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給毛澤東最後的上書
春去秋來，中國的曆史在曲折中前進。1965年9月21日，彭德懷寫了一封信給毛澤東，請求允許他回農村去。彭德懷的信當天下午便送到毛澤東案 頭。毛澤東看信後，於23日早7時半，叫秘書打電話給彭德懷，約他8時半前去談話。彭德懷謹慎了些：“主席習慣晚上工作，上午要休息，我晚上去吧。”秘書 答：“叫你上午就來吧！”
彭德懷即乘車前往，8點15分到達頤年堂，毛澤東已在門口等候，看到彭德懷過來，遠遠就伸出了手。
兩人握住手，打量著。毛澤東的目光掃過彭德懷黑瘦的麵容，斑白的兩鬢，似生傷感，說：“幾年不見，你顯老了。”
彭德懷勉強笑了笑：“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
毛澤東笑了：“早在等著你，還沒有睡覺，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興得睡不著。”毛澤東頓了頓，又說：“你這個人有個強脾氣，幾年也不寫信，要寫信就寫八萬言。今天還有少奇、小平、彭真同誌，等一會就來參加。周總理因去接西哈努克，故不能來，我們一起談吧。”
毛澤東對彭德懷說：“現在要建設大三線，準備戰爭。按比例西南投資最多，戰略後方也特別重要。你去西南區是適當的。將來還可帶點兵去打仗，以便恢複名譽。”
彭德懷答：“搞工業是外行，完全無知，政治上也不好做工作。”
兩人在院子裏邊走邊談，彭德懷談到在廬山會議上自己提到的三條保證，毛澤東說：“你說的三條保證，後麵兩條還記得。也許真理在你那邊，你的問題讓曆史作結論吧。”又說：“廬山會議是曆史的插曲，已經過去了。要振作精神向前看。”
8時40分左右，劉少奇、鄧小平、彭真先後來了。大家略事閑談，轉入正題。毛澤東說：“彭德懷同誌去三線也許會搞出名堂來。建立黨的統一領導，建立三線建設總指揮部，李井泉為主，彭為副。還有程子華。”
彭德懷還是不願接受：“我去搞工業是外行，時間緊迫，恐有所負，我想去邊疆搞農業。”
劉少奇、鄧小平、彭真一起勸他，說搞工業大家都不懂，都在摸索。
毛澤東環視在座的人，斬釘截鐵地說：“彭德懷同誌去西南區，這是黨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來談。我過去反對彭德懷同誌是積極的，現在支持他也是衷心誠意的。”
毛澤東這幾句話深深感染了彭德懷。(見《彭德懷傳》及《一個真正的人》)
毛澤東繼續說：“對老彭的看法應當是一分為二，我自己也是這樣。”他談起了往事：“立三路線時，三軍團的幹部反對過贛江。彭說，要過贛江。一言 為定，即過了贛江。在粉碎蔣介石的一、二、三次‘圍剿’時，我們合作得很好。反革命的‘富田事變’，寫出了三封挑撥離間的假信，送給朱德、彭德懷和黃公略 三人，彭立即派人將此信送來，三軍團前委會還開了會，發表宣言反對了‘富田事變’。反對張國燾分裂的鬥爭中，也是堅定的。解放戰爭在西北戰場的成績也是肯 定的，那麽一點軍隊打敗國民黨胡宗南等那樣強大的軍隊，這件事使我經常想起來。在我的選集上還保存你的名字，為什麽一個人犯了錯誤，一定就要否定一切 呢？……”
毛澤東轉頭對坐在身旁的劉少奇說：“請少奇、小平同誌召集西南區有關同誌開一次會，把問題講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來找我談。”
談話進行了5個半小時。毛澤東一夜工作之後，還沒有休息，也沒有吃早飯，留彭德懷和在座諸人共進午餐。飯後，毛澤東顯得有些疲倦了。彭德懷依依不舍，起身向毛澤東和在座的同誌告別。
回到吳家花園，彭德懷仍然激動不已，立即提筆把和毛澤東的談話追記下來。
“毛主席還是了解我的。”彭德懷又有了以往那種豪氣和自得。但在與毛澤東告別時，毛澤東的一句話又給他投下一片新的陰影。臨別時，毛澤東忽然問：“你在中南海遊泳池畔對我說過要鬥劉少奇同誌，恐怕你是參加了‘高饒反黨聯盟’吧？”
彭德懷當時沒有在意，回來一想很是不解。的確，毛澤東後來一直認為彭德懷“裏通外國”，和高崗一樣，“想奪權”，這使得毛澤東最終沒有與彭德懷和解。
會上沒有看到周恩來，總有些心不甘。從毛澤東那裏出來後，他給周恩來處打過幾次電話，都說周恩來不在家。他放下電話，頗為傷感：“個個都忙，總理更忙。可我彭德懷卻閑呆了六年，慚愧呀！”
這天，他正在吃午飯，周恩來親自打來了電話，請他馬上去中南海西花廳。彭德懷立即叫車，可司機不在家。他急得團團轉，隻好給周恩來回電話：“總理，我的車馱不動了，改日再拜訪你吧！”
周恩來在電話裏說：“你的車馱不動，就用我的車去馱你，這叫舍車保帥麽！”
在西花廳，周恩來和鄧穎超熱情地款待彭德懷，詢問了他6年來的生活情況。彭德懷把同毛澤東會見的情景敘述了一番。周恩來聽後很高興，感慨道： “是啊，廬山的事過去6年了，教訓會使我們清醒過來。我們要認真地總結總結。主席說得對，不能分手到底，要團結，‘風物長宜放眼量’嘛，我們前麵有很多很 多的大事業等待我們去完成。”
彭德懷說：“這6年來，我日日夜夜都盼著能早點出來工作，我實在是閑不住啊！”
周恩來向他介紹了三線的建設情況，要他注意幾點，鼓勵彭德懷振作精神，為人民做出新的貢獻。
彭德懷走了，滿腔熱情地投入了三線建設的戰場。他本想把自己的餘生都獻給這裏的土地和事業。誰知還沒等他施展才能，一場更加巨大的政治風暴再次將他推上浪尖。1966年12月24日，他被北京來的紅衛兵劫持走了。
情況突變，西南建委的楊焙想了一下：“我看，打電話請示一下總理辦公室吧！”
他要通了長途台。
清晨6時，西南建委與總理辦公室的電話接通了。秘書周家鼎聽取了楊焙的匯報後，馬上將此事報告給周恩來。(見《周恩來和他的秘書們》中周家鼎：《總理風格如是說》)
周恩來問：“彭德懷同誌現在在什麽地方？”
“已被紅衛兵綁架，去向不明。”
周恩來一驚：“哪裏的紅衛兵？”
“北航‘紅旗’。”
“他們串得好快呀！”周恩來凝眉沉思，眉峰一抖，馬上吩咐：“立即告訴西南建委和成都軍區，馬上尋找彭德懷同誌，找到後將他保護起來，爾後迅速報告中央！”
周家鼎認真記錄著周總理的指示：
“請以中央和我的名義給西南建委、北航‘紅旗’的同學們、成都軍區、北京衛戍區去電：中央同意彭德懷同誌回京。但要嚴格執行以下三條：一、由成 都軍區派出部隊和紅衛兵一道護送彭德懷同誌到京。沿途不許任何截留，不得對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絕對保證他的安全；二、不許坐飛機，由成都軍區派出部隊 在北京車站等候，並負責安排彭德懷同誌的生活和學習。以上三條，同時通知北航‘紅旗’的同學。各單位必須嚴格執行，絕對保證彭德懷同誌的安全，對他的生命 安全各單位要向中央負責。”
周家鼎特意叫北航“紅旗”的人接電話，要他們必須很好地協助西南建委落實總理指示。爾後，他又急忙回到辦公室問周恩來：“總理，成都軍區給哪位負責同誌通話？”
周恩來說：“給黃新廷司令員打電話。”
“他已經失去自由了。”
“那……就找甘渭漢政委吧！”
“他也失去自由了。”
“噢？那……是韋傑同誌在負責吧？”
“是韋傑副司令員在暫時負責。”
“那就趕快通知韋傑同誌。”
周家鼎又通知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到總理辦公室接受任務。傅崇碧因正在主持會議，就讓政治部主任周述清前去代受任務。
周述清一到，周恩來立即布置：“你們衛戍區馬上組織力量，近日準備將彭德懷同誌接過來，負責他的生活和學習，要專人負責。到火車站去接人，絕對不能讓紅衛兵將人搶走，加害於他。有問題要及時報告。”
周述清走後，周恩來叮囑周家鼎：“要時刻注意西南的消息。”
1966年12月27日晚8時許，彭德懷所乘的列車抵達北京。北京衛戍區派警衛處參謀王金嶺專門負責彭德懷的生活和學習，他和周述清一起來到車 站，這時已得到風聲的紅衛兵也站滿了車站，準備截留彭德懷。王金嶺和周述清與其爭執一個小時，仍無法將彭德懷帶走，隻好同意紅衛兵頭頭打電話請示“中央文 革”。
此時，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和政治局正在人民大會堂開“碰頭會”。戚本禹接到紅衛兵的電話，眉飛色舞地向會議通報：“彭德懷已由紅衛兵押送北京站，請示如何處理？”
周恩來馬上站起來：“此事我已布置衛戍區了，讓他們去接，將他的生活和學習管起來。”
“衛戍區沒有來電話，是地院‘東方紅’的同誌打來的。”戚本禹捂住話筒，進一步探尋著意見。
周恩來問：“衛戍區沒去人接嗎？”
戚本禹轉過身去，又對著話筒喊。
周恩來預感到事情不妙，抽身離開會場，囑咐周家鼎快打電話詢問傅崇碧。周恩來跟傅崇碧通完話，才知就是戚本禹從中作梗，打著中央名義，要衛戍區把彭德懷交給紅衛兵。周恩來指示傅崇碧立即派人去把人要回來。
周恩來把戚本禹叫到辦公室，大聲斥責他：“戚本禹同誌，你知道你這樣做會造成怎樣的惡果嗎？如果你以為你的權力還不夠，那就把總理的位置奪走吧！把中央的大權統統奪走吧！”
28日清晨，傅崇碧接到“中央文革”打來的電話：彭德懷由北京衛戍區和紅衛兵共同管理。望衛戍區即派人與紅衛兵協商管理辦法。當時11時，彭德懷上了衛戍區的大轎車。
29日上午，周恩來親自給傅崇碧打電話，詢問了彭德懷的“監護”情況，而後再次指示：彭德懷同誌的住處要保密，要絕對安全。不許武鬥，不許遊街，不許逼供信。
彭德懷被“監護”後，於1967年元旦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這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上書毛澤東。信中寫道：
主席：
您命令我去三線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擔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負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學院紅衛兵抓到該部駐成都分部。 23日轉北京地院東方紅紅衛兵，於27日押解到京，現被關在中央警衛部隊與該紅衛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後一次敬禮！祝您萬壽無疆！
彭德懷
1967年1月1日
彭德懷寫信的用意自然是想讓毛澤東知道自己的處境，也預感到這是“最後一次”。到了2月，“文革”風暴更是席卷一切，一大批老幹部紛紛倒地，衛 戍區的“監護”任務也重了起來。周恩來指示傅崇碧，所有衛戍區的監護點要嚴格執行五條規定：一、萬人以上的鬥爭大會不開；二、不搞噴氣式，不打，不掛牌 子，不遊鬥，不抓走，不跑掉；三、可以看病、理發、洗澡；四、每天可以放20到30分鍾的風；五、哨兵放在門外。
因為有了這些交代，雖然外麵形勢很亂，被“監護”起來的彭德懷還沒有受到後來的那種非人道的折磨和摧殘。
但是工作了大半輩子的彭德懷，現在隻能在幾平方米的小屋裏讀書學習，捫心自問，寫交代材料；這讓他簡直無法忍受。有一天，王金嶺特地將侄女彭梅 魁送的水果、滋補品和一台收音機悄悄交給他，他卻堅決不要。他向王金嶺哀求道：“王參謀，你給我向毛主席打報告，向周總理打報告，權當曆史上不曾有我彭德 懷，權當不認識我，讓我回老家當農民吧！如果我的罪大於功，就幹脆把我處決算了！這裏我實在呆不下去了！”
王金嶺勸道：“老人家，這可叫我為難了。一個人的曆史並不是他自己也不是其他任何人想承認就承認，想否定就能否定的。再說，現在是“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時期，上下都亂。說不定等局麵穩定了，毛主席會想到你，會讓你出來工作的。”
彭德懷仿佛得到了一絲安慰：“那好，我等著。主席隻要讓我工作，我一定要求再去西南三線。我做夢還又去了三線哩！”
1967年4月18日的《人民日報》引起了彭德懷的注意。這天報紙登載了一則消息，講到國際市場上銷售鎂的情況。於是，他提起筆，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
總理：
前日閱《人民日報》……因而記起去年4月到石棉礦廠(安順場下遊20公裏)考察時，該廠礦渣很好，堆積大渡河兩岸，未曾利用，已流失不少。此種 礦渣中含大量鈣鎂，其次是磷，還有其他礦物質。加工後即成鈣鎂磷肥，用於農作物的底肥是很好的。石棉礦渣(礦餘)占95%，年可產四五十萬噸，設備簡單， 成本當然是很低的……此事可能被擱置。小事情本不應打擾您，但我不知應告何人，希原諒，順祝您永遠健康。
石 穿
1967年4月20日晚
彭德懷以他青年時起的名字署名，肯定是有所用意的。然而周恩來已經是焦頭爛額了。在年初專門研究生產的經濟計劃會議上，本來應該出席的有劉少 奇、鄧小平、彭真、陶鑄；可現在都成了一張張空椅子；無限惆悵中，他急切地盼望著主管工業的餘秋裏快些到來。他喃喃著：“現在管生產的隻剩下這一條胳膊 了……”而最終等來的是秘書的低語：“餘秋裏同誌被揪鬥去了。”如此一來，麵對彭德懷滿懷熱望的信，他又能做些什麽呢？
他沒有忘記彭德懷。
1971年國慶節前夕，衛戍區根據周恩來的指示，通知各個“監護”點，在現有條件下盡量過好節日，改善日常生活條件，絕對保證人身安全，一切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應一律廢除。
對於被“監護”的彭德懷來說，度日如年，眼看又一個春節到來，他更加焦躁不安。奇怪的是，這一天竟有人給他送來了禮品：糕點和罐頭。彭德懷接過禮物時，問起哨兵：“小鬼，這罐頭是你買的？”
哨兵回答：“不，是國務院管理局送來的，每人一份。”
“國務院？”
“對，是周總理讓送的。”
“總理？總理還沒有忘記我們……”
他雙手捧著禮品，止不住老淚縱橫，久久地站在那裏，嘴裏不停地念叨：“總理啊，我有一肚子的話要對你說，要對主席說呀！為什麽還不讓我出去呀！”
這幾年，彭德懷實際上已成了被軟禁的政治犯。在長達10餘年的專案審查中，由於找不到“裏通外國”的證據，而且，審查委員會主任賀龍自己也成了 被審查的對象，並先於彭德懷被迫害致死，彭德懷的專案審查交給黃永勝。1970年，“彭組”三次上報了《關於反黨頭目、裏通外國罪行的審查報告》，將“裏 通外國”、“篡黨篡國”和“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等罪名強加在彭德懷頭上，並對這位開國元勳提出了“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判處無期徒刑，終身 剝奪公民權利”的處理意見。所幸的是，毛澤東和周恩來看後都未作任何表示。這樣，彭德懷的“案”始終未定。
惡劣的監管條件和殘酷的批鬥審訊，摧垮了這位硬朗朗的鐵漢。到了1972年後，他經常便血。直到第二年4月，他才被送進醫院檢查，被確診為晚期直腸癌。真可以說，他是死於心腸太直了。
周恩來聞訊後，打電話批評了衛戍區監護辦公室和專案組：“彭德懷同誌病到這個程度，你們怎麽才知道？怎麽才報告？太不像話了。”他指示：請三○一醫院的同誌馬上研究手術方案，盡全力治療。
4月18日，醫院正式通知專案組：“145號”必須盡快動手術，否則有生命危險。專案組隻好打報告請示周恩來。周恩來批示：彭德懷同誌的問題還沒有搞清，手術不要受到影響，一定要做好。
可是躺在病床上的彭德懷卻堅決反對手術。他對著專案組的人吼道：“你們不把我的問題搞清楚，我決不做手術！”
專案組的人勸道：“你的案是毛主席定的，他老人家不點頭，誰敢……”
“那好，你們讓我去見毛主席！”
“你這不是給我們出難題嗎？告訴你，給你做手術是周總理親自批準的，你還信不過嗎？”
“那好，請允許我給總理打個電話，我有話要跟總理說。”
“你這不是無理取鬧嗎！”
“不對！我這是正確反映客觀事實，我在廬山講的是真話，我沒有錯！我到死也不認這個賬！不給我把問題搞清楚我死不瞑目！”他還想用自己最後一口 氣洗清自己的不白之冤，他堅持要在做手術前見一見毛澤東和周恩來，以講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見。後經侄女彭梅魁反複勸說，他才勉強同意先做手術。在生命的最後 一刻，他仍在不斷地申辯：“我沒有裏通外國！我自己犯有許多錯誤，但我不搞陰謀詭計，在這一點上，我是清白的！”在風雨飄搖的中國之冬，可能毛澤東、周恩 來都已無暇或無心顧及彭德懷了，整個中國都已亂了方寸，他們麵前的亂麻已經多得難以理清：毛澤東感覺到“天下大亂了”，自己“已經收到馬克思發來的請 帖”；而周恩來的處境更加困難，已經時時準備“入地獄”了。盡管我們無意苛求兩位偉人，廬山的那場風暴也不是他倆的“合謀”，但廬山會議確是一段無限的悲 劇“風光”。彭德懷於1974年11月29日含冤去世。當今天我們能公正地評價這段曆史時，“始作俑者”們都已紛紛作古，而這段繁雜的“曆史的插曲”，給 後人留下了苦澀的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