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保衛蘇聯，學生打了蔡元培
（鳳凰網曆史頻道專欄作者王勇供稿）
| 特別說明: 本文部分內容引用自《北京革命史回憶錄 第2輯》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 ）“九·一八”事變後北平學生臥軌鬥爭及南下示威運動的回憶.李時雨 “九·一八”事變後北平學生南下請願鬥爭.薛迅 |
蔡元培曾被毛澤東譽為“學界泰鬥、人世楷模”。
然而，當這位北大校長在校園中播下“五四運動”的火種之時，他不會想到15年之後，已是65歲老人、腿腳有殘疾、還是民國元勳的他，會被熱血沸騰的女大學生打了一記響亮的耳光；更不會想到那些繼承五四傳統、高呼抗日口號的愛國青年，其實是要“武裝保衛蘇聯”，為了逼貧弱的祖國去拿雞蛋碰石頭，竟然出手打自己的同胞，打自己的父輩、長者和導師……
一、蔡元培的基本主張
那是一個充滿內憂外患的年代。井岡山上的烽火方興未艾，軍閥又重開戰，先是蔣桂戰爭、中原大戰，接著便是寧粵對立，長江中下遊遭遇百年一遇的大洪水，黨國的船在驚濤駭浪中連連漏水，危機四起。
正當汪精衛在廣東另立中央、要蔣介石交出槍杆子和印把子之時，關東軍又於1931年9月18日悍然攻占沈陽，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東北的淪陷，激起了全國人民、尤其是廣大青年學生的強烈憤怒，紛紛以各種形式呼籲出兵抗敵、收複失地。9月28日，南京中央大學1000多名熱血青年冒雨到外交部進行請願活動，用花盆砸了外交部長王正廷的頭，就像當年北大學生痛打賣國賊章宗祥一樣。自此，各地學生罷課遊行、赴京請願的風潮愈演愈烈，國民黨當局手忙腳亂，即不能彈壓，又無法杜絕，隻能加以阻撓取締和強製驅離，顯得十分被動。
12月7日，北平各校又有數千人經過3天3夜的臥軌鬥爭，迫使路局下令開車，三天後抵達南京，與南下的山東學生一起形成上萬人的浩大聲勢。
於是，剛剛奔走於寧粵之間調停衝突、消弭內戰的蔡元培，又被推上“攘外必先安內”的第一線。那麽，麵對這場風起雲湧的愛國學生運動，蔡元培究竟是讚成還是反對呢？這一問題，要從他對待學潮的態度轉變說起。
1928年7月，國民黨召開五中全會，蔡元培以中央監察委員身份、國民政府常務委員和大學院院長的身份作《關於青年運動的提案》，已經表明他的這種轉變:
“往昔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在廣州，舉國大半皆在軍閥之下。不得不厚集革命之力量，以顛覆籍據。故吾黨當時助各地青年學生之運動，不複慮其一時學業之犧牲。本理所宜然，策所必助。雖有所痛於心，誠不能免乎此也。
今中國本部已盡在青天白日旗幟之下。國民政府對於不服從黨義之官吏及學校教職員，皆有幹涉與更易之權，無借助於學生之必要……若狃於往昔之青年運動，而必欲繼續行之，則為無病呻呤，徒亂人意。十年、二十年以後，今之青年既已老大，感學業之不足以應世變，雖取吾輩之白骨而鞭之，豈足以償誤國誤黨之罪耶？”
這也就是說，現在全國統一了，學生該潛心學業了，以備他日大用，因為“救國之道，非止一端，根本要圖，還在學術。”可見，蔡元培對於學潮的看法，不能作簡單的是非劃分，他的出發點首先是從學業、學術上作考量的，學生畢竟以學為主。
因此，就在他被打的前一天，他還在“國民政府紀念周”上發表了題為《犧牲學業損失與失土相等》的報告，開篇第一句就是:“學生愛國，是我們所最歡迎的，學生因愛國而肯為千辛萬苦的運動，尤其是我們所佩服的，但是因愛國運動而犧牲學業，則損失的重大，幾乎與喪失國土相等。”
報告中，蔡元培在以其他國家戰時不曾停課、學者免服兵役為例，說明學生是國家的血脈、學業是軍隊的後備後，強調國難當頭之時，“軍械不足、交通不便，財政尤感困難，正需要許多發明家如克虜伯、巴斯德、愛迪生這一類的人”。他是無比希望莘莘學子能夠成才的，因此他才這樣說，“若是後一輩的能為大發明家，'有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還可以救我們貧弱的國家。倘若再因循下去，那真的不可救藥了。”
然而，現實的情況卻是到處罷課、甚至驅趕校長，這又是他極不願意看到的。這位執教一生的65歲老人，說到動情處，一連說了兩遍“很可惜”，對於這場運動的惋惜之情溢於言表:“現在做愛國運動的青年，乃重在罷課遊行，並有一部分不遠千裏，受了好多辛苦，到首都運動……犧牲這麽多的光陰與學業，豈不是很可惜、很可惜的麽！”
另一方麵，對於中央政府在敵強我弱的客觀現實中避免開戰風險、依靠國聯解決問題的政策，蔡元培也是附和的。“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經過國際社會的幹預，日本政府於1931年9月下旬發表宣言，聲稱:“對於滿洲並無領土野心”，同年10月，國聯再次開會，要求日軍於11月16日以前完全撤退，日方代表也在口頭上表示“完全遵守”。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蔡元培於12月13日向上海各大學校長發出一份勸阻學生晉京電，開篇就說:“現在外交自接受國聯決議案後，暫告一段落，內容及政府之苦衷，均已公布”，希望大家在天寒地凍、居行困難之時，“設法勸阻諸同學來南京”。
然而，蔡元培的苦口婆心，對學生運動卻不啻是潑了一瓢冷水，令狂熱的愛國青年深為失望、強烈不滿。
二、被打的前前後後
南下學生抵京後，分化為兩個意見不同的團體，一個是立場較為緩和的請願團，借住金陵大學；一個是情緒激烈的示威團，借住中央大學。所謂“示威”，顧名思義，即是要以示威形式迫使國民政府服從民意出兵抗日，但不論那一個團，政府當局都給予優待:每人兩條軍毯，每餐二葷二素一湯，外加麵包、黃油、餅幹當點心；若因參觀中山陵和遊覽市容來不及回校吃飯，還可以憑餐劵在全市任何一家餐館免費吃飯。
起初，示威團為了拒絕國民黨的“軟化”政策，把這些東西都扔了。後來，地下黨考慮到鬥爭行動不會短期內結束，就勸大家該吃就吃，說:“不吃就便宜了他，隻要吃了不手軟就行。吃他仍然可以打他！”
12月12日，蔣介石接見請願團。這是九一八事變以來，老蔣的第18次出麵與學生談話。據國民黨中央民眾訓練部檔案記載，談話內容大意如下:對北平各校遠道來京請願，甚為欣慰，惟路遠天寒，又使諸位荒廢學業，深覺不安。救國禦侮，第一須全國團結一致，第二須青年有學問基礎，青年有學問即國家有力量，希望全國一致擁護政府，必有最後勝利之一日。
請願團的兩千多名同學，都不愛發飆，見遞交請願書目的已實現，便在當局組織參觀遊玩1天之後打道回府。
示威團先是作了3天準備工作，一是與中共南京市委接上秘密關係，得到黨組織的大力協助；二是走上街頭，廣泛宣傳，進一步爭取廣大市民的同情和支持；三是派人去附近的城市，較遠的城市就發電報，請當地的學生會響應北平示威團，到南京來助威呐喊。
兩天之內，上海交大、複旦、同濟等十幾所院校的近2000人首先趕來，杭州的浙江大學以及安慶、蕪湖、蘇州、無錫等地的中大學生也陸續來到南京，總計約萬人，全都住進中央大學，人多勢眾，示威團的隊伍更加壯觀。12月13日下午，各校代表舉行聯席會議，討論了全國學生舉行大聯合遊行示威的行動方案，寫出了質問國民黨中央政府的《質問書》，還擬定了一些包括“擁護中華蘇維埃政府抗日主張”、“保衛蘇聯”、“中華民族解放萬歲”的口號標語，並一致推舉外號“李大膽”的北平大學法學院學生、共青團員李時雨為總指揮。
一天以後，就在蔡元培為學生運動連呼可惜的同時，4000多名戴紅袖章的學生在大幅橫標引導下，分成幾路縱隊，浩浩蕩蕩闖進國民政府，強烈要求蔣介石出來對話，老蔣那時正在主持“紀念周”，因而出麵接待的隻有一位秘書長。麵對這位依然堅持固有立場、又說一口廣東話的官員，政見既不同，語言又不通，同學們聽得渾身煩燥，操起軍棍，就把桌子打斷一條腿，嚇得對方臉上的眼鏡都掉了下來。
兩個小時以後，大隊人馬退出國民政府，繼續舉行遊行示威，沿途抓獲5名國民黨便衣特務，繳了對方的槍，燒了對方的車。然而，今天的這出戲不過是熱身賽而已，一場更為洶湧的怒潮即將到來。
第二天上午，即12月15日上午10時左右，陽光燦爛，紅旗飄飄。兩千多學生高呼著口號，首先來到外交部。外交部大門緊閉，眾人遂在一片鼓噪聲中破門而入。誰知辦公樓內，除幾名工友和值班的以外，唱了空城計，於是同學們在氣憤之下，把外交部的牌子、汽車、桌椅、門窗和文件櫃砸了個亂七八糟，還把一疊疊的外交卷宗拋在地上，然後直奔國民黨中央黨部。 外交部距中央黨部很近，不過幾分鍾路程。 這天上午，國民黨中央正在舉行第四次臨時常務會議，接受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暨全國陸海空軍總司令蔣介石為促進寧粵和解而提出的辭職，決定由林森代理國府主席，由陳銘樞代理行政院長。會議開到11點15分的時候，忽聞外麵人聲鼎沸，大批學生如怒潮一般湧過來，砸了門上的黨徽，繳了衛兵的德製駁殼槍，搗毀了中央黨部的傳達室和會客廳，於是在座的諸位請陳銘樞和蔡元培上場救火。 陳銘樞身為京滬衛戍司令官，這當然是他的本職工作；蔡元培作為北大的老校長，與包括北大學生在內的示威團進行對話自然也順理成章，而老蔣已經要下野，出來對話則名不正、言不順，並非是什麽“狡猾的蔣介石”不敢露麵。而且，他也講得夠多的了，前前後後至少出來講了20次，再講，那真是名副其實的“老講”了。 據1986年台灣版的《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相關記載:蔡元培、陳銘樞剛出來，即聞呼打之聲。蔡氏甫發數語，該團學生即將蔡氏拖下毆打，並以木棍猛擊陳氏頭顱，陳氏當即昏厥倒地。時中央黨部之職員及警衛，見學生動武，即上前救護蔡、陳兩氏，但學生中即拔出手槍開放，逕向內衝，用木棍向內毆打，並綁架蔡氏向門外衝出，中央黨部警衛至此朝天開空槍示威，並追出營救蔡氏，直至玄武門附近的荒田中始行救回。 《蔡元培年譜》對此事的說法，也與這段記載基本一致。 由於年事已高，腿腳也有殘疾，蔡老先生被強拉著拖行幾百米，右臂紅腫異常，實在跑不動了，學生們先是把他放在黃包車上，後來又是背著他，沿荒野小路向中央大學一路狂奔，直到迎麵撞上幾名警察。 得救後的蔡元培，被抬著送往醫院。當天下午，中央通訊社記者來采訪，他談到自己被毆打的情況:“予頭部受棍擊，似無傷害，惟右膀被暴徒扭拉，頗傷及筋絡……” 盡管挨了打，有莫大的委屈，但蔡元培首先檢討的是他自己。他對記者說:“今日在場青年之粗暴如此，實為我輩從事教育者未能努力所致。”他認為今天的暴動，“絕非單純愛國學生之所為，必有反動分子主動期間，學生因愛國而為反動分子利用”了，並表示他本人對於合法的學生運動，“仍願政府與社會加以愛護，絕不因今日之擾亂而更變平素之主張也。” 蔡元培重在自責，堪稱高風亮節。 頭部動了手術、包紮紗布的陳銘樞，則因職務的關係，在答記者問中嚴厲指責學生運動目無法紀，“狂呼反動口號、張貼反動標語、甚至於破壞交通、搗毀公署、毆打公務人員”，“其居心之險惡，誠出人意外，所謂救國分子之救國運動，豈得如此？……絕非愛國狂熱之四字所能曲諱。”雖然，他也表示政府愛護各界人民的初衷絲毫不會變，但同時強調:“惟反動分子借外交之機會，以施暴動，於情於法，均無可恕！” 有趣的是，不打不相識，幾年後，陳銘樞便與中共有了往來。此是後話，不提。 12月19日，蔡元培回上海寓所休養。起初，以為傷勢不算重，“不意來滬後，臂痛加劇，伸屈皆感困難，背上青紫亦末消。經法醫以貝博士診視，謂有臂骨節恐有破損。……乃於昨日移入某醫院，擬用愛克斯光診察臂傷之內部，加以根本之治療。……蔡氏病中精神尚好，惟年事已高，頭部受擊，尚時或眩暈。……醫生禁止問書，故每日報章皆由侍疾代讀以告。”
12月30日，於右任自寧來滬，赴醫院看望老朋友，後來他告訴記者說:“蔡先生頭臂傷勢轉輕，骨亦末碎；惟筋絡受傷頗重，須適當調養，始能逐漸恢複。”
一周以後，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在上海開會，作為董事長的蔡元培還因病缺席。直到1936年1月18日，盡管蔡元培的頭部、腰部均已痊愈，但被扭傷的筋骨仍未徹底康複。
三、最先打蔡元培的是誰？
都說學藝術的女生很香水百合，其實也不盡然，最先動手打蔡老先生的，便是北平藝術學院一位年僅20的小辣妹。
以下一段，來自於現場總指揮李時雨①的記述。
同樣，中央黨部也緊閉著大門，並有持槍警衛把守。同學們把黨部緊緊包圍。原來這裏正在召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臨時會議，可以估計，關於如何對付在南京示威的學生，會是主要議題之一。有的中央委員在窗口探出頭來，向示威學生恬不知恥地汙蔑謾罵，這就更激起了學生的憤怒。一部分學生將衛兵繳了械，有的同學用石頭砸毀了鑲在大門上麵的國民黨黨微。同學們的口號聲震耳欲聾，國民黨的會議被迫停止了。狡猾的蔣介石推出蔡元培和陳銘樞出來應付學生。蔡、陳一出來就被學生團團圍住。這時，反動當局已調來大批武裝軍警前來鎮壓，正在相持之際，一個警察向空中開了一槍，這一下提醒了同學，他們緊緊地抓住蔡、陳二人做為人質。並向他倆發出了嚴厲的警告:不許鎮壓愛國學生運動，立即撤走軍警特務。氣惱的同學突然向陳銘樞打了一棍，蔡元培的臉上也挨了一記耳光，這是北平藝術學院的女同學薛迅②打的。
還有其他幾篇史料，如《北京記憶》、《中國革命史話》也提到薛迅打了蔡元培。
打了蔡元培以後，薛迅還在“活捉蔣介石”的口號聲中往黨部裏麵衝，與從裏麵衝出來的國民黨宣傳部長張道藩、組織部長陳果夫等人狹路相逢，雙方在過道裏打起來，桌、椅、板凳互相砸，到處是一片玻璃、吊燈被砸破的嘩啦聲。那一天，薛迅不僅衝鋒在前，還穿一身紅毛衣，臉上又有麻子，因而十分搶眼，以至於她當場被捕後，國民黨元老吳稚暉、於右任要釋放她，陳果夫、陳立夫和張道藩都堅持不同意。
吳稚暉、於右任之所以要放人，是因為薛迅說她不是什麽共產黨，隻是出於抗日義憤和愛國熱情，這兩老頭一聽，既然不是共產黨就放了吧，但與她交過手、對她印象極深的陳果夫等人非要抓她不可，張道藩甚至親自動手要拉她回去。
那麽，作為當事人的薛同學，又是怎樣回憶當時情況的呢？或許是因為出手打人、尤其是打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畢竟不那麽理直氣壯，所以她並沒有說自己打了蔡元培。
她是這樣說的:
進入中央黨部的大門，就是一個廣場，廣場的對麵是台階很高的大禮堂。我們的隊伍就圍住了禮堂的大門，糾察隊員手持木棍在隊伍的外麵警戒著。蔣介石為了對付北平學生的質問，派出蔡元培、陳銘樞接見我們。陳、蔡並排占在禮堂門前的高台階上，接受了《質問書》。回答問題的是陳銘樞③。他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不是不抵抗，是要有準備的抵抗，我們不能不準備就抵抗。”他這番話，是為國民黨的不抵抗主義作辯解。我當時是負責作揭破性回答的，就向他指出:“準備工作是應動員群眾行動起來去準備，不能空談準備，為不抵抗打掩護”。陳銘摳對第二個問題的回答是:“國聯'是我們的朋友，是國際組織，我們要依靠朋友的幫助”。我就指出'國聯'的性質，指出了它的欺騙性。這時群眾開始交頭接耳，開起了小會……陳銘樞對第三個問題的回答是:“北平為什麽不讓抗日，我們不知道，我們要去問……”我們指出:“國民黨各級組織是一致的，省、市黨部是中央黨部領導下的組織。省、市黨部壓製抗日，中央黨部是不能推脫責任的！”頓時，群情激情，口號聲驟然而起。不知是誰，喊了聲“打”！陳銘樞被一棍子打倒，蔡元培也被打了一下。我們馬上派糾察隊把蔡元培及時架出人群。我們考慮到發生衝突後，可能會有學生被捕，先抓一個俘虜，以後好作交換。
雖然，薛迅沒有明說她本人打了蔡元培，但她在文章裏透露的一段細節更令人吃驚:
“九·一八”事變之後，我們黨的方針是什麽？據我的記憶，黨對“九·一八”事變的分析是:事變的發生，當然是日、美在東北矛盾尖銳化的結果。為了緩和日美矛盾，日本占領東北後必然要進攻蘇聯。因此黨的方針是展開群眾性抗日運動。一方麵要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然而更重要的是要保衛蘇聯。具體到對學生運動的指導方隊是要把學生的抗日運動和日常的經濟鬥爭結合起來。當時各學校在抗日活動中攆校長、哄教員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搞起來的。
原來，這些愛國學生之所以要抗日，最重要的目的竟然是為了保衛蘇聯！為了保衛一個紅色帝國，以收複失地而名，竟然不顧敵強我弱的客觀現實，硬逼自己的國家去與另一個帝國主義開戰，竟然肆無忌憚地衝擊中央機關、毆打政府官員，連60多歲的老人都下得了手！
四、衝突到底是怎麽發生的？
根據李時雨的記述，是由於有中央委員罵學生，這就“更激起了大家的憤怒”。到底是怎麽罵的？文中沒有詳細寫。就算是謾罵汙蔑，也不能成為將衛兵繳械、砸中央機關的正當理由。
李時雨又說，正相持之際，警察向天開了一槍，於是氣惱的同學就打了陳銘樞和蔡元培。事發當天，廣為散發的《北平學生抗日救國示威團為遭國民黨軍警鎮壓告全國勞苦大眾書》也說是對方先開槍。《告大眾書》稱:當學生正說到國民黨欺騙群眾、屠殺群眾、出賣群眾，要高呼打倒之時，“屋裏的槍聲似爆竹一般不斷的響著，我們赤手空拳的同學們，在這種場合裏隻有被毆打了！逮捕了！槍殺了！不過我們不是無抵抗主義者，我們是反帝運動的堅決的戰士……搗毀了中央黨部的窗子，打僵了蔡陳兩個走狗，然後還由糾察隊的維持分隊分路歸來了”。
顯然，如果是國民黨先開槍的話，則可以為學生打人的暴力衝突找些理由，但中共方麵也有對方並未先開槍的史料。例如:薛同學隻是說當時群情激憤，不知是誰，喊了聲打，陳銘樞就被一棍子打倒。《北方左聯北平作家協會紀事》一文稱:陳銘樞在為北平市黨部壓製抗日進行辯解時，被當頭一棍，從石階上打倒，隨即槍聲大作。又例如當時在現場的，一位名叫陳沂的北平學生示威團糾察隊隊長說:我們糾察隊發現了穿黑衣服的武裝警察，加之陳銘樞為北平市黨部進行辯護，還要我們尊敬蔡先生、聽蔡先生的話，惹得一位同學興起，給他當頭一棒，他沒來得及哼一聲就從石階上倒下來，隨即就聽到盒子槍聲。
而在國民黨方麵，則一口咬定學生也開了槍。事發當天，陳銘樞就對答記者說:“學生二百餘人，公然手持粗棒，挾藏手槍，於搗毀外交部後，複衝入中央黨部，如年高德劭之蔡先生與兄弟，代表中央出麵解釋，竟受此無理由之毆扭，且鳴槍進攻……實施暴動”；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在致全國的通電中也如是述說:“時中央黨部之職員及警衛，見學生動武，即上前救護蔡、陳兩氏，但學生中即拔出手槍開放”。
誰是誰非，現在已很難說清。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在出手打人之前，學生就擁有武器，這是毫無疑問的，上海申報於第二天刊發《學生大鬧中央黨部》的新聞報道中，便曾提到被捕的學生裏麵“內有女生一名，帶自來得手槍”。
其實，無論是不是國民黨先開槍，這場衝突都不可避免。因為學生運動的領導者，早就確定要砸國民黨的場子，這也是毫無疑問的。1930年12月31日，中共北平市委在一份關於北平學生南下示威反帝反國民黨鬥爭的報告中就明確記載:“抵京後，黨團便決定了示威的期間（至少一星期）和鬥爭的步驟與策略:黨團決定了第一天（抵京的翌日）舉行街頭上的遊行示威，第二天搗毀外交部，其次搗毀中央黨部，最後如果情勢可能，便再臨時決定搗毀國民政府。”
為了保證學生運動的順利開展，北平市委還在示威團內部建立了一整套秘密的指揮係統，由林裏夫任黨團書記，王蔭槐任總指揮，薛迅任副總指揮，黨團成員還包括林楓、陳沂等，他們才是真正的領導核心，公開出麵的“總指揮”李時雨隻不過跑跑龍套而已。
評心而論，北平學生示威團在左傾路線的影響下，將矛頭對準國民政府，喊出“活捉蔣介石”、“打倒國民黨”、“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口號，甚至屢屢打砸機關、毆辱官員，私設公堂，拘捕他人，將合法的愛國運動演變為騷亂，既不現實，更有悖於自己所提出來“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一致對外”的方針。這種過激的政策，自然不能為其他學生接受，也失去了社會各界的一致擁護，這從參加示威鬥爭的人數中就看得出來，14號有四千人，15號就下降一半，而國民黨方麵的統計和當時報紙上的相關新聞則更少，都隻是幾百名學生。
另一方麵，對於這起學潮，老蔣也明白，肯定少不了共產黨的“操縱”，他也十分厭惡學生的暴橫和盲從，這兩點，他的日記中都有記載。但在連續發生多起各地學生打砸事件的情況下，以他為首的國民政府仍然保持了最大的克製和忍讓，“禁止軍警開槍”，“姑以緩和辦法應付之”，盡可能地避免流血衝突，並非如學生散發的《告大眾書》那樣是什麽“公然的屠殺”、有兩人被軍警開槍打殺等等。
事發當天，國民黨有沒有下毒手，邵元衝④的日記可作參考:
正在會議間，忽來暴民數百人，假學生團體名義，攜共產黨傳單標語，身佩紅布，手持槍棒，至中央黨部，奪門而入，遇人即毆，遇物即毀，並劫去守衛槍支，欲加放射，中央工作人員以忍不與較，受傷頗多。常會乃惟蔡孑民、陳真如兩君前往答複，即為暴徒攢毆，並將蔡拽去，中途始釋，陳亦受傷倒地。此次之行，完全叛亂，當時中央工作人員以自衛計，不能再忍，乃截捕暴徒十一人，其中確有共產黨徒，嗣右任、稚暉不予深究，乃稍加訓導，遣之歸去，至十二時後事始稍息而散。
又比如，有史料稱:蔡元培遭群毆後，在一片混戰中忍痛高呼: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並安慰強行把他架走當人質的學生說:“不要怕，他們開的是空槍。”學生回答不是空槍，已有兩人倒下，“蔡元培聽了搖頭歎息不已”。筆者相信，他的這一聲歎息，是為同學們的偏執情緒而發。因為正是以他為首的、專門處理學潮的特種教育委員會，作出了對於學生仍應“好為勸慰”、“避免武器製裁”的決定。
還有一例，也能證實國民黨開的是空槍。
1931年12月16日，外交部長顧維鈞在給張學良的密電中說:“北平學生示威團到部，搗毀頗劇，嗣赴中央黨部示威，由蔡孑民、陳真如出見，均被毆受傷。陳暈倒地，蔡被劫去。幸由衛兵開空槍示威，學生潰散，方始救回。
當然，在製止學生行凶的過場中，掛彩肯定是少不了的，這種情況雙方都有。至於國民黨方麵，除蔡元培和陳銘樞以外，還有數人被學生毆傷，其中”工友吳尚銀傷勢甚重“。
應該說，從現有史料來看，認為國民黨蓄意製造慘案的觀點，尚無根據。而且，那時候的輿論管製並不嚴厲，如果真是國民黨先開槍、又打死兩名學生的話，那些民主鬥士還不吵翻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