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蔣介石訪蘇為何敗興而歸
本文來源：《文匯讀書周報》2012年12月21日第16版，作者：李玉貞，原題：《蔣介石訪蘇為何敗興而歸》
早就向往到俄國考察的蔣介石帶著“了解俄共”的使命興致勃勃地訪問蘇聯，但在代表團將反映國民黨軍事計劃的《代表團意見書》提交到共產國際後，近兩個月時間 杳無音訊，遭到冷處理，蘇聯對外蒙古問題所持蘇俄利益至上的立場讓蔣介石大發雷霆，孫中山一直以來醞釀的西北計劃成為泡影。本文摘自《世紀》2012年第 6期，作者：李玉貞。
乘興而去對蘇讚譽有加
20世紀20年代初的中國，封建王朝被共和製取代已近10年，但新生的中華民 國離真正意義上的共和製，還有相當距離，國家並未統一，各實力派軍閥雄踞一方，戰後世界形勢急劇變化，中國思想界呈現難得的活躍。俄國十月革命釋放的信 息，共產國際代表們為赤化全世界即所謂世界革命的四出奔走，對苦苦尋索救國救民之路的中國思想界成為吸引力之一。但就像國際輿論一樣，對十月革命模式仁智 各見，蘇俄宣傳稱那裏已經實現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多年追求的目標———社會公平：一些熱血青年盼望前去看個究竟，最早公開前往的是1920年以《時事新 報》、北京《晨報》記者身份前去的俞頌華、瞿秋白、李宗武，後有江亢虎等在上海，有蘇俄人士參與的上海的外國語學校源源不絕地為輸送人員赴蘇取經做著準 備。1921年便有一批青年到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這是公開的秘密。此時蔣介石正值而立之年，躊躇滿誌，也是向往俄國者之一。孫中山早就知 道蔣“有誌西圖”，1923年夏季組建孫逸仙博士考察團時便選擇了他為團長，孫認蔣具備成為一個優秀軍事領袖的素質，定將“蔚為大氣”。代表團一行有中國 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張太雷，1921年他已經在蘇俄工作過，有傾向共產黨的沈定一（玄廬），以及王登雲。孫中山介紹蔣介石的使命說，派他到 莫斯科是為了探討在北京西北及京畿地區進行軍事行動的建議。蔣介石是以共產國際眼中的左派在莫斯科受到熱烈歡迎的，賓主雙方似“同胞姐妹”共敘友好。
蔣介石一行興致極高，蘇方安排代表團一行9月16日參觀第144步兵團，這天有一個花絮頗能說明蔣介石的狀態，出發前他做好應有準備，一身戎裝，英姿偉岸，儼然將軍風範出現在迎候的專車旁。但是為保密起見，蘇方接待人員禮貌地建議他脫下軍服，換上便裝。
蔣 介石在該團品嚐了戰士們的膳食，仔細觀看了營房中的一切，他向該團官兵表達了自己深刻的感受：軍民團結是紅軍強大的真正原因。然後發表了關於世界革命的 話，稱中國人要向“已經戰勝了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蘇聯軍隊學習，“也要準備為反對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而捐軀”。“革命”和擁護革命是那個年代紅色都城 的最強音。蔣的講話不時為熱烈的掌聲打斷，他也熱血沸騰，結束講話時，激動得雙手發抖。軍樂隊奏著極富感染力的《同際歌》，蔣介石竟是被戰士們抬著放到汽 車跟前的。
後來代表團還考察和參觀了其他軍事單位和工廠農村，蔣介石眼界大開，印象頗深的是：軍隊中的共產黨員“將領及士兵……為主幹。 凡遇有困難勤務，必由其黨首負責，躬先之。”“全團上下親愛。團長專任軍事指揮。政治及智識上事務與精神講話則由黨代表任之。權責甚明。”當蔣介石在彼得 格勒試乘旅行飛機，高高地“滑翔天際如在陸地”時，他可謂折服於蘇俄軍隊實力了：“俄國武器之研究及進步可與歐美各國相競發，非我國之窳敗也。”後來國共 兩黨的軍隊都借鑒了蘇聯的政委製模式來建立黨軍，1927-1928年間國民黨依靠這樣的黨軍建立了一個與蘇聯相同的黨國，實現了孫中山以黨治國的目標。 毛澤東後來將其概括為“支部建在連上”，“槍杆子裏麵出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圍的建立就是遵照同樣的思想。
熱情跌落怒不可遏為哪般
9月13日蔣介石把反映國民黨軍事計劃的《代表團意見書》提交到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向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斯克梁斯基和紅軍總司令加米涅夫介紹了其要點：
國 民黨決定避開華南外國人盤踞的兩大基地上海和香港，把活動重心、大本營轉移到中國西北。在庫倫迤南靠近中蒙、中俄邊界處按照蘇聯紅軍的模式建立孫中山的新 軍，兵源便是這一帶中國境內外的華人。待時機成熟便從西北進軍，攻打北京。代表團一行希望就此得到蘇方建議和幫助。這便是孫中山從1918年開始醞釀的那 個西北計劃。
在莫斯科期間，蔣介石還向共產國際提交了一份《國民黨代表關於中國國民運動和黨內狀況的書麵報告》，於其中表明中國的“國民 革命將具有世界性質”，因為中國也要推翻世界資本主義，而中俄兩國應當在這場鬥爭中攜手合作。乍看起來，“世界革命”對於共產國際領導人是動聽的語匯，但 是《代表團意見書》卻“遇冷”———近兩個月的時間裏沒有得到蘇方任何回應。有材料記載說蔣介石一度感到莫斯科“全藐視他”而大發雷霆，甚至稱病，希望去 療養。負責代表團接待工作的蘇方人員還向共產國際報告說，中國代表團裏“打起來了”。究竟是什麽原因呢？
原因之一是，共產國際領導人當時 正忙於一個他們自視為體現世界革命成果的大計劃——建立“歐洲工農蘇維埃共和國聯邦”：早在1918年德國仿效十月革命成立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時，列寧 十分關切革命者“采取了什麽措施同資產階級劊子手謝德曼之流作鬥爭？各市區的工人和仆人蘇維埃是否已經建立？工人是否已經武裝起來？資產階級是否已被解除 武裝？”但那個蘇維埃沒有堅持下來，著名的德國女革命家羅莎·盧森堡被殺害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之鳥”沒有像列寧、季諾維也夫等在1920—l922 年間預言的那樣立即鼓翼騰飛。
共產國際對世界革命的幻想依舊。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1923年1月，德國因戰爭賠償問題與法國、 比利時等國出現爭論，後兩國便出兵占領了德國魯爾地區，德國經濟凋敝和社會更加動蕩。德共領導人於1923年7月11日發表《告全黨書》，表示要準備開始 武裝鬥爭，組織失業工人，號召群眾起義，“一個工人被殺，就要用兩個法西斯的命來抵”。接著是7月29日德共組織的反法西斯日活動。德國動蕩局勢的加劇， 使共產國際內部包括斯大林在內的要員都拋棄了爭論，一致從配送武器、派遣幹部為德國的“十月革命”緊鑼密鼓加緊布署。
這就是蔣介石《代表 團意見書》受到“冷遇”的原因。斯大林認為“德國即將發生的革命是當代最為重要的事件。它的勝利，對於歐洲和美洲的無產階級來說，要比6年前的俄國革命意 義更為重大。德國無產階級的勝利無疑將把革命的中心從莫斯科移到柏林”。莫斯科期盼“歐洲工農蘇維埃共和國聯邦”建立後俄國將加入其中，“共產國際逐漸占 居世界政治鬥爭舞台前沿的時期正在到來”。有關人士摩拳擦掌，呈現著背水一戰英雄此去必凱旋的氣勢。托洛茨基明確致函斯大林，說要到“歐洲形勢明朗化”後 再議蔣介石的《代表團意見書》。他的設想似乎不無道理，這個“聯邦”若得以出現，孫中山的中德俄聯盟自然不在話下，但是共產國際沒有料到德國形勢發生“逆 轉”，不可能煽動工人於11月9日總罷工，那個擬議中的“聯邦”永遠消失。
此後，蘇方正式就《代表團意見書》表態，11月12日蘇聯革命 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魯祖塔克和紅軍總司令加米涅夫同代表團討論了蔣介石提交的《代表團意見書》。蘇方沒有直接就軍事行動計劃本身做出直接的回答，隻強調務必 加強對軍隊的思想教育和從根本上解決國民黨軍隊幹部的培養問題。斯克梁斯基建議國民黨以俄國革命為榜樣開展政治工作，“應該集中財力用於宣傳：出版報刊， 選舉運動之類”，這樣才可能出現人民熱烈支持革命軍的場麵。他認為“近幾年必須隻做政治工作”。如果按照《代表團意見書》所述立即“開啟戰端，那就意味著 冒險，出兵未捷身先死”。國民黨代表團毫無疑問聽出了弦外之音。蔣介石對此說法並不以為然，他強調的是中國國民黨開展政治工作既遇到帝國主義的鎮壓，又受 到國內警察的追蹤乃至迫害。中俄情況不同，俄國當年隻有一個敵人——沙皇政府，而中國革命者麵對的是“世界各國的帝國主義者”。
蔣介石怒 不可遏的原因之二，是在外蒙古問題上清晰地悟出了蘇聯對外蒙古的真實意圖———使之脫離中國。就在德國“十月革命“醞釀的過程中，蔣介石與蘇聯外交人民委 員契切林討論了外蒙古問題。雙方意見不一，“無結果而散”。此後蔣介石對所有人都“怒目而視”，他認為“外蒙古不能自己承認自己獨立”。為此事，中國代表 團“打起來”了，“吵得不可開交”，“差一點沒動手”。張太雷的態度可想而知，早在1922年中共機關刊物《向導》周報就有多篇文章認為，與其讓外蒙古回 歸中國軍閥政府，莫如將其給紅色的蘇俄。
與契切林談話後，蔣介石隨即向孫中山報告了有關情形，傳達了所謂蒙古人“怕主張民族主義的國民 黨”一事。到10月25日他收到孫中山的信，語多安慰，孫稱謝蘇聯政府派遣代表到華南等友好行為。至於外蒙古問題，孫請蔣介石向蘇方說明，國民黨主張的民 族主義，要在“精神上做到相互間親愛的協作”，並非“各個民族分立”。如果蘇俄有“誠意，即應該使外蒙古人免除怕”國民黨的狀況，因為國民黨並不壓迫蒙古 民族，而要使其“解除曆史上所遺傳籠統的怕”。孫中山把蘇聯稱為“我們的良友”，或許僅僅暫時使蔣的怒氣稍減。
蔣介石依然怒不可遏，原因 之三，是他關於中國革命的演說中表述了對孫中山的敬佩，因而受到代表團裏“中國青年”的指責，這顯然指張太雷對蔣介石演說持有的非議。原來蔣介石對中共旅 莫共產黨學員講話時表露了敬佩孫中山之意，張認為蔣對孫“有崇拜個人之弊”。如果聯係中國代表團一行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領導人在11月25日會議上關於 中國政治口號應是三民主義還是共產主義的那場討論，後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關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國民黨的決議》部分采納了蔣介石關於三民主義的 意見等，可以理解，血氣方剛的張太雷顯然把蘇式共產主義視為“最高”目標而不無“藐視”蔣介石之意，蔣則因張等“中國青年自大之心．及其願受外人支配，而 不知尊重祖國、領袖”，甚為國民黨前途感到擔心。
敗興而歸萌生仇蘇情緒
蔣介石的蘇聯之行不無收獲，《代表團意見書》未得 彼方完全支持，因蘇聯不願意國民黨在臨近其邊境的外蒙古建軍，但是國民黨軍政幹部的培養工作畢竟已有端倪，雙方決定或由國民黨派遺人員到蘇聯學習，或在中 國幫助國民黨黨軍的建設。蘇聯政府決定給予國民黨以物質和人員的援助。蔣介石後來當了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的第一任校長，為他日後掌握國民黨軍政大權邁 出重要的一步。
蔣介石1923年底回國後給孫中山寫了一個報告（今佚），1924年又致函廖仲愷，向其表達對某些留俄的中共黨員的不滿， 稱他們“對於孫先生惟有詆毀與懷疑”的情緒，“隻崇拜外人，而抹殺本國人之人格”，說這些人“但罵他人為美奴、英奴與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為一俄奴 矣”。蔣並進一步認為，“俄黨對於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決不言信我黨可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他勸告被共產國際視為左派的廖仲 愷“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弟對兄言俄人之言，隻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興趣也”。蔣介石相當激烈地抨擊蘇俄外交政策：“所 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凱撒之帝國主義，不過改易名稱，使人迷惑於其而已，所謂俄與英法美日者，以弟視之，其利於本國而損害他國之心，直五十步 與百步之分耳。”在蒙占問題上，蔣介石甚至認為蘇聯有意使“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仇蘇情緒的表露淋漓盡致。盡管北伐和抗日戰爭期間國 民黨與蘇聯有過合作，但那不過是權宜之計。32年後，蔣介石的《蘇俄在中國》出版，他依然持同樣的觀點：“蘇維埃製度乃是專製和恐怖的組織，與我們中國國 民黨的三民主義的政治製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關於此點，如我不親自訪俄，決不是在國內時想像所能及的。”
謹引述1922年A．A．越飛 的閑惑作為結尾。是年8月越飛來華，中國知識界蔡元培、胡適、李大釗、馮玉祥等為他沒宴表示熱烈歡迎。但是對照莫斯科向他交的“底牌”和指示，他坦率地密 信列寧、托洛茨基等人，說每看到中國人對他作為放棄了對華不平等國家的友好使者而充滿期待的目光和友好態度，他總感到不安，總因蘇俄“在外蒙古和中東鐵路 問題上”沒有踐行承諾而“愧對”中國民眾。越飛的“愧”內容是什麽？蔣介石的仇蘇或反蘇中的“仇”與“反”又是什麽？
最終蔣介石沒有保住外蒙古，斯大林視其為蘇聯的屏障，幫助它在1946年取得獨立。固然個中原因複雜，但是從國家利益的角度看，它既令人扼腕又留給後人無盡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