遵守納粹的宣傳準則，輕則丟飯碗，重則進監獄。阿倫特是首先揭示這種宣傳恐怖“無須擁有暴力手段而能累積權力”，它的“真正目的不是說服，而是組織”的學者。她發現組織性的恐怖會使普通民眾“參加納粹組織比做一個忠誠的共和主義者更安全。納粹在製造政治罪行時具體地利用了這一點”。（《極權主義的起源》第１１章第１節“極權主義的宣傳”）這完全符合馬斯洛（Ａ．Ｈ．Ｍａｓｌｏｗ １９０８～１９７０）的理論，在生存和理性之間，生存是第一的。在第三帝國，謊言與組織的結合使宣傳既恐怖，又有效！
吉裏爾在書中對阿倫特的觀點有所發揮，他把納粹的宣傳恐怖稱為“機構化恐怖”。他指出，納粹的宣傳部門控製了媒體之後，大、中、小學的教學大綱都改成了“宣揚納粹領袖粗陋的種族主義和地緣政治觀點”。你不認同它，你就恐怕沒有學可上。你即使上了學也還必須加入納粹的組織以保證你的確是信仰了納粹主義，因為“納粹組織滲透到了公共的和私人的活動領域。不讓自己的孩子加入希特勒青年團和德國少女隊可能會給自己帶來危險。”組織成為人們生活的常態，“個人維護自身權利能力的大小取決於他們加入壓力集團（工會、行業協會）並從那裏獲得機構支持的能力。”他在書中引了布萊希特（Ｂｅｒｔｏｌｔ Ｂｒｅｃｈｔ? １８９８～１９５６?《第三帝國的恐懼與悲慘》戲劇的描寫，被灌輸過的希特勒青年團和少女隊的青少年成了大人們的監視者和精神權威，這種遍及家庭和鄰裏之間的告發恐懼，迫使每個人都必須表現得比納粹還納粹才會有安全感，這就是“機構化恐怖”。（《主義》，第６６～７１頁）也就是說，納粹的“權力宣傳”實質上形成了“權力組織”。我認為這是非常典型的“軟暴力”，它不是公然地用專政手段鎮壓不同政見者，而是利用組織形式逼迫每個人對它就範。吉裏爾等學者揭示，也隻有在組織狀態下的人才能夠使“累積激進化”發生作用。我們在曆史上的宗教純潔運動以及“文革”的派性鬥爭中都可以找到類似的現象。
在任何社會狀態下，民眾都是沉默的大多數，他們的特點是非常實際和利益的多樣化。把他們引入納粹的戰爭軌道的宣傳必須要有打動他們的地方。阿倫特指出：“極權主義宣傳的成功並不十分依賴它的蠱惑人心，而是依賴群眾的知識”。“群眾的主要特點是他們不屬於任何一個社會團體或政治團體，他們隻代表個人利益混亂多變的現狀，因此在群眾之中，以純粹利益為基礎的宣傳不會生效。極權主義運動成員的狂熱和一些普通的政黨之成員的最大忠誠相比，明顯地具有十分不同的性質，他們是缺乏自我利益意識的群眾的產物（他們隨時願意犧牲自己）。納粹黨人證明了一個人隻需用一句口號——‘否則我們就完了’——來引導整個民族進入戰爭（這種做法是１９１４年的戰爭宣傳小心地避免的），而且此刻並不處於苦難、失業、或鼓噪民族野心的時代。”（同前）在納粹的恐怖宣傳下，德國民眾除了讚成納粹的意識形態可以保障安全之外，他們具有共性的知識恐怕就隻剩下了社會上彌漫的民族主義。
近代以來，德意誌民族在同英、法的對比中，經濟發展明顯落後，這就在國內形成了德意誌必須強大的民族共識。從歌德到韋伯，我們都可以看到德國知識精英對民族強大的期盼和焦慮。韋伯更是把全球性的經濟發展與德意誌民族的強盛聯係在一起。韋伯本人是主張國家經濟發展不能以犧牲思想自由和個人政治意識為代價的，按照他的“工具理性”和“實質理性”，他也不會相信什麽“落後”與“挨打”之間有什麽必然性，但他的確也認為“全球經濟共同體的擴張隻不過是各民族之間相互鬥爭的另一種形式”。（韋伯：《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三聯書店１９９７年版，第９２頁）這種認識在德國知識分子當中很有普遍性，所以梅尼克要把韋伯說成是“德國的馬基雅維裏”。我們隻要讀一讀《德國的浩劫》的第二章和第七章，就可以知道普魯士軍國主義、馬基雅維裏主義和民族主義其實是十九世紀以來德國，乃至是歐洲各國普遍盛行的現象。希特勒上台後，納粹宣傳僅僅搞了一個所謂“德國民族共同體（Ｖｏｌｋｓ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的概念就俘獲了整個德國民族的心，似乎人人都把德國不強大就完蛋的謊言當成了真理。當德國經濟高速發展和上上下下充斥著狂熱的民族主義“知識”的時候，納粹的消滅異己思想、反猶和反共的罪行也就容易在複興民族主義的旗幟下被德國人容忍，整個德國也就心甘情願地被納粹黨的宣傳魔笛引上了戰爭的不歸路。
納粹運動從參加它的人數和階層分布來看都是十分廣泛的群眾運動，群眾運動最大的特點就是勒龐（Ｃ．Ｌｅ Ｂｏｎ，１８４１～１９３１）早就指出了的盲目性和宗教性，就是那些所謂高智商的知識分子在群眾運動中也與普通群眾的智力是沒有什麽差別。（《烏合之眾》，中央編譯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５頁）這種觀點現在看來多少是在為知識分子開脫，很讓人不服氣。在德國的浩劫之後，人們總不禁在思考，德國民眾或許愚昧，但是為什麽洪堡（Ｗｉｌｈｅｌｍ ｖｏｎ Ｈｕｍｂｏｌｄｔ，１７６７～１８３５）所確立和引領的、以反抗公眾常識為特征的現代德國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也被納粹催眠和洗腦了？前麵我們提到，梅尼克認為是受過專業教育的人因技術－功利主義才在納粹宣傳下成了沒有理性的偏執狂和宗教狂。這種批評雖然還有為德國的知識分子遮羞的味道，但已經比勒龐進了一步。而吉爾裏對德國的知識分子的評價不那麽客氣，他認為德國的經濟學家、統計學家、地理學家、生物學家、化學家、農學家、社會學家和醫生都參與了屠猶行動。這些技術型的專業人員應該對納粹的種族滅絕政策“累積激進化”負有罪責，無可逃遁！這些技術型知識分子這樣做的原因有三類，一些人這樣做是因為他們把自己看成“非政治的人”，這和梅尼克的看法基本一致。但是還有一些人是“受機會主義和個人功利想法的誘惑，隻是盡可能擴大其職業機會”。這就不僅僅是納粹宣傳和恐懼在起作用，而是技術至上導致人性異化的問題。第三部分根本就是讚成納粹的意識形態和納粹政治，本質上就完全同於納粹。也正是這些專業人士成為納粹“累積激進化”的屠猶政策的推動者和實施者！（《主義》，第９２、１１８、１３２頁） 吉爾裏的這個評價我是讚同的，在納粹運動中，這些知識分子的暴行還要超過普通的民眾，像在集中營製造焚屍爐和毒氣的工程師、醫生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他們的暴行豈是能夠用群眾運動來掩蓋和逃責的？
吉裏爾在談到納粹引導德國走向戰爭時認為，納粹黨有針對性的宣傳和組織性恐怖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在公共抗議機製被納粹一黨專製破壞之後，個人抗爭會有生命風險。作者這樣講一方麵是說明德國法西斯化的必然性，另一方麵也可能是對德國普通民眾的原諒。但從他對德國技術型知識分子的分析來看，他就沒有讓他們逃責。說到這裏，我想到了人們很熟悉的美國波士頓猶太人屠殺紀念碑上新教牧師馬丁•尼莫拉（Ｍａｒｔｉｎ Ｎｉｅｍｌｌｅｒ，１８９２～１９８４）寫的一首著名短詩：“起初他們對付社會主義者，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社會主者；接著他們鎮壓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然後他們屠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最後他們衝我而來，再也沒有人為我說話了。”（Ｆｉｒｓｔ ｔｈｅｙ ｃａｍ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ｓ?ａｎｄ Ｉ ｄｉｄ ｎｏｔ ｓｐｅａｋ ｏｕ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 ｗａｓ ｎｏｔ ａ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Ｔｈｅｎ ｔｈｅｙ ｃａｍ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ｕｎｉｏｎ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Ｉ ｄｉｄ ｎｏｔ ｓｐｅａｋ ｏｕ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 ｗａｓ ｎｏｔ ａ ｔｒａｄｅ ｕｎｉｏｎｉｓｔ． Ｔｈｅｎ ｔｈｅｙ ｃａｍ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Ｊｅｗｓ? ａｎｄ Ｉ ｄｉｄ ｎｏｔ ｓｐｅａｋ ｏｕ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 ｗａｓ ｎｏｔ ａ Ｊｅｗ． Ｔｈｅｎ ｔｈｅｙ ｃａｍｅ ｆｏｒ 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ｏｎｅ ｌｅｆｔ ｔｏ ｓｐｅａｋ ｆｏｒ ｍｅ．）它代表了人類良知在法西斯主義的暴行之後，在為沉默懺悔的同時也在提醒人們沉默會導致的後果！吉裏爾的這本書主旨正好與之相同。他在結束語中指出，納粹政權能夠得到許多德國人的支持，但也從來沒有成功地將整個民族洗腦，此書就是要“獻給這些冒著生命危險奮起反抗的人們。”由此可見，吉裏爾的出發點和人類自我批判的道德勇氣要比梅尼克隻批判納粹黨而為德國傳統文化和技術－功利主義精神辯護要深刻。因為在邪惡引導人民的時候，那些出自人類理性和善良本能反抗極權專製的人們，始終代表著人類社會追求自由和民主的方向；而無論是把法西斯主義和極權主義看成是曆史的偶然性或是人類劣根性的產物，多少都是為我們每一個人的逃責在辯護，這就失去了曆史研究的本來意義。
（《德國的浩劫》，梅尼克著，三聯書店２００２年１月版；《希特勒和納粹主義》，迪克•吉爾裏著，上海譯文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２月版）
王紀潮
多年前我讀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國的興亡》一書，因該書當時是內部發行，大家排隊等待閱讀，我讀的就比較匆忙，但是印象很深的有扉頁上的題記，那是作者引用歌德的一段話來批判整個德國的國民性，是說德國人作為個人，個個可貴，作為整體卻又是那麽的可憐。德國人為人類文明貢獻了眾多的傑出人士，為什麽整個民族
卻卷入了納粹的戰爭，在人類曆史上造成空前的浩劫？在二戰後人們對第三帝國曆史最關心的、帶有普遍性的問題恐怕就是想知道它的答案。夏伊勒本人在第三帝國生活過，既親曆了納粹德國舉國上下的狂熱，又目睹了它的迅速覆亡。在戰勝國的語境下，他顯然把這個問題的答案部分地歸結於德國的國民性，這雖然契合了當時多數人的想法，但未免也太簡單了。
我們知道，歌德的年代德國還沒有成為統一的民族國家，歌德對整個德國人這樣不留情的批判差不多就和魯迅批判中國人的國民性一樣，隻是恨鐵不成鋼的極端說法，未必就正確。事實上由於每個社會都存在著多元價值和多元選擇，任何社會想以某種理想來整齊思想、規範集體行為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所謂的“國民性”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因此，無論是歌德、魯迅，還是大眾媒體，他們心目中的國民性，多少都是理性霸權的產物。換言之，“國民性”隻是權勢或者精英集團為控製民眾設計出的理想狀態。在對待德國的浩劫問題上，德國史學家梅尼克（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Ｍｅｉｎｅｃｋｅ，１８６３～１９５４）在戰爭結束後次年就指出，納粹造成的浩劫並不是德國的文化傳統，而是出自偶然。（《德國的浩劫》三聯書店２００２年，第８５～１０３頁。下簡稱《浩劫》）梅尼克是蘭克（Ｌｅｏｐｏｌｄ Ｖｏｎ Ｒａｎｋｅ，１７９５～１８８６）學派的代表人物，他的這個判斷與蘭克學派一向所主張的不帶主觀價值的“事件的曆史”、“敘述的曆史”卻完全不同，它不是實證主義曆史研究方式的產物，而是出於他對本國文化的深厚感情和史學家的直覺，也就是說，納粹主義在德國的興起在他看來不是德國人的國民性問題。
源於希臘文化傳統的西方文明一個顯著特點就是訴諸理性，而在納粹德國的曆史上，除了狂熱還是狂熱，人們的理性到哪裏去了？在二戰以後的許多年，西方學者出版有關這場浩劫的大量著作差不多都在從不同的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梅尼克的觀點從來就不是主流，但也不乏支持者，像英國學者泰勒（Ａ．Ｊ．Ｐ．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０６～１９９０）就認為二戰不是希特勒預謀的結果；希特勒本人並沒有明確的奪取生存空間的戰爭計劃，他的擴張言論隻是投有民族主義情緒的群眾所好，並不比他的前輩更激進；這場戰爭是一種偶然和西方列強忙中出錯的結果。（泰勒：《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２９３～３１１頁）在我看來，夏伊勒對納粹製造出巨大浩劫的原因雖然看簡單了，但梅尼克則明顯是對本國的傳統文化有所偏袒。這兩種結論大概都是因為距曆史太近不容易從宏觀和多角度的研究所致。有意思的是，兩人都感覺到尼采、黑格爾的思想與納粹主義有關。夏伊勒認為希特勒受了黑格爾“世界精神意誌”思想的影響（夏伊勒：《第三帝國的興亡》世界知識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１６１～１６２頁），而梅尼克指出源於黑格爾的強權國家思想在希特勒身上體現了它最惡劣和最致命的東西。（《浩劫》，第２１頁）僅從他們承認西方古典理性主義和納粹主義有淵源關係這一點來看，就說明把德國產生納粹主義歸結於國民性或偶然性是有問題的。麵對德意誌這樣一個有崇尚理性的民族和納粹主義與古典理性主義有關係這兩個問題，用國民性或者偶然性來解釋這場浩劫的原因顯然都失之偏頗。
如今導致德國和人類文明的那場浩劫已漸行漸遠，學術界對納粹曆史的興趣卻並沒有為之稍減，納粹興起的原因、它的反猶和擴張政策仍然是人們關注的中心，隻是解讀納粹現象的視野更廣、更為理性和客觀。最近我讀到英國學者迪克•吉爾裏（Ｄｉｃｋ Ｇｅａｒｙ）在２０００年出版的《希特勒和納粹主義》（Ｈｉｔｌｅｒ ａｎｄ Ｎａｚｉｓｍ）就感覺不錯。作者是英國諾丁漢大學的教授，研究德國現代曆史的專家。該書是作為大學叢書的一種專門寫給普通人看的，篇幅並不大，卻包含了學術界對納粹曆史研究的一些最新成果，重點仍然是要為讀者解說納粹主義為什麽會在德國起源。他隻講了希特勒的作用、他掌權的因素、第三帝國的本質和納粹政府與民眾的關係這四個問題。它們集中起來就是要告訴一般讀者，任何社會隻要缺乏民主和保護自由抗爭的機製，民族主義的高漲和激發起來的民族仇恨通過“累積激進化”的過程就會導致納粹主義。如果隻是認為德國納粹的曆史和希特勒的崛起是“德國人的某種獨特性，那是十分危險的。”（迪克•吉爾裏：《希特勒和納粹主義》上海譯文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２月版，第１４２頁。以下簡稱：《主義》）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類似納粹主義的現象仍然在世界其他的地方重演，在科索沃、車臣和今天的中東地區發生的事件都在不斷地支持吉爾裏的結論。
在任何一場重大的曆史事件之後，曆史著述或是強調個人作用或者是強調集體作用。這兩者看起來是所謂英雄史觀和唯物史觀的分野，實際上它們還有兩個共同點：一是忽視了社會組織機構的作用；二是為個人的“逃責”（ｉｍｐｕｎｉｔｙ）〔“逃責”是指那些參加種族、政治和宗教迫害的執行者以及參加侵略戰爭的官兵在社會無法進行調查的情況下，在事實上或法律上逃脫了被追究侵犯人權的刑事、民事責任；沒有這種調查，對他們起訴、審判、定罪、判刑以及對受害者進行賠償都不可能。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一些拉美國家在當地專製政權瓦解之後，苦主們沒有辦法伸張正義，於是國際人權運動率先從拉美發起“反逃責（Ｅｎｄ ｏｆ Ｉｍｐｕｎｉｔｙ）”運動。此後這一新的人權運動為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下設的“預防歧視和保護少數民族分委員會（Ｓｕｂ－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認可。在１９９６年和１９９７年的日內瓦聯合國人權會議上，該委員會還提出了專題報告以確立“反逃責”的基本準則。〕提供了理論避難所，即在有負麵影響的曆史事件中，無論是認為由英雄還是由集體來承擔曆史責任，事實上都推卸了每一個參與事件者的個人罪責。像波蘭卡廷森林的屠殺、納粹集中營的屠殺、科索沃的種族屠殺和古拉格群島等這類大規模的侵犯人權行為，我們很難說它們完全就是領袖意誌的結果，而參加屠殺和虐待行動的個人就沒有罪責。盡管在這類集體侵犯人權的事件中個人的罪責沒有領袖大，但也是無法用“國民性”、“民族劣根性”來逃避道義譴責和刑事懲罰的，這是因為種族滅絕和政治清洗已超出了現代文明的底線。吉爾裏在談到納粹在戰爭後期臭名昭彰的猶太人的“最後解決辦法”時指出，從最新的研究成果來看，納粹政權什麽時候決定消滅所有的猶太人雖然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希特勒一開始並沒有這個意圖。它是兩個因素促成的：一是長期反猶太政策的激化並和東線戰事有密切的關係，二是不同機構的相互推動。（《主義》，第１３２頁）吉裏爾在這裏批評了那些認為“德國人”讚同大屠殺的觀點，指出當時東歐的反猶情緒遠比德國激烈，非德國的拉脫維亞人、立陶宛人、烏克蘭人、羅馬尼亞人也都參加了屠殺猶太人的活動。納粹也屠殺其他的非猶太人，約３００萬俄羅斯戰俘就被殺害。作者認為，納粹機構在促使德國走向浩劫方麵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從納粹政權的獨裁本性上看，它缺乏清晰的權力劃分，希特勒本人處理事物的隨意行為，這就造成了“每一個組織爭著在希特勒麵前表現自己，力圖在實現對元首的承諾和執行他的意誌方麵比其他組織做的更好（即使他們沒有從上麵得到任何指示），這就出現了一個被漢斯•莫姆森（Ｈ．Ｍｏｍｍｓｅｎ）稱為‘累積激進化’的過程。”（《主義》，第７７頁）納粹德國出現全國性的歇斯底裏的反猶、反共就是這種“累積激進化”的反映。
用“累積激進化”概括納粹德國走向瘋狂的過程我認為是準確的。這裏麵既涉及到了領袖、組織、個人三者之間的互動，又反映出了累積起來的每個偶然事件都有可能發生曆史進程轉換的機會。如果希特勒沒有反猶、反共和侵略擴張的思想，二次大戰就不會發生；沒有各種機構在希特勒那裏相互爭寵和組織準備，這些行動也不會付諸實現；沒有個人對納粹政權的狂熱支持或者因畏懼放棄抗爭，“累積激進化”的過程也就無法繼續走下去。吉裏爾指出，根據學者們對《我的奮鬥》的研究，該書不是希特勒精神錯亂的產物（這也就是說德國造成的浩劫不能完全由領袖的精神問題來逃責），同時它的確可以看成一個行動的框架或指南（即發動戰爭有必然性）。（《主義》，第１６頁）希特勒是一個很善於利用機會的人，在吞並奧地利、捷克成功之後，膨脹了胃口，德國人也從這些不斷升級的事件中受到鼓舞，侵略波蘭和二戰正式爆發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這些事件背後有納粹的意識形態和軍事、經濟方麵的壓力，同時也有希特勒本人的長遠擴張計劃。（《主義》，第１３８頁）現在的這種認識當然就修正了泰勒“二戰始於偶然”的觀點。
一戰後，按照《凡爾塞和約》德國被解除了軍備，民族屈辱、經濟蕭條、政治動蕩就成為了醞釀納粹主義的溫床。當時德國魏瑪政府中的兩大政黨社會民主黨和德國人民黨在經濟政策方麵出現嚴重分歧，代表工人的社會民主黨要求政府增加對失業工人的救濟，代表工商集團的人民黨則希望政府減少稅收和社會福利，以便維持經濟的運行。在戰後７００萬退伍、複員軍人和軍工企業停產造成的大量工人失業以及惡性通貨膨脹的局麵下，聯合政府的意見沒有辦法一致，這自然隻有垮台一途。那麽希特勒的納粹黨是不是能夠解決這些矛盾呢？納粹黨的前身是１９１９年成立的德國工人黨。１９２０年，希特勒更名為“德國國家社會工人黨”（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ｐａｔｅｉ），簡稱“國社黨”，縮寫就是“Ｎａｚｉ”（納粹）。該黨的宗旨是要修改《凡爾塞和約》、收回失去的領土，把相信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人聯合起來，團結整個德意誌民族。從其政治訴求上可以看出德國當時的主要社會問題都在納粹黨的解決之列。這簡直就是使德國擺脫困境的良方！如果我們真這樣認為納粹黨的綱領適應了當時的需要那就錯了。當時德國的右翼政黨幾乎都有類似的主張，德國國家人民黨的民族主義和反社會主義一點也不比納粹差；而左翼的德國共產黨、德國社會民主黨也在為解決同樣問題努力。研究顯示，從１９２８年的國會選舉來看，納粹黨隻獲得了２．６％的選票，這還主要是來自農村地區的選票。大多數工人把票投給了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此後支持納粹黨的人數迅速增加，在１９３０年國會選舉中，其議席由原來的１２席增至１０８席，在希特勒１９３２年７月的勝選，又增至２３０席，成為國會中第一大黨。就是這樣，納粹黨的得票率也隻有３７．４％，而且也多是來自農村地區和城市白領的投票。而在同年１１月的選舉中，納粹在國會中的席位又減為１９０席，共產黨增加到１００席，社會民主黨得票仍有１２１席，加起來還超過了納粹黨。共產黨特別是贏得了大城市失業者的選票，有的地方高達６０％到７０％。這也就是說，納粹黨的社會基礎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大資產階級，而是以小農、容克貴族、城市知識白領為主的德國的中間等級。（《主義》，第３６～４８頁）那麽在納粹勢力在國內不占多數的情況下，卻能引導整個德國民族一步步地走向戰爭，這顯然有一個“累積激進化”的過程。這裏麵令人感興趣的就是：是什麽因素促成了“累積激進”？是什麽組織起了主要的引導作用，是財團還是政府機構，是德國軍方還是納粹的黨團組織？吉裏爾的這本小書雖然沒有專門談這個問題，作者的觀點還是清楚的，即：在納粹主義的形成和發展當中，青年的民族主義的狂熱是“累積激進化”的前提，而戈培爾之宣傳部的作用比其他機構都大。
青年在納粹運動中的主要作用一直為史學界所公認，梅尼克大概是最早指出希特勒是通過一場受到激進的、僵硬的民族主義引導的青年運動奪取政權的曆史學家。他認為青年熱衷納粹運動與《凡爾塞和約》簽署之後廢除了軍事服役期，青年失去了榮耀的機會而被社會忽視這一曆史背景有關。納粹黨在德國影響青年的傳統管道缺少之後趁機創辦了大量的青年組織，如：希特勒青年團、德國大學生聯盟、青年義務勞動大隊、少年團、少女隊等，其目標就是在青少年身上建立起統一的思想和滿足青年的自然衝動。（《浩劫》，第３５、１０８頁）而最令人吃驚的是納粹主義的宣傳首先是在大學生當中獲得了支持，他們對納粹所宣傳的民族主義之狂熱猶如今天言辭極端的網絡“憤 青”。１９２８年希特勒在慕尼黑大學講演受到熱烈歡迎，隨後納粹黨就在學生會選舉中大獲全勝，此後益發不可收。的確，當時納粹黨給社會的印象就是一個有朝氣的青年政黨。１９２５到１９３２年入黨者的平均年齡不到２９歲，街頭衝鋒隊的平均年齡是１７到２２歲。（《主義》，第４６頁）其領導人的年齡多在２５～３５歲之間，比其他任何政黨都要年輕。有研究指出，在１９３２年７月的選舉中，正是由於青年投納粹的票，使它成為了國會第一大黨。事實上納粹的議員６０％是４０歲以下的年輕人，所以有人會說：“納粹運動是一場青年的運動，它已經無法阻擋了！”（弗裏德裏希•邁克爾：《德意誌的災難，觀察與回憶》，威斯巴登１９４７年，第７０頁，轉引自李工真：《德意誌道路》武漢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４２８頁）在１９３３年３月的選舉中，納粹黨得票１７２７７１８０張，議席又增至２８８席，占全部議席的４３．９％，加上它的同夥民族人民黨所獲得的８％的選票，國會席位已接近５２％，這就使希特勒在國會中有了多數的支持。這些增加的票多是來自青年的投票。希特勒奪取政權之後，憑借國家機器的力量又進一步將德國的憤 青都吸引到或者說控製在納粹的旗幟下了。
從當時德國的青年狀況看，絕大多數青年受過教育，應該是非常理性的一群。為什麽他們會支持納粹或者說情願被納粹控製？梅尼克曾經敏銳地感覺到，這裏麵除了納粹有激進的民族主義主張之外，還有在現代化過程中對技術的需求使人的“外部理性化”導致靈魂內部受傷的因素，也就是說技術訓練使知識分子喪失或者說放棄了靈魂的自我拷問。在就業危機的社會狀態下，青年以選擇職業作為解決自己人生問題的方法。青年技術人員和工程師雖然在高等學校受過良好的專業教育，但正是這種繁雜片麵的技術訓練和技術－功利主義使他們缺少了內在的理性，以致無法鑒別和控製自己非理性的靈魂衝動，容易變成宗教狂和偏執狂。（《浩劫》，第５３頁）這種看法當然有道理。但是，在１９３３年５月１０日晚，德國成千上萬的大學生們在納粹的軍樂聲中排成長隊，將大量的書籍付之一炬；這些書籍中除了有世界著名作家的作品，也有愛因斯坦等科學家的著作；而每當有書本投向火堆，在場的大學生就會發出陣陣歡呼。他們對待自己本國文化遺產的冷漠和仇恨又豈止是“非理性的靈魂衝動”可以完全解釋的？這簡直就是邪惡！吉裏爾指出：“納粹黨的成功不僅僅是高呼籠統的口號或所謂群眾的‘不理智’的結果，而且是國社黨能夠針對許多德國人切身具體物質利益進行宣傳攻勢的結果。”（《主義》，第５０頁）吉裏爾顯然認為納粹黨的宣傳部在這裏麵起了主要作用，它在希特勒把德國帶向戰爭的框架下扮演了花衣吹笛人的作用，用邪惡的民族主義宣傳引導人民走向災難。
德國大多數民眾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都卷入了納粹歇斯底裏地反猶、反共活動。梅尼克把它視為是一種超時間的“國家理性”和“馬基雅維裏主義（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ａｎｉｓｍ）”的突然爆發。（《浩劫》，第７７頁）也有人認為這是一種暴民癔症。（《疾病改變曆史》，山東畫報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２月第１版，第２２９頁）其實納粹宣傳才是導致這種暴民癔症的主要原因。納粹的宣傳部長戈培爾先後上過８所德國著名大學（波恩大學、弗萊堡大學、伍茲堡大學、科隆大學、法蘭克福大學、慕尼黑大學、柏林大學），最後拿到了海德堡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他曾經相信過共產主義，還主張實行“國家布爾什維克”。（《主義》，第１８頁）戈培爾雖然講“宣傳”的真諦就是征服民眾，與真理沒有必然聯係，但這並沒有超出西方社會“教義宣傳”〔宣傳（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源自羅馬天主教會發起的反路德（Ｌｕｔｈｅｒ，１４８３～１５４６）宗教改革的活動。１６２２年格列高裏十五世（Ｇｒｅｇｏｒｙ ＸＶ，１５５４～１６２３）在羅馬創辦天主教的“信仰傳道聖教會”（ｔｈｅ Ｃｏｎｇｒｅｇａｔｉｏ ｄｅ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 Ｆｉｄｅ ?Ｃｏｎ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ｉｔｈ?），它借用了拉丁語“ｐｒｏｐāｇō（蔓延、繁殖）”的意思來詆毀新教，“宣傳（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ｅ）”天主教教義，所以新教則把“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一詞等同於謊言。〕的傳統。對於受過教育的青年人來說，僅靠宣傳短時間就能把他們引向邪惡，也還是令人難以置信。漢娜•阿倫特（Ｈａｎｎａｈ Ａｒｅｎｄｔ，ｌ９０６～１９７５）在《極權主義的起源》（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ｏｔ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一書中指出，毫無疑問，納粹政權無法容忍的公開罪行是由群眾支持的，“群眾對極權主義的支持既非出於無知，亦非洗腦的魔力。”（漢娜•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台北時報出版公司１９９５年版，第３６頁）阿倫特認為原因就在於納粹的宣傳不同於教會的宣傳，它具有謊言加恐怖的新特點。謊言在編織前就預設了謊言邏輯，聽起來比真理更有魅力，所以希特勒會說彌天大謊往往有某種可信的力量。阿倫特還指出，這種邪惡性的宣傳是由極權主義性質所決定的，因為在立憲政府和自由言論的條件下，公眾有其他的信息來源，隻有暴民和精英才會被這種謊言所吸引。納粹奪取政權之後，其謊言宣傳逐漸變成“權力宣傳（ｐｏｗｅｒ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並用灌輸（ｉｎｄｏｃｔｒｉｎａｔｉｏｎ）來代替宣傳，宣傳就和組織的純潔性有了關聯。她舉例說，希特勒煽動性的反猶口號沒有一個是新的。惟一新的地方就是納粹黨要求它的黨員證明自己沒有猶太血統。這就“將反猶主義轉變成一種自我定義的原則”，意味著誰的黨內地位高，誰的雅利安人血統也就應該越純粹。反猶不再是針對少數人的或隻與民族政治有關，而是直接關係到每個人的生存問題。如果說納粹奪取政權之前的宣傳恐怖還是靠衝鋒隊之類的街頭暴力威脅不同觀點的話，那麽它在奪取政權之後的宣傳恐怕就是由納粹宣傳部控製整個德國的文化生活而形成了組織性的恐怖，“不僅必須由國家決定思想方麵和精神方麵的發展路線，而且還必須由國家領導和組織各種專業。”（《第三帝國興亡》，第４３頁）公民不服從原則在這裏根本就無效，你不遵守納粹的宣傳準則，輕則丟飯碗，重則進監獄。阿倫特是首先揭示這種宣傳恐怖“無須擁有暴力手段而能累積權力”，它的“真正目的不是說服，而是組織”的學者。她發現組織性的恐怖會使普通民眾“參加納粹組織比做一個忠誠的共和主義者更安全。納粹在製造政治罪行時具體地利用了這一點”。（《極權主義的起源》第１１章第１節“極權主義的宣傳”）這完全符合馬斯洛（Ａ．Ｈ．Ｍａｓｌｏｗ １９０８～１９７０）的理論，在生存和理性之間，生存是第一的。在第三帝國，謊言與組織的結合使宣傳既恐怖，又有效！
吉裏爾在書中對阿倫特的觀點有所發揮，他把納粹的宣傳恐怖稱為“機構化恐怖”。他指出，納粹的宣傳部門控製了媒體之後，大、中、小學的教學大綱都改成了“宣揚納粹領袖粗陋的種族主義和地緣政治觀點”。你不認同它，你就恐怕沒有學可上。你即使上了學也還必須加入納粹的組織以保證你的確是信仰了納粹主義，因為“納粹組織滲透到了公共的和私人的活動領域。不讓自己的孩子加入希特勒青年團和德國少女隊可能會給自己帶來危險。”組織成為人們生活的常態，“個人維護自身權利能力的大小取決於他們加入壓力集團（工會、行業協會）並從那裏獲得機構支持的能力。”他在書中引了布萊希特（Ｂｅｒｔｏｌｔ Ｂｒｅｃｈｔ? １８９８～１９５６?《第三帝國的恐懼與悲慘》戲劇的描寫，被灌輸過的希特勒青年團和少女隊的青少年成了大人們的監視者和精神權威，這種遍及家庭和鄰裏之間的告發恐懼，迫使每個人都必須表現得比納粹還納粹才會有安全感，這就是“機構化恐怖”。（《主義》，第６６～７１頁）也就是說，納粹的“權力宣傳”實質上形成了“權力組織”。我認為這是非常典型的“軟暴力”，它不是公然地用專政手段鎮壓不同政見者，而是利用組織形式逼迫每個人對它就範。吉裏爾等學者揭示，也隻有在組織狀態下的人才能夠使“累積激進化”發生作用。我們在曆史上的宗教純潔運動以及“文革”的派性鬥爭中都可以找到類似的現象。
在任何社會狀態下，民眾都是沉默的大多數，他們的特點是非常實際和利益的多樣化。把他們引入納粹的戰爭軌道的宣傳必須要有打動他們的地方。阿倫特指出：“極權主義宣傳的成功並不十分依賴它的蠱惑人心，而是依賴群眾的知識”。“群眾的主要特點是他們不屬於任何一個社會團體或政治團體，他們隻代表個人利益混亂多變的現狀，因此在群眾之中，以純粹利益為基礎的宣傳不會生效。極權主義運動成員的狂熱和一些普通的政黨之成員的最大忠誠相比，明顯地具有十分不同的性質，他們是缺乏自我利益意識的群眾的產物（他們隨時願意犧牲自己）。納粹黨人證明了一個人隻需用一句口號——‘否則我們就完了’——來引導整個民族進入戰爭（這種做法是１９１４年的戰爭宣傳小心地避免的），而且此刻並不處於苦難、失業、或鼓噪民族野心的時代。”（同前）在納粹的恐怖宣傳下，德國民眾除了讚成納粹的意識形態可以保障安全之外，他們具有共性的知識恐怕就隻剩下了社會上彌漫的民族主義。
近代以來，德意誌民族在同英、法的對比中，經濟發展明顯落後，這就在國內形成了德意誌必須強大的民族共識。從歌德到韋伯，我們都可以看到德國知識精英對民族強大的期盼和焦慮。韋伯更是把全球性的經濟發展與德意誌民族的強盛聯係在一起。韋伯本人是主張國家經濟發展不能以犧牲思想自由和個人政治意識為代價的，按照他的“工具理性”和“實質理性”，他也不會相信什麽“落後”與“挨打”之間有什麽必然性，但他的確也認為“全球經濟共同體的擴張隻不過是各民族之間相互鬥爭的另一種形式”。（韋伯：《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三聯書店１９９７年版，第９２頁）這種認識在德國知識分子當中很有普遍性，所以梅尼克要把韋伯說成是“德國的馬基雅維裏”。我們隻要讀一讀《德國的浩劫》的第二章和第七章，就可以知道普魯士軍國主義、馬基雅維裏主義和民族主義其實是十九世紀以來德國，乃至是歐洲各國普遍盛行的現象。希特勒上台後，納粹宣傳僅僅搞了一個所謂“德國民族共同體（Ｖｏｌｋｓ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的概念就俘獲了整個德國民族的心，似乎人人都把德國不強大就完蛋的謊言當成了真理。當德國經濟高速發展和上上下下充斥著狂熱的民族主義“知識”的時候，納粹的消滅異己思想、反猶和反共的罪行也就容易在複興民族主義的旗幟下被德國人容忍，整個德國也就心甘情願地被納粹黨的宣傳魔笛引上了戰爭的不歸路。
納粹運動從參加它的人數和階層分布來看都是十分廣泛的群眾運動，群眾運動最大的特點就是勒龐（Ｃ．Ｌｅ Ｂｏｎ，１８４１～１９３１）早就指出了的盲目性和宗教性，就是那些所謂高智商的知識分子在群眾運動中也與普通群眾的智力是沒有什麽差別。（《烏合之眾》，中央編譯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５頁）這種觀點現在看來多少是在為知識分子開脫，很讓人不服氣。在德國的浩劫之後，人們總不禁在思考，德國民眾或許愚昧，但是為什麽洪堡（Ｗｉｌｈｅｌｍ ｖｏｎ Ｈｕｍｂｏｌｄｔ，１７６７～１８３５）所確立和引領的、以反抗公眾常識為特征的現代德國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也被納粹催眠和洗腦了？前麵我們提到，梅尼克認為是受過專業教育的人因技術－功利主義才在納粹宣傳下成了沒有理性的偏執狂和宗教狂。這種批評雖然還有為德國的知識分子遮羞的味道，但已經比勒龐進了一步。而吉爾裏對德國的知識分子的評價不那麽客氣，他認為德國的經濟學家、統計學家、地理學家、生物學家、化學家、農學家、社會學家和醫生都參與了屠猶行動。這些技術型的專業人員應該對納粹的種族滅絕政策“累積激進化”負有罪責，無可逃遁！這些技術型知識分子這樣做的原因有三類，一些人這樣做是因為他們把自己看成“非政治的人”，這和梅尼克的看法基本一致。但是還有一些人是“受機會主義和個人功利想法的誘惑，隻是盡可能擴大其職業機會”。這就不僅僅是納粹宣傳和恐懼在起作用，而是技術至上導致人性異化的問題。第三部分根本就是讚成納粹的意識形態和納粹政治，本質上就完全同於納粹。也正是這些專業人士成為納粹“累積激進化”的屠猶政策的推動者和實施者！（《主義》，第９２、１１８、１３２頁） 吉爾裏的這個評價我是讚同的，在納粹運動中，這些知識分子的暴行還要超過普通的民眾，像在集中營製造焚屍爐和毒氣的工程師、醫生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他們的暴行豈是能夠用群眾運動來掩蓋和逃責的？
吉裏爾在談到納粹引導德國走向戰爭時認為，納粹黨有針對性的宣傳和組織性恐怖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在公共抗議機製被納粹一黨專製破壞之後，個人抗爭會有生命風險。作者這樣講一方麵是說明德國法西斯化的必然性，另一方麵也可能是對德國普通民眾的原諒。但從他對德國技術型知識分子的分析來看，他就沒有讓他們逃責。說到這裏，我想到了人們很熟悉的美國波士頓猶太人屠殺紀念碑上新教牧師馬丁•尼莫拉（Ｍａｒｔｉｎ Ｎｉｅｍｌｌｅｒ，１８９２～１９８４）寫的一首著名短詩：“起初他們對付社會主義者，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社會主者；接著他們鎮壓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然後他們屠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最後他們衝我而來，再也沒有人為我說話了。”（Ｆｉｒｓｔ ｔｈｅｙ ｃａｍ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ｓ?ａｎｄ Ｉ ｄｉｄ ｎｏｔ ｓｐｅａｋ ｏｕ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 ｗａｓ ｎｏｔ ａ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Ｔｈｅｎ ｔｈｅｙ ｃａｍ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ｕｎｉｏｎ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Ｉ ｄｉｄ ｎｏｔ ｓｐｅａｋ ｏｕ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 ｗａｓ ｎｏｔ ａ ｔｒａｄｅ ｕｎｉｏｎｉｓｔ． Ｔｈｅｎ ｔｈｅｙ ｃａｍ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Ｊｅｗｓ? ａｎｄ Ｉ ｄｉｄ ｎｏｔ ｓｐｅａｋ ｏｕ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 ｗａｓ ｎｏｔ ａ Ｊｅｗ． Ｔｈｅｎ ｔｈｅｙ ｃａｍｅ ｆｏｒ 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ｏｎｅ ｌｅｆｔ ｔｏ ｓｐｅａｋ ｆｏｒ ｍｅ．）它代表了人類良知在法西斯主義的暴行之後，在為沉默懺悔的同時也在提醒人們沉默會導致的後果！吉裏爾的這本書主旨正好與之相同。他在結束語中指出，納粹政權能夠得到許多德國人的支持，但也從來沒有成功地將整個民族洗腦，此書就是要“獻給這些冒著生命危險奮起反抗的人們。”由此可見，吉裏爾的出發點和人類自我批判的道德勇氣要比梅尼克隻批判納粹黨而為德國傳統文化和技術－功利主義精神辯護要深刻。因為在邪惡引導人民的時候，那些出自人類理性和善良本能反抗極權專製的人們，始終代表著人類社會追求自由和民主的方向；而無論是把法西斯主義和極權主義看成是曆史的偶然性或是人類劣根性的產物，多少都是為我們每一個人的逃責在辯護，這就失去了曆史研究的本來意義。
（《德國的浩劫》，梅尼克著，三聯書店２００２年１月版；《希特勒和納粹主義》，迪克•吉爾裏著，上海譯文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２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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