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新式留聲機傳入上海後，作為能夠讓人耳目一新、能夠響亮發聲的“唱戲機器”旋即大受歡迎。對於無緣欣賞現場表演的人而言，幸而有了留聲機和唱片，方才有機會首聽到各種戲曲小調、甚至洋人的縱情大笑。
清末明初的上海，家境寬裕、手有餘錢的人才有能力購置一台留聲機。他們大都是通過謀得利洋行、老晉隆洋行、柏德洋行等代理商精心選購，但也有一部分人通過拍賣行舉辦的拍賣活動購得。
在《申報》刊登的洋行拍賣會的預告中，留聲機和唱片出現在醒目的位置，與“有名頭等金表、搪瓷器、千裏鍾甚至房地產排在一起。一則預告的內容為：“準於十月初一日十點鍾在提籃橋舟山路第十二號A字住宅內，拍賣書樓、大菜間、臥房、洋琴、留聲機器、織絨地毯，以及一應另物。”
“攜唱機”，避暑就靠它
攜唱機、唱片去避暑，是上世紀30年代上海富裕階層一種時髦的消夏方式。林語堂在上海回味避暑的種種益處時，將“你可以帶一架留聲機、或者同居的避暑家總會帶一架，由是你可以聽到年頭到年底聽慣的樂調，如《璿宮豔舞》、《麗娃·栗妲》之類歸入其中”，與“有機會看到蛇”、“整備行裝的快樂高興”、“在黃昏閑話中流露出一切家庭秘史”等並列。
一則“勝利留聲機”的廣告算是給富家子弟休閑避暑除了個新點子——“手提勝利留聲機，消夏娛樂最宜”——“夏日如年，暑熱無聊，試攜手提勝利原唱機一具，約三五有人同至野外或海濱。迎風開唱，其宏大之聲調、激越之情音，至為悅耳，由不覺歡欣起舞者矣。”這種“Victrola”原聲機在當時是新產品，外觀華麗、輕巧，音質悅耳，機內可放10張唱片，非常適合人們郊遊時攜帶。
咖啡館裏給感情細膩客人聽
在一些充溢著慵懶、憂鬱情調的咖啡館和酒吧裏，留聲機是不可缺少的道具。一些內心豐富、感情細膩的客人，常常一邊品味著麵前的咖啡，一邊傾聽從角落裏播放的曲子，對號入座。
林徽因在上海時寫過一個故事：
“三個人說完了要說的話，無言地走到了一條兩條路的交叉點，便分散了。我獨自走到一條冷僻的街上，在盡頭處，看到一盞給人以安慰的燈。那燈的主有者是一個咖啡間，我便走了進去。俄羅斯人開的咖啡間，年輕、帶著柔軟笑容的俄羅斯侍女Ivanova，以及寫滿俄羅斯文的菜單。我要了伏特加，想同Ivanova共舞。但是店裏的留聲機卻破損得無藥可救，我翻到一張“Sending Me Away with a Smile”的唱片，頓時心情暗淡。Ivanova婉拒了我邀她出去跳舞的要求，我要了咖啡，卻是涼的。結完帳後，我重新回到冷僻的街上，心裏想著下一個去處，那裏必得有著熱的咖啡、膩的音樂、粘的舞，而且不會再給一個笑打發開。”
遠東唱片業魁首
上海百代公司的創始人是法國人樂浜生，19世紀90年代來到上海的時候境況頗為潦倒，在南陽橋(今西藏南路近大世界八仙橋一帶)附近沿街設攤播放唱片，這種小攤子當時倒也不少，但樂浜生的生意卻非常興隆。
在諸多小販中脫穎而出，樂浜生確有過人之處。作為一介洋人，他所播放的唱片屬問世不久的新發明，而其他攤販們還基本停留在老式留聲機階段。他還很對揣摩人們的心思，深知路人花數枚小錢無非是為了尋點開心，因此如何設法將主顧們逗笑至為關鍵。在挑選唱片上，樂浜生花費了不少心思，最後選定“洋人大笑”作為主打。隻需10個銅板，即可聽到5個洋人怪聲大笑，“洋人大笑”由是深受歡迎。
不出數年，樂浜生創立了“柏德洋行”，後來改名為“百代公司”。上世紀30年代，百代公司雄踞於徐家匯，職工逾千人，成為中國規模最大、設備最完善的唱片製造廠。
公司內部管理極為嚴格，幾近苛刻，曾經發生職工因竊取十張唱片而被扭送巡捕房的事情。當工人下班攜帶贓物出場時，被門房發覺，搜出唱片，門房隨即報告賬房，賬房立刻向法租界巡捕房報案。
百代公司邀請女明星錄製唱片還有一個非常現實的原因，即酬金相對低廉。即使是當時走紅的女明星，如黎明暉、胡蝶、徐來、陳豔豔，每灌一張唱片所得報酬不過百元而已，至多四五百元，較之戲曲界大牌是不可同日而語。這些“名伶唱片”為主的“時代曲”，卻捧紅了一批又一批影視紅星。
潘迪華回憶，老上海的流行音樂可是那時遠東的主導，港台日韓還不知道在哪裏。
人類信息記錄史上，留聲機的發明，實際照相機之後又一革命變革。從此，長風之浩浩、流水之淙淙、奔馬之嘶嘶、戰炮之隆隆、小鳥之啾啾，偉人之南腔北調、名角之千古絕唱、情人之山盟、祖父之遺囑，一切來去匆匆、無質無形之天籟、地籟、人籟，一切或強或弱、或長或短之轟然、嗶然、嚎啕、嗚咽之聲，都可錄之一瞬，存之永久。
上海是中國最早引進留聲機的城市，也是近代中國唱片製作和發行的中心。留聲機和唱片，在近代上海社會中，先後被賦予多重意義，諸如奇巧淫技、奢侈物件、高雅標誌、牟利商品、宣傳利器等。“留聲機”的名字是1890年由上海人叫開的。近代中國第一批唱片是在上海灌製的，弄堂裏飄出留聲機播放的靡靡之音，是老上海特別的風情。《義勇軍進行曲》在這裏灌製，唱片業曾是上海最有特色的產業之一。
英商謀得利公司作為上海經營唱片最著名的公司，生意中最重要一條是西方硬件、中國內容，即在上海本地請著名演員灌音，道地的中國內容，如京劇、徽劇、各盛小曲等，灌音以後送到英國加工成片，再返回上海銷售。這樣，製作在外國，質量有保證，內容為本土，市場受歡迎。
作為中國唱片業中心，上海發行的唱片種類繁多，內容異彩紛呈。就戲曲而言，全國各地具有代表性的地方戲曲均有發行。歌曲唱片就更不用說，既有時代曲，也有抗日救亡歌；既有創作歌曲，也有各地民謠。老上海發行的唱片，可謂同時代中國音樂、戲曲藝術的原聲寶庫。
《申江服務導報》09/09/2009
清末明初的上海，家境寬裕、手有餘錢的人才有能力購置一台留聲機。他們大都是通過謀得利洋行、老晉隆洋行、柏德洋行等代理商精心選購，但也有一部分人通過拍賣行舉辦的拍賣活動購得。
在《申報》刊登的洋行拍賣會的預告中，留聲機和唱片出現在醒目的位置，與“有名頭等金表、搪瓷器、千裏鍾甚至房地產排在一起。一則預告的內容為：“準於十月初一日十點鍾在提籃橋舟山路第十二號A字住宅內，拍賣書樓、大菜間、臥房、洋琴、留聲機器、織絨地毯，以及一應另物。”
“攜唱機”，避暑就靠它
攜唱機、唱片去避暑，是上世紀30年代上海富裕階層一種時髦的消夏方式。林語堂在上海回味避暑的種種益處時，將“你可以帶一架留聲機、或者同居的避暑家總會帶一架，由是你可以聽到年頭到年底聽慣的樂調，如《璿宮豔舞》、《麗娃·栗妲》之類歸入其中”，與“有機會看到蛇”、“整備行裝的快樂高興”、“在黃昏閑話中流露出一切家庭秘史”等並列。
一則“勝利留聲機”的廣告算是給富家子弟休閑避暑除了個新點子——“手提勝利留聲機，消夏娛樂最宜”——“夏日如年，暑熱無聊，試攜手提勝利原唱機一具，約三五有人同至野外或海濱。迎風開唱，其宏大之聲調、激越之情音，至為悅耳，由不覺歡欣起舞者矣。”這種“Victrola”原聲機在當時是新產品，外觀華麗、輕巧，音質悅耳，機內可放10張唱片，非常適合人們郊遊時攜帶。
咖啡館裏給感情細膩客人聽
在一些充溢著慵懶、憂鬱情調的咖啡館和酒吧裏，留聲機是不可缺少的道具。一些內心豐富、感情細膩的客人，常常一邊品味著麵前的咖啡，一邊傾聽從角落裏播放的曲子，對號入座。
林徽因在上海時寫過一個故事：
“三個人說完了要說的話，無言地走到了一條兩條路的交叉點，便分散了。我獨自走到一條冷僻的街上，在盡頭處，看到一盞給人以安慰的燈。那燈的主有者是一個咖啡間，我便走了進去。俄羅斯人開的咖啡間，年輕、帶著柔軟笑容的俄羅斯侍女Ivanova，以及寫滿俄羅斯文的菜單。我要了伏特加，想同Ivanova共舞。但是店裏的留聲機卻破損得無藥可救，我翻到一張“Sending Me Away with a Smile”的唱片，頓時心情暗淡。Ivanova婉拒了我邀她出去跳舞的要求，我要了咖啡，卻是涼的。結完帳後，我重新回到冷僻的街上，心裏想著下一個去處，那裏必得有著熱的咖啡、膩的音樂、粘的舞，而且不會再給一個笑打發開。”
遠東唱片業魁首
上海百代公司的創始人是法國人樂浜生，19世紀90年代來到上海的時候境況頗為潦倒，在南陽橋(今西藏南路近大世界八仙橋一帶)附近沿街設攤播放唱片，這種小攤子當時倒也不少，但樂浜生的生意卻非常興隆。
在諸多小販中脫穎而出，樂浜生確有過人之處。作為一介洋人，他所播放的唱片屬問世不久的新發明，而其他攤販們還基本停留在老式留聲機階段。他還很對揣摩人們的心思，深知路人花數枚小錢無非是為了尋點開心，因此如何設法將主顧們逗笑至為關鍵。在挑選唱片上，樂浜生花費了不少心思，最後選定“洋人大笑”作為主打。隻需10個銅板，即可聽到5個洋人怪聲大笑，“洋人大笑”由是深受歡迎。
不出數年，樂浜生創立了“柏德洋行”，後來改名為“百代公司”。上世紀30年代，百代公司雄踞於徐家匯，職工逾千人，成為中國規模最大、設備最完善的唱片製造廠。
公司內部管理極為嚴格，幾近苛刻，曾經發生職工因竊取十張唱片而被扭送巡捕房的事情。當工人下班攜帶贓物出場時，被門房發覺，搜出唱片，門房隨即報告賬房，賬房立刻向法租界巡捕房報案。
百代公司邀請女明星錄製唱片還有一個非常現實的原因，即酬金相對低廉。即使是當時走紅的女明星，如黎明暉、胡蝶、徐來、陳豔豔，每灌一張唱片所得報酬不過百元而已，至多四五百元，較之戲曲界大牌是不可同日而語。這些“名伶唱片”為主的“時代曲”，卻捧紅了一批又一批影視紅星。
潘迪華回憶，老上海的流行音樂可是那時遠東的主導，港台日韓還不知道在哪裏。
人類信息記錄史上，留聲機的發明，實際照相機之後又一革命變革。從此，長風之浩浩、流水之淙淙、奔馬之嘶嘶、戰炮之隆隆、小鳥之啾啾，偉人之南腔北調、名角之千古絕唱、情人之山盟、祖父之遺囑，一切來去匆匆、無質無形之天籟、地籟、人籟，一切或強或弱、或長或短之轟然、嗶然、嚎啕、嗚咽之聲，都可錄之一瞬，存之永久。
上海是中國最早引進留聲機的城市，也是近代中國唱片製作和發行的中心。留聲機和唱片，在近代上海社會中，先後被賦予多重意義，諸如奇巧淫技、奢侈物件、高雅標誌、牟利商品、宣傳利器等。“留聲機”的名字是1890年由上海人叫開的。近代中國第一批唱片是在上海灌製的，弄堂裏飄出留聲機播放的靡靡之音，是老上海特別的風情。《義勇軍進行曲》在這裏灌製，唱片業曾是上海最有特色的產業之一。
英商謀得利公司作為上海經營唱片最著名的公司，生意中最重要一條是西方硬件、中國內容，即在上海本地請著名演員灌音，道地的中國內容，如京劇、徽劇、各盛小曲等，灌音以後送到英國加工成片，再返回上海銷售。這樣，製作在外國，質量有保證，內容為本土，市場受歡迎。
作為中國唱片業中心，上海發行的唱片種類繁多，內容異彩紛呈。就戲曲而言，全國各地具有代表性的地方戲曲均有發行。歌曲唱片就更不用說，既有時代曲，也有抗日救亡歌；既有創作歌曲，也有各地民謠。老上海發行的唱片，可謂同時代中國音樂、戲曲藝術的原聲寶庫。
《申江服務導報》09/09/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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