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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西方學者一席談——西方人眼中的毛澤東和中國

(2010-02-21 16:15:57) 下一個
作者:寒梅冬雪

轉自中華論壇
 
  拜訪學者一席談:“我反對把毛放在黑暗的燈光下”。
  慕名拜訪W博士。介紹我去的朋友說,博士對中國頗有研究,對毛的看法也比較客觀。 
  從反毛的書開始聊,這是拜訪博士的初衷。向博士提及,印象很深,博士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過張戎的書,說:“張把毛放在極端負麵的位置去描述,這導致她所進行的一切努力被質疑。”
  博士再一次肯定他堅持這樣的觀點。“我反對把毛放在黑暗的燈光下,那會帶有太多個人的偏見、猜測和想象。”
  問博士如何看待張所展示的那些資料?有些看起來是對當事人的采訪,甚至披露了一些前蘇聯的機密。
  “即使是真實的事件,並不意味著能揭示事件的真實。我可以不懷疑真實性,但我首先質疑的是‘解釋’。任何資料和信息的意義在於‘如何被解釋’?引起學者批評的,是張錯誤的對待她的那些資料,在張的解讀中,毛做的每一件事的動機都是最壞的,毛極權獨裁專製。那樣的解讀隻有一個角度,這個角度隻引向一個結論 ——因為毛的錯誤導致了一係列災難,毛因此必須為和平時期中國的一切災難負責,為幾千萬人的死亡負責。這太誇張。張的這一努力起到了相反的作用,結果走向了她要努力的反麵,”博士停了一下又補充說,“隨著時間,尤其學術界,冷靜下來,質疑越來越多。”
  “包括張,我認為所有那些負麵描寫毛的作者們,都在創作小說。”我說。
  博士點頭讚同“的確更像小說”。
  “那些書在操縱讀者情緒。張與其他作者不同的是,她選擇了一個比較容易被西方人接受的角度,其他作者主要針對的還是中國人自己,在全社會還沒達到廣泛科學思維階段的時候,就像迷信“秘方”一樣,宮廷秘聞式的“揭露”就有了很大的市場。遺憾的是,那些書和文章仍然發生了影響。”
  “影響總是隨著時間在改變。這是一個階段。”博士說。
  “比如張,”
  博士插話:她對材料搜集的努力應給被肯定。
  “但這也是誤導的開始。張所選擇采訪的對象,我不認為有普遍性。”
  博士點頭。“或者特殊的角度。從張的書也可以看出來,她似乎隻截取對她結論有幫助的資料,這存在兩個問題,1.她預先有了結論;2.她對當事人的選取,是不是也帶有傾向性?這是學者不滿意、有疑問的地方。如果她所進行的一切努力都是在為她的結論服務,這讓她的資料和努力失去了價值和意義。”
  “被誤導的一個結果,當把目光隻集中在一個特殊群體的時候,中國社會結構變遷,最普通勞動者的命運被忽略了,在關於中國關於毛的研究中,偏見和片麵的角度必然帶來歪曲。或許這可以解釋一個現象,為什麽中國越開放,美國反而越來越不了解中國人?”
  博士點頭:“從資料的角度說,關於中國的資料始終不夠豐富。”
  “但更重要的是,所有關於中國的資料,存在偏見和片麵。”
  “當然。資料的合理和代表性需要首先被確定和明確描述。”博士說。
  “隻是我的觀察,中國學術界,‘群體采樣’的概念還沒被廣泛采用或者普及。我希望我的觀察是錯誤的。”
  顯然,博士純粹學術立場。但那些站在“審判毛澤東”立場的作者們,會在乎資料或者解釋是否科學合理嗎?恐怕他們最在乎的是能不能顛覆毛的形象,能不能讓毛遭到更多人的厭惡和唾棄,能不能讓中國人徹底忘記、拋棄毛。”
  “我認為在張那樣的作者那裏,學術和宣傳發生了混淆。他們不是學術的立場,是市場的概念,他們在做宣傳,寫的是小說,或者政治宣傳材料,試圖改變人們心中毛的形象,但並不拒絕被當作學術參考。”我說。
  “這也是學者不滿意的地方。”
  “我從那些作者身上看到另外一個問題,當一個人或者一個群體如此在乎自我的時候,他的苦難是什麽呢?”
  “自己。”
  “或者讓他們成為這樣的父母文化。”
  “原因之一”博士說。
  “6個月大的嬰兒哭泣有兩種:身體不適,或者內心精神世界的構造被大人忽視踐踏了。6歲的孩子哭泣也有兩種:身體不適,或者欲望沒有得到滿足。大部分對毛的控訴,讓我更多看到的是欲望沒有被滿足。誰把欲望置於他們內心?”
  博士笑,“我想,我知道了你的觀點。”
  “那些書另外一個問題,包括大部分對毛負麵的評論,我認為都表現了在用儒家思想審判毛。”
  “我在翻閱中國曆史資料的時候也注意到了,似乎有一個‘正統’的標準始終在那裏。凡是不符合標準的曆史人物,都遭到了指責和否定,如果是皇帝,幾乎都是差不多的罪名。關於他們的資料,明顯經過了大量刪減過濾,包括《資治通鑒》那樣的書。”博士說。
  我繼續:“當我看到毛的那些罪行的時候,很驚訝在哪裏讀到過?是的,那些古代白話文小說。中國曆史上類似的罪惡和悲慘,在荒淫無道的皇帝統治下幾乎都同樣發生過,用詞和角度,幾乎一模一樣。假如曆史在重複,說明兩點:1.毛和曆史上任何一個昏君沒有區別,2.既然能重複發生可能就不全是毛的錯,但毛之外的其他領導們似乎都比毛更正確,這種邏輯讓我覺著很荒唐,一個昏君帶出一群賢良,一群賢良能輔佐出昏君?”
  博士笑:“所以毛必須獨裁專製。”
  “博士是否認同?”我問。
  “沒有誰可以說,他已經全麵看清楚了毛。就目前所有能看到的資料和證據來說,不能給毛下這樣的結論。”博士嚴肅的回答。
  “但是當穿戴上西方民主的T恤和帽子的時候,對毛的指責似乎有道理了。”
  博士大笑:“你在讓他們墜向地獄。”
  “別擔心,他們並不信上帝。”
  笑。
  需要指責一下美國。
  “不能否認美國或者西方為反毛反中國的人提供了舞台和市場。”
  “但首先要摧毀毛的不是美國或者西方,而是中國人自己。從針對毛的結論開始,顯然政治的需要多於學術和其他。””博士強調。
  不得不承認,博士也許是對的。
  一直感歎。美國諳熟大眾宣傳和學術的區別:宣傳是操縱大眾的,嚴謹的學術和國家戰略、利益相關。美國可以提供給任何國家政治異見者舞台,這是操縱國際政治的需要,但他們相信那些異見者的宣傳嗎?未必。所有那些海外出書寫書顛覆、攻擊、抹黑毛澤東的,能達到的,還是混亂中國人的思想,渙散中國人的信念。誰看到過美國的政治異見者站在外國提供的舞台上反對美國或者美國政治?不是因為美國多自由,而是很少有國家把顛覆別國做為自己戰略的一部分。
  “毫無疑問,毛的錯誤被誇大了。”博士說。
  “我更傾向於說,是一種抹黑行為。”我說。
  我堅持一個觀點:當用某種角度抹黑毛澤東的時候,西方也學會了用相同角度看中國。過去這些年,不斷的在證實。其實抹黑毛,就是在抹黑我們自己。
  記得有次,看到某領導人站在國際演講台上,為了宣傳現在的偉大成果,對比講起了毛澤東時代的“閉關鎖國”。感覺就像一隻羊在向狼敘述自己成長過程中,從狼的角度看羊自己的父母存在的問題,當時不知道是應該感歎“幼稚”?“愚蠢”?還是“善良”?
  “從美國允許學者存在不同看法來看,這更像在讓中國人相信毛是惡魔的同時,美國自己可能並不相信這一切。”
  博士笑:“太尖銳。我沒有評論。”
  “博士如何看待死於饑荒的數字?”我問。想必博士對3千萬的數字不陌生。
  “如果首先認為那是毛的錯誤,這樣的立場是錯誤的。圍繞死亡數字發生了什麽?學術需要找出各種關係。一些文章說,因為毛才進行了大躍進,因為大躍進才導致幾千萬人死亡,這隻是一種假設,一種可能性。那麽也完全可以存在另外的假設,另外的可能性。最接近真相的,可能是各種假設和可能性的結合。簡單認為一切都是毛或者大躍進的錯誤,可能正在背離真相。”
  “我認為一個對今天都有影響的問題被忽略了:毛是不是能得到足夠的、真實的信息?一些人努力把毛寫成精神變態,專製,迷戀權力的瘋子,似乎這樣就可以忽略其他問題,一切都變成毛個人的問題。”
  “那樣的手法更多暴露的是作者個人的猜測和偏見。”博士說,
  博士如何看對毛迷戀權力的指責?
  “所有政治家都追求權力。期待政治家們做事情,必須對他們的權力欲望給予滿足,政治當然存在討價還價。”博士說。
  “精辟。但我不認為毛是這樣的情況,他和西方政治人物有本質區別,中國共產黨也不同於西方政黨。”我辯解道。
  博士繼續:“毛當然不是,他不是通過政治家花言巧語的演說來獲取選票而後權力。毛對世界政治的巨大貢獻之一,他給所有政治家做出了榜樣。毛是個信仰者,更是個偉大的實踐者,他在實踐的過程中展現出了巨大的力量和魅力,這讓他成為領導者也成為被人民推動者。他一生的奮鬥帶給人們啟示;怎麽判斷信任一個國家的領導者?那就是領導者必須讓人民看到他的信仰,更重要的是,必須讓人民看到他能付諸實踐。”
  博士大概不知道,當西方政要從毛身上學習怎麽做令人民信任的領導人的時候,中國的精英們正在希望中國能出美國那樣的總統。
  一個問題。從大眾傳媒可以看到,美國經常‘信手拈來’取笑挖苦前蘇聯或斯大林獨裁專製,但對毛,卻表現了更多的“小心翼翼”?
  包括博士,顯然對毛比對斯大林有更多的好感。
  “冷戰是原因之一”,博士解釋道。
  博士繼續:“毛,對美國和西方世界一代人的影響是巨大的,這種影響顯示出正麵。我個人認為,毛更哲學,更多個人魅力。我喜歡中國,了不起的國家和民族。”
  “謝謝。”由衷感謝每一個喜歡中國的外國人。
  跟博士說,我從一個角度,看到了毛和斯大林的不同:“被壓迫者如果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取得政權本身不是革命者的勝利。真正的勝利,是革命的群眾一旦發現革命的領導者們背叛了革命初衷,必須知道如何把他們們趕下台。必須先有這樣的權力和相應手段,然後才是其它。”
  “讀過喬治奧威爾的書?”博士問。
  回答:“他是我喜歡的作家之一,盡管他反對嘲弄共產主義,質疑暴力革命,但也給我掀開另外一個角度,對我看今天中國的問題很有幫助。”
  博士:“我並不認為他在反對和嘲弄。他揭示的問題資本主義世界也同樣存在。他最大的啟示是:在前蘇聯那樣的革命和模式下,如何監督製約斯大林和那些無產階級的領袖們或者官員們?”
  “博士是否認為毛和他的同誌們也存在這樣的問題?”我問。
  “我當然認為毛和他的同誌們會存在這樣的問題。但我認為中國和前蘇聯不同。”
  “因為毛?”
  “這正是我要說的。”博士回答,“顯然毛進行了探索和努力。”
  知道博士指什麽。
  說起《動物農莊》這本書。
  拋開作者個人的偏見,這本書從“反動”的角度,揭示了一些深刻的東西:
  暴力革命的過程中,革命的領導者們很容易因為被信任而擁有了權力。這也是革命成功後,新的專製和腐敗可能產生的最深刻的根源。《動物農莊》中,領導者們走向專製腐敗的標誌,就是從開始享受被趕跑的、農場主的生活開始,這導致他們必須修正革命最初的目標和戒律才能為他們的行為帶來合理解釋。不斷的修改修正,最後改成當初革命的敵人已經不再是敵人。《動物農莊》最後一幕就是:革命的領導者們,和最初革命的敵人---農場主們,為了共同利益把酒言歡。動物們隻能默默的在窗外注視這一切,有的在困惑,更多的是麻木。
  “毛具有偉大的洞察力。”博士讚歎。
  “我一直想知道,毛是不是看過《動物農莊》這本書?”我說。
  這本書寫於1942年,出版後立即風靡了整個西方世界。毛發動文化革命是1966年。這中間中國發生了很多事情。90年代蘇聯垮掉,似乎證實了《動物農莊》的描述,幾乎是翻版。
  “我認為毛40年前做的,其實也是在為中國的今天和將來做探索。”我說。
  “中國對於世界的影響越來越廣泛的時候,它的走向也更令人矚目,這是讓西方世界不安的。”博士說。
  “中國確實在十字路口。隻有一個方向對中國來說是正確的選擇。”我說。
  博士示意我繼續。
  “中國民眾中有一個不難凝結的共識:現在的政權是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建立的,革命本身是十分正義的,對革命的前輩們有廣泛的尊敬,無論現在麵對什麽樣的問題。這種堅定的相信正是解決中國現在腐敗和探索民主出路的基礎---當更多的人認識到,造成今天問題最根本的原因,是對革命初衷的背叛和修正的時候,革命的初衷,會再一次成為衡量領導階級或政黨的標準。這是我看到毛在文化革命中的一個實踐---強調一代一代必須牢牢記住革命的初衷和戒律,背叛了這些,就必然走向專製和腐敗。當然,產生這樣廣泛的認識需要時間。受美國影響,現在中國對民主的認識還處在混亂的階段,如果去做調查,恐怕大多數人會認為,民主是用選票把不滿意的領導或者政黨選下台,腐敗產生是製度本身缺乏監督,這當然是問題,但這是在用美國民主的尺子,量中國的問題。”
  想起一個問題問博士:“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區別在哪裏?”
  “我現在不能馬上回答你這個問題。”博士回答。
  “隻是我的簡單理解:是多數和少數的差別,精英和群眾的差別,更大利益尋求者和被壓迫者造反的差別。”
  “可能”,博士說。
  “一部分人認為中國需要再進行一次資產階級革命,才有可能實現美國這樣的民主製度。但我懷疑。中國沒有這種土壤,最後導致的可能就是又一次的暴力革命。中國曆史上,隻要有革命,就一定是暴力的,這是曆史,那麽走向專製的輪回,就會一直伴隨中國。台灣迷惑了很多人。我相信如果美國把手從台灣拿開,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台灣像美國領養的孩子,美國時刻在嗬護攙扶。”
  大規模群眾革命後,或者無產階級暴力革命後,民主的權力和監督怎麽實現?指出這個問題最多的在西方,但真正做出了探索和實踐的,不是林肯,不是華盛頓,也不是列寧斯大林,而是毛澤東。毛在政治經濟文化都不成熟的情況下,用自己的威望,發動了那場運動。
  問博士是否認同我的一個觀點:“西方學者對文化革命的評價,之所以比中國自己表現的更冷靜慎重,就是因為西方從‘暴力革命產生必然問題’的角度看,因此才更多的看到了毛進行的探索和努力。”
  博士基本認同。並補充說:“文化革命存在多方麵多層次的複雜性,毛的努力,可能要花更長時間才能逐漸看清楚。”
  也許正是因為曆史和文化的局限,40年前,中國大部人並沒有意識到問題,甚至包括現在。思想認識和文化的局限導致40年前的實踐出現了偏激,決定了40年前隻能走那麽遠。
  “從這個角度說,毛的努力,是在為無產階級革命做探索,為大多數人參與的暴力革命取得政權後、如何建立民主監督製度做探索。這可能會是對世界範圍內的偉大貢獻。”我說。
  “假如能從這個角度證實,可能會是這樣。”博士回答。
  “當越來越多中國人,從對當初革命正義性的堅定相信,認識到實現自己民主權力的出路必須回到並堅守革命的初衷的時候,也就廣泛的認識到了今天問題的根源。我不知道接下來會是什麽。但任何時候認識到問題都不是痛苦,而是解決的開始。我相信如果認識到這一切的時候,不可阻止的,人們會看向毛澤東。他探索過實踐過,不管是正麵的還是負麵的結果,都是後人的財富,人們必然一次一次走近他,每一次都會帶著比‘上一次’更清醒的認識,更全麵的理解,更理性的思考,更科學的實踐,直到探索實踐出係統、秩序的程序,讓中國走出曆史的輪回。”我說。
  “多少中國人是這樣的角度?”博士問。
  “不知道。博士聽到最多的應該是抱怨中國沒有美國這樣的民主製度?”
  博士點頭。
  博士提到一位著名牧師學者,70年代直到臨終對中國充滿期待。他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說:社會的進步一定是人民的權力得到體現和解放,毛展示了真正徹底的民主追求,這是西方社會做不到的。
  看毛後期努力,佩服他巨大的勇氣。他知道可能斷送一生的功績,可能要很久才能被人理解,但他仍然做了。對他最無情的指責,大概就是他這樣做是為了個人權力欲望。
  “隻看錯誤的時候,100%的空間就都給了錯誤。”博士說。
  “如果讓當時的貴族來記錄法國大革命,可能除了血腥和屠殺,沒有其他別的內容了。”我感歎。
  “很多時候,曆史是‘今天看起來’的曆史,但不能僅僅一種角度,必須盡量全麵。毛,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他都是巨人,他的影響深刻而廣泛。一個不能忽視的事實,看20世紀的世界政治,看中國,沒有誰可以回避毛,也許未來還會這樣。”博士說。旋即笑了:“世界範圍內,恐怕毛是唯一知道怎麽向強權傲慢說話並教訓他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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