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辦公室的墨西哥帥哥F同學突然問我,What do you think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我說,I’m a Chinese, I don’t give a shit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說完了我覺得自己象哲學家儲慎明一樣,對這個問題有著早就揣在兜裏迫不及待要拿出來顯派的一個現成答案。
我知道我這樣讓很多奉公守法的同胞們罵我毀中國人的形象,對不起,我真的是這麽想,我也並不打算代表全體中國同胞。用阿小K的話講,對於我這樣的無政府主義者來說,知識產權算個屁啊。
不扯遠了。
F同學當時很誇張地說,就是就是,我也是這麽想的,可是我的TA,你知道嗎,就是那個新來的韓國學生H,簡直是糊塗的要死。
F同學也是TA,不過牛人就是不一樣,自己做TA還能配一TA。原因是一個教授病了,F同學替她教課,也就順便享受一下教授的待遇。
而F同學和韓國來的H同學之間的故事是這樣的:
F同學教的課有一本書很貴,F同學告訴學生不用買了,他讓TA 每周把要讀的那一章掃描成PDF文本,放到隻有這堂課的學生才可以登陸的專門網頁上麵,學生可以在線或下載閱讀。
兩個星期以後,H同學來找F同學,說複印超過兩章是違反知識產權保護法的,她不能繼續掃描課本往網上放。
F同學就苦口婆心地勸說H同學,educational purposes啦,不會有人知道的啦,知道了也是他自己的責任和TA無關啦,TA負責掃描由他複責往網上放啦,等等等等說了一大堆,TA就是不幹。
F同學和我訴苦的時候,我也覺得這個TA有點兒認死理兒,用作教學的嘛,造福大眾的事情,別說不犯法,就是真的違法,做了又有何妨。我對F同學說,你可以去問問學校的律師,要是律師說沒問題,或許TA可以回心轉意?
但是這件事情的發展竟然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大約距離我第一次聽到這件事兩個星期以後,我再次聽到別人談論這件事的時候,H同學已經走了。
走了的意思是徹底不幹了,不做TA, 也不讀PhD,quit school,回韓國了。
原來是這樣的:F同學沒辦法隻好自己掃描課本再上傳到網上給學生看,但是總是幹TA的活心裏頗不平衡。於是就把這事兒和Graduate Program Director和Chair說了,兩位頭兒也算是傳說中的“liberal”,這點兒小事兒自然不會在意,我雖然不清楚具體情況如何,但可以想見他們一定和TA有一番談話,不外乎把我和F同學的對話內容重複一遍。
但是TA的反應非常激烈:老子不幹了。而且二話不說立馬走人。
我聽到這個結果的第一反應有點象是愛麗絲講的那個綠毛龜的故事:被欺負了的綠毛龜餓死自己,所謂龜可殺不可辱,韓國同學果然節烈。
我最初的這種反應有一點玩笑,基本上我覺得韓國同學的做法很蠢,不就是知識產權嘛。但是,我又想了想,覺得有些東西讓我很不爽。
H同學的做法的確缺乏“獨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在這個非常非常“liberal”的校園裏和係裏顯得過分緊張不夠主流,但是,Instructor,GPD,Chair這三個人的做法呢?就沒有一點問題嗎?
首先,我做了一點調查,知識產權保護法的具體規定的確是任何書籍,無論目的,複印掃描不得超過兩章,這是法律。拋開這個法律的合理性不談,至少H同學是有理由拒絕給她的這個活計的。自己違法固然無所謂,但是非要別人和自己一同違法就大有問題了。我一向認為在任何抵抗運動中的第一步都必須是風險評估,從那一步開始會有風險,需要冒多大的風險,後果如何。這麽做不是為了自己設計退路,而是在要求別人和你去冒險的時候,一個道德的做法。隻有這樣清晰明確,才能有最堅強的人堅持到底,因為,了解了風險而仍然堅持的人,才是真正的支持者,隨大流起哄是不夠的。
如果一個人,如果他/她不願意承擔任險,不願意做違反法律的事,特別是,當這種行為並不構成對他人的傷害,無論這個人被定義為左還是右,無論我們在心裏如何咒罵其愚昧無知,都不能作為強迫其做違反自己原則的理由。否則,左派憑什麽來爭取言論自由和平等權利?象哥大那樣把Minuteman強行哄下台的野蠻行為,能算得上是左派嗎?
F同學和係頭兒的做法並不算過分,似乎也沒有到了不同意其觀點就逼迫其消失的地步。但是如果細想一下,這個並不過分的舉動其實是從授課教師,研究生主管,和係主任所構成的整個行政結構對於一個小小助教施加的壓力。如果她繼續做TA,需要做違法的事,如果想要堅持不做違法的事,就需要頂撞整個行政體係。這樣的兩難境地,本來不應該由左派來製造。左派應當比右派更寬容,更理解他人的困境,更有同情心,更能夠檢討自己的行為對自己的安排做出調整。
這是連續兩年係裏有亞洲學生退學了,即使和傳說中的“亞洲學生太多”沒有直接的聯係,至少說明沒有人對自己行為的後果有任何反思。記得在杜克大學事件裏麵有個人曾經說過,大學是教書育人的機構,英文不好或是持不同意見者被迫退學,這是教育的失敗。
因為退學的同學們失去了學習最重要一課的機會:蔑視權威。
的確,這個教育,是失敗的。
哈哈哈。
先大笑三聲掩飾自己的尷尬,並再次恭喜強人出關。
我同意你對於左派的界定,而且我很感謝你在我滑向修正主義的一霎那把我揪了回來。嗬嗬,這句話雖然有一點說笑的成分,不過是真話,棒喝於我有時是必要的。
當然,我仍然堅持認為左派和寬容並不矛盾,我相信你也不會認為他們真的是不兼容的,原因其實恰恰是你所給出的左派定義:對社會的結構性變革。左派的不寬容,是結構性的,而不是針對個體。對於革命過程中的濫用暴力的可能,我認為左派應當有應變的能力,這也是正統馬克思主義需要發展的部分。
我個人對於必須使用的暴力,雖然無奈,但不會內疚。隻有偽左派的暴力和不受控製的暴力,才是我極力避免的。
我來抬杠。
看見有人說左派右派這名稱很混亂,我頭腦一貫簡單,所以我對左派右派的定義也相當簡單:是要改變還是要維持現狀。要革命要真正的改變的,是左派;做點修補工作搞改良或者小吵大幫忙實際上是要維持某一國家某一群體某一文化的霸權地位的,就是右派。這個劃分適用於你對於民主黨和共和黨都是右派的表述,也適用於把國內仍然堅持CCP最初的社會公平理想(這在現實中從未發生過)的那部分人叫做左派或者新左,把貌似激進邊緣號稱人民公敵實際和全球資本主義擴張互相呼應的新自由主義叫做右派(他們可能在某一個地方不受歡迎,但是他們可以在另外的地方得到更大的邊際收益)。
在這個意義上,左派和右派可能就不是一個道德概念了。這個世界的發展是單線程的,我們不知道是否如果全世界大部分國家都是社會主義而隻有美國、英國和德國是資本主義國家的話,後者是不是也會被封鎖在“鐵幕”之後,被禁運,象今天的古巴一樣,哪怕階層差別再小也因為被封鎖搞的很窮,人家就為了證明一個道理:我整死你,就是為了讓你知道知道,社會主義就是沒有資本主義好。我們沒法知道,我們所知道的隻是曆史上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都被搞得很神經質,很躁狂抑鬱,我們當然知道,這是給逼的,俄國和中國都沒有發達的物質文明奠底,都是跨越式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然後遭遇“鐵幕”。曆史的天平在某個時期偏了那麽一點,曆史的時鍾在某個時刻撥快了一點,一切都不同了。我和你一樣痛恨左派的不寬容,讀到曆史的某些章節的時候也會擂一下拳頭:“靠,不應該是這樣的。”但是,我覺得我們還是需要給左派更多的理解。很坦率地說,左派沒有義務對右派溫和,左派也沒有能力為它倡導的社會變革引起的動蕩和犯下的錯誤完全買單。變革總是有風險的,革命也不是請客吃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不否認社會主義社會也有壓迫,隻不過攻守易位,第一次無產階級得以能夠鎮壓其他階級罷了。
意識形態的爭論,和人之間的爭論有時候需要到街上去解決一樣,必要的時候也需要用暴力解決。我對暴力解決問題相當沒有內疚的感覺,相反,相當的享受。前提是暴力沒有必要濫用,否則就是虐待狂。
我已經做好挨板磚的準備了。
PS:收到你的留言,謝謝。
我這一篇是講遵守法律的權力。但是知識產權保護法,我本人是不願意遵守的,廣告之後回來,請看下一篇:海盜萬歲!
還沒看到那一行,我已經想到那隻可愛而固執的小綠毛龜了,無論怎樣,"不可辱"的精神肯定要付出代價的,有時是生命,有時是位置等等.
道理是這樣,可我的大學裏天天都是違背知識產權的事情,從教授到同學,這東西不能想,想了就覺得不可思議:))
強迫別人走自己想走的路,其實是比較笨的做法,哈哈,應該先洗腦嘛,讓人家心甘情願,豈非更好?
左派應當比右派更寬容嗎?還是左派容易比右派更寬容?
如今左,中,右的界限似乎不明顯了,我經常被搞糊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