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遇到什麽批評的聲音，我都將坦然麵對，我隻是願意用我的筆寫出對這個生我養我的祖國的這個時代的真實思考，而絕不是為愛國和進步的虛名去博取點卑微的名聲，正如林語堂先生多年前所說“中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她的偉大超越她所有卑微的愛國者”。
付明泉
2010年6月21日
這個改革，實際上是在最高威權之下，在政府“內無內債，外無外債”，擁有廣大清廉的幹部和具有一定威望的威權的政黨領導下有強大國防，強大國庫基礎民間比較清苦的狀態下開始的經濟改革。而這個改革本質是通過原始的私有化來和人們原始的發家致富的欲望為推動力的。
顯然，在威權之下，以及全民勞作，全民貢獻，全民播種，唯精神領域為第一的幾十年的體製下，這種私有化，個人主義，單幹主義，私人主義必然造成了極度的競爭的不平等。毛澤東時代的很多幹部也有特權，但是被嚴格限製在一定的範圍內，而全黨的整風運動和自下而上的全民群眾運動又極大的約束和限製了幹部的特權，盡管這種限製和憲法為第一和框架的約束還不足以媲美，但是依然具有強大約束力。同時，全社會的精神高度的約束也使得很多幹部具有一種堅定的信仰和自我約束力。
隨著私有化改革運動開始，從上層到下層，過去的差距不大的階層因為權力的不同，分配開始出現嚴重的不平等，所謂“多勞多得，少勞少得”變成了“多權多得，少權少得，沒權不得”的社會狀況。毛時代領導幹部的有點特供，有點特產，有點特殊機會的特權開始被全麵放大，到了百倍千倍萬倍，甚至不可比擬。 改革開放以來，整個政府開始高高淩駕於人民之上，“威嚴”的直入雲霄。中國再次出現了腐朽而非清明的封建社會出現的強烈的高等級差別的社會狀態。富人一擲千金，揮金如土很多窮人依然可以接受，但是富人為富不仁，草菅人命，逍遙法外，就讓下層民眾不可接受和異常憤怒了，全社會的不公平分配和不公平司法達到了觸目驚心的程度，而全社會的“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精神麻木休克狀態更是百年來之罕見。正義的呼喊被說成毫無用處，真實的披露和報道被訓斥和打壓成不顧及要穩定大局，而所謂的“韜光養晦”，也掩蓋了真實的國家的尊嚴利益和權利的喪失。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否定了“越窮越革命”的極端口號，但是也同時把社會公義和一個政黨曾經堅持的“世界大同人人平等”“消滅剝削和壓迫”的社會理想掃蕩的一幹二淨。而“一心一意把自己的事情辦好”變成了撕碎了昔日曾苦心建立的對抗敵對西方國家並令之頭疼的法寶--聯合亞非拉國家的法寶的統一戰線。
改革三十二年來，中華大地出現的官僚腐敗政府監管缺乏和道德崩潰，已經讓每個民眾都感覺到危險，從毒奶粉到毒大米，從黑磚窯到黑司法，從興修水利的缺失引發的幹旱決堤到豆腐渣工程引發的塌橋倒樓，可以看出政府改革32年來的巨大失職。古代皇帝依然有三怕“怕神靈，怕祖宗，怕民眾”，現在當政者已經出現了對民眾，對神靈，對祖先的無所畏懼，而這個大無謂，除了導致中飽私囊，徇私枉法，草菅人命，已經沒有其他。
台上大講話，台下開始將財產大轉移，自己當官掩護，妻兒撤退，這樣的裸體做官已經成了中國官場的風景線。 中產階層也已經逐漸感覺到風雨欲來，而喪失對這個國家經濟穩定的信心。中國社會從食品，藥品，醫療，交通，建築，商品，教育，公共安全開始全麵出現危機。由於話語的多變，中國社會開始對反腐，公共安全保證，經濟安全，房價全麵失去信心。富人在拚命想著如何多榨取財富，知識分子想著如何當官買官，提職提幹，投靠權貴，投靠商場，全國在改革抓經濟的口號聲中出現了全民的浮躁和喧嘩，而踏實的人和實幹者則被斥為迂腐和無能。
32年來，每當遇到不公平的事情和毒奶粉毒食品等民眾的苦難，主流媒體總不忘記用毛澤東時代的10年文革來恐嚇和警示，誓言絕不倒退。似乎一反對這些糟粕，我們就會回到餓死人的毛澤東時代。但是，對毒奶粉死去的嬰兒來說，不存在說餓死和毒死，哪個更好；如果對校舍倒塌砸死的少年來說，不存在砸死和沒自由死哪個更好的選擇。 把現在的一切錯誤依然歸咎於毛澤東沒有及時改革開放，就如同一個80歲的人，還把自己沒有學問歸於5歲時沒有上過幼兒園一樣可笑。10年的文革，中國依然完成了兩彈一星，完成了全民工業的基礎建設和全麵發展，依然有全國工人農民的全麵奉獻和百萬幹部的清正廉潔無私奉獻。而32年來改革，我們到底在工農業基礎發展，國防建設，民眾福祉，民眾醫療教育衛生公共安全上到底實現了多少偉大成就？
社會是向前發展的，忘記過去就等於背叛，中國要發展，不要倒退，已經是全體的共識，然而，一句十年浩劫就否定了毛澤東時代的十年國防工農業和社會民眾的建設成就，那麽為什麽今天，就不能理性的反思中國三十二年改革利益集團對中國民眾的強取豪奪和錯誤政策？
鄧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記者法拉奇的談話中說：“我對自己半開就不錯了(5分成就，5分錯誤）”。那麽今天我們依然把鄧小平的一切政策都奉為經典和神聖，這本身就不是一種科學態度。鄧小平和陳雲等作為第二代掌舵者，是受到毛澤東影響而很多點不如毛澤東高瞻遠矚的，他們的很多政策與毛澤東周恩來相比是急功近利的，而且有照顧利益集團的傾向，很多政策和理論與毛澤東周恩來相比是似是而非模模糊糊的，他們受到時代和文化水平的局限也不可能看的更遠，後來接班人和繼承者有權利和有義務改變以前的政策並進行實事求是的公開的曆史評價和修正。當時代進步發展，任何僵化的因循過去政策而不加以修正和改變隻能導致發展的失誤和不斷產生的災難。
中國的工農業和科學的發展必須依靠自力更生，買入和引進絕對不能拿到西方經濟的核心技術，而任何一個大國都不可能和金絲貓攀附主人一樣的依附於其他大國，那是非常危險的政策。而中國的農業和糧食種植，中國的水利建設必須作為頭等任務來抓，中國的發展，不在於樓宇的高大，不在於世博會，不在於奧運的影響，而在於真實的內在科學發展程度，人才的留住，人才的良好的工作環境和機製，廣大工人農民的生活質量和社會分配的平等程度。
中國是一個大國，外交上，僅僅韜光養晦是不行的。中國和西方國家，和很多大國，在戰略上，在資源上，在很多根本利益上是有根本衝突的，很多時候，想不發聲，不出頭，不表態是不行的。中國必須不因為恐懼而談判，也不恐懼談判，必須不去發動戰爭，但是也不能恐懼戰爭，中國在很多關係國家利益的問題上，是不能做出任何退步的，因為有些退步可以有其他路，有些退步就是萬丈深淵。
改革三十二年來，涉及到不公，媒體就用穩定壓倒一切來告誡民眾。無事生非的權力欲者是少數，想太平生活的人是多數，多數民眾是喜歡穩定和和平的，但是有時的形勢讓人無法穩定，穩定不能損害健康，不能損害生命，不能威脅到基本的生存，而一切威脅這些的穩定，是談不上穩定的。 但是當時代無法穩定，當那種不公平已經容不下一個課桌，一個桌椅，一個幼小的生命，這穩定有什麽意義？這就如國家的關係，就如丘吉爾在二戰中說，“我們必須勝利，否則我們就不能生存”，如果這個時候，你讓人穩定，不是毫無意義的麽？
中國社會，不患貧困而患不均，任何社會最後的矛盾爆發都是因為階層之間剝削和貧富差距的巨大以及基本社會公義和正義的缺失。社會就算有貧富差距，但是必須在一定的限度內，並具有基本的社會公義和道德。正如美國前總統肯尼迪所說“如果我們不能改變窮人的命運，我們就不能保護富人”一樣。“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不公義社會是不會維係長久的。
32年來，有太多的路線和政策，必須進行全麵的總結和批判。很多似是而非的摧毀社會道德的理論，必須停止執行和宣揚。而社會基本公義如果不能保證，中國社會就不會穩定，這個穩定也隻能是一廂情願的掩耳盜鈴的迷霧。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和任何國家一樣，中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而這個國家又不因任何卑微的愛國者和卑鄙的賣國者而喪失其偉大性，中國不是任何政黨的私有財產，中國不是任何自持有功勞的元老的拿捏的器具，而生於此，長於此的一代代民眾，才是這個國家萬古不變的精神之魂。
中國改革32年來，已經造成中國新興的嗜血的剝削階級和喪失了靈魂隻有私欲和媚外的腐朽早已類似於南北朝時期用人乳喂豬殺人如麻的腐朽士族特權階層，他們中的很多人的“每個毛孔都滲透著肮髒的東西”，他們依然在用其喪失了任何良心的醜陋靈魂在法律框架之外變相和直接的盤剝著中國普通的善良的勞動者和創造者。這些階層中的特權者就如同魯國的“慶父”，他們不被清算和審判，不納入法律的框架和民眾的監督中，中國民眾就難得福祉，中國就將永無寧日。
我們必須反思32年來(1978-2010)改革的失誤(下篇）--到底是什麽樣的改革？
不論遇到什麽批評的聲音，我都將坦然麵對，我隻是願意用我的筆寫出這個生我養我的祖國的我的真實的思考，而絕不是為愛國和進步而博取點卑微的名聲，正如林語堂先生多年前所說“中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她的偉大超越所有卑微的愛國者”。
付明泉
2010年6月27日
這個改革，從分產到戶開始，從中國農村開始，實現中國三皇五帝秦始皇就開始了的家庭為單位的聯產承包責任製，這個製度，曾經一度被吹噓到九霄之空，似乎大大解放了生產力，似乎在之前無人知曉此種方式，這種方式的核心是私有，主要強調人是有私心的，隻有發展私心，發揚私心，發揮私心，弄大私心，才能使得生產力解放，才能使得經濟徹底發展。我們下麵可以闡述，以後的一切改革都是圍繞這個私字的。
第二階段，就是開始了廠長負責製，這個換湯不換藥，核心還是讓黨委靠邊站，廠長決定一切，於是廠長負責製開始變成了廠長家庭所有製，百萬工人勞動的工廠忽然一瞬間成了一個廠長負責的，當然，廠長缺乏了監督，沒有了黨委，沒有了工人的監督，又有了特權，可想而知，而經濟壓倒一切，膽子大一點，步子大一點的鼓勵語言又自然加強了這些“廠長”能人的私心膨脹，於是變賣國家資產，中飽私囊，貪汙公款也從此時開始了。
第三階段，就是所謂招商引資，租賃土地，合作建廠，引進外資，大建開發區。城市的改革開始回歸清軍入關時候八旗貴族的兼並土地。農民開始流離失所，這還是在鼓勵城市新興資本家的私欲，有了私欲，就一切都可以推動了，因為人的私心，賺錢的私心，為兒子孫子發家的私心不僅僅能“促進生產力，更能促進他們想出各種發展小集團經濟和私人經濟的良方，而最可怕的是，缺乏監管和社會的多重體製，多種標準，嚴重的政治改革的滯後甚至停止，使得這些新興資本家和地方官員可以為所欲為。
第四階段，隨著國門的全麵打開以及股票的運作，中國的資本家和權貴全麵形成。而他們的私欲的胃口也越來越大，而這種胃口不僅僅沒有被遏製和有效規範，反而被繼續鼓勵和扶持，誰影響了他們的橫征暴斂和私欲，那麽誰就是妨礙建設社會主義，誰就是破壞經濟，誰就是想開曆史的倒車，誰就是想回答文革，誰就是破壞中國的經濟建設，甚至，誰就是人民的公敵，在這樣思維的指導下，中國社會就開始陷入全麵的發財夢中，當然，權貴和新興資本家開始夢想成真，而中層維持著溫飽，看著火箭一樣的房價和藥價做起迷夢，下層勞動階層則完全是真實的噩夢。
90年代全國出現了萬眾對政治無聲的時代，中國社會開始出現“講發財光榮，講利益偉大，講做官威武，講情色正常，講政治恐怖，講正氣無聊”的局麵，北朝鮮成了我們對照的國度，毛澤東時代則成了最恐怖時代的代名詞，社會要發展，改革要繼續，中華民族要複興，這些話讓愈發貧寒的勞動階層頭暈暈而不知所措，他們是不斷被吆喝著拆遷搬家，被征用土地，被要求下崗，而核心都是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改革的核心就是一個“私有化”，而且私有化沒有監管，沒有法律，沒有規範，“黑貓白貓抓到耗子就是好貓”。正因為如此，豆腐渣沒關係，因為高樓已經完工，大橋已經建成，明日倒塌，也算是抓到耗子了。石頭是越摸越滑，百姓是摸不到了，權貴也不需要摸，摸著躺在河水裏的百姓的脊梁就可以過河了。一個以私有為核心，沒有任何進步意義的開放生產力的經濟改革，最後必然出現“摸著石頭”完全沒了方向的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