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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老本還能吃幾年?

(2010-04-02 15:03:23) 下一個

 

/來自中華網社區 club.china.com/

 

 

3月26日,中國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納米比亞開國總統努喬馬和納米比亞全國委員會主席卡佩雷在溫得和克共同出席中納建交20周年招待會。這是賈慶林(中)、努喬馬(前右)和卡佩雷(後中)步入會場。

 

    在國家外事活動中,納米比亞開國總統努喬馬戴著一頂上個世紀50、60年代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帽,與四周西裝革履顯得很不協調,甚至可以說格格不入。努喬馬總統為何要如此一身裝扮?直到看到一個網友搜集到的努喬馬總統簡曆,我才明白他這樣做:是為了顯示他沒有忘記紅色中國對他和納米比亞的支持。

 

    “努喬馬幼年家貧,斷續上過11年的小學,間以放牛補貼家用。但當他看到納米比亞人民在殖民主義和種族隔離壓迫下 “每個工人就像奴隸一樣被對待,脖子上掛著雇主的名字,沒有自由,沒有權利,被殘酷壓榨”時,就埋下了為獨立自由而鬥爭的種子。最初,努喬馬采取的鬥爭形式就是利用在鐵路工作的方便,“把搭乘的工人的契約撕毀,再把他們秘密送到學校,這樣他們就不會被白人抓去了”。

 

    1960年,努喬馬參與組建西南非洲人民組織人組黨並當選該黨主席,領導納米比亞人民進行反對南非殖民統治的武裝鬥爭,成為一名職業革命者。期間,他把三個兒子都送到了爭取國家獨立的戰場。1990年3月21日,納米比亞正式脫離南非,成為獨立國家。

 

    努喬馬說,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亞洲取得的爭取民族獨立鬥爭的勝利,對我們是莫大的鼓舞,我有幸在獨立戰爭中多次與這些卓越的中國領導人會麵。中國向我們提供了巨大的援助,中國訓練我們的戰士並提供武器和各種物資,讓我們在跟南非種族隔離殖民政府的鬥爭中最終奪取了勝利。

 

    “我第一次接觸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是在1961年。那時我認識了毛澤東、周恩來,我還和中國駐埃及和坦桑尼亞大使頻繁見麵,我們成為了朋友。我在中國上過兩周的課,學習了毛澤東思想。我們的友誼從那時候就已經開始了。”他所說的“在中國上過兩周的課”,是指曾在南京高級步兵學校(即今南京陸軍指揮學院)學習毛澤東軍事思想,時間大約在1969年。

 

    也許,他那頂軍帽就是在南京高級步兵學校學習期間得到的。有人說那頂軍帽是周恩來總理送給他的,但沒有找到確切出處。”

 

    時間已經過去40多年了,努喬馬已經從當年的窮黑小夥變成了一個國家的開國總統,但他仍沒有忘記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給予他的支持,在重大外事場合下,頭戴一頂已經與環境格格不入的軍帽。即便是我----作為一個中國人,都感到那頂軍帽是多麽不和諧,是多麽不與時俱進,好象是一件出土文物,但是努喬馬戴在頭上,他的表情顯得相當自然,這倒反襯出旁人的尷尬,大家的視線似乎也沒有交集。

 

    這張照片在每天多如牛毛的新聞圖片中,也許不為人所注意,但我認為,這恰恰是雲淡水暖最近文章《流水無言:“吃毛主席的老本”》的又一個佐證:雖然中國常常被美國戲弄(尤其是北京奧運會火炬傳遞遭到了幾乎所有西方國家的輿論圍剿),但中國還有幾個毛主席時代留下的真心朋友,關鍵時刻吃吃這些老本,也能在國際上挽回些麵子,比如,08年奧運火炬在朝鮮傳遞的場麵,總算讓國人鬆了口氣,能感到些許安慰。

 

    毛主席幫助的是窮人、窮國家,做的是雪中送炭的事情,人家自然以真情回報。反觀今日中國,用血汗錢購買世界上最富裕、最強大國家的債券,除了錦上添花的多餘,還讓世人(包括外國的一些觀察家)感到有些不可思議與荒謬。

 

    隻要有“老本”在,中國就不用擔心關鍵時刻,在世界上陷入徹底孤立無援的境地。但努喬馬出生於1929年,現在已經81歲了,已經垂垂老矣,名副其實的“老”本了。倘若努喬馬過世後,他的繼任者放棄甚至背叛努喬馬的親中感情,那麽這個老本也吃不了幾年了。

 

    毛主席留下的老本,還能讓我們吃幾年啊?但願我們不要生於安樂,死於憂患!

 

    最後,改用雲淡水暖文章的結語作為此文的結語:一邊喝著“百花”、“紅楓”流出的乳汁,一邊向前30年潑“貧窮僵化”、“閉關鎖國”的汙水,這樣的話,咱說不出口!

 

    附文:

 

    流水無言:“吃毛主席的老本”

 

    雲淡水暖

 

    “吃毛主席的老本”——這句話來自於《羊城晚報》的西南抗旱報道。

 

    2010年春季,罕見的大旱襲擊中國的西南地區,不知道為什麽,仿佛又聽到一句文縐縐的吟哦“多難興邦”,應了那句俗話:“說福不靈說禍靈。”

 

    大災當前,媒體當然有披露災情,直擊旱象,喚起關注的責任,開專欄,寫專題,在諸多報道中,一個關鍵詞在反複出現——水利。

 

    照理,西南地區比起中國北方地區來,降水是相對豐沛得多的,雲南、貴州的年平均降水量都在1100~1300毫米之間,作為參照,北京的年平均降水量隻有500~600毫米。但氣候的特征決定了地球上所有地方的降水在時間上絕非平均分布的,水利設施在這些地區尤為重要,在大旱的季節作用尤為突出。

 

    然而,諸多媒體在報道旱災的時候,伴隨關鍵詞“水利”出現的,還有幾個派生關鍵詞——“老化”、“隱憂”、“建設滯後”等等。所謂“老化”就說明曾經“降生”、曾經“年輕”過,而在諸多報道中,那個“降生”、“年輕”的標誌性年代是: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

 

    《東方早報》發表旅美華人徐開彬的文章“從大旱災反思農業水利建設的欠賬”,文中表述: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我國先後建成了8萬多座大、中、小型水庫,…不僅洪水泛濫的曆史基本結束,而且變水害為水利,基本消滅了大麵積的幹旱現象,扭轉了幾千年來農業靠天吃飯的曆史。

 

    中國之聲《新聞和報紙摘要》報道:雲南省普洱市龍潭鄉黃草壩村…在當地一座小型水庫,“你看這個壩體已經塌陷了。他們已經做過處理,用木樁固定住,但還是往下陷。58年修的這座土壩。像這樣的水庫是從來不敢蓄滿水的。”…在整個普洱市,213座小二型水庫,有177座是病險水庫,比例超過八成。往年雖然水庫不能蓄滿,也能基本保證度過旱季,但今年情況特殊,幹旱持續的時間長,水利設施建設嚴重滯後的問題就明顯暴露出來。

 

    新華網報道:遵義市是貴州省水利化程度較高的地區,…水利設施缺乏、老化和損壞嚴重的矛盾不斷積累,造成嚴重工程性缺水難題。…遵義市水利局副局長李書江說,數萬座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修建的小山塘、小水庫年久失修,在幹旱麵前無法發揮作用。…中國的農田水利工程多數修建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設施老化、功能衰退。

 

    《羊城晚報》報道說:廣大農村的水利工程多修建於20世紀70年代前,“吃毛主席的老本”;…

 

    好一句:“吃毛主席的老本”,把一部當代中國農田水利的興衰史概括無餘。草民聽水利部防洪抗旱減災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徐海亮先生說過,毛澤東時代的水利建設的規模與成就,是“中國幾千年水利史上最輝煌的時期”。

 

    雖然曆經滄桑之變,雖然被冷落備至,但是,不得不承認,正是這些已經50歲、40歲“高齡”的,已經被列為“病險”之軀的水利建設成就,繼續勉強地、艱難地支持了30多年來中國農業、農村乃至於城市的用水需求。比如上述雲南普洱市的213座小二型水庫,雖然已經病到“不敢蓄滿水”的地步,但還是年複一年地支持著當地民眾的生產生活用水。30年來,人們常常會聽到“我國連續N年大豐收”、“夏糧大豐收”、“秋糧大豐收”的喜訊,但是,從今天關於旱區水利現狀的報道,人們窺見了在這些“大豐收”背後的那個“水”字和那個“水”字所代表的時代內涵。

 

    所謂“吃老本”,就是指沒有新的作為,沒有新的投入,卻隻有不斷地索取的狀態,而這個狀態的萌生,在新中國的水利史上是有一個節點的,就是“中國幾千年水利史上最輝煌的時期”的終結和“吃老本”的開始。用媒體的說法:自上世紀80年代初期以來,水利建設被忽視,一部分建好的水庫和灌溉係統由於缺乏管理與資金投入而荒廢;再加上市場化改革後,水利設施承包者短期逐利行為嚴重,…導致1990年代以來有效灌溉麵積不斷減少、成災率不斷上升、抗旱和抗洪能力不斷下降,全國大麵積的耕地重新回到靠天吃飯的曆史(《東方早報》)

 

    農村如此,農田水利如此,城市供水又何嚐不是如此。

 

    以重災區貴州省的省會貴陽為例,至今市區的供水尚未見到嚴重受影響的報道,有一篇報道說,嚴重幹旱的貴州畢節市市民“因幹旱缺水到貴陽洗澡”(東方衛視報道)。那麽,至今支撐著貴陽市區生產生活用水的水源是什麽呢?,用當地人的話說是“兩湖一庫”,也即是兩座人工湖,一座水庫,百花湖、紅楓湖、阿哈水庫,至少在目前,“兩湖一庫”是貴陽的水資源之本。

 

    查資料得:

 

    紅楓湖:1958年修建貓跳河梯級電站第一級紅楓電站形成的人工湖,水域麵積57.2平方公裏,是貴州高原第一大人工湖。1988年,紅楓湖被國務院批準為國家級風景區。(經濟觀察報)1958年12月15日,一級紅楓水電站開工建設,1960年2月,朱德總司令到工地視察,1960年5月29日,紅楓電站竣工,此後,紅楓湖逐漸演變成貴陽的主水源地之一。

 

    百花湖:1960年修建貓跳河梯級電站第二級百花電站形成的人工湖,1966年6月30日,百花電站竣工發電(在此時間段,1961年修建的第三級修文電站先竣工發電),湖麵積13.5平方公裏,蓄水1.3億立方米。此後成為貴陽的主水源地之一。

 

    阿哈水庫:1958年4月設計,同年8月動工修建,1960年6月第一期工程竣工。是以城市供水和防洪為主的中型水庫是貴陽市城市供水的主要水源地之一。

 

    記住幾個時間點:1958年、1960年、1966年,可以與之相連的有幾個關鍵詞:大躍進、三年困難時期、文革。由此又派生出來有些人說了30年的熱詞:全局性錯誤、三千萬、浩劫。

 

    流水無言,人卻有情。

 

    也許,毛澤東時代的億萬勞動人民,就是必須擔負起為27年後的農業大豐收,為27年後的城市大發展提供須臾不可或缺的生命之源——水的曆史使命。或許也正是為這一曆史使命,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所謂“唯有犧牲多壯誌,敢叫日月換新天”,創造了在一個沒有完整的工業體係的一窮二白的國家,建設起千千萬萬個大小水利工程的人間壯舉。別的不說,光貴州遵義市一地,就有數萬座山塘水庫,雖然它們老了,雖然它們病了,雖然它們幹涸了,但它們是無可變更的曆史見證。

 

    有媒體說在旱災麵前“痛定思痛”,但草民以為,首先要“飲水思源”,至今仍然在大旱中支撐著一座數百萬人口的大城市的“百花”和“紅楓”,以它們美麗的名字和竭力的奉獻,為一個偉大的時代訴說著什麽?

 

    流水無言,人卻有情。

 

    一邊喝著“百花”、“紅楓”們流出的乳汁,一邊把中國的近現代曆史,分為100年前的黑暗和30年前的“貧窮僵化”,這樣的話,咱說不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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