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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的軍事高參郭化若

(2010-09-24 04:42:13) 下一個

毛澤東的軍事高參郭化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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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生是高參的命,不是毛澤東的高參,就可能是蔣介石的高參。”

 

 

郭化若,原名郭可彬,又名郭俊英,1904年8月10日出生於福建省福州市一個城市貧民家庭。為供郭化若讀書,貧寒的父母被迫把兩個女兒先後賣給他人。郭化若9歲時便開始在一家報館抄寫通訊。1920年春,郭化若讀完了高小課程,報考福建省立第一中學,雖然考試成績名列前茅,但因學費昂貴不得不放棄,進了福州農林學校預科班學習,一年後轉入本科。不久,郭化若再度因貧輟學,揮淚開始了流浪生活。

 

1923年春,郭化若輾轉到達廣州,寄住在一個福建會館裏,靠替人代寫書信、抄稿、寫碑文謀生。1924年1月,他加入了改組後的國民黨;1925年秋,考入黃埔軍校第四期炮兵科學習,邁出了他近70年革命征途的第一步。那時,黃埔軍校雲集了周恩來、惲代英等一大批優秀的共產黨人。在他們的影響下,郭化若開始大量地閱讀馬列主義書籍,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6年3月,蔣介石製造“中山艦事件”後,郭化若毅然退出國民黨,成為公開的共產黨員。由於學習成績優秀,愛才的蔣介石曾兩次下令調郭化若去當參謀秘書,希望能把他拉到國民黨那邊去。後來,有人開玩笑說:“你郭化若天生是高參的命,不是毛澤東的高參,就可能是蔣介石的高參。”但是,郭化若認為蔣介石遲早是革命的敵人,所以他以“軍人應當效命疆場”為托詞予以堅決回絕。畢業後郭化若被委任為黃埔軍校炮兵第二隊代理隊長,這是他軍事生涯的第一個職務。

 

1926年7月,郭化若參加了轟轟烈烈的北伐戰爭,曾任北伐軍某部炮兵連連長。戰爭中,他這個“小小的炮兵連長開始考慮戰略、戰役問題”(郭化若語),對交戰雙方的兵力布置、用兵之道潛心鑽研,為終成一代軍事理論大家奠定根基。

 

1927年9月,在國共合作破裂、許多變節分子紛紛脫黨的情況下,郭化若在廣東省大埔縣三河壩附近趕上了南下的南昌起義部隊,在朱德領導下艱難轉戰粵閩贛邊境。期間,他對朱德和國民黨追剿軍周旋的遊擊戰術印象深刻,並對其進行了理論上的思考。

 

同年11月,郭化若赴蘇聯莫斯科炮兵學校留學,直到1928年冬才回國。具有戲劇性的是,郭化若在黃埔軍校學的專業是炮兵,到莫斯科留學學的也是炮兵,但他在軍事生涯中隻當過一個“小小的炮兵連長”和“掛名的炮兵校長”。後來在郭化若反複倡議下,1945年延安炮兵學校成立,郭化若因“科班出身”而被毛澤東任命為炮校校長。

 

在蘇聯學習期間,郭化若時刻關注國內革命形勢,拿定主意到朱毛紅軍中工作。1929年8月他抵達在閩西活動的紅4軍。對於這個黃埔高才生的到來,“紅軍之父”朱德非常高興,任命他為第2縱隊參謀。當月,在受命指揮攻打福建漳平的戰鬥中,他率部取得了以少勝多的突出戰績,當即被委任為第二縱隊參謀長。在紅4軍轉戰東江過程中,第 2縱隊長不幸中彈身亡,郭化若接任縱隊長。

 

9月,朱德等人致信毛澤東,請其出山主持紅4軍工作。郭化若也給毛澤東寫了封信,對紅4軍未來發展及國內革命形勢見解精辟,毛澤東大為讚賞,回到紅4軍後特意找郭化若談話:“你是福建人,但你的見識卻不是‘浮見’,是‘深見’,是深可見底的。古人說,‘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我說,秀才一出門,更知天下事,你到蘇聯這一趟沒有白去。也許真的是‘旁觀者清’,你在蘇聯看國內情況比國內一些同誌還清醒。難得!難得!”

 

1930年初,紅4軍撤離閩西,郭化若調任紅4軍軍部參謀處處長,在毛澤東、朱德身邊負責司令部的參謀工作和戰鬥文書起草工作。從那時起到1931年9月,他先後擔任紅1軍團指揮部參謀處長、紅一方麵軍總司令部參謀處長、紅一方麵軍代參謀長、中共紅一方麵軍總前委秘書長、中央軍委第二局局長等職,一直在毛澤東、朱德的直接領導下做參謀工作,參加了攻打福建上杭、湖南長沙等戰鬥及第一、二、三次反“圍剿”等一係列戰役戰鬥實踐。在此過程中,郭化若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的戰術思想。

 

1931年3月,時任紅一方麵軍總司令部參謀處長的郭化若在起草第二次反“圍剿”通令時,提出了遊擊戰的十項法則,即“擾敵、堵敵、截敵、襲敵、誘敵、毒敵、捉敵、偵敵、餓敵、盲敵”,這樣就使毛澤東的“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更加具體化。後來,他又進一步指出,對於“十六字訣”要靈活運用,“這個戰術本身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如果進攻之敵並非優勢,並且情況已經明了,我軍已有準備,則無先退後打之必要,自可代之以‘敵進我打’。駐止之敵也是一樣,如果並非優勢,情況已明,我軍又已準備好,再加敵方尚無堅固工事與嚴密警戒,自然也應該打他,而不僅限於擾亂他。”

 

此外,郭化若還參與創建了我軍第一支工兵隊和無線電隊。

 

那是1930年9月,在紅一方麵軍撤圍長沙、回師江西途經安源時,毛澤東要郭化若帶機關的一些同誌深入、礦工中做工作。他發現很多報名參軍的工人會爆破,並可以搞到很多炸藥,他把這一情況向毛澤東、朱德作了匯報,毛澤東、朱德立即決定由郭化若負責組建一個工兵隊。於是我軍第一個工兵隊誕生了,它編在直屬隊,由郭化若負責。隨後,在攻打江西吉安的戰鬥中,這支工兵隊初露鋒芒,在架設雲梯、炸敵碉堡中起了重要作用。

 

年底,龍岡戰鬥結束後,繳獲的無線電台和俘虜送到郭化若所在的參謀處。開始,這些人員都很害怕,連真實姓名都不敢說,郭化若,個個地找他們談話,宣傳黨的政策,希望他們留下來為紅軍服務。經過做工作,王諍等10名人員都願意加入紅軍行列。後來,郭化若以這些人員為骨幹於1931年5月成立一個無線電隊,為其製定了一係列保密措施,建立了紅軍獨特的無線電通訊製度。

 

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開幕的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告成立紅色中華通訊社(1937年更名為新華通訊社)時,郭化若取名的《參考消息》創刊號麵世,其初衷是給黨政軍領導“參考”之用,以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今天,可以告慰郭化若的是,由他命名的《參考消息》已經成為中國報紙銷售量的龍頭老大。

 

從1931年9月起,由於堅決擁護毛澤東的正確軍事路線,郭化若開始遭到王明路線的排擠和打擊,由紅一方麵軍總前委秘書長調任中央軍委二局局長,離開了紅一方麵軍。

 

1932年7月,他更被左傾路線領導人解除一切領導職務,轉到江西瑞金紅軍學校任教員。剛到紅校,他又在大會上被宣布開除黨籍,後來才知道,是被扣上了莫須有的“托派”罪名。但是,當時的紅校校長何長工並沒有對郭化若冷眼相看,而是把他當做教學骨幹。中國工農紅軍大學(簡稱紅大)成立後,郭化若又被任命為紅大的總教官,先後教過防空、參謀業務、炮兵設計等課程,後來又專門負責紅大高級指揮科的教學,還幾次被學員推薦為模範教員。

 

二、毛澤東:“所謂‘不亞’,就是和我差不多甚至超過我!”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前夕,紅軍大學和其他3所紅軍學校合並組成了紅軍幹部團,陳賡任團長,宋任窮任政委,負責保護董必武、徐特立等老同誌隨軍北上。由於陳賡的信任和賞識,郭化若出任幹部團司令部作戰科長。出發時,郭化若腳後跟正患潰瘍,走不多遠就化膿,直到遵義會議後才稍有好轉。但是,身為作戰科長,每當別的同誌宿營休息時,他卻要忙著號房子、寫宿營報告、找向導、調查第二天的行軍路線,工作量大大超過常人。有人說“長征全靠兩條腿”,但由於腳後跟長期潰瘍,郭化若深有感觸地說過“我隻能全靠一顆心”!

 

1935年10月,紅一方麵軍抵達陝北,中國工農紅軍學校同時成立,郭化若擔任訓練處長。在簡陋的條件下,郭化若參與收集、編寫教材,製定教育綱要,改革訓練方法,取得了顯著的教學效果。其後,他又曆任紅軍教導師參謀長、抗日紅軍大學第三科訓練處長、抗日紅軍大學第二校(又名慶陽步兵學校)教育長,主要從事部隊的教育訓練工作。

 

郭化若多次致信毛澤東,匯報自己的工作、身體情況,並表示希望到延安中央黨校學習。1937年6月4日,毛澤東在百忙中複信慰勉郭化若:“你在長期蘇維埃戰爭中,為革命奮鬥到底的忠誠與勞績,我們都是完全承認與一致讚揚的。你的身體情形如此,除同意你下期來延安外,正在替你買藥,不久當可買來寄你。”同年7月,備受鼓舞的郭化若又一次致信毛澤東,提出了《關於部隊軍事教育的一點意見》,指出應重視軍事教材的編寫和軍事教員的選拔。毛澤東閱後回信,表示以後“仍請你對軍事教育作我的顧問(先生)”。很顯然,郭化若這位高參在毛澤東心目中有相當分量。

 

9月至12月初,在毛澤東親自安排下,郭化若進入中共中央黨校第五班學習,同班同學有黃華、陳少敏、羅炳輝、賴傳珠等。郭化若既是學員,又當教員:他和羅炳輝兩人講授“遊擊戰爭”課程。郭化若在中央黨校的學習、教學活動給校友們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家一致認為“毛主席的高參的確不簡單”。近60年後,當年的同學、第五班班長鄧力群仍記憶猶新:“化若同誌是那種令你見過一麵就會記得的人。他身材頎長,清秀英俊,臉上常常帶著笑容,使你覺得可親。同樣的一身軍裝,穿到他身上,就感到適稱、熨帖,顯得格外的利索、灑脫。……化若同誌文化高,長期當參謀,講起來條分縷析,很得要領。他還能夠用自己的語言概括遊擊戰爭的基本規律。……對每個同學來說都像吃了豐富的精神美餐。”

 

年底,郭化若剛剛結束中央黨校的學習,就先後出任中央軍委第一局(軍委一局)局長兼中央軍委編譯處處長等職,負責編輯《抗日戰爭叢書》,重新成為毛澤東的軍事高參。毛澤東專門致信郭化若:“你不擔任任何別的事,專注於戰略問題的研究及編輯部事務,務把軍事理論問題弄出個頭緒來。”接受任務後,郭化若跑遍了延安各大學、圖書館查找資料,最後《抗日戰爭叢書》 (收入有郭化若和毛澤東等合著的《抗日遊擊戰爭的一般問題》)和一係列文章順利出版。

 

這段時間,郭化若還牽頭成立了延安黃埔同學會 (現在大陸黃埔同學會的前身)。同時還專心致誌地研究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並擬出《抗日遊擊戰爭一般戰略問題》的提綱,重點論證兩個問題:一是遊擊戰爭是否有戰略問題;二是抗日遊擊戰爭究竟有哪些戰略問題。論證結果深受毛澤東好評,在《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吸收了郭的部分觀點。

 

1938年7月12日,在毛澤東親自過問下,郭化若恢複了黨籍,背了7年的沉重曆史包袱終於卸下來了,幹革命的勁更足了。軍委一局是中央軍委總參謀部的作戰局,下設作戰、情報、機要、管理4個科。郭化若出任此一要職,可見毛澤東對他的器重。除了準確掌握全國各戰略區的情況、起草各種作戰文電之外,郭化若還按照毛澤東的要求創辦與負責主編《八路軍軍政雜誌》,這是八路軍辦的第一本機關刊物。此外,他還要機要科保存好毛澤東起草的文電稿。

 

1938年夏,國統區重慶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版了陶漢章的《遊擊戰術綱要》一書,書後附錄了4篇短文:林彪的《抗戰經驗》、劉伯承的《我們在敵人後方的戰術的應用》、蕭克的《論平地遊擊戰》和郭化若的《遊擊戰爭戰術上的基本方針》。從這時起,郭化若開始引起國民黨軍事部門的注意。

 

1939年1月至1940年2月,中央軍委在延安抗日軍政次學開辦了第一期參謀訓練隊,共有學員130餘人。為表重視,毛澤東特派郭化若主授“戰略學”課程,並對希望他主授“戰略學”課的訓練班負責人說:“你們放心,郭化若授得不亞於我。所謂‘不亞’,就是和我差不多甚至超過我!”

 

三、毛澤東:“古有《孫子》,今有郭子。”

 

全麵抗戰爆發後,國民黨軍損兵折將,但對中共持久抗戰、遊擊弱敵的建議就是聽不進去。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對國民黨的軍官,搬古兵法,他們懂,聽得進;講馬列,講唯物辯證法,他們聽不進。從1937年底起,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郭化若開始學習、宣傳古兵法,主要目的是向國民黨軍官做宣傳,幫助他們認識運動戰與陣地戰相結合的必要性。郭化若在《八路軍軍政雜誌》上先後發表了《赤壁之戰及其對民族戰爭的啟示》、《齊燕即墨之戰的初步研究》等文章,以古鑒今地指出“團結存、分裂亡”的道理,闡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性。

 

1939年八九月間,毛澤東又專就研究、宣傳《孫子兵法》對郭化若作了具體指示:“要為發揚中華民族的曆史遺產去讀《孫子》,要精慮《孫子》中優美卓越的戰略思想,批判地接受其對戰爭指導的法則,以新的內容去充實。”同年底,郭化若寫出了約4萬多字的《孫子兵法之初步研究》一文,得到毛澤東的充分肯定,並讓他在“抗日戰爭研究會”上作專門講演,後又全文刊登在《八路軍軍政雜誌》上。

 

郭化若此篇軍事論文影響甚大。有一次,周恩來從重慶回到延安,在毛澤東住所對郭化若說,“有些國民黨軍官向我打聽寫《孫子》文章的郭化若何許人也?和郭沫若是不是兄弟?我答:他是我黨毛澤東同誌的軍事高參。他和郭沫若先生沒有親戚關係,但他在我國軍事理論界的地位應該和郭沫若先生在革命文學上的地位相當。”

 

從此以後,郭化若的名字就與《孫子兵法》緊緊聯係在一起,他始終沒有停止對《孫子兵法》的研究,而且不斷有新作問世。解放戰爭初期,他就利用戰鬥間隙,用白話文翻譯《孫子兵法》。1957年7月,《新編今譯孫子兵法》隆重出版,毛澤東知道後欣喜地說:“古有《孫子》,今有郭子。”1984年9月,郭化若又推出了力作《孫子譯注》(中日文版)。1992年4月,當坐落於山東省惠民縣城文化區內的孫子故園第一期工程竣工並對外開放時,“一腔孫子情結”的郭化若欣然為坐落在樂安湖北岸孫子文化廣場中心的孫子塑像(由優質花,崗岩雕塑而成,塑像高8米,重30餘噸)底座正麵題詞:“兵聖孫武”。此外,郭化若還研究過三國時諸葛亮的軍事思想,著有《孔明兵法之一斑》等文。

 

1938年5月下旬,毛澤東在延安馬列學院開始演講《論持久戰》,聽講的總共不到50人,其中就有郭化若。毛澤東共講了五六次,用“軍事辯證法”分析了日本必敗、中國必勝的道理。之後,郭化若開始深入思考如何闡述毛澤東在演講中運用的“軍事辯證法”思想。

 

1940年8月,在延安新哲學會第一屆年會上,郭化若以自己對毛澤東《論持久戰》等軍事著述的深入思考為主線,作了題為《軍事辯證法》的報告。1941年春,《八路軍軍政雜誌》以《軍事辯證法之一斑》為題發表在該刊第三卷第一、三、四期上。毛澤東閱後大喜,指出:“用唯物辯證法來說明軍事問題,大有文章可做。”1949年12月,上海新群出版社以《軍事辯證法》為書名編輯出版。“這部論著是自毛澤東提出‘軍事辯證法’的概念之後,最早的一部軍事辯證法理論專著”,因此,郭化若被譽為“軍隊裏第一個研究毛澤東軍事辯證法的人”。

 

1941年秋,郭化若奉命離開了軍委一局,又回到了軍事教育工作崗位上,從事軍隊院校的教學工作直到抗戰結束,曆任抗大第三分校校長、延安軍事教育委員會委員和軍事學院教育長,為我軍培養了大批軍事幹部。

 

在整個抗戰期間,郭化若以筆為槍,著述頗豐,除上麵提到的之外,還有《日本的速勝論為什麽必將失敗》、《在技術貧乏人力優越條件下的運動戰》、《防禦戰鬥》等大量軍事論著和《教學法》、《炮兵科軍事教育的教授法》等軍事教育論文,以及《抗日的步兵戰術問答》等多部軍事教材。許多研究者都認為,“作為毛澤東的軍事高參,郭化若的著作、文章幾乎都是對毛澤東軍事思想或戰備、或戰役、或戰術層次的闡述”。

 

四、陳毅:“化若,你真是能者多勞啊!”

 

1946年6月6日,在國民黨策劃的大規模內戰已迫在眉睫之際,郭化若帶著妻兒離開了生活、戰鬥近10年的延安。7月初,輾轉幾千裏到達山東解放區首府臨沂,他被任命為魯南軍區副司令員(司令員張光中,政委傅秋濤)兼人民武裝部部長,分管作戰、後勤、民兵等方麵的工作。

 

魯南是山東的前沿,在國民黨****內戰中首當其衝,戰略地位舉足輕重。在迎接郭化若時,原新四軍名將傅秋濤半是玩笑半是認真地說:“八年抗戰,你一直都在毛主席身邊。現在主席把你這位高參派到魯南,可見主席對魯南的關注,這是我們魯南軍民的光榮廣到職後,郭化若根據領導民兵工作的體會,提出在民兵中開展立功運動,這對鼓舞民兵隊伍士氣起了重要作用,被毛澤東稱為“人民自衛戰爭中的一個創舉”。

 

1947年8月,郭化若趕赴華東野戰軍(華野)6縱就任副司令員(司令員王必成)。到6縱後,郭化若協助王必成打的第一仗是沙土集戰役。在兄弟部隊協同作戰下,最終以全殲敵五十七師、生俘該師中將師長段霖茂而告勝。戰役勝利後,王必成不無得意地說:“化若同誌,你是主席的高參,委屈你也給我參謀參謀吧!”於是,郭化若毫不客氣,對團以上幹部指出了部隊當時存在的一些不足:通訊聯絡不暢,未能按原定時間到達預定地點,影響了協同作戰;戰術技術上墨守成規,遇到鹿砦等障礙物時隻會用手清除,既延誤時間又增加了傷亡;戰術上不善於組織火力掩護突擊,進攻隊形過於密集,增加了不必要的傷亡等等。

 

王必成等聽了,都深受震動,郭化若講的這些確實是一語中的。會後,大家私下裏對郭化若都豎起了大拇指,認為這位郭副司令員果然名不虛傳。

 

1948年3月中旬,6縱在粟裕率領下到達黃河北岸,進入相對安定的濮陽地區進行休整。對6縱的整軍運動,郭化若傾注了大量心血,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在華野有兩大問題值得憂慮,一是部隊居功驕傲,二是本位主義比較嚴重。針對這些情況,郭化若在與縱隊其他領導共同研究後,決定在部隊開展普遍深入的教育,向幹部戰士指出目前部隊存在的這些不良傾向的危害性,同時廣泛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運動。

 

8月,王必成、郭化若率領6縱全程參加了豫東戰役,這是我軍決勝中原的一次較大規模戰役,攻克了中原重鎮開封,殲敵1個兵團部、2個整編師師部、4個正規旅(共9萬之眾)。此戰勝利,改變了中原戰場的戰略態勢,敵人在中原戰場已完全失去了對我軍進行戰役性進攻的能力。在整個豫東戰役中,6縱先後經曆了20餘次戰鬥,戰績不小,但教訓很多。郭化若作了題為《從六縱隊豫東戰役作戰看今後戰術改進的幾個問題》的總結報告,詳細總結了大規模平原村落攻堅戰的經驗,在內容上緊緊扣住了毛澤東剛剛發表的《十大軍事原則》,使得這次總結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對毛澤東《十大軍事原則》的闡發和注釋。王必成高興地說:“有郭化若在,我們六縱才能真正必(定)成(功)啊!”

 

8月,郭化若調到華野4縱擔任政委兼黨委書記。司令員陶勇樂不可支:“有主席高參坐鎮,我陶勇真的是既無憂更無畏了!”郭化若到職不久,著名的淮海戰役拉開了序幕。陶勇、郭化若率領4縱圍殲黃伯韜兵團,幹淨利落地配合兄弟部隊取得了淮海戰役第一階段的勝利。

 

11月23日,淮海戰役進入第二階段。戰役中,陶勇、郭化若統一指揮6縱、1縱、12縱組成東路阻擊集團,配合友鄰部隊堅決阻擊徐州南援之敵,隨後又協同各兄弟部隊合圍杜聿明集團,獲得了巨大成果。1949年1月,我軍對杜聿明集團發起總攻,俘虜了杜聿明本人。當這個黃埔一期的學長被押送到他的師弟——黃埔四期的郭化若麵前時,開始還擺出一副驕橫高傲、不肯認輸的姿態。在聽說此人就是毛澤東的軍事高參、寫《孫子》文章的郭化若後,杜才惶愧不安地低下頭來。

 

1949年2月9日,韓化若出任三野9兵團政委兼黨委書記。渡江戰役中,郭化若所領導的偵察工作在了解敵情、正確決策等方麵都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貢獻。20世紀 50年代的電影《渡江偵察記》,就是依據9兵團第27軍先遣大隊渡江偵察事跡創作的。

 

5月,中國最大偽城市上海回到人民手中。解放後的大上海,警備任務非常繁重,由誰來擔此重任呢?陳毅推薦了郭化若,毛澤東欣然應允。9月,郭化若任淞滬警備司令部司令員兼政委。

 

1950年2月21日,中央軍委急電:華東、中南、東北、華北應盡快建立防空監視哨網,各主要城市及重要工業區應設立防空司令部。3月中旬,上海防空司令部成立,由凇滬警備司令部司令員兼政委郭化若,兼任司令員兼政委。在宣布命令時,陳毅深有感觸地說:“化若,你真是能者多勞啊!”

 

1955年2月11日,郭化若被任命為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公安軍司令員)。9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次授銜時,他被授予中將軍銜,並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58年春,全軍正式開展編寫戰史工作,南京軍區的戰史編寫工作由郭化若負責。對這項工作,他樂此不疲,用他的話說就是“從南京幹到北京”:無論是擔任南京軍區領導,還是調任軍事科學院教育長、副院長,他都認為戰史研究是軍事學術研究的基石。為此,盡管有十年動亂的紛擾,他仍把自己後半生的主要精力投入封了編寫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的工作中。1982年初,郭化若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後,仍對軍事科研癡心不改,寫下了一大批軍史文章。

 

進入新時期後,郭化若老驥伏櫪,在擔任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名譽會長之餘,領導編寫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新四軍抗日戰爭戰史》、《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大辭典》等著作,為我國的軍史研究開創了先河。與此同時,他整理出版了《新教育教學法》、《郭化若軍事論文選集》、《郭化若書法集》、《郭化若詩詞墨跡選》、《郭化若回憶錄》等著作。

 

1995年11月26日4時14分,一代紅色儒將、毛澤東的軍事高參郭化若走完了他為革命事業奮鬥一生的光輝曆程,享年9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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