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是新中國的締造者、建設者，是馬列主義的偉大踐行者，是帶領全國人民共同建立起人人平等的社會主義新中國的領袖標榜。毛澤東思想是偉大的智慧借助於廣博的曆史知識同社會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思想的預見性、可持續性和毛澤東思想對社會主義社會的指導意義不容置疑。
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新中國所做的曆史貢獻可簡要概括如下：一是把蔣介石老先生趕到了台灣，避免了新中國像南北朝鮮那樣的兩黨對峙和民族分裂。二是帶領全國人民共同建立起了人人平等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創建了一整套完善的社會主義道德法製和人民民主體係，把中國人的身心從幾千年封建傳統奴役思想統治中解救出來，打破了封建統治者“貧富自有天定”的愚民統治，把中華民族推向了一個更高層次的時代文明。開創了人類文明的新紀元。三是通過“文化大革命”地發動從很大程度上解除了為新中國立下赫赫戰功的開國元勳們手中的權利和權威的威懾力，避免了毛澤東逝世後他們之間的相互紛爭，為新中國的和平穩定、長治久安掃除了思想人為障礙——此舉堪同宋初的“杯酒釋兵權”相媲美。
一.“文革”是特定曆史條件下的特定產物
毛澤東暮年時曾經自我總結說：“人生七十歲古來稀,我八十歲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了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和蔣介石鬥了那麽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麽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隻有那麽幾個人，在我耳邊唧唧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都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麽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麽辦？隻有天知道。”
既然毛澤東明知“‘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可毛澤東為什麽要把“文革”堅持到底呢？難道毛澤東不明白開國元勳們手中的權力和權威的威懾力有多麽巨大嗎？毛澤東既然明知“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麽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可毛澤東為什麽又要刻意去“招惹”那些開國元勳們呢？難道毛澤東真的沒有給自己留一條“後路”的智慧嗎？難道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真正意義和所要達到的目的不值得我們去深思嗎？
通過毛澤東的“蓋棺定論”和毛澤東統攬社會全局的高度我們不難推解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真正意義和所要達到的目的到底是什麽？
首先我們不可否認毛澤東一手發動起來的“文化大革命”有被少數人利用的嫌疑——比如“文革”中的武鬥事件。不能否認“文革”的發動使部分學生喪失了學業的機會。我們也不可否認因部分人對毛澤東“文革”思想的理解偏差給少數無辜者帶來的那場人生劫難是空前的。但事物都具有兩麵性。從另一層意義上來講：“文革”的發動與否事關新中國的存亡。假如在“文革”發動的過程中沒有那些“鬧劇”（或者說是“小插曲”）又怎麽能發動起群眾？“文革”又怎麽能取得成功？
我們必須認可開國元勳們為新中國的解放和建設所作出的曆史貢獻是無比巨大的。我們必須認可如果沒有開國元勳們的群策群力和浴血奮戰，就就不會有中國廣大勞動人民的徹底解放和新中國的誕生。為新中國的解放和建設立下赫赫戰功的開國元勳們的心性雖然各異，但他們都堪稱是英雄中的英雄、強人中的強人，他們中的每一位都有充足的理由讓後來人用最高的禮儀去崇敬和膜拜。但我們同樣不能無視為新中國的解放和建設立下赫赫戰功的開國元勳們又是一個不穩定的社會群體，開國元勳們的功名和榮耀不是憑空得來的，是因了他們的出生入死、浴血奮戰。從另一層意義上來講，開國元勳們都會自覺不自覺地以赫赫戰功自居，他們服從毛澤東的統一領導是因為他們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信服，但假如沒有了毛澤東的統一領導，他們誰又會服誰？他們中的哪一位沒有充足的理由去做毛澤東的“接班人”？假如在毛澤東逝世後他們因所持的觀點不同、或言語不和而鬧起紛爭，又有誰能勸解得了？又有誰能夠想象得出他們憑借在黨和群眾中的公信力、號召力，振臂一呼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假如他們在毛澤東逝世後鬧起紛爭，又有誰敢斷言他們不會把新中國鬧個四分五裂、天翻地覆？
對於開國元勳們手中的權利和權威的威懾力的不可撼搖性。從以葉劍英元帥為首的開國元老依靠在黨和群眾中的公信力、號召力，在毛澤東逝世後就隨之協助華國鋒逮捕了以“開國夫人”江青為首的“四人幫”；以葉劍英元帥為首的開國元老們因對毛澤東一手發動起來的“文化大革命”對開國元勳們所造成地“迫害”存有抵觸心理等原因，不久後又一道解除了毛澤東一手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的中政職務，並重新起用了鄧小平這一客觀發生的事實就可見一般。
毛澤東正是預見了這一點，所以才不得不適時發動了那場針對專權主義和專權政治的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特定曆史條件下的特定產物。“文革”思想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分支，是毛澤東思想的精華所在。
“文革”是針對專權主義和專權政治的一場政治思想鬥爭。說“文革”的“亂”隻是一個表象是因為“文革”的發動：1.沒有破壞社會生產；2.沒有引起社會動蕩；3.沒有涉嫌國防和部隊建設；4.沒有外國列強的趁虛而入——這又何“亂”之有？
“文化大革命”成功發動的另一層意義在於喚醒了民眾、解放了人民的思想、把政府的權利運行置於在了人民的監督之下。毛澤東通過對“文化大革命”的成功發動，讓廣大勞動人民真正的認識到，在社會主義新中國、在毛澤東執政的人民時代，執政者的執政權利和執政地位都是人民所賦予的，他們的執政目的是為了更好的為人民服務，他們所得到的榮譽和利益是因為人民對他們工作成績的認可，他們沒有淩駕於人民之上的特權。
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意義在於通過“文化大革命”的發動消除了社會不穩定隱患、解放了人民的思想、壓製了專權主義和專權政治的逐步抬頭。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意義中的“喚醒了民眾、解放了人民的思想”和“壓製了專權主義和專權政治的逐步抬頭，消除社會不穩定隱患”兩者之間無所謂派生與主流，這些都是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必要的前提和基礎。之所以把毛澤東“文革”思想中的“消除社會不穩定隱患”放到第一位是從毛澤東思想的大局認識出發對“毛澤東把‘文化大革命’作為他一生所做的兩件事之一”的同步思解。
毛澤東的執政目的始終堅持的是“一切為了人民，為了人民一切”。從毛澤東一生（尤其是晚年）的執政思想理念中可以感悟出：毛澤東把他一生的精力和心血都奉獻給了社會主義新中國這個“大我”，而把家庭和親情這個“小我”放到了次要的位置。
毛澤東為了“文化大革命”的成功和深入不得不把與他共同經曆戰爭艱難歲月的“開國夫人”江青推向了革命的前台——作為一顆棋子來下，但毛澤東晚年同江青“劃清界線”起到了保護江青的作用嗎——沒有——多麽可憐又可敬的老人呀！
就毛澤東思想的無可挑剔性和人之常理去推解毛澤東一手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決沒有理由（也沒有那麽大的魄力）在毛澤東逝世後就隨之逮捕了以毛澤東的夫人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在獄中道出真情“我就是主席的一條狗，主席讓我“咬”誰、我就“咬”誰”的江青也決沒有理由去反動毛澤東一手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的中政職權。唯一合理的解釋應該是逮捕“四人幫”是毛澤東生前對華國鋒的事先安排，是為了消除社會不穩定隱患——對於毛澤東對江青的思想決策，請參見漢朝初期的“呂後叛亂”和曆史上的後宮亂國——並以此提高華國鋒在黨群中的政治威望——但即便是這樣，江青也沒有理由去怨恨毛澤東什麽，因為隻有她的丈夫才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才是中華英雄譜中的好男兒——願江青老人歸去的靈魂在“天國”裏安息!
這裏對毛澤東的“文革“思想同宋初的“杯酒釋兵權”的比言也僅指兩者發生的社會效力同等相仿，但毛澤東的執政目的是“一切為了人民，為了人民一切”，這與僅僅停留在以維護自身權益和階層連帶利益為目的封建王權統治時代的帝王統治者的狹義的統治思維之間根本沒有可比性而言。
說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被迫不得已而為之是因為作為“性情中人”的毛澤東不可能同與他共同經曆戰爭艱難歲月的開國元勳們沒有深厚的戰友情懷。但受特定曆史條件的限製，為了新中國的長治久安毛澤東又不得不這麽做，對主席來說發動”文革”的初衷在當時也隻能讓天知、地知、自知——難為老人家了。
曆史是一個很沉重的話題。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尤其是毛澤東的文革思想）的曆史評價和定性應站在曆史和客觀的角度去進行，讓一群在毛澤東時代被作為“專政對象”的、受過“文革”“迫害”的人去“定性”毛澤東的“是非功過”的做法是不可取的，這樣的“定性”必將被曆史所否定。
“文革”是特定曆史條件下的特定產物，毛澤東執政的“文革”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雖然“文革”不能也沒有理由再在新中國重新上演，但中國變成當今這個樣子確實是辜負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對新中國的期望。
當前我們急迫要作的是：必須首先去客觀肯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對社會主義社會的指導意義，盡早還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以曆史清白，盡快去恢複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和社會主義道德法治體係，徹底鏟除官場整體腐敗，還社會以公平正義，隻有這樣，中國的長治久安才不會成為一句空話，
二. 發展社會主義為什麽必須堅持公有製經濟路線？
“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在5月25日送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下山的時候，毛主席大聲地問：‘你是沒有忘記我在專列上的許諾吧？我為什麽把包產到戶看得那麽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製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製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麽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麽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麽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張平化激動地望著毛主席，大聲地說：‘主席，我懂了’。”
放棄公有製經濟路線，放縱個人私欲，允許私有財富無限積累，允許社會貧富兩極極端分化是資本主義社會最根本的政治製度。
在金錢至上的資本主義社會裏私有資本家從事社會生產的唯一目的是為了用最小的成本投入去獲取最大的生產利潤。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縱深發展，工人階級所創造的勞動價值被資本家無限剝奪，這樣勢必會造成社會財富的高度集中和資本壟斷，而代表社會整體消費水平的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收入水平卻停滯不前。在資本主義製度之下，因廣大勞動人民的個人收入不能與社會經濟發展同步，從而導致了國民整體消費水平相對於社會生產力的嚴重滯後。
在資本主義社會製度裏因社會財富被高度集中在少數私有資本家手，因廣大勞動者的收入水平的嚴重滯後與經濟的發展所導致的國民整體消費水平的停滯不前，因私有資本家為了獲取最大的生產利潤所導致的盲目生產和不正當生產競爭的經濟壟斷競爭，勢必會造成資本主義國家“生產過剩”的假象和因私有資本壟斷者的哄抬物價所導致的通貨膨脹。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社會製度下的“生產過剩”不是因為人民的物質生活條件得到了充分的滿足，而是因為相對於社會經濟發展的人民消費水平的嚴重滯後和資本家為了獲取最大利潤的盲目生產所導致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製度裏由於社會的整體消費水平不能與社會經濟發展同步，因為資本家的盲目生產所導致的“生產過剩”和因不正當的壟斷競爭所導致的通貨膨脹造成了資本主義製度下頻繁的經濟危機。在資本主義社會製度裏，隨著個人私欲被無限的放縱和社會私有財富的無限集中，經濟危機的發生的頻率也會越來越高，越來越嚴重，最終會導致經濟的崩潰。
在資本主義社會製度裏，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永遠不可調和。隨著社會私有財富的無限集中和“官商勾結”所造成的社會整體貪腐，會不斷激化社會矛盾，伴隨滋生諸多的社會不穩定因素永遠不可調和。隨著社會矛盾的不斷激化，會導致社會革命的發生，直至資本主義政治體製的最終滅亡。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因個人私欲的無限膨脹和私有資本家對社會主義法製道德觀念的喪失造成了對能源開采的嚴重失衡和社會環境的極度汙染。因私有資本家為了減少生產成本放棄對安全生產的資金投入，造成了諸多的重大安全事故和生產工人的生命財產損失。
以公有製經濟為主體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在於：1. 社會主義製度下的集體經濟模式代表了先進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通過以公有製經濟為主體的計劃經濟體製的建立和實施，使社會集體經濟模式下的社會生產，社會分工和勞動生產合作更加趨於完善合理。通過對“小農經濟”樣的落後的私有製經濟生產模式的打破，解放了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適應了社會化大生產的需要，為社會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可靠的經濟製度平台。2.通過對社會生產利潤的分配和再分配，體現了社會分配的公平公正；通過社會主義製度下的“同工同酬”實現了勞動者用勞動（體力或腦力）換取應有的報酬的公民權利，增強了廣大勞動人民的勞動積極性，避免了資本主義社會製度下因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不可調和矛盾所導致的社會革命。3.毛澤東時代執行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製度，把個人收入最大差額比率控製在1：1.8範圍之內，真正體現了社會分配的公平公正，增強了廣大勞動人民的勞動積極性，避免了因社會分配不公所導致的社會貧富兩極極端分化和因社會分配不公所激化的階級矛盾，實現了經濟的發展與社會整體消費水平的同步，為社會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可靠的製度平台。在毛澤東時代，通過公有製經濟體製下對“計劃經濟”的實施，避免了資本主義製度下因私有資本擁有者的盲目生產和不正當的壟斷競爭所導致的通貨膨脹和經濟危機。
三.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跳出“曆史盛衰周期律”的必然選擇
封建帝王專權統治導致了國家權力的高度集中和對統治者個人意誌的盲目性、盲從性。在封建帝王專權統治製度下，因各個王權統治者的個人領導能力的相懸殊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鬥爭的尖銳性、複雜性，因封建社會所執行的“貧富自由天定”的愚民統治對勞動人民殘酷的剝削剝削和勞動人民的反抗，因社會財富分配的嚴重不公和封建社會階級矛盾的不可調和性等原因，形成了曆史各封建王朝都難逃“曆史盛衰周期律”的怪圈。
早在1949年建國之前，這個奇怪的“周期律”問題就嚴肅地擺在了共產黨人麵前。在這方麵，具有代表性的是人們所熟知的延安時期毛澤東和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的一次談話。黃炎培說：“我生60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期聚精會神，辦事盡心盡力。繼而環境漸漸好轉了，但精神也漸漸放下了。有的因曆史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一部曆史，‘效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初興後亡的‘周期律’。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個周期律的支配。”當年，毛澤東非常自信地回答道：“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會鬆懈，隻有人民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民主政治，本質就是將一切政治活動都納入憲法和法律的軌道，各種政治力量在憲法的框架內進行和平、理性的協商、博弈，最終達成最大的共識，並上升為全體人民共同遵守的國家意誌。
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跳出“曆史盛衰周期律”的必然選擇，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解決發展中出現的一係列矛盾和問題的根本途徑。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在於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社會主義道德法製和人民民主體係，在於社會分配的公平公正，在於憲法賦予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能夠切實執行，在於人民對政府權利運行的監督製約不再是一句空話，在於通過向實現民主製度的國家進行學習和借鑒，從而找到一條適合中國社會發展的社會主義民主道路。
當前社會科技的相對發達和互連網的迅速崛起，工人階級的新生力量農民工的迅速崛起，國家教育事業的不斷拓展完善，城鄉“距離”的不斷拉近，人民思想認識水平的不斷提高等諸多因素為新中國民主政治的實現創造出了良好的平台。
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需要中央領導的英明決策，需要廣大勞動人民和社會各界愛國人士的廣泛支持與參與，需要全國各族人民的團結一心、奮力爭取。
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必將是中國曆史文明的一次新跨越。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道路是曲折的，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任務是艱巨的，但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前途是無限光明的。讓我們共同期待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實現這一天的早日到來。
四.“大躍進”與三年自然災害。
近來網上謠傳著“大躍進餓死三千萬人”的荒謬言論讓人看了憤慨。
我們不排除三年困難非正常人口死亡的厄運發生，我們先撇開毛澤東執行“大躍進”政策的初衷不論。假如作為凡人的毛澤東在沒有預見到隨之而來的“三年自然災害”的前提下通過“大躍進”政策的執行讓飽受饑難的勞動人民能吃飽一些、吃好一些也算得上“浪費”的話我們不妨使用“浪費”這個字眼，誰的心中都有一杆秤，我們不妨推算一下毛澤東執行的“大躍進”政策到底有多少糧食被“浪費”進了人民的肚子？這些“浪費”掉的糧食總合到底能讓當時的中國人民在維持正常生活水準的前提下能共同“消費”多少天？“大躍進”期間“浪費”到人民肚子裏的糧食總合能不能讓當時的國民躲過因自然災害導致的三年饑荒？也就是說，當時到底有多少人是因為“大躍進”政策的執行“錯誤”而被餓死？假如那些反毛者的“大躍進政策造成幾千萬的人口死亡”的謬論是為了叫高解恨，那麽為什麽僅僅把三年的人口“死亡”數目推給“大躍進”呢？為什麽不把五年、十年、甚至一百年中國人口“非正常”死亡係數都推給“大躍進”呢？為什麽不把“大躍進”造成的人口死亡數字說成是一億、十億、甚至一百億呢？——“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種混淆是非的“邏輯思維”也真的是太高明了！
對於“三年困難時期”，《毛澤東的兒女們》一書中有過這樣的記述：“毛澤東對子女教育很嚴，不許他們搞特殊。在北大讀書時，李訥住校，每周末才回家。她從西郊乘公共汽車進城，從不乘小臥車，在剛上學的一段日子裏，不少同學甚至不知道她是中國的第一號“公主”。三年困難時期，李訥在學校報口糧，她說自己是共青團員，應該分擔國家的困難，隻報了17斤。毛澤東聽後很高興，說就應該這麽做。糧食不夠吃，毛澤東也不讓她從家裏帶東西到學校。有一次，李訥帶了一包奶粉，毛澤東知道後很不高興，說這樣做影響不好，以後李訥再也沒有往學校帶過吃的東西。因此，她和大家一樣，經常餓肚子”。
讀過《毛澤東的兒女們》的論述後我們不禁要問：就算“三年困難時期”中國人民再忍饑挨餓，難道真的擠不出作為國家元首的毛澤東一家幾口人的飯食嗎？假如現在鬧起饑荒，不要說對中國元首，就算是對普通官員又會有什麽妨礙呢？
當自然災害來臨之時人的生命與自然抗衡的能力是極其頑強的，在饑餓的脅迫下隻要能下咽的東西（比如一草一木，比如樹皮、樹葉）人都可以把它們作為“食物”用來充饑，饑荒要奪去一個人鮮活的生命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
新中國三年困難時期造成人口增長緩慢不是因為人口死亡率的相對增高，而是因為人口出生率得普遍降低。用一句不太恭維的說就是在大饑荒年代人們緊顧著挨餓了哪還有什麽“閑心思”去生孩子？據筆者聽聞，在三年自然災害的嚴重時期，很少有新生命的誕生。幸好三年困難時期出生的人大多都還健在，如果有疑問隻要到戶政部門查詢一下三年困難時期中國人口出生率，同相近年份的人口出生數字做一下比較就會對此一目了然，“三年自然災害造成幾千萬人口死亡”的荒謬言論也就會不攻自破。
五.毛澤東的知人善任
對於國家的成就，《史記》-《高祖本紀》中劉邦有過這樣的闡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裏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範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
說起毛澤東的知人善任，我們首先要認可毛澤東對曆史的認知力和對曆史知識的活學活用。既然毛澤東能深諳曆史，所以毛澤東也應該能夠深刻理解劉邦對自己成就漢位的思解，並能以此思定出新中國的成立是因了全國人民的上下一心、奮力爭取，是因了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政府的不得人心，是因了開國元勳們的群策群力、浴血奮戰——是因了天時地利人和——總之，解放新中國的豐功偉績不是一人之力所能成就的。依此類推：新中國的社會發展也必須要依靠全國人民的上下一心共同爭取，必須要有中央領導集體的英名決策，要發展社會主義也必須要用好人、用對人。
對“君子、小人”之說司馬光老先生在《資治通鑒》有過這樣的闡述：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強。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製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為國為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從鄧小平的執政結果來看：鄧是一個將才，但他不是一個能統攬全局的帥才(他武不比林彪、粟裕、彭德懷，理財不比陳雲），他或許有一定的經濟頭腦（這也是毛澤東所看重的），但他同時又存有“小人”心理（從鄧執政後隻要毛澤東堅持的他都要反對這一點就可以看出鄧對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對他所造成的“迫害”是始終記恨在心的），從鄧執政後隻要毛澤東堅持的他都要反對這一點也預言了毛澤東的“鄧不可用”。鄧思維的片麵性決定了毛主席對鄧存在的“反複”心理（用一句毫不誇張的話說就是：假如毛澤東在鄧下放時不刻意保留鄧的黨籍，假如毛澤東在”文革”時代想依靠人民的聲勢去存心整鄧，那就象捏死一隻螞蟻那麽簡單），毛澤東成就鄧的“二起三落”大約也是想通過對鄧思想改造去完善鄧的執政理念（以便後用）。但事與原違——鄧的執政結果讓鄧複出前對主席的保證“永不翻案”成了一句千古笑談——但值得慶幸的是，正是因為有了造化賦予鄧的執政結果做反襯，才更彰顯了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內涵。
六.毛澤東思想與改革開放三十周年
公元2008年是毛澤東逝世三十二周年，也是鄧小平執政改革開放三十周年。毛澤東和毛澤東所開創的人民時代已經離我們而去整整三十二個年頭了。自從鄧小平執政後，鄧通過對文化大革命的全盤否定和對毛澤東執政的“大躍進”造成幾千萬人口死亡的荒謬言論的默認，讓毛主席光輝的形象在人民心中留下了“陰影”。鄧用放縱個人私欲所成就的私有製經濟體製也已經把毛澤東帶領全國人民共同創建起的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路線完全拋棄。
三十二年對有限的生命來說是漫長的，三十二年對以時間和空間為統稱的宇宙來說卻是微不足道的。毛澤東和毛澤東所開創的人民時代已經離我們而去整整三十二個年頭了，但是在民間，人民對毛主席的思念和緬懷，人民對毛澤東思想的研究和探討，卻一刻也沒有停止過。是什麽力量讓毛澤東這個名字成為了永恒？——是毛澤東執政的人民時代的天下為公，是人民對正義和良知的呐喊與呼喚。
毛澤東時代麵臨的是新中國的一窮二白，百業待興；是蔣介石老先生把大量財富掠奪到台灣；是蘇聯技術援助的全部撤回和催逼還債；是外國列強對新中國的虎視眈眈和經濟技術封鎖。在國內外政治經濟環境和敵對勢力的雙重製約下,在毛澤東時代又何談改革開放？
假如在毛澤東時代蘇聯“老大哥”不撤回經濟技術援助，不催逼還債，毛澤東時代的社會經濟勢必會呈現出另一番欣欣向榮的景象。毛澤東時代的“自力更生和艱苦奮鬥”是被蘇聯“老大哥”逼出來的，被蘇聯“老大哥”同時逼迫出來的是毛澤東時代所成就的巨大的水利工程建設，工農業基礎建設和代表國防最尖端科技的“兩彈一星”。
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所成就的雄厚的經濟和國防實力作基礎，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新中國的國際地位的不斷攀升，又何談“改革開放”？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踐證明，正是有了毛澤東時代所成就的雄厚的國防經濟實力做基礎，才為新中國換來了幾十年的和平，才成就了鄧改革開放政策的順利實施。
我們不可否認鄧小平對“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思解和鄧小平所實施的以社會經濟發展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是對毛澤東經濟思想的再繼承。但我們同樣不能無視鄧小平用放縱個人私欲所造就起的私有經濟體製是對社會主義公有製路線的嚴重背離，不能否認鄧小平在用放縱個人私欲發展私有經濟的同時放棄社會主義道德法製建設所造就的“貪、奸、淫、亂、黑、惡”的無可挽回性，不可否認鄧的改革開放在成就了少數人的極端富裕的同時並未使廣大勞動人民的生活條件得到根本改善，不可否認鄧的改革開放政策所成就起的私有經濟體製的零散性、對外來經濟技術的依賴性、私有經濟體製下技術含量的低劣性質、私有經濟體製的泡沫性質和私有經濟發展的不可持續性，不能無視私有製經濟體係的不可操縱性、私有工業生產對社會環境所造成的嚴重汙染和私有礦主對能源開發的嚴重失衡；不能無視社會主義道德法製建設同社會經濟發展兩者之間的不可替代性。
假如毛澤東的生命能延續到現在，誰敢斷言他老人家駕馭下的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體係所創造的社會價值不比現在？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決不會有當今社會的無官不貪；決不會有當今社會的貧富兩極極端分化,決不會有黑惡勢力的極端抬頭和娼妓、情婦“製度”的合法化,也決不會有社會普遍存在的“官商勾結”、“官匪勾結”、形同“警匪一家”的“稅企一家”和靠鑽“社會主義”空子暴富起來的私有資本擁有者所成就的無稅不偷（“偷”指偷稅漏稅）的破爛格局。
腐（“腐”指腐朽的思想和腐化的製度）可敗國，聽之任之，國將不國。
七.毛澤東執政的人民時代的道德和法製建設
沒有物質的精神是虛無，沒有精神的物質是浮華。人是生命與智慧的完美結合體。人類的文明標示包括是一個科技的進步（物質文明）和思想的提高（精神文明），人類思想認識的提高同經濟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是一個相輔相成的過程。我們不可否在經濟相對落後的封建社會製度下，孔子的儒家思想為維護封建帝王統治的穩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隨著人類文明的不斷前進，在當今社會代表封建愚民統治的孔子的儒家思想已經成了人類走向更高層的時代文明的最大的思想桎梏，已經被曆史所淘汰。
社會主義社會是人類走向更高層次的文明後的必然選擇，在當今社會條件下，隨著人民思想認識的不斷提高，完善社會主義道德法製體係、實現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的雙重統一是構建人類和諧社會的先決條件，是維護社會主義製度成敗的關鍵。
在社會主義社會製度下，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前提是必須要有一整套完善的社會道德法製體係作保障，必須要有公平公正的社會分配製度作基礎，必須要有經濟的發展和社會整體消費水平的相製衡。
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是無愧於新中國和中國人民的，這具體表現為：毛主席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建立起了一整套適應社會主義發展需要的完善的政府機構和民主監督體係，毛澤東執政的人民時代更注重社會分配的公平公正，更注重對中國人民精神和物質生活的雙重指導。毛澤東執政的人民時代人民所創造的勞動價值更多的來源於人民的精神動力。毛澤東執政的人民時代的道德和法製建設的成就主要表現在：在毛澤東執政的人民時代一切社會活動都以社會的公平正義為前提，在毛澤東執政的人民世代很少有損公肥私的社會不良事件發生，在毛澤東執政的人民時代不能說是“路不拾遺”，但絕對是“足不盜戶”。我們不能否認在毛澤東執政的人民時代也有個別的利己主義和違法案件的發生，但違法者的違法行為一旦暴露，他們就象過街的老鼠、人人喊打，那些違法犯罪者永遠是人民的罪人，他們不但會受到法律的製裁、還會受到人民的唾棄和良心的譴責。
與毛澤東執政的人民時代相比，當今社會以“貪、奸、淫、亂、黑、惡”為標示的社會整體腐敗之所以到了如此嚴重的地步，歸根結底是因為鄧執政的改革開放對社會主義路線的背離，是因為道德法製建設的相對缺失，是因為對專權政治和個人私欲的無限放縱，是因為國人精神世界的荒蕪。
要想徹底鏟除當今的社會整體腐敗不僅在於對貪奸淫亂者的依法懲治，更在於通過人民的參政議政形成人民對政府權力運行的有效監督體係。
八.毛澤東執政思想的具體性、有針對性和以社會穩定為前提
毛澤東思想的可適用性在於毛澤東執政思想的整體性策略性和具體針對性的相統一。
毛澤東時代執行的政策都是根據實事的需要以社會穩定為前提采取過度等辦法去逐步執行的。比如在毛澤東時代對蔣區和蔣軍實行的政策，比如在土地政策中實行的先減租減息再沒收地主的土地並對地主富農進行思想政治改造，比如對民族資產階級實行的資本收買政策，比如對西藏農奴製的改革，這些政策的執行都是在以社會穩定的前提的基礎上，根據時勢需要，分層次、分階段去逐步實施的。
九.對毛澤東思想的學習和再繼承
在當前曆史條件下，我們首先必須認可毛澤東思想的可適用性和無可挑剔性，必須認可毛澤東思想對社會主義的偉大意義。
“與時俱進”貫穿於毛澤東的全部思想認識，“與時俱進”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實事求是，不堅持錯誤”是毛澤東思想的根基和命脈。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人民思想認識的不斷提高，麵對當今的社會人為，我們沒有必要去重複毛澤東時代。假如毛主席老人家的生命能夠延續到現在，麵對當今的社會人為他老人家也隻能在堅持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路線不動搖的前提下，采取特事特辦的辦法通過一係列過度政策去逐步實現社會經濟由私有向國有的轉化，通過對“貪、奸、淫、亂、惡、黑”的徹底鏟除去消除社會不穩定隱患，通過公平社會分配製度還社會以公平正義，通過喚醒民眾、解放人民的思想去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通過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實現把人類推向一個更高層次的時代文明。
中國當前和今後一段時間內要走的路是：高舉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毛澤東思想和在社會主義實踐過程中積累起來的一係列思想真理為指針，發展社會經濟，加強執政監督，消除社會貧富兩極極端分化，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路在腳下，隨著人民思想認識的不斷提高，我們堅信正在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能夠勇擔重任，能夠在社會主義偉大實踐過程中以“實事求是，不堅持錯誤”為原則，能夠用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去跳出曆史朝代“盛衰周期率”（完成毛主席老人家未了的心願），能夠通過“與時俱進”把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不斷推向前進，能夠為社會主義這條大路越走越寬掃除思想人為障礙。
後記
沒有民族的信仰，就沒有民族的團結，也就不會有民族的崛起。
毛澤東思想之於社會主義等同於孔子的儒家思想（已經過時）之於封建主義，等同於佛祖的佛教思想之於以時間和空間為統稱的廣闊的宇宙(他們的思想在特定曆史條件下都無從超越)。
中華民族的精神信仰應該建立在“華夏的祖先炎、黃，民主的先行者堯、舜，推翻封建奴役統治的孫中山，開創人類曆史新文明的毛澤東”之上，中華民族的崛起在於要以這些代表中國高尚思想文明的先行者為思想統領，在於讓把中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斷推向前進。
環境造就人為，我寫這些不是指望那些享有充裕的物質生活條件，以維護自身利益和階層連帶利益為目的的執政者和私有資本擁有者從中去覺悟些什麽、認可些什麽，我的這些認識和觀點對那些高高在上的執政者、私有資本擁有者和所謂的精英們來說隻是對牛彈琴，我對他們也不抱有任何期望，雖然那些高高在上的執政者和資本擁有者為了收攏民心、樹碑立說有時也會對勞苦大眾發些慈悲、施些善政，但這些都要建立在他們的個人私欲（權欲、錢欲、色欲）不被侵犯的前提之下，假如要讓他們在人民利益和自身利益中做出選擇，他們唯一的共性就是放棄人民的利益。我寫出這些觀點和認識隻是想讓那些良知者、思想認識者、追尋真理者、無產階級思想者和廣大青年學生在對社會主義認識和再認識過程中能有所啟發，能在尋求社會主義真理過程中少走一些彎路。
毛澤東思想是前無來者，但毛澤東思想會後繼有人，因為我們在對社會主義實踐和認識、再認識過程中有毛澤東思想為我們作指引和鋪墊，因為我們有巨人的肩膀可攀！
哀哉為英魂長祭，壯哉讓中華雄起。祖國是炎黃兒孫永遠的根，期待聖人再現，祈禱中華永興！
最後，我們僅就那些反動者對共產黨解放新中國的必然性的“質疑”和蔣介石老先生所領導的國民政府同美帝國主義之間的附庸關係做一下簡單的闡述：曆史都有它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假如造化賦予以蔣介石老先生為首的國民黨政府去執政當今的中國，那麽蔣執政下的當今的中國無疑是當今小日本的再翻版——中國的陸、海、空要對美國全權開放。美國要在中國設立軍事基地，派美大兵對蔣政府實施“保護”。蔣介石老先生領導下的國民政府要象當今的小日本那樣，時不時的提供美少女供美大兵實施強奸。
注:此文的曾用名為《毛澤東思想與改革開放三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